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路线问题是我们革命斗争的根本问题，我们要时刻对路线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
张宏良的“回归社会主义”幻想
——评《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讲座大纲
高居矛(2010年5月20日)
目录
一、值得赞赏的观点和思想
二、正反合的“转变方式”是个什么东西？
三、惩办汉奸要靠资本主义补课吗？
四、官权和党权能分开吗？
五、共产党可能更新吗？
六、左派面临的“死结”
附：张宏良的原文
近日在“乌有之乡”读到张宏良的《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讲座大纲。文章全面剖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结症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在某种意义上，此文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左派”的观点。我是07年开始读张宏良的文章的。我完全赞同他对改革开放出现的种种弊病的批判，尤其赞赏他对汉奸买办卖国贼的深刻揭露，我坚决支持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复兴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但我也常对他为“回归社会主义”开出的“药方”而感到困惑，他的“回归社会主义”目标和立场，与“回归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途径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其实也反映了左派面对如何“复兴社会主义”的问题遇到了进退两难的“死结”！对此，我本想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为了不想让右派看左派“内战”的笑话，又顾虑“左翼网”未必会发表我的观点，所以一直保持沉默。看了《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一文后，感到有些话不能不说了，即使我的观点不能发表，还是决定写下来再说。我担忧，如果按照张宏良的“转变发展方式的途径”，民众渴望的“回归社会主义”必将永远成为美丽的幻想！
一、值得赞赏的观点和思想
这几年我所读张宏良的文章，明显感觉到张宏良所发表的文章的主要特点是高度关注民生与民族问题，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二面大旗，很有吸引力。《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一文再次阐述了这些观点和思想。比如：
(1)在判断政治形势时，张宏良又一次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已经把中国推到了大动荡的灾难边缘。”“海内外所有反华势力，以及国内买办势力、汉奸势力、分裂势力等，已经拥有了共同的政治领袖，推翻共产党、解体中华民族的政治事变随时都会发生，‘杀左族毛’不再是一句威胁口号。”
(2)在谈到民众的生存状况时，张宏良又一次揭示了“党中央提出的所有民生政策，最终全部变成了整治民众的政策”“官人、洋人以及少数依附于官人和洋人的富人”，正在进行“一场空前未有的权力变现运动”，“继续采用劫贫济富的办法来扩大差距”等社会乱象。
(3)在批判“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时，张宏良不仅揭露了他们“欲灭其国，先去其史”的反动本质，而且深刻指出：“维护毛泽东时代，维护人民革命，维护社会主义的创业奋斗，并非仅仅是要维护过去，更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维护未来，维护我们民族发展的未来，维护13亿中国人民生活的未来。”
(4)在痛斥汉奸买办卖国贼时，张宏良强烈要求建立与《反分裂法》相配套的《反汉奸法》，“坚决铲除买办汉奸这两个危害中华民族的最大毒瘤。”主张对他们使用暴力手段，“在当今中国，没有对买办汉奸的镇压，任何哪怕是一丝一毫有利于人民的转变，都根本不可能实现。”
(5)在分析民族的危亡时，张宏良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基本上已完全丧失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摧毁了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面临的则是‘国破山河尽，亡国亦灭种’的空前危险。”
(6)对于官场腐败，张宏良认为，“中国官权泛滥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官僚集团最大胆的想象，即便一个普通官员的权力都超出了历史上的皇权。……今天的官员随便给‘二奶’一顶乌纱帽，则完全是小菜一碟。”主张“发动群众”反腐败，“不仅要恢复家庭株连，还要恢复政治株连，谁提拔的官员谁来负责，绝不能卖完乌纱帽就拉到。”
(7)对于法制问题，张宏良提倡“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只能成为贯彻和推行善良和美德的工具，只能成为惩恶扬善、锄强扶弱的武器。社会必须奉行民比天大、道比天大、德比天大等人间正义原则，而绝不能奉行‘法比天大’这一邪恶原则。”
(8)对于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张宏良作了具体的阶级内容的解释：“什么是人权？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是当今中国最基本的人权！什么是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自由！什么是民主？造反有理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民主！什么是平等？废除权力世袭制和资本世袭制，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平等！”
(9)张宏良还呼吁“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建立民族独立、人民共享的大众经济制度”、“彻底废除资本平等制度和资本世袭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劳动平等制度，真正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天然法则和人类共同理想”。“以毛泽东思想实现民族意志的统一。建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以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为主体的社会道德体系。在此基础上，全面恢复中华民族高尚的伦理价值和良好的道德风尚。”
……
以上观点，都是张宏良的一贯思想，深受左派的欢迎，也是我完全赞同的观点。
二、正反合的“转变方式”是个什么东西？
张宏良高度关注民生问题，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大旗，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完全符合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希望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如何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旗？张宏良在开列“药方”时，却始终贯穿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基本思想！这令许多左派人士感到十分困惑。过去的文章还只是羞羞答答地流露这种观点，《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讲座大纲则把这个核心思想发挥得非常透彻、淋漓尽致了。
张宏良在这篇文章中详尽阐述的“正反合‘转变方式’”便是明显的一例。
张宏良在此文首创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新的划分标准，他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原理把新中国的60年历史分成“正反合”三个阶段。认为1949—79年只是“政治制度根本转变”(“肯定阶段，是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正面因素发展的阶段”)，1979年以后只是“经济制度根本转变”(“否定阶段，是历史上所有邪恶势力和所有邪恶罪行在中国汇聚泛滥的阶段，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欺负人、人拿人不当人等负面因素发展的阶段”)，第三阶段“胡锦涛新政”，是否定之否定的最高阶段(“是综合前两个阶段优势的完善阶段，是构造中华民族崛起基础的发展阶段”)。具体表现为“六大转变”：“由经济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由以资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由丛林社会向和谐社会转变；由权贵富豪独享发展成果向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转变；由断子绝孙的发展道路向可持续性发展转变；由纵欲主义向理想主义转变”。他认为“这几个方面的转变，不仅是生产力内部的转变，更是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是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是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是西方文化主导地位的根本转变。”“绝不仅仅是现有制度内部的一种调整，而是新世纪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之否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残暴血腥的剥削制度复辟的红色翻盘。”
张宏良如此高调评价“否定之否定阶段”的“胡锦涛新政”，恐怕很难令人信服！
(1) 1949—79年的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新时代，是消灭了私有制、铲除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时代。这种历史发展的转变是全面的，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岂止是张宏良所说的“政治制度根本转变”？张宏良视其仅仅是“政治制度根本转变”，究竟是在歌颂毛泽东时代？还是在贬低毛泽东时代？
(2) 1979年以后是改革开放走邪路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时代，不仅实行资本剥削的市场经济，而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这种历史的大倒退，张宏良仅仅把它归结为“经济制度根本转变”，把与毛泽东时代完全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仅仅看作“政治制度根本转变”和“经济制度根本转变”的区别，这是什么意思？
(3)胡锦涛新政，究竟是不是“综合前两个阶段优势的完善阶段，是构造中华民族崛起基础的发展阶段”？判断的标准不是看口号，而是看实践、看事实！张宏良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它是“综合前两个阶段优势的完善阶段”？前阶段的优势是“公平、正义”，后阶段的优势是资改派自吹的“效率”，胡锦涛新政“综合前两个阶段优势”了吗？公平、正义、效率在哪儿呵？所谓的“六大转变”，经济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了吗？以资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了吗？丛林社会向和谐社会转变了吗？权贵富豪独享发展成果向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转变了吗？断子绝孙的发展道路向可持续性发展转变了吗？纵欲主义向理想主义转变了吗？“六大转变”的口号喊了快10年了，中国社会究竟是向“回归社会主义”转变了呢？还是向矛盾激化、越来越资本主义的方向转变了呢？事实还不够清楚吗？
(4)无情的事实恰恰证明，胡锦涛新政所提出的“六大转变”，不过是一些忽悠民众的空话而已！追逐GDP的发展观、以资为本、丛林法则、权贵富豪独享成果、不可持续性的发展、纵欲主义不仅毫无转变，反而更加疯狂！通货越来越膨胀，房价越来越离谱，腐败越反越腐，穷人更加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更严重！贫富差别更加拉大，社会矛盾更激化！……这些事实，不正是逼迫张宏良不得不喊出“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吗？如果张宏良承认这些事实，为什么还要说“胡锦涛新政”是“综合前两个阶段优势的完善阶段，是构造中华民族崛起基础的发展阶段”呢？
(5)可见，“胡锦涛新政”根本不是什么“否定之否定”的最高阶段。“六大转变”并没有消灭私有制，也没有消灭资本剥削制度，丝毫没有触及任何一点“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西方文化主导地位的根本转变。”但张宏良却把这种资本主义框架内的调整，说成是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生活、西方文化主导地位的“根本转变”。这种说法，恐怕是张宏良一厢情愿的主观想象吧！所谓的“六大转变”，既不是“新世纪一场伟大的革命”，也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之否定”，更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残暴血腥的剥削制度复辟的红色翻盘”！而是1979年以后的改革开放继续走邪路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张宏良不顾事实，把这种巩固和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以主观臆断的“正反合”逻辑，说成是“新世纪一场伟大的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之否定”、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红色翻盘”，实在是可笑！如果说“胡锦涛新政”是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红色翻盘”，那等于是说，现在的中国早已回归了社会主义，再提“回归社会主义”纯属多此一举！而且“胡锦涛新政”的“社会主义”比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更高级，是否定之否定“综合前两个阶段优势的完善阶段”的高级社会主义，这不是张宏良在为“特色社会主义”唱赞歌吗？竟然把官僚资本主义辩护成比毛泽东时代还高级的社会主义！张宏良究竟是什么人？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而且他还自欺欺人地自我陶醉于“从2006年我们提出伟大的转折到现在党中央提出发展方式转变，实践证明了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的基本判断和我们的基本主张，都是正确的。”这种自淫自娱，未免太无耻了吧！
三、惩办汉奸要靠资本主义补课吗？
揭露和惩办汉奸买办卖国贼的罪行，本来是张宏良一贯思想最精彩的亮点，但这篇文章却提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新观点，即惩办汉奸要靠“完成资本主义补课任务”！
张宏良在谈到中国“由肥大国家向强大国家的转变”的问题时，提出了“关键在于彻底完成资本主义补课任务”的新观点。理由是：“鉴于中国已经被推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历史事实，目前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要把资本主义这一课补全，要把法国大革命、英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镇压叛国者这一课也补上。……毫不留情地严厉镇压叛国者，是欧美所有大革命的共同特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为经典的历史课程”，“目前中国其它资本主义课程都已经补完，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再补上镇压‘汉奸’这最为经典的一课。如果漏掉这个最为经典的课程，中国人民就会白吃二遍苦、白受二茬罪，对中国人民太不公平……。所以，这一课一定要补上，绝对不能漏掉。”“经过共和国前后六十年的反复，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在当今中国，必须首先走欧美大革命的道路，先铲除掉买办汉奸这个中华民族最大的政治毒瘤，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坚持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历史探索。”“‘中美国’的运转主要就是依靠汉奸推动的。只要打掉汉奸这个基础，美国所有对华战略就会土崩瓦解，‘中美国’也会随之烟消云散。”“当今中国铲除买办汉奸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才有可能成为强大国家，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而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伟大国家。”
张宏良这些慷慨激昂的“宏论”，貌似有理，但令人难以苟同。
(1)张宏良痛恨汉奸的民族意识，精神可嘉。但是，惩办汉奸就得靠“完成资本主义补课任务”吗？“镇压汉奸”真是资本主义“最为经典的一课”吗？资本主义有分“经典课”与“非经典课”吗？这哪儿是哪儿？对于汉奸买办卖国贼，要不要惩办？如何惩办？不过是一些常识而已，张宏良如此煽情和渲染，有点哗众取宠了！
(2)当然，张宏良强调在当今中国汉奸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强调惩办汉奸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旨意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用“完成资本主义补课任务”的方式而不是强调回归社会主义的方式惩办汉奸？难道社会主义惩办汉奸不比资本主义更“经典”？
(3)诚然，他所说的“完成资本主义的补课”与右派的“补课论”不同，是指“镇压汉奸”的“经典课”。理由是“鉴于中国已经被推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历史事实”，所以“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要把资本主义这一课补全”。但是，追踪张宏良的一贯思想，可以发现他一方面主张“复兴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却又喜欢对资本主义的“既成事实”搞点修修补补的动作。所以，张宏良的思想常常令人困惑，他的“复兴社会主义”目标与“复兴社会主义”的手段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不是用推翻资本主义的方式，而是试图修补资本主义的途径来“回归社会主义”！在惩办汉奸的问题上，他不从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剥削的角度来谈问题，而是从“完成资本主义补课任务”“走欧美大革命的道路”的角度来谈问题，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张宏良究竟是不是在推销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4)张宏良说；“当今中国铲除买办汉奸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只要打掉汉奸这个基础，美国所有对华战略就会土崩瓦解，‘中美国’也会随之烟消云散”。这种夸大汉奸买办作用的说法，其实是掩盖了消灭私有制和消灭资本剥削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的实质问题！在他看来，似乎只要铲除了汉奸买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这样的说法，究竟是“复兴社会主义”？还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现状？
(5)张宏良认为，镇压汉奸“这一课一定要补上，绝对不能漏掉”，否则“中国人民就会白吃二遍苦、白受二茬罪，对中国人民太不公平”。这种说法，好像只要镇压了汉奸买办，中国人民就没有“白吃二遍苦、白受二茬罪”、就“公平”了似的。这是什么话？
(6)张宏良在文章的后面谈到建立“人民共享的大众经济制度”时说：“虚拟经济具备了人民大众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物质条件，形成了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完全能够实现变官有经济为全民经济，变外资经济为国有经济，变民营经济为民族经济，变个体经济为社会经济。彻底消除私有化和殖民化的经济基础。”此话的意思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大众可以通过买股票一类虚拟经济来占有财产，不必通过消灭私有制、不需要消灭资本剥削，就可以“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变官有经济为全民经济，变外资经济为国有经济，变民营经济为民族经济，变个体经济为社会经济”，这不是在重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老调吗？不用推翻资本主义，只要通过虚拟经形，就可以“回归社会主义”，张宏良的这种言论，究竟是在为谁说话？处处维护资本主义的现状，只想搞点修修补补的小动作，张宏良“复兴社会主义”的立场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四、官权和党权能分开吗？
为了强调“胡锦涛新政”的“伟大意义”，张宏良狠批了官权泛滥的现象。认为中国近30年里发生了一场“对上约束中央集权、对下剥夺百姓民权的官权改革运动”，已经形成“民权完全空白，党权基本空置”的局面，表面上“中国是‘党管干部’，是由党委和组织部在任命各级干部，但实际上是‘官管干部’，因为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人都是官员”“党组书记和部长，党委书记和厂长，除了权力大小不同之外，其官员身份完全相同，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共产党已经变成了官员的政治招牌，根本不受共产党的任何约束”，这种“官权泛滥不仅不是一党专制的结果，相反，恰恰是党权被废置的结果。”张宏良还把党权与官权的对立上升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层次，认为“原本应该是领导力量的党权空置，全部权力都集中到了作为官权代表的国务院，国务院的权力大到了无边无际的程度。”
张宏良用党权与官权之间的矛盾来混淆新生资产阶级二派势力的内部斗争，值得警惕！
(1)张宏良所说的“党权基本空置”，中国现在不再是“党管干部”、而是“官管干部”，官员身份“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官员的政治招牌，根本不受共产党的任何约束”，这些说法既无根据，也不符合事实。近 30年以来，党权什么时候“空置”过了？哪一项决策不是政治局、党委、党组、党支部、书记定夺的？哪一级官权可以不听同级党权或上级党权的决定？哪一个官员能“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可以“根本不受共产党的任何约束”？虽然书记与行政官员常常发生矛盾，领导班子“窝里斗”的现象比比皆是，但并不表示官员“根本不受共产党的任何约束”，即使不听同级党权的话，至少也得受上级党权的指挥，否则就会丢掉乌纱帽！
(2)张宏良说的党权与官权之间矛盾，其实是中国政坛的表面现象。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就产生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但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是由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两个资本利益群体组成的(这两个资本利益群体或资本集团的叫法很多，官僚资产阶级有的叫作权贵资产阶级、权贵资本主义、官僚经济、官员经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等；私人资产阶级有的叫作私有经济、民营经济、民营企业、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等)。这两个资本利益群体都在共产党内有自己的代理人，所以79年以后的共产党内早已分为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官僚派”和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民主派”两股势力。从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之间的矛盾开始，到江泽民与朱镕基、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胡锦涛与“大领导”，他们之间既妥协、又斗争。只是官僚派掌握党权多一些(尤其中央总书记之职)，民主派掌握行政权多一些(即张宏良说的官权)，所以官僚派与民主派的矛盾表面上看起来是党权与官权的斗争，其实从中央到地方，官僚派与民主派所掌握的党权与官权都是互相交叉的，并不存在“官权泛滥”、“党权空置”的情况。从胡耀邦、赵紫阳到现在的“大领导”，党内民主派一直是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后台，经济上要求完全的市场化，政治上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实行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军队非党化等政治改革，主张中国搞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他们一直谋图向官僚派夺权，呈现出张宏良所说的“对上约束中央集权”、“国务院的权力大到了无边无际的程度”的现象。但官僚派坚持“不折腾”，顽强地抵御民主派的进攻。他们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乃是资产阶级内部两派势力狗咬狗的斗争，并不是“党权与官权”之争！张宏良反对民主派的立场鲜明，似乎是反对“颜色革命”的英雄。但他赞美官僚派，等于是在支持官僚派搞的“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成了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的帮凶！这就是张宏良“回归社会主义”的目标与手段自相矛盾的集中表现，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逻辑的必然结果！
(3)张宏良不说“胡温新政”，只提“胡锦涛新政”，表明他看到了共产党内两派不同的势力。但是，他把胡锦涛等官僚派看作是党内的“毛派共产党人”，恐怕是自作多情了！用党权与官权的矛盾来混淆党内两派资产阶级势力的狗咬狗斗争，那就完全错了！
(4) 胡锦涛等少数官僚时而去井冈山、西柏坡、延安视察。时而唱红歌、打黑除恶、搞“毛泽东思想”方阵队伍等举动。究竟是“作秀”？还是真正回归毛泽东思想？唯有用事实来验证！区别真假“毛派共产党人”的标准，在目前条件下，至少要看他反不反对私有化？反不反对资本剥削？国有企业是不是从官僚所有回归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给不给人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民主权利？反腐斗争敢不敢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是否惩办汉奸买办卖国贼？……如果这几点都不敢做，只是说些“亲民”的空话，搞点儿改善民生的措施、抓几个贪官等，甚至抽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灵魂，用毛泽东思想的“伪高举”来收买人心，那决不是真正的“毛派共产党人”！
五、共产党可能更新吗？
讲座大纲在最后的第四部分展开了“转变发展方式的途径”的论述，张宏良着重阐述了第一点：“由党政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这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基础”。这部分内容是整个讲座大纲的核心思想：
“对于目前中国的腐败和卖国现象……。如果不是共产党根本宗旨和共和国根本制度决定的，就必须依靠共产党来消除这些罪恶现象。这就是我们提出党群一体化的根本依据。14至15世纪西藏的藏传佛教，就出现了如同今天官僚的腐败现象……，但是佛学大师宗喀巴活佛，并没有因为那些喇嘛胡作非为、声色犬马，就去打倒佛教、摧毁寺庙，再另创新教。而是通过恢复佛教宗旨和戒律制度，使藏传佛教获得了新生。16到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初期的基督教同样如此，宗教腐败与当今中国的政治腐败差不多。也是通过从路德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使基督教最终获得了新生。历史上各种陈旧罪恶和陈旧势力延续到新的社会制度中复辟作乱，是一种正常现象。正确的选择是应该清除掉在这些陈旧罪恶，维护新制度的健康和发展，而不是把新制度连同陈旧罪恶一起埋葬。……
当今中国需要的是能够更新共产党的红色宗喀巴，能够把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制度化的红色拿破仑，而不是打倒共产党和推翻共和国。这是我们与中国右翼势力之间最根本的政治区别。中国右翼势力要推翻共产党、解体共和国，实行多党制和联邦制的政治主张，无论其出发点如何，其结果都只能是造成大动荡、大分裂、大混战、大流血的民族大灾难。并且在当今世界条件下，中华民族一旦陷入大分裂的灭顶之灾，就再也没有历史上多次出现的重新统一机会，绝大多数老百姓将会白白死掉。所以，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从13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安危出发，我们都只能选择更新共产党、回归共和国、重建公有制、实行大民主的道路。……”
这段话的意思是：当今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不是共产党的宗旨和共和国的制度决定的，所以消除这些问题只能依靠共产党。只要共产党如同佛教、基督教的发展历史那样更新一番，就能维护中国的健康发展。如果推翻共产党，中国必将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而且再也没有重新统一的机会了。所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唯有选择更新共产党这条途径。
这个观点，其实就是张宏良一贯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思想，这次他终于作了全面而充分的阐述，听起来很有“道理”，也蛮切合“实际”，其实不然。
(1)张宏良的“更新共产党”观点，是以当今中国的种种问题，“并不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决定的”为前提的。可问题恰恰就在，这个前提是否站得住？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搞马列、为共产主义奋斗，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二者的共同标志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与传统的私有观念决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按照这个根本宗旨和制度做的，所以，毛泽东时代就没有腐败、卖国等一系列的乌七八糟问题。
但是，毛主席以后的共产党和共和国，根本宗旨和国家制度都完全变了！尽管党章、宪法还保留了某些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词句，那只是在骗骗人而已。党和国家实际制定和贯彻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却早已改变了党的根本宗旨和国家的制度。共产党的新宗旨不再搞共产了，反而搞私有化了，完全恢复了剥削制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私有观念成了全社会的信条，无产阶级专政也彻底取消了。正是因为共产党有了这种新的根本宗旨和共和国有了新的制度，中国才产生了新生资产阶级，才出现了腐败、卖国等一系列的乌七八糟问题。铁一般的事实明摆着，怎么能说当今中国的问题“不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国家的制度决定的”呢？如果不是由现在的共产党决定的，那么，又是谁决定的？是谁造成的呢？
可见，张宏良“更新共产党”的前提条件是根本站不住的。
(2)张宏良说的“更新共产党”，其实就是指望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回归毛泽东时代。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这可能吗？如果能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根本宗旨，共产党当然能更新，中国所有的问题也都能解决。如果共产党不能回归原来的宗旨，“更新共产党”就是一句空话，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一种幻想！
(3)张宏良把“更新共产党”的希望寄托在党内出现“红色宗喀巴”“红色拿破仑”式的人物身上。这可能吗？如今的共产党就是靠改变了原来的根本宗旨，才成了改革开放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现在那些千方百计想钻入共产党的人，有谁是为共产主义而入党的？有谁愿意共产党回归原来的宗旨？共产党已经成了男盗女娼的乌合之众，怎么出得了“红色宗喀巴”“红色拿破仑”？即使出现“红色宗喀巴”“红色拿破仑”式的人物，又有多大的能耐“更新共产党”？当年毛主席仅仅只是打倒一小撮“有了大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的走资派，便遭到绝大多数党员的顽强抵抗，最后惨遭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未来的“红色宗喀巴”“红色拿破仑”式人物能比毛主席更有能耐吗？
(4)张宏良以为共产党也可以象佛教、基督教的历史变革一样，“更新”一番而重获新生。如果真能如此，确是中华民族之大幸！全国人民一定高举双手赞同！问题是，“更新共产党”与佛教、基督教“新生”的前提条件是完全不同的。佛教、基督教在“新生”前后的根本宗旨并没有改变，“新生”前的“胡作非为、声色犬马”等腐败现象，只是教徒违背教义、教理、教礼所致，对于那种“违法”行为，一旦出现强有力的宗教领袖，只需按照原有的教旨和戒律严加惩处，宗教便可重获新生。即使如此，佛教、基督教的历史变革过程也不是和和平平进行的，也是需要经过动乱和暴力的阵痛，也还是有杀戮、流血的博斗，而且“新生”的结果恰恰是在组织上分化出或另建了新的宗教派别！从基督教独立出来的新教就是路德改革的产物。张宏良片面地描绘佛教、基督教的“新生”过程是不是在误导民众？
(5)共产党如果要“更新”，关键在于是否能回归到原来的根本宗旨，如果不能回归原来的根本宗旨，共产党永远也不可能“更新”！如果“更新共产党”仅仅是指惩办那些“非法”的腐败和卖国现象，那倒不难。难是难在大量“合法”的乌七八糟问题要不要惩处？如何惩处？当今中国出现的乌七八糟问题，并不完全都是张宏良所说的历史“陈旧罪恶和陈旧势力”，大量的乌七八糟问题恰恰是在共产党的新宗旨下“合法”产生的，它们不是历史的“陈旧罪恶”，而是非常现代、特别时尚、不断创新的罪恶(如资本剥削、三座大山、炒作高价房、破坏资源、污染环球、贫富分化……)，这些新罪恶完完全全是共产党新宗旨的新产物。如果共产党不回归原来的根本宗旨，“合法”的新罪恶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6)不妨假设：如果中国出现了“红色宗喀巴”“红色拿破仑”式的人物，张宏良的“更新共产党”设想将会如何实施？合理的猜想必然是会全面清党，对7千万党员进行重新登记！那么，全面清党、党员重新登记拿什么为标准呢？如果以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为标准，只允许赞同者继续留在党内，不赞同者一律视为自动退党，那么，真正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也许5％也到不了，这样“更新共产党”，“红色宗喀巴”“红色拿破仑”敢不敢更新？肯不肯更新？更不更新得成功？如果不按毛泽东时代的宗旨标准进行清党和重新登记，那么，“更新共产党”的意义又何在呢？充其量不过是清除一些腐败手段不太高明或卖国水平不够高超的少数党员，其余的仍然戴着“共产党员”的光环继续进行私有化、资本剥削，继续搞乌七八糟的事情，这能算是“更新共产党”吗？
(7)共产党究竟可不可能“更新”？不妨再作一个假设：如果毛主席还活在今天，他会怎么做？回想文革期间，毛主席曾说过，如果修正主义上台，他就重上井冈山。这表明，如果毛主席面对背叛马列主义根本宗旨的“共产党”，必定会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决不会选择“更新共产党”的做法！是不是会这样？左派人士应该好好想一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张宏良正是采用了这种方法！
综上分析，张宏良“更新共产党”的观点，不过是一个可望不可求的幻想而已！
六、左派面临的“死结”
经过改革开放走邪路的反面教育，越来越多的民众真正认识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从两个30年的对比中，民众理解了毛主席、理解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民众现在才真切感受到了毛主席的无比伟大、文化大革命的无比正确！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民众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革命觉悟大大提高，政治素质大大增强。这是左派最值得庆幸的事情！
近些年来，左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思想上、理论上与资产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心，也引起了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极度恐慌。这是一个好现象，证明左派的观点打中了右派的痛处。
左派站在反对资本主义、复兴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批判改革开放走邪路带来的种种罪恶，剖析当今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根源，揭露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反动本质及其丑恶嘴脸，痛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反毛非毛、妖魔化文化大革命的谬论，歌颂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还原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的真相……。对国内外反动势力向国人进行的“洗脑工程”展开反洗脑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民众觉悟的不断提高，民众越来越不满足于批判现实和回忆过去，更希望探索对于中国的未来究竟应该“怎么办”的解救办法。。
然而，恰恰在“怎么办”的问题上，左派内部的观点并不一致，存在较大的分歧。根本原因是左派和民众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死结”！
产生这个“死结”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的两派势力在狗咬狗的斗争中，都在利用左派和民众的力量，他们把左派和民众夹在中间，造成左派和民众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代表私人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右翼势力以反毛非毛、妖魔化文革、污蔑毛泽东时代的方式拼命反对共产党，妄图通过“颜色革命”，在中国搞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为此，右翼势力竭力利用左派和民众对共产党的极度腐败和官僚资本企业搞垄断带来不平等的不满，把自己伪装成“民众的代言人”，试图煽动民众和他们一起反对共产党。在官僚资产阶级方面，为了维持他们搞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竭力维护一党专政的现行政治体制。为此，官僚资产阶级也在拼命利用左派和民众反对私有化的“国有情结”和热爱毛主席、热爱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朴素感情，伪造自己是“三个代表”。他们采用的方式是：用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往已经变修了的共产党脸上贴金，伪称自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把搞官僚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伎俩披上“特色社会主义”的外衣，把改革开放搞资本主义复辟说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把完全对立的前30年和后30年忽悠为新中国的“统一整体”，否认共和国已经彻底改变了性质；承认共产党有腐败问题，但否认共产党已经变质、变修。以惩治几个腐败分子、改善一点民生等措施，来骗取左派和民众的支持：以唱红歌、打黑除恶、“不折腾”、“国进民退”来收买民心……。资产阶级两派势力都在利用左派和民众的力量进行狗咬狗的斗争，是当今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
这种资产阶级内部的狗咬狗斗争，却把左派和民众推到了左右为难的“夹缝”中。民众反对官僚腐败、反对国企垄断，客观上迎合了极右势力反共产党、反权贵资本主义。反过来，民众反对妖魔化毛泽东时代，歌颂毛主席，客观上是给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脸上贴金；反对极右势力的“颜色革命”，等于是在维护修正主义的统治、支持共产党搞挂羊头卖狗肉的“特色社会主义”。夹在民众两边的势力其实都是右派，无论民众反对哪一边，看上去都是左的行为，客观上却起了为右派服务的效果。这就是左派和民众面临左右为难的“死结”！
目前左派和民众的处境，既受官僚资本、私人资本、国际资本的三重剥削和压迫，又被资产阶级两个资本集团的利用，但左派和民众却什么也得不到，不能集会，也不能游行，至今连真正属于自己的反复辟根据地也没有，更没有形成反复辟斗争的核心力量。只能以散兵游勇的方式，在官方“恩准”的“左翼网”上骂骂右派、发发牢骚，或以哗众取宠的煽情方式，发表一些不触犯官方神经的文章，自淫自娱一番。
如果左派要真正担负起反复辟、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复兴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那就必须尽快解开这个“死结”，走出进退两难的困境。对此，左派和民众不应回避矛盾，必须正视下列问题，并作出明确的回答：
(1)现在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变修、变质？现在的共产党究竟是哪个阶级的政党？有没有背叛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政党、还是修正主义的“全民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还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
(2)毛主席与共产党究竟是什么关系？现在的共产党是否背叛了毛泽东思想？否定现在的共产党是不是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共和国？肯定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是不是必须拥护现在的共产党？
(3)共和国前后两个30年的社会性质究竟有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究竟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统一整体”？
(4)党内有没有“毛派共产党人”？他们究竟是“党内的健康力量”、还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的官僚资产阶级？“毛派共产党人”究竟在起什么作用？他们持什么政治立场？搞不搞马列？想不想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
(5)中国现在究竟有没有复辟资本主义？要不要反复辟？如何反复辟？
(6)毛主席曾问：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左派对此抱什么态度？打倒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是不是一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再也没有重新统一的机会”？这是“科学预见”？还是恐吓和谎言？左派和民众是不是永远只能按“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甘当“维稳”的奴隶？
(7)为什么控制宣传、舆论的共产党长期默许、怂恿右翼势力肆无忌惮地公开散布反毛非毛、妖魔化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却严禁左派反击右派的文章公开发表？为什么左派不去触动右派的后台？只是跟在右派屁股后面转，批这批那？
……
原以为左派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判断是一致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一旦涉及“中国该怎么办”的话题，很快就暴露出左派内部的分歧，而且非常对立！分歧的核心是，如何判断现在的共产党？如何对待现在的共产党？左派究竟应该支持、帮助、维护现在的共产党、“紧紧团结”在它的周围？还是应该另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分歧的实质是，中国的问题究竟要靠谁来解决？用什么方式和途径来解决？即反资本主义复辟、回归社会主义的目标，究竟是依靠广大民众、并在新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通过二次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还是维护现状、把希望寄托在党内“毛派共产党人”身上，依靠“更新共产党”，通过和平改良的途经来“回归社会主义”？
归根结底，分歧的焦点：究竟承不承认现在的共产党已经背叛无产阶级、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全民党”？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是不是它一手造成的？……如果不承认现在的共产党已经变质、复辟资本主义也不是它搞的，那么，反复辟斗争、复兴社会主义的意义何在？如果承认现在的共产党已经变质、一手复辟了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还要“紧紧团结在”这个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假共产党周围？为什么还要去维护修正主义共产党的统治？如此拥护搞官僚资本主义的共产党，还奢谈什么“回归社会主义”？
从目前几个官方“恩准”的“左翼网”(如乌有之乡网、毛泽东旗帜网)所发表的文章来看，持有改良观点的“左派”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批判党内民主派、力挺官僚派的倾向很明显，竭力为党内官僚派的头面人物评功摆好。凡主张改良、美化官僚派的言论不仅全文照登，甚至把官僚派头面人物与毛主席相提并论的右翼文章也照发不误，但对揭露官僚派真面目、触及官僚派痛处的真左派文章，不是被删改，便是被封杀。“左翼网”其实并不是真左派的阵地，而是改良派畅所欲言的平台！虽然他们声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实际上严格把关、删选分明。“左翼网”用“官僚派＝党内健康力量＝毛派共产党人”的逻辑把民众引向认识的误区，把民众渴望的“回归社会主义”引向幻想的歧途，误导民众把“回归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身上！“左翼网”虽然反对妄图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右翼势力，但从不敢触动培植、怂恿这股势力的总根子——官僚资产阶级，反而把伪举毛泽东思想的官僚派忽悠为“党内健康力量”“毛派共产党人”！这究竟是“左翼网”迫于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还是暗受官僚派之旨、或被官僚派收买故意打着“左翼”旗号来迷惑、误导民众的阴谋？
值得警惕的不是“改良”观点的本身，而是主张“改良”的理由。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二条：一是认为中国的种种问题，不是共产党“根本宗旨”决定的，因此，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依靠共产党。这是一条很滑稽的理由！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什么？如果是指原来毛泽东时代的宗旨，那根本就不可能冒出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来！显然，中国现在产生的这些问题，完全是现在的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一手造成的！如此明白的道理、这么清楚的事实，改良派竟然加以否认，不认为是现在的共产党搞出来的，似乎与现在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无关，这不是天大的忽悠吗？且不说腐败、贫富差别、新三座大山、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等，哪一件事情与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无关？仅以右翼势力能够长期反毛非毛、妖魔化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攻击文化大革命来说，如果不是共产党自己否定毛主席、否定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敢反毛非毛吗？敢污蔑毛泽东思想吗？敢攻击文化大革命吗？改良派可以把所有问题归咎于国内外右翼势力、归咎于改革、归咎于制度、甚至归咎于政府……，唯独不归咎于共产党，这是什么逻辑？在当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力量。事实恰恰表明，中国所有的问题，根子就在共产党身上！改良派却声称中国的问题不是共产党决定的，因此，解决问题的途径只能靠共产党。这种思维方式，与右翼势力竭力否认当今中国的问题是改革造成的完全是一样，右翼势力就是认为改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与改革无关，所以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只能靠“深化改革”。改良派竟然也按这种逻辑，先断定中国现在的问题都与共产党无关，再主张解决问题只能依靠“更新共产党”！这种“解铃不是系铃人”的反常思维逻辑已经使改良派堕入与右派一鼻孔出气的泥坑，竟然还振振有词、沾沾自喜，实在荒唐而可笑！这表明左派队伍中的改良派，其实是资产阶级钻入左派队伍的异己分子，他们是打着“左翼”旗号来忽悠民众的！
改良派主张维护、依靠修正主义共产党的第二条理由是，如果打倒共产党，中国一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陷入大分裂的灭顶之灾”“再也没有历史上多次出现的重新统一机会”。且不说，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根据？即使可能出现那种情况，难道老百姓就只能在“好死不如赖活”中永远充当资本剥削的奴隶？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如果因为怕牺牲，就不要革命了，就搞改良了，这是真正的左派吗？列宁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其实，改良派很清楚“人类所有制度变革几乎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不经过暴力革命，即使资产阶级搞复辟，也无一不采用暴力手段。上个世纪苏东国家的解体，哪个国家没有经过“动乱”、“休克”、“阵痛”的过程？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也是经过武装逮捕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暴力镇压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成功的。在“拨乱反正”中走资派迫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数，远远大于文革中“受迫害”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修正主义共产党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30年来用武力镇压了多少反压迫反剥削的“群体事件”？现在，革命群众要用革命手段进行反复辟斗争、回归社会主义，为什么改良派要用“贪生怕死”的汉奸哲学来吓唬民众？改良派反复宣染推翻共产党的“恐怖”后果，究竟真的是“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从13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安危出发”？还是别有用心的恐吓？
改革派为了给自己的改良主张寻找依据，有意无意地混淆“和平方式”与“非暴力”等概念的区别。比如，他们说毛主席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发动文化大革都是采取“非暴力手段”。其实，毛主席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和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方式。革命、专政本身就是暴力！“和平改造”并不等于“非暴力”，“要文斗、不要武斗”也不等于“非暴力”！“暴力”的概念并不一定是指杀戮、武斗、战争等。打倒、夺权、坐牢、不许乱说乱动等专政形式，都是暴力！所以，打倒修正主义的革命行动，即使用“和平方式”打倒，本身也是一种暴力！但维护修正主义的统治、维持资产阶级专政的任何改良手段，即使没有杀人，也是暴力！改良派以所谓“非暴力”手段来维护修正主义共产党的“维稳”统治，恰恰就是资产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暴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严重分裂，形成新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格局。如何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划分左派与右派的一个新的标识。现在，如何判断现在的共产党、如何对待执政的共产党，也成了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个新的标志。
如何对待执政的修正主义共产党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如何判断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问题。走资派从1956年起就从来不承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至今仍在鼓吹发展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温家宝语)。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是更激烈、更尖锐，只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位置正好反了一反，毛泽东时代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现在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因此，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两个阶级斗争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内部存在两个利益集团，无产阶级与哪个利益集团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目前真左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分歧所在！
改良派一直把矛头指向代表私人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右翼势力，却错把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官僚派当作“毛派共产党人”，幻想依靠这些控制中国命运之大权的“健康力量”来“回归社会主义”，这完全是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搞反了！因为代表私人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右翼势力完全是官僚派一手培植、怂恿壮大起来的！没有官僚派的支持，右翼势力怎么能干得了那些坏事？改良派打蛇不打头，只打蛇身，打到要害处了吗？官僚派并不是手中无权，恰恰掌控了党政军大权、操纵着中国的一切，他们真要“回归社会主义”，还用得着左派和民众折腾吗？他们只要真心消灭私有制和资本剥削，开个大会、通过一些决议，马上就可以回到毛泽东时代，一切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可以解决，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呢？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明摆着的吗？抽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剥削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能算是“毛派共产党人”吗？难道不是伪举毛泽东思想吗？改良派故意颠倒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究竟居心何在？
中国的希望何在？就看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了！
附： 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
讲座大纲
张宏良
作者：张宏良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9911 更新时间：2010-5-17
第一部分，总体的回顾
从2006年我们提出伟大的转折到现在党中央提出发展方式转变，实践证明了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的基本判断和我们的基本主张，都是正确的。极端右翼势力从妖魔化我们的理论转变为近来对我们人身攻击，也说明我们理论和判断是正确的。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把我们理论上的胜利转变为政治上的胜利。回顾以往我们的总体判断表现为以下三个基本方面，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话题。
一，就中华民族的历史地位而言，我们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这就是：1，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中国再次走到了肥大国家与强大国家的十字路口；3，中国将进入正反合发展的第三阶段，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发源地，奠定中华民族崛起的基础。
二，就当前我们所处的历史环境而言，我们的基本判断概括起来也是三句话，这就是：1，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人类历史进入了第三个质变飞跃期；2，世界进入了文化转型期，中国进入了政治转型期；3，转变发展方式（胡锦涛新政）是中国实现不流血转变的最后机会。
三，中国将要丧失不流血转变的最后机会，判断也是来自三个方面：
1，海内外所有反华势力，以及国内买办势力、汉奸势力、分裂势力等，已经拥有了共同的政治领袖，推翻共产党、解体中华民族的政治事变随时都会发生，“杀左族毛”不再是一句威胁口号。
2，转基因主粮，定向型通货膨胀，股指期货加信用交易，外资控股自来水等城市基础设施，外资和私企进入包括公共资源和国防军工在内的所有领域，住房、粮食、蔬菜等成为谋取暴利的投机对象，耗光稀有资源等民族自毁行为，正在摧毁中华民族崛起的根本基础
3，极端右翼势力堵塞了所有对话与交流渠道，政治和解与政治对话已无可能，连转基因主粮这种涉及所有人安全的问题都只有咒骂和妖魔化，其他方面更是没有丝毫共存余地。国内外媒体突然高调推出胡耀邦，实际上是在呼唤和纪念对文革造反派的镇压，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的运动。那些著名文化精英绝大部分都退隐到了幕后，目前活跃在前台的基本都是一些被美国媒体封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街头流氓……这些，无疑都是制造中国社会内乱的征兆。
当然，中国右翼势力的流氓化也是一件好事情，它为采用西化手段解决汉奸问题，创造了成熟的历史条件。如果目前活跃在前台的汉奸仍然是一些文人学者，反倒是一种历史麻烦
当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表明，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毛派共产党人为避免动荡、实现和平转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都将会付诸东流，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已经把中国推到了大动荡的灾难边缘。实现不流血转变的机会已经消失，剩下来就是让谁流血的问题，是让极少数制造内乱的买办汉奸流血，还是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流血。我们只能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待转变发展方式问题。
第二部分，转变发展方式的背景和意义
一，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是整个世界社会历史转变的反映和关键，是大众时代与精英统治之间矛盾发展的结果。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六大转变——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变，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独立化发展向一体化发展转变——拉开了人民大众与精英集团之间斗争的序幕，特别是虚拟经济和网络系统，已经形成了人民大众直接占有社会财富和直接表达政治权利的物质基础，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大众经济，以大众时代取代精英时代，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历史潮流。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就是在这个历
史背景下发生的。
世界金融危机，欧美反资本主义大游行，中国各地民众的反抗活动，都标志着大众政治时代已经到来。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既是这一伟大社会历史转变的必然结果，又是能否完成这一伟大转变的关键。只有中国拥有能够战胜资本文化的五千年文明，只有中国拥有能够摆脱精英政治的大众政治文化，只有中国切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极端野蛮和灭绝人性，所以也只有中国能够带领世界走上大众政治道路。战后资本主义数十年的和平与发展，与根本制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引入社会主义因素的结果，现在社会主义因素用完了，将再次陷入危机和动荡之中。
就这方面来讲，目前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同时也关系到世界人民的发展安危。所以，目前中国的极端右翼势力，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敌人，是一批反人类反文明反进步的邪恶势力。
二，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是各种矛盾发展到极限的结果。
1，首先是人民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人民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而不是无极限的。在物质方面，这个极限就是不能让人民生活与社会经济发展成反比，不能在财富巨大增长的同时，让人民生活现在不如过去，未来预期不如现在。当前工资占GDP比重连续22年下降，中国经济增长世界第一，工资占GDP比重倒数世界第一，就是在物质剥夺上超出了人民承受的极限。在精神方面，这个极限就是可以把老百姓变成穷人，但是不能把老百姓变成罪人，不能把老百姓变成畜生和野兽。马克思和列宁等经典作家都曾经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而逼迫“男人为盗，女人为娼”的社会环境，把所有人类美德都变成“犯罪嫌疑”的野蛮法律，恪守天理良心就活不下去的生活法则，就是在精神剥夺上超出了人民承受的极限。最近频繁发生的“杀童案”，就是把老百姓“非人化”和“兽性化”的一个标志。
中国老百姓到了真正牛马不如的历史最悲惨境地，历史上的奴隶尚且如同牛马一样是主人的财富，不会随便往死里整，而今天把老百姓往死里整，还起了一个漂亮名称：叫做改革。把老百姓整死了，就是改革必然付出的代价；没有整死，则还要继续深化改革。
回顾最近几年就会发现，党中央提出的所有民生政策，最终全部变成了整治民众的政策：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让老百姓拥有财产性收入，马上就有人出台了股权分置改革，把超过十多万亿的老百姓财产，强行划入了极少人的腰包；党中央提出用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马上就出现了定向型通货膨胀、股指期货和信用交易等；党中央提出要建设“五有”社会，马上就有人推出了高房价、高药价等改革措施；现在要抑制高房价，又把矛头对准经济适用房和分期付款等这类老百姓的经济生活，逼得无数家庭“妻离子散”，恩爱夫妻手拉手去办离婚；党中央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马上就有人推出了转基因主粮，一下子把亡国灭种的风险加到了老百姓头上……，总之，一方面继续采用劫贫济富的办法来扩大差距，另一方面，采用把尚未贫困的那部分人群也变成贫困人群的办法，来回答老百姓的平等要求。
最近又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水电煤气，城市交通，学校医院，核电矿山，金融保险，国企股权，包括国防军工等所有领域，全部放开，除了几百万军队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这实际上是一场空前未有的权力变现运动，能够进入这些领域摘桃子的，只能是官人、洋人以及少数依附于官人和洋人的富人。
2，自然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最近数十年西方自由主义的乐观和西方国家的繁荣发展，基本是是建立在中国资源耗费的基础上，随着中国资源的耗光，西方国家的预期增长达到极限，加深了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基本上已完全丧失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摧毁了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继续鼓吹原有发展方式和阻挠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反民族反人民反人类的法西斯分子。
3，民族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军事包围，政治操纵，经济控制，基础设施控制，“中美国”殖民体，转基因主粮等等所有这些，已经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存的极限。中华民族再次走到了强大国家与肥大国家的十字路口，并且比当初洋务运动时期的肥大国家更加险恶，那时至少自然环境没有毁坏，至少还能做到“国破山河在，亡国不灭种”，而如今面临的则是“国破山河尽，亡国亦灭种”的空前危险。如果说以往历史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做亡国奴，那么，目前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甚至连亡国奴都做不成，而是要成为亡国魂、亡国鬼。
4，官权泛滥达到了极限。持续30多年对上约束中央集权、对下剥夺百姓民权的官权改革运动，导致中国官权泛滥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官僚集团最大胆的想象，即便一个普通官员的权力都超出了历史上的皇权。以往历史上的皇帝都无法给“二奶”一顶乌纱帽，而今天的官员随便给“二奶”一顶乌纱帽，则完全是小菜一碟。极端右翼势力总是造谣说什么，这是一党专制的结果。如果真是一党专制的结果，就不可能连一人专制的古代皇帝都做不到。可见，其根源绝不是什么集权专制问题，而是官权泛滥并且与洋权相结合的结果。所谓“制度决定论”，不过是掩盖官权泛滥的最大谎言和欺骗。
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但是期间既有太平盛世，也有黑暗年代，它们之间哪个是制度决定的？数百年来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改变，可是二战之前一直动荡混乱，只是二战之后才有了和平发展，其中哪个又是制度决定的？还有，一提晚清政府挨打，那些汉奸学者就张口闭口说什么是专制制度造成的，按照这个逻辑，当初清兵入关统一天下依靠的就是民主制度，可见所谓“制度决定论”是何等荒谬。其实，散布“制度决定论”的那些汉奸学者，自己也未必真的相信，不过是用来推翻共产党、解体共和国的幌子罢了。无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还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都表明了在相同制度基础上，完全能够形成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状况。
目前中国官权泛滥的根源，是民权完全空白，党权基本空置，官权空前强大的权力结构造成的。只要改变这个权力结构，树立民权、独立党权，完全能够解决官权泛滥的问题。中国官权集团之所以持续30多年控诉文革，目的就是要维护官权对民权的彻底镇压，就是要维护官权党权的利益一体化。只要牢固地把民权踩在脚下，只要牢固地把党权和官权融为一体，就必然是官权的一统天下。所以，官权泛滥不仅不是一党专制的结果，相反，恰恰是党权被废置的结果。如果仅仅从表面现象上看，好像中国是“党管干部”，是由党委和组织部在任命各级干部，但实际上是“官管干部”，因为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人都是官员，他们所有的利益和发展前途，并不是由其党员身份决定的，而是由其官员身份决定的。党组书记和部长，党委书记和厂长，除了权力大小不同之外，其官员身份完全相同，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共产党已经变成了官员的政治招牌，根本不受共产党的任何约束，由此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官权极度泛滥。
官权泛滥导致中国老百姓苦到了极处，国家弱到了极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掠夺达到了极处。近来几件事就表明国家已经软弱到了极点，一是美国总统奥巴马采取了向台湾销售武器、会见达赖、支持热比亚、对中国贸易制裁、坚持对华技术禁售等一系列损害中国根本利益的敌对政策，然后美国副国务卿在一个早餐吹风会上说了一句“承认一个中国”，中国外交部一天之内连续三次发表声明表示感激。二是美国警察公然闯入中国领事馆殴打中国外交官，中国媒体居然欢呼“打得好”。三是根据黎阳先生揭露，中国舆论居然要求国际仲裁机构来裁定中日之间领土归属。这是历史上第三次要求国际仲裁机构裁定中日两国的领土争端。第一次是甲午战争日本入侵中国之前的所谓“以夷制夷”；第二次是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面爆发侵华战争之前的“国际仲裁满洲国”。前两次国际仲裁的结果是差点儿亡国灭种。这第三次后果将更加严重。一个国家不得不求助别人来仲裁自己领土的归属，表明国家已经弱到了不能再弱的地步。
极度官权泛滥决定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政治方向只能是：建立民权、独立党权、打击官权、限制洋权。
5，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丧尽天良达到了极限。这是造成国家极度软弱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比官权泛滥更加重要的原因。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像当今中国极端右翼势力这样如此仇恨人民、如此祸害人民、如此丧尽天良、公开歌颂罪恶的现象，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他们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剥削社会的精英集团——无论是奴隶社会的精英集团、封建社会的精英集团，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集团——所不同的是，以往历史上所有精英集团，虽然在客观上此事罪恶活动，但是在主观上却并不认为是在作恶，至少不敢公开歌颂作恶。秦桧杀岳飞的罪名也只是“莫须有”，一个“莫须有”表明了秦桧还没有完全丧尽天良，还没有颠倒黑白地对岳飞泼脏水。可是当今中国的极端右翼势力，却完全突破了秦桧的底线，把当初抗击外来侵略的义和团妖魔化为野兽；把对官僚造反的老百姓妖魔化为野兽，并且老百姓造反三年，却妖魔化了30多年；把数千万工人赶出自己的工厂，歌颂为是文明进步；把数百万劳动妇女变成妓女，歌颂为是文明进步；把扒房子圈地制造残童买卖妇女贩运“黑奴”，歌颂为是文明进步；把全世界都不吃的转基因主粮强塞给中国人，歌颂为是文明进步；把在美国由国防部直接管理的自来水公司交给外国人控制，歌颂为是文明进步；等等。特别是转基因主粮和自来水问题，西方国家是怎么做的清清楚楚，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国家反其道而行之，欢呼歌颂转基因主粮和外资控制自来水，已经不再是一个认识问题，也不再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而完全是一个丧尽天良的问题，是一个灭绝人性的问题。
三，当今中国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是不仅对中国乃至对世界具有重大历史的社会变革。党中央把转变发展方式的意义提得特别高，看作是继1949年政治制度根本转变、1979年经济制度根本转变之后的中国第三次根本转变。虽然党中央的这个基本解释已被媒体全面封杀，大家很少注意到，但是这个基本解释却把中国共产党推到了当今世界政治文化的前沿。这一点，从目前党中央已经明确的转变内容就能够明确反映出来。目前已经明确的转变内容：一是由经济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二是由以资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三是由丛林社会向和谐社会转变；四是由权贵富豪独享发展成果向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转变；五是由断子绝孙的发展道路向可持续性发展转变；六是由纵欲主义向理想主义转变。这几个方面的转变，不仅是生产力内部的转变，更是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是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是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是西方文化主导地位的根本转变。
既然党中央明确指出了目前转变发展方式与1949年和1979年两次转变一样，同样是根本制度的转变，是社会利益关系的根本改变，那就绝不仅仅是现有制度内部的一种调整，而是新世纪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之否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残暴血腥的剥削制度复辟的红色翻盘。由于前两次转变都是在政治镇压的基础上实现的——1949年是在镇压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实现的，1979年是在镇压文革造反派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一次的转变，也绝不可能离开政治镇压。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被堵塞再次表明，在当今中国，没有对买办汉奸的镇压，任何哪怕是一丝一毫有利于人民的转变，都根本不可能实现。
第三部分，转变发展方式的性质和内容
一，转变发展方式的性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反合发展的第三阶段，是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的完善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9年的肯定阶段，是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正面因素发展的阶段；第二阶段是1979年——提出转变发展方式之间的否定阶段，是历史上所有邪恶势力和所有邪恶罪行在中国汇聚泛滥的阶段，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欺负人、人拿人不当人等负面因素发展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否定之否定阶段，是综合前两个阶段优势的完善阶段，是构造中华民族崛起基础的发展阶段。
根据黑格尔的正反合理论和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理论，以及中国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由于事物发展的第二阶段极其野蛮残暴，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自我否定，所以，只要再否定掉第一阶段即肯定阶段，事物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这就是买办汉奸拼命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根本原因。因为支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全部价值都在那30年，只要能够彻底否定掉那30年，就能够彻底否定中华民族存在的合法性，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证明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是应该清除的“垃圾人口”。
由此可见，维护毛泽东时代，维护人民革命，维护社会主义的创业奋斗，并非仅仅是要维护过去，更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维护未来，维护我们民族发展的未来，维护13亿中国人民生活的未来。连反对斯大林的梅德韦杰夫和普京都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曾多次指出，我们严禁妖魔化斯大林时期，绝不是对过去历史上的是非对错有兴趣，而是要维护俄罗斯的未来。我们老祖宗更是提醒我们：“欲灭其国，先去其史”。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目的就是要帮助西方反华势力灭绝中国。所以我们一直提醒中国人民，一定要认清他们是一伙要把中华民族置于死地的法西斯匪帮，借用俄罗斯议会严禁妖魔化苏联历史的立法解释来说就是：“鼓动国民妖魔化祖国历史的罪行，是比任何刑事犯罪都更加严重的罪行”，如果不清算铲除这伙法西斯匪帮群，不仅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甚至中华民族必定会亡于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汉奸。
二，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由肥大国家转变成为强大国家，进而再转变成为伟大国家。摆脱肥大国家，超越强大国家，建设伟大国家，就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目标。目前由肥大国家向强大国家的转变，关键在于彻底完成资本主义补课任务。我们一直反对野蛮血腥的“资本主义补课论”，但是，鉴于中国已经被推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历史事实，目前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要把资本主义这一课补全，要把法国大革命、英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镇压叛国者这一课也补上。可以说，毫不留情地严厉镇压叛国者，是欧美所有大革命的共同特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为经典的历史课程，无论是英法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处死的罪犯几乎都是一个罪名——叛国罪。目前中国其它资本主义课程都已经补完，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再补上镇压“汉奸”这最为经典的一课。如果漏掉这个最为经典的课程，中国人民就会白吃二遍苦、白受二茬罪，对中国人民太不公平，中国也永远不能够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所以，这一课一定要补上，绝对不能漏掉。俄罗斯就是因为搞了一部“惩办汉奸言论法”，立刻就变成了强大国家，重新返回了西方列强的行列。
本来，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和对资本主义进行和平赎买，再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在探索一条不同于欧美大革命那样的非暴力途径，为未来世界一体化这个人类大家庭提供一种非暴力的制度变革模式，因为迄今为止，人类所有制度变革几乎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历史价值，就在于此。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历史代价，这个巨大历史代价就是没有大规模镇压反革命阶级，而是坚持和平改造和文化革命，结果，留存下来的反革命集团，不仅未对毛泽东的和平改造和文化革命存有丝毫感激之情，反而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了旷古未有的残酷报复，连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这些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人权，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反观那些采取暴力镇压的国家，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反复，都没有发生对革命者和造反派的残酷报复，都没有剥夺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最基本的人权。经过共和国前后六十年的反复，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在当今中国，必须首先走欧美大革命的道路，先铲除掉买办汉奸这个中华民族最大的政治毒瘤，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坚持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历史探索。
况且，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次挨打的根本原因，无一不是根源于汉奸。今天美国所有对华战略，也几乎全部是建立在汉奸基础上，“中美国”的运转主要就是依靠汉奸推动的。只要打掉汉奸这个基础，美国所有对华战略就会土崩瓦解，“中美国”也会随之烟消云散。大家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国内外所有极端右翼势力，对中国人民提出的其他政治口号，并不是十分敏感，唯独对铲除买办汉奸这个口号，特别敏感，特别仇恨，特别疯狂，只要一触及这个口号，立刻就会丧失理性和人性。这从反面也说明了，当今中国铲除买办汉奸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才有可能成为强大国家，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而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伟大国家。否则，即使社会主义再次胜利，也依然会再次复辟。所以，转变发展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回归社会主义的复兴运动。
三，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容。党中央规定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取代经济发展观，以人为本取代以资为本，和谐社会取代丛林社会。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指导性原则。
具体来讲，应该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相对于精英民主而言，大众民主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不仅具有直接选举权，而且具有直接罢免权，直选式与直免式民主相结合；二是民主选举不仅适合于国家主席等高层领导，同样适合于各级顶头上司；三是民主约束不仅适合于权力，同样也适合于资本，必须把权力和资本同样置于民主约束之下。显然，大众民主包括了精英民主的所有要素，但是却把精英民主排除在外的人民大众纳入了民主范围。网络通讯已经具备了建立大众民主的物质基础。
第二，建立民族独立、人民共享的大众经济制度。虚拟经济具备了人民大众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物质条件，形成了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完全能够实现变官有经济为全民经济，变外资经济为国有经济，变民营经济我民族经济，变个体经济为社会经济。彻底消除私有化和殖民化的经济基础。恢复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全面实现“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的五有社会。
第三，建立社会主义劳动平等制度，真正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天然法则和人类共同理想。以往社会的平等只是权力基础上的平等和资本基础上的平等；以往社会的政治进步仅限于资本平等取代权力平等。而无论是权力平等制度还是资本平等制度，都是一种剥削和压迫人民大众的平等制度，都是一种把人民大众排除在平等之外的罪恶制度。如果说，在权力平等制度和权力世袭制度没有废除之前，建立资本平等制度和资本世袭制度是一种进步的话，那么，在废除了权力平等制度和权力世袭制度之后，继续鼓吹和建立资本平等制度和资本世袭制度，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罪行，就是一种反人民反人类的野蛮罪行。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建立劳动平等制度的历史条件，已经达到了能够保证人人生而平等的发展水平，彻底废除资本平等制度和资本世袭制度，将成为21世纪文明社会的基本政治要求。凡是阻碍建立劳动平等制度的任何力量，都将成为危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邪恶力量
第四，高举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权大旗，实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政治权利。中国右翼势力为达到推翻共产党、解体共和国的目的，天天宣扬民主、自由、人权等抽象概念，却从不赋予这些概念以实际内容，但是毕竟他们已把这些概念深入人心，现在到了赋予这些概念以实际内容的时候了，使这些概念能够成为人民大众争取自身利益的政治武器。什么是人权？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是当今中国最基本的人权！什么是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自由！什么是民主？造反有理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民主！什么是平等？废除权力世袭制和资本世袭制，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平等！
第五，重建符合天理人心的法律制度。法律丧尽天良是社会丧尽天良的一大根源，建立一套人类社会绝无仅有的丧尽天良的法律体系，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对中华民族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最大的犯罪。必须彻底废除所有丧尽天良的法律，建立符合天理人心的法律体系。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只能成为贯彻和推行善良和美德的工具，只能成为惩恶扬善、锄强扶弱的武器。社会必须奉行民比天大、道比天大、德比天大等人间正义原则，而绝不能奉行“法比天大”这一邪恶原则。“法比天大”的最大弊端在于，一旦形成如同现在这样的遍地恶法，老百姓必然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目前中国之所以会形成如此丧尽天良的恶法体系，主要是主导立法的那些法学精英，本身就是一群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野兽。目前被法学界推崇为领军人物和自由派领袖的那个无耻讼棍，就是一个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典型，此人曾经担任过江青的辩护律师，居然到处演讲写文章，宣扬他与江青进行的坚决斗争。在此暂且不论是非对错，仅仅就其作为辩护律师天天与自己的“委托人”进行斗争、天天向控诉方回报自己“委托人”的动向这一点来说，其卑鄙无耻、极端下流的程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此人参与了30年来所谓法制建设过程中诸多重大法律的起草工作，如此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的衣冠禽兽来制造法律，又怎能不会形成当今中国恶法遍地的邪恶状况！最近，此人及其制造中国恶法体系的诸多同伙，又把遍地恶法造成的一系列恶行，反手扣到了共产党头上，声称要“豁出他们这把老骨头”与共产党玩儿命，赢得了海内外反华势力一片欢呼。如果再不摧毁这套丧尽天良的法律体系，重建符合天理人心的法律体系，共产党、共和国和13亿老百姓，最终非毁于这套恶法体系不可。
第六，以毛泽东思想实现民族意志的统一。建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以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为主体的社会道德体系。在此基础上，全面恢复中华民族高尚的伦理价值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要形成统一的民族意志，英国女王、日本天皇、基督教国家的圣耶稣、伊斯兰国家的圣穆罕默德等，所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在当今中国，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只有毛泽东。所以，在当今中国妖魔化毛泽东，如同在英国妖魔化女王，在日本妖魔化天皇，在美国妖魔化耶稣，在伊斯兰国家妖魔化穆罕默德一样，是不可饶恕的重大刑事犯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的全盘西化。
第四部分，转变发展方式的途径
一，由党政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这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基础。对于目前中国的腐败和卖国现象一定要理性分析，弄清楚这些罪恶现象，是由共产党根本宗旨和共和国根本制度决定的，还是破坏这些根本宗旨和根本制度造成的。如果不是共产党根本宗旨和共和国根本制度决定的，就必须依靠共产党来消除这些罪恶现象。这就是我们提出党群一体化的根本依据。14至15世纪西藏的藏传佛教，就出现了如同今天官僚的腐败现象，那些喇叭几乎达到了无恶不作的地步，但是佛学大师宗喀巴活佛，并没有因为那些喇嘛胡作非为、声色犬马，就去打倒佛教、摧毁寺庙，再另创新教。而是通过恢复佛教宗旨和戒律制度，使藏传佛教获得了新生。16到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初期的基督教同样如此，宗教腐败与当今中国的政治腐败差不多。也是通过从路德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使基督教最终获得了新生。历史上各种陈旧罪恶和陈旧势力延续到新的社会制度中复辟作乱，是一种正常现象。正确的选择是应该清除掉在这些陈旧罪恶，维护新制度的健康和发展，而不是把新制度连同陈旧罪恶一起埋葬。不能因为新生婴儿带有母体的脏东西，就把新生婴儿和脏东西一起抛掉。
当今中国需要的是能够更新共产党的红色宗喀巴，能够把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制度化的红色拿破仑，而不是打倒共产党和推翻共和国。这是我们与中国右翼势力之间最根本的政治区别。中国右翼势力要推翻共产党、解体共和国，实行多党制和联邦制的政治主张，无论其出发点如何，其结果都只能是造成大动荡、大分裂、大混战、大流血的民族大灾难。并且在当今世界条件下，中华民族一旦陷入大分裂的灭顶之灾，就再也没有历史上多次出现的重新统一机会，绝大多数老百姓将会白白死掉。所以，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从13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安危出发，我们都只能选择更新共产党、回归共和国、重建公有制、实行大民主的道路。而且，目前中国完全具备实现党群一体化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左翼代表的人民大众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党群基本目标完全一致。唯独中国右翼势力，在竭尽全力维护美国利益，维护“中美国”这个殖民经济综合体。
二，确立反腐锄奸的根本任务，坚决铲除买办汉奸这两个危害中华民族的最大毒瘤。当今中国最大的腐败是权力的腐败，是乌纱帽的买卖；当今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于买办汉奸；并且买办汉奸已成为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总是造谣说，腐败来自于一党专制，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应该看出，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胡说八道。希特勒、东条英机的专制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但是当时的德国和日本却很少腐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德国和日本没有“买办汉奸”。目前，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然要进行利益调整，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官僚集团和买办汉奸的根本利益，如果不能做到反腐锄奸，转变发展方式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目前反腐锄奸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对于反腐来说，在建立起完善的权力约束机制和罢免机制之前，暂时恢复以往中国社会的政治株连和法律连带责任，体现社会管理的公平原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与“一人犯法，鸡犬不留”的株连法律，是相对称的公平原则。在没有消除裙带关系的情况下，单方面取消株连法律，完全是中国精英集团立法保护腐败的结果。所以，在没有消除裙带关系的情况下，必须恢复株连法律。不仅要恢复家庭株连，还要恢复政治株连，谁提拔的官员谁来负责，绝不能卖完乌纱帽就拉到。连路边炸油条卖豆浆的小摊贩，都要对制作的产品承担责任，而提拔官员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同样是中国精英集团“西门庆立法”的结果。
对于惩办买办汉奸来说，一是建立与《反分裂法》相配套的《反汉奸法》，恢复宪法中惩办卖国贼的条款；二是建立人民信仰自由制度，发挥人民大众惩办买办汉奸的优势力量。
三，恢复国家基本制度的各项政治功能。最主要的是恢复人代会的人民代表制度，把官员排除在外；恢复全国政协的政治协商功能，把名流大腕排除在外；恢复国务院的人民政府性质，严格置于全国人大领导之下，并接受人民委员会的直接监督，国务院只能是执行机构，没有资产和资源的处置权。目前中国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原本应该代表民权的全国人大是民权空白，原本应该提供治国安邦方案的全国政协是明星俱乐部，原本应该是领导力量的党权空置，全部权力都集中到了作为官权代表的国务院，国务院的权力大到了无边无际的程度。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机构，都没有对外出卖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的权力。以前中国也没有，周恩来总理主政国务院几十年，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矿山和企业卖给外国人。现在必须重新划分国务院的授权性质和授权范围，明确国务院作为执行机构的性质，有关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的重大决策，必须收归党中央和全国人大。
四，建立公民委员会，转换党的权力基础。前两次转变都是在政权更替和政治力量更换的条件下实现的，没有政治力量的转变，就没有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必须在官僚机构之外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监督机构，才能实现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这个新的监督机构就是公民委员会。公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和约束官僚集团，打击和惩办买办汉奸。公民委员会可以单独建立公民法庭，由公民陪审团决定是否有罪。公民法庭的主要任务，就是弄清制度原因和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制度性腐败和人格性腐败之间的界限，制度性损失和有意卖国之间的界限。集中打击买办汉奸，以最小成本完成转变。
五，加强国防工业建设，做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准备。“中美国”的形成，已经形成了美国控制中国经济的基本事实，如果转变发展方式，势必要打破“中美国”殖民经济综合体，引发中美之间利益冲突，中国必须做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准备。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准备越充分，就越是对敌人具有震慑力量，国家和人民就越安全。并且，一旦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将是转变发展方式最好的历史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