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
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七）
http://www.dfhsk.org/_d271149420.htm 邓力群
（2000年7月8日）
最近思考“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包括反复研究和整理材料，现在理出了一个头绪，共分五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关于“文革”和“文革时期”的8份材料，其中6份是我和程中原、陈东林同志多次讨论、多次修改整理形成的。刘志男同志提供了一些关于毛泽东同志与林彪关系的材料。《十年对外关系研究》是所外的同志利用当代所的材料整理出来的稿子，我改了一遍，印了出来。这可以使研究“文革”时期对外关系的材料丰富一点、视野开阔一点。
《50年、30年和20年》，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青年教师。这份材料可取的地方，在于不仅就“文革”的10年讲问题，而是将“文革”时期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当中，作为30年中的一段，从整体上讲“文革”时期在30年中处在一种什么地位。
从1966年至1976年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时期。这10年中，从党和国家的工作来讲，有三件大事：一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二是经济建设的进展；三是对外关系的发展。不能认为10年中，只有“文革”运动一件事。而且，不能因为“文革”运动搞错了，就认为10年中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也都错了，整个10年一切全错了。实际上只能说，10年“文革”运动搞错了。当然三件事是互相影响的。“文革”初期经济建设受到干扰破坏，但经济建设的进展，正是贯彻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方针，采取一系列抵制“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策、措施的结果，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守岗位、努力工作、维护稳定的结果。对1972年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整顿，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整顿，毛主席都是支持的。
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指的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运动这件事。不能因为“文革”运动错了，就说10年中的经济建设、对外关系也属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能把毛泽东在10年中各个方面的工作和思想都归入“晚年错误”。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之《历史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不仅仅写了“文革”，也写了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打开新局面的情况，只是写后者的篇幅很小，在大约10页的篇幅中，讲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不到1页。《历史决议》大量篇幅是讲“文革”运动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讲了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
现在看来，在布局、结构上，国史书要同《历史决议》有所区别。在国史书中，经济建设、对外工作的内容，可以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文革”运动的内容至多占三分之一。这样一个布局、结构，有助于真实准确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1966年至1976年的全貌。
《历史决议》是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决议，用较大的篇幅来反映“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必要的。当时，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等重大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论断，进行集中的、充分的论证，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此基础上，国史书则应该更丰富更具体地展现这10年的历史全貌。作为国史，如果也像《决议》那样分配篇幅，“文革”的内容写得过多，经济建设、对外工作的内容写得很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10年历史的本来面貌。
第二个问题
我们搞的“文革”和“文革时期”8份材料中，涉及“文革”运动的3份，即《关于“文革”的打击对象》、《关于“文革”的依靠对象》、《关于“文革”的方法》。在10年“文革”中，在运动打击的对象、依靠的力量和采取的方法等方面，毛泽东在初期确实犯了严重错误。如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毛泽东对上海“一月革命”的评价，等等。
这些初期文件的错误的确很严重。以后，随着时局的变化、认识的变化，毛泽东逐步意识到了自己的一些错误并逐步地、程度不同地加以改正。要正确反映毛泽东在“文革”运动中的情况，既要写他所犯的错误，也要写他不断地改正错误。
《历史决议》写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包括初期的错误和其他阶段的错误，没有写他如何修正自己的错误。因为有了这个决议，我们搞的材料专门写了毛泽东怎样修正错误，没有再集中写毛泽东在“文革”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情况。在国史书中，要将两方面的内容统一起来，两个方面的内容都写，既写毛泽东的错误，也写毛泽东修正自己的错误。这样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毛泽东同志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制止“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这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两件大事，“历史决议”已予肯定，话只两句。国史书应按照历史过程，表述清楚。
至于第4个材料，即《毛泽东在“文革”中维护和坚持的原则》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决议》中都讲了，只是语言精练、字数少。我们的国史书要把毛泽东在“文革”中坚持了什么，维护了什么，写清楚，写准确，写具体，这样国史的内容就可以丰富起来了。
现在的材料写了5件事。究竟是5件事还是更多?可以研究。但有一点，应该使这些材料有所改善。改善哪些地方呢?
首先，是军队的作用问题。《历史决议》中的表述是：“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不仅如此，“文革”运动开始以后，“造反派”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党委被解散了，但毛泽东一再讲，军队不许动，必须统一指挥。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指挥军队。这样才维护了社会的总的秩序。
《历史决议》中讲，“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所谓消极的后果，是不是可以包括这样的事情：运动开始时，有些地区、单位的“造反派”要求军队支持他们，毛泽东有一个批示，说“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军队介入，有各种情况。但确有支持错的。
后来，红卫兵、战斗队到处串联，到处冲，冲工厂，冲机关。由于毛泽东紧紧依靠军队支工、支农，将工农业生产的局面稳定下来，对于严重混乱的部门则实行军管，工厂要复工闹革命，中学要复课闹革命，实行“军训”。在“文革”的前一阶段，直到恢复党委领导前，“三支两军”的军队实际上起了各级临时党委的作用。“文革”前的各级党委被解散、被冲乱了，活动停止了，但党的领导没有中断，一个重要原因是军队在起作用。
其次，是维护国体的问题。“文革”开始时，毛泽东对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高度评价，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1966年8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宣言”。1967年初，上海的“造反派”夺权，2月5日正式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本是张春桥想投毛泽东之所好，但他没想到的是，这反而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各个地方的政府都变成人民公社了，那么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也要改名字，各个国家对我们的承认是不是也要重新来过呀?他认为不能这样干。2月12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召到北京谈话，建议上海改称革命委员会。不同意将政府变为人民公社，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
然后是各派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3再后是恢复各级党委的职权和机构，与此同时是解放干部。
总之，现在讲的是5件事，次序要按历史的发展过程重新调整一下。内容增加还是减少，再研究一下。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10年不变，这些内容放在哪里，也要研究。对《历史决议》下的结论，应该充分引证。《历史决议》指出：“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国史书要充分体现这样的结论。
第三个问题
从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中，毛泽东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对某些人和事的处理上，有多次变化。但是，始终没变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采取的方法是实行大民主。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始终不改变、一直坚持的两个基本点。搞“文化大革命”，一是要整“走资派”，二是要搞大民主。
一直到1976年6月，毛泽东还把发动、领导“文革”作为他一生中所做两件大事中的一件。尽管对“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整“走资派”，搞大民主，他是始终不悔的。
下面分十点分析。
第一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多次重申了这样的观点。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还有，在起草“四清”运动的文件以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总路线的建议》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1964年底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研究和总结社教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此以后，反复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后来又多次讲，走资派是国内剥削阶级、小生产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党内的政治代表。有时联系国际阶级斗争，讲走资派是帝修反在中国党内的政治代表。
总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几是讲到两个阶级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讲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社会基础，讲来讲去，用过去的简单语言，就是帝修反，就是地富反坏右。这里说的，都是国内外敌对阶级或小生产的自发势力，都是旧社会遗留的、旧社会既存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到1974年提出学习无6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增加了资产阶级法权，说它是社会主义社会从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痕迹。可以说：前者是存在于体外的，后者是存在于体内的。
1974年12月，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问题的指示，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增加了新的内容。
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并加发编者按。编者按讲：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选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编者按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此前，毛泽东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时，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帝修反、地富反坏右。右是指右派分子中间属于敌我矛盾的那一部分。党内错误倾向的社会基础，在1974年10月之前，只讲到旧社会存在的东西。1974年10月20日同丹麦首相谈理论问题，1974年底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不仅讲了旧社会存在的东西，而且讲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还有从旧社会带来的痕迹。
毛泽东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说的“没有多大差别”，是讲新旧社会都存在工资、利润、地租。可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工资是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得到的价格，利润、地租是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利润、地租是属于社会必要的扣留，工资是劳动者按劳分配所取得的报酬。因此，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从表面看，都叫作工资、利润、地租。可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三者的性质实际是不一样的。
以上是第一点，是1974年10月前，毛泽东讲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及其在党内的反映；
第二点，是毛泽东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旧社会的痕迹，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
第三点。1974年，毛泽东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要我们搞清这个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我想，毛泽东要我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是想让我们搞明白，旧社会的思想怎样影响到党内来的；在新制度下，又是什么东西在党内反映为资本主义倾向。
这里，先引列宁的一段话：“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这一段带有很大概括性的话，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没有做什么新的解释。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做了他的解释的是关于消费品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第四点。马克思、列宁是怎样论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
下引的是1975年选辑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原话，是当时的译文。马恩选集1995年6月第2版的译文略有改动，研究时应对照参考。
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指第一阶段——引者注），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着重点为引者加）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己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尺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的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列宁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衡’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第五点。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呢?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苏维埃工作人员、党的工作人员中，实行巴黎公社原则；1918年倡导和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倡导和实行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可是，在反对14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对于那些有军事才干且愿意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旧军官，列宁给予高薪待遇，带有赎买的性质。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主持苏联工作时认为，既然在红军中服务的旧军官可以实行高薪，为什么功勋卓著的红军军官不可以实行高薪?对革命贡献大的红军军官，实行了高薪制；接着，党政工作人员也实行了高薪制。苏联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后，有一个口号叫做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样，技术人员也实行高薪制。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消费品分配方面推行按劳分配。但是，在不同部门和岗位人员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愈来愈悬殊。斯大林时期到过苏联的同志回来对我们讲，苏联的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得非常彻底。党政工作人员在什么岗位，就领取什么岗位的工资。他们到学校做报告，学校要付给报酬。写了文章，当然更要有稿费。甚至记者采访某部门或某人，也要付给被采访对象一定的报酬。可以讲，实际上，苏联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上台以前，在执行消费品按劳分配原则的过程中，搞过分悬殊，实际上背离了按劳分配原则，形成了一个高薪集团。
比利时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在他1962年写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提供一个材料：从1935年起，苏联最低的非熟练工人和高级工程师之间的收入差距高达1：20。50年代初，苏联一个女清洁工的毛收入是300卢布，卡车司机是700—800卢布，部的技术科科长2500卢布，莫斯科大企业领导人达到7000—8000卢布。与此相应，政治上也分化了。最高苏维埃代表中的工人成份，从1937年的45％下降为1946年的42％和1950年的35％。在莫斯科苏维埃中，1953年这个百分比是29％。在联盟院中，1950年只有10％的代表是工人；80％的代表是国家、党和军队的工作人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只有不到20％的代表是“直接在工业和运输系统中工作”的，而在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中，这个数字要多2.7倍。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1935年访苏时，也感到了“金钱特权”问题，对出现“无产阶级贵族”、“特权的作家”表示担心。他在当时的日记里，以高尔基为例，写道：“像高尔基这样善良和宽厚的人，也在吃饭时（虽然自己难得碰一下吃的东西）浪费许多家庭吃的食物，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而且并不因此感到任何享受——对他来说，最大的快乐是伏尔加河上的搬运工工作）。我不了解他的上层布尔什维克朋友们的生活。但我以为，他认为自己的生活是较好的，并将自己的生活归功于他们。当然，与那些轻易地碰杯和花费巨款的作家相比（就像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他百倍地应该得到这种生活，这种生活对他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之无愧的。我选取的例子不是来自真正的共产党员、政治领导人的生活，而是来自宫廷知识分子的生活：我没有机会总结自己的观察结果。可是，了解下述这一点就已足够：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即使应该得到这种恩赐）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而且，这一切的发生是为了证明革命的胜利，可革命的首要目的却13是确立劳动者的平等，形成统一的阶级。”
很有意思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在70年代也说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上犯了错误。苏联1936年宪法，是斯大林领导制定的，里边讲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莫洛托夫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主张：不要提“各尽所能”，而应该写上“完成社会规定的额度”；应该说“按劳分配，但要逐渐废除商品货币关系”。还认为“赫鲁晓夫的错误就是在这一错误的基础上产生的。” 1971年莫洛托夫在一次谈话中说：“存在着另一种危险：不平等现象扩大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生活得更坏了，灾难不在这。尽管现在工人，特别是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存在一个非常消极的事实，国内不平等现象扩大了，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交谈时，还提及苏联工资相差幅度当时已达到1：30。70年代以后，一直到逝世，莫洛托夫愈来愈多地谈到这个问题。譬如，1977年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我要回过头来说，说过去和现在的宪法中都说错的一个问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大概有99％的人不会发现这个问题，但这以后会显露出来。我要请你们注意新宪法比老宪法说得更糟的一个问题。现在是这样写的：‘各尽所能，按劳动的数量与质量分配’。我们的官僚主义者干得更巧妙了，这是他们为自己着想!按质按量的实质是，我是负责干部，我的质量与你们不一样，我要拿五份工资，而你拿一份就够了。我是部长，也就是说，要给我开六份工资，而你的工作质量差，你就自认倒霉吧。
“我不否认，现在还要看质量。列宁1918年说过，我们巧以付给著名的资产阶级专家更高的报酬。假定说有2000名杰出的专家，每年付给他们5000万甚至1亿金卢布，这不会有什么坏处，这是可以同意的。但这是资产阶级的原则；这是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背离共产主义的，但暂时是可以同意的。
“可我们现在却用它来说明其他的事，这当然是十分有害的。没有什么党员拿最高工资的说法，我干的话是另一种质量，就该付给我十倍的钱。”
斯大林时期苏联分配存在的悬殊差距，只限于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还没有进入到生产资料领域的侵占。后来，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由消费品分配过分悬殊形成的高薪阶层或高薪集团，到这时，开始从生产资料管理者，经过生产资料支配者，逐步演变成生产资料占有者。
第六点。195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柯庆施回到上海后，将毛泽东的讲话传给张春桥，要张春桥写文章。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登在上海《解放》半月刊上。毛泽东看后，加写《人民日报》编者按，于10月13日在《人民日报》刊发。
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展开讨论，出了偏向。有人在讨论中提出，不仅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也要破除。1958年11月9日、10日，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在今天还是必要的”。
这时，毛泽东将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和人与人之间猫鼠关系、父子关系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区别，认为后者应该破除，而按劳分配不应破除，应当保留。后来将党与党之间的父子党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大国沙文主义，也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认为应该破除。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是根据斯大林的修改意见定稿的。该书把物质利益原则与物质刺激原则混同起来，又把物质刺激归结为个人物质刺激。毛泽东同几个同志一起读这本书，读到这些地方，每次都非常鲜明地表示，不赞成把物质利益原则与物质刺激等同，更不赞成把物质刺激归结为个人的物质刺激。他不只一次对此提出批评。毛泽东在读书时几次提到，苏联已经出现了高薪集团，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特别警惕地说，我们坚持实行消费品的按劳分配，一方面要反对平均主义，另一方面要借鉴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经验，不要出现收入过分悬殊的状况。
1958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来到杨村，让中共河北省徐水县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该县实行全面供给制的经验。
毛泽东通过张国忠的汇报看到，两个家庭劳动力相同，按全面供给制分配消费资料，人口多的家庭得到的多，人口少的得到的少。尽管毛泽东一向对供给制很有感情，但当他发现徐水上述问题后，认为这样做对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伤害，不能持久。
北京市得到这一消息，很快在北京农村改行半工资、半供给制。1961年进行农村调查前，也因为受到毛泽东上述批评的影响，全国大多数公社已经改为七分按劳分配，三分供给制。我们在广东调查时，看得很清楚，即使是三分供给，与全面供给制已经大不相同了，与半供给制也不同了，但在劳动力相同的情况下，依然是家庭人口多的占便宜，人口少的吃亏。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在广州起草的《农业六十条》再次进行修改。其中，重要的改动有：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并规定社员的口粮都应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再有就是将保留的三分供给制全部取消，改为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实行按劳分配。这样，就把人民公社工作方法六十条原来留下的尾巴，一个公共食堂，一个三分供给制都取消了，实行全面的按劳分配。
“大跃进”后发生困难，从国家主席起，至十二级以上干部，几次降低工资。在消费品分配问题上，实行按劳分配，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过分悬殊，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原则。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讲到资本主义社会搞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也搞商品经济。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的头脑比较清醒。他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应混同，不应等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漫无限制的，人身、肉体、灵魂、名誉，都可以当作商品买卖。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应有限制，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一方面，毛泽东主张我国还要发展商品经济，认为商品经济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当时谭震林不主张搞商品经济，认为应由每个人民公社搞全面自给经济，不要搞商品经济。毛批评了谭震林的这一错误观点。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赞成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应该是有限制的商品经济，不是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毫无限制。
第七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对走资派的估计同“文革”初期的估计大不相同。
不同内容之一：前面第三、四点说到“文革”初期没有提到资产阶级法权，到1974年同丹麦首相谈理论问题，12月作理论问题指示，谈到了关于消费品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不同内容之二：1969年4月，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有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不同内容之三：“文化大革命”原来的设想是解决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在理论指示中既谈到了上层建筑问题，更着重谈到了经济基础问题。说到了新旧社会在工资制度、商品交换这些方面“没有多少差别”，也说到了“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还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不同内容之四：“文革”开始时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控制力，已使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控制力大为缩小；1970年12月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回顾说，“那个时候的党校、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1974年以后省部级干部全部解放，各级党委先后恢复正常领导，修正了上述言过其实的判断。理论指示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句话说清楚了林彪为什么不满足于副统帅，而要夺取最高领导权，说清楚了他们路线的实质是“搞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这些都说明，1974年的理论指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深感遗憾的是，我和我熟识的从事宣传工作、理论工作的所有同志，不但在当时，而且在以后长时期内，对这一发展没能理解。
整“走资派”，要用大民主。“文革”发动时，红卫兵，造反派，大串联，到处冲，“踢开党委闹革命”，到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这种方法已经否定。毛泽东同志一直肯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1970年12月他对美国作家斯诺说：“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1975年“四大”写进了我国宪法。“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毛泽东同志说不要搞战斗队，由党委领导。“文革”结束后修改宪法，经邓小平同志主张，去掉了“四大”的条文。
“四大”作为大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它的利和弊，可以研究，应该研究。但是，最根本的是，重视和实施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
1959年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他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种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力地证明：正确的是毛泽东，不是教科书。联系我国现实，应该深思、再深思。
第八点。“文革”本身是一场内乱。毛泽东从没有说过“文革”是失败的。但是，从他晚年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至少他认为“文革”是不成功的。实际上，持续10年的“文革”运动是严重的错误，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可是，不能用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的不成功或失败，来证明毛泽东所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要反修防修，要防止和平演变，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个理论也错了。在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7篇不点名批判苏共中央的文章，以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后来的“九评”，基本上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理论内容。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的危险。我们现实中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私有化潮流在膨胀，也证明这种危险确实是存在的。
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目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在于，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一是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二是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对群众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对群众理解和执行正确政策的能力估计过高。就敌情的分析来说，“文革”初期，对“走资派”的估计，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判断，与对垄断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看法差不多了，不但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实行“白色恐怖”，不只是个别的、部分的，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很显然，对敌情的估计过于严重了。不是没有走资派，确有林彪一类的走资派。但绝大多数当时挨整的“走资派”是未犯走资派错误的同志。1975年以前，省、部级的干部绝大多数得到解放、平反，除了后来证明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极少数人和动乱精英外，其他同志都是被冤枉的，说这些同志是可以改正错误的走资派，都不对。
再重复一句，不能因为有以上错误，就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要把“文革”的内乱、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区别。
第九点。国史书中要不要写1974年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我认为，应该写。可以说，这是对党内倾向新内容的新概括，甚至可以说，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说明，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根据、特点和规律，指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济途径和政治方向。当然，这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而来的，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只是讲旧社会遗留的、既存的东西，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旧社会的痕迹。到理论指示，两方面都讲到了，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加深了。
第十点。《历史决议》中有两段论及“文革”的话。
一段是，《历史决议》第（24）：“……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这一段，是由胡乔木定稿的，当时我和参加起草的同志都是同意的。胡乔木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用语特别反感，一定要把“法权”两字改为“权利”。他认为，这是列宁多事。现在看，胡乔木的观点站不住，我们同意也不对。但是，在国史书中不要去批评《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
对于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点，在不长的时间里，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胡乔木也改正了自己原来的认识。
1986年，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我向中央提出书面的补充修改意见。胡乔木同意我的意见，并在我的书面意见上加了几句话：“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100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的。”这说明，经过实践的教育，胡乔木已经改正了、否定了前述的观点。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全党的认识就更加明确了。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讲，“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挨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同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邓小平明确地讲：“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陈云同志说得很清楚：“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而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这样的认识，在政治风波以后，除了“动乱精英”和受他们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可以说，已经成为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共识。
对于《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不要批评，我们按照自己的思路正面写就行了。
另一个地方是，《历史决议》第（35）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后来的实践，特别是我国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东演变的事实证明，这个表述不符合实际。1989年政治风波后，胡乔木讲，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于《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我们的国史书，也不必去写它，而是写我们自己应该写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剥削阶级还在改造，小生产和商品制度广泛存在，由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紧张、缓和的局面将多次反复出现，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第四个问题
从1967年到1976年的10年中，社会总产值下降的年份有1967年、1968年。1976年社会总产值略有增长。没有达到应有的发展速度，这是“文革”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之一。
但是，从有关的材料看，这10年中，国民经济还是发展的，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年平均为6.8％。1976年比1966年增长77.4％。
在这10年中，我国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最重要的标志是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这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水平，已经不是一般水平，而是高水平。
进行了大规模“三线建设”。原来“三线建设”的目标是两个，一个备战，一个生产力布局的平衡。备战是为了做到“有备无患”，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使生产力布局平衡。经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基本实现了预定的目标，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初步建成。国防科技工业从常规武器到战略武器的科研、生产、试验体系基本建成，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了3.29倍。与此同时，我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变，不仅在战略后方建立了比较强大的现代国防科技工业，而且改善了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开发了能源和原材料等优势资源，形成了机械、电子工业比较雄厚的生产能力。这些，对于保障国家的安全，提高综合国力特别是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开发，改善人民生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石油工业长足发展。中国原油产量1966年为1454.16万吨，1976年上升至8716万吨。增长了5倍。原油和油品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国家的基本需要。
铁路交通事业取得进展。建成了成昆、贵昆、湘黔、焦枝、汉丹（汉口西至丹江口）、宁铜（南京至安徽铜陵）、杭长（康桥至长兴）、京原（北京至原平）、通让（通辽至让湖路）等铁路。营业铁路里程从1965年的36406公里增加到46262公里。全国铁路网密度由1965年的每100平方公里0.38公里提高到0.48公里。特别是西南、西北地区的铁路长度的比重，由1965年的20.8％提高到24.5％。电气化铁路由94公里增加为745公里。成昆铁路的修建，把中国铁路筑路技术提高到新水平。
远洋运输事业发生巨大转折。整个70年代，船舶工业累计建造万吨级以上船舶99艘，170.3万载重吨。在1970年至1975年，所建造的万吨级船舶就有60艘，92.6万吨，其中远洋船21艘，28万吨。通过国内造船和国外购船，到1975年，中国远洋船队由60年代末的110万吨发展到500万吨；海上货运量由60年代末70％靠租用外轮，发展为70％由中国自己的船队承运，基本上改变了长期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
打破帝修反的经济封锁，扩大了对第二、第三世界的贸易。1967年至1969年外贸连续3年下降，196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0.29亿美元，比1966年46.14亿美元下降12.7％。70年代前期，对外关系出现突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迅速增长。从“文革”10年对外贸易发展总的情况看，197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34.33亿美元，比1966年的46.14亿美元增加1.9倍，平均每年增长11.25％。
1973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预计25总价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从“四三方案”的实行，开始逐步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人民生活基本稳定，略有改善。虽然改善不多，但是在分配方面比较合理。由于积累率太高，生活欠帐过多。几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方面这些青年得到了锻炼，接近了工农，对他们的成长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又为后来就业造成了很大压力，特别是“文革”结束后，上山下乡的几千万知识青年回城，成为国家、家庭的很大负担。
第五个问题
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中国国内属于人民范围的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人民民主的专政对象大约占百分之四、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应该说，这是我们对外关系的总路线、总政策。
6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美国和苏联两方面的侵略威胁。为击破美苏孤立中国的政策，毛泽东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出于维护中国安全利益的考虑，又提出了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根据这个理论，中国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广泛开展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大力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正义斗争；对于第三世界各国发展民族经济，给予了没有附带条件的尽可能的援助。在70年代初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适时调整战略、策略，组成了世界范围的反帝、反殖、反霸统一战线。
在当时世界上民族解放力量与帝国主义力量较量最激烈的印度支那地区，中国尽力援助和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斗争，直至最后胜利。
由于这些工作的成绩，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至今还把中国看作他们的可以信赖的朋友。主要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破了世界外交格局，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国际影响更加扩大。自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决议之日开始，到1972年底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同中国建交、复交或将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达到27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形成了新中国的又一个建交高潮。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考虑国家关系问题时，始终将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建立平等关系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其出发点即在于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动世界革命的进程。
由于在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全世界一百多个共产党、工人党，站在左派方面的只有很少数几个党、十几个党，多数是跟着赫鲁晓夫跑，孤立中国党和其他的左派党，因此，毛泽东在处理党际关系时，主要是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左派联合，依靠左派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
回顾中苏分裂之初，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3月，先后就有四十四个兄弟党按照苏联党的调子，通过由中央发表声明、决议和告党员书，或者在自己和别国的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或者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等种种方式，攻击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指责中国共产党犯了许多错误，给中国党扣上了“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军国主义：、“假左派”、“假革命”等等，许许多多的帽子；并且宣传说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 对此，中国党一方面继续坚持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提出的革命原则，强调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依然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3一方面为了维护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团结，一共只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其中点名批评的只有意共陶里亚蒂、法共多列士和美共白劳德三家。而对于苏共的许多文章和言论，中国党这时都还没有直接回答。此后，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升级，从这年的7月中到10月末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仅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七百多篇。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他们转载的其他兄弟党反对中国党的文章在内。后来，赫鲁晓夫提出要停止论战。但是在他说这话后的半个月里，又有三十八篇反华社论和文章等在苏共中央和地方的报纸上连续发表，苏联的各种刊物从10月底到11月下旬就发表了六十五篇此类社论和文章。 对于苏联这时和以后的攻击性言论，从1963年9月到1964年10月的一年中，中国党也只是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以及一篇《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文章作为小结罢了。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以后，毛泽东在联合左派党反对修正主义、进行共产主义运动时，一直是既坚决反对作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也注意反对教条主义。他始终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也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强调要严格遵循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独立和平等的兄弟党关系的原则，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机械地照抄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策略，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毛泽东看来，.背离了这些原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就会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可以说，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在这方面，他有两个重要的思想：
一个是革命外交、人民外交的思想。即支持人民进行革命，依靠人民发展国家关系。
1966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扬力时，就扬力关于“中国的广泛的革命群众运动，必将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的说法谈道：在中国看到了希望，在世界也看到了希望。波兰、苏联、美国、日本、印尼、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都有希望。他指出：革命要靠群众，靠多数。少数人是靠不住的。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同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的人进行斗争。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希望。
翌年，当泰国的革命运动兴起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泰国革命发展起来是件大事，这就把东南亚的几个主要国家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接起来了。我们总是相信人民的大多数，就是说工人阶级、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地主、资本家总是少数。
1970年，毛泽东在着手纠正外交工作中的极左偏差时，考虑修复与缅甸奈温政府的关系。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特意就此事向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征求意见。针对巴登顶对缅甸革命运动前途的担忧，他说：即使我们同奈温政府恢复国家关系，也不会影响你们打仗。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并强调指出：我们同四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上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苏联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这是路线问题。
7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之后，毛泽东在发展中国与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同时，从未放弃过他对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在他看来，帮助还没有获得解放的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这个原则不能丢。因此，他曾多次明确提出，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我们就是要站在各国人民方面。请问，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那么共产党还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者?!
1974年5月，他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时，更是针锋相对地表态说，中国要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和人民军的革命斗争。当拉扎克要毛泽东保证他与马共和人民军没有关系时，毛泽东果断地表示：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有关系呢?谈到拉扎克所说的对此要采取镇压、杀人的手段，毛泽东说：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能干涉。我们同他们是党派之间的关系，跟你们是国家关系。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是高兴的。
第二个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的思想。这也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处理党际关系原则中更为重要的一点，即反对照搬中国的经验，反对强加于人；强调革命的阶段性，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对各国左派党纷纷到中国来“取经”的情况，毛泽东根据自己同苏联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长期斗争的切身体会，在与这些党派团体的交往中，始终注意纠正中国党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并且及时发现和反对中国对外交往中的极左思潮。
1965年7月，毛泽东在向巴西共产党领导人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后，就特别提醒说：你不要相信我这些话都是对的。要根据你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和历史情况去工作，经过好几年的实际考验，就会制定较正确的政策，最后取得胜利。别国的实践经验只能是参考资料，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加以运用。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
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大夺权的高潮时，他特意嘱咐马共总书记陈平：你们可以把中国的经验教训当作材料来研究。并向秘共（马）学习团等团体强调说：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提醒他们在革命的第一步，不能触动与帝国主义有矛盾的那部分资产阶级，以缩小打击面；要团结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告诫说：没有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反帝就没有力量，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语重心长地指出：你们回去后，我希望你们少讲中国的事情，最好都忘掉，但不要忘了有用的东西，这就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要把这个原则与你们国家的具体条件结合起来，不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谁也没办法。不要完全搬用中国的经验，中国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你们应创造自己的经验。并谈道：我们是吃过亏的。因为搬用外国经验，革命遭到过失败。在同缅共德钦巴登顶的谈话中，他也是反复告诫说：重要的是在斗争中学习。你们在中国学习的这些东西，回去切不可照抄。要按你们的情况办。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经验在外国是不是适用，要由实践来证明。被实践证明有用的，才能算是适用的。根本的问题在于不能忘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忘掉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成为修正主义了。
1968年8月，毛泽东对意共（马列）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贝契等人说：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这些东西可以供你们参考，但你们还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国际经验要学习，但是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创造自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插手外事口，夺取外交权力，中国是世界革命的决定因素、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之说一度风行，外事领域出现了动乱局面。毛泽东较早觉察到了这种极左思潮给外交工作带来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他一方面批准中共中央对鼓动群众组织夺外交部权的王力以及关锋、戚本禹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方面从1968年3月起，针对外交工作中存在的种种“以我为中心”的做法，做出一系列批示，要求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并批评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提法。
1968年3月27日，毛泽东对中联部起草的致某国共产党的贺电进行了修改，同时批示说：“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这样的自我吹嘘。强加于人。”两天之后，他又在发表一个声明的请示报告上做出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5月29日，毛泽东进一步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的一个建议做了批示，指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此后，中联部在7—8月间提交的一个请示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外国某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毛泽东于阅件时，特意将“毛泽东思想”几个字都删去了。
1970年12月6日，毛泽东还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说：“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己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了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指示，周恩来等人采取了种种措施，集中纠正强加于人的权左口号和极左行动，使得外交工作比其他领域较早地摆脱了混乱的状态。这就为以后外交局面的拓展，国与国关系的修复和党与党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难的也是处理得最好的是对付美国和苏联。60年代中期，苏联在北面中苏边境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不断增派武装部队，并部署现代化的攻击型武器；美国直接侵入越南，从南面威胁中国的安全。美苏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夹攻局面。如何扭转这种局面呢?对苏联，在政治上、思想上进攻，在军事上防御。苏联如果进行军事进攻，我们不打出国境以外，而是实行战略退却，东北让给它，北京让给它，华东、上海也让给它。公开地讲，你来，我就让，让到它再也不能占领新的地方。进得越深，它就越被动，离失败的日子也就越近。
而在南方是进攻。中国援助越南、老挝、柬埔寨进行抗美斗争，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斗争也予以支援。终于迫使美国撤出越南、老挝、柬埔寨。
在化解美苏夹攻危局特别是在同美国人的斗争中，中国坚持原则、立场坚定，可是在政策、策略上非常灵活。
李丹慧提供了一个材料：基辛格访华时说，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毛泽东的回答非常巧妙，他说：过去我们是先北伐，后来是南代，现在是北来北代，南来南伐。
在结束越南战争问题上，基辛格、尼克松都曾经提出让中国在美越之间进行调解，让越南减少抵抗，多给美国一些照顾。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曾提出，关于从越南撤军结束战争，美国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在与周恩来会谈过程中，当谈到印支问题时，也表示希望“光荣地结束越南战争”。周恩来表示：“如果印支战争不停下来，中国只有援助他们，我们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的权利或代替他们提出主张和代表他们谈判的权利”。中国拒绝妥协的方针。
1973年以前，基辛格希望中国减少对越援助。与此同时，美国为迫使越南接受自己的谈判条件，强化对北越的轰炸。越南则坚决抵抗，使美国遭到重创。中国这时对越南的援助更加积极。最后，美国在巴黎协定生效后，按照协定规定期限，在60天内全部撤走了侵越美军。
在打破苏联、美国夹攻中国局面的同时，拒绝美国打中国牌。毛泽东在内部、在公开场合多次讲，在同尼克松、基辛格会谈时也讲，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欧。而美国人一直想说苏联的重点在东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外交部编的内部材料《新情况》，说苏联的重点是对付中国。外交部的分析，与毛泽东的一贯的说法完全相反，引起了他的不满。1973年7月，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批评外交部，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
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来华访问。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提出为中国间接提供美国战略警报系统的情报，以提高中国防御苏联的能力。周恩来、叶剑英表示研究。当时会谈中担任翻译的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做了不准确的汇报，结果来了个“帮周会”。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想取而代之，在政治局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政治局会后，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说：这次会开得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飞抵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毛泽东同周恩来商定各项重要的人事安排，还问了周的病情，要总理四届人大之后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七十年代，国际关系问题处理得好。这里着重说说中美关系，我们争取了主动，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六十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各种力量分化重组，中国已被看做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苏联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美国实力相对削弱，其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急于要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以便在同苏联争霸中得到战略优势。中国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深感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直接的现实的威胁，认为缓和对美关系有助于摆脱两面受敌的处境，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打开外交新局面。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美双方都感到需要调整外交战略，改变中美关系敌对僵持的状况。
尼克松在准备竞选总统时就曾表示说，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他在1969年1月就任总统后，即不断向中国发出改善关系的信号。1970年10月，尼克松曾先后向访问美国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安塞斯库表示，美国政府愿派高级使节访华。11月再次托人传话。周总理答复，同意美派特使来访，指出双方应商谈台湾这个关键问题。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成为中美之间的“传话渠道”。
毛泽东、周恩来抓住时机果断作出中美和解的战略决策。中美关系出现了一连串重要的事情。
1970年斯诺访华（1970年8月至12月）。10月1日，毛主席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国国庆典礼。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长谈，要他带口信给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来，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家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这个口信几天后就带到了。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幅照片，公开发出了对美缓和的信息。
1971年4月（10日至17日），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4月17日）。美国乒乓球队的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小球推动大球”，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和解的进程。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密访问华。基辛格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在巴基斯坦访问时称病，飞来北京进行了48小时秘密访问。开始探索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7月16日，中国和美国同时发表基辛格访华公告，说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同基辛格在北京进行了会谈。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消息公布后，世界震动。日本加快了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许多国家纷纷同中国改善关系。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大国地位已经无法动摇。美国再也不能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了。
1971年10月25日晚，第26届联大1976次会议结束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辩论并进行表决。首先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包括国民党集团一票）、15票弃权否决了美国和日本炮制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即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是一个所谓“重要问题”，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随后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其中有美国、日本）、17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并使美国、日本等19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但同时保留“中华民国”代表权）成为废案。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理部长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联大通过我国合法权利的决议的电报。通知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其中“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历时22年之久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斗争胜利结束。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也称“上海公报”）。在台湾问题这一关键问题上，美国表示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联合公报中，“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不持异议。”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相互隔绝的状态至此宣告结束。但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仍不愿放弃其原有错误立场，两国关系正常化未能实现。
1973年2月15日，尼克松连任美国总统后，基辛格第五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同年5月，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了联络处，从而在两国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美方原来关于在第二任期内后两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承诺未能履行。继任的福特总统于1975年访华时表示，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须推迟至1976年美国大选以后。
大选后上台的卡特政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曾经摇摆不定。经过1978年多次谈判，我方坚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美方终于接受了我们坚持的“断交、废约、撤军”三条件。即美国必须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发表《中美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起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公报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979年1月1日，中美互相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决定撤走驻台美军，并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同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正式访美，美国掀起“中国热”。
可是，接着就出现了反复。这就是美国搞了一个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
1979年1月26日，美国总统卡特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关于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法案”。主要内容是：在中美建交后，要在非官方基础上同台湾继续保持商务、文化及其他关系，为此将设立“美国在台湾协会”处理有关事务。美国国会两院在讨论此法案时提出了一系列严重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原则、明显干涉中国内政的“修正案”。对此，中国方面即作出反映。1979年3月3日，中国驻美国大使柴泽民奉命向美国务卿万斯转达口信说：美国政府和国会制定什么法律是美国的内政，中国不予干涉，但对涉及中国领土台湾的任何立法，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表示关注。美台关系的安排应该根据中美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来处理，不允许单方面违反这些原则，中国方面不能同意任何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关系带有官方性质的立法条款。
1979年3月1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关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台关系的立法议案。立法议案多处违反中美建交协议，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3月16日，黄华外长约见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代表中国政府正式申明中国对美台关系的态度。
黄华外长指出，中美建交时，美方明确承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同时，美方还承认，解决台湾归回祖国，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可是，美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关于美台关系的立法议案，却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实质上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人继续于涉中国内政，使美台未来关系具有官方性质。对此，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如果这些立法议案按照目前的措词获得最后通过，并经签署生效，这对中美两国刚建立的新关系是很有害的。黄华外长最后表示，美国政府有责任运用自己的影响和职权，确保在处理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上不出现任何违反两国建交协议的事情。
1979年3月底，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还是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宣称：美国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愿望。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都是对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为美国严重关切，总统和国会应按宪法程序，决定美国的应付行动。该法用法律形式确定美国要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亦即出售武器。该法规定：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或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义中应包括台湾；美台之间过去用“国家关系”签订的条约一律有效。“美国在台湾协会”处理与台事务时，遵守同样的向国会报告、由国会审查批准的规定和程序。美台双方互设办事机构人员同正式建交国一样享受特权和豁免；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不应影响台湾当局在中美建交前在美国所拥有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财产。1979年4月10日，卡特总统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仅在个别问题上作了保留。同时表示将以同中美建交相一致的方式行使该法给予总统的“斟酌权”。
1979年4月19日，邓小平接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访华团时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卡特总统表示他在执行这个法案时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中国正在看美国以后所采取的实际行动。
1979年4月28日，中国外交部照会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指出《与台湾关系法》实质上是蓄意把台湾当作“国家”，把台湾当局当作“政府”，它的许多条款都违反了中美建交原则。中国方面希望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关系能在严格遵守建交协议的基础上发展。中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如果美国方面不恪守中美建交原则，怀有干涉中国内政图谋，只会对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带来好处。
1979年7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复照说：美国将遵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的关于建交的各项谅解。国会通过的美台关系法并不是在每个细节上都符合政府的意愿，但它为美国总统提供了充分的酌情处理的权力，使总统得以完全按照符合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个法律，总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签署这项法案的。美国政府一直努力确保该法的措词不损害我们同贵国达成的谅解。
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虽多次表示尊重中美建交公报原则，但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仍然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立场，因而中美双方存在严重分歧。里根声称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包括其中关于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条款，中国无权过问美国对台政策，主张美国向台出售性能有所提高的武器。这样，售台武器问题成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1981年6月，黄华向来访的美国国务卿黑格指出：中国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原希望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能够解决，但至今美国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步骤。中国同意中美建交后，美台保持民间往来，但出售武器不是一般的商品贸易，也不是民间往来，美国这样做，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不相容的。黑格表示：这个问题有敏感性，美国将非常谨慎和克制地对待这个问题，但美国仍坚持在可预见的将来向台湾提供一些经过选择的、性能适度的防御性武器。
为了维护我国的主权和排除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于1981年10月在墨西哥的坎昆会议期间同里根总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会谈。随后，黄华副总理兼外长也在华盛顿同黑格国务卿继续进行了会谈。向美方提出：美方要承诺在规定的期限内，出售给台湾的武器性能和数量不超过卡特时期的水平；在规定的同样期限内，出售给台湾的武器将逐年减少以至最后完全停止。美方表示：不能接受在规定期限内停止售台武器，在中国实现统一之前，美国将谨慎地、克制地、有选择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表示愿意就此事同中方会谈。
从1981年12月4日开始，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先后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韩叙在北京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进行谈判。美方不接受中方的合理要求，坚持其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至1982年春，谈判陷入僵局。
1982年5月，美国副总统布什受里根总统的委托访问我国，邓小平同他进行了会谈。邓小平强调：美国必须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和措词可以商量。此后中美双方继续就售台武器问题进行谈判。
经过十个月的谈判，至1982年8月15日，中美两国终于达成协议。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分步骤直到最后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在北京和华盛领发表《联合公报》，通称《八一七公报》。
《八一七公报》重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确认了这些原则。1979年1月1日生效的建交公报又重申了这些原则。双方强调声明，这些原则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在公报中，“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是按照这一大政方针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进一步重大努力。”美国政府表示：“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台湾问题上出现的新形势也为解决中美两国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分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考虑到双方的上述声明，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两国政府声明：“为了使美国售台武器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最终得到解决，两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以利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双方决心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为继续发展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共同作出重大努力。”“为了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两国政府重申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双方将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保持接触并进行适当的磋商。”
在联合公报发表的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两国就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的联合公报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关系到中国主权的问题。早在1978年中美两国谈判建交期间，中国政府就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由于这个问题当时没有能够解决，中国方面提出双方在建交后继续进行商谈。事情很明显，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势必严重损害两国之间的关系。”
声明回顾了中美双方就解决这一问题会谈的经过，指出：“双方今天发表的联合公报是中美双方十个月来反复谈判的结果，它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规定了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
声明指出，《八一七公报》“重申了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关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双方并强调声明，这些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这就是说，在解决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上，必须以这些原则为依据。无须说明，只有严格遵循这些原则，处理两国间存在的或新出现的问题，两国关系才有可能健康地发展。”“根据上述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美国售台武器本来早就应该完全停止。由于考虑到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国政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分步骤予以解决。美国方面承诺售台武器首先在性能和数量上不超过两国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逐步减少，并经过一段时间最后解决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最后解决，其含义当然是指美国售台武器经过一段时间必须完全停止。也只有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排除发展两国关系中的障碍。”
声明指出：“在公报中中国政府明确重申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立场。美国方面也表示了，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中国方面在公报中提及关于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是为了进一步表明我国政府和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在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上，不容许有任何曲解或外来干涉。”
声明特别强调，“本公报是以两国建交公报的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依据的，与美国单方面制订的《与台湾关系法》毫无关系。《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两国建交公报的原则，是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的。任何试图把本公报同《与台湾关系法》相联系的解释，都是违背本公报的精神和实质的，都是不可接受的。”声明还指出：“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达成的这个协议，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公报的有关规定能得到认真履行，以早日彻底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这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上述“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共同确立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构成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以后的岁月里，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种种曲折，遇到了种种障碍。这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基本原则，成为促进中美关系克服障碍，向前发展的重要依据。
附文：
刘少奇提高不了，毛泽东也贬低不了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 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一）
邓力群
1999年6月7日
从去年开始，请段若非编选了马恩列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接着我选编了文革前十年和文革十年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又重印了七千人大会以前选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两条战线的斗争；今年春天以后，又看了薄一波同志重大事情的回忆和思考上卷，主要是1962年以后部分的材料和论述，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反复考虑了这些材料里有关的问题，今天开始把一些想法给大家汇报一下，可能要讲4—5次，或更多一点，讲到去北戴河以前。每次二小时左右，一周一次。讲的方法上与过去有些不同，有关马、恩、列、斯、毛的论述，过去只凭记忆讲，现在把有关原文给大家念念，整理时全按原文，力求严谨一点。
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从一段话说起。
去年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发表了很多文章，也发表了一些当时的文件。应该讲，大多数文章，对于了解刘少奇同志的一生、了解党和国家的历史，都起到好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在这100周年纪念活动里，噪音不少，有的还相当厉害。现从一篇文章的一段话，开始谈有关方面的问题。该文章的作者叫什么，不必多去注意，重要的是文章里的意见，所表述的思想。
先把这段话给同志们念一下：
“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全国解放之后，全党工作中心应转到经济恢复和发展上。1951年，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1956年，全党一致通过，将其写入《党章》。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回答：‘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24年风风雨雨，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心分歧点。1980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我们党终于又把少奇以一贯的、行动所坚持的这一中心，正式写入《党章》。实践证明，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这段话很值得注意，文章不长，对历史的表述，说得客气一点是混乱的。但是意思却是非常明显的：争论的核心，毛泽东只搞阶级斗争，刘少奇一贯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抑毛扬刘，非常鲜明。通俗地说，就是提高刘少奇，贬低毛泽东。究竟站不站得住，我看还得从历史的叙述中来说明这个问题。据我看，用贬低毛泽东的办法来提高刘少奇，其结果刘少奇提高不了，毛泽东也贬低不了。虽然是一个人的文章，但赞成这种意见的、写这样一类文章的大有人在。很有必要认真对待，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不能够让这些人篡改我们国家的历史，篡改我们党的历史。这段话对我们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有点作用。
下面就这篇文章里所提的问题，开始我的叙述。
第一句话：“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全国解放之后，全党工作中心应转到经济恢复和发展上”。它没讲在什么场合在什么文章里讲。这就发生一个问题，1949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说法没有?是没有说还是说了?说了是怎么样说的?和上列的说法是一致还是不一致?必须查阅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论证不能不引经据典，不能光凭印象，要用文件，要用事实来证明。
二中全会的决议第4段这样写道：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入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毛主席没讲中心吗?不仅讲了中心，还讲了党政工会群众团体文教等，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生产建设，都要为生产建设服务。还进一步讲，各种工作围绕生产建设为中心，还有个力量的配备问题，还有个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反对什么力量的问题。生产建设中心任务的进行，要有阶级路线的指导问题。
也就在这一节里，毛主席还讲了：
“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做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前引那段文字里讲刘少奇只讲了那么一句话，我不相信。作者就把其他的话都否掉了，只剩下这一句，这是抬高刘少奇吗?实际不是贬低刘少奇吗?还有一点，究竟是毛主席讲话在前，还是刘少奇讲话在前?文章没说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讲的那些，然后刘少奇讲了这些。这是党的决议啊!刘少奇宣传党的决议，这不正是党里应该有的义务吗?为什么不把事情说清楚?在1949年全国解放后，毛主席没声音，刘少奇就是一句话，这符合历史吗?这不是歪曲历史是什么?这样来贬低毛泽东，贬低得了吗?这样来抬高刘少奇，能够抬得上去吗?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会议决议，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由此给我们一个启发，遇到这样或那样一种议论的时候，我们最好查查当时的历史、当时的文件。
第二句话：“1951年，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对这个问题，在薄老的书里讲得很详细、很清楚。在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之前，党中央酝酿、起草通过共同纲领。那个时候的党中央，那个时候的高级干部，都有个共同的认识，我们取得全国政权以后，要按照共同纲领来进行全面工作。对于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那时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甚至决定在共同纲领里“社会主义”四个字都不写。参加起草共同纲领的同志，都同意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来进行经济恢复、进行经济建设。意见都是一致的，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按照共同纲领搞一段以后，看情况的发展再说。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刘少奇同志写了一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并不奇怪。共同纲领的起草，共同纲领的执行，党中央是一致的。在一致的基础上，刘少奇此时讲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没什么出格的。
问题在后来，到了1952年，全国的土地改革已顺利完成；三反、五反对资产阶级的毛病、资产阶级的罪行进行了打击，资产阶级在很多问题上不能不服输；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已经进入谈判阶段。我是1952年10月到北京的，分配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当时听到说，苏联和东欧的同志(包括来华的)，不断地提出，你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一直长期坚持下去吗?他们说，东欧的国家经过人民民主制度转到社会主义制度了，你们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还一直坚持下去吗?反映到中央，起的作用有多大，我不知道，至少也是考虑问题的因素之一吧。
杨尚昆那时是办公厅主任，列席中央的书记处会议，每周都在办公厅主要负责人的会议上传达中央会议的精神，1952年年底，多次传达中央正在考虑，共同纲领是不是要有过渡，是不是有必要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次比一次讲得更准确。同时批判一些错误观点。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条是四大自由，另一条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新民主主义本身是过渡时期，天天在变，年年在变，它的社会秩序怎么确立?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意思一样，说法不一样。查阅党的历史文件，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起草共同纲领过程中的一种提法，不是刘少奇提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十月，刘少奇代表中央组织代表团去参加苏共的19次代表大会，他作为代表团的团长，临行前毛主席委托他代表中央也是代表他自己向斯大林说明，我们党根据新的情况，准备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在莫斯科期间，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认真负责地完成了这个委托。这个长信，只一头一尾没有，其余部分在薄一波的上卷回忆思考里都选录了。这说明什么呢?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刘少奇在1951年确实提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可是等到中央、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他和大家一起酝酿，一起讨论，意见完全一致，而且在接受毛主席的委托时尽心尽意。斯大林看了信后，同意我们党的考虑，认为这样做合适。
1953年，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是中央宣传部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起草的。这个宣传提纲经中央审阅，毛主席做了重要的修改。在我的印象里，没有听说刘少奇对宣传提纲有什么不同意见。接着1954年起草第一部宪法。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全民所有制，发展集体所有制。1954年宪法起草出来后进行讨论，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做关于起草宪法的报告，时间是土954年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帮助起草的有胡绳。中央审定后，少奇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宪法报告。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总路线的通过，都没听到刘有什么不同意见。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少奇同志没有再讲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历史的脉络，历史的面貌，就是这样。为什么要说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党章呢?八大党章里没有说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为什么造这个根本没有的事]我们看这样的文章，真要当心一点。
第三句话，“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我知道一点原委，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张闻天。1948年8月间，我从吉林榆树县调到哈尔滨，作为东北局的巡视团员。张闻天把他起草的东北经济构成的稿子给我看。看了很受启发，非常高兴，它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新天地。
1948年夏天，东北战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已经顺利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入反攻，国民党只龟缩在铁路线的几个据点。在这以前，跟内地解放区不一样，东北解放区占有几个中等城市，哈尔滨叫东方巴黎，可以同天津齐名，当时在全国来讲，有这样规模的城市没几个。还有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1946—1948年农村搞土改的同时，巩固、发展城市，对工商业的管理，工商业的政策积累了初步的经验。1948年秋，东北很快就要全境解放了。历史的发展，实践的经验，启发张闻天，研究东北全部解放以后任务是什么?路线是什么?理论是什么?扼要地说就是允许和坚持五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不是只靠个人的天才，而是生活的启发，使得张闻天在我们党内第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报告送到中央，受到了刘少奇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刘少奇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修改，随时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又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
有两点我没有搞清楚。第一点是我看到张闻天的稿子头一段是引列宁的《论粮食税》里讲的五种经济成分，思想的形成是受实践启迪，文字的表述却还是从书本出发。究竟是送给中央以前张闻天已把这段删掉了，还是到了中央被刘少奇或毛主席把这段删掉了，搞不清楚。
第二点，我看的稿子里，张闻天对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要利用要联合，另一方面要排挤，联合的过程中逐步排挤，以至于完全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掉。这一点，是送给中央之前他自己改掉了，还是到了中央以后刘少奇改掉了?刘少奇跟我说过：张闻天在五种经济成分的论述中，对民族资产阶级，一面是利用，另一面是排挤，这个意见不对嘛!按照这个口气来讲，送中央之前还留着排挤的意思，是送到中央后毛主席、刘少奇改成利用和限制。毛刘修改以后由党中央批转各中央局，那个时候其他的中央局都还在打仗，只有东北局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布置实施。
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讲话第六段说：
“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
这段里的，第四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方针政策：
“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这段话的概括全面深刻，从理论的深度来讲，比张闻天起草并经过刘少奇修改的要高出很多了。
总而言之，先是张闻天提出，经过刘少奇修改，最后到毛主席那里，形成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这套理论不但在我们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到今天仍然有着不可忽视、不可低估的重要指导作用。在世界范围里来讲，比列宁的粮食税政策，比苏联的新经济政策高明得多了。
到了1954年夏秋之间，召开全国的财经会议，周总理传达中间，批评了薄一波同志关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一视同仁的税收主张。周总理的讲话中，说毛主席认为薄一波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岗趁机活动，抓住解放初期刘少奇同志的几次缺点：对山西农业合作社的批评上纲太高；东北不要急于搞互助合作，允许富农有些发展；在天津鼓励民族资本发展，有些话说得难听。在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问题上，张闻天主张分红，少奇同志反对分红，毛主席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意张闻天的意见，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中央一批评薄一波，高岗错误地以为时机到了，在背后进行非组织的活动，那时的一种说法叫“随波逐刘”。搞得非常紧张，说什么解放以后的政权党务都被两个摊摊把持，一个是刘少奇的摊子，一个是周总理的摊子。胡说有一个军党论，吹捧林彪，贬低周总理和刘少奇。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也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在中央少数同志内部酝酿，让其他中央的同志出来主持第一线的工作，他退到第二线去研究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1954年春节期间，他要去外地，行前召开会议，正式提出一线二线的问题，并且提议刘少奇同志在一线主持日常的工作。高岗马上表示说，现在还不成熟，主张轮流当第一线的负责人。
更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后来一次会，不知是不是和这次连着，还是另外一次会，开完会高岗出门时跟陈云同志一道走，他跟陈云讲，党中央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高岗一上汽车，陈云同志马上回去向毛主席报告。那时总路线的提纲已经发表，准备起草宪法了。毛主席带着胡乔木、田家英去杭州，首先考虑研究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恰好在这时听到了陈云同志的反映，就更加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临走的时候对刘少奇同志说，现在看来增强党的团结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刘少奇同志负责起草一个增强团结问题的决议。北京把草稿送交在杭州的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稿子不行。他亲自指导，另外起草了一个增强团结的决议。并同时起草了一个八届四中全会的报告，解释增强团结的精神，要少奇同志主持这个会，代表中央做关于增强团结的报告。
四中全会以后，在小范围里揭露高岗的反党集团，这时饶漱石也和他搞在一起。一直搞到1955年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讨论两个问题，一个关于高、饶反党同盟的问题怎么处理；另一个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会议决定把高、饶开除党籍；会议正式通过了陈云同志负责起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的方针、任务。
说这一段，意思就是说从1952年提出总路线，到党代会期间，毛主席一直是维护刘少奇的。刘少奇在这期间，对于总路线、对于新宪法，和毛主席的观点、主张是完全一致的。这段历史，文件也好、事实也好，都摆在那里，非常清楚。可是为什么说，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全国解放以后，就已经开始，而且一直坚持到八大呢?回答是：开头引用的那段文章，没有正确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没有如实表述历史的真实。
“八大”前后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
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二）
邓力群
1999年6月14日
今天讲第二个问题，“八大”前后。第八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党的重要会议，“八大”的报告，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件。“八大”是1956年9月15日开始，27日结束。同年9月前后，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有几篇重要的文章，同我们研究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有关问题密切相关。
现将十篇文章列举如下：
第一，苏共中央于20大以后，它的秘密报告可能是有意的泄露出去，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的高潮。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大批党员退党；有些党分裂，有些党可以说垮台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1956年4月5日，毛主席主持，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
第二，1956年4月25日发表了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
第三，在这之后，全世界反共反苏的浪潮继续往前发展，我们开代表大会以后，1956年9、10月间，先后爆发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我们党派刘少奇、邓小平，后来又派周恩来到苏联、波兰去做团结的工作。波兰哥穆尔卡上台，苏联人不高兴，想出兵来制止、压制波兰党内的斗争，我们劝他们不要出兵，还是好好团结。对匈牙利事件，苏联主张撤兵，我们劝他们不要撤。人家都反革命事变了，怎么能够撤退呢?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波兰没进军，匈牙利没撤军，保持了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继续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在这期间，少奇、小平和后来去的周总理跟他们商量，怎样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相互团结的问题。由此，说到妨碍我们团结的是多年来苏联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此作出了批评，他们表示接受。苏联的党和政府发表了一个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声明，随后，我们党也发表了一个呼应和支持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的声明。
第四，1956年12月29日，我们根据这一段的情况，又进行了更认真的研究，写出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第五，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正式发表是同年6月19号。讲话是在反右派斗争以前，发表是在反右派斗争之后。
第六，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前，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后；发表的时候是宣传工作会议的文件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发表。是在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以后发表。
第七，1957年夏，毛主席在青岛针对当时的反右派斗争讲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
第八，1957年)-0月，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
第九，1957年11月去苏联，在我们修改稿的基础上，经过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讨论再修改，发表莫斯科宣言。
第十，1958年初发表《乘风破浪》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以上海柯庆施的名义发表的，实际上是在毛主席指导之下，由胡乔木修改定稿的。可以说是对反右派斗争一个总结。
“八大”前后有这8件事或者说10篇重要的文章，都同八次代表大会有重要的关系。
关于“八大”，有个医生叫李志绥，在美国情报局的操纵之下，写了一本当保健医生时的回忆。集中污蔑、攻击和否定毛泽东。使用的手法完全是凭空捏造，其中一条是说八次代表大会，刘少奇、邓小平背着毛泽东起草报告、修改党章；说毛主席对此很不高兴，但是还没有办法。因为我当时是参加大会工作的人员之一，我了解这段很多的具体事情。
1955年冬，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抽出时间听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汇报，向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各个部委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三大改造以后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情况和问题。连续进行了三个多月，几乎每天都在听汇报，有时晚上还加班。我后来才知道，听汇报、作调查，实际上就是为召开八次代表大会作准备。刘少奇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很赞成这个办法。2个多月以后，毛主席也听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汇报。在这个问题上，很清楚地看出刘少奇和毛主席是互相联系和密切配合的。刘少奇听完汇报正式提出来起草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首先找陈伯达，陈伯达又找了几个助手，我算其中一个，陈伯达大概用了个把月时间写出了报告的草稿，其中要点是讲社会主义国家要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引证列宁的意见，引证苏联的经验，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高速度。当时陈伯达查找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文章、一些论述，其中印象深的是马克思说“一天等于20年”。这句话到后来影响可大了。
现在看，实际上陈伯达没有好好的理解马克思讲“一天等于20年”是讲革命时期，革命一暴动，取得的胜利就等于过去干几十年的工作，一天面貌就换了。用革命时期的经验来论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造成的后果很不好。大家比速度，你搞得多，他搞得更多，一天等于20年嘛!不管怎么样，陈伯达这个月里还是很用心思的。搞出的那个稿子，少奇同志好像不太满意。他找胡乔木说，你看看这个稿子行还是不行。胡乔木看了以后跟少奇同志讲，这是个学术报告，不是政治报告。少奇同志还是老办法，就是陈伯达不行就用胡乔木，胡乔木不行再用陈伯达，对胡乔木讲，“那你去搞一个稿子”。胡乔木接受这个任务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他的稿子还没出来。
到4月上旬的一天晚上10点来钟，少奇同志把陈伯达、我等人找到他家里去，非常高兴地说，“今天毛主席向我们，讲了，他听完三十几个部委的汇报以后，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讲了十个关系，也就是讲了十个矛盾”。他明确、肯定地说，“就以毛主席所讲的十大关系作为纲来写八大报告”。
这点给我印象很深。毛主席在政治局书记处会议讲话的时候估计胡乔木也参加了，少奇同志传达时没叫胡乔木。
毛主席在4月25日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正式讲的“论十大关系”，以后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我作记录，我整理。胡乔木接受任务，有了毛主席十大关系的讲话，应该说事情比较好办了，可是做起来也不很简单。我的印象去北戴河以前，胡乔木的稿子还没出来，还在苦干中吧!
1956年7月15日去北戴河后，毛主席召开一次小型的会，主要是听取胡乔木起草报告的汇报，当时稿子还没出来。胡乔木在这之前和我们讲过，有了十大关系，思想有了，但这个布局不太好写；十大关系先讲什么后讲什么，怎么样安排很费斟酌。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只听没讲。后来稿子出来了，少奇同志把起草的人找去说，“稿子出来以后送给一些同志看，薄一波同志看后提了意见，今天请他来给你们讲讲他的意见”。薄一波的意见我记得主要是一条，说这个稿子只写了反右倾，没写反冒进，有片面性，他建议作为中央的报告，两种倾向都应该提到。少奇同志认为对。后来就把反冒进加进了这个报告。
到了八月上旬，从档案里看，稿子的修改、讨论，进入一个紧张的阶段。稿子首先是胡乔木、陈伯达搞出来，一遍又一遍修改送给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送给有关的同志。究竟有多少次稿我记不得了，留下的印象是毛主席看了各个部分，先后找人提意见。对外关系、外交路线，找外交部张闻天看稿提意见；统一战线、民族问题找统战部李维汉看稿子提意见；国家建设让李富春和周总理看稿提意见；文化、宣传让陆定一看稿提意见。集合中央一些重要部门，毛主席让他们看有关的部分，对有关的部分提出修改意见、提出建议。
接着下来，进入到流水作业阶段，不是一遍一遍的改，是一段一段的改。陈伯达、胡乔木改一段就送给刘少奇，刘少奇再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后或同意或修改，有些做了重要的修改。从档案来看，8月中下旬到9月14号，毛主席每天都在看八大的稿子，看一段提意见退回去，再看下一段。建国以来的文稿对此有摘录，我做了一个统计，毛主席对稿子的46处提了修改意见，有些是重要内容的修改。一直到9月14日定稿，9月15日正式报告。
这些材料充分证明八大的报告是在毛主席、刘少奇密切合作的条件下起草、修改、定稿的。所以说刘少奇对八大的准备工作，起草对八大的报告和修改党章，都是背着毛主席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下引述的，是毛主席一些重要的修改：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还未消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种情况，而不是否认这种种情况，我们才能少犯错误，和尽一切努力争取不犯极端严重的错误，而决不能认为已经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
“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任务；必须争取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准备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努力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进步；必须继续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发展国家的民主生活；必须继续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必须继续努力同农民的兄弟联盟；必须继续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友爱；必须继续巩固和扩大一切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必须继续巩固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力量，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研究；最后，必须巩固和各国兄弟党的团结，争取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援助。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党在今后应当积极完成的任务。”
“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旧时代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专政，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可以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到了它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时候，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鲜明地显露出来了”。
“至于我国的社会性质，目前还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一方面，它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几年才能完全建成。它正处在迅速变化的过程中”。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领导，在过去为了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斗争中，在各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中，早已建立起来。那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没有参加这种政权，但是已经有了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工作。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不只是有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团体都宣告他们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内能够依靠它满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对外也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发展充分有效的国际协作，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务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八大”报告经过毛主席、刘少奇、中央同志修改定稿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有下列几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样的政权实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只是对于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敌对态度并且违抗国家法律的个别的人，才必须分别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改造方法。”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
“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军——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警惕的守卫我们的边境和海岸线，保卫我国领土的完整。”
这些是讲人民民主专政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讲到无产阶级专政，在我们的脑子里包括我在内，国家政权这个压迫机器，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往往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视野之外。实际上马、恩、列、斯的理论说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的任务是要进行阶级斗争以至于消灭阶级的斗争，等到没有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斗争了，这个专政的职能就完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要消亡了。因为马、恩、列、斯的理论是这样讲的，所以只要有无产阶级专政存在，就说明还有阶级斗争的需要，需要这个政权来进行阶级斗争。在我们的脑子里往往把这个问题排除在阶级斗争之外，包括我，过去很少这样想过，这点提出来，我觉得很有必要。
引这些话，一方面说明“八大”报告是毛、刘合作，中央集体领导共同制定完成的。这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8月中旬到9月14日以前是最忙的一段；另一方面引证这些话，充分说明了“八大”的报告不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不是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
上次引那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说，“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1956年，全党一致通过，将其写入《党章》。”那我们看看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怎么讲的：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继续采取正确的方法，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应当逐步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对于一切原有的剥削分子，应当通过和平的道路，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党必须继续注意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影响，同时必须坚决努力，动员和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动员和团结的积极力量，以争取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完全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了社会生产力以巨大发展的无限前途。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聚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为了实现工业化和争取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对于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对于发展整个工业和农业，必须注意保持正确的比例。党必须努力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为在这些方面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而奋斗。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和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而这也是提高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必须不倦地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保障。党必须为国家民主生活的更加发展和民主制度的更加完善而斗争。党必须从各方面巩固工人和农民的兄弟联盟，巩固一切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巩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关系。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残余分子是要破坏我国人民的事业的，因此，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危害我国独立和安全的势力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进行严肃的斗争。党必须同全国人民在一起，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
党章也不是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也不是说要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而是要进行三大改造，建立公有制，建立集体所有制。写那篇文章不知凭什么?
可能是“七大”党章里大家一致同意的，写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到了八大的时候，这句话不写了。实际上前面我已经讲了，在八大以前，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参加大会小会、参加文件的起草，八大在起草过程中、讨论过程中谁也没提是不是继续写毛泽东思想。不知为什么这样写文章，这样说问题。
不厌其烦地选录八大报告和党章的部分段的论述，是为了证明，到了“八大”已经不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了，已经不是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了。
那段话里头下述说法，倒是接近事实。决议通过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那段话的理解和事情的面目也不一样。政治报告讲了，会，议进行到快结束的时候，中央说要通过一个政治报告的决议，还是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那天集中我们帮助工作的人在后楼连夜赶，陈伯达负责的是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引起不同的意见，应该说那个几条讲得比较好。决议的政治部分由胡乔木起草。两方面起草完后统一从头到尾读，读到胡乔木起草的那部分决议时，大家都非常称赞，其中讲“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表述很好、很新、很深刻，我们一致的同意。陈伯达也为他帮腔，说这个话说得对，列宁的文章就讲过先进的俄国落后的欧洲嘛。在小组会上通过后，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在游泳池匆忙的看了以后说同意。这样就交到会议上了。这是我的记忆，后来看了档案有点出入。陈伯达、胡乔木统一定稿，第一次没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这样就交给常委审阅通过。常委通过以后又加了这句话，送给毛主席看过后又拿到大会上通过。档案是这样的，我的记忆不太准确。
我们看胡乔木起草的政治决议里的有关部分和毛主席修改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究竟差距在哪里，是否准确地表达政治报告的意思：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这段话同报告的提法相比，据我看是一致的。“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常委通过以前没有“这一矛盾的实质……”这句话。常委通过以后，又把这句话加上提交大会通过的。通过以后，毛主席有意见的是后面这句话，对前面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当时毛主席没有说不对。大会通过后没几天，我们听陈伯达、胡乔木其中一人说毛主席讲，“这句话不妥当。这样讲，决议里就看不到我们国家还有阶级矛盾。原因是八大开会的时候全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人家敲锣打鼓，上街游行表示拥护，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的问题就反映不到我们的头脑里来了”。他做了这样的解释，没有责备。这是毛主席第一次讲这个问题。也同时对刘少奇讲这个问题，但没说错了要改要删。当时的情况反映到我们的头脑里就是阶级斗争缓和了，我们看不到阶级斗争了。可事情往往是这样，有反面教员的教育，1957年来了个右派猖狂进攻。
反右派斗争以后，在1957年10月9日的三中全会上，毛主席第二次提出这个问题：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帐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帐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毛主席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第三次提出这个问题，据我看，这次比第二次讲得更准确、更完善一些。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同外国来比，政权是先进的，经济是落后的，我国现在也有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这一段里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提法，是对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决议中说，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半年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突出起来，我们很多同志就觉悟了，并且采取了正确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
至于生产和需要的问题，第一次、第二次都没讲，第三次也没讲。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里讲到了这个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
决议里讲的是，生产的发展赶不上需要的发展，生产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要。毛主席这里讲到了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要通过计划去调节。这种矛盾和前面讲的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研究。生产和需要是个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内部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又是个主要矛盾。两个主要矛盾怎么加以区别，他们相互的关系如何?应该怎么理解，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把握，提出来大家一起商量，大家一起考虑。
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
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
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三）
邓力群
1999年6月21日
今天讲第三个问题，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在准备这部分的时候，重新看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发现“七十年”只讲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这也是邓小平的话。在讨论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有专门一段，就是这样讲的。
在反右斗争中，毛主席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没提；“七十年”也没提，只讲到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讲到这个程度为止。
过去，“七十年”也看过，没觉得这种写法有什么不妥当，这次编材料和作讲话准备的时候，觉得不妥当。
根据历史的经验看，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制的改革完成以后，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反右斗争一直到1957年底，毛主席多次讲话中加以阐述、加以论证的重大问题。究竟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是合乎马列主义还是不合乎马列主义?是合乎实际还是不合乎实际?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讨论、认真研究的。
段若非在编马恩列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中，选了马克思讲的“不断革命”：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
这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党宣布要同私有制、同私有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这四个消灭是两个决裂的进一步发展。列宁说过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它的尸体还要不断地放出臭气。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但要消灭资产阶级本身，而且要消灭产生资产阶级的一切条件。
毛主席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长期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我认为毛主席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符合列宁的观点的。作为党史，只讲我们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产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而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一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点。因此，我们的国史，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跟“七十年”同样一个腔调，应该有所差别，要把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表述。
下面将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由来，发展变化，分成六节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第一节：全党整风整什么的问题。
毛主席在“八大”的开幕词中讲得很清楚，说我们党里存在着三种不正确的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要使党的工作继续前进，就必须去掉这三个主义。用什么办法去掉，就是用整风的办法。
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后，对中国产生的影响，1956年秋天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到1956年11月，毛主席在一个指示里讲：
“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这时毛主席要整顿“三风”，要反对三个“主义”。整风在方法上应区别于对待反革命分子，区别于对待阶级敌人，那个是“大民主”，这个是“小民主”。
到了1956年11月15日，又进一步讲这个问题：
“反对铺张浪费现象，并且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要求全党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国际交往中坚决反对大国主义”。他着重指出：“只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密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脱离群众的作风，我们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而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上述用整风的方法来解决党内和人民内部的问题，是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用人民日报的消息形式发表。
国际、国内的事情逐步向前发展，1957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都到了，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人民中间有闹事问题、闹事情况、我们的处理方针。在这次讲话里提出：还有阶级斗争，部分是敌我问题，大量的表现在人民内部，没有展开讲。
1956年12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没讲阶级斗争情况怎么样。1957年1月，讲还有阶级斗争。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三个稿子。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以前，在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讲人民内部矛盾，题目叫《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尽管讲了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展开。也就是上次引毛主席读书时，讲那时阶级斗争缓和，敲锣打鼓实行公私合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缓和了，相互之间的斗争在我们脑子里没反应上来。第二次正式讲，是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三次正式修改，是1957年5月10日开始修改，改了有十几次，直到6月19日正式发表。讲话到发表，中间半年多时间，毛主席讲：在反右斗争以前大家没觉悟，反右斗争是个反面教员，经过教育觉悟了，我们才认识到，单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够，还要进行
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1957年2月15日左右，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前，毛主席在书记处讲了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好像是上午讲的。中办接着通知几个单位，几个人，同少奇同志出去考察。中央办公厅通知邓力群，农村工作部通知王录及另一位同志，总工会通知李修仁，青年团通知张黎群，说当天晚上就到北京站上火车，很快少奇同志来了，他讲：毛主席讲了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次同你们一起去调查了解人民内部的矛盾情况。他给了我们一份复写的毛主席讲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提纲。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经过三大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现在还有这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吗?看不到了。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大量出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地方学生罢课；有的地方工人罢工；有的地方群众上街游行；有的农村闹退社；到处反映这类情况。我们党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这次出来，就是要听取、调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和问题。
大概是2月中旬出发的，经过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开封、武汉、长沙最后到广州，听取了省委包括市委的汇报，都是讲人民内部矛盾。少奇同志在这些地方都召开了座谈会：有工人的、学生的、知识分子的、干部的。我同王录到农村做调查；总工会的同志到工会做调查；张黎群到青年组织中做调查。回来都向少奇汇报，听到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一个人、一个地方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啊，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啊，资本家怎么样，反动分子怎么样，都没有听到。引起少奇同志特别注意的：一是到处非常强烈地反映中小学生毕业后不能升学；小学毕业不能升初中；初中毕业不能升高中；高中毕业不能升大学。为这个事情，地方党委、地方政府困难很多，难予应付。因此，少奇同志一次次听，一次次谈，提出；让中小学生参加劳动，特别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来让我根据他的讲话，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关于中小学生参加生产劳动问题”的社论；第二个关注的问题是各级领导对闹事怎么处理，处理得好不好。因此，到了4月中旬，我从广东回北京，他从广东到上海，又讲了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列举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之后集中起来讲：这些问题都突出地表现在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现在确实还有反革命，还有阶级斗争；人民内部还有阶级斗争一个字都没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那时候调查中没有反应到头脑中来了，强烈反应的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闹事也好，退社也好，或者罢工、罢课、上街也好，多数都是由于领导不了解情况，不会正确处理造成的后果。
少奇同志这次去，前后用了一个多月，调查研究的结果，跟北京毛主席当时讲的一样：还有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但最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的问题。
我们出去调查以后，毛主席于3月12日在北京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会后，毛主席从北京经过天津、济南、上海到南京，沿路讲演，主题就是要整风。要听各种意见，特别是要听党外人士的意见，鼓励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我们党整风是开门整风，欢迎他们提出批评意见，很.尖锐的批评也欢迎；同时说服各级党委要敢于开门整风，要乐于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和建议。从讲话记录来看，总的精神是这样。
第三节：关于整风运动
我回到北京以后，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开始发表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的批评，发表消息，发表文章，发表议论，唯独《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什么消息也不发，什么样的文章也不发。当时是邓拓当总编辑，他的原则是过去的老传统：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不登有错误观点的文章。不久时听到毛主席批评邓拓，说邓拓是死人办报，人家登你就不登?什么消息都没有?什么议论都没有?责成胡乔木直接管人民日报，改变这个状况，人民日报慢慢地改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选登了1957年4月 26日毛主席的批评：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我回来以后，上海的报纸不看，北京的主要报纸都看，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鲜明地不一样。新华社有个内部参考，32开的小本子，天天都登民主人士、党外人士发表的意见，越登越厉害。看到这些东西，反感极了，很生气：能让他们这样搞下去吗?也是这个期间，彭老总没经过中央同意，到北大骂了一顿，我听了非常高兴。后来听说，毛主席批评他不遵守中央的部署，自由出击。在那个时候，右派动起来了，学校里也开始有大字报了，出了一些名人，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北京大学的谭天荣，清华大学一个民主人士的儿子，他要杀多少人这些话都说出来了。
1957年4月27日，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中，这个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以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那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分别在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四月十九日电报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
1957年5月4日，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不但个别批评一些单位，并正式向全党发出指示，全党步调一致了。这时，统战部找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开十三次座谈会；找工商联开了25次座谈会，反应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了。这是一个转折，原来担心人家不提意见，要说服党内，说服有关的同志听取人家的意见。这次决定发下以后，右派分子认为有机可乘了，逐步地暴露了他们的面目，开始讲自己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5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的指示：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毛泽东同志二月廿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呜，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导。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毛主席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原来动员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右派分子乘机进攻。开始毛主席让他们讲，但政策已经确定了：等他们讲完准备反攻。到5月15日毛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看后，心里有数了，也就放下心了。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进入反击右派进攻的新阶段。
全党整风、鼓励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右派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观看他们，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以后再准备反击。从上引各项指示可以看出，在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前已经有了变化。
第四节：反右斗争
1956年5月10日，组织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邓力群修改中央宣传工作的讲话；修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田家英根据记录稿负责整理宣传工作会议记录；胡乔木负责整理最高国务会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记录，哪一天交稿我记不准了，田家英的整理稿，到了主席手里没有做多少修改，很快就通过了。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胡乔木按记录整理，到了毛主席手里不断进行修改，毛主席让胡乔木、陈伯达等提意见，实际上没能提什么意见，今天毛主席改一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正在读，明天又有一稿出来，前后共有十四次修改。5月10日到6月19日，39天里改了14次。陈伯达、胡乔木没做什么修改，只记得有一个意见：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这是专政对象，人民杀人、打架也要刑事处分；人民内部犯了法的和敌人的杀人犯加以区别问题上，提了意见。修改人民内部矛盾稿，每次都是主席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修改。陈伯达曾经考虑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里12个矛盾次序上加以调整，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反复考虑，提不出调整的方案。
右派斗争以后，多次修改文稿，提出了思想路线、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我从《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夏季形势》《三中全会》等文章中选录了18段：
1、“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2、“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
3、“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4、“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生产力。”
5、“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6、“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7、“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的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是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8、“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9、“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业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准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10、“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
11、“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12、“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13、“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14、“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
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15、“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16、“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17、“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
18、“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第五节：思想、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多次修改文稿，提出了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1957年12月 25日，《乘风破浪》的文章对上述思想做了很好的概括、总结：
“首先，我们谈谈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
“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指示。但是，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一部分同志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刮起来的一阵妖风吹昏了头脑，对于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发生了怀疑，好像党的某些基本政策是右了。这一股风虽然不很大，但很值得注意。
“大家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我国的过渡时期，上面说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国内基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1956年初达到高潮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运动，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的总纲里，就着重地指出：党仍然面对着‘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的严重任务，仍然面对着“继续注意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影响”的严重任务。因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还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围内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旧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同人民的矛盾当然是敌我矛盾，但是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彻底孤立了。还有一些政治资本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尚未被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头的右派分子。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但是不论是在全国人民中，或是在资产阶级中，他们也只占极少数。当他们一旦暴露出自己的反社会主义面貌，他们很快就陷于广大人民的包围之中。至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中间派)，对于所有制的改变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虽然也不完全心服，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般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论就全国来看，或是就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来看，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摆在眼前的现实例子，证明党中央对基本形势所作的分析的正确。一个例子是：这次党所领导的上海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主要是由工商界自己进行的。第一批六千人，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提高了认识，学会了大鸣大放、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进入反右派斗争阶段以后，揭露出右派分子248人，整个工作做得很不坏。目前运动正逐步推广到整个工商界去。另一个例子是：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 60％，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占34.5％，工农家庭出身的只有4.5％，但是，在政治上，左派加中左分子却占44％(这个比例在全市是比较高的，一般大学占30％左右)，右派只占8.5％。这两个例子难道还不能说明，就以商学两界而论，近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他们的改造工作做得还不坏，他们自我改造的成绩是显著的吗?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情况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吗?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们的大多数经过教育是可以进步的，认为他们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正确的吗?
“我们有些同志不去认真研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即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如果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他们看不见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不认真研究周围事物的新发展，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化了。他们错误诀地把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防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概看作敌我矛盾，把不属于右派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也看作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而不懂得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形式来处理阶级斗争的必要。
“当然，看不到敌我矛盾是完全错误和非常危险的。既然敌我矛盾还存在，否认或者忽视敌我斗争，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们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也看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就要犯右倾错误。由于阶级关系时而尖锐(例如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时而缓和(例如当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被迫退却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注视这方面的发展变化。当阶级关系尖锐化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调这方面的斗争，并且坚决粉碎一切反社会主义、反劳动人民的分子的进攻，如同这次反右派斗争所做的那样。但是，鉴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中间派)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仍然应该信任他们中间的多数，帮助他们进行彻底的改造，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争取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步从中间派转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当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反复的过程，中间还会起变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会逐渐进步，逐步改造好，也会有一部分改造不好，但是数量不会很多。
“我们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这并不是说，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而劳动人民内部就没有矛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除了存在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之间的以外，还更广泛地存在于劳动人民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个问题都曾有全面的深刻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指出的种种矛盾，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传染到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因而在无产阶级内部产生的矛盾，但是还有许多矛盾却不是由于阶级的存在或者阶级影响的存在，而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人们的领导工作落后于群众需要。这是一种主观同客观、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这类矛盾就是在阶级和阶级影响完全消灭以后也仍然会继续产生。在同过渡时期比较起来称得起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及在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也仍然会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仍然需要及时地发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有了正确的制度，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所有这些方面，领导工作情况怎样，是好还是坏，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还是采取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是走在客观实际和群众觉悟的前面还是落在后面，具有很大的作用。总之，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由此可见，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加以分析。以我们党的整风为例。我们在整风中要着重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着重批判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这些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反映。但是我们要反对的主观主义作风，却是认识上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许多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例如对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农业发展速度的某些争论，对于形势发展快慢的不同估计的某些争论。这种争论将来永远也是会有的。对于这种矛盾，就不能看作阶级矛盾的反映，更不必说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我们有些同志过去一个时期怀疑党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怀疑党的若干基本政策的正确性，主要地就是由于没有具体地分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又缺乏具体分析。
“我们有一些同志喜欢用压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总觉得说服的方法收效慢，或者收效小。这是没有根据的。看来他们好像很‘左’，其实，恰巧说明了他们很右。事实证明，对人民采取说服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同志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难道不是被说服的结果而是被压服的结果吗?为什么我们可以被先进的同志们说服了，而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说服别人呢?对人民采取压服的方法，这不是别的，正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对待被剥削阶级的方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方法。国民党蒋介石是最会向帝国主义屈服、向人民施‘威风’的。我们必须反掉这种国民党作风的影响，不许向人民施‘威风’。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定要相信党能够说服大多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旧社会的人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在剥削制度下，旧社会把人训炼成自私自利，而在新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的逐步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强大和巩固，就有可能最后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旧社会来的人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防级大公无私的思想的人。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国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局势是有利于我们这样做的。
“整风运动的经验，最有力地说明对人民采取说服方法的伟大效力。经过今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们很多同志学会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等等一套方法，正确地处理了我们工人阶级内部、劳动人民内部的大批问题，以及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中的大批问题，取得很宝贵的经验。同时，我们还取得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摆事实、讲道理的一套方法，就是说，也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这一种敌我矛盾的经验。这是极为重要的收获。但是，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没有学会或者没有完全学会这套办法，不少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还有抵触。因此，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同志要下定决心，不但自己要对当前的阶级关系和国内的主要矛盾和大量存在的矛盾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还要帮助各级党组织直到基层党组织、基层干部都能认清形势，分别各类矛盾，并且能够正确地加以处理。只要我们大家有了经验，并且把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摆事实、讲道理、边整边改等等这一套办法完全学会，并且把它变成经常的制度，经常的方法，今后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无论是革命问题或者建设问题，无论是大是大非或者是小是小非问题，都可以运用这一套办法迅速地加以解决。”
《乘风破浪》这篇文章是以柯庆施的名义发表的，实际上是在毛主席指导下由胡乔木修改定稿的。据我看，是对反右派斗争以来，一直到1957年底，毛主席多次讲话的总结。应该看成毛主席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的总结。
第六节，从40年国际国内经验看思想、
政治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1958年到现在40年了，40年的经验回过头来看，从国际的经验、国内的经验来看，毛主席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究竟站得住还是站不住？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是我们研究国史、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
历史的发展常常有些类似，斯大林1936年颁布苏联第一部宪法，宣布苏联消灭了资产阶级，苏联国内人民就剩下三种人：工人、农民和苏维埃知识分子，没有资产阶级了，更没有地主阶级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叛国案，布哈林、李科夫，季诺维也夫出来大肆活动，斯大林十分紧张，说这些人是帝国主义在苏联的代表，是他们的代理人，进行肃反，搞了扩大化。国内很紧张，其中包括上了希特勒的当，把军队里的总参谋长枪毙了，很多高级干部被镇压了。经过这个痛苦的教训，后来又认为苏联社会里没有矛盾，只有团结一致。毛主席讲，斯大林直到临终前，才重新承认苏联存在着矛盾。这是苏联的经验。
我们在三大改造以后，据我的接触，也是毛主席讲：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觉悟的，尽管毛主席对乔木的那句话表示了不同意，但没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有右派进攻以后才引起注意：还有右派、还有阶级斗争。来个反右派斗争，形成了这套理论和政策。在这点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毛主席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思想战线、理论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同斯大林不同：一不杀人。二对右派分子有区别的对待，资产阶级里少数人是右派，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多数是中间派，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属于中间派，我们同他们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不像斯大林，凡是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一律杀掉，一律当成敌人。三进一步讲，对少数的右派，给他们饭碗，不剥夺选举权；对划成右派的人表现好的，还可以摘掉右派的帽子。尽管反右派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但是由于毛主席采取有分析有区别的政策，错误可以改正。斯大林时，人杀了以后尽管可以恢复名誉，可是不可能再活过来，后果是严重的。
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千人，后来扩大到8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
这里不能不说书记处有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第一段反右派斗争，统战部李维汉召开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工商联的座谈会，了解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反右派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就没有像统战部那样的部门来帮助书记处干这件事了。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由此说整风、整党到后来，除了所说的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有很大提高以外，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是更增加了。省、市、区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效果大不相同。应该讲是毛主席接受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
还有一点应该说到，右派的进攻激发了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义愤。右派进攻猖狂的时候，《内部参考》也反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什么要他们这样胡说?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的进攻?等6月8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出来，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了鼓舞，应该说，对广大的人民来讲，这个实践，这个理论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也和斯大林肃反的扩大化不一样。1957年的生产发展很好，工人用自己的行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到1956年，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1956年调整，使1957年的生产发展更健康，速度虽然稍降低了一点，但是1957年的生产、整个经济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那么，毛主席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究竟是属于反右派斗争必要的范围?还是属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范围?过去没提出这个问题，也没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有一种说法：1957年以后“左”了20年。那么这个理论和实践是属于扩大化的方面了，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今天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想一想，可以反驳，也可以批判。
今天一共讲了六节，引了很多话要整理进去，用胡乔木搞的《乘风破浪》的话作为毛主席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概括和总结。希望同志们考虑和研究。
历史在曲折中前进，认
真纠“左”，审慎批右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
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
邓力群
(1999年6月28日)
今天讲第四个问题：历史在曲折中前进，认真纠“左”，审慎批右。
上次讲到1957年底，下面接着讲。
1958年春，开了南宁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说，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到1958年7月，可告一段落，没完成的事，在以后的整风中加以解决，7月以后工作着重点，要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上来。接着开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昌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会上，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
几次会议的内容广泛，涉及方面很多。最近重新看，毛主席的讲话提纲中，除了批评反冒进外，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后来毛主席说：中国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发展，辩证法大发展，我们形成了两条腿走路的路线，不像苏联那样只是一条半腿走路。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说，反冒进到此为止。接着，就有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的起草。对总路线的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同时，下发了工作方法60条。
后来看，60条中绝大多数问题说得好，对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其中只有一条不好，这就是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有两本账，搞的结果，是层层加码，有计划变成了没计划，造成严重的后果。
第一节，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一是钢铁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一是大办人民公社，实行人民公社化。全国大炼钢铁，几千人上山；几天内全国就全面实现人民公社礼了。1958年本来是丰收年，结果有些粮食没收；前方吃了后方粮，敞开肚皮吃饭，到年底就出现粮食紧张的问题。总路线产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经济上急于求成，制度上急于过渡，“左”的毛病在全国泛滥起来。邓小平说，当时不仅是毛主席，中央内部，除陈云同志外，其他人都头脑发热。1958年10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高兴地说，原计划15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的钢产量，现在2年可以完成，明年可达2000多万吨；粮食大丰收，今年达到7500亿斤，明年再翻一番，可达1亿5千万斤。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说：大跃进的始作俑者是他(毛泽东)。可是，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首先发现大跃进中问题的也是毛主席。先是在个别问题上，如不信“放卫星”，说，都是假的。北戴河会议后，找徐水县委书记听汇报，全县实行全面供给制，毛主席分析，比如两个家庭都有一个劳动力，但一家人口少，一家人口多，贡献一样，人口少的分得少，人口多的分得多，明显不能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到了郑州会议后，毛主席系统、认真地批评“左”，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批评也越来越尖锐。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7月15日前，他发表了很多讲话，写了不少党内通信，批了一些重要文件，作出一些重要决定。
例如，一平二调三收税，五风，是剥夺农民，怎么能剥夺农民呢?社会主义时期还是商品生产，不能违背价值规律；要划清集体与全民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集体经济内部也有个过渡问题，不能急，不能忙，必须到了那一步，要做好各种准备，将来，不是社共队的产，而是队共社的产。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要有很长的过程。
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生产队是基础。现在是千斤重担压到生产队，搞得生产队没办法。毛主席还发现有只顾生产，不顾生活的情况，发现工业劳动用人太多，农业劳动用人过少。
毛主席批发了张春桥的文章，提出要讨论。很快发现了问题。
毛主席说，资产阶级法权(上下级的父子关系、猫鼠关系)要破，但不能破按劳分配；迷信要破，但不能破科学；头脑要热也要冷；对于生产建设问题，要像打仗一样，战略上藐视，战术上要重视，重视每一次战役。
1959年4月，毛主席给全国的生产队写了一封信，把农业的几个指标降下来，实行调整。这封信被李井泉扣压了，没发到生产队。毛主席提出要降低钢铁指标，1958年1000多万吨，1959年 2000多万吨，武昌会议降到1800万吨，又降到1600万吨，上海会议降到1500万吨，还不放心，责成陈云研究1500万吨能不能实现。陈云调查后认为，1959年只能完成1300万吨钢的指标，这样，最后才确定下来。
可贵的是，庐山会议前一段，进一步纠“左”，涉及到整个经济工作要综合平衡，按陈云的意见办，过去是重轻农，改为农轻重。毛主席发现很多干部中有一大堆混乱思想，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自己首先读，同大家一起读，又读、又批、又讲。说明毛主席对出现的问题是认真对待的，他提出和阐述了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们应该有人对毛主席这一时期的讲话，作为专题，系统地研究。搞清楚，在我党历史上，毛主席发表了哪些意见，哪些是正确的，哪些只是提出了问题，还要更多地进行实践，毛主席怎样纠正自己的错误，怎样改正人家的错误。例如，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反冒进，但在1959年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说：周总理制定“二五”计划·，给我们留下了多大的余地啊!毛主席这样说，实际上是对他自己过分批评周总理的一个纠正。对于出现“马鞍形”的问题，对于其他几个问题，毛主席都讲自己错了。可见，毛主席不仅纠正别人的“左”，连他自己的“左”，发现了也纠正。他不是从几个人的利益出发，而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没认识到时，可能犯错误，认识到了就纠正，不讲个人面子，毛主席对周恩来的报告，倍加赞扬。以前批评周恩来，发现批错了就改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风格。
不幸的是，1959年7月16日庐山会议，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把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与会同志。风云突变，毛主席又转过来批右，究竟为什么?我搞不准确。
第二节，7月17日到8月16日，一直开会，开了一个月，到1959年8月16日通过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四人“反党集团”的决议，毛主席讲了许多话，批发了许多东西，正式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也有。李锐在他的一本书中，把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了，但只是把对他有利的发表了，不利的就删掉了。他的书中，资料不全面、不准确。我保存的档案资料里有毛主席历次讲话的记录，请田波查一下。
八中全会决议的一段一开始讲：“我国现在正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要在共产党内找他们的代表人物。”这与其他文件中讲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大体一致。后来没几天，毛主席8月 16日，他在《机关枪迫机炮的来历》中讲：“庐山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不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了，而是党内就进行的阶级斗争，而且，是过去十年两大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样讲的显然太出格了。与党内传统说法离得太远。
当时毛主席修改定稿的决议中还讲，“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中央就有四个。他们有的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个人野心家；有的是历史上犯了错误，受过批评，心怀不满的分子；有的是动摇成性的分子。”虽说没点名，但同当时被批的四位同志的实情相距太远了。
毛主席坚持批评从严，处理从宽，这一点是好的。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还让他当政治局委员，撤了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还让他当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还让他当中央委员；撤了周小舟的湖南省委书记，还保留中央委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毛主席这样决定，让林彪上来接替彭德怀当国防部长，林彪利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不但对彭德怀大批特批，还批其他元帅，说朱德是老军阀。毛主席主张宽大处理，可经过林彪，处理更厉害。这些人就是犯严重错误，应重重处分，但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提意见，没什么不可以的，不知怎么搞成这个结局。
毛主席批彭德怀的重要原因，是他“里通外国”。
1959年彭德怀到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去访问，在苏联的时候，赫鲁晓夫利用会见彭的机会批判我们，内容没有比我们党内自己揭发的错误有更多的东西，但是，彭德怀当时没有把赫鲁晓夫这些批判给顶回去。同他一起去访问的，还有肖华，回国以后，肖华给党中央、给军委作了汇报，彭德怀没有汇报，这可能成为后来所谓里通外国的证据。
1959年7月，赫鲁晓夫为了跟美国、英国签订不扩散条约，表示对他们的忠诚，停止了对中国原子能工业的技术合作，终止了协定。庐山会议期间，北京只留下陈毅同志留守，陈毅对尤金讲，我们中央同志都上山开会啦，北京就剩下我一人了。也不知道是出于开玩笑，还是有意试探，尤金说，那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当天晚上向中央发了电报。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彭德怀对康生等说，我们大跃进的缺点，他也做了调查，搞不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这种话可能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后来听说，随彭德怀出访中有一个人在庐山会议后，编了一些黑材料。直到1962年，毛主席对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还一直不放。我理解的这些，究竟对不对?意见信的本身，毛主席批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得不偿失论”，讲了几条。
我没去参加庐山会议，参加的人说，斗彭德怀就像斗地主一样，王震同志回来，几次谈起庐山会议，尽摇头，老叹气!说他自己只讲过过去对彭德怀一两件不同意见的事。
我在延安参加过一次斗柯庆施的会，那时他是统战部的副部长，王明的助手，批判王明也批判他。不知是什么人在延安杨家岭礼堂的墙上刻了几个字，柯部长是国民党特务，这就引起怀疑。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大会，毛主席都去了，事前都作了布置，让柯部长上台坦白。柯庆施没准备，当然搞不清坦白什么。轰他，让他低头，让他认罪。以后王鹤寿、陈伯达有六七人在白区工作时跟他有过联系，说这么一段，那么一段，都是怀疑他有问题。捕风捉影。问题提得很尖锐。把他斗了一段以后，又让孟庆树交待王明是怎样被捕以后叛变的，她说，同志们，我都可以把心交给你们。会议只开了半天。后来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里讲，说那次会再也开不下去了，再开下去就要炸了。那次会议的情况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忘记。批彭德怀比杨家岭的会时间长，杨家岭只开半天，这次开了一个多月。庐山开的这次会是空前的一次会，中央全会这样一种开法，实在不好，教训太严重了!
这次批判会，刘少奇和别人一样的批判。他比较冷静一点，跟胡乔木说，你是不是找毛主席把我的意见报告一下，会开到此为止，不往下传达。乔木当时是受牵连的人之一。他没把握，就去找彭真同志，说少奇同志有这么个意见，彭真同志说，不要讲了。少奇同志的意见没能报告到毛主席那里，文件全部发到各个省市，全党、全军、全国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浪潮。后来统计，在这个浪潮中，党内党外挨了批判、戴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有六百七十多万人。
从1959年初，我们国家进入到困难时期了。到了1959年秋天，庐山会议以后搞了半年，困难大大加重了。庐山会议以前已经有了不正常死亡情况，到了庐山会议，半年的时间，不正常死亡的人大大增加了。人们说饿死二千多万人，这个数字肯定不准确，因为这个数字把这几年里少出生的人都算在里头了。就是说，包括少出生的是二千多万人，真正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有多少，很难统计，谁也没统计。
一九六0年信阳事件暴露以后，对我感情上的刺激很大，入党是为了救国救民!从来没想过入党以后，我们党执政了，当权了，会给老百姓造成这么大的危害。李先念同志去信阳考察回来后讲，他去过的村子，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王录同志对农村的情况很熟，也很深入实际。他去皖北作调查，把门帘一掀，看见一个死人，到另一家，门帘一掀又看到一个死人。他问，你们的人去世了，怎么不安葬呢?老百姓讲，安葬就要销户口，减少一个户口，就减少一个人的口粮。原来的口粮就不够，减少一人就更不够了。这些事情我想起来就想难过。共产党执政以后，由于我们的错误给我们的人民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活着的人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下一代的人以及下下一代的人都该吸取。
1960年上半年，信阳事件反映出来了，这个时候山东的共产风又出来了。庐山会议以前批判的那些东西，又起来了，批右啊!哪来右嘛!被毛主席发现了。
1960年夏天，开了个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对我们实行突然袭击，除阿尔巴尼亚还替我们说几句话外，越南黎笋参加那个会也不吭声，其他的国家以赫鲁晓夫为首，都攻击我们。彭真参加了这个会议，小平讲，好在彭真是大个子，彭真同志顶住了，要我去，就被他们压垮了。所以这年的北戴河会议，主要研究怎么样对付赫鲁晓夫的突然袭击。那年：炼钢指标本来完不成，为了对付赫鲁晓夫，大家说我们完不成也得努力，叫做炼“争气纲”。可是农业的问题引起了注意，春天以后发现问题，农村工作部开始作调查，在会上也作了汇报，首先是向周总理作汇报，周总理支持他们。农村的问题引起毛主席、中央的注意，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周总理主持起草了紧急通知，农村十二条，开始整社。这是在12月，等到1961春天，南方可以种菜了，困难开始缓解。
第三节，1960年底、1961年初，九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进一步了解农村的情况。邓小平、彭真同志认为农村有了12条就行了，不需要作新规定了。毛主席还说不行，农村的问题还要进一步调查。他亲自带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到了广东、湖南、浙江调查，搞出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然后小平同志主持搞了国营工业70条；接着搞商业、手工业、国防科学、文艺等一系列条例。毛主席说，光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工作条例，具体工作路线。
庐山会议纠“左”，实际上还只到达基层干部，还没纠到群众这一层，1961年春，才真正深入到群众中间。庐山会议以前各个省开紧急会议，都·是给干部讲话。这个时候，各省也去调查，每个省委书记都要调查2个公社，亲自听群众的话。群众当时跟我们说的那些话，现在还没忘记，农民也会说，说大跃进的时候，连着几天苦战到东方红，每天干到东方太阳出来。这是挖苦，也是批评。那时候，农村各个地方，包括中央的政策，一会儿发放自留地，一会儿又收回自留地。农民说今天来个毛泽东，明天又来个毛泽西，搞不清楚哪个对哪个不对。听了这些话心里真不是滋味。
从1961年春节以后一直到七千人大会，肯定这些条例。然后又有西楼会议，不仅部门有工作条例，而且综合机关，也有工作条例。最后一个是五月上旬总理在财经小组会，关于全面调整经济工作的报告。经济工作的全面调查，一直搞到1962年6月。西楼会议后由于刘少奇同志、陈云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共同的努力，我们的经济工作1962年、1963年2年就恢复了，到了1964年就重新发展了，大庆油田成功了，两弹成功了。康世恩讲，从西楼会议以后，一直到文革以前，是我们经济工作最好时期。应该肯定少奇同志对我们的党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支持。
第四节，田家英在7千人大会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再到农村作调查，从湖南韶山、湖北带回了新的情况，1967年7月，提出了新的意见，这是事先没想到的。这时，陈云同志在上海，他到小真公社亲自做了调查。田家英向陈云同志汇报，百分之六十的农民认为退得不够，只有分田到户，才能够解决问题，陈云同志同意他的意见。田家英回到北京跟少奇同志汇报，少奇同志也同意他的意见，让他向其他的同志征求意见。小平、林彪同意，总理没表态，6个常委里有4个常委同意分田到户。那时的人民公社，办了才几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难。陈云、田家英亲自作调查，少奇同志在湖南在农村住了四十，几天，对农民的苦处、思想感情，感受最痛切。
7月上旬毛主席回来，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批评他不对，责备少奇同志没有顶住。陈云回来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当时没表态，后来在北戴河会议前，找陈云同志个别谈话，作了严厉的批评，有些话说得非常难听。邓子恢从安徽调查回来，在党校和其他单位作了几次报告，大讲庄稼三层楼：大田庄稼长得差；自留地比大田就好一点；包产到户的庄稼最好。他的包产到户是五统一下的田间管理包产到户。他的包产到户跟田家英的分田到户确实不一样。邓子恢也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邓子恢训了三个钟头，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想插话，都不能。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让陈伯达起草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决定，去北戴河以前初稿出来了。
8月6日在北戴河工作会议，毛主席给全体与会的人讲了阶级、形势、矛盾；在中心小组的会上，又连续插了六次话。大会讲话时没有提陈云；说田家英分田到户的意见是错误的，但田家英是向党中央、向我汇报，在组织上没错误。狠狠地批评了邓子恢，认为邓子恢，讲田间管理包产到户是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上的一个创造，实际上是主张单干，他这套话是骗人的。
8月6日的讲话，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叫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去年(1998年)我才从文献研究室搞到全文，细看全文，跟我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这篇讲话，完全正确。6次插话，薄老在重大事件回忆和思考里有扼要的介绍，同志们可以自己看。8月6日的讲话在我编《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全文引用了。
下面是1962年8月6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小平同志没有讲到的我想还有一些问题，有些已经表现在小组起草的文件上，有些问题还没有表现，还可以谈一谈。
“第一，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在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是叫作‘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个时候，同6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为什么搞了这么久，还有阶级存在呀?民主人士中的极右派，他们历来是不，主张有阶级存在的，认为资产阶级早已没有了，资产阶级已经改造好了，天天要改造呀?大家知道，资产阶级是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的。因此，它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100多年就说有阶级无阶级，有阶级斗争无阶级斗争。其实，资产阶级天天在那里专政，它天天在那里斗无产阶级，它不讲，它总说没有阶级。比如孙中山，他就是不承认有阶级的，只有大贫小贫之分。这是个基本问题。
“第二，形势问题。国内形势，国际形势，恐怕也要讲一讲。国际形势，究竟是种什么情况，恐怕需要有一个同志准备一下，在我们这样的会上，或者中央全会上，谈一下。无非是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有工人，有农民，有城市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它的知识分子。
“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去年、今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么，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看一看。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那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有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怎么样看法?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那么，就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第一次庐山会议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成绩不少，是讲去年、今年这两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我们谈了3年，进入4个年头的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的次序，实际没有认真实行。有些东西就没有下去，就在中间停了，有些东西是成为废品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得用的。总而言之，过去这三、四年(1959年以前不算，只算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以后到1962年的4个年头)，对于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的次序，举了手赞成，实际上根本不做，或者做得很不好。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这个意见。现在，那种一片光明，毫无黑暗的问题不存在了，现在转成另外一个方面，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
“第三，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于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那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还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还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就越大。
“再一个，就是阶层的问题。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么一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现在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再有，积累同消费的矛盾。过去几年积累太多了，分给个人的消费太少了。现在这几年，减轻负担了，物价现在也调整了。
“再有，集中同分散的矛盾。这是今年1月7000人的大会所讲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说解决了?我看没有，还要继续做工作。
“再有，民主同集中的矛盾。这是今年1月会议提出的。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民主集中制，过去几年的方法就集中不起来，要让人家说话。
“关于矛盾的问题，需要谈一谈。
“敌我矛盾，有个肃反问题。现在对敌人应该如何对待?看得不严重也不好；相反，看得大严重也不合事实。”
毛主席在核心小组的插话，我都没听，看薄老的书以后才知道。我对毛主席的话过去只留下“三个风”的印象，那时心情就怕庐山会议那场斗争又重新来到；就怕西楼会议的经济调整被重提阶级斗争冲掉，提心吊胆，留下的印象是片面的，不准确的。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由毛主席修改定稿的一段话，全引如下：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这段话能够说不对吗?能够说同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违背吗?能够说和我们中国的情况相违背吗?十中全会公报的这段话是总结了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公报的这一段和庐山会议的那一段，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段是毛主席改的，实践证明是错的；这段也是毛主席定稿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过去，我们很多人把1962年正确的思想和1959年庐山会议那种错误的斗争搅在一起没有分清，只担心调整工作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怎样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怎么样向全党全国进行传达。又发愁，又着急，没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区别正确和错误。
在公报的后面有个注释：“在这次会议和此前不久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形势、阶级、阶级斗争等问题作了多次讲话。刘少奇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发言中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关于会议精神传达问题，刘少奇建议，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中央和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毛泽东并指出，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仍能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西楼会议还照原来的计划进行，少奇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表示同意，还说1959庐山会议那个时候不往下传达就好了。听到这些话以后，几个月以来提心吊胆、七上八下的心踏实了。
北戴河工作会议以后开八届十中全会，一直到9月26日，这个会议通过了六个文件：(1)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2)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3)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5)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在这以前还通过了一个粮食购销兼顾城乡的文件。在巩固人民公社的决定中，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加了基层工作要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自留地还留着，集市贸易还保留，比原来的人民公社的决定增加了一个饲料地。
下面分别说说对“三风”印象的校正。
一、8月6日讲话关于形势问题：“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一片黑暗，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第三种怎么样看法?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那么，就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毛主席修改定稿的公报中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将会要好一些。”同这些相对照，留在我的记忆中“黑暗风”，很显然是很不准确的。
二、毛主席在1962年8月北戴河工作会上批评，单干风愈到上面愈厉害，应当承认是正确的。但是他说，田家英和邓子恢一样主张单干，却是不准确的。
三、1962年6月7日，陶铸报送《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毛主席阅后批印会议文件，认为陶提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记录》有这样一段：
“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集体经济最基本的是四条：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至于什么叫集体劳动，很多人都还不很清楚或者很不清楚。集体劳动的意思，主要是指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配，而不是所有的农活，都要大家拥到一快去干。所以，不能单纯从集体操作农活的多少，来确定是不是集体生产。”《记录》中说的“集体劳动”的意思，同邓子恢主张的五统一前提下“日间管理”分给各户去干，加上“包产”，目的责任落实，不是一样吗?可惜的，邓子恢没有像陶铸那样写清楚自己的主张。
讨论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毛主席还有一段批语，说全国不是每个地方，总的来算可能有10万户在单干，从地区来讲有些不到10％，有的地方像安徽可能有百分之好几十，现在存在的单干，不要硬性地去纠正，全国合起来有10％的单干，对我们的大局没有影响，让它存在几十年也可以，也没有关系。
三、关于翻案风，1959年的庐山会议，向全党传达，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受批判戴帽子的500多人。七千人大会后，小平说“一风吹”。1962年的北戴河会上，毛主席抓住不放的只是彭德怀写信两次要求翻案，没有说“一风吹”错了。
现在看，这次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是正确的。过去只讲恢复发展是西楼会议的功劳，应该讲十中全会端正政治方向和调整工作结合在一块，才有1961年以后、文革以前的最好形势。过去的印象里头，十中全会重新提阶级斗争，认为是一种干扰。现在看，十中全会是端正政治方向，没有十中全会，确实可能走偏方向。及时提出这个问题，避免了这样一个危险。·1962年调整工作取得成绩，不应该只讲刘少奇的贡献，应该把毛主席的贡献，中央集体的贡献放在一起来估价。
第五节，第二年，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苏共给我们来了一封信。以后就开始了公开论战，就是“九评”一直到赫鲁晓夫垮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共讲了25个问题，毛主席亲自主持、修改、定稿，少奇同志讲前后改了36次。
下引有两段和刚才讲的八届七中全会公报里讲的那一段，解释是完全一致的：
“（十七）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十八)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要经历．白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经常强调地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伟大学说，特别是在他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伟大的著作中，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过程，同时．自己又写道：‘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又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如上所述，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产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会怎么样?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相抵触?
“那岂不是要放纵那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发展?
“就是说，那就会引出极严重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国家’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只要是国家，总是具有阶级性的；只要还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一旦社会没有阶级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了。
“那么，所谓‘全民国家’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
“任何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全民国家’，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向来都把资产阶级国家叫做‘全民国家’，或者叫做‘全民政权的国家’。
“有人会说，他们那里已经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了。我们回答说，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既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既然那里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既然那里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等等，那怎么能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呢?那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没有必要了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除了镇压敌对阶级以外，还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盟，并且为逐步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创造条件。
“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来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也还存在着个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生产关系。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和在集体所有制农庄中劳动的农民，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劳动者。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只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消失。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只要这些阶级差别还没有消失，那么，就不能说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就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必要了。
“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如果是这样，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变质，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整个信以至于后来的“九评”，除了南斯拉夫的问题以外，还有一部分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其他的部分我看都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建议同志们学习这两段的时候，把关于共产主义总路线的文件重新阅读一下。
毛主席曾经讲，刘少奇1962年的右倾。我看这个话不能说是错的，因为当时田家英、陈云同志提出的分田到户，少奇同志表示赞成，不能不说是“右倾”。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到后来的中央全会，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把愈到上面愈严重的思想倾向纠正过来，可以讲是党内解决倾向问题的一个典范；和庐山会议相比是个最好的典型。这段历史经过曲折之后，我们走上一条全面调整经济工作的正确道路，是至关重要的。
1959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这就是1959年初毛主席读《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9年12月，毛主席同我们几个人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已出了一本书。我在后记里讲，毛主席读“教科书”是结合苏联四十三年的历史和现实，结合新中国十年的历史和现实，发表了很多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应该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和讲述。因为时间短，我不可能就读书的问题多讲了。希望同志们结合我们所的研究工作，结合历史和现实，好好地读这本书，好好地研究这本书。
他讲阶级斗争从来都
是从世界范围里来讲的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
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五）
邓力群
（1999年7月13日）
今天讲第五个问题：八大以后到“文革”以前十年大变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除了指导思想这部分以外，修改次数最多的是“文革”以前这十年，最难写的也是这十年。从三个方面回顾一下，十年中我们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那些搞错了，那些搞对了。现在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可能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多少会有点变化，提出来供大家考虑和研究。
最近，吴冷西同志出了一本书《十年论战》，是从1956年二十大后《一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直讲到1966年3月《评莫斯科会议》，他的书比国史讲的这段时间提前了一点。这是一部很好的书，我们搞国史研究的人应很好地从头到尾认真阅读，同时把我们和赫鲁晓夫争论的“九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本书，结合起来读。
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国际范围里的阶级斗争排除在外，只把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放在视野之内。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凡是讲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都不只是讲国内，同时讲到国际。列宁没有在国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不管斯大林当时说的合乎不合乎实际，但是在理论上说清了一个问题，苏联国内消灭了阶级以后，资本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还不是最后的胜利。在一个国家内战胜了资产阶级，但是没有在世界范围里战胜资产阶级，就不能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斯大林说，恩格斯讲国家的消亡，是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国家才开始消亡。像苏联这样的国家，还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不能说苏联的国家要开始消亡了。与此相应的，共产党也提不上消亡的问题。
最近看《十年论战》，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确实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在这点上，毛主席在我们党里，确实比谁都高明，他讲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从世界范围里来讲的。
下面从三个方面讲讲这十年内有关阶级斗争问题在国际、国内的情况。
第一节，上次讲到1962年，现在先从国内经济建设方面谈谈有关的问题。我们知道，1960年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我们回击以后，他就把党的争论、分歧扩展到国家关系上，他单方面撕毁合同、破坏协定、撤退专家、断绝各种各样商品的供应。到1961、1962年时，我们不仅受到美国西方国家的封锁，同时受到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东欧对中国的封锁，中国处在四面被封锁的国际环境里。再加上赫鲁晓夫逼债，形势非常严峻。我们抗美援朝，虽然苏联提供军火，但是斯大林要我们半价偿还，这笔钱，合起来比苏联给我们3亿美元的贷款高得多。1963年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国内的建设要特别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不要寄托希望于别的国家的援助，同时，尽管困难，我们把苏联的欠款全部还清了，确实做到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
1962年，经济调整工作，生产建设工作主要落在国务院计委、经委的身上，少奇同志还参加了一段经济工作的讨论和研究，在两个！司题上确实有所贡献，一个研究了物资部的工作，提出了物资部等于第二商业部，毛主席原来的说法是供应农村的生产资料是商品，这时候少奇同志扩展为所有生产资料都作为商品，进行商品生产、进行商品流通。少奇同志提出要用经济工作的方法管理经济，跟经委一波同志创办托拉斯，先先后后成立了十几个托拉斯。有的托拉斯公司一直到现在还存在下来，这件事情也应该说是少奇同志作出的贡献。
1960年，进行大庆的石油会战，余秋里、康世恩、王铁人提出的要把中国贫油的帽子扔掉，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5年我们实现了石油自给。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垮台。同日，我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国防工业有了新的突破，1959年后不到五年的时间实现了原子弹爆炸。这个事情对海外的影响特别明显，包括杨振宁，他了解到原子弹爆炸全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他感动得掉下眼泪。
1964年6月，美国轰炸北部湾，把越南战争从南方扩展到北方。在中央引起了反应，1964年夏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转移到十三陵开，先后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是备战。原来我们的“三五”计划是根据困难时候的情况决定的，解决的问题就是吃、穿、用。1964年，毛主席提出故人已经向越南的北方打过来了，这是对着越南，同时也是对着中国的，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反应。把吃、穿、用的方针，改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二是要建设三线。沿海的工业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的工业，凡是有二套设备的都要搬一套到西南、西北去，有一套的也要认真考虑，是留在原地还是搬到大后方去。毛主席讲，过去我们的建设以农业为基础，为了适应备战的需要，为了三线建设，我们在投资方面把对农业的投资稍微转些用于工业。重工业，用于三线建设。
三是1964年6月10日毛主席在会上讲过军事问题、准备打仗之盾，再次讲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认为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7月5日毛主席又进一步解释这些条件的互相联系。他说：第二条“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民服务的革命者。”这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能办。第一条“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三、四、五条是，“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他在具体谈到第一条时还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最重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这是一门主课。
培养接班人这五条，作为防止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措施，写进了《九评》。
毛主席在修改《九评》时还亲自加了下面这段话：
这“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1964年底，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报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设想，到世纪末达到什么水平，到世纪末以后又要达到什么水平。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间改了好几段，其中重要的一段说，西方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曾经实现过大跃进，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在历史上不能实现前所未有的生产发展的大跃进？
与建设有关的一件事情，也是在这个时间里毛主席提出来的，那就是卫生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当时有人民公社，城市里的医生下去以后，在人民公社成立卫生所、卫生站，培养赤脚医生，很快就见效，实现了全国性的规模。这是中国农村卫生工作一个大变化的时期，后来人民公社解散了，很多原有的卫生设备失去用处，赤脚医生转业的转业、不干的不干了。我有个儿媳在卫生部，她到农村去调查，还有外国人来中国考察的，都一致称赞说，那个时候的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是世界范围里没有搞得这样好的。
这里还应该提到的，在经济工作有了明显进步的时候，我们政治思想工作也很快走到前面来了。在此前后，毛主席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以后又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全国学雷锋，全国学焦裕禄，1963年、1964年间，全国的工交部门从上到下建立了工交政治部。
小平同志讲过多次，我们度过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全国共产党员的精神状态很好。因为多种因素多种条件凑在一起，形成了那么大的困难。本来陈云同志讲，农业准备用七八年的时间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结果1962年、1963年两年就恢复了，1964年到1966年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说20年都叫“左”，恐怕站不住。1960年底，农村十二条没出来以前，“左”还没纠正，当然是“左”。196年，十二条出来后，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出来了，十中全会也开了，整个经济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恢复时期已经过去，重新又进入发展时期。1961年到1966年六年也说“左”，恐怕站不住。说20年的“左”是一贯制，值得研究，最低限度这6年不能叫“左”。
很有必要把1966年和1960年经济的数字做点比较，1966年和1957年的数字比较，请张启华同志查一下有关重要的数字。十中全会公报和各种有关文件证明经济建设的前进，是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共同的成果，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节，实际是农村。经济工作前面已经说了，1962年以后，毛主席讲，全党的工作还是搞经济调整工作，他在会后着重抓农村情况的调查、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了解，到地方听汇报，看材料。1963年5月，半年多时间，批转了三大革命运动的7份材料，他写了一个批语，要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我们的干部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做到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我们国家的性质、国家的安定、国家的强大就有保证。以后，在杭州召集了一部分省市地委的同志开会讨论，会上拟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前十条，原来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草案》。以十中全会公报为指导，结合对农村的情况调查、对农村阶级与阶级斗争情况的讨论，作了概括的研究，提出了问题，制定了政策，采取一定的步骤来解决问题。总的精神就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个好文件，跟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会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毛主席讲用点面结合的方法，究竟点怎么抓？面怎么结合？把文件内容全部在农村范围宣讲，向农村进行教育，谁去宣讲？宣讲以后工作怎么做？是个好文件，怎么布置实施，当时还没有经验，全国这么大的农村，要一个村一个村去宣讲，宣讲以后怎么办？发现问题怎么解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对中央内部少数人讲，我们的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是在敌人手里，是在地主、富农手里。事实证明，这个看法过头了。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坚持这种看法，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还讲，三分之一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手里。
原来决定，文件先在农村宣讲，城市里以后和“五反”结合起来进行。1963年冬天，少奇同志转过来抓农村工作。1963年11月，他让王光美到河北桃园去蹲点，总结了桃园经验。在这点上，应该说解决了毛主席想用什么方法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把当时的农村说成不做秘密工作就没法活动了，人家用两面政权的办法来对待工作队。扎根串联也还只能一个一个地扎，一个一个地串。少奇同志把这个材料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同意批转全国。在这以前，少奇同志到全国各省检查工作，有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以后，又带着王光美到处宣讲。要每个省、每个市集中自己能够下去的干部，在省委的领导下搞一个县，在市委领导下搞一个县。北京的中央机关也是一样，每个部门都要尽可能的抽干部下乡，统统集中在通县。那时《红旗》、马列主义研究院跟学部也组织了一个队，大兵团作战，全国都这样干。少奇同志这样一抓，确实把局面打开了。开头毛主席对少奇同志做法很欣赏，说他抓了一年，工作没有打开，少奇同志一抓，局面打开了。
河北省和北方局一起蹲点的一个县，15万人口，工作队去了一万五千人，蹲了几个点，一个村一千多户，工作队去了一百多人。我们也差不多，一个大队工作队员百儿八十八，一个生产队六七人。少奇同志还起草批发了关于夺权问题的指示。工作队到哪个村，就把权夺过来，不管那个村的干部是好是赖，都靠边站了，由工作队管事，只是在生产的问题上还依靠原来的干部。
1964年底-1965年初，在北京召开党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研究“四清”工作的总结，这时出了两个想象不到的误会，少奇、小平和毛主席布置一个程序性的会议，小平讲，这个会主席可以不参加了。毛主席不高兴了。另外，在一个会上，少奇同志正在说话，毛主席插进来讲话，少奇同志以为毛主席插话没几句，给打断了，原来毛主席想多说一点也不行了，毛主席生气了。到了下次会上，主席拿着宪法、党章来争取开会、发言的权利，弄得好紧张。讨论过程中，刘少奇讲了“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应该讲这是不对的，本来前十条讲的很清楚，农村也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具体情况、方针、政策、措施，其中一个措施是清理贴目、清理工分。提出实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些具体措施这样一个问题。少奇同志没有认真研究，前十条是怎么样提出问题的。把“四清”的问题突出起来，说这次“四清”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
毛主席1964年12月28日讲话中强调说：“我在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致我矛盾和人民内部交叉的教育运动。一九六二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1965年1月5日，当陶铸同志谈到形势的新特点时，毛主席又说：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是讲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杭州会议以来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会本来都散了，过了年以后，1965年1月又要我们回来，原来的17条就变成23条了，在文字、语言、提法上没点名，实际上是批判了刘少奇同志那些提法，那些做法。批评少奇同志的缺点错误，不能说过分。23条所确定问题的性质，维持了前10条的提法，也是维持了十中全会的提法。23条讲，这个提法就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提法。在这个问题上，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的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的意见是站不住的。毛主席反对他的意见是合乎党的规定的，这样批刘少奇同志不能说不对。现在看，23条的文件和前10条的文件可以互相衔接，也应该说23条合乎实际、合乎理论，是站得住的。其中有一条是过去很多文件里没有的，就是关于验收运动的几条标准，把运动搞好的标准是什么？
“1964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各大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二）干部中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三）干部是参加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建立起来；（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六）主要是增产还是减产。”
过去我们讲运动好坏，很少讲是否增产。这次的23条，除了讲前面5条以外，加了一条是增产还是减产。阶级斗争不能使生产下降！阶级斗争搞得好，除了把敌人制住以外，还要使生产向前发展，这个阶级斗争才是搞得最好的。就是说共产党的贡献大小。有无，归根到底，是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在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关系上，从1935年冬天到1964年整30年，有过小的磨擦，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但说少奇同志有一条跟毛主席不同的路线，我认为不能这么看。1949年6月秘密访苏，1953年受毛主席委托，去征求斯大林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意见，1956年去苏联帮助处理波匈事件，1960年代表中央去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各国共产党会议，都是不辱使命，很好地完成任务。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是尊重的、是敬佩的，感到毛主席讲的东西总是比他讲得好，他要跟上去，要学习，这种心情我觉得是真诚的。但是，也确实常常发生磨擦，1962年一次，1964年一次，以前1950年两三次。他对毛主席的意见，想紧跟，同时想有所发挥、有所创造，不安于只是跟着说一说二，想要做出新的贡献，每次都是这样一个心思。因为辩证法运用得不够好，有时言过其实，搞出一些过火的东西，特别是在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过去没经验，又想做创造，结果就搞了些过头的东西。没有林彪、没有“四人帮”，少奇同志在“文革”时也不至于搞成那个样子。“炮打司令部”以后，刘少奇作了检查，毛主席说，好嘛！九大之前，主席还想继续选他进中央委员会。
第三节，有关对外关系的问题。
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从一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讲起。我们上次讲到1957年莫斯科会议，这是一个好的会议，“莫斯科宣言”是一个好宣言，对苏联二十大有所照顾。经过1957年莫斯科会议，中苏两党的团结巩固下来了，社会主义阵营稳住了阵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受到赫鲁晓夫反个人崇拜的影响，但可以说没有垮掉，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讲，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从整个世界看，这种说法还是对的，还是站得住的。
问题是以后，1958年，赫鲁晓夫要到中国来搞联合舰队，搞长波电台，目的就是要控制中国，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坚决的抵制。
这时，我们在金门打炮，赫鲁晓夫担心由此引起战争。离开中国到了海参崴，他不点名地讲，不能当好斗的公鸡，不能以武力测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
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后，毛主席说，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印度是中国的朋友。赫鲁晓夫发表了一个中立宣言，实际上偏袒尼赫鲁。
1959年夏，赫鲁晓夫到美国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来瞎吹戴维营精神。会谈中，艾森豪威尔让赫鲁晓夫在台湾问题上劝中国放弃武力，助中国作出承诺。
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赫鲁晓夫单方面地停止了原子能协定，不再提供我们有关原子能的技术。
1959年11月12B，毛主席在党内批评了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一方面赫鲁晓夫对付我们；另一方面，美国制定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方针，毛主席对杜勒斯的讲话和批注，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他说：“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1958、1959年的三篇演讲。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没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1960年夏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党实行突然袭击，彭真同志回来后，中央写信回击。他们马上撕毁合同，破坏协定，停止供应一切该供应的东西，闹的很紧张。一些党，像越南这些国家的党非常担。心社会主义阵营会破裂，中苏两党关系搞不好对他们也不利，在中苏之间劝和。
1960年12月，举行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两方面都采取了边缘政策，我们下决心顶住苏共强大压力准备破裂，他们也摆出吓人的姿态准备破裂，但最后双方都让步了，维持了团结的局面。在这个问题上，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毛主席和胡志明有一段谈话很值得看看。
“毛主席讲，赫鲁晓夫说1958年起中苏之间谈不拢的事多起来了。的确是这样，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以至早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1954-1955年，双方还好谈，1956年虽有争论也还好谈，但是1958年起就不好谈了。他们提出要搞中苏共同舰队，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要派空军驻在我们国家里，这些我们都抵抗了。就是说，他们想要控制我们，我们不受控制，他们就不高兴，就打击我们，就要整我们。实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们要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我们，要把我们管得死死的，要搞大国沙文主义。我们不抵抗行吗？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从长计议，让实践证明谁错谁对。但大国沙文主义非抵抗不可，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
1961年以后赫鲁晓夫利用他的指挥棒，组织世界范围内58个党，在他们的代表会上，在党刊上公开批判中国党。我们在1962-1963年先后写了8篇文章回击他们，其中有四篇是专指法国党、意大利党、印度人民党、美国党各一篇，没有指名批判赫鲁晓夫，没有指名批判苏联共产党。8篇文章里，最重要的是两篇，一篇是《列宁主义万岁》，一篇是《再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这两篇是陈伯达起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再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写一段毛主席改一段，改的很多，有些段很长，凡是经毛主席改过的地方，明显的不一样。这8篇文章合编了一本书。
1962年，中国在中印边境进行自卫反击战，胡乔木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哲学》，文章写得好，仗也打得好，我们已经打到麦克马洪城以南了，不但送回了全部被俘官兵，归还了全部缴获的武器，而且从我们占领的自己领土上退回到原来的实际控制线，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空前的。
从1963年上半年到1964年7月14日，中苏论战，我们发表一封公开信，写了九篇文章。总的题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内容包括：世界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本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民族解放运动，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战争与和平，“三和两全”，主要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毛主席在修改《九评》一文时，加了下面这段很重要的话：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1963年9月，毛主席讲世界上有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
也是1963年，英、美、苏在苏联签订《禁止原子能扩散的条约》，把中国、法国都甩在一边，法国对此不高兴。
1964年，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和法国有共同点，都反对大国欺负我们小国，反对社会主义大国欺负社会主义的小国中国，反对资本主义的大国美国欺负资本主义的小国法国。
1964年，美国把对越战争从南方引到北方，中国处在四面受敌的情况。1965年，我们去桂林“四清”时，看到陈毅一篇答记者的谈话，他讲，他们四面受敌，你们要来都来吧，我们这些人等打仗把头发都等白了。
1964年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周总理率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想了解一下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的政策动向，有没有可能使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有所改善。苏联国防部长在宴会上对贺龙讲，他们已经搞掉赫鲁晓夫，你们该搞掉毛泽东了。贺龙报告周总理，周总理立刻在宴会上提出抗议。毛主席后来讲，勃列日涅夫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以后，苏联在我们的边界陈兵百万。在这种形式下，毛主席对外多次讲，不管他有多少兵来对付中国，我们的政策就是防御，他要打进来，北京让给他，上海让给他，东北让给他，他胜利之时也就是他失败之日，我们对勃列日涅夫采取战略防御的政策。
美国打越南南方的时候，我们只是武器的供应，美国从南方打到北方，我们直接支援，军队直接进去，河内这些地方的防空部队都是我们的，与其在国内打，不如把仗打到国外去。从1964、1965年坚持到1975年，10年时间援越抗美。
例举10年的上述大事，可以看清我们有同美帝的斗争，有同苏修的斗争，有同尼赫鲁的斗争，有同中间地带的来往，争取中间力量，全力支持第三世界。我们对第三世界的武器援助都是无偿的，经济援助是很合理的价格。事实上，我们这十年，处在帝国主义制度包围的时代，是处在社会主义阵营相互斗争的时代，是处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反新老殖民主义的时代。
从过去党内文件、各种活动中可以看到，十年中，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苏联是什么样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从巩固到瓦解，共产主义运动从高潮走向低潮，中苏两党的关系从团结走到分裂。我们党面对这样一个世界，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作斗争，究竟哪些作对了，哪些做的不对，需要根据历史，根据实践来检验过去我们说过的做过的事情。
我们要理解马、恩、列、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十年论战》两本书请大家认真看。
附录一
1959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同周总理、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同志谈话时，把他对美国杜勒斯在1958、1959年三次讲话的批注，印发大家：第一个批注中指出：“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第二个批注在指出杜勒斯证词的主旨后认为：“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第三个批注在引用杜勒斯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的话之后指出：“杜斯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1959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会上又对杜勒斯的讲话和批注，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
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1958、1959年的三篇演讲。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959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没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毛主席在谈到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的演讲时说：
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主席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是属于杜勒斯讲的“和平演变”的性质的，我们的方针是：我们现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赫鲁晓夫，一方面是对艾森豪威尔。顶上五年到十年。对美国还是要全力揭露，用事实，要有说服力。我们不说赫鲁晓夫，也不影射赫鲁晓夫。我们只揭穿美国的欺骗，揭穿美国的所谓“和平”。
附录二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方控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附录三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一、形势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全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努力，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军事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了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国近年来迅速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进一步地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信任和希望。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末，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必须把两年多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下去，进行到底，绝对不能松劲。
现在的问题，是要总结过去这一时期运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l、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呈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三、统一提法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四、搞好运动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次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
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
l、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
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
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
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这几条用以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否做得好的标准，是适当的。现在我们也认为是适当的。
他看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办法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
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六）
邓力群
（2000年3月30日）
半年多以来，脑子里一直在考虑，怎样讲”文化大革命”这一段。
首先想搞清楚”文化大革命”是怎样来的？是突然发生的，还是历史的发展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反复看材料，考虑这个问题。
在这期间，与程中原、陈东林、夏杏珍同志搞了两个大事记，一个是从1958年到1962年5月；第二个是从1962年5月到1966年《五·一六通知》之前。从中可以看出，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是很重要的会议，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从最近我和大家搞的材料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党中央、毛泽东是在犯错误又改正错误，而且不止一次地犯错误，也在不止一次地改正错误。在这段时间里，主要是处理一个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
从南宁会议开始，一直到1962年5月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了，但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有相适应的方面，也有不相适应的方面。在这期间，确实想解决不相适应的部分。经过调整，使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这个期间，经过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反复。这些，过去已经讲了一些事实。总路线的制订、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工作路线的制订。具体工作路线中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各行各业的，一部分是综合部门的。这些具体工作的条例，以及综合的工作条例。都是为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怎样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经过1958、1959、1960、1961年和1962年的半年，几乎用了4年半的时间，到1962年5月，应该说，需要制订的工作路线都已经完成了，生产关系的调整也基本完成了。后来的实践也证明，1962年5月底以后，经调整后确立的生产关系一直坚持下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是如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生产关系是稳定的，没有发生变化。这中间，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大错误，后来调整、改正；又经过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问题更加严重了，到1960年再一次重新调整。
有些事情，事前无法预料到。就在总路线所需要的各种具体工作路线已经制订完成的时候，纠正”左”倾错误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一种倾向掩盖着另外一种倾向，右的倾向又冒出来了。这时，田家英从农村调查”包产到户”回来反映说，被调查的人民公社的多数社员认为退得不够。怎么办？只有分田到户，才算退够了：是多数社员认为应该这样做。当时，因为我们的错误而造成的农村和农民的困难，确实太惨重了。听到田家英反映的这种呼声后，中央常委中，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同意田家英的意见，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是也没有反对。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在全力纠正”左”倾的时候，右倾来了。而且确实像毛泽东讲的，这种倾向越是到上面越厉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合乎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我们的工作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我们过去有经验，在这点上，应该说，毛泽东既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又接受了庐山会议时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庐山会议的方法，来解决当时确实存在的右倾。在这一点上，应该讲，毛泽东是接受了教训。
这时确实是右倾。中央常委中有四个人赞成分田到户，这还不严重啊？应该解决，但是又不能用庐山会议的办法，实际上是用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在会上，没有批评任何一个常委。只是在会前个别谈话时，对陈云作了严厉的批评。对刘少奇批评他没有顶住。对中央常委的错误，采取个别谈话的办法来解决，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全会上，用党内整风的办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把这个右倾向端正了、纠正了，使经济调整工作没有走入邪路，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到后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八届十中全会采取的办法，中国的历史在1962年5月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样，完成了经济调整的方针的制订和实行，并使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实现经济调整、经济恢复。经过1962年、1963年两年恢复，1964年后就转向全面的发展。
另外一方面，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等人发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思想领域，同当时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就转过来处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国外的问题这里先不去说。
国内是在农村搞“四清”，在城市搞“五反”。与此同时，毛泽东陆续地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对于思想文化方面，不断地提出批评，提出任务。
在我们搞的第二个大事记（1962年6月至1966年5月）中，列举了一些事情，在这里提一下。这些事情过去都经历过，但在脑子里未形成系统。
这些事主要是：
1、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发现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当时认为“就是为高岗翻案”。康生写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字条，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后，就在会议上念了这张字条，并且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2、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对戏剧提出批评：“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并且说，目前的戏剧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
3、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举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开展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
4、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天霸，搞这一套不行。要推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新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毛泽东提出戏剧要改革。
5、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两次提出批评。他说：“（一个时期以来，《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果不改变，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6、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发表第一个对文艺界的批示，讲了重要的话。他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
在理论上、原则上提出，艺术部门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能够为新建立的经济基础服务。要进行调查研究，要从这些方面进行改革。
7、1963年11月，周扬要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一个学术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稿子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21处重要的修改。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像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历史的发展确实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后来出了伯恩施坦、考茨基；搞俄国革命，列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一分为二，为二，出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出了一个反对派。任何学术领域的队伍在历史发展中，都必然一分为二，产生反对派，产生对立面。”
毛泽东同时提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要反对修正主义。这时明确提出任务了。
8、1964年1月，毛泽东在统战部检查总结上批示：如果不能提高警惕，提高人民觉悟，社教运动不深不透，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中而被修正主义者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统战部提出了警告。
9、1964年春节期间（2月29日），毛泽东同在北京的外国同志的谈话中，批评了中共中央的三个部。批评中联部搞“三和一少”、统战部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搞“三自一包”。都是在搞修正主义。
在我的印象中，在此之前，讲到国内问题时，都是讲右倾机会主义。在修正主义的问题上，一向都是讲，对外要反修，对内要防修。这次对三个部的谈话，是第一次讲国内也有人搞修正主义。当时感觉很突然。中国过去讲是防修的问题，现在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了，要反修了。
最近看了一看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有这么几句话。右倾机会主义，换个名字，就是修正主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把右倾机会主义换成修正主义，我当时听了，但未留下印象。最近看录音整理稿，当时讲的就是这样的几句话。
把右倾机会主义，换个名字，就是修正主义，是什么意思？怎样理解？大家可以讨论，一个意思是，右倾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在性质上一样，只是换个名字而已；另外一个意思，是不是从国际上反修和国内反对修正主义倾向出发，将其一致起来。
总而言之，除了八届十中全会换个名字的说法以外，1964年春节讲三个部搞了修正主义。
10、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讲教育要革命。
毛泽东指出，“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课程讲的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11、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批评杨献珍。毛泽东指出，“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红旗》杂志后来也写了批判杨献珍的文章。
12、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出了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13、1964年6月，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和“不抓理论工作”。那时，孟超编了《李慧娘》，在北京演出后、得到了康生的高度称赞。江青提出要批判，一段时间里面，弄得康生很被动，说以后再也不看戏了，再也不与戏剧界的人来往了。
14、1964年7月，《人民日报》实际上根据江青的意见，发表文章批判影片《北国江南》。《电影艺术》第4期开辟专栏批判《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第5、6期合刊批判瞿白音的《创新独白》。8月，中宣部提出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以后，作出批示：“可能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这些修正主义的材料公之于众。”把这两个电影作为修正主义的材料公开进行批判。
15、1964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写的信上指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6、1964年10月6日，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以上大都是批判的，第16件是件正面的事。
到1965年，就是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了，这就接近“文化大革命”了。
1962年下半年到1964年底，以至于到1965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正式批评了一些部，批评了一些工作，向这些部提出了任务。在4年多中，我提到的16件重要的事，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部门、思想部门的工作，同已经建立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要使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同我们已经建立的经济基础能够互相适应，要着手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这说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一个方面，在一个时期中，抓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另一个方面，毛泽东注意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的问题，他提出了批评、提出了任务。就其中一件一件的事看，我说，不好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问题不对，不能够说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不需要解决，不好说提出这样的任务不妥当。从方法讲，也与过去党中央对地方和部门工作的领导方法一样，提出批评和任务，责成改正。
从1962年后可看出，毛泽东也讲过，他愈来愈多地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种领导方法，在工作上提出任务、提出批评，之所以到后来搞得越来越紧张，首先就要说到柯庆施。1963年1月，柯庆施在上海市委会议上，提出要大写13年。后来，宣传部的几个人和代表柯庆施主张的张春桥，在北京开会进行讨论。林默涵这些同志讲，柯庆施提出的大写13年，有片面性。张春桥讲，大写13年有10大好处。
问题不仅是正面提出要大写13年，跟着而来的是否定30年代。在1964午时，开始我并不知道，后来听周扬讲，13年和30年的争论，所谓30年就是30年代。柯庆施、张春桥提出写13年的同时，就是否定30年代的问题，抓住30年代周扬等领导白区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全面否定30年代左翼革命文化运动。这就不仅是说周扬等人13年是错误的，而且说明周扬等在30年代是所谓“四条汉子”，在历史上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是正常地提出任务，而柯庆施、张春桥等人则将问题的性质搞得越来越激化。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江青与柯庆施互相配合，江青在支持大写13年的同时，（不知是与什么人商量了还是出于什么想法）看了解放后拍摄的全部电影。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部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有意思的是，也在北京、上海看了各种戏剧后的印象是：整个舞台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着。于是她就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
江青否定解放后拍摄的全部电影，对戏剧界也是全部否定，矛头是对着周扬的。这样一来，周扬不但在30年代受过鲁迅的批评，新中国建立后在所负责的文化工作，电影、戏剧也全是错误的，江青与柯庆施互相配合。
第三条，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得到林彪支持，在上海举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据参加会议的刘志坚回忆，江青在“纪要”中提出：”在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我们一定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掉这条黑线”。在修改的时候，陈伯达建议：“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江青很高兴地接受了，说“老夫子看得就是准。”这样一来，“黑线”被说成是从30年代到建国17年一脉相承。
毛泽东对“纪要”修改了三遍，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了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这个纪要最后定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中央4月10日发出，成为发动“文革”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第四条，更重要的是，1965年关于“四清”文件“23条”修改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对刘少奇有过批评，但是从来没有改变刘少奇在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刘少奇为内定的接班人的设想。1965年，在“23条”的起草、修改过程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1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刘少奇不能当接班人，谁来接班？越来越明显地看出，毛泽东把林彪视为他的接班人了。一下一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变成了政治上谁接班的问题。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问题政治化了。刘少奇下来，从党内讲，一般情况下，不能说就是不正常的。搞得好，接着搞下去，搞得不好，换一下岗位嘛！搞得好，地位可以上升，搞得不好，地位要下降。在党内这也是正常的事。
可是，让林彪这个人当接班人（我们现在正在搞一个材料，毛泽东与林彪的一致与分歧），是不恰当的。说毛泽东不了解他，恐怕不好那样说。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林彪、彭德怀作为经验主义者，曾经支持过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林彪专门写赞成“短促突击”的文章，以至于到了共产国际，他还是坚持他的那个观点。解放战争时期，在辽沈战役开始前，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林彪发电报，说明攻打锦州的重要性，并与先攻打长春的得失作了比较。林彪坚持要先打长春，来往争论的电报70多份。毛泽东后来有诗说：“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见《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后来，林彪在罗荣桓的说服下，放弃了攻打长春的意见，致电中央军委“拟仍攻锦州”。毛泽东在这里提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劣迹”，应该说他对林彪的事是记得很清楚的。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接着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后，彭德怀调离国防部，林彪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在这前后，林彪就特别地与众不同。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都作自我批评，对工作中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检查和批评。唯独林彪不批评缺点，不批评错误，他在发言中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缘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少走得多。一切问题，归根结底是听不听毛主席的话。
从此以后，“四个第一”来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来了，《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等都来了。在中央常委中，林彪最突出地拥护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党内、国内的形势也确实需要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林彪则专门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相比之下，他比谁做得都突出。后来，他又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再后来，是发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中宣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改组中共北京市委，修改《五·一六通知》。这时，非常明显地确定了林彪是接班人，林彪上来是不可避免了。当时，除了林彪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够代替林彪取代刘少奇的位置。
柯庆施提出大写13年，江青否定30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到这时，局势非常明朗了。毛泽东支持林彪整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到召开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会上，正式将“彭罗陆杨”作为反党集团打倒，这实际上是为林彪上台扫清了道路。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不搞不行了：不仅是一般的思想领域内的斗争问题了，已经成为政治上、组织上谁上谁下的问题了。
有一件事，是有林对我讲的。彭真说过，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上面讲到的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这件事他还不能讲。刚才我还问有林，有林说，一直到彭真去世，他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不清楚。彭真到去世也没有能够把这件事说清楚，但是现在我们看毛泽东与外宾的谈话记录，从中多少可以看出问题的一点脉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言论选编”，有些材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卡博和巴卢库。毛泽东说，他在1962年1月党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一篇话，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注：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查了多份记录稿，1962年毛泽东没有讲过这段话，可能是他当时这样想了，但没有说出来。）毛泽东又说，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的人，大概可以分为几部分，按毛泽东的分析，有这么四部分：一个部分，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但是不赞成搞社会主义的所谓老干部，即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第二部分，解放后进党的一批人，这些人并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共产党掌了权，钻进共产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第三，全国解放以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家机器，但是对国民党的公教人员全部接收，这些人没有能够改造过来，其中有些人，坚持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第四部分，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后代里面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剥削阶级立场的人。这些人合起来，只占百分之几，顶多占5％：在中国7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3500万人，这是社会基础。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社会基础对我们的影响问题。
还有，就是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说文化大革命，到处打，分两派。但是，“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蹋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还说到与卡博、巴卢库谈的相似的话：解放初“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时，彭真的北京市委改组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中宣部“打倒阎王”陆定一的问题也已经成为事实了。毛泽东讲，经过最近这一段时期的斗争，证明党权不在我们手中，宣传权也不在我们手里。这就不只是个别的人。实际上，在党内，在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门中，有一部分势力不接受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毛泽东思想、中央的路线。同样的话，先前他也对胡志明讲了。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大体上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与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毛泽东得出结论，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四清”不行，城市“五反”不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行，文化领域里的批判也不行：原因是什么呢？所有这些斗争都依靠现在各级领导，去搞“四清”。去搞文化斗争，去搞社会主义教育。依靠各级领导、依靠各级宣伟部门，证明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公开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现在看，毛泽东当时对党内的估计不合乎实际，对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估计也不合乎实际。因此，进入到“文化大革命”时就出了很多的问题。不讲别的，认定林彪取代刘少奇，认定刘少奇是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1966年5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大讲“政变经”。后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中说，没有想到林彪这样来讲问题。与别人都不一样，与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都不一样啊！他为这件事情感到不安。说“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现在来看，搞“文化大革命”当然不对，“文革”依靠的力量也不对，“文革”的方法也不对。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他看这样的办法不行，那样的方法也不行，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办法。
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在搜集这些方面的材料，在想这些方面的问题。
下次，专门讲一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我们搜集材料中所理解到和所想到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