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澄宇先生立论的依据
澄宇先生把复辟的原因归罪于江青、张春桥等人对周恩来和叛徒华国锋“逼迫”所依据的“史料”是,尹家民的《红墙见证录》中所述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关于毛泽东遗体防腐处理问题的辩论。在《记取》中,澄宇先生如是说,“从‘乱作一团’一文里可以看出,江青、张春桥他们对华采取的是‘逼’的方针,企图把华从接班人的位子上逼下台,他们取而代之。这是十分错误而又愚蠢的方针。”且不说华国锋是不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那么,2009年9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尹家民撰写的《红墙见证录》中记述的内容是否属于“红墙”内的真实“史料”,也是值得怀疑的。凡是多少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样明显而又残酷的事实:虽然目前国内对文革历史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许多有关文革的研究文章,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当事人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评价,大都是通过互联网发布的。当局不仅对文革那段历史依然持否定态度,而且江青、张春桥等人至今一直被他们看作中国人民的“公敌”。即使“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尹家民的《红墙见证录》没有受到当局新闻出版机关的审查,最起码也是他们默许的。因此,《红墙见证录》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映上世纪发生在“红墙”内的真实历史,更不可能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作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客观评价,更何况三十多年来,伪“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直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文化大革命”和江青、张春桥等人头上呢?任何一个读过《红墙见证录》中关于“毛主席去世后中央高层乱作一团”这段文字的人,都可以从字里行间和尹家民的叙事语气中看出尹家民这部所谓“见证录”并没有超出伪“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限定的历史框架,尹家民的阶级立场由此可以窥见一斑。澄宇先生以这些没有多少可信度的“史料”为论据,实质上就是赞成并肯定了尹家民与《红墙见证录》的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这样得出的结论不仅没有丝毫的科学性,自觉钻进别人设置的陷阱并为他们服务还自鸣得意,真是恬不知耻!
澄宇先生恶意诬蔑和诋毁江青、张春桥等人,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开脱罪责的另一个论据是,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1973年6月11日夜闯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以及在“‘批周会’的表现”。澄宇先生义愤填膺地论述道,在“批周会”上,“江青、姚文元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据此,澄宇先生得出结论,“江青、张春桥不能正确对待周恩来总理,也迫使周总理对他们接班保持了警惕,把希望寄托于邓小平平的身上。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被颠覆的根由。”教训如此深刻,的确让人痛心疾首,革命同志能不“牢牢记取”吗?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把江青、张春桥等人关押判刑还要抹黑批臭的三十多年里,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档案依然紧紧地密闭在只有统治当局才能开启的档案馆里,而且所有公开出版的有关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传记”、“回忆录”、“报告文学”、“新闻特写”以及“通讯报导”中的各种“史料”和评论都带有故意捏造之嫌的情况下,在许多别有用心的人用各种各样难以形容的恶毒字眼、甚至连街坊酒肆的流言蜚语都拿来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诬蔑、攻击和诋毁的情况下,澄宇先生从什么渠道得到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1973年6月11日夜闯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对周恩来和汪东兴咆哮说,“我的秘书、警卫员都是坏人,要抓起来!他们要害我,用安眠药害我”?又是从哪些人那里了解到江青、张春桥等人在“‘批周会’的表现”呢?
退一步说,即使江青、张春桥等人“夜闯西花厅”和“‘批周会’”都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这些只有当事人和他们身边的警卫、服务员与秘书才了解的“对话”、“态度”和“表现”,澄宇先生又是如何得知的呢?除了江青、张春桥等当事人和他们的敌人,那些早就在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主导的“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运动中与江清、张春桥等人划清界限并撇清干系的警卫、服务员和秘书们,难道就没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话和心理活动臆测臆断甚至故意歪曲的嫌疑吗?退一百步说,即使某些警卫、服务员和秘书对深陷囚笼的江清、张春桥等人深感同情,三十多年来,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血腥镇压江青、张春桥等人,并且每到一定时候都要把伪“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囚禁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紧箍咒”拿出来念上几遍的特色党徒依然执政的情况下,谁敢把当时的真实记录公之于众?谁又能或者敢于公开站出来为阖然长逝的江青、张春桥等人辩护?退一千步说,这些警卫、服务员和秘书们在上世纪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为诬蔑、裁脏和诬陷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实事”作证是不得已的事,现在看到当年主导审判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徒党和他们的继任者胡作非为、骄横跋扈地欺压、剥削工农群众的滔天罪行而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愧疚,或许私下里会对着他们心灵中的上帝忏悔几声,并为江青、张春桥等人说些好话。但是,这些早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化了的人物会用唯物史观叙述那段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立场评价江青、张春桥等人吗?事实上,最近文革研究网上暴出的史料说,江青在叛徒华汪的走狗张耀池带领警卫们向她宣布华国锋对她“隔离审查”的命令时,依然像往常那样镇静!始终站在阶级斗争前列的江青既然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持镇静,那么在其他场合能像澄宇先生描绘的那样无理取闹,发泼放刁吗?而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连街角旮旯里传出的流言蜚语对江青的描绘一直像澄宇先生文章中描写的泼妇一样,江青一听到“隔离审查”的命令就撒泼放刁起来。请问澄宇先生,在各种档案尚在密闭之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讲述那段历史的著作用九牛一毛形容也显然是一厢情愿地夸张的情况下,你与那些镇压审判江青、张春桥的叛徒和走资派们穿着连裆裤子,一个鼻孔出气,一个腔调诅咒,我们这些为了生计而在长街短巷流浪的草民能相信你吗?
退一万步说,把叛徒华国锋描写成狗肚鸡肠的小人倒也罢了,在《记取》中,澄宇先生居然把胸襟开阔、品格高洁,并且总是以大局为重的周恩来也描写成一个思想狭隘的小人、心思沉重的阴谋家,甚至连同志之间的隔膜、误会都耿耿于怀,或者干脆说对江青、张春桥等人深夜闯宫都不能接受,是对周恩来的赞扬还是贬损和诬蔑?三十多年来,官僚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和文痞们把江青、张春桥等人描写成周恩来的死敌,恶毒攻击、诬蔑江青、张春桥等人无情迫害周恩来总理,从而把同属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周恩来、江青、张春桥等人分割开来,以便让后人相信,毛泽东不过是个闭塞言路、荒淫无耻且独断专行,比秦始皇还残暴的封建帝王,从而达到诬蔑、孤立毛泽东,攻击直至否定毛泽东和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罪恶目的。这种“抬周贬毛”的卑劣手段,暂且不说人的阶级性,即便多少有点良知的人都能看得出来,相信打着毛派旗号的澄宇先生也是看得出来的。但是,这位准备继承毛泽东革命事业的澄宇先生不仅不进行揭露和批判,反而积极踊跃地参与他们组织的“抬周贬毛”大合唱中,其罪恶目的与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即使站在同一个阶级的立场,由于思维方法、阅历和学识等方面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更何况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看问题呢?三十多年来,那些官僚党棍及其走狗和文痞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捕风捉影,并借此添油加醋地任意发挥,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地凭空捏造,把江青描绘成一个野心勃勃、欺上瞒下的彪悍泼妇,凭借毛泽东对她的信任“逼迫”周恩来就范,一心一意地要把周恩来打倒,并以此诬蔑、诋毁、陷害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书刊、杂志、回忆录、报告文学以及小说野史,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丝毫都不过分!江青、张春桥的敌人对他们进行诬蔑、攻击和诋毁是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而打着“总结历史经验”、“记取历史教训”的旗号,更确切地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准备继承毛泽东革命事业的革命者澄宇先生,则用这些所谓的“史料”作为立论依据!其险恶用心和投机心理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我们认为,这决不是澄宇先生的无知,而是比诬蔑和诋毁江青、张春桥的敌人更下作的无耻行为!这样总结出来的“教训”除了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继续诬蔑和诋毁外,只能让我们更加相信,澄宇先生至今依然顽固地坚持着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反动立场,依然顽固地为他十年前用小说《双水峪》诬蔑、诋毁和恶毒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立场辩护!用这些“史料”批判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历史错误,不是为了指导未来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为了继续掩盖他诬蔑、诋毁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和再次投机革命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