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地下印刷厂
发布: 2011-3-01 10:45 | 作者: 强悍村姑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539 | 回复: 0
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地下印刷厂
来源：2011年第1期《党史纵横》 作者：英 霆
在一切秘密机关之中，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因为有印刷厂就一定有机器，机器一开动，会发出很大的响声，这样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而且，在敌人搜查时，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的印刷品也很难转移和隐藏。因此，一个秘密的印刷厂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较长时间。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建立起秘密的地下印刷厂，一直到1935年初中央机关迁往苏区为止，中共中央印刷厂在毛泽民、瞿云白（瞿秋白的弟弟）、钱之光（化名徐之先）等人的领导下，多次历险，在白色恐怖中与敌人周旋、斗争。
1925年冬天，毛泽民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主持上海书店和印刷厂工作。他化名杨杰，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在合法身份的掩护下印行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和内部文件。这项工作十分特殊，需要素质极高且对党忠诚无比的人才能完成。为此，毛泽民专门派人到韶山挑选可靠的人员担任印刷厂的工人。中共韶山支部特地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配合毛泽民的工作。在毛泽民到上海之前，党的发行工作一直是由瞿秋白领导下的上海书店（1923年11月成立）负责。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上海书店是中央出版发行部公开的发行机构，但店址较偏僻。为方便广大读者购书，扩大革命书刊的销售量，毛泽民先后在沪西、沪东、闸北建起了多个分销处，又在培德里建立起一套秘密印刷发行机构，专门负责党中央文件和内部刊物的印刷及发行。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事件后，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处于停顿状态。毛泽民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为了重建党的宣传阵地，中央常委会于10月22日通过出版中央机关报的决议，定名《布尔什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等组成编委会。编辑部设在上海亨昌路418号（今愚园路亨昌里）。1927年11月初，党中央紧急调毛泽民回上海，恢复党的出版发行工作。毛泽民首先在派克路秘密创立了协盛印刷所，这是当时党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毛泽民兼任协盛印刷所的负责人。毛泽民从发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和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着手，逐步理清头绪，迅速打开局面。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搜捕和层层检查，他用了很多心思，指示印刷厂给革命刊物装订上假封面，如《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平民》等，有时还用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做封面来迷惑敌人，从而保证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和革命书籍源源不断地转送到读者手中。
1928年12月，协盛印刷所遭到敌人的破坏，巡捕房的密探将全体工人集中关押在一个车间里，又将毛泽民秘密押在一家旅馆里。周恩来得知毛泽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部署营救工作。幸好当时毛泽民的身份没有暴露身份，他一口咬定只是普通商人，对巡捕房的密探说：“我是商人，不懂什么共产党！人家给的价钱大，又是现金，我为什么不干？我得养活厂里的几十个工人呢。”后来，经过毛泽民在旅馆里与“包打听”软硬兼施的“谈判”，最终交付了800元，化解了这场危机。
协盛印刷所出事后，考虑到中央出版发行机关的安全，党中央决定调毛泽民去天津工作。1929年初，毛泽民带领印刷厂的部分同志连同印刷机器前往天津。在顺直省委的帮助下，在英租界广东道福安里4号（现唐山道47号）建立了秘密印刷厂，承印党中央和顺直省委的重要文件。这是一幢一院两厢的二层楼房，前门靠马路，后门靠胡同，胡同内有5个出口处，可以直通马路。毛泽民化名周韵华，公开身份是印刷厂的东家兼经理。印刷厂的大门右边挂着“华新印刷公司”的铜牌，从外表看是一座小型的合乎社会上商业形式的印刷厂。随着中央秘密印刷厂的建立，毛泽民又在小白楼先农里5条13号（原24号）设立了中央出版发行部秘密机关，由毛泽民和夫人钱希均以家庭形式作掩护开展工作。
1931年春，党中央指示毛泽民回到上海继续筹力秘密印刷厂。毛泽民与瞿云白、钱之光具体负责筹办事宜。据后来钱之光的《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印刷厂》一书回忆：“这个厂在齐物浦路周家嘴路元兴里146号至147号。印刷厂有两楼两底的两幢房子，紧紧挨在一起，对外是两家，即一边是印刷厂，一边开了一个绸布庄。瞿云白负责印刷厂内部的工作。我（钱之光）负责印刷厂对外的工作，同时还管理绸布庄的事情。我（钱之光）那时化名徐之先，由毛泽民同志领导。”印刷厂的选址考虑十分周到，印刷厂前有个工厂，机器轰鸣声正好掩护印刷厂机器的声音。另外，印刷厂的旁边是一块空地，行人少；一边是绸布庄，后面就是稻田，无人来往。很少有人注意这里发出的声响。为了让声音更小，他们还加厚了印刷间的墙壁，增强隔音程度。
当年，印刷厂的设备十分简陋，只有一台四开的脚踏印刷机。在印刷工作中，具体负责印刷的是施有章和赵锡群两个人，瞿云白兼任校对工作，他的夫人徐伟成除了做家务事之外，也做包装、装订工作。为了便于掩护，他们特意在印刷厂边上开设了绸布庄。钱之光与妻子就住在绸布庄，以夫妻店的形式掩护印刷厂。此外还有一个姓江的四川人担任交通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绸布庄的伙计，实际上是负责秘密运送报刊。为了印刷厂的安全，绸布庄还装有电铃开关，电铃安在印刷间。外面有人来，就马上按开关，让印刷间的人知道绸布庄这边有外人，立即停止印刷，以免人家听见印刷机的声音。一旦发现意外情况，也是按动约定的电铃号，通知印刷间那边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印刷需要的纸张和要印的稿件以及印好的印刷品，也是经绸布庄进出的。他们在楼上的墙壁根部，把踢角搞成活的，平时装上它，再用衣柜挡住，看不出痕迹来。印刷用的纸张，伪装成绸缎布匹，运进布庄，再从二楼传送到印刷厂；印好的东西，伪装好后，也从这里运送出去。
本来这是一处很理想的厂址，应该可以长时间的办下去，可是就在这一年的4月，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迫使中央立即采取了隐蔽、转移、更换接头暗号等措施。毛泽民在端午节后去了香港，印刷厂改由左觉农联系，并很快转移到英租界梅白克路（今新昌路）祥康里99号一幢沿马路的店面房子，由钱之光出面以“老板”的身份开了一家烟纸杂货店。一楼做杂货店，二楼作宿舍，三楼为排字、印刷、装订的地方。这幢房子是在新建的一排房子内，还没有住过人。外面有一道铁门，是横拉开关的铁杆门，然后才是一道木板门，钱之光又加固了铁栅栏。这里是繁华的市区，当时远东的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正在施工，整天机器、打夯、号子响成一片。工厂又地处闹市，附近又有电影院、跑马厅。街路四通八达，进退方便。
钱之光以烟纸杂货铺老板的身份秘密负责印刷厂的工作，施有章和赵锡群继续负责印刷，杜梅臣作浇铸、印模、制型板，杜延庆、霍彤光等搞排字工作，何实楚（何叔衡的大女儿）、何实嗣（杜延庆之妻）姐妹俩做装订、包装工作。钱宝林、钱广才负责店铺的生意。钱之光将整栋房子租下来，然后又出租一部分给别人，当起了二房东。这样，万一印刷厂出了什么事，也好有个缓冲的余地。后来，他们还买了一台两相电动机，利用屋里的电灯线路，将原来的脚踏印刷机改装成了半自动的电动印刷机，提高了工作效率。
1932年夏天，一位同志听里弄里有几个妇女说附近有可疑分子在活动。经过集体研究决定，暂停印刷，人员马上疏散，印刷厂又搬了家。这次搬到的新址在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386号。这里是幢3层楼的新房子，但是由于隔音问题，他们最终放弃这个地方，又搬到了武定路的181弄12号至14号。这是一幢西式洋房，后来由于新调来的交通员经常擅自行动，还经常夜间出去很晚才回来，多次违反纪律，组织上送他去了苏区，印刷厂因人事变动，也只好再次搬家。
印刷厂于1932年冬天辗转搬到北京西路张家宅路73弄48号。不久，他们发现隔壁一个人曾经在地下党的一个转运站住过，彼此都认识。由此推想，隔壁可能是地下党的一个机关。在当时秘密的情况下，党的两个机关住在一个地方是不恰当的。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印刷厂暂时很难开展工作，经党中央地下组织研究决定，印刷厂暂停活动，人员疏散，将印刷设备转移到别的地方。钱之光考虑到自己在上海工作了好几年，熟人太多，不便继续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要求到苏区。组织上批准了钱之光的请求，钱之光、钱宝林等人于1933年春夏之交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
1933年夏，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由小河渡一座小洋房内迁至沪东区大连湾路大连坊26号。工作人员有毛远耀、李伟基、胡觉民、林一心、杜延庆等7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后又迁到沪东保定路。9个月后，杨鲍安在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2048号秘密印刷厂被捕，保定路印刷厂也就被迫结束。1933年底，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又迁回沪东，地址在扬州路三民坊（今爱民坊），工作人员又增加了曹雨清、赵锡群、朱文彪，上级负责人是张合。1934年，中共党组织在汇山路（今霍山路）289弄43-45号又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厂。这个厂的负贵人是毛远耀，张合负责与上级领导人于益之（于昆）联系，工作人员是胡觉民、赵锡样、林肖英、杜梅臣等中共党员。1935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领导的中央印刷厂的总负责人于益之被捕，三民坊印刷厂遭到破坏。中央印刷厂后来又在外地重新组建。
印刷厂在上海期间，尽管几经辗转、多次搬家，但仍在敌人的重重搜查下，印刷了大量党的重要文件和刊物。如印刷了《共产主义A,B,C》、《列宁主义问题》、《国家与革命》等文件资料以及《向导》、《中央通讯》、《红旗周报》等党的机关刊物，印刷厂还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罢工斗争的需要，赶印过中央苏区的文件和宣传传单，为党的政治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