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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实用性特点(儒家政治部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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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们在对比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时,总是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哲学的问题。很多人喜欢套用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形而上学等范畴来研究中国哲学,甚至学界一度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跳平行的线,它们各自按照各自的脉络发展着。东西方的社会状况不一样,因而它们研究的问题、思考的方法也不一样。西方哲学研究事物的存在、概念、本源并探究复杂的逻辑思维,推动着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但是,尽管西方哲学的思辨能力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但至少在古代西哲的整个体系是构筑在现实之上的学问,严重脱离实际。如果把西方哲学体系比作是一个建筑,那么这座建筑虽然精妙舒适却缺少地基,是一座空中楼阁。但是,中国哲学则不同。中国哲学是牢牢扎根社会现实并随时准备被应用于社会实践中的。其展现出很强的功利性,也可以说是很强的实践性。当然其缺点就在于这座哲学建筑比较矮。譬如《易经》最早是记录占卜师求神问卦的方法,其创作主题很明确,就是运用于功利的实践。随着一代代占卜家和哲学家们在实践中的润色、修改,《易经》才最终成型。其次,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哲学的问题似乎仅仅是一小部分天才的任务。哲学家们日夜苦思、互相辩论来构建哲学大厦。但是,尽管中国也有如孔子、孟子之类的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却不仅仅是几个哲学家创造的产物,而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发展的学问。打个非哲学的比方,中国的名著《水浒传》就是经过一代代说书人创造改进具体的散乱地故事,到了明朝由施耐庵再把这些故事串起来整编而得。就是说,每一个说书人都是《水浒传》的作者,甚至很多听书人也参与了故事的创造。或许正因为中国哲学的上述两个特点,中国人才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义、唯物主义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是在哪些方面体现功利性或者实用性的呢?我先分析中国哲学中最经典最有代表性也可以说最反动的《论语》。论语在谈到政治时有如下论述: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学而篇》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篇》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篇》


前两条好理解,最后一条不好理解。事实上不理解最后一条,前两条也不能理解。怎么孔子说“对长辈孝顺,对兄弟友爱”就是在参与政治呢?那就必须要从政治的范畴去理解。很多人理解政治,就仅仅以为是中央的事情在古代则是皇帝、君主的事情。那我们追问:中央的政治是政治、省里呢?市里呢?县里呢?乡里呢?政治到底可以沉到哪一层呢?在当代,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生产单位。生产单位是最基本的经济、社会组织,再往下就没有了。那么在古代,在孔子生活的宗法制社会政治最多能沉到哪里呢?那就是家庭。在春秋末年奴隶制商品经济解体、封建的小农的家庭式经济正要逐渐从宗法社会中破土而出的阶段,正是家庭不仅仅是人的血缘纽带、而且还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孔子的聪明正在此处,他注意到只有从家庭出发,他的政治理论才有社会根基,他才是站在地上的人而不是像柏拉图那样飞在空中的人。而家庭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孝”,子女必须对长辈孝顺。而由于当时的家国同构性质,在“孝”成了政治正确后臣民当然要对君主忠臣,被统治阶级自然也要顺从统治阶级。不过,忠和孝只是臣子对君父的一方面的关系,还有另一方面的关系那就是君主对臣民,父母对子女的道德要求。于是仁的概念就出现了,它与孝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只有君主施“仁政”,父母对子女慈爱,忠和孝才能维持下去。当然,切不要以为孔子对君父和臣子的要求是一样的。君父可以不仁慈但臣子不可以不忠孝,这是有侧重的。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君仁臣忠”这就构成了封建的政治道德观,孝也成了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基石。
但是,孝作为儒家政治的基石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家庭与家庭、人与人、社会的一个利益集团和另一个利益集团之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还需要一个东西来规定,那就是礼。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上可以略为看出孔子心目中礼发挥了一个怎样的作用。但是,要深入了解儒家的“礼”,还要参考另外一本著作,那就是《礼记》。 《礼记》是这样形容礼的

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 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其顺之也。然后言其丧算,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哭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儒家对“礼”的理解极其深入,一方面它为统治阶级提供道德上的支持,要求建立上下有别的封建剥削体制,另一方面它把这一套封建的“礼”的规范植入到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中。从总体上,润滑国家机器、确保封建社会能稳定、持续地运行下去。从个体上它让老百姓自己约束自己、自己束缚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他既是在帮助封建地主阶级夺取统治权,帮助他们形成新的剥削关系,又是在为稳定、统一、强大的封建王朝做意识形态上的铺垫。这是当时儒家先进的地方,也是近代以来儒家反动的地方。


搞清楚了孝和礼,社会就能正常运行,国家机器就能自己转动。这样,在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就只需要坐在该做的位置上自然就能够被众星捧月了。于是就有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最后编辑可乐鸡翅 最后编辑于 2021-04-25 16: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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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思想我的理解如下:

(1)儒家思想,准确地说叫儒术。哲学思想分为三个层次,道、法、术,道解释世界本源,世界由哪里来到哪里去,法表述道在一定时空下所形成的规则,术表述一定世界及社会规则下具体应用的方法。老子的《道德经》属于道的范畴。孔子的全部论述属于术的范畴。所以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家思想的定位为“术”是准确的。

(2)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时代,即东周奴隶制行将解体的时代。他讲的“礼”,指的是周朝奴隶主贵族制定的礼。他讲的“民”,就是指奴隶。他讲的用“礼”来驭“民”之术,也就是讲奴隶主贵族如何统治奴隶的之术。孔子的儒术成为当时最为反动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已经处于奴隶解放为自由农民从而建立封建社会的革命时期。

(3)儒家思想为什么由对中国思想影响很大?其原因是封建地主阶级发现儒术为巩固地主阶级统治很有好处,因此汉武帝才在意识形态领域搞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在此后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丰富和完善。封建社会有多长,儒家思想就统治社会就有多长。马克思说:”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儒家思想就是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统治社会的主流思想。
最后编辑锤子 最后编辑于 2021-04-25 22: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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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楼锤子的帖子

回复锤子网友: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关于中国奴隶制历史时期没有很深入的资料,现在的历史解读一般采用郭沫若的说法,认为春秋战国封建说或者秦封建说。主张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挣脱锁链变成自由农民是一种常见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中国不同于西欧总体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在近代生产力已经极度发达还是有很多小农吃不饱饭。你之前传的《反杜林论之暴力论》中提到鲁滨逊要奴役星期五,首先需要具备经济条件。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要养活一大批奴隶来种田耕作是一件成本极高的事情,很难想象在农村会有大量奴隶存在。其次,希腊、欧洲的奴隶大多从事商业或者手工业,就算从事农业一般也是种植葡萄、酿酒等经济性强的职业这样才能给奴隶主带来最大的利润。因此,很难想象奴隶主会让奴隶去种植不怎么赚钱的粮食作物。中国古代的奴隶也一定是从事工商业,这也就能说得通为什么商朝会代表商业。在历史史料上,春秋战国封建说同样站不住脚。齐国管仲的《货殖篇》主要论述工商业的好处,而这些行业必然需要大量奴隶来提供劳动力。在秦国商鞅变法废除的井田制似乎在说明中国古代农村是处于一个原始社会主义的宗法制阶段。在《史记》中,汉武帝时期的豪商巨贾手下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在提供劳动力,奴隶制度在西汉似乎并没有得到终结反而发扬光大了。参考同时期的西方,西汉很有可能是像古罗马一样的奴隶制王朝。这样来看,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发展就变得有些扑朔迷离了。而且,如果把儒教的“民”理解为毫无人身自由、可以被随意买卖、连家庭成员都不能聚在一起的奴隶的话,那么强调“孝”“礼”“仁”“德政”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说不通的地方。
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存在着两条平行的线。一条线是农村从宗法制的大家族生产演变为地主—小农经济,另一条线是城镇奴隶逐渐通过斗争获得部分人身自由并成为一些手艺人、小生产者和小农,奴隶主则买田置地成为地主。前一条线开始于东周时期也就是说东周时期小农和地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后一条线恐怕要到魏晋时期才真正结束。
最后编辑可乐鸡翅 最后编辑于 2021-04-26 07: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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