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国企“资产划拨”之后职工下岗之谜
——反映工会职能缺失导致职工维权陷入困境的问题
甄理
2000年，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将原来属于政府各个部门的企业与政府机关脱钩，目的在于打破垄断，但在实践中，各地方政府以资源整合、做大做强企业为名，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将脱钩后的企业强制性地无偿划拨给地方政府所属的企业集团（特别是国有控股公司），如此的行政划拨资产重组，实际上无偿兼并，加速垄断，欺行霸市、弱肉强食！而且，政府在所谓“资产重组”过程中基本上未经被划拨企业、以及广大职工同意，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造成企业、职工利益受到侵害。
政企分开“行政划拨”之前，尽管各个企业分别属于政府不同的工作部门，但都是享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企业，这些职工绝大部分都是国家正式职工，职工们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勤奋工作、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勤俭持家，为企业积累了丰厚的基础。他们以企业为家，深信创造的积累会成为将来生老病死的保障。他们有权监督自己积累起来的资产如何处置，有权在政策范围内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但“政企分开”被地方政府以“资产重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名、强制划拨给各地方政府所属的大型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公司（其实都是利益集团）。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24条、第83条的原则：政府的公有权利，无论如何委托、行政划拨，其接受委托、划拨的单位都必须是政府行政单位，但在“政企分开”之后、被委托、划拨的过程中，这些接受委托、划拨的企业集团都不是政府单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博奕者，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利用非法获取的行政权力，为自身利益打压其它被划拨的企业】
政府实质上将自身的公共权力交给利益集团！导致利益集团劫持社会、绑架政府！鉴于不同企业之间的经济规模、资产结构、经济效益、企业文化、发展前景等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利益集团都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如此的“行政划拨、资产重组”无异于将羊群送入虎口，必然导致被整合企业、职工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从此陷入灰暗的人生，广大职工几十年的奉献付诸东流，白白浪费宝贵的年华。这些利益集团欺行霸市，几乎都是按照“接收资产不要人”、“减员增效”等思路将原职工剔除出局，于是乎，原来的国家职工被迫转制、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成为被利益集团随意宰割的羔羊，造成很多企业和职工失去保障，国企职工被折腾到失去主人翁的尊严，所谓资产整合实质上演变为无偿兼并，原来的企业基本丧失了独立法人的地位，资产被利益集团随意挥霍和挪用，甚至作为上市募股项目谋取利益，如果无法拓展业务就出租或变卖厂房、买卖地皮、合作搞房地产获取利润，职工被利益集团以“减员增效”等所谓“改革”措施为名辞退，党、政、工、人、财、物等资源全部被利益集团控制，这些利益集团从经营者变成一个合法的掠夺者，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不花任何代价，完全违反市场经济法规。党政官员好大喜功，成为不公正的制造者！
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目的在于打破垄断，但在实践中，如此的行政划拨、无偿兼并实际上加速垄断，而且带来一系列法律问题：
1、根据中央和国务院2002年6月颁布的“公开条例”规定，未经职工大会同意的决定可视为无效决定！所以，政府未经被划拨企业的职工大会同意便强制“拉郎配”，将企业划拨给利益集团、无偿兼并，是否属于侵权？
2、根据“行政许可法”第24条、第83条的原则：政府的公有权利，无论如何委托、行政划拨，其接受委托、划拨的单位都必须是政府行政单位，但在“政企分开”之后、被委托、划拨的过程中，这些接受委托、划拨的企业集团都不是政府单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博奕者，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利用非法获取的行政权力，为自身利益打压其它被划拨的企业、或转嫁危机到被整合的企业身上，那么，对于被委托、划拨的企业来说，其上级主管充当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角色，比以前政府管理，更加荒唐！更加不公平！
如此的政企分开、资产划拨实际上更加高度垄断！更加弱肉强食！利益集团（控股公司）掠夺下属企业的典型手段：
1、控股集团涉嫌操控股价，用强制手段干扰属下被划拨企业的正常交易以及上市流通，通过左手转给右手的游戏，用行政权力强卖强买被划拨企业的项目到其控股的上市公司名下，导致其股价飙升、利用内幕交易谋取利益！
2、以资产重组为名将各个企业的优质资产、优质物业整合到利益集团、或者上市公司名下，无偿剥夺被整合企业的优质资产，导致其职工面临减薪、留守、分流、下岗、甚至破产危险之中，或者被重组到劣质企业的危险之中，如此的整合实质上是损人利己的掠夺！
3、强行抽调被划拨企业的资金，“支援”利益集团或其控股公司的项目；或者，以行政手段迫使上述 “借款”变成“投资”，难以回收。
4、强迫将被划拨企业的优质业务委托给利益集团以及关联机构，排挤被划拨企业。导致被划拨企业职工面临减薪、留守、分流、下岗、甚至破产危险之中，或者被重组到劣质企业的危险之中。
5、强迫被划拨企业向利益集团、或其所属的上市公司“投资”、“消费”，获取利益。
6、利益集团集中辖内不劳而获的优质资产，强制注资到被划拨的优质企业，取得控制权后分拆被划拨的优质企业，遣散职工。
7、利益集团强行将旗下的劣质资产注入被划拨的优质企业，加大被划拨企业的成本。
8、以所谓工作需要、业务整合为名，调动（或撤职、降级）被划拨企业的负责人，以利于利益集团的控制。或者派出党、政、工等负责人到被整合的企业担任领导职务，使得被划拨企业无法维权。
9、以规范管理为名，成立所谓“财务结算中心”，控制现金流，无条件地以政府名义、无偿抽调被整合企业的资金到利益集团，或者强制性以上级管理者名义征收各项管理费，又或者向下属企业分摊、报销利益集团的各项费用。而被整合的企业无法按照市场经济的商业原则享受“平等、合法、应得”的利益分配，广大职工多年创造的积累被随意掠夺，利益集团实际上以国家名义抢钱！给党和政府抹黑！
10、完全不顾被重组企业的利益，违反商业原则居高临下自卖自买被整合企业的优质资产，或者强行将企业的优质资产变现，抽调现金供其利益集团挥霍；又或者强行转制（控股），遣散职工，最终掠夺资源，实现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
这些利益集团几乎都是以改革为名，行掠夺之实，无异于欺行霸市！
从实践效果分析，许多公司原来经过几代职工的努力以及几十年积累，是资产结构比较优良的企业，但被资产重组、资产划拨后，几乎无一例外，利益集团最终都是凭借摄取的公有权力，以代表政府管理的名义，大规模安排干部到被整合企业的核心部门，控制话语权，随意解释政策，以改革为借口，排挤职工，最后掠夺资源到利益集团、或上市公司圈钱谋取利益，劫持社会、绑架政府，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广大职工愤怒地说：政企分开之前，无非是企业向上级部门上交管理费而已，政府与下属企业关系较为融洽，但“行政划拨、资产重组”之后，导致了权力与资本的进一步结合，实质上弱肉强食、加速垄断，作为上级的利益集团对其不劳而获、政府划拨得来的下属企业的资产大肆排挤、掠夺，我们的经济秩序完全与市场经济规则背道而驰，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个别部门、个人腐败陷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体制性腐败！
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推行的“减员增效”，实际上“减员”的都是普通劳动者、其中不乏默默地忠诚奉献的老实人，留下来“增效”的很多都是利益权贵、或其皇亲国戚！这些所谓“改革”从来不提“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各地区、各单位张口解放思想、闭口改变思路，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改革”为名将异己推出单位大门、推卸包袱，以利于自己收入最大化，或者腾出岗位安排自己的皇亲国戚！如此的改革将巨大社会矛盾推给我们的社会！我们不禁要问：如此改革，我们减什么员？增谁的效？最终受到损害的是人们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损害的是我们社会的安宁！
这些问题再次印证了政府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的原则，反映了如此资产重组漏洞：
目前的国有企业集团几乎都是控股公司，这些利益集团相当大部分不是自身发展起来的，而是依靠政府投资、或者违规的行政整合并凑起来的，它们一旦上市，就成为政府得到资本资源的通道，它们为政府圈钱，为地方政府争得荣耀、获取政绩，因此，为了争取有更多的企业上市，地方政府可谓是赤膊上阵，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些利益集团，并将许多优秀企业强制性的与之合并，把本已稀缺的优质资产注入去填窟窿，消耗掉优秀资产后，又剥离出体外，然后破产。我们许多优质企业就是被政府强制拉郎配搞坏，导致社会失去公平。
另外，这些利益集团的领导人都由政府任命，按政府相应行政级别套级，甚至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等职务，控制了话语权，随意解释政策，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几乎所有的企业集团背后都有政府高官的背景，加上利用上市公司到股市圈钱，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实际上官商混合！我们的社会已从原来的部门、个人腐败陷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体制性腐败！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政企分开之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资产重组”行为在我国非常普遍，导致许多企业被政府打着资产重组、做大做强的旗号、在欠缺公平的情况下被非法兼并、职工被迫下岗（或者留守），企业亏损。从职工维权角度：政企分开、资产整合之后，我们国企职工在权益保障机制方面陷入体制性缺失。广大职工脱离政府管辖，被划拨到这些政企不分的利益集团，无异于将羊群送入虎口，更加难以维权，因为：利益集团都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政企分开资产重组之后，这些利益集团不劳而获地得到政府划拨的资产、凭借其摄取的公权力、堂而皇之取代政府行使政府的行政权力（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荒唐地掌握了职工的命运。国企职工被这些利益集团随意宰割。
政企分开之后，各级政府都以不能干预企业为名推卸责任！对利益集团的为非作歹放任了之！甚至，唯一能够震慑这些利益集团的国资委，其职能主要对国有资产负责，为了从“数量”上体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惜以“减员”为手段实现所谓“增效”， 恰好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的根本原理！ 甚至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说话，与利益集团同流合污，为利益集团损害职工合法权益“助纣为虐”；丝毫没有保障职工权益的意识。
工会的作用更加缺失：1、各级总工会都不是直接行使行政职权的职能机构，更不能越权直接干预；2、各级总工会的工作人员都是参照当地党政公务员的待遇，本身就没有与职工打成一片，自然没有、更没有资格代表职工权益！也就是说：他们与企业职工根本上存在一条鸿沟。如何代表职工利益？
最后，许多企业集团作为控股公司，是典型的党、政、经一体化，政企不分的翻牌公司，隶属于政府，其领导人由政府任命，按政府相应行政级别套级，甚至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职务，或者被授予劳动模范等等称号，捞取政治资本，控制了话语权，随意解释政策，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加上利用上市公司到股市圈钱，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实际上官商混合，不是真正按市场经济规律操作。所以，政府如此将众多的企业以资产划拨名义委托给利益集团或者控股公司经营、管理，所谓政企分开成了空话，几乎所有的企业集团背后都有政府高官的背景，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利益集团、控股公司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资源，实际上成为“二政府”！ 工会的工作人员面对强大的利益集团，不仅力不从心，更没有行政权力，有些甚至被利益集团以利益收买！如：请客送礼、安排亲属工作、安排旅游、赞助工会活动等等等等！如此腐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工贼！
广大职工愤怒地说：政企分开之前，无非是企业向上级部门上交管理费而已，政府与下属企业关系较为融洽，不存在现在人剥削人、弱肉强食的现象，但“行政划拨、资产重组”之后，导致了权力与资本的进一步结合，实质上弱肉强食、加速垄断，作为上级的利益集团对其不劳而获、政府划拨得来的下属企业的资产大肆排挤、掠夺，我们的经济秩序完全与市场经济规则背道而驰，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个别部门、个人腐败陷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体制性腐败！
所谓政府管辖的国有企业，由于其追求利润的功利性、排他性，国有企业属下的工会组织必然受制于利益集团。我们被整合到利益集团的职工如何伸张权益？！到哪里伸张自身权益？！
其它被转制的原国企职工、民营企业、个体工商业的权益保障更是奢望！ 众所周知，我国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尤其服务业等等，很多都是国家政策（尤其劳动法规、养老、医疗保险）等等照耀不到的角落！理论上说职工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但他们在职期间的工资收入、退休后的养老、医疗保障、人格尊严等等方面与公务员、国企利益集团存在巨大的差距！2009年7月，国家统计局宣布：上半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九，但是，这个数字竟然不包括私营单位、个体工商户、各类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以及灵活就业人员！据报道：目前全国这类人员约三亿人，但统计的仅为一点三亿，也就是说这个统计覆盖到应统计的人数仅为百分之四十左右！不包括个体工商业、民营企业、自由职业者、乡镇企业、农民工等等，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此误导政府的荒诞统计有什么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的工会组织依旧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阴影，各级总工会作为官方性质的职能地位依旧没有改变；而企业工会组织依然作为资方的附庸而存在。一方面：不少工会组织，不但不能充当职工的组织者和利益代言人，反而代表资方利益说话，为资方损害职工的合法权益“助纣为虐”；另一方面：某些替职工权益奔走呼号的工会，反而成了资方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媒体上披露的一个个工会主席因热心为职工维权而被资方以各种理由“清理门户”的案例，就是非常生动的例证。
与此同时，由于职工权益保障机制存在制度性缺失，职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存在制度性“失语”，使一些职工在忍无可忍之时，只好寻求体制外的非正常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必然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很多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体为职工合法权益而呐喊，也可以看到政府的紧急干预，唯独没有看到企业工会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挺身而出，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的关键时刻竟然“集体失踪”。此前，在东航“罢飞”、出租车“罢运”、在吉林“通钢”、“富士康N连跳””、“本田职工罢工”等等事件中，我们根本看不到劳动监察部门、工会的影子！
鉴于这种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我想，这也许是国家政策性的失误，或者执行过程出现偏差，因此，我们提出解决方案：
一、强化地方的劳动监察、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能，强化各地方、各行业劳动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切实钉死游离于劳动法规之外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尤其服务业等等中小企业，切实保证我们共和国的法律法规照耀到每个角落！
二、总工会的经费由人大拨款，独立于党政机关之外，取消其参照公务员的待遇。赋予总工会行政监察、直接纠错职能；
三、在国资委职能中增加保障职工权益的条款；
四、由国资委组织，重新理顺政企分开之后的国有企业的隶属关系。
1、政企分开之后，对脱离原政府管理部门的企业，由国资委代表政府对企业板块、按资产规模的大小进行分类、归口，由国资委按照国家法规亲自管理；
2、或者，由国资委主导，按照行业板块划分、抽调“被整合企业”的骨干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这些政企分离之后被重组的企业，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交通资产管理公司、建设资产管理公司、纺织资产管理公司、轻工资产管理公司、医药资产管理公司、文教卫资产管理公司、港澳台华侨外事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将政企分开之后被违规兼并的公司从利益集团剥离出去，由国资委下属的管理公司管理。“管理公司”负责这些被整合企业的监管、督导、政策性引导，不参与经营活动，由国资委直接领导；
3、又或者，由国资委主导，根据企业属性，引导原属于不同部门的企业，以资本为纽带，通过企业之间谈判协商进行重组（前提：禁止利益集团参与重组，否则就演变成利益集团自卖自买的丑剧；所有协商必须有职工代表参与，最终必须经过职工大会表决通过）。
彻底斩断利益集团的垄断、掠夺！将政企分开之后被违规兼并的企业从利益集团中解放出来。这个问题涉及到数千万职工的权益问题！更关系到改革的公平正义问题！希望引起国家权威部门、社会公众以及新闻媒体的重视，通过探讨如此职工维权制度缺失的问题，完善我们的改革措施，让国家和人民共同进步！
一位已全家移民美国的国企老总自白
李承友
作为中国最大企业排名62位的国有企业老总，我去年全家移民美国。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要好的同学、朋友对我的举动都不理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要么是“捞够了”？要不然，怎么会放弃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抢不到的位置，到美国从零开始呢？
可不是嘛，深圳最年轻的享受“正局级待遇干部”，深圳六大国有集团公司之一的老总，统治一万多名员工，操控号称近百亿（约十多亿美元）的资产，同学、朋友，甚至上海交大、清华等母校都引以为荣的成功人物，国内活得那么滋润，到美国做一个入不了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没有什么深层原 因，谁信呢？
这些想法我能理解，在没有干国企老总之前，我也只看到做国企老总比贩毒更来钱，更别提有多风光，但当上国企老总后，真切体会到，干这个工作比贩卖毒品风险更大，更难干！
就拿我熟悉的深圳为例，1995至2000年间任职的大行企业（市属一级企业）老总的“入狱率”超过了50%――毒贩被抓的比例有这么高 吗？95年，深圳市政府搞了一个“百亿工程计划”，培植6个到2000年销售超百亿的集团（特发集团、建材集团、莱英达集团、赛格集团、能源集团、盐田港 集团）。5年后，这6个企业销售加起来还没有超百亿，倒是6个企业中，有5个企业的“一把手”，包括能源的劳德容、建材集团陈小雄、特发集团的陈宏明、盐田港集团的刘定桐等被拘捕了，更惨的是，跟随他们的私党，甚至一些家人也牵连被捕。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谁能不提心吊胆，专心工作或享受职务消费呢？
国企老总的活儿不是人干的，它逼着你“要么贪污受贿，要么鞠躬尽瘁”。实际上，你“鞠躬尽瘁”也行不通――自己“不敢捞”，但堵了别人的财路，最终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当然，既不被抓，又能“捞钱”的国企老总也有，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贪得足够多，即便“有事”，也可以有足够的钱“消财免灾”。国内对贪官有一句顺口溜：百十万坐牢，千把万可跑，上亿元逍遥。贪了亿万就能逍遥法外，原因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认识那么一位老总，住着上千万的别墅，从中央到地方立案查了不知多少次，不但没事，而且，纪检系统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成了他的“挚友”。
其二，就是“联系领导，不吞独食”。深圳某集团的老总，企业改制时，给自己分了一点股份，员工到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重视。该老总“放话”，要是我“进去了”，谁也别想好过，结果，纪委到企业的工作组都在去企业的路上了，还是被领导叫停，他被调动一下工作了事。
其三，有稳固的后台撑腰，比如上面所说的什么人的秘书、子女之类的，只要“后台老板”不倒，他们尽可放心伸手。就我管理的集团内，就有很多，如号称四平“黑老大”的林治国，自称是某现任国务委员的干儿子，在我们投资四平涂料公司时，明目张胆地将我们2000万资金卷走；某原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儿媳，在我们下属的深圳兴达，从事对外贸易，弄出1亿多元的窟窿；某..元老的儿子，在我们下属的中华自行车公司，弄出2亿多元的烂帐。对于这些事，谁追究，谁倒霉，明智的做法就是请他们到
其它地方再去发财。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国企的这块“没有主的肥肉”，谁能挡得住诱惑？这毫无疑问地给当老总的带来了巨大麻烦和风险。
就我的体会说，黑社会的滋扰比“纪委”更烦人。老国有企业都欠了一屁股债，欠银行的一点用不着担心，债务到期他们还会求着公司“借新还旧”，麻烦的是欠私人的“说不清债”，债主请黑社会的“清债公司”要债是常事。我们集团下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嘉年印刷公司，土地被黑社会霸占3年。
嘉年公司位于深圳最繁华的商业街――华强北路上，1997年，公司考虑到级租地差，决定把工厂搬到深圳关外的龙华，原厂址改为商业用地。结果，被带有 黑社会背景的潮州人公司盯上，在这块不到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上演了近500人的斗殴，十多人受伤。更冤的是，市里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副市长，当着几十个官 员的面，一口咬定是我请了黑帮，挑起事端，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气得我几天没有睡好。最后，只有息事宁人，让我们国有资产损失5000万了事。
广东省高院院长（真是报应，他现在被抓起来了），伙同挂靠在广东四建的潮洲黑包工队，通过“法院判决”，黑了我们近5700万国有资产。关于这些涉黑事件，我想等有时间，好好把有关公司与黑帮恶斗的经过，以及不得已在政府压力下退步、如何
摆平记者、成功保密（连我们的副总到现在都不知内情）的情况写出 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让国企老总最心烦的要数下岗员工的问题了。所谓下岗，就是解雇，但企业给一段时间的最低生活费。实际上，对个人来说就是失业，这是官员们为减少 “失业率”和推卸责任搞出的把戏。因为下岗员工，还“挂在”企业，可以不用管，也不增加失业数字。我做总经理的3年，裁减了约7000人，把这么多人的饭 碗砸了，人家能让你好受吗？平时，家里的电话线是必须拔掉的，不然，肯定有几个过得不痛快的下岗员工来电“恶心”你一下，你还只有听的份。至于半夜来家敲门，也只能装听不见，所要做的是安抚一下还在上小学的、被吓醒的儿子，至于老婆的抱怨，那就对不起了，谁叫我是老总呢？
实际上，国企老总即使捞到钱，多数也没好日子过，整天提心吊胆，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就算通过种种手段来到美国，也很难过得自在。上个月，我陪同国内一个老板去世界最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一间“贵宾赌室”，我意外地见到了深圳某上市公司董事长。这位仁兄在深圳就以好赌出名，把他把持的一家深圳 “老五家上市公司”之一输得停了牌，而且，还欠了大把赌债，去年不知去向。他是见过世面、经过大风浪的人，但见到我，显然有点意外。在这个赌室玩，最少要买5万美金的赌码，每次下注1000美元起。当然，这种档次的搏杀对他来说是小意思，据说，有一次在香港的赌船上，一天就输了1亿5千万之多。这次，显然仍然不走运，他面前的赌码已经空了，只是坐在那里干着急而已，不时地往豪华地毯上随意吐痰，显得和环境十分冲突。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外，可能是去洗手间，站起来，离开了。这位仁兄，像是对着我，又像是对着在场的所有人用普通话说：“我借他一下”，同时，手就迅速、老练地在刚离开的老外的赌码堆了拿了3个赌码（每个5000美元）放到他的赌位上。我突然感到就象自己偷了人家钱一样惊恐，担心他“还”不上如何是好？感谢上帝，给他赢了一把，他把刚才 “借”的还给人家，并见好就收了。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电话就分手了。回来后，我一直不敢和他联系，听说他在美国语言不通，到处借钱，我的那点钱还要养家糊口，怕给他盯上。过了两个星期，我实在无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原来的那些担心是多余的，他给的电话都是空号。
顺便解释一下，我是通过“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杰出人才”移民的途径来美国的，不是投资移民。我强调这点，不是要表明自己多“牛逼”，我昨天还见到一位连A、B、C都不认识的浙江老兄，也通过了移民局的“杰出人才”审核。中国人只要拿出
平时使用的万分之一的“小聪明”，就足以制造出任何通过美国 “一根筋”移民官的审核的材料。我解释的目的只是想避免大家产生对我“经济是否清白”方面的联想。
当然，当老总遇到的不全是这些坏事，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抢着干呢？如果说做国企老总比“贩卖毒品”更赚钱，一点也不夸张，谁见过毒贩个人收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做老总是“无本万利”的生意，而且只赚不赔，还名利双收。上述深圳几个被抖出来的老总，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把身价搞到数千万元。
那么，企业老总的收入是哪里来的呢？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说如由于竞争广告、保险、汽车修理，甚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无序竞争，回扣往往高达费用的50%。据《深圳特区》报透露，仅深圳市政府部门维修车辆回扣损失为2000万元，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关这个方面的关键秘密，我想另文专门介绍。
国企老总还可以“身累、心不累”，拥有决策的权力，而又不必对决策后果担心、负责。就我所见的国企老总们“摆乌龙”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我知道的略取几例：
1、市国有外贸公司总经理，未经集体讨论，个人拍板决定贷款1837万美元在海外经营期货业务，并绕过总公司财务部，把这笔巨额外汇转到境外代理人手中，不到一年，这笔巨额外汇全部亏空流失。
2、深华公司不经科学论证，举债2.2亿元投资重庆地铁工程。虽经制止，追回8000万元，尚有4000万人民币和1000万美元至今追不回来。
3、根据深圳“三点一线”战略（指国外一点，深圳一点，沈阳一点，当时书记厉有为，市长李子彬老家都在沈阳）到沈阳等地盲目兼并阀门厂、四平建新涂料等企业，损失7000多万。
4、深圳食品饮料公司与天津启士林公司联营并耗资千万美元从国外购置的食品加工设备，由于不适用、不配套，闲置3年后报废。深圳投资的许多公用 公司，如投资高达7亿的、门可罗雀的“海上田园”公园，每年要亏损5000万。当然，这件事和企业老总无关，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高丽“拍脑袋”的结果。
5、深圳外贸集团担保24亿，加利息近30亿元，而又不能控制这些被保企业的投资决策经营，其中约5亿元要该集团买单。
6、中航科技集团通过莱英达集团借钱给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潮洲老太婆个人开发房地产，结果，拿比市场高5倍的房产抵债，造成2亿元的损失。
7、企业银行存款余额最高时达到1.3亿元，而该企业只有一名正式员工，其余均为聘用人员。财务负责人是一退休人员，对资金的支出起不到监督作 用；三个副经理相互攀比，竞相花钱，短短的4年时间，花费6951万元。对于驻港企业、海外投资企业，损失几千万、甚至亿元的就太多了！
国企老总这样干，难道没有监督、约束机制吗？有，而且，理论上讲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复杂的监督约束管理体制，其机构之臃肿是外人无法理解和不能 想象的。就拿我做总经理的集团为例，我把他叫做“六会七方，八层领导”制，也就是由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时会）、老三会（职代会、党委会、工会）， 加上经营班子七套机构，再加上市里派来的财务总监，享受副总以上待遇的有14人之多。在管理层次上就更吓人，有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本集团――上市 公司――一级企业――二级企业――三级企业等等。上面层次主要是管理监督，不从事经营。这么多吃闲饭的，企业搞不好，是天经地义的。
国企老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要担心企业效益或企业员工发不出工资。企业是政府的，政府当然要扛着。叫市长拿钱给企业没有关系，只要职工不闹事，不要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反正钱又不是他们的。
深圳90年代有一面全国闻名的旗帜――中华自行车公司。她号称拥有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能力，91年曾经是国内排国内合资企业第一名，其“大名”（DIAMOND）品牌被评为92年世界最知名自行车十大品牌首位。96年，某某陪卡斯特罗参观公司时，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黄丽满把5辆我们的自行车作为国礼送给卡斯特罗。但在国有资产与外方的资本融合与运作过程中，由于一些企业管理不当，使外商有机可乘，国有资产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中华自行车公司，企业和港商合作经营，数亿港元买卖业务的资金全部由该企业垫付，而采购、销售、提货等关键业务的资金全部由港商掌握，甚至另刻一套公司财务章和行政章 交给港商使用，使港商可以任意调运该企业的货物。
结果，不法港商以市场变化、商品质量或其它借口，不仅应付的利润不兑现，而且，连高达成协31亿应收货款也没有了。仅2002年一年，就撇了21亿元的呆帐，创造了我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年度亏损最大的记录。公司净资产为负35亿多元，国家（主要
是银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我是2000年兼任该公司董事长的，虽然说起来没有我的责任，但我也要面子的人哪！
按市场规律来说，像中华自行车这样的无药可救的公司，破产算了，但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我们，还成立了由副市长王穗明、郭荣俊为正副组长的“挽救中华公司的领导重组小组”。新华社记者赵晓峰2001年5月写了一篇披露中华公司将引起深圳经济“雪崩”的“动态清样”（这是新华社给…委员以上高官看的紧急的、“报忧”的文章），当时，我和投资管理公司主席李黑虎在给市长于幼军及其他几位副市长汇报中华公司方案，在…人事调整的关键时侯，谁愿意因此减分？为了救“莱英达”和中华自行车，市政府通过给我们现金、注入资产、免地价等方式，仅在我任内3年里，一共给了近13亿元。后来，市长书记安全地都升了官， 而莱英达在今年以“MBO”方式卖给了经营者，作价还不到一亿元，而市财政历年通过包括优惠政策在内的投入超过50亿元。这样的结果，连我都想像不到！
做国企老总有这么多的好处，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自然不是有能力就能当上的了。
老总的位置是紧跟领导的奖赏，任人为亲――企业武大郎开店，是难免的啦。有些人，一天没有在企业呆过，也不知企业管理是什么东西，但只要领导服侍舒服了，就能给一个到国有企业捞好处的机会。例如，深圳前书记张高丽的秘书孙利平，坐上了深圳高新投公司老总的位置，原市长李子彬的秘书，当上了深圳机场公司的董事长。当然，也有“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式的公开招聘，深圳最近又面向国内外招聘几家国企总经理，其实内部早就有人选，千万不要天真，跟着劳民伤财。我虽然是过来人，可又犯傻了一回。
去年来美后，看到新成立的国资委“第一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副总经理”，我报名参加一个“部级企业”副总的选拔。因为我在深圳 是“正局”级，又有交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的学历，在126位报名者中，顺利通过了初选，回国参加了由28人的笔试。尽管来美较长时间，但我在包括“时事政治”内容在内的笔试中名列前茅，又一次回国参加了面试。这次面试，在中组部招待所举行，因为有多位部级以上的“高干”出任考官，到处武警站岗，戒备森严。最后，我只得到一封参加“活动”的感谢信。
从美国来回两次，自掏腰包花了3万多元，连报考公司的门往那里开的都不知道，你说搞笑吧？后来，我通过熟人，问了该企业的董事长没有被录取的原因。他给我了一句话：“你也是当过企业老总的，谁会选一位自己不熟悉的人管资产”？可不是嘛，我在这条道上混了这么些年，还那么书生气，连这点起码的“国情”都不知 道，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姓名：李承友，性别：男，出生日期：1947，学历：大学，国籍：中国。
简历：1965年8月就读于北京石油学院炼制专业； 1970年7月任胜利炼油厂技术员、车间主任； 1981年3月任齐鲁石化公司乙烯指挥部副处长、乙烯厂副厂长、厂长；1987年8月任齐鲁石化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1995年3月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1996年4月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1998年10月，任深圳市莱英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承友先生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理论修养、接受过系统的工业专业知识教育。参加工作28年来，从内地工厂基层做起，积累了较丰富的工业生产实践经验，在齐鲁石化这样的大型企业和深圳南油集团这样的市属一类企业担任过主要领导，组织
领导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李承友先生具有一定的改革思路和务实精神，注意开拓进取，有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和能力水平，曾当选为全国八届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