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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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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09-01 16:10
|只看楼主
【编者按：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即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他们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分析解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中存在的矛盾及规律，从中找到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物质条件，以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主义路线。在实践上，他们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们先后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国际工人协会》，他们并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章程和宣言。他们反复告诫工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然与资产阶级政权--国家，处于严重对立中，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建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才能在实现。。
近日，一位年轻的工友转来一位“墨语轻呓”的文章，在该文中他说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的手稿中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自动化机器在生产中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为劳动者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的劳动时间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就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个人得以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我们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有过这样无产阶级不经过暴力革命就可以“躺平”进入共产主义的预言吗？笔者找到他们提到“机器论片段”手稿，该手稿出自马克思1857-1858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第二章《资本的流通过程》---固定资本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在这个章节中，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广泛地使用自动化机器进行生产，为无产阶级开展实现自身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提高了很好的物质条件，即现有的自动化机器广泛使用所产生的生产力，可以为将来实行社会中每个人自由发展自己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无产阶级一旦革命成功掌握政权，就可以马上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然存在，自动化机器作为固定资本，它与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就无法消除（除非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消灭资本及资本存在基础--商品生产及交换方式）。马克思在论述两者尖锐对立是这样说的：“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
这篇文章第二部分，作者叙述了在资本统治的世界里，资本为了维持资本存在基础---不断增殖资本，资本必然在非资本的地域扩张，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就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的。资本还有另外一种扩张模式，就是向非资本主义的领域扩张，即作者在文章中说的向社会消费者的消费领域扩张。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本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载体，对娱乐、游戏、自媒体消费品的生产，就是这种扩张，资本这种对人的文化娱乐消费的生产，缓解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了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缓解了吗？当然没有，而且更加尖锐。我举一例就能回答，就是现在中国生育率断崖式下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者们连养活自己都难以为继，他（她）怎么还有钱去供养在资产阶级用娱乐、游戏等消费主义横行下生活的儿女呢？所以，无产者们不生或少生小孩他们必然的选择，中国社会生育率断崖式下跌是必然要发生的了。
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在身体上被资本打入了18层地狱。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无产阶级无论是身体还是文化上都被资本打入了18层地狱。无产阶级只有一条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搞共产主义革命。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反复告诫无产阶级说的：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马克思与当代“机器”霸权
来源：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8307928
作者：墨语轻呓
一、“预言”失灵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机器与大工业”这一章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机器、大工业与社会化生产”的关系问题，但更精深、也更具前瞻性的论述却留在一篇被后世称为“机器论片段”的手稿中。“机器论”涉及的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即劳动者的活劳动被机器控制，机器成为了宰制性的力量，这就是“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
马克思发现，由于资本对利润（剩余价值）无休止追求的欲望，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必要劳动的占比是资本的必然的趋势——“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劳动资料（工具）升级为大机器生产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表现。然而，尽管“机器”最终加强了对劳动者的剥削，但是剥削加强的同时，也蕴含着颠覆“剥削”、生产“解放”的可能——资本“无意识”地使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为社会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本“无意识”（为全体腾出发展时间）与“有意识”（将腾出的时间用于剩余劳动，去创造剩余价值）之间的矛盾将会愈演愈烈，因为这个矛盾扎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扎根在资本对利润（剩余价值）无休止追求的欲望之中。
基于此，马克思大胆地预言：随着这个矛盾的发展，生产力增长将逐渐脱离剩余劳动的束缚，劳动者自己可以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这样一来，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财富的尺度将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被缩减到最低的限度，这样一来，就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个人得以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我们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马克思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因为“机器”霸权不止于对“劳动”的支配和占有，更严重的后果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穿透。
二、“霸权”向内
马克思曾注意到劳动者所扮演的两种角色（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的数量关系：由于剥削的存在，劳动者的工资必须小于劳动者生产的绝对价值；而另一方面，剩余价值为了实现自身就必须找到足够的市场。因此，对于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而言，他们的需求满足不了剩余价值的需求；然而另一方面，虽然资产阶级也会消费掉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他们为了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进行再投资，也不可能消费全部的剩余价值。
基于此，马克思指出，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这是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过程必然是受限制的；并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构成的增长（可变资本占比减少），作为生产者和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会进一步加剧，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与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之比越来越低，商品卖不出去，剩余价值无法使自身得以实现，资本无法进行再投资、再增殖，也就无法实现其自身。
因此，为了实现剩余价值、避免相对生产过剩，资本必须进行扩张，这种“扩张”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内在地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换言之，资本的“实现”和“扩张”是一体两面，它只有不断扩张，才能克服其内在的矛盾，才能维持他自己。这就像一台罗马帝国式的军国主义永动机，只有不断地攻城略地，才能获取财富，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因此，资本的“外部”对于资本自身的生存来说，在结构上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机器论”中有关论述还提醒我们，资本的“外部”还包括处于资本主义体系内但尚未被资本“穿透”的部分——劳动者的生活、情感、想象和欲望。也就是说，资本的“扩张”将从内外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是对外的扩张，掠夺资源和市场，冲破一切地域的疆界，冲破一切前现代的生产关系，将当地的人们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服务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是“对内的开掘”，侵入和支配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有效地转化为“资本”控制和剥削的对象，成为资本“实现”的新空间。当资本主义扩张至一定程度后，对外的扩张便不再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让位于对内的开掘；“资本不再向外部看而是着眼于内部，其扩张因此更加精深而不是趋于广泛”。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将被更深广地整合入资本之中，而社会也更完全地由资本所形塑”。这样一来，资本主义这条“死狗”又活过来了，又一次地成功转嫁和避免了危机，而且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健。
可见，“机器”霸权穿透了整个社会生活，劳动者除了劳动被资本所控制外，就连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也被深刻地纳入到“机器”生产过程中，将一个人一天的清醒时间分割殆尽，全部纳入资本的完整闭环统治体系。闲暇时间当然不需要直接的物质生产，它对应的是“消费”“娱乐”“休闲”等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因此，当劳动者的“消费”也被当作资本的“外部”而被开发和拓展时，上面所论述的“作为生产者和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将会被克服，因为消费和生产的界限都已经被彻底打破了——消费实际上变成了生产。当下，流量经济等消费性的生产模式已然完全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或是说在消费社会，把人规训为一个活跃的消费者比将人培训为合格的生产者更为关键。劳动者的文化风俗、个人习惯、团队精神、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都要被“机器”所穿透，都内在地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如曼德尔所说：“晚期资本主义于是成为第一个所有经济部门全然工业化的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与消费社会相伴而生的所谓后现代主义，不仅没有构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反而成为了与全球市场相匹配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与混杂，颂扬拜物与仿像，迷恋新潮与时尚，崇拜出位与搞怪……这一点，某站的各种抽象、离谱、意义不明的二创和鬼畜可以说是“集大成者”。在“后现代主义”这里，所有人都变成“多元”的人，他们作为“消费者”所具有的各种（或物质、或精神）的需求都可以得到越来越多样化的资源的满足，从而反过来极大地刺激各种生产，将更多资源“商品化”，将更多行为“消费化”。这样循环往复，“消费者”们不断地生产着“多元”的景观。正如《帝国》所述：“大工业和金融权力所生产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主体性。它们在生命政治的脉络中生产各种具能动性的主体性：他们生产“需要”、社会关系、肉体和心灵——那就是说，它们生产了生产者。在生命政治的脉络中，生命为生产而被制造，生产则为了生命而被制造。”这真是虚假的多元社会，真正的JQ社会。
三、对“新主体”的呼唤
今天的资本主义实际情况与马克思当年的所见到的大不相同，“非物质劳动”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最令人厌恶的、最可鄙的欲望和幻想”成为了资本实现与扩张的领域的动力。“非物质劳动霸权”不仅仅是一种资本扩张至全球市场的经济方式，更是一种资本支配和治理社会以及控制人的“内面”的权力方式。
然而，强调“非物质劳动霸权”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传统权力运作，而是要注意到，资本的奴役、压迫与剥削，这种支配性的权力形式已经深入到传统压迫方式的内部，构成了对“传统权力”的“创造性转化”。在当下，资本主义已经走出工厂，覆盖了整个社会身体，深入了人们的神经末梢。这种权力持续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整合，贯穿社会的生命本身，以“生命政治”的形式完成了权力大一统，欲望成了资本的领地。
然而在这绝望的当下，意大利激进左翼思想家们仍然具有“乐观的品质”。如哈特所言，“即使是在革命失败的暗淡期和政治镇压期，仍有对革命的解读出现……这些作者不断地为不可能的事情提供解释，仿佛它才是仅有的合理选择。但这其实与简单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无关，它更是一种理论选择，或是一种对政治理论所持使命的立场。”因此，《帝国》在描绘这幅权力的网络延伸至机制的图景的同时，也力图捕捉权力网络激发出的反抗潜能：“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必然催生出和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却反抗这一霸权的新的历史主体。可以说，“非物质劳动的霸权”的提出既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描述、分析和把握，同时也是对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主体的勾勒、塑造与呼唤。这与当代批判理论的任务相契合：一方面准确把握和深入剖析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揭示出蕴含其中的资本秘密；另一方面则在暴露资本秘密的基础上，引发内在与新生产方式的危机，从而创造出反抗资本主义新统治形式的可能性——这种全新的历史主体（和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结合在一起），如何从现实的力量中激发出批判的因素（而非再次构建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并且相信这种批判因素可以在全部劳动实践中发展出反抗和替代性的方案。毫无疑问，这是当代左翼思想必须勇敢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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