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性中奴性的产生，我是这样认为的，人首先要生活，那么保证物质基础就很重要。在中国传统社会，多数人处在依附位置，因为没有生产资料，只能是打工、做佃农、家丁，最好是师爷，如果有亲朋好友而且有权有势，那也是想办法投靠。这种依附关系，决定了人格上无法独立，只能见主子的眼色行事。也就是说只能做帮凶或奴才。
买办精英是何等聪明，趋炎附势，为美国人服务，会得到美金，会走访洛杉矶，会高人一等，于是，巴结美国人；为特权服务，会有官做，会有高薪，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居高临下，买办精英于是，巴结特权者；只有为人民服务，最得不到油水，最捞不到好处，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决不为人民服务，更不管人民死活。昧着良心说话做事，为的是一已私利，厚黑学是它们的行动指南。
再有就是略有钱财象有钱无势的土财主，他们也是要老老实实地做人，保不定那天受到官府的勒索和强盗的敲诈。
经济地位决定了政治地位，这许多人不敢出格，否则扫地出门，飘流异乡。
比如说一条狗，为什么对主人摇头摆尾，而对生人气势汹汹？因为只有主人才给它吃食。很多人不理解尊严是什么，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就不存在尊严。
只要这种生产关系的格局不发生变化，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也无法改变。这种利益集团的统治压迫和被统治集体在经济政治上对前者的依附，形成了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腐溃。国民心理的蜕变，造就了一种强劲的“守旧文化”机制，从而使整个社会无可逃遁地坠入灭顶的深渊；而更主要的是，它为中国文化以后的发展预设了极为危险的模式和自我毁灭的“路径”。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腐朽文化，造就的不仅是一朝一代的衰亡，而且更是一种可以将其恶性程度极高的“病毒基因”不断传布开来和遗传复制下去的“自动程序”，就像一台被感染了病毒程序的电脑一样，人们尽可以将面前这有形的机器砸毁焚灭，但是这还是不能阻断“程序”的被复制再生的路径；以至于我们以后虽然可能拥有表面上全新的机器，但是运行它的程序却依然可能带有旧的病毒，依然可能沿着旧有的逻辑重新引发致命的灾难。因此对于后人来说，历史的环境和事件可能过时，但是只要仍然居身于康德所说“进入文明状态之前”，这种“病毒程序”的复制、传播、变形再生所导致的致命威胁就不会消失。”
若要消灭这种可怕的病毒复制、传播、变形再生，必须破除原有的生产关系，打破经济上的依附关系，清除掉它存在、滋生的土壤。公有制就是最好的途径。
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前三十年，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和平外交政策，国内产生了袁隆平杂交水稻、牛胰岛素的合成、两弹一星等高科技，人民当家作主，奋发图强，出现雷锋、陈永贵、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无数先进人物，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人民不需要物质刺激，为社会献身精神，那是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而后三十年又有多少贪官汉奸卖国贼，是贪官腐败分子和汉奸卖国贼辈出的时代，那又是什么思想培养起来的，那是白猫黑猫论、笑贫不笑娼论造成的；前三十年搞美援朝、搞美援越、与苏联、印度局部战争捍卫了国家安全，鼓舞了人民，国际地位提高。后三十前与反击越南开了一战，后只好韬光养晦，使国际地位下降；前三十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后三十后，我们的敌人遍天下；前三十年，国家贫穷落后，大批爱国仁人志士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头脑发热吗？后三十年，国家富强民主，大批留学人员移民，贪官外逃，是思想解放吗？前三十年一无内债，二无外债，后三十年不知外国从中国挖走多少财富？前三十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政治清明，政府廉洁，人民空前团结，人学人，人帮人，社会风尚好，人民还当家作主，工农兵可以当中央委员。
后三十年绝对不提阶级斗争，腐败成风，行政成本大，人欺人，人吃人，道德沦丧，如今纵有很多时代先锋，也不能改变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局面，比不上一个雷锋的影响，中国又成了一般散沙，万劫不复，是亿万元也不能复归的；封建残余迅猛发展，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腐溃，不再有羞耻和正义，黄赌博毒泛滥成灾，而老人在路上摔倒也无人敢扶了，个体以极端自私冷漠的面貌出现。这种“病毒程序”的复制、传播、变形再生，可以作反证。
所以说只有社会关系发生改变，多数人的思想行为才会改变，只有经济上取得独立，才能确保精神人格上的独立。公有制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制度，它同时剥夺了精英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穷奢极欲的企图。公有制才是使中国人灵魂解脱出来的最好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