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者按；这是我的战友苦多同志3年前的一篇文章，今天发在这里聊以对战友的思念。
信仰者和革命者
一、信仰者和革命者。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首先很多是没有解决“信仰者”“革命者”的问题。当然信仰者有信仰者的工作困难，革命者有革命者的工作困难，但是就怕明明只是个“信仰者”却自称是“革命者”，把信仰者应该解决的困难说成是革命者的困难。
中国的信仰者群体是很多的，单就信仰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群就数以千万计，但这数以千万计的人群决不可能、也不会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革命者必定是信仰者，信仰者未必是革命者；信仰者中产生革命者，革命者不能等同于信仰者”，历来如此。
信仰者的困难是小困难，无非是“与众不同”、“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不同”招来的非议，是“独醒”带来的孤独，只要没有行动，仅仅说说而已，是不会有危险。但一有行动必然会有危险，大行动有大危险，小行动有危险；而且一有行动就逐渐离开了信仰者的群体向革命者靠近，在靠近的过程中，也就是由“信仰者”向“革命者”转化过程中，是最容易动摇的，最容易三心二意的，有的人可能进三步退两步，甚至有的人会进两步退三步；这个时候是感到最困难的：既有“信仰者的困难”也有“革命者的困难”，真是“两面夹击”。
一旦完成了从“信仰者到革命者的转化”，“蛹变成了蛾”，就会一身轻松，“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有的只是如何进击、如何战斗、如何“飞向兰天苍穹遨游世界”。这是境界的升华，这是革命者、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人生价值，“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何等的豪迈和自信，这是何等的伟大和光荣！
现在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定位——是信仰者是革命者抑或是“由信仰者到革命者的转变过程中”？然后再讨论其他问题。工人、农民，特别是最贫穷的工人农民，一旦给自己定位革命后一般是不会动摇的，所以他们的革命性最强、最坚决，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向工农学习，当他们的学生，与他们融为一体。
二、“怕”的来源和破解。革命者怕不怕？刚踏上革命道路的人怕的东西就多一些，随着进入革命熔炉冶炼的时间增长，怕就会慢慢地变为不怕，“彻底的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你存在“怕”，就说明革命性还不彻底。
怕什么？无非是自身会失去点什么。有位老革命说无产阶级革命者要过“三关”——家庭关、财产关、生死关，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五不怕”。这都是自身要解决的，不能靠别人，更不能光要求别人这样去做而自己不去做。即使一时不能完全做到也一定要不断地、持之以恒地去做，否则你就成不了革命者，只能是半截子革命，甚至会走向革命的反面，“不进则退”嘛！
政策和策略是对革命者来说的，是革命者战斗时、进击时、为了革命胜利的大目标应该注意的问题，而决不是信仰者污蔑革命者的口水、打击革命者的棍棒（所谓“不讲政策和策略”），更不能成为自己畏缩不前的盾牌。革命者自有革命的政策和策略，信仰者自有信仰者的政策和策略，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正确估计“怕”的内容，正确评价危险的程度。在如今的社会现实中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怕些什么，危险性到底有多大呢？由于毛主席的巨大威信，由于毛泽东思想深入中国人民之心，由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时代后期永远活在劳动人民心中，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处不在的影响，中国的执政当局还不敢、还不愿意丢掉“共产党”、“社会主义”甚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招牌，这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当局的仁慈，更不是他们还保留什么“走社派”的成分，也谈不上这帮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有“回心转意（左转）”的可能，而是他们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需要、愚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需要、“和谐”的需要、稳定的需要、“长治久安”的需要、竭力保持整个官僚统治集团“团结”的需要。正是他们的这种“需要”，给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留下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危险的可怕性。试想，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一听说“共产党”三个字，一知道“共产党员”的身份，那会是什么结果？那是“杀无赦”、“株连九族”、“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走一个（共产党员）”。难道现在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会被“公安谈话”、“监控”、“子女、家庭、个人的威胁”所吓倒、难道这些比“杀头”还可怕吗？难道现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含金量”高吗？！难道现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应该充分利用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反动当局迫不得已的“需要”而更加革命斗志高昂吗？！
三、革命时机和建党时机。常识性的问题，在有些人中间搞混淆了、搞糊涂了：革命时机和建党时机不能混为一谈。
革命者要革命就要有自己的严密组织，无产阶级革命者要革命就必须有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从无产阶级革命者想革命那一刻起就认为应该马上成立自己的政党，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没有时机努力创造时机，有了时机就要抓住时机不放，革命的需要就是最大的时机。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那一刻就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前进，就在毛主席的参与、领导、培育下成长，他有着55年光荣、伟大、正确的历史（1921——1976、10、6）；1976年10月6日的反革命军事政变采取“斩首行动”，使具有55年光荣伟大正确历史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上被打散了，他的忠诚党员成了游兵散勇，这正如战场上的两支部队，失败的一方或者向敌人投降或者揩干身上的血污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组织起来继续战斗；这种继续革命的需要就是最大建党的时机，广大劳动人民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对毛主席的热爱、毛泽东思想的深入人心）就是最大的建党时机；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当局的咒骂和唾弃就是最大的建党时机；此起彼伏的群体斗争就是最大的建党时机。
革命时机是什么？那是革命爆发的时机，那是革命高潮的时机，那是敌我双方决战的时机，那是迎接革命胜利的时机。现在革命时机确实还没有到来。
建党是为了什么？不是摆设，不是赶时髦，而是为了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要革命就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无产阶级革命在群众中是不会自发产生的，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来完成这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来启发阶级斗争的觉悟，促使矛盾的转化，来掀起革命的高潮，来创造革命胜利到来的时机；而无产阶级政党正是在这些工作和斗争中成长壮大。这就是革命时机和建党时机的前后关系、辨证关系。
四、条件论者。认为现在建党时机不到的人除了把“革命时机和建党时机”混为一谈的糊涂认识，还有条件论者。
他们提出了哪些条件呢？归纳起来有三条：政治条件（干部条件）、理论条件、群众条件，他们认为这三条都不成熟，结论：现在不能成立无产阶级政党，否则就是极左、就是过激、就是危险分子。
他们认为需要有了符合他们要求的干部，有了振臂一呼的毛泽东式的领袖领导者，才能成立无产阶级政党，他们似乎要办一个建党干部的培训学校，而不懂得革命干部、党的干部是在革命斗争、建党过程中锻炼培养出来的，他们犯了机械的、唯心的错误；他们认为中国仍然要走当年（1921年）的老路，各地要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再走联合建党的道路，他们忽视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存在（尽管是游兵散勇），他们要从平地上再建一个党而忽视了中国大地上已经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实基础，所以才提出“政治条件”的问题；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复辟、世界发展变化了、进入了信息时代了，所以中国现在还没有建立政党的理论，已有的马列毛主义建党思想过时了，他们要搞理论创新，他们要搞出来一套适合现在需要的、一劳永逸的建党理论才能建党；他们认为的群众条件是群众都觉悟了、群众都起来了、群众都把革命搞起来了，他们这些“精英”的党再建立，这样风险小了，投资少了，领导也容易了，胜利果实马上可以共享了。
“走自己的路”，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自觉、自信、自豪；“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蔑视一切、要建立新世界的雄心壮志。“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中就需要这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