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好教材
——对有关张钦礼同志冤案几个问题的思考与评论
金草 2003年
鲜明的路线对立，尖锐的阶级矛盾
张钦礼同志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曲折经历，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发生在党内的尖锐、激烈、复杂、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让我们再具体地看一看这些矛盾的发生和经过。
1957年，兰考200多名干部群众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揭发腐化堕落分子孙跃堂，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为了包庇孙跃堂竟然把这200多名干部群众全部打成右派，而孙跃堂竟被调往另一个县升任副书记。张钦礼坚持事实真相、摆事实讲道理、据理力争，结果自己也受到迫害，被“降级处分”、“内部控制使用”。
大跃进中，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评于不顾，实行“左倾”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造成大量群众生活极端困难，张钦礼不因为自己已经受到迫害正在“控制使用”，也不因为吴芝圃曾是自己父亲的老战友，冲破吴芝圃等人制造的白色恐怖，冒着危险进京向党中央反映情况。
吴芝圃造成河南人民巨大生命财产损失，这边被停职检查反省，那边又被任命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张钦礼在北京告状成功受到周恩来总理表扬，省、地、县的某些领导人一方面“震惊”，另一方面又“保持沉默”，时任县委第一书记的王某不去认真纠正吴芝圃的错误，反而把矛头对着大多数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张钦礼进京告状成功，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给他平了反，而那个县委第一书记王某在上面一些人的支持下却要给“留个尾巴、不全平”，结果还是接任的焦裕禄“极为愤慨，宣布彻底为张钦礼平反，并为此发了红头文件”。
1962年张钦礼平反后“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一千二百六十四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焦裕禄来兰考和张钦礼一起，抓阶级斗争，纠正“左倾”错误，紧紧团结依靠兰考人民，为克服暂时困难、改变落后面貌而拼死奋斗，焦裕禄多次昏倒在风里雨里、为了怕增加群众负担，走了一天，忍受着肝部疼痛，不肯在群众家吃顿派饭；而那个县委第一书记王某却是“不顾群众的死活”，“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县委里还有一个副书记，竟贪污正在饥饿的群众的粮票，却还能被委任主持县委工作，而他在主持工作后不顾广大群众正在困难中苦度，和其他县领导躲进县医院小病大养吃小灶。
焦裕禄以身殉职，树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的优秀榜样，张钦礼以热烈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无私地竭尽全力地进行宣传，而当时地委、县委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秦一飞、周化民却是全力阻碍、淡化和污蔑，说什么“张钦礼宣传焦裕禄给兰考捅了个大窟窿”，“焦裕禄是张铁礼捏造的一个假典型”，“张钦礼介绍宣传焦裕禄是政治扒手”并铅印宣传品发至全国，秦、周还到处说“焦裕禄的精神没有变物质”， “早知道采访焦裕禄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初就该把他轰出兰考。”“党领导兰考近二十年都没有改变面貌，焦裕禄来了就改变了？他比党的本事还大？通讯中说焦裕禄讲了这，说了那，兰考是县委领导还是他一个人领导？”秦一飞在大会上说：“焦裕禄来兰考一年多，是条龙能吸多少水？还什么典范、榜样，他干出了啥？是啥典型？叫外人来兰考看什么？看兰考人穷得俩人穿一条裤子。”
兰考“四清”时，这两个人一心要整张钦礼，抓不住什么把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借乱中浑水，先下手为强，给张钦礼加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年漏网右派”的帽子，横加迫害。
兰考县以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为主的干部和群众，知道张钦礼十七年中屡遭迫害，现在又因为宣传焦裕禄而遭受迫害，于是，他们来到县委，造了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张钦礼，并在张钦礼的支持下，成立了“保卫焦裕禄司令部”，要“捍卫焦裕禄精神，继承焦裕禄未竟的事业。”然而，另一边，秦一飞、周化民为了蒙蔽群众保自己，成立了“卫东林司令部”，因为他二人大权在握，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加上开封军分区受地委领导，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在兰考一直支持秦一飞、周化民和“卫东林司令部”，张钦礼虽有群众支持，也难逃厄运。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张钦礼被游斗了一百多次后，连同县委七名常委、十个公社党委书记、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投入监狱；全县六千多名党员中有四千名被开除党籍，农村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大都在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先进基层组织中。他们几乎把焦裕禄纪念馆砸毁，把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资料付之一炬，焦裕禄墓前碑文涂抹得看不请字文，新华社记者的通讯被列为禁书；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设备也都被砸烂。把焦裕禄生前调整好的能带领群众除三害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培植的一切积极力量一网打尽。张钦礼在狱中，耳朵被打聋，牙被打掉，手被打残，腰被打伤。有时把他拉出去游斗，两手朝后捆绑，从卡车上猛推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满身流血。他们用一条凉席，把他卷住捆起来，头朝下倒竖在地上，然后猛地倒下，反复多次，惨不忍睹。张钦礼在监狱里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兰考有位老贫农跑到北京天安门前长跪不起，为张钦礼喊冤，惊动了中南海，周总理又一次解救了张钦礼 。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所谓清查“四人帮”时，张钦礼又一次惨遭迫害，这一次和他同遭迫害的有四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其余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的四名党支部书记三人被迫害至死，一人闻讯逃跑，在外受尽千辛万苦流浪了四年，捡了一条命。张钦礼提拔的被一致公认与他和焦裕禄有着同样立场品格和能力、为改变兰考和柘城面貌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卓兴隆，虽然调出兰考许多年，也未能幸免于难，惨遭迫害而死。
建国后五十多年一直在河南采访、对兰考了如指掌的陈健惊讶地发现，兰考文化大革命后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和兰考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一次把张钦礼投入监狱所涉及的人员姓名、数量，几乎相同相等，等于说，斗争了八年，又回到了当初。不过斗争双方的命运却有了天壤之别。如果更精确计算，应该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斗争了二十多年，同样的原班人马、对立的双方，一方的人却步步高升”。他悟出了：“兰考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这派和那派之间的派性斗争，而是十七年斗争的继续。”
人们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几十年在兰考工作过的领导干部中，张钦礼、焦裕禄、孙跃堂、秦一飞、周化民、曾做过第一书记的王某、副书记刘某，这些人职务差不多，虽然都是在一个党中央的领导下，都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走过来，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有的无私奉献，有的特权自私；有的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鱼水血肉般联系，有的漠视脱离甚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艰苦奋斗，有的贪图享受；有的实事求是，有的唯心片面；有的坚持真理，有的实用跟风；有的坚持革命，有的蜕化变质；等等。他们虽然都在一个班子里，但价值观、世界观、立场、思想、作风迥然不同。而且，他们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又都有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现已知道，在省委里，刘建勋、纪登奎是支持张钦礼、焦裕禄的，而刘建勋、纪登奎又是毛泽东、周恩来信任的；而与张钦礼、焦裕禄相对立的秦一飞、周化民、王某、刘某、孙跃堂则是由省委里的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这些人支持着，而在中央是谁在支持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这些人呢？邓小平纵然再有韬光养晦、变戏法、耍花枪的本领，最后还是原形毕露，原来是他在支持着这些人。
陈健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凡是在极左路线、特别是大跃进中像疯子一样的干部，在三年困难饥饿年代，大都持消极态度，甚至于放弃领导，兰考如此，全省亦然。”这是他根据自己的大量观察得出的结论。那么，为什么同一批人会有这样大的反差呢？再深入一步调查和思考，问题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大跃进中狂吹“五风”与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的“人祸”原因也就明明白白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了。可惜陈健没有深入下去。因为再深入下去，他就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他按照《决议》的框子，是把这所有问题都用“极左路线”解释的，而他发现的那些人的“消极态度”、“放弃领导”，显然是与“极左”挂不上勾的。如果他能够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科学方法分析，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出：不仅在兰考，在河南，即使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凡是在革命的高潮中头脑发昏、忘乎所以、丧失基本常识的人，在革命低潮时，基本上都是一蹶不振的取消派、妥协派甚至叛徒。“左”是右的影子，根源是一个，就是因为这些人站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患得患失，他们心中没有人民的利益，也就不可能对人民事业有强烈的责任心，不可能吃苦在先、深入群众，不可能具有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不可能深入调查研究，就必然头重脚轻、嘴尖皮厚、左右摇摆、实用跟风，严重的还可能搞些阴谋破坏和捣乱。相比之下，张钦礼、焦裕禄在工作中就完全是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和态度。他们在当时不仅不跟着刮“五风”，不仅不对人民群众的困难“持消极态度，甚至于放弃领导”，而是与广大最基层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不顾个人安危，坚决与那些现象做斗争。如果是张钦礼、焦裕禄当时在兰考或河南省主持工作，人民生命财产怎么会受到那样的损失呢？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必然是截然不同的路线、思想和作风，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
确凿的证据十分清楚地表明，文革前到文革开始这一段时间，发生在河南省兰考县的事情是怎样紧密的联系的。从整风反右，到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到社教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文革后的“清查四人帮”、改革开放，围绕着张钦礼同志的冤案发生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斗争是偶然的吗？发生在兰考、发生在河南、发生在全国的那几十年一幕幕变幻诡谲的风云、起落叠宕的潮汐，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不是所谓“派性”，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出现在领导集团内部的斗争是这种斗争的集中反映。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上到下，极为激烈，一直你死我活，泾渭分明。
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这不仅是因为处于运动发展变化的事物从量变到质变、从表象到本质的暴露要有一个过程，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要有一个不断由量变到质变、不断确认、比较、深化的过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认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通过对张钦礼同志冤案的剖析和归纳，通过对建国后几十年发生在兰考县和河南省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认识，那么，对发生在更广阔背景范围内的斗争，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了。
实际上，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前，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就已经开始形成了。这个党内资产阶级的主要成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同路人，他们或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之心、或是出于对三座大山压迫的反抗、或是到共产党里谋寻个人出路，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在建国前血与火的激烈阶级斗争中，在党的教育下，他们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没有在实践中学懂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没有下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们就想到站下车，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们是十分抵触的。至于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内奸、工贼等一类阶级异己分子，则是不言而喻地成为党内资产阶级的另一组成部分。
这个势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鼓吹“剥削有功”；在党的八大上，他们又力图把党扭上抹杀阶级斗争、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的道路；力图把中国引向一个由他们这帮新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这个势力的影响、煽动、纵容、包庇，虽然建国以后几年间，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几次党内斗争，但党内蜕化变质现象一直严重滋生和发展。
因此，在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主席领导下，采用依靠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帮助党纠正那些蜕化变质现象，解决党内的矛盾和党与人民的矛盾。但是，一些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和仇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向党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反击它们的进攻，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反击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产生并形成的党内资产阶级却利用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打击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和真心帮助党整风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当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这个党内资产阶级又趁机刮起了十分险恶的“五风”，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无视人民死活，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成为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毛主席、党中央严肃处理“信阳事件”一类问题时，他们一方面包庇罪责重大的一些地区负责人，另一方面又打击一大片干部；在这段困难时期，党内资产阶级就曾企图趁机兴风作浪向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但未能得逞。
善于调查研究、明察秋毫的大师毛泽东，始终紧密地观察着这一切，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利器，领导党和人民一步一步地开展着斗争。在这几年的斗争实践中，也包括在国际上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实践中，他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的、革命的主要危险就是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气概，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领导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并且为了防止党内资产阶级再次转移斗争大方向，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开展了对党内资产阶级借以兴风作浪和掩护保护自己的旧文化的批判。这些运动又一次受到党内资产阶级以“左”的和右的形式的干扰。
在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愈来愈激烈的严峻关头，毛泽东在这个斗争实践中科学总结出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成了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他采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形式，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党内资产阶级展开殊死搏斗，展开总进攻。十三卷毛泽东建国后文稿清晰地记录展现了这个科学总结的线索、过程和结论。
在文革初期，当党内资产阶级又想如法炮制，转移斗争大方向时，便很快被毛泽东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广大革命人民识破和粉碎。他们很快无力招架，被革命的洪流冲垮了。
但是，党内资产阶级依然有力量。他们的力量不仅在于已经篡夺的那一部分党政权力，还有他们在包括军队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多种影响，还包括社会上虽然已经遭到痛击但依然顽固而广泛存在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还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长时期允许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包括国外的资本主义势力，等等。因此，又有了一月革命后的“二月逆流”以及较长时间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和武斗。当粉碎了他们一系列反扑和捣乱，红色革命政权普遍建立起来以后，他们的残存势力则采用了“装死躺下、隐蔽等待、两面逢迎、以求一逞”的策略。在毛泽东晚年病重时，他们就曾迫不及待地动手。在毛泽东去世后，这场蓄满势、拉满弓的反攻倒算就分秒必争地打响了。发生在河南省，发生在兰考县，发生在张钦礼身上的，便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的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的一幕。
毛泽东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文革前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是旧中国阶级斗争的继续，改革开放后的资本主义复辟又正是文革前与文革中阶级斗争的继续。
历史和现实不就是这样确凿无误的摆着吗？资产阶级一直是自觉地紧紧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它们虽然放出了很多欺骗的烟雾，或者是只做不说，但它们紧紧地抓住这条纲，年年、月月、日日，无时无刻不在绞尽脑汁，采用文的武的、明的暗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种一切形式，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攻。我们怎么能回避得了吗？眼下，党政腐败变质、企业破产倒闭、黄毒赌泛滥、三农危机、教育危机、卫生危机、环境生态资源危机，大规模私有化，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几亿农民一步一步滑向生存危机的深渊，不就是这几十年进攻的结果吗？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不是剥削压迫阶级向被剥削压迫阶级斗，就是被剥削压迫阶级向剥削压迫阶级斗。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张钦礼同志的曲折经历是印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极好教材。这个教材好就好在，它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和命运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一直到目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全过程，清清楚楚地反映出来了。
附：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办案人员谈话记录
1966.11.23
问：“吴书记，你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红卫兵为什么说你反对毛主席，喊着要打倒你呢？”
吴：“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说过，吴芝圃是个好同志，只是爱讲假话。红卫兵打倒我，可能指的就是爱讲假话吧。”
问：“毛主席批评你爱讲假话，怎么回事？”
吴：“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河南省的五风刮的厉害，尤其是铺张浪费风。后来，就出现了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饿死了人，对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我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批评我批评的对。可当时我也有苦衷。”
问：“苦衷？你当时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呀？”
吴：（摇了摇头）“一九五八年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七、八月份，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拆白旗和背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么。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当时河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问：“信阳地区饿死了人，是不是信阳地委有问题呢？”
吴：“信阳地委是有责任。文敏生省长也应该负责任。但，我应负主要责任。现在回想起来，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主要是由铺张浪费风造成的。五八年的大跃进使得全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可是，很多粮食都坏在了地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没想到五九年、六零年全国大面积连年遭受特大旱灾，农业严重欠收，仓库里没有粮食，能不饿死人吗？”
问：“我五八年曾回到农村，对铺张浪费风亲身做过调查，很多农民当时看着被毁掉的庄稼都掉泪了。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做了不少傻事。”
吴：“是呀。那时太冲动了，不该听风就是雨。”
问：“听风就是雨？怎么回事？”
吴：（深深回忆了下）“大概是五八年九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再次和我谈话，他说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了大丰收，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三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没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如果河南的细粮不充足的话，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么。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么。还说他一九二零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吃面包，那时赫鲁晓夫是校长，对他特别偏爱，专门找来做面包的大师教会了他做面包等等。当年，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学苏联做起了面包。时隔不久，从河北开始，全国均出现了不重视秋粮的现象。受刘少奇谈话的影响，河南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刘少奇和我的这两次谈话，无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的作用。”
问：“集体食堂、大锅饭失败了。河南有人写了你的大字报。”
吴：“这个呀，全国都是刘少奇让搞的，与别人无关。河南省委、省政府是执行者。”
问：“……？”
吴：“在这次谈话之前，大概是五八年的四、五月份吧，刘少奇和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说苏联的集体食堂很值得推广，既省工省时又节约卫生。他已请示了主席，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正在向全国布置。并强调河南一定要在全国带个好头。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锅饭。”
“后来，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谭震林、山西的陶鲁茄，还有江苏、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时，都说刘少奇也找他们谈过内容相似的话。这些，我都向中央写过书面汇报材料。”
问：“你的材料什么时间写的，交给了谁？毛主席看到了吗？”
吴：（想了想）“一九五九年初写过一份。据听说……，对，听刘子厚说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刘少奇助长五风的信被刘少奇压了起来，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一份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会开了二十多天。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时河南省向中央递交了两份书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写的，另一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实际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检讨。材料上提到了刘少奇五八年和我的两次谈话，记得材料交给了大会秘书处，糟糕的是，后来又从刘子厚口中得知，这份材料被××扣了起来，他交给了刘少奇。毛主席看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问：“对了，咱们河南有人写你的大字报，说你在七千人大会上私下和刘少奇谈过话，关于大跃进的问题站在L、X一边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发难，是事实吗？”
吴：“不！大字报不完全正确。我没向毛主席、周总理发过难。可以说我吴芝圃一向对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很崇敬的。”
问：“……？”
吴：“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
“对刘少奇这种说话前后矛盾、说了又否认的态度我都懵了。大会结束时，我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刘少奇态度的信，交给了胡乔木同志。”
问：“刚才你说了，五八年刘少奇找你那两次谈话，你还是以书面材料向中央捅了出来，当时刘少奇对你这种行为就没有什么反映吗？”
吴：“刘少奇并没有什么反映。不过，之后××找我谈了话。”
问：“××找你？什么意思？”
吴：“××说刘主席（刘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么。××找我谈过话后，我就意思到是刘少奇变着说法向我敲警钟，只不过他没有出面罢了。”
问：“当时你为什么信了刘少奇的话，使河南的工作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呢？”
吴：“这话就不对了。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下级有啥理由不服从上级的？谁知道他当时是别有用心呢？还有，王任重在一次谈话中向我透露过，刘少奇正式成了党中央主席后，准备让××当国务院总理哩。当时谁都知道王任重同刘少奇接触的多，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问：“看来刘少奇、××早已组成了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不是子虚乌有哇？”
吴：“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我再补充一句，刘子厚还向我说过，关于河北率先虚报粮食产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刘少奇鼓励他们那样做的，并多次让他们向外省介绍经验。河南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我个人认为，刘少奇、××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二人在第一线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布置的。”
转帖者注：吴，既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文中的L、X与的××，是向网络上上传这篇文稿时上传者为某些人故意作的讳！不过，读者不难想到L和××等人是谁。X可能有些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