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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毛泽东时代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的阶级性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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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06-03 23:33 |只看楼主

浅析毛泽东时代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的阶级性质



一、前言
毛泽东时代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这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毛主席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依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结论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的，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对当时社会各阶级关系及阶级性质做唯物主义的分析，从当时社会生产方式出发，找到与生产方式相应的阶级关系，分析出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性质。通过对生产方式及阶级性质的分析，找到苏联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根源，以便确立现今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路线和方向。


二、回顾毛泽东时代阶级关系的主流认识
1949-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建国初期，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生政权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遗留的旧的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进行了重大变革：没收买办官僚资本为国家资本；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这场革命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所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而消灭。在此之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总路线：“一化三改造”，即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这种改造，在农村，把个别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变成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在城市，国家对个体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或公私合营的政策，逐步把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转变为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到1957年，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社会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按照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从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资产阶级及封建地主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基本消灭，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会随之消灭，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会消除。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做的政治报告就按照这套理论得出的。刘少奇提出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毛主席并不完全认可，1957年2月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依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表现于“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则表现于“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之所以形成和产生这些矛盾，毛主席认为，在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存在相适应的情况，也存在不相适应的情况。关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情况，毛主席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解释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从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反驳中看出，他并不能否定刘少奇根据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们只能从主席的反驳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生产关系已基本消灭，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也基本消灭。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完善，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个别场合还会表现出来。
1958-1962年，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以及由于纠正大跃进运动的偏差而产生了“三自一包”（保留自留地、自由市场，实行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土地租佃自由，土地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的社会问题后。1962年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当时的社会依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毛主席给出的理由是：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主席提出当时中国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疑是正确的，但毛主席试图从中国社会残留的小生产方式中找出其中的阶级关系，并不能让当时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圭臬的各级官员们信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已经消灭了小生产，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大生产，“社会主义”的大生产，是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即便我们给农村社员保留一点自留地，有小生产残余，它只占社会经济基础中的很少部分，这种经济基础是不会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他们认为毛主席在这个时候重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疑是把次要矛盾当成主要矛盾。
1963-1965年，为落实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路线，毛主席提出要在社会中搞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遭遇了各种阻力和障碍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认识逐渐在主席的头脑中清晰起来。于是他在1965年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主席的这个结论，更无法让当时的各级官员信服，按照苏联传授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当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完成后，这就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阶级及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怎么还会有阶级及阶级斗争？即便你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中国社会还保留了小生产的残余，小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们这些各级官员不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十分卖力地去割资本主义尾巴吗？如今你又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员中的确存在官僚主义，但你也不能把他们上升到阶级的高度吧？你把官僚主义者上升为阶级，依据什么理论？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官僚主义作风的官员们，是否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集团？这个官僚主义者集团又是如何占有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的劳动的?说不通嘛！
我们现在看来，主席把当时社会阶级关系的落脚点集中于搞官僚主义的各级官员，无疑为我们今天用唯物主义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一个阶级？如果是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的阶级性质又是什么？这个阶级是不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怎样打倒这个阶级并消灭这个阶级存在的社会基础？在这些问题没搞清楚之前而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然失去革命的方向、路线和目标，其失败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1975年，毛主席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提出了大官论。“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无疑是在说大官阶级，这个论断从经济利益着手看待大官们，已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了。但这还很不全面，有大官必有小官，小官属于什么阶级？还有一点，广大劳动人民（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是不是一类阶级，他们的阶级属性又是什么？我们还没有找到答案。

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毛泽东时代的阶级关系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形成阶级及阶级关系的基础。由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从而找到那个时代的阶级、阶级性质及阶级关系。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毛泽东时代社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形成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是封建小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形成了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农民阶级包括富农、中农及贫农阶级），在东北城市及沿海城市受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外部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这些地区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些资本主义企业，按其资本构成来说，由帝国主义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本地小资本构成，这些资本的执行人分别形成了帝国主义资本控制下的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这些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是城市无产阶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由无产阶级联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打倒中国社会最反动的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社会各阶级关系及阶级性质有了唯物主义的认识，革命阶级、革命动力及革命目标清晰到位，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
1949-1957年是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阶段，这个时期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造”的经济路线，此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按照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定的。通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转变为国家或集体所有制，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种生产方式的形成，是逐步建立起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完成后就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到195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这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及货币交换方式基础上，由国家统一制定生产计划和规定商品价格的生产方式。
由于生产方式保留了商品生产及货币交换，它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只能是私有制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论述商品交换时说：“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 马克思这句话告诉我们，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买卖双方必须各自占有各自的商品，才能进行商品交换。在商品生产及交换过程中，买卖双方的经济利益相互对立，通过市场博弈，最终交易成交，完成商品的交换。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形成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工人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以糊口，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以获取资本增殖。工人是劳动力的卖方，资本家是买方，在买卖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各自占有自己的商品，资本家有钱，工人有自己的劳动力，两者之间利益相互对立，工人希望资本家多付工资，资本家希望少付给工人工资，双方经过反复博弈，最后达成买卖协议，工人出卖劳动力给了资本家，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力为资本家生产商品，以获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下，买卖双方各自占有自己的商品并有完全的处置权，这种占有关系就是私人占有关系，即私有制。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由于保留了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是否也是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呢？答案是肯定的。国家对农村社员生产的粮食及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就是明显的例子，国家向农村社员收购粮食，国家作为买方，集体合作社社员作为卖方，两者之间利益相互对立。在一般情况下，买卖双方通过市场博弈，最终达成买卖协议并成交。但是，由于当时粮食及副食品实行国家统一定价，缺少了通过市场形成农副产品价值的环节，农村社员就会按照商品的价值规律自发地去寻找商品的价值，这样，黑市就应运而生。当农村社员从黑市上发现他们出售的农副产品价格高于国家征购价，就会严重挫伤农村社员为国家生产粮食的积极性，黑市就会屡禁不止。从屡禁不止的黑市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社会，如果保留了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商品的价值规律就成为了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律，当我们人为定价并限制市场调节，价值规律依然还会顽强地发挥作用。毛泽东时代农村广播经常给社员宣讲“三兼顾”，“三兼顾”就是要广大农村社员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怎么会产生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呢？这是由于当时国家、集体及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国家对农村社员生产的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基础上的，有了当时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才会产生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者利益。国家又为什么向农村社员反复宣讲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这是因为国家为了缩短工业化进程，迅速完成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国家向农村合作社征购的农副产品价格比黑市低，农村社员的自身利益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国家向农村社员宣传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意义，以平复农村社员卖粮吃亏的心情。
综上所述，一个社会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这个社会必然是私有制的社会。这种私有制的关系，在毛泽东时代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国家、合作社和社员之间利益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关系，在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表现为国家与工人之间利益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表现为国家、集体企业和工人之间利益对立统一的关系。
我们进一步分析当时中国按照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生产方式。为实行社会化的大生产，就需要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当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完成后，就完成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商品生产及货币交换方式，生产资料必然以物的形式与劳动者形成对立。在商品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为什么会以物的形式与劳动者对立？马克思这样分析到：“商品是物化劳动。唯一不用于物化劳动的是非物化劳动，是还处在物化过程中的，作为主体的劳动。换句话说，物化劳动，即空间上存在的劳动，可以作为过去的劳动而同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相对立。如果劳动必须作为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作为活劳动而存在，它就只能作为活的主体而存在。在这个主体上，劳动是作为能力，作为可能性而存在，从而只能作为工人而存在。”
我们还看到，商品生产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加速分离的过程，也是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马克思说：“活劳动的客观条件（指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厂房、生产工具、生产原料和生产对象等---笔者注）对于主观存在的活劳动能力来说，表现为分离的、独立的价值，而活劳动能力对于客观条件来说，也表现为另一种价值（它不是作为价值，而是作为使用价值来同客观条件相区别）。这种分离一旦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只能新生产，再生产这种分离，而且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分离。”
在当时商品生产方式下，当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完成后，生产资料必然以资本形式出现，当时的资本就是国家资本和集体资本，集体资本为国家资本服务，国家资本完全主导着集体资本。有资本必有人格化的资产阶级，当时国家和集体资本的处置人就是官僚者们，他们构成了官僚者阶级，与官僚者阶级对立的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社员阶级。官僚者阶级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因此，当时被官僚者阶级宣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其本质是官僚者阶级控制着国家资本，从而掌控国民生产计划及商品价格的官僚者阶级所有制。
现在社会上有些左翼朋友，并不认同上面的分析，他们坚持认为毛泽东时代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既是劳动者，也是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按照这些左翼朋友的说法，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既然是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自然就拥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这样，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完全可以按照自己意愿选择不同生产单位和不同生产岗位参加劳动。但是，在当时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城市工人没有自主选择进什么工厂和选择什么岗位的权力，农村社员则更惨，连进城参加工厂劳动的权力也被完全剥夺了，社会中每个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主人”的权力完全被剥夺了，被谁剥夺了？当然是掌控着整个社会生产活动的官僚者们，即官僚者阶级。
这些左翼朋友还会说：“如果让劳动者自由地选择不同生产单位和不同的工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会迅速泛滥，劳动者就会纷纷选择工资待遇好的工作单位或岗位劳动，抛弃工资待遇差的单位，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很快就垮了”。这句话恰恰证明了，由于当时保留了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就会产生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产生各生产单位之间也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而存在利益差异，以及这些利益之间的对立冲突。城市全民所有制单位就会形成国家资本与城市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会形成国家资本、集体资本与城市工人之间的矛盾，农村合作社就会形成国家资本，合作社集体资本与社员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规律依然还在发挥其根本性的作用。官僚者阶级试图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劳动者在各生产单位的自由流动，并不能消除这些矛盾，反而会固化或加深这些矛盾。
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马克思所说的在消灭商品生产方式下由社会中每个生产者自觉地联合起来进行有计划的产品生产，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占有并使用社会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毫无任何共同之处。前者是商品生产方式下广大劳动者充当了官僚者阶级的驯服工具的所有制形式，后者是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者为寻求彻底自身解放而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共有制。
因此，苏联及中国搞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其本质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其政权性质是官僚者阶级专政。


四、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及农村社员属于中间阶级，不属于无产阶级
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特征体现在实行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方式下由官僚者阶级统一制定生产计划、统一制定商品价格并严格限制商品及劳动力市场。为限制劳动力市场，官僚阶级严格控制了社会中劳动者的自由流动，这就形成了整个社会各地区、各行业条块分割的状况，地区最大的鸿沟是城市与农村之间鸿沟，行业最大的差异是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之间的差异，这就是当时常常提起的“三大差别”中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在城市内部及农村内部同样被条块分割了，城市工人也无法在社会中各地区、行业、部门、生产单位和生产岗位中自由流动，农村社员也无法在各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这样，社会中的每个劳动者被迫固定在一定的地区、行业、部门、生产单位和岗位中，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社会化使用和结合，还未达到当今自由资本主义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社会化结合的程度。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广泛而深入地社会化使用和结合是完成共产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现在的自由资本主义，已具备了这个物质基础。现在的自由资本主义，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使用程度，可遍及社会中的每个雇佣劳动者。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无产者都能切身体会到，他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不是出卖给某个资本家，而是出卖给整个资产阶级。无产者可根据劳动力市场工价及劳动条件的变化，自由地选择进某个工厂打工，社会中资产阶级提供给工人的生产工具和原材料，并不限于某个工人使用，而是属于整个社会中不断流动的工人们使用，这样，现今自由资本主义下，生产资料事实上已经实现了全社会劳动者使用,这种条件,具备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革命只需要消灭阻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社会化结合的最后障碍---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方式，从而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结合，不再通过资本与雇佣劳动者的交换来完成，而是由生产者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不同工厂进行生产活动来完成，这就是无产阶级起来革命需要建立的生产方式。即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由于官僚阶级既搞商品生产及货币交换，又严格控制每个劳动者在社会中自由流动。社会中的每个劳动者被迫固定在一定的地区、行业、部门、生产单位和岗位中，这种条块分割下的广大劳动者们，与现代无产阶级还有一定差距，他们无法与现代无产阶级一样，自由地与生产资料形成社会化结合，他们的阶级性质，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向无产阶级过渡时期的各类中间阶级，这些中间阶级，按当时条块分割所形成的经济差异，大致可分为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社员阶级，由于当时城市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明显比农村社员阶级高，城市工人阶级事实上成为了高于农村社员阶级的工人贵族阶级，并长期固定化，当时官僚者阶级宣称的“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荡然无存。后来中国发生的历史变故也证实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后，农村社员阶级进城务工，逐步瓦解了城市工人阶级，如果存在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农村社员阶级能瓦解掉城市工人阶级吗？如果两者的阶级地位相同，还存在“瓦解”的历史进程吗？同时，我们还看到，当时城市工人阶级内部，由于被官僚者阶级严格地限定在一定地区、行业、部门和所有制形式的生产单位中，工人在各生产单位的分工以及福利待遇也各不相同并固定化。因此，城市工人阶级还需细分为各种类型的中间阶级，按部门划分，就可以分为钢铁工人阶级，冶金工人阶级，采掘工人阶级，机械工人阶级，纺织工人阶级，铁路工人阶级等。按照企业所有制形式划分，就可分为中央直属全民所有制工人阶级，地方全民所有制工人阶级，地方集体所有制工人阶级等。城市工人阶级划分为如此林林总总的中间阶级，表明了固定于各地区、各行业、各自所有制单位的城市工人阶级的成员并不具备联合起来的物质条件，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工人阶级内部激烈的派战就得到了证明。毛主席当时向城市工人阶级喊话：“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也无济于事。当时的城市工人阶级并不具备搞共产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这个阶级必然被瓦解，被今天社会化规模已经扩展到全球的现代无产阶级所取代,而现代无产阶级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阶级。
毛泽东时代生活着的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属于中间阶级，不属于具有共产主义革命基础的现代无产阶级，两者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点，两者对待生产资料的态度不同。
现代无产阶级对待生产资料的态度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现代无产者对待生产资料的态度是：“天下之物，非我所有，为我所用”，这种态度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了生产资料与雇佣劳动者完全而彻底的分离，雇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一种社会化的结合方式。即雇佣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市场，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后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这种结合方式，从生产资料角度看，某个生产资料并不属于某个生产者，而属于社会中不断流动着的进行生产的雇佣劳动者；从雇佣劳动者角度看，雇佣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中任何一个工厂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因此，现代无产阶级就把生产资料看作为属于社会的生产资料。在现代无产阶级看来，生产资料就应该由全社会的劳动者占有并使用，而非某个人或某些人独自占有和使用，这种观念，自然就会产生出产品也必须是属于社会，由社会成员占有并使用的共产主义观念。
而在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下，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属于中间阶级，中间阶级看待生产资料的态度与现代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由于中间阶级的生产活动固定于一定的地区、行业、部门和所有制的生产单位中，因此，各地区、行业、部门和所有制的生产单位中的劳动者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也存在差异并长期固定化，总的来说，中央直属全民所有制的工人就比地方全民所有制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高，地方全民所有制工人就比地方集体所有制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高，城市工人就比农村社员的收入待遇高。由于限制了劳动力在各生产单位的流动，这就固化了各中间阶级的差异。因此，中间阶级看待生产资料，绝不会像现代无产阶级那样，看作是社会的生产资料，而是仅看作为本单位、本行业或本所有制生产单位的生产资料。甚至，福利待遇好的中间阶级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会极力阻止其他中间阶级进入并使用他们所属企业的生产资料。因此，苏联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时的劳动者阶级看待生产资料的态度并不具有共产主义性质。
另外，还必须指出的是，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当时官僚者阶级所提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官僚者阶级看待生产资料的态度，而非无产阶级的态度。官僚者阶级建立的两种所有制生产单位，并没有脱离资本范畴，全民所有制属于国家资本，集体所有制属于集体资本。这与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外资控股企业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在现代无产阶级看来，工友们无论在民营工厂打工、上市股份制工厂打工、外资企业打工或是在国有企业打工，他们把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都看作为社会的生产资料，只要工友认为该工厂的工资福利待遇及劳动条件可以一试，他们就进这个厂打工，就与生产资料进行社会化的结合，他们才不会像资产阶级那样把生产资料区分为股份制企业、合资企业或私人企业等各种形式的资本。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落实生产资料由全社会生产者共同占有并社会化地结合和使用，落实生产的产品由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和使用的革命。
第二点，两者对待分工的态度不同。
现代无产阶级、特别是普通工人，他们已经形成了消灭分工的观念。这种消灭分工的观念为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社会基础。流水线上劳动产业工人之所以产生消灭分工的观念，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所形成的一线产业工人极不稳定的工作环境造成的。凡是在工厂里打工的普通工人都有相同的工作经历，他们一生会进很多工厂打工，会从事各式各样的工种。由于资本主义企业生产规模是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出现周期性的收缩和扩张，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工人，必然随着这种周期性的收缩和扩张，时而被解雇成为产业后备军，时而进厂成为产业工人而流动着。同时，各地区各行业的生产规模也存在不平衡，普通工人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才能找到相应的工作。这就造成了普通工人一生要适应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工种的工作，这就从客观上形成了现代产业工人不受分工束缚的观念，他们的革命目标自然是建立一种消灭了社会分工的生产方式。
而在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下，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属于中间阶级，他们对待分工的态度与现代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由于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的生产活动固定于一定的地区、行业、部门和所有制的生产单位中，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甚至他们儿女也延续父辈的职业。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工人的福利待遇明显比集体企业和农村社员高并长期固定化，这些企业的职工才不愿意放弃自己优越的单位去集体企业或农村合作社工作，他们还会阻止集体企业工人或农村社员进他们厂而动摇他们工人贵族的阶级地位，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消灭分工的观念，他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在本企业本岗位做一名“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集体所有制和农村合作的劳动者，由于被迫固定于特定的地区、行业、工种下，他们的福利待遇明显比全民所有制单位低，他们希望能转变自己身份，成为全民所有制单位中的人，为此目标，他们必须需要掌握一种技术、一门手艺，以便有条件能进全民所有制企业，对他们来说，一个劳动者不受分工束缚的社会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
第三点，两者对待婚姻家庭的观念不同
现代无产阶级对婚姻家庭的认识，是经历了自身极其痛苦的生活经历后，产生出的彻底否定婚姻家庭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充分发展的形式，只是在资产阶级中才存在，而它的补充现象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娼制”。革命导师深刻地揭示出现代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无产阶级的贫困日益加剧。很多普通工人没有经济能力组建家庭，只能在贫民窟中被迫独居。男工为了解决个人的生理问题，只能去找妓女来解决。普通女工，有点姿色的要么被资产阶级霸占，要么被沦落为妓女。姿色一般的女工也由于动荡生活，微薄的收入，被迫独居或与同厂的男工建立临时夫妻关系，换了工作就各奔东西。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工友(如技术工人)即便组建的家庭，也不敢生小孩。有条件生小孩的家庭，男女双方就成为了“孩奴、房奴、车奴”的三姓家奴，过着生不如死，人不如资产阶级家狗的生活。这就使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建立在金钱交换关系基础上的婚姻家庭产生极端厌恶和蔑视，他们希望建立没有金钱交换的新型男女关系。 这种关系就是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男女关系，就是建立在小孩由社会抚养教育，每个人都能充分自由发展而建立起来的男女关系，这样的生活才是现代无产阶级想要的生活。
而在毛泽东时代生活着的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他们属于中间阶级，中间阶级是向无产阶级过渡的阶级，他们对待婚姻家庭的态度与无产阶级截然不同，他们的观念或多或少带有封建宗法社会的残留，他们认为婚姻家庭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婚姻家庭不可能消灭。由于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的生产活动固定于一定的地区、行业、部门和所有制的生产单位中，他们生活的工作单位或农村合作社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这与封建宗法社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在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下所形成的男女及小孩的抚养关系，只能是建筑在门当户对基础上的家庭上，这个小社会也不允许存在任何非婚姻家庭的男女关系。这种相对独立的小社会是熟人社会，不会存在任何个人隐私，任何非婚姻家庭的男女关系，只能被看作是社会生活中的异类，被熟人社会中的流言蜚语淹没，必清除而后快。
综上所述，毛泽东时代生活着的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他们属于中间阶级，中间阶级是向无产阶级过渡的阶级，不属于具备共产主义革命基础的无产阶级。


五、苏联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破产
通过前面的分析了解到，中国学习苏联搞的“社会主义”，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政权性质是官僚者阶级专政。这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由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决定的，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是在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基础上，由国家制定生产计划、制定产品价格、掌控整个社会生产并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生产方式。
中国搞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向苏联学习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实践，苏联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重大修改，即抛弃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的物质作用，并形而上学地去理解生产关系，致使苏联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生产方式表述如下：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就构成一定的生产方式。其中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则是它的社会形式。生产方式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这种解释，彻底抛弃了生产方式独立的物质作用，生产方式也必然失去了它对生产关系的根本性的制约作用。人们一旦说起生产方式，它只不过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产物，起关键作用的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旦改变，生产方式自然随之改变。这样，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对社会政治经济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其本质是“生产关系”在起作用。因此，生产关系决定了生产方式。
这种解释，正好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相反。马克思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117页），马克思这句话把生产力，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三者之间层级的制约关系说得很明白了，即一定的生产力需要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相应的生产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是一种物质的力量，它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而不是相反。
恩格斯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恩格斯这里说明，一定时代的生产方式（及交换方式）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是当时整个社会政治及精神赖以确立的基础。也就是说，一定时代的生产方式形成了相应的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在此经济基础上确立了一定时代的上层建筑及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交换方式为基础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阶级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石就是商品生产方式。它是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多种场合下论述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基础性作用的。
这里不得不再次引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论述商品交换时说的话：“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02页），马克思这句话告诉我们，在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为基础的社会里，必然产生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
马克思说：“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64页）
马克思这里强调商品生产及货币交换方式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不消灭商品生产及货币交换方式，也就无法消灭商品及货币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更无法消灭商品及货币所产生的阶级关系。
中国的官僚者阶级按照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实践的“社会主义”，完全忽视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的制约力量，唯心地去“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他们唯心地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改造完成后，就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阶级存在的基础。而他们眼中的“商品生产及货币交换方式”，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可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然而，商品生产及货币交换方式在社会中基础性的力量要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商品生产及货币交换方式必然在社会中形成相应阶级及阶级关系，在苏联及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形成了官僚者阶级与城市工人、农村社员阶级，官僚者阶级与城市工人、农村社员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官僚者阶级统治、剥削和压迫着广大的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员阶级。商品生产及货币交换方式必然形成私有制，在苏联及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被官僚者阶级宣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其本质为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下的私有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官僚者阶级宣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本质是官僚者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
毛泽东时代按照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搞的“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方式”，有三个重要原则，那就是在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基础上，1、实行国家统一制定商品的价格；2、由国家统一制定每个生产单位生产的品种和数量；3、国家限制劳动者在社会上的自由流动。这三个原则是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商品经济上的重大区别。然而恰恰是这三个原则，与商品的价值规律之间产生了剧烈冲突，最终，商品的价值规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其决定性作用，战胜了这三条原则，整个社会最终就会被自由市场经济所代替，下面详细分析。
首先，在国家资本主义下，所谓的国家统一制定生产计划，干扰并破坏社会中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恩格斯说：”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工业资本家都是完全由自己负责进行生产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都随他的意。但是，对他说来，社会需要永远是一个未知数，无论是所需要的对象的质量、品种，还是它们的数量，都是这样。今天还不能充分迅速供应的东西，明天可能供应得大大超过需要。尽管如此，需要毕竟是这样那样地好坏得到了满足，而总的说来生产的毕竟也是需要的东西。矛盾是怎样解决的呢？通过竞争解决的。竞争又怎样解决问题的呢？非常简单：凡是品种、数量不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商品，竞争就使它们的价格落到它们的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种曲折的途径，使生产者感觉到，他们或者是生产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东西本身虽然需要，但生产的数量已经超过需要、成为多余的了”。恩格斯这段话清晰地说明，只要你生产出的是商品，就必须通过自由市场交换才能满足社会中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同样地，在当时苏联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下，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只有通过市场交换和竞争才能得到满足，商品生产的分工与协作也只有市场竞争才能得到调节。而既保留商品生产，又要限制市场竞争，必然阻断了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实现，也无法满足人们对商品的各种需求。在当时，由于官僚者阶级并不能掌握社会中人们对商品种类、数量和品质的需要，只能按照官僚者阶级的意志来制定生产计划，这就出现了生产中的命令主义、瞎指挥、贪功冒进等各种问题。人民群众需要的商品无法通过市场反映出来。最终，市场经济规律必然冲破这种限制，由限制市场的商品生产变为自由交换的商品生产。
其次，不通过市场竞争而人为地统一定价，必然扭曲了商品的价值。由于没有通过市场去发现商品的价值，这就加深了各商品生产者之间利益的鸿沟。
马克思说：“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恩格斯说：“商品价格对商品价值的不断背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由于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通常看来同它所表现的价值多少有些不同，这种命运是价值和大多数社会关系所共同的。因此，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如果谁想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确立起来，而又禁止竞争用加压力于价格的办法，即一般说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立这种对价值的决定，那就不过是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了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经济规律的态度”。
革命导师这两段话明确地告诉我们，商品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关系，是商品交换的必然规律，只有经过广泛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才能确立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一件商品到底值多少钱，只有通过广泛的商品交换、市场竞争才能找到。商品的价格背离商品的价值并不是什么缺点，相反，这种必然关系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适当形式。回顾苏联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保留商品生产的同时，又在商品流通中规定商品的价格，这样做必然扭曲商品的价值。“如果谁想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确立起来，而又禁止竞争用加压于价格的办法，即一般说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立这种对价值的决定，那就不过是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了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经济规律的态度。”商品的价值规律的决定性的作用必然在社会中发挥影响，人们就会自发地通过市场交换，去寻找商品的价值，当时遍布各地的“黑市”就是很好地证明。当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市场定价取代国家定价成为了必然趋势。这样，中国和苏联都无可避免地演变为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了。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三条原则，国家限制劳动者在社会上的自由流动，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在本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已做详细论述。当时的官僚者阶级为了限制劳动者在社会上自由流动，这就把整个社会中的劳动者按地区、行业及所有制形式条块分割于固定的生产单位中。这就形成了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社员阶级，这两个阶级都属于中间阶级，中间阶级是向无产阶级过渡的阶级，中间阶级不具备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更无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力，他们必然被现代无产阶级取代，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具备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他们才有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力。中间阶级的产生，宣告了中国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理论已经破产了。
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这个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们，背弃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消灭商品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另起炉灶搞出一套在商品生产基础上搞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自以为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为“计划经济”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主义的做法而已。

六、总结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七十多年前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具备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具有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力。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建立起在消灭商品生产方式下由社会中每个生产者自觉地联合起来进行有计划的产品生产方式，才能消灭一切阶级、阶级差异和阶级斗争，从而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里引述《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总结：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最后编辑锤子 最后编辑于 2024-06-07 12: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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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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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06-12 14:18 |只看该用户

樓主始終對商品和貨幣抱有一些非歷史的幻想，簡單點說，在社會主義的前提下，某種具有使用價值的物品，不管你叫它商品還是產品，它實際上就是那麼一件物品，當生產某種物品--例如糧食的能力能夠滿足國內的需求有餘的時候，它作為商品的屬性就會開始消亡，而且僅是開始而已，因為在新的生產力條件下，社會同時會產生新的需求，例如運用糧食精加工的零食和菜品；與此同時，國內過剩的產品又可以在國際間交換，它就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價值符號。
再者，在無產階級尚未有條件於專業技術領域全面取代舊專家以前，以高薪贖買就仍然是有必要的，超過了維持其生活所需水平的收入就可能在某些方面形成流通，社會上不能不存在着資本主義的暗流。
這就是為什麼經過文革洗禮後得到的主要結論是資產階級法權既要限制又要利用，無產階級要運用權力限制暗流不能成為主流，同時爭取時間一方面把把生產力搞上去，另一方面學習很好地全面佔領上層建築，為生產關係的進一步變革創造物質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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