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
附录一：《鞍钢宪法》划时代的意义
金宝瑜
二〇二〇年
在《鞍钢宪法》诞生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讨论《鞍钢宪法》的重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50多年前，毛主席就看出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把它命名为《鞍钢宪法》。毛主席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新法提高到宪法的高度，可见他对鞍钢的改革是极为重视的。50年前，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鞍钢宪法》的深刻意义；而今天，我们确实认识到《鞍钢宪法》是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保障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大法，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要深刻理解《鞍钢宪法》，必须先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目前一些专家学者有一种说法，认为《鞍钢宪法》是一种企业管理的方法，既可适用于社会主义企业也可适用于资本主义企业，并认为《鞍钢宪法》的精华已被一些美国和日本企业所采用，因此现在中国也应该再度重视这种“管理方法”，不要再让它“墙里开花墙外香”了，好像《鞍钢宪法》已经在墙外香了起来。事实上，日本或欧美所实行的一套工厂管理，绝对不是当年毛主席提倡的和今天所纪念的《鞍钢宪法》。我们千万不可把《鞍钢宪法》看成只是一种“管理方法”。因为《鞍钢宪法》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得到实施的。
本文首先要讨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与劳动者是对立的关系，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家在工厂里所用的劳工管理就是想办法缓和这种对立的关系，以便达到控制工人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下面先说明在二十世纪的大规模工业化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是如何运用泰勒的“科学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和到了七十年代这种所谓科学管理是如何失效的，之后才出现福特后的丰田管理。写这篇附录的原因就是为了说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从而认清为什么《鞍钢宪法》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才有可能得到实行。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特制的那套管理办法已经失灵了，资本主义企业又争先恐后地向丰田汽车公司学习“瘦身管理”的办法。不管是福特制，还是丰田制，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一些专家顾问们设计出来的对付劳工的策略，用来处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策略的最终目的，是要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增加对劳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以便获取企业的更高利润。本文最后一节，要进一步讨论《鞍钢宪法》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划时代意义。
一、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资本家与劳工对立关系的工厂管理
泰勒的 “科学管理”是怎么一回事？
泰勒出生在美国费城的一个富有家庭。他年轻时辍学，到他父亲朋友开的工厂当学徒。泰勒当过几年学徒后，就在一家钢铁厂的车床车间当技工。他说，与他一起的有二十多个人，工厂每周开工六天五夜，工资是按件计酬。按件计酬，一般对工人不利，因为工人为了多赚点工资就越做越快，加速赶工的结果是降低了每一件的工资。因此在计件工资下，工人必须团结合作，我们联合起来尽量将工作速度降低。 泰勒曾经被邀请到国会作证，作证时他说：“我们每天只做我们能做的数量的三分之一。”泰勒被提升工头后，很诚实地对他的工友说：“从现在起，我不跟你们站在一边了，作为工头，我必须从工厂管理者的立场出发，我将尽一切努力来把生产速度加快”。”以前跟他一起工做过的人对他说：“那你就成了一头该死的蠢猪，我们不会让你得逞。”
泰勒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他当了工头之后，就用各种办法加快生产速度，工人们也就用各种办法抵制他。开始时，泰勒训练几个新工人，教他们车床工的技术，也教他们怎样加快速度工作。可是这些新工人在结束训练开始工作后，立刻就把速度减慢下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跟那些老工人一致的，他们不想加快工作速度，为老板拚命卖力。在彼此斗争中，泰勒的工友问他：“你若还是工人的话，你会怎样做？”，泰勒诚实地说：“我会跟你们一样，尽量把工作速度减慢。”这样的斗争持续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泰勒决定在训练新工人时，要他们承诺在学会了技术之后，每小时一定得做出一定数量的产品，否则就扣工人们的工资。这样的做法，终于逼着新工人加快工作。这时，老工人也只好加快他们的工作速度。然而这场斗争并未结束。此后，新老工人联合起来破坏机器，使得几乎每天都有机器发生故障。泰勒说，他很熟悉工人这种对付工头的伎俩，工人们是用这种破坏性的办法来对付工头的。他们向老板说工头已经把生产速度增加到连机器都承受不了的地步，所以机器坏了。这样，就把责任推到工头的身上了。泰勒又想出新招：谁要是破坏机器，谁就要被罚款。在厂方全力支持下，经过3年的斗争，泰勒获得了成功。
泰勒在这场斗争中深感到，技术工人对生产有很大的控制权，资方要取得控制权，就要花太多的心血和精力与技术工人作斗争。有了这次成功经验后，泰勒就致力于研究如何把技术从工人手中夺过来。因此，所谓泰勒的“科学管理”，就是研究如何把复杂的技术分解开来，成为很多简单的步骤。这些简单的步骤，完全可以由非技术工人来完成。泰勒还进一步研究工人，怎样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一个简单的步骤。他要工人做各种不同的操作，然后用运动员那种计时器来测量每种操作需要几秒钟可以完成。在泰勒的研究中，他知道不可能所有的操作都不需要技术。但是，他可以用分工的办法把技术分割开来，不让任何工人控制一个完整的技术，这就使工人失去对生产过程的控制。
哈瑞•布雷佛曼（Harry Braverman）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泰勒的“科学管理”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1974年出版了《劳动与垄断资本》这本书［1］，上面谈到的有关泰勒的生平及泰勒在国会作证的陈述，就来自这本书。布雷佛曼将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进行了三点总结。下面就对这三点作些解释：
第一，资方透过他的经理们从工人处搜集有关技术的各种资料，并藉此掌握每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将生产程序与工人的技术分开：资方经他的经理们尽量从工人当中搜集各种有关技术的资料，并掌握每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这样就可以对工人进行全面控制。
第二，概念和执行的分离——将所有需要思考的工作从生产车间移出，将所有需要头脑思考的工作从生产车间移出， 把这些工作集中在完全由资方控制的计划部门和设计部门，布雷佛曼说，资方为了取得全面控制，必须将原来由工人策划和思考的部分从整个工作中分离出来，只剩下需要工人动手做的部分。布雷佛曼认为这种做法是违反人性的，因为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动物就是人在动手之前，先在脑子里构思和计划该用什么步骤来完成一项工作。资方不允许工人构思和计划，就是为了控制工人。被控制的工人则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变成一个不能有意志的、任人摆布的傀儡。
第三，当由资方雇用的经理们掌握了所有有关生产的资料后，他们只需要列出一个清单，再由工人按步骤去履行。这样一来，管理阶层就可以硬性规定工人每天要做什么工作，工作中的每个细节，并且规定工人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指定的工作。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时，美国产业工人的待遇与现在相比，要好得多。可是汽车工人和其它各大工业的产业工人，对他们工作的满意度却是非常低的。他们认为，每天都在忍受着单调无聊的工作，又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工会也帮助不了他们。许多工人到汽车公司打工，就是想趁年轻时苦上几年，多挣点钱，退下来后再找别的工作。可是总是在结了婚，有了孩子后，开销越来越大，就退不下来了。我教书时，有一个学生曾在汽车公司作了10年的工人，他所做的是一种极为简单、只需几秒种的抛光研磨的工人，每天就不断地重复这几秒钟的简单工作。由于工作时吸进了他磨出来的金属粉末，后来他得了肺部疾病。躺在医院修养期间，他开始考虑，后半辈子是不是就这么过下去？是不是只为了多挣点钱，继续干那种极为单调、无聊又伤害身体的工作？最后他决定辞去工作，回学校读书。他说，他比跟他一起工作有利的是，他没有结婚，没有家庭负担，所以可以辞去工作。另外，所幸生了病，可以躺在医院里有时间思考，做出了这个重要的决定。否则，每天下工后都累得半死，吃了晚饭后在电视机面前发呆一阵子，就得去睡觉了，一天一天的就这样过去了，没有精神来想任何事情。
布雷佛曼书中说到，七十年代初时汽车公司工人的旷工人数持续上升。根据《财富》杂志在1970年的一篇报导，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平均旷工率达5%，周一和周五更高达10%。还有很多工人迟到，工头每天早上都得急忙地找替工。工人也常抗拒加班，并常与工头争执。还有些工人不高兴就索性不干了。福特在前一年有25%的人辞职，有的工人甚至一天工没干完就走了，或者干了几天后连工厂欠他的工资也不要就开溜了。巴雷曼说，1970年克莱斯勒与汽车工会签订合同时，资方说有一半工人还没有完成他们90天的试工期就走了。同一年，福特在底特律郊区的一个工厂，每个月有 8%的工人辞职，这个工厂为了维持5000个工人，每年必须新雇4800个工人。这些现象都表明，当工人稍微又些经济能力后，就越来越不情愿接受这种非人的工作环境。
工人的抗拒严重地影响到生产效率，因此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来研究美国工人对工作不满的问题。这个专案小组对工人的不满所引起的后果作了如下的报告：
“结果是工人的旷工率、辞职率和野猫式罢工不断地增加［2］，从工人对工厂进行破坏，生产品质下降中，都显示出工人的工作意愿很低。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更加证实了工作上的问题已经连带地引起了其它的问题，包括工人身心健康、家庭的稳定性、社区的参与和社区的凝聚等，而且使人对社会和政治的态度趋向极端化，导致吸毒、酗酒、暴力与其它犯罪不断增加。”［3］
这篇报告很值得重视，它显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和资本之间对歭的严重性，因此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福特的“科学管理”，用尽了一切手段来控制产业工人，以便扩大汽车业和其它大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资产阶级大量地并快速地增加了资本积累；而另一方面，这种违反人性的生产程序，却遭到工人的不断反抗。在资本主义大国的工厂里，经过近70年的实践，证明了福特的“科学管理”，不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因此，资本家必须策划对付工人的新策略。这就是：一方面用“全球化”来为资本找到新的出路；另一方面， 就是采用丰田制的 “瘦身管理”（Lean Production）。
什么是丰田制的“瘦身管理”？
“瘦身管理”是二战刚结束不久，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大野耐一（Taiichi Ohno）所策划出来的一套工厂管理制度，也被称为“丰田制”。日本在战败后，一切物资都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必须得尽量节省资源，这就是“瘦身”这个名称的由来。［4］后来丰田制的“瘦身管理”名扬在外，是80年代以后的事了。“丰田制”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70年代时，美国各大汽车公司面对着难以解决的劳资矛盾，以及与这种矛盾相关联的产品品质低劣和生产成本过高的各种问题。当时国际汽车市场上，日本的几家大汽车公司不但迎头赶上，而且超越了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1955年时，日本的汽车产量只是美国汽车产量的1%，而到1980年时，日本的汽车产量已经超过美国。
丰田制生产的座右铭，就是不断地增加效率和不断地提高品质。增加效率就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品质就是为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争取更多的顾客，以便增加销售量。销售量越大，每部车子的成本也就越低。因此丰田制的“瘦身管理”的目的，就是追求更高的利润。我们从名字上就可以猜出“瘦身管理”的意思，那就是要不断地除去多余的浪费（肥肉）达到瘦身的目的。“不断地”是由日文的“Kaizen”翻译过来的。在实行丰田制的工厂里，到处都贴满了“Kaizen”，也就是说，不是达到一定程度的瘦身就可以满意了，而是必须不断地、无止境地继续瘦下去。瘦身的范围包括节省材料、节省空间、节省能源、节省人工等等。长期以来，通用和福特的生产都是为了使生产线不间断，因此在各方面的资源都留有余地。像在仓库里总是有富余的原材料和零件的存货，在生产线上也会有几个后备工人，可以在有人不来上工或迟到时补上。但是对“瘦身管理”来说，这些余地都是多余的浪费，都是必须减掉的肥肉。
“瘦身管理”的“零库存”，就是要将生产时所需要的材料和零件的存货降到最低，最好是能做到在开始生产需要原材料和零件时，货车刚好把它们运到，马上能上生产线。因此，在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地（丰田城）的公路上，每天早上都挤满了运零件的大型卡车，准备给丰田送货。有人说丰田把公路当成了它的免费仓库。事实上，完全没有库存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原材料和零件的供给商很难刚好准时地把货送到。但是“瘦身管理”把这个难题交给供应商去解决。供应商为了预防万一，只好留一些余地，但是这个费用只能由供应商来负担，由他们来伤脑筋。丰田保持“无库存”就省去了仓库，也省去了因保持库存所占用的资金。丰田在加拿大所设的工厂也是用公路作为它的仓库，每天早上大卡车在公路上排长队，准备送货。有一次这家工厂的工人与厂方发生纠纷，许多工人的家人就起早开了车把公路挡住，使大卡车无法准时把货送到，这时丰田才尝到零库存带给他的苦头。
“瘦身管理”在生产程序上把工人分成好多个小组，并且将每个小组工人的人数降到最低，一般小组内有4个到6个工人，并规定每个小组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的指标，不留任何余地。所以如果有人旷工或是迟到，小组里其他人必须负责加快工作，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工。这样就使得工人不敢旷工或迟到，因为他们怕会给组里其他人增加负担。资方这样做，就把工人旷工和迟到的棘手问题转嫁给工人。工人怕给组里其他人带来麻烦而受到一起工作的工友责备，因此，即使生了病也常常勉强带病上工。
“瘦身管理”剔除了任何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员，用“瘦身管理”的话来说，就是剔除任何与直接增加价值无关的工人，比如机器的维修工人或是清扫工人。在福特或通用汽车这些工作都专门有人负责，但是“瘦身管理”把这些工作都交给工人的小组负责。每个小组有个小组长，小组长的事也很多。他（她）要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如果有工人不来上工，小组长要自己来替补，他（她）还得负责纪录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安排工人加班，就连工人上厕所也得小组长认可；小组长还得负责品质管制，安排机器维修和解决生产上的任何故障。
渡边勉（Ben Watanabe）是一个在日本从事工运的积极份子，他在底特律见习时，我邀请他来我的课堂上演讲，他给学生介绍了丰田制的工厂情况。他说，工厂里各处都设有显示灯来反应生产进行的状况。如果生产运转顺利不发生故障，会有绿色显示灯出现。这时负责管理的人就要注意了，因为如果老是出现绿灯，那就可能是资源的安排过多了，这时必须再抽走一些资源，譬如说，再减少工人人数，或将流水线的速度再加快。但是如果工人人数太少，生产线的速度调得太快，因此引起了生产上的故障，显示灯会出现红色，那也不理想，因为生产故障会耽搁时间。“瘦身管理”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不理想。最理想的是把生产的速度尽量调快，但又不至于发生故障的程度，在这个最理想的速度下显示灯出现黄色。“瘦身管理”就是要把生产线维持在显示黄灯的速度。这样工人就得在生产即将发生中断的威胁下，紧张地工作。在日本汽车生产大量增加后，生产管理不断地瘦身的结果，不但因工作引起的伤害增加，而且更多的工人的精神和体力再也支持不下去。渡边勉说，因为工作劳累过渡而猝死的人不断地增加，日本的社会福利部门还特别设了一个电话热线。由此可见，因过度劳累而猝死的人已经不是个案。从另一个统计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工人在“瘦身管理”下工作，比福特制下还要紧张得多，在福特制工厂中，平均每一分钟内，工人完全不停的工作有45秒，而在丰田制的工厂中，每一分钟工人不停地工作达57秒。对实行丰田制的工厂来说，无止境地瘦身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但是它们把这样做的恶果转嫁到工人身上。
日本的工厂能实行“瘦身管理”，有它一定的社会基础。日本在二次大战战败后，统治阶级要日本公民加倍努力，用生产上的优势来征服世界，以便清洗国耻。日本政府还用国家资源有计划地来支持各种工业的发展。到了50年代，虽然日本企业已经是现代大型企业的组织，但是这些现代企业也继承了不少战前日本家族企业的传统。只是企业主替代了家族的家长，他们向工人灌输企业与工人本是一家人的思想，企业主用终身雇用换取工人对企业的忠心。从战后到80年代的4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从纺织业、到汽车业，再到电子业，不断地超越欧美，产品征服了世界市场。在出口不断扩张的情况下，日本的企业主可以实现他们的承诺。所以，战后日本第一代工人享有终身职，不怕被公司辞退；但是也只有大工厂的正式工人才享有终身职，在其它小的做包工的工厂，工人多半不做全工，而且可以随时被解雇。大工厂的工人为了表示对公司的感激，也为了自己工作的保障，就忠心耿耿地为资方效劳。日本能在短短的20年间就一跃而成工业强国，一大半都应该归功于日本工人的勤奋。
到了80年代，日本的各大工业就存在着大量过剩的产能，这时日本的资本就大量转移到东南亚投资，多余的资本就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到了80年代末，日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的泡沫破灭，从此日本的经济陷入不能自拔的长期危机，直到今天危机尚未终了，日本的资本家也进一步将生产移向国外。在本世纪初，次级房贷危机引起的全世界经济萧条后，日本的各大公司再也无法维持工人的终身职，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在这些年中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动，企业与工人本是一家人的神话从此破灭了。当日本公司移到北美生产，就更难维持这样企业和工人本是一家人的神话了。
资本主义的任何工厂管理都不可能解决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在网上看到崔之元的一篇旧文《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在这篇文章中，崔之元是为《鞍钢宪法》辩护的。他反驳汪丁丁的看法，汪丁丁认为中国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再搞“后福特主义”生产。崔之元在文章中说明，福特式的生产太过于僵化，并且以垂直命令来实现厂内分工的办法已经过时了，已经被“后福特主义”的“丰田生产方式”取代了，他还说，“丰田生产方式”不再是用从上到下的垂直命令，而是注重“团队合作”。他认为“团队合作”里有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因此就是《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于是经过这位教授的几次等同之后，《鞍钢宪法》就变成了“后福特主义”中的丰田制的生产方式。
上面已经说明了丰田制的生产管理，并不是与福特式完全不同的管理。近年来，“丰田式生产方式”之所以得到资本主义管理学者的赞赏，主要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在降低成本方面，除了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之外，就是使用零库存的方法，来降低了资金的占用。另外，这种生产方式对多样的产品和不稳定的市场销售量有较灵活应变的能力。许多西方的管理学认为，从成本和质量上的考虑，这种生产方式与福特制相比有它的优越性，也是日本汽车公司能够战胜美国汽车公司的主要原因。
崔之元所犯的错误在于他认为，《鞍钢宪法》仅仅是一种工厂管理制度，而这种工厂管理制度既可以适合于社会主义也可以适合于资本主义，他不去分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要获得更高利润就只有增加企业的收入和减少企业的成本这两条路。在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今天，增加收入不容易，所以减少成本就更加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比起福特制来，丰田制里是分秒必争。崔教授的文章中还提到瑞典的Volvo汽车公司的创新，这家公司的两个工厂在劳动程序上作了相当根本的改革，特别考虑到如何便利工人工作，来减少工人的压力，他们取消了流水线式的生产，并给工人很大的自主权，工人对这样的改革非常满意。这是唯一的一家汽车公司在它的两个工厂内能做到的，但是这家公司的两厂已经相继在1989年和1994年关闭了。
在资本主义的企业内，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可能做到工人把工厂当成是自己的。资本家为了谋求利润而生产，向劳动者购买劳动力，工人在工厂中给资本家工作8小时或是10小时，就是把这8小时或10小时卖给资本家了。资本家从工人的手、脑、腿、脚中所要的，是最大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要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创造最大的价值，但要工人领取最小的报酬（工资加福利）。不管是福特制还是丰田制，代表资本的管理阶级都必须用各种办法，从工人体力和脑力上挤出最大的剩余价值。如果做不到这点，就不可能被资本主义管理学所称赞。这就是丰田制的“瘦身管理”在资本主义国家会红得发紫的根本原因，崔之元教授这位管理学专家应该了解到这一点。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劳资对立的国家，有代表资本利益的赞美也必然就有代表劳工利益的批评。本文就是从工人立场上对福特制和福特后丰田制的批判。
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要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还得从所有制谈起。目前有不少对体制改革的批评是不正确的，一般是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角度出发，有些人用“国退民进”来说明社会上许多矛盾的起因。当然，我们理解从这个角度来批评体制改革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体制改革进程中，工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大部份是由于私有化造成的。人们都看到了，当企业属于老板私人所有时，企业主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就不惜一切手段来压榨工人。但是国有制并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只用国有还是私有来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国有制也可能是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个别企业不是一个单独的核算单位。个别企业生产所需的材料、能源、厂房、机器设备等都在国家的经济计划中统筹办理。国家根据当时和将来在经济发展上的需要来决定要优先生产什么、各种产品的数量、品种来制定五年计划。在实行经济计划的五年中，有时要作一些调整。经济计划可以将有限的资金、生产材料以及所需劳动力等作合理的安排。
在资本主义改革之前，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资料的价格和产品的价格都不由价值决定，也就是说价格不反映价值。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需要支付的工人工资（包括各种福利）全部由国家提供。全国各地企业的工人都一律享有八级工资，和应得的健康保险、住房、子女教育、食物补贴等各种福利。少许工资上的差异只是根据各地生活费用差异所作的调整，工人的工资基金由国家直接拨发。
因为价格并不反映价值，所以个别企业账目上的利润多少和有无亏损并不反映企业经营得好或是不好，也不决定一个企业应该扩张还是缩减，甚至关闭。企业的扩张或缩减是根据计划，不是根据一个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举例来说，当时国家为了促进农业机械化，就在计划中将农机的价格定得很低，这样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才能买得起农机，因此生产农机的企业在帐面上是亏损的；另外，当时因为物资缺乏，在社会主义计划下，有限的物资必须优先用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不鼓励人们在基本生活之上的消费。所以一些不是完全必要的消费品的价格就定得较高，比如一只手表可能要卖一百元人民币，以当时的工资来说，这个价格是很高的。把手表价格定得高，是因为在当年国家物质条件下，不鼓励每个人都要有手表，不像今天手表价格低到有些人有好几只手表。因为手表价格高，生产手表的企业在账目上会呈现出很高的利润。但是，生产农机的企业不会因为“亏损”而减产或倒闭，生产手表的企业也不会因为“利润”高而扩张。亏损由国家补上，赚钱则将利润上缴国家。
一国企业经营的好坏，有效率或无效率是不能以企业是否赚钱来衡量的。评估 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是否有效率，是以多、快、好、省为标准的。而且每个企业都用它过去的纪录作基础，再进一步努力，继续创历史新高。虽然不能说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都经营得非常有效率，但是至少大多数企业的效率是很高的，一些落后的企业也在努力追赶先进的企业。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因此，工人生活上的各种需要，包括吃饭、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都是作为生产目的而得到保障，工资和福利都由国家直接拨发，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保障，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中的重要一项。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富有，也无法保障充分就业，因此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得到工作保障和免于失业的安全感。在本世纪初（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有许多工作了几十年的工人、工程师，甚至许多管理阶层的人都被解雇。按照官方统计，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3年中，美国失业的人数增加了800多万人，并且在失业人中，有40%的人已经失业了6个月以上。事实上，实际的失业人口要比官方的统计高出很多。从80年代初美国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劳动生产效率不断地提高，资本的利润猛升，但是工人的实际工资停留在原地不动，甚至下降。与此同时，许多大公司除了将生产移向国外，还开始用大量的临时合同工来取代以前的正规工人，许多大公司将工作大量外包，以求降低成本。承包商也多半雇用不必付福利的临时工。临时工在工作忙时拚命加班，公司的生意淡下来时，就几个月失业。这些年来，工人阶级只好用加班、做两份工和借债来维持生活水平不下降。其实，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的绝对贫困化”的贫穷化。在这次经济危机的3年间，大批的失业工人到了不能维持生活的地步，他们曾在大量广告的宣传下，靠借钱来消费，失业后无法应付大笔的债务，连房屋贷款都无法支付，房子被银行收走拍卖，一家大小无家可归，许多人每天只能靠一顿救济午餐来维持，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绝对贫穷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面对着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基本矛盾。资本要增值，就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取得利润，因此资本家必须购买劳动力。利润是靠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获取的，就是劳动者所创造的总价值减去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那部分（即此时劳动者必需的生活资料），这就是资本家要付出的工资和福利。要增加剩余价值，一方面必须增加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像进一步自动化、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等；另一方面就是要降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工厂管理者的做法必然和工人的利益相反。所以，虽然资本主义有一大堆企业管理的理论，资本主义大学里的商学院有专门设立的管理学系，每年都要制造出许多管理学的硕士来，但是这些管理论述总是不出如何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更多剩余价值的范畴。企业老板和他们雇的经理还请了心理学家来协助他们，心理学家们也有不少企业管理的论述，他们的主要贡献就是利用他们对人心理的研究，想出一套办法可以使工人高高兴兴地接受剥削，而不起来反抗。但是要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更少的福利、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工作强度，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那就是工人不得不依靠这份工作才行。因此，必须有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只有在失业率高，工人找工作难时，工人才会忍气吞声地按照资本家的要求去劳动。即使这样，也无法保证他们不起来反抗。
要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不能只靠个别的资本家和经理，它需要一个适合于资本积累的经济和社会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就是要靠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来创造和维持。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一方面企图调和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还要调和资产阶级内部彼此之间的矛盾。为了便利资本的积累，国家的任务也包括修桥梁、建公路和铁路、建海港和机场，改进交通和通讯系统。资产阶级国家更需要设计一个金融和信用管理体系，还需要一种适合资本主义运转的教育制度。要维持一个适合资本积累的大环境，就必须有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器来镇压工人的反抗、维护资本主义的秩序，还要一套适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制度，即保证能再生产出具有知识、技能而又驯服顺从的劳动力的机制。所以，要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就需要建立一套庞大的国家机器体系。
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工业快速发展，美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允许产业工人组织工会（除了由技术工人的小型行会组织外）。当时许多产业工人开始组织起来进行非法罢工。特别是到了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产业工人组织工会已经达到空前的热潮，发展到资产阶级国家无法镇压的地步。资产阶级逐渐认识到，如果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反而有可能比较容易控制工人的行动。工会可以将工人的行动正规化，可以明文规定只有在与资本家谈判达不到协议时才准许罢工，这样将不会彻底搅乱、破坏生产，反而有助于资本家维持生产的秩序，有利于资本积累。因此美国等资产阶级国家就通过法律将组织工会合法化。社会上很多的改变都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先斗争，斗争胜利了，原本不合法的行动就变成合法了。但是在美国的产业工人工会成立后，政府就千方百计地控制工会，把领导组织工会的积极分子，像美国共产党党员赶出工会，使工会一步步失去了左派的领导，工会头子代表工人与资本家妥协，争取经济利益，这些工会头子依附在民主党下，享有各种权力和利益。工人阶级可以过得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失去了斗争的能力。
二战后的五十年代，经济发展得很快，失业率低，就在各工会为会员争取到较高的工资增长，和在福利方面的改善时，美国国会就赶紧通过了对工会不利的法律。各大公司像福特、通用汽车公司、各大钢铁公司等都加紧进一步自动化来取代工人，使得工会会员不断减少。到了七十年代，一方面大企业用提高产品售价的方法把高工资的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另一方面因为美国侵略越南战争带来的政府预算和国际收支的赤字，使得美国的物价上涨失控。这样的发展无利于资本积累，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带头重新整顿世界资本主义的秩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由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来为美欧垄断资本打头阵，利用由它们所控制的世界金融、贸易组织，来迫使全世界国家放松或取消对资本的管制，使资本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按照它的意愿自由流动。美国的资本家便可以加速把生产迁移到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从墨西哥、南韩、台湾到中国大陆。这时美国的各大公司都不用再去理会工会的要求了，他们随时以把工厂迁移到别的国家作为要挟，来迫使工会让步。在资本帝国主义全球化下，全世界没有工作的人都成了美、欧、日资本的产业后备军。与此同时，美国的工人阶级逐渐进入了绝对贫穷的困境。
三、1960年毛主席宣布《鞍钢宪法》 诞生的划时代意义
正如许多在社会主义工厂中工作过的工人和干部认识到的，《鞍钢宪法》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当是由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而工人阶级要真正当家作主，他们不但要在企业、工厂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还必须能够管理国家大事，包括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在内政方面，工人阶级应当管理经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通讯、金融、贸易、国家及地方的预算等等）、军事、社会各项事宜，以及文化、教育等等。在外交上，工人阶级也应当拥有独立自主权和主动管理权。工人阶级要管理那么多、那么复杂的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做到。因此，在短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事，很大部分只能由工人阶级的代理人来运作，那就是共产党。我们说，短期内无法完全做到，并不是说永远都不能做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必须立即开始朝着工人阶级全面当家作主的方向进行努力。工人阶级可以首先在他们的工作所在地，即工人们所在的工厂里当家作主，开始处理各种重要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合理的。《鞍钢宪法》就是给工人首先在厂内当家作主提供了若干关键性的具体步骤。
为什么“两参”那么重要？“两参”是干部参加劳动和工人参加工厂管理。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工厂能够更有效率地运转，更重要的是为了逐步取消干部与工人之间的界限。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管理阶层与工人之间始终有一道鸿沟。其根本原因是：管理阶层是代表资方的利益，而资方的利益是与工人的利益相对立的。就像前面讲的泰勒经验，当泰勒一旦升为工头，他就对他的工友说，从此他必须站在资方的立场来管制工友。在更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管理阶级分成好多层次，有关厂里的各种事情的决定权在哪个阶层手里，都有很明确的规定。而且不同的管理阶层的职位，都要求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和一定的学历。因此管理阶级一般都是有权的，他们所掌握的权力的大小，决定于他们的阶层的高低。管理者意味着他们有学问、有知识。虽然在工厂的实际工作中，他们不见得比工人懂得多，可是普通工人是被看成无权、无学问和无知识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管理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不可打破的界限。从最初开始，任何一个美国的工业城市，都必然存在着工人住的社区与经理们住的社区之分别（高阶层管理者与低层管理者，又有居住社区上的分别）。尽管在“瘦身管理”的小组运作中，用了各种方法要淡化管理阶级与工人之间的区别，并加重“团队精神”，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管理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那道鸿沟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有着这道鸿沟又如何“团队”得起来？因为这道鸿沟正代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工厂中的干部对待工人已经不再像解放前工厂内工头对付工人那样，可以说已有天壤之别。但是干部与工人在职位上的分工还是继续存在的。干部（管理者）与工人（被管理者）之间的区别仍然是存在的，如果不去改变它，这种区别就会固定下来。而且，如果工人阶级在他们的工作所在地都不能当家作主，不能管理工厂的各项事务，那他们怎么能够掌管国家事务呢? 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掌管国家事务，那他们怎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呢? 因此，《鞍钢宪法》中的“两参”确实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与“两参”连在一起来看“一改”，就不难理解“一改”的重要意义了。“一改”就是改革工厂内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任何大型工厂的运转都需要有规章制度，但是在资本主义工厂里的一套严厉的规章制度，主要是用来对付工人的。在早期福特的工厂中，工头对工人可以随意指使，工头的话就是制度。到了工会成立后，工人的处境改善了不少，工厂与工会所订的合同中，将工厂内的规章制度一条一条地列出来，并且明文规定：如果工人违反这些规章制度，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如果工头错待了工人，工人有权向工会提出诉冤，工会和厂方代表再想办法解决这些诉冤。因此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套严厉的、主要是针对工人的规章制度，资本主义工厂如何可以运转起来。
当然，为了确保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工厂、员工的安全，在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里也必须有规章制度，只是必须改革或取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尤其是必须改革只针对工人的、束缚工人们当家作主的监管制度。资本主义企业的那套规章制度，是用来强迫工人顺从私人老板、为私人老板卖命的苛刻法规。这样严格的法规在中国资本主义改革后的新工厂中充份地在执行中。在社会主义企业里纪律不应该是由外部强加于工人的，而是工人自觉地遵守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须的规章制度。《鞍钢宪法》的实质，就是要工人们当家作主，使工人们意识到，所有社会主义工厂企业，都不再是资本家用来牟取利润的手段，而是成为给所有的工人们提供生活和福利的基础。《鞍钢宪法》从而激发工人内在的生产、革新的主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自觉地遵守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像孟泰、王崇伦、王进喜、郝建秀等劳动英模一样地发挥出来，从而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是《鞍钢宪法》的本质，而是《鞍钢宪法》得到实行后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三结合”是在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由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一起合作来推进。这一点与前两点同样是对工业企业的社会主义创新。在较早的资本主义工厂中，生产必须依靠技术工人。在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们在技术研发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们还组织自己的数学研究协会，可以说那时还没有工程师与工人之间的分工。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之后，在福特制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下，资方刻意把工人手中的生产技术夺走。因此，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大企业中，工人不参与任何有关技术的改革。任何的技术改革都完全操纵在企业主及其管理阶层的手里，比如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设立的技术研发中心都在远离工厂的地方。泰勒主义就是故意把生产分隔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部分，由资方完全控制脑力劳动部分。泰勒认为，这样工人就会像一个木偶一样，完全听从资方的支配。但是作为人，就是不要被当作木偶，决不甘心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泰勒主义从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是要逐步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废除由脑力劳动者来指挥、控制体力劳动者的压迫制度。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截然分开的社会，就会变成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黑暗社会。
“三结合”的技术研发，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以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从表面看，好像所有的科学技术都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从本质上看却正好相反，所有的技术都打下了阶级的烙印，如福特研究的流水线操作技术就是专门为了对付工人的。要求工人参与技术的研究，就是要剔除那种专门对付工人的技术。此外，“三结合”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要逐步消除工厂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在工厂内如此，在社会中也是如此。一个理想的社会，必然是要求能够促使人全面发展的、具有最大潜力的社会，必然要求使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理想的社会，决不容许一批专门用脑力的人来策划、指使、压迫被他们认为没有脑子的、愚蠢的人。
很显然，《鞍钢宪法》的实施，必然会遭受持有资产阶级偏见的人们的强烈抵制和反抗。因此，《鞍钢宪法》首先要求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人和干部，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坚持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鞍钢宪法》才有可能得到推行；也只有遵照《鞍钢宪法》的要求，不断改革企业里的不合理规章制度，逐渐取消生产指挥者与生产劳动者之间的区分，《鞍钢宪法》才能够得到切实的推行。《鞍钢宪法》是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毛主席领导的所有社会主义改革都是创新的，都是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尝试过的，《鞍钢宪法》也不例外，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任何国家的工厂做过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尝试。因此，《鞍钢宪法》和其它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目前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严重的、并且将会持续很久的危机。这次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在美、欧、日国家内也正在经历着政治的和社会的危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大国借“全球化”之名，加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将它们的危机加速地转嫁给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这40年中，落后国家的人民受尽了一次次危机的袭击和历次危机带来的苦难。落后国家的广大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他们的苦难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看到中国革命成功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界将会经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决战，在这个决战过程中，落后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主要力量。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包括《鞍钢宪法》在内，都是革命者珍贵的宝藏，都将再度大放光辉。
［1］布雷佛曼：《劳工与垄断资本》（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2］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是指不在工会与资方签订的合同之内所允许的罢工。
［3］布雷佛曼：《劳工与垄断资本》第31页。
［4］参考：Lean Work, Empowerment and Exploitation in the global Auto Industry, edited by Steve Babso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第一章，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