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客：必须面对文化大革命 [复制链接]

秋石客：必须面对文化大革命
发布: 2011-5-14 17:42 | 作者: 秋石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108 | 回复: 0

必须面对文化大革命


公元1966年中国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近45年了。笔者认为，毛泽东晚年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大运动，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现在东、西方许多政治家、理论家、学者乃至大学生都在认真地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中国多年来对文革研究基本是禁区。说完全是禁区也不对，因为大量似是而非甚至指鹿为马的文章：书籍、文艺作品充满了书店、地摊和媒体，只不过大都是一家之言罢了。

第一节、文化革命的根源

文化大革命决不像一些浅薄的历史学家所言，是毛泽东的一时心血来潮，是试错、是浩劫，或是毛、刘权力之争的那样简单，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人类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

1、文化革命产生的阶级根源

新中国成立后，既使生产资料革命基本完成后，国内与国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一方面老的、旧的地主、资本家依然人还在，心不死，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与新生的社会相对抗，具体突出表现为一九五七年的少数右派的猖狂进攻；城乡小资产阶级（包括大量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与一般干部）同样对共产主义过渡期社会主义新事物很不习惯，或多或少地敌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当文化革命深入发展，涉及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时敌视反映最为明显，他们也一度喜欢物质刺激、经济主义、长工资、分土地等；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公有制生产关系建立后并没有建立完善的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制约，所以必然产生一个与人民利益相背离的打天下坐天下的以权力谋资本的新阶级即特权阶级。这个特权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必然导致复辟、发展资本主义，建立野蛮的专制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说毛泽东同志讲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毫不夸张的。毛泽东为避免中国走回头路进行了一系列斗争，而文化革命则是这一系列斗争中最辉煌的篇章。

2、文化革命产生的政治根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何处去很快成为执政党内斗争的焦点。是建立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继续前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内产生了严重分歧。以刘少奇、薄一波为代表的多数人主张前者，以毛泽东、高岗为代表的主张后者。斗争的结果虽然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站了上风，但付出了高岗的代价。在其后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推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过程中，遭到了党内外反对派明里暗里的有力破坏。所谓大跃进类出现的问题，除了全党、全国人民经验不足之外，反对派以形左实右的方式进行破坏是主要原因。

一九五六年的整风运动发展成反右，是毛泽东试图用和平方式解决党的官僚化、变质和分歧的重要努立，其结果以基本失败而告终，官僚力量不但没抑制反而更膨胀，相反，反右扩大化令人民的发言权受到限制。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是党内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一次考评。经过激烈斗争，表面上保住了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沿续权，实际上大打了折扣。随之而来的是政策调整，到了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竞然敢于公开宣判大跃进前后出的问题产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影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同年，鉴于党内斗争实际，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上升到政治高度。

一九六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是毛泽东和平地试图解决党内分歧的最后尝试，其结果由于刘少奇公开坚持与毛泽东不同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而告失败。

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为首的党内走社派依靠广大群众用非常方法（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解决党内政治斗争的伟大尝试。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的特权与群众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公与私两种思想斗争极端尖锐化，最后由于左派分裂、力量对比等原因文革遭到历史性失败，左派被清洗，党内基本统一，沿着与毛泽东社会主义道路相反的方向迅跑。

3、文化革命的思想根源

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诞生后，对于如何指导这个运动有不同的思想交锋，主要表现在教条派与发展派之争。

在创立社会主义，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列宁、毛泽东经过艰辛努力，打败了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陈独秀、王明等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结合客观历史实际，创造性提出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俄国和中国革命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

但是，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列宁和斯大林未能创造性地解决好理论问题，虽然列宁也意识和谈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但他主要看到的是旧社会阶级残余，以至于赫鲁晓夫上台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变质。毛泽东以其敏锐的目光，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深刻的思想方法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

毛泽东晚年形成的思想主要内容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是和马克思的小过渡理论不尽相同的。马克思的过渡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发达的先进资产阶级国家进行革命后的基础之上的，而毛泽东的过渡理论是建立在相对落后、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落后国家进行革命后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是小过渡理论，毛泽东则是大过渡理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反映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的这种判断分析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没有或没有说透的，虽然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含有阶级斗争问题，但远远比不上毛泽东透彻的论述。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刘少奇等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论思想，判断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后，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了，给思想界造成很大的混乱。大量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还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成功，光有生产资料的变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同样，对此马克思也曾经提出个两个决裂问题，但远远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认识深度和广度。

毛泽东同志还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并不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取决于政治，要政治挂帅，要看政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要看执政党执行什么样的路线，路线决定一切。很明显，毛泽东的提法是前无古人的，也是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物质决定论相区别的。

毛泽东同志还认为，传统的封、资、修文化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障碍，必须得到解决，必须全面开展兴无灭资斗争，大破四旧，大立四新。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毛泽东以大无畏的精神，在许多条件尚末成熟的情况下，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椐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发动亿万群众，夺回被走资派窃取的领导权，进行斗、批、改，以实现他的伟大理想。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文化革命的主要思想基础。

4、文化革命的国际根源

一九六六年的文化革命，是在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形态发生很大变化，世界进入大动荡、大攺组、大分化阶段发生的。这个时期的突出表现是东西方的政治方向转换。对东方传统社会主义而言，普遍向资产阶级投降，向资本主义靠拢，匈牙利事件、南斯拉夫变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就是明证；在西方，国有化和福利化风潮此伏彼起，向社会主义靠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到了关键阶段。社会主义能否阻止倒退并向更高的目标前进具有决定性意义，文化革命就是在这种国际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如果胜利，必然极大推动世界的社会主义化，反之，如失败势必诱发世界性资本主义回潮。东方的文化大革命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成了左右领军的旗帜。

5、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根源

文化革命严格来说是中国及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其中不但是对新中国，而且是对旧中国、旧世界数千年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反思，是一次对世界经济人的否定，是彻底摆脱动物人的一次认真的尝试。

第二节：文化革命的性质、分期、主要矛盾

1、文化革命的性质、方式、目的

文化革命的性质是一场空前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是真正的劳动群众的革命。是一场新与旧、传统与反传统政治决战，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大革命，是一场对传统社会主义缺陷的修补，是一场阶级大搏斗。

文化革命的方式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新中国的黑暗面

文化革命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克服传统社会主义缺陷，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中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文化革命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外交等众多方面。

在政治层面，毛泽东试图打破一党专政的格局，重新诉求群众的政治参与，把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差别与平等、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等有机的结合起来。为达此目的，毛泽东先采用放的方针造成天下大乱，肃清政敌，锻炼、教育干部和群众；后采用收的方针重新使用干部，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政治结构，和群众中无政府主义和多中心进行斗争，恢复秩序，加强群众监督下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经济层面，全面巩固和发展公有制，扩大共产主义按需分配，限制按劳分配，消灭按资分配，加大公共福利（无失业、住房、医疗、教育基本免费），全面推行政治挂帅，反对物质刺激，艰苦奋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全国一盘棋，优先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文化层面，一切文化为政治思想服务，进一步扫荡封、资、修文化，发展大公无私的工农兵文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干部公仆化，工农兵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在世界观方面开展斗私批修。
在外交层面，争取世界领导权，依靠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孤立、利用第一世界。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2、文化革命的分期

泛分期，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七六年

从更宽广的范围讲，以毛泽东为主角的文化革命可上考到建国前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一九四四年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毛泽东当还没有夺取政权时就已经同传统与当时封资修文化分道扬镳，吹响了文化革命的号角。

建国后毛泽东于一九五一年著《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于一九五四年著《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分别做出《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等，都可看作是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学雷锋、中苏论战等，也可看作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

如果按照泛文革分期方法，可做出进一步判断，文化革命至今还在继续着，斗争并没有停止，只不过处于低潮罢了。

十一或十二年分期

十二年分期是指一九六四年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为文化革命始点，以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终点。十一年分期以一九六五年姚文元评海瑞罢宫为始点，以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经点。

短分期

一九六六五一六通知发布至一九六九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共三年，是具有法律内涵的分期。

文化革命也可看作是一场党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大决战。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到一九六九年九大胜利召开，基本上达到了摧毁刘少奇司令部重组政权等目的。短分期的文化革命划分还有毛泽东的著名谈活为佐证。毛泽东警告全党，不要以为有一次文化革命就太平无事了，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证明毛泽东头脑中的文化革命是长期的、多次数的。因此，第一次文化革命分期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也是成立的。

十年分期

从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热月政变完成。十年分期是反文革势力官方的一种结论，从五一六通知开始到热月政变结束。此论以被社会各届所认可，但在我看来是不准确的。因为从文化革命的基本理论分析，十年中发生的许多事件如林彪事件和热月政变不应属于文化革命范畴，而是文化革命政治力量的内乱。当然，从纯政治角度，在邓小平等看来，文革派的发端是一九六六年，其文化革命主力被歼是一九七六年，把文化革命划定十年不无道理。从此，中国政治主导权易手，方向彻底改变，党内道路、路线斗争以毛泽东为首的走社派惨败而告结束。

3、文化革命的主要矛盾

本来文化革命的主要矛盾不成为问题，按毛泽东的说法是党内资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但在事实上并不完全知此。

文化革命的实际情况是，党内官僚特权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也是非常突出的，甚至超过了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走资派和资产阶级还没完全暴露，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因此，文化革命中所谓反走资往往是放空炮。

所以，我认为，文化革命过程中在理论上沒有提出反封建性的反官僚特权阶级是一大缺陷，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文化革命当中的反走资反官僚的政策界线，以至于江青搞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反后门）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不得要领，江青在理论上如何认识三箭齐发是无法猜测的，但在行动上她反对了封建和资本两大反动力量。也可能是毛泽东从策略出发，有意回避反官僚特权问题，紧抓走资派主要矛盾不放也未可知。

最后，文化革命实际斗争中群众多为反官僚特权，形成打倒一切的风暴是有深刻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的，但这一切是有背毛泽东的理论和战略部署的，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联合官僚特权势力对付打倒一切的干部、群众，其结果也可能出乎他的意料，随着反官僚特权力量的被整治，反走资的社会群众力量也随着一起土崩瓦解了。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1、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突破口

毛泽东为找到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文章”。一个是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中苏大论战，一个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外，在文化艺术领域首先进行由江青牵头的京剧革命，用工农兵代替帝王将相。在教育战线也主张进行改革，以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这些，在党内都没有太大的分歧，包括刘少奇等许多人都赞同，支持在文化领域进行一场革命，并于1965年底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许多史学家没有注意这个情节，即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始于一九六五年。后来，由于彭真等人有意无意地把文化大革命引入了纯学术讨论范畴，毛泽东大失所望，认为北京市已经不是自己的天下，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于是他就就走了，到南方发动左派去了。关于怎么搞文化大革命，彭真当时也不拿不出好的方案，他更做梦没有想到，自己即将成为文革的第一批革命对象。

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导火线源于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编写的、由京剧四大须生之一马连良1965年主演的一出京剧《海瑞罢官》。在此之前，刘少奇说过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案可以重新考虑，彭德怀本人也写了八万字上书给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平反。党内外一些人里应外合，掀起了一股翻案风。毛泽东看了这出戏后，勃然大怒，认定这出戏是为彭德怀翻案的，而他当时认为彭德怀在庐山的案子仍然不能翻。他说：“嘉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于是，毛泽东指示要批判《海瑞罢官》，并秘令姚文元写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由江青亲自秘密带去上海，让《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出来以后，北京没有一家报纸转载，北京市委不让登，电台也不让广播。毛泽东说若不行出小册子试试看，但北京一本都不订。毛泽东最后急了，就给周恩来打电话，让周恩来干预，周批评彭真等说，你们要干什么？说姚文元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你们胡搞、抵制还行？要彭真发姚文元的文章。彭真顶不住了，但是他以守为攻，用写按语办法，把政治斗争引向学术争论。加上之前彭真等五人小组搞的文化大革命“二月提纲”也是把文化大革命往学术讨论方面引导。另外，北京市还有一个以市委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及廖沫沙组成的“三家村”，发表了不少当时被普遍认为是反社会主义、骂毛泽东的文章，影响很坏。导致毛泽东对彭真等人彻底失望，认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一直同中央唱对台戏，于是下决心打倒了彭真。这件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

在文革初期发生的一件事值得提一下，就是毛泽东畅游长江的事。1966年7月16 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长江里游了1小时40分钟左右，之后并发表了谈话：大风大浪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过来的。年轻人要敢于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经风雨、见世面。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无比激动地报道了这件事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当时老百姓并不清楚这件事情的内幕和重大意义。因为在文革之前，年事已高的毛泽东已经主动把国家主席的位子交给了刘少奇，并把中央第一线的日常工作交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自己退居二线，主要抓党中央的方针路线问题。但是，党内外一些人得寸进尺，仍不满意，他们希望毛泽东交出所有权利。当时就有人造谣，说主席身体不行了，将来党的主席也不当了，当名誉主席吧。毛泽东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这个事对他震动非常大，党内同他离心离德的人大有人在，这些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然把他当成最大的障碍。多少年后，有人说当时没有人反毛泽东，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这个情况，毛泽东只好也自己放烟雾弹。毛泽东对老朋友斯诺说自己老了，身体很不好，要见上帝了。这件事你可以到西方去说，公开发表也没关系。事实上，毛泽东的身体很健康。如今，党内尖锐的路线斗争现实逼迫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要站出来说话了，他要力挽狂澜，他要用到长江里游泳这件事向全世界证明，他的身体不是不好，而是很好。果然，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新闻传遍了全世界，也给了中国共产党内高层极大的震动，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2、彭、罗、陆、杨“四家店”问题
彭真是因为二月提纲、三家村的事被打倒的。批彭倒彭时，毛主席没在场，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当时很多人对彭真有意见，最后撤销了他的职务。
罗瑞卿是军人，总参谋长。罗没有反对反主席，但对突出政治他是阳奉阴违的，加上和林彪的矛盾，加上罗瑞卿能力比较突出，在军队里面，他的性格可能不好，管的事太多了，军内的很多的将帅对他都有意见，不止林彪一个人，叶剑英等人都告状，说他不尊重老帅，直接下命令，干这个，干那个，太出风头，得罪人太多。罗瑞卿觉得冤，跳楼把腿摔断了。
陆定一是中宣部长。他的倒台主要是他的老婆严慰冰捅的娄子。从延安时候起，严慰冰就散布说林豆豆不是林彪的孩子，说叶群有男女作风问题等。文革前林彪办公室经常接到许多同样内容的匿名信，把林彪气的找不到北，破案也破不了。巧的是，有一次叶群逛王府井，遇见陆定一的老婆严慰冰，两人话不投机打起来了，到派出所做笔录，发现匿名信是陆定一老婆写的。这个事传出来以后，很多干部觉得陆定一老婆做的太过了，不得人心。人家陆定一都不在乎，你算老几？这是一个导火索，再加上陆定一当时管宣传工作中有不少问题，结果倒了台。
杨尚昆倒台是因为窃听器事件。刘少奇说过，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非常宝贵，他所有的谈话，都应当记录下来。杨尚昆是中办主任，觉得对，就在主席谈话时安装了窃听器很。有一次，一个服务员跟主席谈了这件事，毛主席很生气，说不管是谁，查出要开除党籍、要撤职。杨尚昆也没有说是刘少奇让弄的，自己承担下来，被免了职。
彭、罗、陆、杨作为“四家店”被打倒，是文革初期的重大事件。
3、“二月提纲”与“五一六通知”
1966年2月，彭真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花了很长时间搞了个二月汇报提纲。毛泽东对这个提纲很不满意，把它废除了。1966年5月16 日，由康生主持制定的新的文革汇报提纲被中央批准通过，这就是赫赫有名的“5.16通知”。这个“5.16通知”严肃地批判了彭真的“二月提纲”，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为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关键的一点是，在这个“5.16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一段震撼人心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
“5.16通知”是一个正式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并达成共同意见一致通过的。不管某些人是真同意还是假同意，反正你没有表示反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后来邓小平等人把文革的所有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准成立了新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就是后来的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就成了中央领导文革的书记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中央下达“5.16通知”以后，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南巡去了，还到长江里游了泳。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日常工作，中央决定是由是刘少奇、邓小平全面负责的。一直到毛泽东返回北京，共50多天。
4、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一张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负责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上开始向全国广播，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称赞这是文革开始以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立即在全国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5、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运动
所谓“破四旧”是指破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是指立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红卫兵运动是文革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红卫兵运动的过程分几个阶段。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清华大学附中的一批干部子弟成立的。此后先是北京后是全国的大中学校都迅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1966年8月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中学红卫兵代表。很快，随着学生大串联，红卫兵运动便席卷了全国，甚至波及到了 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地区。这些早期的中学红卫兵，后来一般称为老红卫兵。他们都是清一色的红五类出身，大部分是干部甚至高干子女。他们的主要历史功绩就是“打砸抢”、斗黑帮、破四旧。老红卫兵中的“东、西城纠察队”最有名，他们除了打砸抢外，还是最早“炮打中央文革”，反对江青甚至毛泽东的一群人。
1966年8月，原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老红卫兵贴出了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围绕这幅对联，各派展开了激烈地辩论和斗争。
在老红卫兵运动的“红色恐怖”下，全国有许多干部、教师、文化人士、所谓“黑五类”分子被活活打死、逼死。著名的老舍先生就是被老红卫兵们逼得投湖自杀了
中国文革中真正的红卫兵运动发生在大学里，以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为代表。这些红卫兵是革命造反派，是文革的主力军，也是深受毛泽东和 中央文革支持的。历史证明，文革中的造反派中也有坏人，也干过打死打伤人、武斗等坏事。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对他们进行了表扬，并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武斗问题进行了批评和教育。从此，红卫兵运动退下了历史舞台。不久，包括五大学生领袖在内的大批红卫兵造反派头头在清查“5。16”运动中被审查、关押。“四人帮”被打倒后，许多造反派头头被打成“三种人”，有的甚至被判刑，其中五大学生领袖分别被判处8——18年徒刑。
笔者认为，红卫兵运动之火是毛泽东亲自点燃并助燃的，后来也是他亲自熄灭的。
6、刘、邓领导运动五十六天，文革之火差点熄灭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下了江南，刘少奇、邓小平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在刘、邓看来，文革就是反右，就是在干部群众中抓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在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鼓舞下，各单位的干部群众纷纷行动起来对本单位的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各单位的党委很快瘫痪。这时，刘少奇、邓小平按照共产党搞运动的常规，向各单位派出了工作队和工作组领导文革运动。工作组按照刘邓的指示，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和中央关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方向，把矛头指向了一般干部、群众。工作组一边把许多单位的领导干部打成黑帮，组织群众批斗，一边开始在各单位抓起了右派和反革命。在50多天时间里，各单位特别是高等院校的许多干部、学生、工人被打成了黑帮、右派、反革命、小爬虫等等。特别是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等一大批学生和干部被工作组长叶林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亲自打成了反革命，影响很大。毛泽东点燃的文革烈火眼看就要被扑灭，就在这时，毛泽东返回了北京。
7、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人的汇报。笔者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把他亲自找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谈话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了解了这些情况后，非常气愤，立即召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会议中间，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的大字报彻底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有关决议，进一步指明了文革的方向。
8、“二月逆流”问题
应当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思想虽然被党内多数高官们不理解，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拥护毛泽东和文革的。在毛、刘的分歧和斗争中，他们大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后来他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主席不但在中央搞刘少奇，还要动摇党内高官的利益。他们不明白，如果只是倒刘少奇这样简单的话，毛泽东用不着搞得天下大乱。搞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目的？高干们慢慢明白了，原来主席要反党内官僚阶级，要触及他们的利益。果然，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各级当权派们陆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和冲击，于是他们开始反抗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敢明确反对，便阳奉阴违，支持一帮保守派保自己，打击和镇压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于是，全国各地群众组织就形成了两大派，即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保守派受到官僚集团的支持，结果，全国开始大乱。毛泽东一看不好，便决定让军队介入文革，并要求军队支持左派而不是保守派或者右派。但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军队官兵对文革更不理解，所以大部分部队不但不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保守派打击、镇压甚至屠杀造反派，例如青海军区司令赵永夫就下令开枪，打死了不少学生和造反派。全国形势的混乱和既得利益被冲击导致几个老帅和副总理们忍无可忍，于是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
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日常工作碰头会，会议的原定内容是“抓革命、促生产”和国家经济问题。出席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国务院有副总理余秋里，中央文革小组有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江青知道这个会上没有好戏，没有参加。至于聂荣臻、谷牧和关锋、戚本禹四人没有通知到会。
　　还没等总理宣布开会，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按捺不住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的强烈不满，便你一言我一句地议论了起来，随即大发雷霆，发了许多牢骚和脾气。陈毅、谭震林、徐向前首当其冲，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随声附和，李富春当时未发言。陈毅本来对林彪有看法，说的话最厉害：“斯大林搞出了赫鲁晓夫（意思是提拔重用为接班人），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子了？”谭震林指着张春桥的鼻子，大骂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和红卫兵造反派惟恐天下不乱，喊道：“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反革命！老子革命了一辈子，现在成了反革命，老子不干了！”抓起公文包就走。周恩来拍了一下桌子，喊道：“回来！”谢富治不停地说：“谭老板，不要这样嘛！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徐向前也气得拍了桌子，说：“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叶剑英也讲了许多批评中央文革的话，但没有拍桌子，更没有拍断掌骨。拍桌子伤了掌骨是在京西宾馆的另一次会议上。会议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7时，中央文革的成员成了“出气筒”，发言不多，处于守势，只是不停地记录。周恩来在会上左右为难，不停地劝老帅们不要发火，有话慢慢说。
　　这就是所谓1967年2月老帅、副总理们“大闹怀仁堂”的 “二月逆流”事件。
　　会后，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向江青和毛泽东汇报了会议内容。毛泽东开始听着只是笑，当听到陈毅说赫鲁晓夫的话时，毛泽东火了，大发雷霆，并讲了许多严厉的话，包括要回井冈山打游击之类……
　　1967年2月18日晚，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陈毅、谭震林等人进行了严厉地指责和批评。
　　随后，在中央文革的指挥下，全国立即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老帅和副总理们一个个受到了不同程度地冲击和批判，但毛泽东最后并没有打到他们，在国庆节的时候，他们都上了天安门。
　　后来，林彪死后，毛泽东主动否定了“二月逆流”事件。他说，老帅们有意见，在中央的会议上公开讲出来，这是党章上允许的。后来，胡耀邦首先把“二月逆流”称作了“二月抗争”，不久，邓小平正式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9、武汉“7·20”事件
1967年6月初，全国一些省市已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但有些省两派仍在打内战，武斗严重，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毛泽东主席很着急，他建议，有的省可把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请到北京来谈话，解决问题；有的省可派中央代表团下去就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对西南地区比较担心，他听说四川、云南较乱，便决定派谢富治为团长组成中央代表团去西南“救灾”。代表团成员有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立金、广西革委会主任李再含等人和四个北航红旗学生。1967年7月13日，正在西南重庆处理问题的谢富治、王力突然接到周恩来总理紧急电话，要他们马上赶到武汉有重要任务，到武汉后才知道毛泽东主席要来武汉亲自处理武汉问题。國學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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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武汉地区两大派斗争激烈。以工人为主体的“工总司”和以学生为主体的“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和以老工人、党员、专业军人为主体的“百万雄师”保守派势不两立，打得很厉害。而以陈再道为司令的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坚决打击甚至镇压造反派。造反派也不甘示弱，致使武斗不断，形势大乱。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认为“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武汉军区“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历史的事实是周恩来在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第一次代表中央宣布了这些意见，而不是后来一直当替罪羊的王力。
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某些官兵和“百万雄师”一些群众因对中央的决定不满，围攻和冲击了毛泽东主席和谢富治为首的中央代表团驻地东湖宾馆，抓走并打伤了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和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等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也被打伤。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轰动全国、全世界的武汉“7·20”事件。國學劄記xM*x[1]q e
公安部长谢富治和文革小组大员王力奉命去武汉保驾，结果不但没有保成，“钦差大臣”·王力反而被打伤并抓了起来，毛泽东主席被迫离开，这还了的？中国古今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这种“奇迹”。最近徐海亮写的《东湖风云录》和戴维堤写的《逝者如斯》书中对“7·20”事件都做了详细地、真实的论述。
武汉“7·20”事件，一派群众和军人造反，抓了中央大员，迫使毛泽东主席逃离武汉，这件事就闹大了。周恩来几次往返武汉救灾，处理危机，总算把王力救了出来。陈再道到了北京之后，被批斗。吴法宪说主席在那里，你不保护，还抓中央代表。你这是造中央的反，你才是反革命，我锤死你，并打了陈的耳光。
“武汉事件”后，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热潮。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亲自批准，武装了“北航红旗”，发给北航数千支枪。全国许多军区由于之前支持保守派打击镇压造反派而遭到了造反派地激烈反击和冲击，全国顿时大乱。
毛泽东主席后来冷静下来后认为，如果陈再道真要造反、叛乱，我肯定从武汉出不来。陈可能没有指使部下闹事，但他也没有制止。于是仅仅罢了陈再道的官，留在北京保护了起来。“武汉事件”对毛泽东主席的刺激很大，他发现不是所有的军队和群众都听他的，他的话不再是“圣旨”，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从此，他老人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文革策略。
笔者认为，“武汉事件”类似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改变了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抗战策略。张学良把他一抓，为了活命，不得不答应条件，和共产党联合抗日。“武汉事件”，提醒毛泽东军队不好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他的名言，怎么忘了呢？在“武汉事件”之前，毛泽东的文革既定方针是坚决支持革命群众造反，支持左派即造反派，甚至要武装左派。可是“武汉事件”迫使他改主意了，发现文革的仗不好打，不能这样打下去了，于是决定撤退，并说了一些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要团结、联合等。毛泽东迫不得已地撤退，实属无奈之举，是暂时的战略性调整，他的文革目标和总战略思想是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的。
战略调整就要作出牺牲。果然，“武汉事件”后不到几个月，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冲锋陷阵、劳苦功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成员就先后被当做替罪羊关进了—秦城监狱，这就是政治斗争。
关于“武汉事件”后毛泽东主席的收兵决策或者说战略调整对不对，许多文革学者是认可的，但我觉得未必。陈再道这类文革反对派再厉害，也没有办法彻底改变毛泽东的文革即定方针，后来的林彪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当时以“武汉事件”为鉴，在全军、全民中开展一场文革理论大学习、大教育运动，给军界中高层军官彻底洗脑，让他们理解并坚决拥护中央的决策，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当然，毛泽东和中央也必须吸取教训，纠正文革中的某些做法和政策，特别是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做法。这样，文革照样能按照毛泽东原来的意图顺利进行，并取得最后胜利。
10、文革的深化、政府危机、激进派问题
随着文革深入，文革派染指一切。除了倒刘、邓及其部下，还有人要倒周恩来，倒政府，以及倒军队一小撮。文革激进派认为，文革将继续进行下去，趁着这样的机会，要贯彻5.16通知的精神，把党里面，政府里面，文化界里面，军队里面的修正主义都端出来，他们自认为是彻底的革命派。他们到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打倒周恩来，冲击外交部、火烧英国代办处、抓军队一小撮等，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使毛泽东四面受敌。加上武汉事件，迫使毛泽东做出决策。
11、毛泽东的战略调整
笔者认为，从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并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之后，红卫兵运动基本终结，中国文革进入了调整期。影响毛泽东对文革战略进行调整有如下因素：一是国际上中国正陷入美苏南北夹击态势，二是党政军内反文革势力混合挑战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如“二月逆流”和“武汉事件”，三是文革极左势力四面出击，搞得天下大乱。
怎么调整？得找切入点。为了缓和主要是军界的不满和压力，毛泽东采取了丢卒保车的策略。一方面把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抛出来当了“反军乱军”的替罪羊，随后又开展了 抓“516”运动，军管会、军宣队反文革势力乘机把文革中为毛泽东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红卫兵造反派头头和骨干积极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从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前途一片渺茫。
实际上，文革中造反派被整，有很多次了。第一次被刘少奇整，第二次就是抓“5·16”运动，反多中心，以后又有抓“三种人”等等。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文革的全部内容就是整刘少奇和造反派过程，整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本意，整造反派是迫不得已。这个说法看来基本正确。历史上，造反派或改革派在历代官僚体制内都不受欢迎，属于异类，历史上的造反派和改革派大都没有好下场。农民起义不说，封建体制内的法家改革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晚清的戊戌变法等，其积极分子下场都不太好，像谭嗣同等人就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了头。党内有这个派，那个派，那个造反派是不属于党内的，所以林彪的军界、周恩来的政界对镇压造反派都很卖劲。在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上，党内外多数人至今是观点相同意见一致的。笔者认为，只有马克思、毛泽东才是真正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文革中整造反派并不是毛泽东本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违心之举，是政治家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而已。
12、中共的“九大”
九大前夕，虽然中央文革的王、关、戚已经被清洗，但造反派已经基本控制了全国的局面。在中央阶层，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彻底垮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力量和权威空前提高。除了对毛泽东及其文革路线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外，掩护毛泽东、支持文革又掌握军权的林彪集团和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集团的威望和权力也已经形成。地方上，全国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人大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少数领导干部站到了文革派一边，如山东的王效禹，山西的刘格平，河南的刘建勋、纪登奎，吉林的吴德，北京的谢富治等，都成为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随着各省市（除台湾外）夺权工作基本完成和革命委员会的相继成立，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召开九大的时机已经成熟。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会议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党员约2200万人。林彪作政治报告，并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总纲。九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其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3人，不到九届中委总数的五分之一。九大的中央委员会组成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
彪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林
彪
陈伯达
周恩来
康
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林
彪
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
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从上述名单可以看出几个问题：一是林彪是唯一的中央副主席；二是常委名单中周恩来竟然排在了陈伯达之后；三是除了元老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董必武、李雪峰外，其余全是林彪集团成员和文革派。这的确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共九大发生的几件事值得研究，一件是起草政治报告发生了风波。报告起草的时候，本让林彪牵头，林彪也不会直接写什么东西，请陈伯达写，稿子写的很慢，毛泽东很不满意，另叫康生、张春桥等也写。陈伯达的稿子有人说是跟林彪商量的，认为九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到经济战线上来，搞一段生产，主席不赞同。最后主席拍板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采用了张春桥的稿子。
第二个是选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江青少得了五票，还不如叶群。她怀疑是林彪的几个死党搞的鬼，她很不满意。这说明在召开九大的时候，党内也很不安宁，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矛盾已经产生。所以主席在讲话的时候，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当时不要说老百姓，就是党内高级干部们也不知道毛泽东号召团结起来的真正含义。他指的团结就是不论江青也好，林彪也好，党内各个同志都要顾大局，要团结，否则的话，要出事的。所以，我认为，中共九大期间，在关于革命和生产的问题上毛泽东已经对林彪和陈伯达有了看法。
九大的时候，中苏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咱们叫做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了一个漂亮仗，回击了苏联的边界挑衅，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志气。为什么提这件事？就是林彪当时认为苏联军队随时会对我发动全面进攻，中苏战争很可能爆发。因此没有同毛泽东商量，变发了个一号令，决定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解放军许多部队迅速进驻中蒙、中苏边界地区。林彪已经是唯一的中央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又是国防部长，负责国防安全，发号令也正常。事先不和毛泽东商量，毛泽东当然很不满意，就把林彪一号令的原件烧了。我认为这件事也为毛泽东和林彪后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13、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
庐山似乎是个是非之地，总出大事，被人称为政治山。中央在庐山开会，出了两次大的事件，第一次是因为彭德怀，第二次是因为林彪。
关于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有关情况，已经有大量的资料和书籍公开发表，不再详述。本文简单地谈几个问题。
1：庐山会议议程本来有三项，一是批准四届人大报告稿，二是讨论经济，三是战备问题，这是正式的会议日程。然而正像1959年的庐山会议被彭德怀的万言书扭转了方向一样，这次庐山会议也被林彪讲话扭转了方向。
2在会议上林彪突然放了一炮，他在讲话中中一是继续鼓吹天才论，继续吹捧毛泽东，二是主张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兼国家主席，表示自己不愿意当国家主席。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吴法宪等人坚决支持林彪讲话，而张春桥因为事先有毛泽东的支持，发言不同意林彪的讲话，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也不同意林彪吹捧毛泽东的那几个副词。于是，会议上炸了锅。与会者包括汪东兴在内大都支持林彪和陈伯达的讲话，纷纷批判张春桥。
3：毛泽东表示支持张春桥，不同意林彪和陈伯达的讲话，并把陈伯达作为马列主义政治骗子和坏人抛出来打倒了。于是，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公开暴露，由此改写了文革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
多年以来，许多研究者和国人一直解释不清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草率地把自己刚刚树立的接班人林彪和共事30多年的政治秘书、刚刚提拔为第四号人物的陈伯达推向了对立面？就算鼓吹天才论，就算主张设国家主席，也成不了敌我矛盾，批评纠正一下也就完了，总不至于打到吧？难道毛泽东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吗？。
庐山会议发生的情况表明，党内新的斗争势在必行。至于毛、林矛盾的起源究竟在哪里，有些什么矛盾，现在也没有人讲清楚。笔者认为，关于“一号令”、搞个人崇拜、鼓吹天才论、搞四野山头主义、主张设国家主席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是毛泽东默认的，有的实在算不上什么问题。庐山会议矛盾大爆发，毛泽东大发雷霆，可能连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张春桥、江青等人也没有想到。无论如何，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要激化矛盾，把林彪拿下有复杂的政治因系。
14、毛泽东的南巡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又南巡去了。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必然，凡是中央要出大事，毛泽东就离京南巡。南巡的目的是就林彪问题向外地的党政军要员“吹风”，动员他们跟林彪划清界线。毛泽东反复强调，庐山会议的事没完，政治骗子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有后台。还说我的话你们不要向北京传，谁传谁犯错误，还领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毛泽东南巡的目的就是争取干部，给林彪施加压力，让林彪表演，自己跳出来，然后再收拾他。只能这样解释。至于要地方官员们保密，是不可能的，肯定有人会向林彪通风报信，毛泽东需要的正是这个。
果然，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很快就传到了林彪耳朵里。林彪当时反应是“如雷贯耳”，还是早有预料就难说了。总之，随后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林彪叛逃事件。
笔者分析，从后来的许多情况看来，毛泽东当时要拿下林彪，并不一定是要彻底打倒他，而是取消他的接班人地位和军权，可能还让他当中央常委。林彪只要像邓小平那样，卧薪尝胆，诚恳检查，“永不翻案”，肯定能躲过这一关。但林彪就是林彪，他不是邓小平，不是真正的政治家。
关于林彪儿子林立果及其林彪死党搞的许多叛逆活动以及密谋杀害毛泽东的罪行，已经人人皆知。
15、林彪叛逃
按照官方的说法，林彪叛逃出走，折戟沉沙，葬身异国，这且不说。对林彪的叛逃，笔者的疑问很多，一个问题是，9月12日毛泽东回到北京，9月12日晚上，林彪睡觉前吃了安眠药，这件事是林彪的秘书张云生、林立果情人张宁、林彪的女儿林豆豆谈话或回忆录中交代的，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写回忆录证实了这件事。当时如果林彪想发动政变，想凌晨逃跑，还会吃安眠药妈？这是一个疑点。
第二个疑点是，那天晚上林彪一家仓惶叛逃，有没有什么诱发原因？当晚周总理打了两个电话，电话内容至今谁也不知道。在凌晨左右，周总理给叶群打电话，有的说法是追查飞机的情况，还给林彪卫队长打了个电话，估计和林彪的事有关，这里面的文章就大了。林彪想走，据说是需要卫队长，需要他的司机，需要他的做饭的，他听这三个人的，叶群的话他不听，所以总理给卫队长打电话。我的想法是，如果总理打电话命令机场有关部队，绝对不能叫叶群和林立国把林彪绑架走，林彪是走不了的。这些都没证据了，但是我想，中央如果采取了断然措施，林彪要逃跑怎么也走不了。所以这个问题实在值得研究，为什么没有这个措施？
再一个疑问是叶群和林立国慌里慌张跑到林彪那密谋，林豆豆派人探听见到了林掉眼泪，林说我至少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我的分析是叶群和林立国干了很多的坏事，事先林彪未必知道。害主席这样要命的大事，林让儿子去干，不合常理。可能是周总理的电话，逼着叶群他们跟林彪说了实情，所以林彪必须在短时间内决策怎么办。事实上，林彪在走的时候，飞机领航员等都没有带齐，林彪也没有用大梯子上去，他用小梯子爬上去的，8341汽车在后面追，飞机强行起飞。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文章，很难说清。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实在难以解释。林彪的飞机强行起飞之后，开始并不是向北飞而是往南飞。总理随即下了禁空令，关闭了全国所有的机场。这件事我至今不相信是事实。结果，林彪的飞机在空中转了约一个小时后才向北方飞去，这不是把林彪逼上梁山吗？你想下来，对不起，别下来了，到你该去的地方去吧……林彪叛逃之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长叹一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道像是毛泽东的口气。为什么不采取坚决拦截措施？是一个迷。
16、林彪事件后的党内力量评估
林彪事件的发生，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内伤，他的身体从此都垮了。对文革来说，等于在全国、全世界人民心中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对林彪集团来说，是身败名裂；对江青的文革集团来讲，是明着得分，暗着失分；对周恩来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尽管他的威信因此空前地提高；而刘少奇和邓小平这边是暗暗窃喜，陈毅等老帅和副总理们是欣喜若狂。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开始了一定的反思。他开始重新启用一批老干部，这些老同志从红军时期，就跟着他浴血奋战，建国以后，老干部跟不上队了，但是对他还是有感情的。毛泽东认为，林彪整天表面拥护我，最后害我，真是人心莫测。他首先给“二月逆流”平了反，又陆续解放了许多老干部。从此，党内的左右派力量发生了一些变化 。
17、批林整风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为了向全党全国有个交代和说法，也为了肃清林彪的流毒，中央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关于林彪到底是左还是右问题上，党内外许多人看法有分歧。周恩来认为应当批林彪的极左，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认为林彪是极右，叛国投敌，右得不能再右了。笔者认为，林彪多年以来的言行，包括突出政治、学毛选、四个第一、天才论、顶峰论以及文革中所做的事，全部属于左的，所以周恩来要批林彪的左。周哪里想到，这样批下去，要批到文革和毛泽东头上，这是毛泽东所不允许的。笔者回忆，当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似乎不了了之。
林彪事件发生后，有一个人最高兴，这就是已经被打倒的邓小平。邓小平以政治家的眼光和思维，果断出击，给毛泽东连续写信，一是大谈文革的伟大成绩和胜利，坚决掩护党中央毛主席对林彪事件的处理，二是诚恳地、痛心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表示永不翻案。最后表示自己身体很好，希望主席给点事干干，当图书馆管理员也可以。毛泽东把老邓的检讨信向全党全国公开了，并讲了邓小平许多好话。不久，邓小平就东山再起了。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就是批判林彪罪行、清理林彪集团死党及其有牵连的人和事过程中，也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所谓林彪山头的人，有牵连的人整得太多了，导致军队特别是空军系统中文革的支持者大都遭到了审查和清洗。这样做的后果在毛泽东逝世后立即显现了出来，这可能是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始料未及的。
18、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复出
为什么把批林和批孔的问题相结合，有人说，批孔就是批周（恩来），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我想毛泽东的本意绝不是要批周。当时林彪集团刚垮台，正是需要人的时候，周恩来是全国的大管家，毛泽东离不开他。这点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笔者认为，毛泽东把林彪问题看做极右，起码是形左实右，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孔老二思想是保守的，也属于右的。林彪本人是尊孔的，常常把孔子的一些话奉若神明。因此毛泽东要把林彪和孔老二联系起来批，目的主要是提倡法家思想，教育干部群众树立造反精神。至于周恩来当然也是尊孔的，可说是当代的大儒，但毛泽东的矛头不是对着他来的。至于后来的“四人帮”对总理有意见，属于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正所谓党内有党，党外有派，不足为奇。后来官方御用秀才们把对周恩来有意见就说是反总理，就是反革命，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成是恶人先告状，告黑状，实在是欲加之罪，不能服人！中国历史多少年来，一贯奉行中庸之道，只要对当官的——更不要说领导人了——有意见，提意见就是犯上，就是刁民、坏蛋、右派、反革命。
林彪事件后不久，邓小平就复出了，并不断被毛泽东委以重任。个中的原因，一是邓小平历史曾经和毛泽东同时被左倾路线迫害过，曾经是“毛派的头子”（毛泽东语），劳苦功高。二是建国后一直是书记处总书记，成绩和功劳也是大大的有，文革中的错误又彻底检讨了。如此人才，不用岂不是浪费！有不少御用文人说，邓小平是周总理请出来的，这话仅对了三分。没有派性和偏见的人都知道，中国文革后期许多老干部的复出，都是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执行的。后来许多被解放的老干部只感激周恩来，对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实在是没良心。
林彪事件以后，中央权力出了“真空”，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是让邓小平出来，制约党内其他的力量，包括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出来以后，据说也批评过周总理，甚至批的比较厉害，个中的原因当然见仁见智。很快，毛泽东就封了邓小平四个官：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
在批林批孔当中，发生了江青反后门的事，叫“批林、批孔、批后门”三箭齐发。江青说叶剑英等老干部走后门，破坏了上山下乡，提出反对走后门问题，结果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问题的真相是，本来当年上山下乡大家都一样，知青队伍很稳定。后来发生了大批走后门现象，许多干部子女特别是军队高干子女为了逃避上山下乡纷纷走后门当了兵，导致知青队伍人心不稳，这是事实。毛泽东认为不要干扰批林批孔的大方向，于是随便说了句“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走前门的也有坏人”，批评了江青。后来这一条成了江青反老干部的一条罪状。但是，历史有时候往往开天大的玩笑，江青当年提倡反对“走后门”，反对党内的不正之风，有什么错？现在看来，怎么说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笔者认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文革后期大量出现的走后门这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内腐败现象的开始。江青最早提出反对走后门这种不正之风，千秋功罪，自有老百姓和历史评说。
批林批孔结束以后，党内斗争没有分出胜负，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四届人大的组阁，江青想参与，毛泽东不同意，仍然让病中的周恩来组阁，这说明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最后情分。从此，江青的文革集团开始走下坡路。
19、一九七五年评水浒
当时的背景是中央内部斗争达到了空前复杂化。邓小平由反周变拥周，由承认文革到否定，大权在握、有恃无恐。连王海容，毛泽东的亲戚，都倒戈成投降派了，经常为小平通风报信。后来，毛泽东不再用他当联络员了，什么事她都往老干部那汇报，王海容知道主席的身体不好，活不了多少时间，所以她有私心，想留个后路，有时候给人家通风报信。更严重的是江青本人，因批经验主义、把批周当成十一次路线斗争等在政治局遭四个多月的批评，围攻，毛主席也只能冷眼观看，一时间谣言满天飞，我具体讲一下，我当时在工作的地方，我都听过江青的很多的谣言，江青如何在上海是三流演员，如何在延安投机，如何拆散毛泽东和贺子珍，等等。这是江青、毛泽东活着的时候盛传的谣言风，这个风从哪来的？肯定是党内有人故意制造的谣言。主席说江青不会团结同志，希政治局帮助她一下，谁能想象会进行四个多月的内部批判，那可是主席的夫人，许多人是想办主席难堪，想气死主席。我上次讲了，周总理在这次事情当中，受到了很多的冤枉，老同志希望总理支持他们，结果总理不支持他们，反对他们那样长期的批评江青，而且到政治局会议上阻止未果，周反对组织这么多批江会议，而且跟他们说，你们这样要犯错误，但是总理也没跟主席、江青汇报、通报，闹的江青怀疑他是邓小平的后台。当时的党内斗争非常复杂，主席在这个背景之下，提出了一个评水浒的问题，大意是批党内一些人成了投降派，是宋江式人物，打农民起义军方腊。但是，评水浒在舆论上搞，实际上也没起太大的作用，评水浒是70年代很重要的事件，没有达到目的，只起到了一个警告的作用，争取一部分干部，这是毛主席的一次反击，对此，许多文革研究者忽视了。
20、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
毛泽东一直在做努力，没有放弃斗争，让张春桥写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主要内容是要把专政扩大一切领域，让姚文元写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挖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根源，大做理论准备，想为掀起一场更深刻的革命运动做准备。
21、反右倾方案风和4.5事件
右倾翻案风由来以久，一九七五年是个高峰，邓小平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全面整顿，江青被围攻。
周总理在76年病重逝世。在此前后发动的反右倾翻案风搞不下去，各地的高干子弟在总理死后，决心放手一搏，利用纪念总理这个事，在天安门广场搞了一个4.5事件，这个事件爆发的起因，表面看是因总理追悼会的规格低了，实质上这是一个生死较量，用周总理压江青，影射毛主席，利用民众拥周之心，制造、扩大这个事端，中央被迫采取的措施是用民兵将事件参与者驱散了，基本上和平解决了4.5运动，虽然有人说死了多少人，其实没有一个。这是反右倾的方案风的最高潮，在总理逝世以后，邓小平搞的4.5运动，加速了矛盾的激化，毛泽东必须做出临死之前的重大的决策，断然废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条，迫叶剑英养病休息。
有人认为江青她们在处理周的问题上有失误，应该明确重视周总理丧事，我个人认为，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既使抬高规格也不行。这场斗争是反文革势力的发展必然结果，迟早要发生，规模有大小罢了。
22、毛主席生前最后战略决策
毛泽东有三个办法。
第一条是做三足鼎立的安排，让华国锋居中，令小平、剑英居右，江青、春桥居左，华国锋如果有邓小平、叶剑英都在中央的话，也不至于闹内讧。华国锋这个螳螂发现身后没有了黄雀，所以敢于扑蝉，因为当时叶剑英和邓小平都不在政治局常委位置，因为他知道抓到了四人之后，他可独掌政权，此野心和短见害了他。
第二条是毛泽东决定让江青当主席，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委员长，毛远新当中办主任，不记后果，放手一搏。这种决策可能最好，根据我个人对中国官场研究，中间派居多，容易随风倒，如江青当主席，未必有人能造成反，华、汪一类可能表现最拥护。
第三条是后来采取的结果，是一方面把邓小平放边了，解除了一切职务，并未置于死地。，另一方面，让叶剑英回家休息，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也是留下伏笔。这边就是华国锋当国务院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毛泽东临终做的决策，我分析这是一个万权之策，行遵义会议的故事，他希望江青、春桥做毛泽东，华国锋做张闻天，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邓小平集团。然而，江青不是毛泽东，华国锋也不是张闻天，华国锋奴才欺主，改变了历史走向。
主席自己也没把握，说了很多的遗言，说他这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打日本人，打蒋介石，成功了，赞同的多，反对的少，第二是文化大革命，反对的多，拥护的少，希望老干部高抬贵手，造反派要尊重老干部。毛泽东说，老干部我是最老的，他怕老人和新人发生冲突。如不成，则血雨腥风，这是他临终的遗言。
还有一条就是让邓小平接班，条件是要保证和江青等文革派握手言和，起码要留面子，留出路，别斩尽杀绝。
23、毛泽东逝世举国悲喜，各路人马枕戈待旦
到9月9日，人类灯塔熄灭，毛泽东逝世后，亿万人民痛哭流涕，少数人暗自惬意。毛泽东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没料到的两个奴才翻了大浪，果然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宋江和方腊打起来了。华国锋、江青等都是靠文革出来的，江青她们是文革中的激进派，华国锋他们是温和派，本来应该是中左与左派联合执政的局面。邓小平已经不在位了，叶剑英也回家了，这个形势很好，这个好使华国锋产生了一个个人独裁的想法，我想华国锋这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当一把手，他想用强力解决一把手的问题，这个想法害了国家，害了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24、华国锋取下策，中国历史逆转
关于华国锋与江青矛盾激化责任的问题，有许多同志指责江青等末处理好同华国锋的关系，理应全力支持华国锋，看似有理，但不明内幕。华不是接班人，他心知肚明，江青再配合也不会配合华当党政军英明领袖吧！华国锋是得垄望蜀，当了中央名义上第一位的领导兼总理之后，野心大膨胀，所谓利令智昏一词最适合他。本来他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偏取了下策。
主席百年后，华国锋有上中下三策，但是他采取了下策。
我认为上策，他上来了之后，不抓四人，而把叶剑英和邓小平提上来，保持江邓之间的力量平衡，华国锋当裁判，让两个球队踢球，当然，此计难成，江青会阻止。
还有一种办法，华国锋作为政治家来说，斩首都斩首，左右开弓。策划的好，也可能这样做，一边抓四人，再抓邓叶李，此为中策。
最差的就是他决策的事，他自己斩首一边，然后自己没有基础，因为他是文革派，斩首四人帮以后，就没有基础了。另一边存在，势必反扑，所以华国锋最终落败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没有社会基础。小人能乱国不能治国这句话，反映在华国锋身上非常适用。
我澄清几点，采取这种激烈的办法解决党内矛盾，我很不赞成，违反了党内操作规则，违反了党纪国法。用强力的办法，抓四个中央常委，干什么？方法不好。再一个过程也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不是有人说，邓、叶起了多大作用吗？其实，叶剑英、邓小平起不到决定作用，邓小平当时不在位，跟他没关系，叶剑英当时也是让他退休，他参与早不了，是后加入的，所以始作俑者，肯定是华国锋，不是别人。
华国锋当了党政军一把手以后，为了自保，先后牺牲了大将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后来跟邓小平做斗争的时候，很快就落败了，因为他牺牲了许多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也下台了，文化革命整个过程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反对文化革命的力量，以大获全胜而告结束。从此，中国历史发生逆转，在探讨一个跟毛泽东完全相反的道路，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所谓改革开放这个新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道路。
对“粉碎四人帮”事件，当时国人大部分叫好，这不奇怪。一是当时华国锋有“上方宝剑”，即据说是毛泽东的亲笔“圣旨”——“你办事我放心”和“按既定方针办”。二是“四人帮”确实干了一些不得官心的事，整人太多。但是，感情不能代替政策，更不能违背法律。用背后密谋、突然袭击的方式把政治局委员、常委、党中央副主席抓起来的做法明显是违反党章和法律的。这明显的小儿常识却为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人物所不懂。
华国锋名副其实地篡党夺权之后，自命“英明领袖”，忘乎所以。他继续坚持“两个凡是”，自以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就能把13亿人口的中国治理好。岂不知，“螳螂捕蝉，麻雀在后”，在与东山再起的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人的较量中，明显不是对手，节节败退。为了自保，他先后牺牲了大将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最后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乖乖地交出权力，灰溜溜地被人家轰下了历史舞台。
第四节、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文化革命是一个新的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次探索，使中国及世界出现了大光明，可惜失败了，从此，中国与世界进入了大黑暗。笔者以为，对于当代仍怀念和期盼大光明的人们，切不可一味怨恨走资派的复辟，声讨修正主义，而更应深刻反思左派内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这方面的反思还远远不够。探讨文化革命产生和失败，是不是像现在很多学者说的一样，是必然的由于客观的原因？还是毛泽东等人的主观原因？或者二者兼有？这个东西要分析一下。我的看法是各种因素都有，国际、国内、理论、实践因素都有，是综合因素。客观派所列原因也有几条，一个是所谓的历史条件不成熟，另一个确实来讲有一个客观的力量对比，还有理论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主观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等主观原因。
1、力量对比问题
从政治学的角度，力量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组织。文革中右派组织（官僚集团）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而毛主席的重新组织左派队伍愿望却基本落了空，文化革命中后期左派的基础群众组织先后被解散，其结果自然是有组织和利益相统一的右派完胜无组织无利益共同体的左派。
从领导层来讲，拥护文化革命的始终是少数。
新中国成立以后，改朝换代了，但是最后对大多数闹革命的人来讲，像历代农民起义一样，起义的时候打出革命的旗号，跟老百姓说，反动派骑在你们头上不合理，要造反，要革命，要起义。等起义等成功后领导起义的人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中国几千年的农民起义不断，都是这样的结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次伟大的民主革命斗争，事实上也落入这个局面，把骑在人民头上的大小蒋介石赶下去，自己骑。不同的在哪？就是领袖毛泽东不想骑，他不但不骑，还反对别人骑，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文革本质上就是要解决党内既得利益的集团，他们做了官，就想当老爷，就想挣高工资，就想有服务员和汽车，就想走后门，就欺负人，就想发大财，搞资本主义。毛主席想，这样下去不是还不如不革命吗？你骑在人民身上和蒋介石骑在人们身上不是一样吗？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他不想，但是在党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拥护毛泽东的人是少数。从革命道理上说，大房子、军衔制、高工资等该取消，但大多数的高级干部不赞成。党内降工资，大多数人不赞成，我是知道的，当时定工资拿许海东大将做例子，哭哭啼啼找主席，说自己人口多，降工资不够花。毛主席很怀念延安时代的大锅饭、供给制。但是大多数人不同意，后来跟周总理商量了一下，别定那么高，最后还是高，一级干部定了600多点（毛主席后来实际上拿400多），最低的二十几级干部20多块钱，相差30倍，你以为现在的工资差别大，历史上就不大？不对！30倍的概念是什么？你现在挣500块钱，国家一级干部相一个月就相当于挣15000了，差别不是现在就有，那个时候就想扩大化。党内多数领导对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包括现在很多学者、学生，始终不理解。主席搞文革说到底就是很简单，他同身边的吴旭君说的话，很说明问题。革命死了几千万人，为了什么？你们想过没有？我是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说共产，要革命，我们为人民服务，我们要老百姓翻身做主人，结果主人不是老百姓，是你们当官的。主席说这不行，要想办法解决。
毛主席的办法一开始是以教育为主，例如一九五六年的整风就是教育干部不要脱离人民，但毛主席失败了，他想整干部，反官僚，结果官僚干部不但没整下去，结果把反对官僚人的整下去了，就是反右派。许多人不明白，反右其实是少奇、小平同志挂帅的，毛主席没有反右，他要整风，矛头向上，少奇他们是相反，矛头向下。
一九六四年社会主义教育惨叫四清运动的时候，也一样。毛泽东要整党内当官的走资派，毛泽东的矛头就是对着党内，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搞四清四不清，矛头对着群众，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不解决问题，主席一看不行了，教育不行了，和平的方式不行了，所以就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这个文化大革命不讲了，时间展开了不好说。总的来说是点燃了，你们有机会可以看，我是过来人，那时候的革命劲头很大，毛主席很受欢迎。为什么？举个在座的多数人能理解的例子，当时八九年反官倒，如果邓小平同志要发话这样说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所有人肯定喊邓小平万岁，邓就和毛一样了。老百姓对官僚的压迫多少年不满了，谁反腐败都会得民心。从各个层面，文革都有广泛的基础。感到有官僚压迫，大学的学生是这样，工厂的工人是这样，农村的农民是这样。用毛泽东的话说，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贫下中农阶级是根本对立的阶级。官与民的矛盾已经尖锐化，是文革能发动的基础。毛泽东不是神，他的主张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毛主席把话说到人们心里去了。所以一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尽管党内困难重重，毛泽东在党内虽然是少数派，他直接和广泛人民群众挂钩了，就把反对派打的落花流水。这个挂钩用斯大林的故事讲，斯大林很多话我不赞成，但是有些话不错。他举神话为例，说明政治家和人民的关系：有个叫安泰的神，和大力一接触，元气就恢复了，共产党的力量在哪？在群众中间。后来文革发生了一些的变动，在过程门中，有些力量出现一些变化，内战兴起，毛主席也控制不了的局面，再加上武汉的“720事件”，改变了主席的战略，由放变成收，由革命变改良，我的评价相当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改变的蒋介石的先安内决策，他消极抗日方针已经确定下来了。等八年抗战结束的时候，再想消灭共产党和毛泽东谈何容易？毛泽东几万人的时候他都没法治，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有百万大军在毛主席手上掌握着呢，所以蒋介石最终落败。
这个文化革命主席很作难，他对全党的干部想教育一下。不是想把他们怎么样，五一六通知要把混进政府、军队、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端出来，有一些学生、干部忠实的执行这个文件，党内以找到了刘少奇，政府就想到周恩来了，要倒周，冲击外交部，火烧英国代办处。可是你不知原来在和刘少奇斗争的时候，毛泽东在党内还能获多数人支持。大多数人知道党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枪杠子出的政权。毛泽东的时候许多战将没掌大权，反叫白区工作的人如刘少奇等掌大权，很多人不服气，你们凭什么做大官？所以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党内的主力，倒不是江青她们，因为她没有发言权，只能旁听，叶帅、陈毅等就冲在前面，骂的刘少奇他们狗血淋头，打倒刘少奇的主力在党内当时是军队的干部。可是后来地方诸侯受到广泛冲击，文革格局就变了，军队干部多数开始不满文革，陈再道武汉这个事反映了军队的对抗情绪。军队许多干部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糊涂的认为，打倒刘少奇就完事了，文革还搞下去干什么？这不是反党吗？所以不少人就不理解毛主席文化革命不是为了打倒刘，而是全面的反修、防修，于是就开始对抗。武汉7.20这个事对主席的影响比较大，后来主席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等于是做了一种战略调整。为什么要调整？是党政军力量对比不行，文革派是少数派。
群众力量问题
从本质上讲，群众拥护文化革命是多数，但对新特权阶级认识不足，出现了不少保守派，说明群众有个教育、经验和组织问题。革命群众不能有效组织起来就不成为力量，教育不到位就迷失方向，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多是年轻人，还没来得及成熟就夭折了。毛泽东有组织左派队伍的想法，沒有成功，这是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知识分子力量问题
多数高级知识分子是反文革的，一般知识分子多数也不想与工农划等号，最终成为反文化革命的重要力量。
军队问题
说到底，军队掌握在高级军官手里，他们多数不愿放弃特权，自然支右而不支左，当文化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成为反文化革命的中坚力量。
2、理论宣传和队伍问题
文革失败的另一因素是理论和宣传准备不足，没有形成一批文革新人队伍来引导文革，感性多于理性。当然，毛主席可能等不及了，主张从文革中学习文革，所以他认为文化革命是及时的和必要的，要搞多次，是党内斗争发展到不马上搞就不行的客观条件所致。毛主席在文革初想重新组织左派队伍，培养大批年轻人，最终因年轻人不行和反对力量过大而放弃。如果能把大批年轻的造反派放手提到关键岗位锻炼、重用，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3、走资派暴露的不充分
毛泽东在文革中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走资派，但走资派和官僚派混为一体，很难区分。客观讲走资派大多只是理论概念，就拿刘少奇、邓小平来说，当时说他们是走资派根据并不十分充分，如果到了今天，问题就好解决了，说他们是走资派一点不冤枉。文化革命时保守派居多，也和这有关。如现在再搞文革，就决不会有那么多保守派，左派获胜机会很大。
4、国际因素
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在国际上遭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强烈反对，而且遭到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满和反对，尽管在群众中有一定声呼声，但不起多大作用。
5、经验要素缺乏
文革是前无古人的，凡前无古人之事很难一次成功。毛泽东开最高领导人自毁长城的先河，能在他有生之年不断前进以属非常人所能为，十分不易，出现一些问题很正常。
6、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谢富治等死的早也是一个因素
如果毛主席晚走几年，中国经济（如粮食）会大发展，拥护文革的社会基础会难以打破，文革派在中央会掌实权，不会轻易出现政变；如林彪、周恩来、康生、谢富治不死，右派政变可能性也会大为减小。不说别人，只要周恩来多活几年，也决不会发生“热月政变”。
7、放弃了毛泽东思想统帅地位
林彪事件后，突出精神层面作用的毛泽东思想被淡化，马列主义成为统帅，唯物主义大行其道，最终放弃了政治挂帅路线，经济为中心成为新路线。
8、制度建设
在破的过程中，在斗批改的改问题上收效不大，特别是没有形成群众组织的常态化和程序化民主制度是最大失误。
9、用人不当
重新起用邓小平和重用华国锋是两个失误。毛主席重新起用邓小平等老干部，是体现他对由开始反对文化革命到能认识错误的老干部的公平、公正干部政策，但重用邓小平的后果不好，上策是用高薪和高待遇将老干部养起来，而不是让他们重掌大权。毛主席临终前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是想联合中左力量共同反右，但没想到华、汪等中左会叛变。
应放手重用文革派，毛主席如果放胆把权力交给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左派手里，不搞老中青三结合而搞青中老三结合，大量提拔年轻造反派，让他们当各级政权一把手，文革的历史可能要改写。
毛主席既是民主革命的领袖，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他希望民主派能继续革命，是教而用之，多数民主派辜负了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走上了与走资派同流合污的不归路。
10、文革派内乱
文革派内乱问题，是最关键的。文化革命派有五次内乱。从哲学层面，事物成败关键取决于事物内部，因此，我把文革失败主要原因放在文革派内部问题上，并做重点说明。
（1）地方造反派内乱
地方上文革派内乱包括造反派和保守派（也是积极参加文革的一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遍布全国的武斗之风，给文革抹了黑，给老百姓带来了一定灾难。还有就是造反派内部的分裂、矛盾和斗争。这里专门谈一下文革中清华、北大（特别是清华大学）的派性斗争和武斗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直接影响了文革历史。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井冈山造反兵团”发生分裂，以沈如槐为首的一些人反对蒯大富，拉出一批人成立了“4·14造反兵团”。从此，两派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百日大武斗。同时，北京大学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对立派“井冈山兵团”也展开了武斗，但规模比清华大学小得多。
清华、北大的武斗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国家财产损失，屡禁不止，最后惊动了毛泽东。1967年7月27日，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毛泽东派出了数万工人和解放军进驻清华、北大，遭到了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的顽强抵抗，死伤多人。1967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和中央所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召见持续了5个多小时，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对他们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也进行了亲切地教诲。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反复明确地表示坚决支持五大学生领袖。此后，北京所有的大专院校全部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7·28大召见”后不久，五大学生领袖便被隔离审查关了起来，一直到最后分别判刑8——17年。从此，红卫兵运动宣告终结。清华、北大的文革派武斗事件，直接导致了红卫兵运动的终结，改变了红卫兵造反派的命运，也扭转了文革的历史。如果亿万红卫兵都活蹦乱跳地存在，华国锋再给他10个胆子也不敢“粉碎四人帮”。
（2）反王、关、戚及抓“5·16”运动
主席采取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时间，是革命的方式，允许成立群众组织，允许夺权，要武装左派等就是要达到彻底革命这个目标。主席等于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武汉事件军头反抗文化革命使毛主席与军方妥协，他想一次文革不行，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以后再多次搞才行，首次文革解决的问题，只是阶段性的，所以他开始撤退。他撤退的方式是想军队的走资派问题，政府的问题先放一放，这样，文革谁冲在前面谁成问题，反军、反政府的王、关、戚三个就倒霉了。王、关、戚事件在我看来是左派内部的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是内耗。但是作为毛泽东来讲，这种内耗在王、关、戚问题上，是比较轻，是没办法的事，等于是舍车保帅，但是回过头讲，有点冤枉，实践证明，他们不是全反毛泽东的，不好的只是王力。主席也没有给他们立案，就是向政军各方有个交代，表示他们乱军、乱政不对，他们冲击外交部不对等等。可是，虽然主席仅仅想限制在小范围内，可是后来就形成了68年、69年就开始，特别是70年抓“516”，反多中心等等，受伤的大多都是左派骨干。文革中期大张旗鼓地抓“5·16”运动，现在完全可以说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发动领导的。毛泽东的本意可能是想清理、纯洁造反派队伍，同时争取军队和周恩来，绝不是像某些人说的卸磨杀驴。但是，由于像整走资派一样没有明确的标准，加上重用的是对文革耿耿于怀的军管会们，所以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几乎把红卫兵、造反派一网打尽。这步棋毛泽东实在是走错了关键一步。从抛出王、关、戚开始，到抓“5·16”运动，为了向军界妥协，毛泽东打“丢卒保车”战术。打仗需要士兵甚至“炮灰”，攻坚需要敢死队，下棋需要过河的卒子冲锋陷阵，这似乎是很简单的道理，要知道，卒子丢光了，车马炮也很难保住。文革这盘棋中，从王（力）、关（锋）、戚（本禹）、“五大学生领袖”一直到陈伯达直至林彪等这些兵、卒、车、马、炮、仕、象，都丢了，毛泽东又成了少数派，最后连夫人也没有保住。
笔者认为，抓“5·16”运动是导致文革最后失败的重大原因。如果没有抓“5·16”运动，而是对红卫兵、造反派们进行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和斗志，讲政策，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对立派和老干部，那么，就不会有1976年的“4·5事件”，更不可能有后来华国锋这个“英明领袖”的戏。
打击造反派的头，不管是工人、学生出身的，还是其他，党内基本是一致的。林彪的军队系统最卖劲了，周恩来政府系统的也卖劲，江青虽然不卖劲，但是不管用，所以出现了一个反左扩大化。这也是主席控制不了的，就像当年反右一样，他左右不了，但是出现了那个局面，实际是文革左翼的第一次内伤。镇压造反派，不是始于文革后，文革初刘邓五十六天资反路线是第一次，反王、关、戚，反五一六等，是第二次。
（3）毛、林斗争
许多人认为毛、林在文革中的分歧始于一九七二年庐山会议，是不对的，实际上九大前后就开始了。
在这之后，经过调整，主席采取的办法不再像67年提出的办法。主席当时激动人心的想武装左派和组织左派，要全面夺权，彻底的把政权翻过来，后来就采取了大联合，三结合，由革命往改良上走。不是把你几个反文革的人都办了，我换其中的一个，再来一次，再换一个，最后逐渐的换成真正的左派的干部队伍，是这样的渐进办法。当时的主席的判断是没能力全面端，端不好，中国可能会陷入一场内战，作为一把手来讲，对民族和国家的安全是有责任的。毛泽东在决定任何重大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要求大联合，匆忙成立革委会，毛主席想收场，不要再乱下去了，剩下问题以后再说。这时候收不收场在内部就已经有分歧了，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分成了许多新山头了，民主革命过来的山头依然存在，刘少奇的山头表面崩溃了，实际人还在。林彪和总理的系统都在。通过这场文化革命，在权利机构上，军队掌握实权。开党9大的时候，你看那像党代会吗？苏修骂我们不是社会主义，是军国主义，2/3是穿军装的，作为一把手的毛主席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事？如果处理这个事就涉及到利益，军队在中央人数要不要减下来？这是很难处理的，军队的利益主要在林彪集团的手里，所以党的九大方针，林彪和主席就开始有些分歧了，毛想削弱军队作用，林不积极。
林彪可能认为革命要有阶段性，祖国山河一片红，我们该居家过日子了，该生产了。毛主席认为革命没有结束，不要以为从此就太平无事了，革命还得继续下去。所以说，林彪和毛主席的认识档次，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不是说林彪是右派，而且是在理论上说，有些差别。但是不能不说，毛、林都在那个位置上，毛主席和林彪的矛盾责任，毛主席要小一点。九大让林彪要做政治报告和组织写材料，林彪挂帅。据说陈伯达和林彪的思想比较接近，但他年纪大了，多少年不动笔，笔头比较慢，影响工作，毛主席又叫康生、春桥、文元搞，分头准备。陈的报告稿据说当时被张春桥批为考茨基唯生产力论，陈伯达反击，说张春桥的报告稿是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但毛主席支持了张春桥稿子。陈认为九大以后，全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的，这个观点毛主席是不同意的，据说是陈伯达稿主席一页都没看，张春桥稿林彪也一页没看，在九大会上照稿念。这说明九大的时候毛主席与林彪就有分歧了。毛、林分歧和斗争，是文革左派当中，最惊心动魄，最有伤害力的一次斗争。
九大的报告林彪就让了一次，没坚持自己的意见，中央分工毛管党，周管政，林彪位置是虚的。毛主席九大后考虑了一个思路，取消国家主席，这是一个国家体制改革的内容，被许多人看成是针对林彪的。毛认为设这个国家主席没必要，林认为国家没有头，名不正言不顺。当然也可以考虑一个因素，党内是毛，政府是周恩来，九大完了以后，按这个格局的话，林彪等于没有实权了，这里面要讲，林彪是不是档次低到那个程度，为了我个人想当官，跟主席拼命，搞一场政变，我看不一定，这个东西没有证据。当然，这个事是出来了，庐山会议出现了一帮人在庐山会议上发难，是围绕着接班人地位的问题，围绕林彪怎么安排，对设不没国家主席产生严重斗争。
在林彪的事件上，毛主席是采取了许多主动，比如说，九大以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里不设国家主席，划掉了林彪提出的天才、全面、创造性句子。这几句话划不划两可，但是毛主席认为应该划掉，理由是违反马克思唯物主义。从哲学上林彪讲的副词不是马克思主义，但不见得是错。这里涉及到政治，党内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局面。本来毛主席的意见，在政治局会里一传达，大家都会认可，但张春桥他不传达是主席意见，结果使吴法宪敢公开跳出来指责张春桥，说张春桥你要想否定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张春桥不说这是毛主席说的，这个事儿越闹越大。
毛泽东采取对林彪的约束，防止出现军方力量过强，私下里跟林彪、周恩来交换过意见，要增加张春桥当党的副主席。因为林彪客观上身体真不好，开会常请病假，让他老婆叶群去。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万一他出了事，林彪身体又不行，是不是增加一个人接班人？总理也同意，毛泽东的意思是张春桥可以。就是说，林彪的人认为接班人写在当党章上不一定管用，张春桥有可能接班。毛主席不是否定林彪接班，而是增加一个副主席，原来只有一个副主席，林彪下面的人就慌神了。正好张春桥有反林彪毛主席语录前言几个附词的事，林彪支持者就在庐山会议搞小动作，要纠人，就是揪出张春桥。所以，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讲话以后，改变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题，搞了个乌烟瘴气。会上六个组中有四个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有一个组是中立，还有一个上海的小组没有参与，这事很严重，第一要设国家主席，第二要揪人，连汪东兴都代表8341的部队向反林的人宣战。张春桥很紧张，跟江青汇报，江说不急，说你们去见主席，毛主席知道以后，发现这个问题不对，要干什么？立刻下令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他们所谓的简报，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严厉的批评陈伯达，因为陈搞了个天才论文件煽风点火，欺世惑众。
庐山风云是不是林彪策划的，还不能下这个结论，但是有这个事实在，庐山会议是林的山头，想保住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和另外一个冒出的接班人张春桥斗争，对威胁林接班的人做了一个较量，不一定是反毛主席，庐山会议林彪讲话也不该是针对毛主席。但是，虽然不针对主席，却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毛主席是全国一盘旗，在接班人问道上不能搞冒险主义，有一个林彪接班，再安排一个张春桥有把握一些，谁能靠得住？说不好。可是事实上，就出现了一些混乱，很被动，闹出很多的笑话，都拥护林彪。陈毅最典型，陈毅说我是历史上的老右，这次我不右，我也拥护林彪，结果又拥护错了，被批为“二陈合流”。毛主席说是力挽狂澜，但反对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央委员，很被动。毛主席担心这样下去就成了林家天下了，所以带头反潮流，发动反击，以陈伯达做突破口，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陈。毛主席一表态，大家傻了，原来搞了半天是陈伯达反对毛泽东，搞了半天张春桥是忠于毛主席的，林彪支持者是反毛泽东的，所以纷纷检讨，改变了风向。毛泽东为了庐山会议的斗争，他一个人等于否决了90％的中央委员的意见，被动不被动？我这里也纳闷，毛主席的消息怎么这么不灵通呢？事怎么闹成那么大后才干预？我现在对迷底是解不了，庐山会议三项议程，总不能随便把大会的议题改了，这么大的事，不去问毛主席，为什么？事实上，闹出乱子来了。毛主席说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你们要想我早死，就让我当主席，我对那个没兴趣，主席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事，林彪应该支持不设国家主席。
庐山会议上，当时的批判中央常委陈伯达的时候，毛泽东说这个主席我不当，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当。批判陈伯达，林彪也很严厉，陈伯达的回忆录里面，没有透露蛛丝马迹证明他与林彪有勾结。林彪敢于批评他，说明至少他本人和陈伯达没直接的关系，要说他老婆叶群这个女人档次低一点，和陈伯达有没有密谋，就不知道了，这应是个客观评价。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表态很明显，第一，要制止这种歪风，要批陈伯达，第二不要扩大化，黄、吴、李、丘是老粗，上了陈伯达的当。毛主席当时内心深处，考虑没考虑保林一伙？我认为也是考虑了，给他们机会，叫他们回去做检查，几大将的检查吞吞吐吐，毛主席很不满意，认为他们背后是林，林彪不点头他们不会真检查。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产生分歧以后，在党内引起太大的振动，那时毛主席和林彪是亲密战友，林彪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可以讲，中国毛泽东思想家喻户晓，林彪是有功劳的。那么，他们俩在处理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和分歧是不是适当？很难说。林彪既然在庐山会议中的阴谋参与否？一个是参与了，一个没参与，即使参与了也有怎么样处理度的问题。从内部消息笔者知道毛主席最后的底牌是什么，只要林彪一认错，副主席还是让他干的，但是当接班人就两说了。当然说，如果林彪是真正的阴谋家，马上检查，跟邓小平一样，历史就改写了。林彪不检查。你说我错了？我没错，我就是没参与！躲着主席，不认错这是林彪的责任。 林彪为什么不主动找毛主席谈？有什么委屈？摆到桌面上说也没什么，说我就是想当国家主席，或者我反对你培养张春桥。
据说林彪在外交上也和毛泽东有分歧，反对中美和解，他认为第一敌人是美国，苏联再不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运用我们古老的政治学，远交近攻，国家利益在主席的心目中，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意识形态。美国从越南搞事，苏联陈兵百万在北边，我们面临南北夹击受不了，所以要拉一个弱的打强的。
在那个时代，当时前苏联全球扩张，勃列日涅夫搞有限主权论，他们就像布什一样，搞主权高于一切，谁不听话可以打你。毛主席认为这是主要的矛盾，加上美国也是打不过苏联，想找一个帮手，看上了中国。中国当时表面上吃的不好，但是身强力壮，挺能打仗。联美抗苏，毛主席不给美国人明讲，不丢这个人，只是暗示。不像现在的某领导人，又亲、又搂，又抱的。毛泽东暗示，他拉斯诺上天安门这个信号，告诉美国，可以联合。美国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根本不懂中国政治。美国乒乓球队要到中国来，邀请美帝国主义的球队到中国来，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事，毛主席也是思虑再三。政治局开会决足不要美国球队来，但最后主席决定还是要他们来了。毛泽东就这个意思，你美国想找帮手，毛泽东说可以谈，美国一听很高兴，基辛格、尼克松先后来朝拜。毛泽东实际上是撕破了西方封锁中国的封口，现在说只是邓小平搞开放，是瞎说，中国与英国、美国建交的基础，跟法国的建交，包括和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包括与第三世界建交，大都是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办的。有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不尊重历史事实。
林彪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的人，历史上评论林彪有一句名言，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是不符合历史的。林彪确实敢于和毛泽东据理力争，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因为对前途悲观了，提出红旗能打多久问题，占山为王搞革命，马克思没有让你这样，列宁也没有让你这样，你在那瞎折腾。毛泽东就专门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回答他，林彪等就明白了。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说搞山地游击战，林彪反对，要搞运动战。辽沈战役时，毛主席要他打锦州，打歼灭战，他不听，要打击溃战，打长春。毛、林电报来往就有70多封，林彪就是不执行命令，毛主席等于表示你再不执行，我就换将，这时候林彪没办法了，才去打锦州，结果证明毛主席是对的。朝鲜战争林彪是不同意打的，借病不挂帅，毛泽东很生气，让他坐了多年冷扳登。林彪在很多问题上不积极，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林彪一开始没去，是毛泽东后来叫他去的，文化革命八届11中全会，倒刘少奇的会，前一星期林彪也没到会，后来主席让他来才参加的，他这个人是不出头的。我个人认为林彪的性格，决定了他和毛泽东没产生和解的行动，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林彪参与策划杀害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事，不见得是那么回事，七一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搂毛、林见面，谁都没说话，双方斗气，林彪年纪小，职务低，应先跟主席打招呼，结果不声不响的来，很快又不声不响的走了。后来的“571工程记要”和谋害主席的事，不像是林彪弄的，像毛孩子写的东西。这样说，有一个基本的、最能站得住脚的理由，林彪起家是靠拥护毛主席，靠传播毛泽东思想，林彪即使把毛主席害了，也应该是嫁祸张春桥身上，然后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才合政治家情理。71年和76年时不一样，九大以后可以这样讲，毛泽东的威信在国内外是任何人没法抗衡的，那是毛主席人生中的最高峰，林彪能傻到那个程度？把全国人民伟大的领袖，说成B52？邓小平也不敢。林彪是个有名的战术家，军事家，不可能搞“五.七一工程纪要”那样低水平的政变。所以，有许多东西，是值得深思的，毛与林之间可能是由于性格的原因，双方有误会，被一些人利用。
毛主席南巡就准备开会解决林彪这个问题。毛主席是什么都明白，沿途他什么都知道，对诸侯说你们不要往北京吹风，这是纪律，不能向林彪通报消息，但他心里清楚，保不住秘，沿途把调子说的很高，说庐山会议没完，后面还有人。这个时候等于给林彪出了一个难题，必须决定怎么办。南巡的讲话，源源不断的传到林彪那后，林彪做了什么部署？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一个迷。可是有一个事实，毛泽东12日回到北京丰台，12日晚上，有秘书回忆录、张宁回忆录，有一点是统一的，就是林彪已经吃安眠药睡觉了。如果第二天搞政变，吃什么安眠药？那是一个突发事件。在半夜的时候，林驻地接到两个电话，是总理的，总理说的什么不知道，官方讲是查问专机的事。之后林彪就叫叶群弄醒了，说赶快跑吧，毛主席派人抓他了。
对此，林豆豆很着急，她判断是他弟弟林立果办了很多的坏事，想挟持他爸，林彪是个宝贝，只有林彪可以在国外混饭，林豆豆向中央揭发了。这里面，如果林彪真的搞坏事，他女儿会揭发吗？这不太符合常理。林豆豆揭发，肯定是和感觉相一致的，他对他爸爸感情最深，对主席是忠诚的，就是因为她妈妈和弟弟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才向主席汇报。林彪登上飞机的时候，没戴帽子，也没穿大衣，很慌张，大梯子都没放下来，这说明没准备，这个事儿是突发的。当时的时间很短，领航员等都没带齐。我们说当时总理处理那个事儿，关闭全国机场干什么？林彪只要升起来，降都降不下来，当时处理的方法很仓促，为什么不去拦截？应该决定就是不让你出国。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不太正常。起飞不能降落，可以拦截嘛。很多因素造成了林彪最后的结局，客死他乡，林彪在我国真正的地位，是共产主义者，是左派，是毛主席司令部成员。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革命当中，是有贡献的。他最后落了一个“卖国贼”的下场，很不正常。
林彪这个事产生以后，对谁有利？大家看结果，是对右派有利。毛、林的分歧，林彪责任大一点，但是毛主席当时也乱了方寸，处理的时候有点急，你比如说，林彪的手下的一些军以上的干部，实际上以林彪集团的人名义全部清洗了，林彪集团的人是谁？是毛泽东的老底子红一方面军，挑头人就是林彪，这个事件在军队来讲，等于一方面军骨干全部被清洗了，剩下的是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不是毛泽东的嫡系。中央的一方面军的将领都下去了这件事，是决定性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是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林彪这件事倒霉的军队干部，是文革派当中的军队系统的所有文革的支持者。军队文革力量不是被所谓的还乡团消灭的，而是死于左派内部斗争扩大化。我个人认为对林彪这事的处理是值得研究，是属于对整个左派的打击，对当时我那个单位有军队干部说，我不相信林彪会害主席，中央文件要他传达，他反应激动。很多人想不通，信仰开始破灭。说什么革命，搞了半天，都是假的。对谁伤害最大？实际毛主席受的伤害最大。身边的刘少奇没洞察了，林彪又是亲密战友，怎么亲密了？虽然老百姓嘴上不说，但是私下里唧咕，毛主席的威信直线下降，特别是人民对革命的热情也消退了，搞了半天哪有理想？开始自私。毛主席的意思是想继续革命，但是处理林彪的事上，客观的讲有点过，这场内乱，标志着文化革命走向失败。
（4）、毛、周分歧
林彪事件以后又发生了分歧，毛和周产生了分歧，是因为处理林彪的后遗症。林彪是左派，他搞的是极左，容易说的通。72年有这股批左风，批到左派头上了，是总理搞的。为此，周总理在政治局受到一次严厉的批评，毛主席说，林彪是极右。这也是江青的意思，哪有比这个林彪还右的？他害毛主席还不算右？但是你从林彪整体上定义，你说林彪是右，很难有说服力。很多人批林的时候，说很多东西批不下去，只有一条右是害主席，但是其他具体的政策，看不出右。从斗彭德怀的时候起，60年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右吗？这里面很多东西就不好说 。所以党内的思想产生了一些混乱，毛主席是个重感情的人，林彪事件以后对他伤害极大，可以说少活了五年，林彪事件以后，再也没有复原，因为当时年龄不算很小了。毛主席伤透了，认为人很难说谁是正确的，忠诚的。主席开始对左派不信任，主席为什么没有重用张春桥他们？我指的是接班。他可能觉得搞了半天了，所谓表面上拥护你不拥护你，不是重要的。老干部陈毅的追悼会他去了，很说明问题，陈毅在他的一生中反对毛泽东时是多数，但是追根究底陈毅没干过阴谋缺德事，大局上还是拥护主席的，由此联想到了一些老干部，是不是要重新使用一下？于是加快了主席解放老干部的想法。毛主席光用左派，光用文化革命起来的这些人，不行，当领袖的，要有两支部队，这边是新干部主导，那一边是老干部。老干部跟毛泽东几十年了，从抗日战争、十年内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跟我战争几十年，新干部才几年，谁更可靠呢？可能毛主席有错觉，就是认为未必你们文革派可靠，我就是两边都用。看你这边人太多，我就推举另一边的人，达到一种平衡，这样做的后果，改变了九大后党内力量对比。
有人讲，毛泽东是完全被动的，说林彪上来以后，实力还不够，所谓右倾的势力咄咄逼人，这个东西应该两说。我认为是实力和策略两种因素都有。就是说林彪事件后，出现了毛和周发生分歧，周是代表政府的一方，批林批错了方向，周做了检查，除此以外，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在高层，因为周总理的威信也很高，所以就发生了对四人帮和毛主席有一种不满的情绪。毛主席后来发现总理关键时候也不一定行，当时是蜀国无大将，寥化作先锋，没有人才，他考虑邓小平是个人才，还有老关系，在井冈山时一块被整过，虽文化革命犯了错，但是邓已经认错了，永不翻案，准备委以重任。邓小平也是伟大的政治家，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马上写信，说我要工作，认喜检讨。毛主席说他的检讨很好。林彪如果检讨了，会落下卖国这个下场吗？邓小平很明白，检讨无所谓，先上中央再说。邓后来不但检讨，而且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比谁都积极，批周总理都很到位。他反正是在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封了邓好几个官，都是实权。总理有病的时候，邓主持中央工作。这步棋毛主席为什么下？估计是林彪事件后遗症的结果。
（5）、华国锋政变
毛主席在政治局里搞平衡，邓小平出来以后一两年，发现主席身体不行了，党内的反对文革的力量在增强，开始反对文革。主席也知道，对文革承认的少，反对的声音多，说他一生做两件事，第一是搞蒋介石、打日本，基本赞同；第二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是很多人不拥护。主席担心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给了他很多的机会，要他写一个评价文革的决议，由邓小平牵头，全面的肯定文化革命。邓小平一开始想写，最后写不成了，干脆就不写了。毛主席就生小平的气，但是邓不怎么害怕。当时总理的立场也不明朗，出现了党内很奇怪的一段历史。75年的时候，反毛的声浪，反江青的小道消息简直就是达到一种非常有组织策划的效果。如江青怎么样在延安把毛泽东与贺子珍活生生的拆散了，和庄则栋有什么事等，完全是造谣言，但是当时都盛传。他们敢于做这个事。而且江青在政治局里面被政治局批了四个多月。这个批评打着主席旗号，主席怎么办？在座的谁说把你老婆斗争也是白斗？你是总经理，揪着你老婆四个月批斗，你怎以办？但主席忍了。当时党内一些人有一个错误的估计，认为主席年龄大了，认为他也不敢为江青牺牲官的利益了，因此故意气主席。
对总理的评价，现在是水落石出了，总理是个好人。在江的问题上，在对毛的问题上，当时左右都迷糊，叶剑英盼望总理给他们支持，周临死的时候他还希望有个字条什么的，结果什么都没有。可是江青也摸不着脉，派王洪文向主席这边报告。周恩来天天跟邓小平等谈什么呢？有时候他们主动过去，有时候总理叫。这是75年的事，如果总理完全站在小平这边，按照正常的党内斗争的话，就要发生党内分歧的话，主席未必有胜算。邓他们开会批江青，总理严厉的批评他们，说你们干什么？这是主席老婆！你们揪着不放怎么行？主席批评江青，叫你们帮着过过关，你们要适可而止。据说周总理带病去政治局阻止批江青，李先念堵着门不让周总理管，结果总理批评说，你们将来是要犯错误的，主席是看着你们的。总理好的地方在于能够做为一个老战友，不让邓小平、叶剑英等犯错误，但从党性上说，他应该向主席汇报。但他没汇报，如果给主席汇报，等于做了一个恶人。实际上帮主席做了这么一件事，却受到了毛、邓双方的误解，这个格局，主席忍着等，一直等到总理的病不行了。76年元旦，主席发表重上井冈山词，意味深长的。发表了另外一首词鸟儿问答，是针对国际的。总理元月8日死前，毛主席开始动员党内的文革力量反击反文革的力量，最后形成了一个批邓、反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这个时候两军对抗达到白热化，我当时是有个朋友，是武汉军区的高干子弟，他们都讲说是最后的斗争，事关他们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总理死后，反文革势力就利用总理这个威信发难，实际是高干子弟的串联，组织老百姓送花圈，没体制内人支持你送送试试，花圈大到拿吊车吊。天安门事件表面怀念总理，实反毛主席。现在不少人指责江青，说她不会办事，有时确实不会办事，江青人就是那样，怕感冒，带帽子参加周总理遗体告别，实况转播。江青因为客观的条件，怕感冒，她见了风不得了，向总理鞠躬的时候，戴着帽子鞠躬，那些拥护总理的人看了以后不明真相，很生气，据说有个军官，拿着椅子把电视机都砸了，他又不了解你怕感冒。江青不是一流政治家，不会搞手腕作表面文章。张春桥没被抓住把柄，江青被抓住把柄了。到最后，毛主席也不得不作出决策，四五事件闹下去也没头，用民兵驱散了。
总理死后，毛和周的恩怨有人利用，毛主席也是人到黄昏了，就天安门事件做了最终的决策：
一个是打反文革派，打邓小平，把小平撤职了，还抱着希望，保留党籍；让叶剑英回家休息，军委的、军队的权功交给陈锡联负责。二个是拉中间派。在考虑谁来当接班人的问题上，毛主席是费思量的，中央当时分三派，江青为左的代表，邓小平为右的代表，华国锋为中的代表。由于天安事件动摇了主席的决策，江、邓两派的力量对比不相上下，中间站到哪一边就很重要了，毛主席让小平下台和叶剑英退休养病，相对来说对文革派有利。毛主席又做了一个决策，就是让华国锋当第一副主席兼总理，目的是确保文革派在中央掌权，四.五运动时，华国锋还是公安部长。江青手中没有什么军队和实力，要找人帮忙才行，毛主席对华国锋是抱很大期望，结果适得其反。
华国锋当时是公安部长，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最后毛主席等于是让华当总理，把代字取消了，不但让华当总理，还亲笔加上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就来劲了，野心害了他。中共中央主席，正常的话，格局肯定就是江青，或者是陈春桥他们，华不甘心。华国锋当总理，想更上一层楼，结果就发生了一件在文革派内部非常令人发指的热月政变。假如说接正常开政治局会或中央全会，华国锋当接班人是毫无疑问的不可能，江青他们也觉得用不着采取非常手段，到时候开会，名正言顺的把问题都解决了。毛泽东构思的一个政治格局是什么？左派和中间派结合的格局，但是肯定是以左派为核心，是江青、春桥为主，不会让中间派当一把手。华国锋争一把手问题是各种因素，主要是个人的私心起的作用比较大一些。因为如果不争的话，不用说一把手主席他当不上，就是总理也未必能当下去，问题在这儿。所以他采取的办法是政变，华国锋有一种想法，想独掌政权，这个过程，谁先动的手？不少人说，是江青逼的华国锋造反，不对。江青他们用不着逼，华国锋在党内当时没有力量，是一个地方的官员，在中央待了没多长时间，没人逼他，是最高权力的欲望逼他。江青他们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他们应该全力支持华国锋。为了大局，拉住华国锋的中间派，合伙反对非毛派，但是江青始终在心目中，没把华国锋当一回事，所以对华国锋肯定出现了某些尊重不够的问题，江青、春桥的负作用最多起到这个程度，他们重视的对手是邓小平、叶剑英，轻视华国锋，上了大当。如果华国锋水平比较高的话，第一是把小平解放，也不抓四人帮，让他们斗，他当裁判。这是当政治家的一种手段。可是他考虑这事儿不好弄，没毛泽东两下子，他想打清一色和一条龙，就采取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很多因素构成的，要解决四人帮问题，里面有许多必备的条件，华国锋本人的公安部是做不了，需要部队，特别是中央警卫部队。
热月政变大概过程
直接引诱华开始动手的事是张春桥要求中办的副主任李鑫同意他看毛泽东的手稿，李鑫向华告了密。当时毛主席说什么，临死前有没有遗嘱大家都不清楚，华国锋他们心里害怕，毛主席如果有遗嘱的话，肯定会对他不利，只会对江青他们有利。张春桥丈概是想看一看有没有遗嘱。华国锋担心如果真有不利于他的文件就麻烦了，因为华国锋在毛泽东生前，一次单独受毛泽东接见的机会都没有，哪会有遗嘱在他手里？最后华国锋勉强伪造个遗嘱，叫你办事我放心，慢慢来，照过去方针办，很容易被揭穿。所以他不动手不行了。先找的当时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后又找李先念、叶剑英、卫戍区司令吴忠、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等，取得共识，和警卫部队头汪东兴一起，采用叶帅以快打慢战术，采取非常手段解决了江青等四人。
庐山会议的时候，汪东兴为什么跳那么高？因为他心目清楚，将来林彪接班怎么办？所以一脚踏主席，另一脚踏林彪两条船。这在江青看来是叛变行为，她要搞掉汪东兴，毛主席不同意。毛对汪说你要看我不行了，你就赶紧滚，你看看你的发言。当时汪吓坏了，跪地求饶。当时汪东兴转的比较快，揭发了林彪一些内幕。我估计弄不好，可能有些没有的事都揭发了。中央这些事，汪东兴什么都知道，毛泽东的一举一动，中央所有领导人的一举一动他都清楚，所以说，江青如果掌权，可能没有汪东兴的好果子吃，所以他抓江青卖力最大，不用谁做工作，抓四人的事他就做了。
毛泽东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结构高度互相牵制，政变不是容易的。叶剑英起的作用是作为军事家来说，看到了这种事商量来商量去，如果有一个叛变就完了。这里面叶剑英比较明白，决定以快打慢，派李鑫负责抓张春桥等三人，派张耀祠抓江青，基本上比较顺利。为什么？本来在那个时候江她们就没有多少军队的人，情报也不灵，光盯着邓小平了，邓小平也不知道，没人跟他说。华国锋抓四人是文革最残酷的内乱，给文革划了个句号。
华国锋上来以后，把四人帮一抓，就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怎么尴尬？历史上，党内有分歧都开会解决，通过谴责和辩论，用抓人办法共产党没有这个历史先例，是违反党纪，也违法国法的，在党史上没有密谋政变这种事。
华国锋为了掩盖反毛黑事就做了两项决定，为表示他忠于主席，一个是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件事盖毛主席纪念堂。当然盖了纪念堂，后人瞻仰毛主席的时候很方便，但是毛主席是早反对这一套，严格来说，是违背主席心愿的，毛主席和江青早就选了香山做墓地。
华国锋抓了四人及文革骨干以后，这个革命饭没法做了，因为华下边没有人，在党内来说，能够和邓小平反文革势力相对抗的，是江青集团。江青在的话和中间派联合起来还未必能胜。最后华国锋把省级以下的造反派的头全抓了，邓小平出来之后，不用来硬的就能解决华的问题。华国锋开始的时候，压着邓小平，实在压不住了，不给重要职务，只让他管科教，知识分子为什么拥护邓小平？邓小平当时全力为知识分子办好事。邓小平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初期，办的全是好事，没办一件坏事。当了家，把老干部全解放，补工资，恢复原职。给地富反坏右平反，给吃给穿，知识分子落实政策，重用。工人涨工资，农民分地。邓小平纯政治家的水平不亚于毛泽东。我说的政治不是大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是政治手腕。
邓小平是为了达到全党全国人民拥护他的目的，哪个有利我就做。增发工资是邓小平家里掏的钱吗，不是，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省吃检用留下的。当时可以讲，邓小平的许多政策，赢得了多数人民的拥护，四人帮也好，江青也好，毛泽东的山头没了威胁，产生了知识分子一边倒，全国的舆论一致拥护邓小平，到最后，华国锋节节败退，一步步的先辞军委主席职务，再辞总理职务，后辞主席职务。现在华国锋每年还去朝拜主席，我估计可能是向毛主席忏悔，确实对不起他老人家。华国锋从共产主义角度讲，做的事是不对的，从党章和国法上讲也是不对的，早晚在历史上也要重新写一下。
最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主导了政治局面，是什么结局？老干部高兴的没多长时间令退休，邓小平不采取毛泽东的打倒办法，而是养老回家，跟宋太祖赵匡胤杯洒释兵权一样；工人不涨工资了，还砸铁饭碗，最后搞下岗、兼并等等；大学生很大一部分是落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了。现在怎么样？老干部明白了，工人明白了，大学生也明白了。
中国由于文化革命内部的一些原因，造成了中国历史的翻转，当然，这个翻转不能全从消极的方面看，因为学费交的还是必要的，如果现在不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反面教育，大家对什么是鲜花、毒草、什么是社会主义弄不清，现在完全清楚了。但是这个弯太大了。倒退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集体化变单干，国退民进，我们建立的一个又一个大的企业，从中央到地方，都可以搞乱、搞傻、搞残废，现在纷纷在卖。邓小平这种对文化革命的不理解，和他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的理解，突出经济层面的结果，被新自由主义利用了，改革开放走到邪路上去了，中国现在在悬崖边上，再往下走都要大批死人了，所以现在产生分歧了，有人还想往下走，但是声音不是那么高了。许多人敢于跟主流说个不，形势发生一些变化。
文化革命以失败悲剧告终，延缓了中国的历史发展，本来我们可以搞得更好一些，很遗憾。客观的不用讲了，主观上我们要从中要吸取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在内部，在左派内部，团结是非常重要的。自私自利是要不得的，事实证明，如果你真的自私自利得到好处了也行，是都没得好处。证明什么呢？像华国锋类这种私心，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害了江青不说，也害了华本人。如果江青掌权不至于这样，华可能日子更好一些。所以这个意思，这里面有许多历史性的事件要吸取教训，在内部要以大局为重。
我们现在以民主和人民的利益，与党、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什么事都好办，大家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什么都事都难办。比如就跟打猎似的原始社会的时候，大家都分头去打，恐怕都被老虎吃了，一起去打，把老虎打死。作为老百姓真正想解决的问题，我们就要意识到这个，不让团结落空，合则立，分则败，作为中国共产党来讲，作为中央来讲，还是要向着健康的方向走，党内有些贪官污吏，还想贪下去，未来的局势怎样？闹出个革命被杀头才罢手吗？只要左派想做事，就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团结再团结，以此来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
第五节：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和文化大革命历史意义
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不同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评价，大致有下列几种。
1、毛泽东本人的评价
毛主席本人晚年对文革评价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成绩是粉碎了刘、林两个司令部，社会主义得到巩固和发展，反修防修取得伟大胜利，亿万群众得到教育和锻练。三分错误是天下大乱，全面内战。这是一种基本肯定的评价。
2、邓小平集团的评价
邓小平集团认为，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文革是十年浩劫，必须全面否定。当时还给毛泽东留了一点面子，肯定了毛泽东搞文革的出发点是好的。邓小平集团把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并把江青等人判处了死刑，事实上把毛泽东定为了反革命的总头子。这是一种全盘否定的评价。
3、全盘肯定的评价
现在有一些文革研究者和当事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没有错，党内就是有走资派，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不但存在，而且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至于文革中出现的偏差（包括军队镇压造反派引起的武斗和天下大乱）主要走资派和反文革势力阴谋造成的。
4、基本否定的评价
持这种意见的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和生产、科技、外交等领域的成绩基本肯定，但不认可文化大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认为是党的分裂和内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权利之争。有的虽然肯定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但认为林彪、江青等破坏了文化大革命，得罪了党内大多数非走资派老干部。
5、全新的评价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远去，出现了一些站在新历史高度的评价。此种评价认为，对文革理论与实践的正确与错误分析认定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为人类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伟大思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指路明灯。文化大革命中的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大民主试验，改造人性世界观的试验，新文化、新型人际关系的试验，新生产力发展途径的试验，新的政权结构的试验等是极其宝贵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超过了法国大革命。
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影响
对共产主义运动而言，文化大革命揭示了两大问题。一个是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挑衅和威胁，如何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正确处理物质与精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社会倒退，保证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顺利过渡。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证明，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必须和各种形式的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还政于民，把政治从精英阶层扩大到民众，使民众登上政治舞台，真正地参政议政，这是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单纯以经济为中心，单纯追求物质享受的动物性观念必须改变，人类社会应当逐步升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兼顾最后以精神文明为主的新阶段。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还证明，要改变人的自私本性，要树立先进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必须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包括封建主义的流毒和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总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过滤、继承和发展，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车轮永远是可以双向运转的，向前可以奔向共产主义，向后可以回到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在当代的历史背景下，历史车轮的前进和倒退在某种程度上主要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层特别是领袖人物的爱好和水平，也就是英雄创造历史，其他都是次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永远是一党专政。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还证明，所谓英雄创造历史，不过是暂时的社会现象。当社会矛盾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人民群众真正觉悟和发动起来之后，创造历史的还是人民群众。
有人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邓小平和改革开放。这话基本是对的，因为邓小平自己也说过，“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邓小平”。如果认定资本主义复辟是暂时的历史必然的活，文化大革命恰恰从反面推进了这个历史进程。毛泽东赋予邓小平的权力，使邓小平具有了创造历史的资本，包括彻底否定文革、清洗左派、提拔右派的权力。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包括对刘、邓司令部摧垮）、失误和教训，为邓小平扑灭文革烈火、点燃改革开放烈火提供了原动力和导火线。一句话，是文化大革命促成了改革开放。
三、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思想影响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民性思想大解放运动，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单位到家庭，从老者到小学生，可说人人投入了运动的风浪之中，以各种形式参与了政治斗争，对国家大事畅所欲言，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现象和政治奇观。
斗私批修、兴无灭资、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批判和打倒党内走资派、追求社会公平和民主权力是文化大革命赋予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虽然文革最后被邓小平集团用强权否定了，但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仍然影响着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左翼力量，激励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止，他们才是中国及世界的真正希望。
四、文化大革命对世界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震动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国外的许多左翼力量积极参与，一切帝、修、反及资产阶级政客无不如丧考妣、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世界、前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和一切反共、反华势力都曾经激烈地反对和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中国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既得利益受到伤害的特权阶层利配合国内外的反共反华势力，丧心病狂地扑灭了这场文革烈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暂时地重创，垂死的资本主义得到了死灰复燃，但是文化大革命在国内外产生的伟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是永存的。中国国内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左派力量并没有被斩尽杀绝，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随时为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想而战斗、献身。国际上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共产党和左翼力量仍大有人在，反侵略、反霸权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笔者坚信，只要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信徒和广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联合起来，进行不屈不挠地斗争，新社会主义的重新崛起和共产主义的曙光必然到来。
文化大革命不但挑战了东方传统文化，而且挑战了西方文化，为人类展现了一种新的世界蓝图。多年来，东、西方许多学者、思想家都在认真地研究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坚信，对文革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和过滤、升华必将产生新的社会变革和革命，人类历史的车轮必将从资本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的僵尸上飞奔而过，向着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飞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