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 从辉煌到浮华的惊天变故
作者：曾飞教授 点击数：4868 更新时间：2011-5-22
从辉煌到浮华的惊天变故
曾飞
早在1963年5月，毛泽东同志就告诫过我们，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果不其然，仅仅几十年的功夫，中国就从人民当家做主的毛泽东时代蜕变成野蛮生存竞争的黑猫白猫时代。垄断着权力与资本的“强者”、“成功者”、“精英”、“上等人”业已步入了空前的“盛世”；失去了政权与生产资料的“弱者”、“失败者”、“人口垃圾”、“下等人”正在步入被奴役的人间地狱。历史的曲折不幸被毛泽东所言中，危险已经不再是一种应该提防的情景了，而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现实。
面对当今的局面，“走资派”很舒畅，官僚很舒畅，奸商很舒畅，汉奸很舒畅；工农兵很纠结，知识分子学者很纠结， 小业主很纠结，小股民很纠结，民间企业家很纠结，职业经理人很纠结，人民的干部很纠结，真正的共产党人很纠结。他们想弄明白，无数革命前辈、先烈和人民大众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人民江山，为何美帝国主义纠集全世界的垄断资本势力用庞大的军事力量都无法摧毁。而仅仅依靠一个“世纪伟人”及其追随者就轻轻松松地把人民的江山给颠覆了，成了官僚资本的天下？为何延安时期那种“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的人间希望轻易被破灭；为什么在静悄悄中换来了“一有贪官污吏官僚资本，二有土豪劣绅地方一霸，三有赌博股市绞肉机，四有娼妓小三，五有小老婆包二奶，六有叫化子流浪儿童，七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有萎靡之风淫秽之气，九有吃摩擦饭搞垄断割据，十有发国难财的汉奸卖国贼”的所谓“春天”。
更不幸的还有，一说起阶级和阶级斗争，一提起无产阶级专政，很多过来人和没有过来的年轻人就顿时毛骨悚然，心有余惧，急忙回避。被当成过“臭老九”的笔者也是一代深受其害的过来人之一，当时的那些苦难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挥之不去。但可怕的是很多人至今稀里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谁才是那些苦难真正的制造者。
面对当今的乱局，一些有正义感的学者纷纷跟随大众厉声呼喊，力揭时弊，譬如田嘉力先生等等。于是一些小迷糊就挖苦说：你对得起毛时代深受其害的过来人吗？代号“无风无月”的匿名者2011年5月19日的跟贴就大咧咧地说：“未改革前的打老师、斗成分不好的人，就有道德？饿死人不反省最道德？运动死人是高道德？有点人性吧，有了前30年没绝人性的没道德熏陶，才有这30年道德的沦丧，要用脑袋思考，而不是用屁股思考。”这些小迷糊至今对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使人们深受其害的说教深信不疑，不经意间早已把自己的屁股坐到官僚资本那里去了，于是也就只能跟着屁股思考，而失去了独立用脑子思考的能力。
网友iqingniao就很清醒，能够独立用脑子思考：“历史上饿死人，运动扩大化，都缺不了走资派，今天的毒食品，出卖国家利益，还是走资派干的。走资派只会指鹿为马，嫁祸于人，从来不敢承认现实的一切丑恶，都是他们的罪恶所导致的。”
网友所指证的“历史上饿死人，运动扩大化，都缺不了走资派”，全是无法抹去的事实。我们这些年已古稀的过来人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只不过是在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下，毫无言论自由，过来人根本没有机会把过去的真相告诉现在的年轻人而已——过去30年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斗成分不好的人的不是别人，正是自我标榜为解放了他们的“改革派”的官僚们，当年他们的美名叫做“走资派”。如今他们动辄得意洋洋地指责毛泽东，责问有正义感的学者：“文革打死人，毫无人性！”的确文革中那些打死人的畜牲毫无人性！但打死人的正是他们自己的一帮人。只不过他们的脸皮够厚，敢于反过来指责别人毫无人性而已。
据“北师大附中女校长卞仲耘之死”一文披露：文革中打死人，始于刘、邓集团的高干子女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其中比较著名的是1966年7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中共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致死，副校长胡志涛受重伤，卞仲耘的死和宋要武有直接联系，当晚宋彬彬等人在北京饭店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卞仲耘死因，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疲带，臂缠袖章，一副典型的红卫兵装束’。邓榕却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这里说的宋要武，就是宋彬彬，宋任穷之女……。在走资派集团子女文革中的暴行被公之于众这后，一些右派小丑们像流氓一样辩解说：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受了毛泽东的鼓动。并说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亲口对宋彬彬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从时间关糸上看，打死卞仲耘发生在7月，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代表发生在8月18日。也就是在此之前，刘亭亭，宋彬彬，邓南她们已经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打死了人！能说是毛泽东在鼓动他们吗？毛泽东是否知道是师大女附中发生的事还是个问题，是否知道宋彬彬参入打人事件更是个问题。另外，宋彬彬受到毛泽东接见，宋彬彬的文章见报，是谁的策划呢？而其时主管宣传的是走资派。北师大女附中的打人事件是走资派集团操纵自家子女，为保自身位，打击迫害无辜群众的一个范例。现在看来，很可能是走资派集团的一个阴谋。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讲话，文件，制止武斗是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没有看到走资派有这样的讲话和文件，我们只看到走资派一个又一个讲话都是针对群众的。宋彬彬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红卫兵，千家驹《自撰年谱》中说，“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
谢富治67年3月24日在公安部的讲话说：刘少奇“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干部，那时候叫搬石头，是毛主席纠正的。63年至64年四清时，在工厂工段长以上干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制订了23条，纠正这种形左实右的东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刘派老婆、亲信到学校，把系以上的干部都打成黑帮，斗争方法戴高帽子是他们搞的，发展到八月中斗小流氓，十万人大会，其中还有公安人员，小孩子五花大梆，拳打脚踢，后来才打人成风了”。——最后这一段话就是指的那些以高干子女们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8月前后，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条人命遭他们“草菅”，包括海外宣传的大兴县的屠杀，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刘少奇其人》）
刘少奇王光美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海外学者宋永毅：《别忘了王光美作为迫害者的一面》）
“走资派”非但毫无人性地糟蹋人，把原本指向他们的阶级斗争，转移成指向人民大众的残酷迫害，借机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搞臭。同时，他们还竭尽全力破坏经济建设。一个国家主席外加一个总书记，借助自己手中的权力，大搞浮夸风、共产风，办大食堂，摧残经济制造贫穷和饥荒；在苏联没有讨债的情况下搞提前还债等没良心的大破坏，制造人祸，直至饿死百万人，以便嫁祸于毛泽东多快好省的经济建设路线，借机把社会主义闹穷搞臭，并讥笑为“贫穷的社会主义”，以便为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制造口实。
网友“兵丁”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在经过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认真来分析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总路线并没有什么‘严重缺陷’，……都没有违背客观规律……。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是有的，缺点、错误也是有的，那就是当时表现出来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强迫命令’、……等五风。为了制止和纠正‘五风’这些错误倾向，毛主席在短短的四、五个月里，先后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武昌会议（1958.1121—27）、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上海会议（1959.3.25—4.1）；直到亲自给全国的每个生产队长写信。逐渐制止和纠正了这些错误倾向。但是，那两个带头鼓动搞‘五风’的人，自始至终并没有真正地认错，就是在文革中作了检讨，并保证永不翻案，最后还是翻了案！并且将这些错误作为攻击和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口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关于党史的是与非之一》）——这些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只不过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很难传播而已。而被当年的“走资派”及其“官二代”把持的主流媒体所散布的尽是谎言。他们信奉的是“把谎言说一万遍就是真理”。他们在“真理”的旗帜下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利用权力发财致富。
“走资派”及其“官二代”如此“成功”的秘诀，其实就是历代帝王将相的拿手好戏；李宗吾的《厚黑学》总结了其中的精髓：“我读中国历史，发现了许多罅漏，觉得一部二十四史的成败兴衰和史臣的论断，是完全相反的；律以圣贤所说的道理，也不符合。我很为诧异，心想古来成功的人，必定有特别的秘诀，出于史臣圣贤之外。我要寻它这个秘诀，苦求不得，后来偶然推想三国时候的人物，不觉恍然大悟，古人成功的秘诀，不过是脸厚心黑罢了。”正是“走资派”及其“官二代”脸厚心黑创造了他们的“盛世”，使中国发生了从毛时代到猫时代的惊天变故。
总之，从毛时代到猫时代的惊天变故始于刘少奇到延安，发作于经济建设高潮中，成型于“改革开放”的春天里。
惊天变故始于刘少奇到延安之时
在共产党进京的前后，当时党的领导核心班子明白无误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的这一张照片中，毛泽东的左侧是朱德和周恩来，这是一组在革命浪涛里考验出来的三人组合；而右侧是刘少奇和任弼时，领导班子里的新势力，他们深得官心，代表着革命胜利后官僚们分享胜利果实的强烈欲望。此外还有一位后来的“世纪伟人”，他当时的官衔是邓总书记，是刘主席有力的支持者。
信力建：《刘少奇是如何从延安崛起的》一文披露：“如果说，毛泽东是在延安最后确定了他拥有真正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的话，那延安就是刘少奇崛起的真正起点——换言之，是在延安，刘少奇才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于当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到延安后，刘少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3年3月16日－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泽东任‘主席’的提议。……我们知道，在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显然，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刘少奇到延安后飞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正是刘少奇炮制了中共“一把手”的体制。而人们熟知，演变至今的“一把手”体制危害无穷，它实质上窒息了中国民主，使之腹死胎中。这就是中国惊天变故的始点。
人们应当注意到：“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在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时，常常伴随着一个‘最’字，使我们联想到这个字眼原来不是林彪的专利。……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与康生同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主任毛泽东推进整风的左膀右臂。……在整风中，劳苦功高的周恩来、张闻天、陈毅、彭德怀等人都受到过火批评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而康生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当毛泽东亲自出来鞠躬、敬礼、赔不是的时候，人们就把‘抢救运动’这页丑恶的历史轻轻地揭过，结果是让康生韬光养晦，在‘文革’中再度大显身手。”（同上）刘、邓、林、康等官家，在“文革”中又乘机搞官僚派斗，搅乱大革命的阵脚，使之最终演变成一场官僚“内战”而危害百姓。
此后，“二把手”一步步把“一把手”捧杀架空，独揽大权的阴谋活动也就此拉开了帷幕。官僚资本主义的复兴在此一举。
惊天变故发作于经济建设高潮中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在延安就已经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根据目前能够得到的资料，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后来，毛泽东坚辞国家主席的职务。按照惯常的做法，由上届国家副主席朱德继任是顺理成章的事。在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中普遍持这种观点。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受中央书记处委托，草拟的一份第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家领导人侯选人名单，仍把刘少奇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而没有提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透露出了一个明显的信息：刘少奇仍将留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既然如此，国家主席候选人显然就是朱德了。……由于毛泽东始终未推荐提名，在全会讨论提名国家主席候选人时，会场出现了少有的尴尬。这时，邓小平站起来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话音未落，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于是，全会一致同意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主席候选人，而朱德为委员长候选人。（《国家主席风波：毛泽东为何让位于刘少奇》）1959年，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毛泽东的接班人的面目出现，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从这些信息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刘某人在高级干部中相当有市场。他很得“官心”。此后刘少奇还借机对朱德进行了严历的批判：《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进行严历批判）。（《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纪录》令人拍案称奇）
刘某人为何深得官心呢？把他与毛泽东的观念稍作对比就可以明白。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坚持人民的利益第一的思想，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继续为人民服务。在《纪念白求恩》里，他更加明确地指出：“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他满腔热情地号召大家向白求恩同志学习：“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进京之后，一部分干部认为自己已经打下了天下，应该享受胜利果实，应该发财了。对继续为人民服务有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加上毛泽东不留情面地杀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等贪官，一些欲豁难填的官员恨死了毛泽东。
而刘少奇却在那里卖乖，全力倡导“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韬晦哲学，许诺“满足个人愿望”、“个人利益”，解决“个人问题”以安抚一批官员急于的发财的欲望。据王光英的解释，刘某人说：“……在某种时候，个人要吃点亏。办大家的事情，是占人便宜好？还是吃点亏好？我看要宁愿吃点亏。人家不干的，你干，这不是吃了亏吗？要宁愿吃这个亏，这叫常说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现在是人民做主的国家，有公道，真理能得到发扬，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整天考虑个人利益，反而不会满足个人愿望，不考虑个人利益，则最后会取得人民的信任，个人问题反而解决了。”（北京青年报，王光英：《真理的光焰永不熄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则说：“他以前对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让我学习毛选，但实际上是叫我‘吃小亏，占大便宜’，‘丢了芝麻，拣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他做了国家主席以后，他大概觉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刘某人就这样争取高级干部，让他们“吃小亏，占大便宜”，“丢了芝麻，拣了西瓜”，谋取更大的权力，以便日后占更大的便宜。因此切中急于分享胜利果实，急于发财致富的高级官员的心理，深得官心。
就这样，毛泽东得民心，却失官心；刘少奇失民心，却得官心。刘少奇也就利用“二把手”的实权和官心，故意破坏经济建设，制造灾难，动摇治国的根基。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于是人民日报报道说：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几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少奇、邓小平所把持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少奇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
1958年10月3日，刘少奇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当时就严厉批评说：“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刘少奇就这样瞎折腾，直至闹出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来。“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河南省委内部出现激进的吴芝圃与稳健的潘复生之间的权力倾轧。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支持吴芝圃，称：“真理在你们这一边”。吴芝辅治下的河南，发生了著名的“信阳事件”，饿死了大批农民。1962年1月写给中南局的检查中说：“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原注：笔者认为“主席”指的是刘少奇。（来源：《大跃进中刘少奇大鸣大放地搞浮夸风，毛泽东怎么拦都拦不住》）
刘少奇故意这样瞎折腾搞垮经济之后，厚脸皮地把责任推到毛泽东的头上，公开宣称“毛主席犯错误”，以此作为攻击“一把手”，让“二把手”全面掌握实权的权术手段。直至今日，这依然是官僚们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弹药！这一切正是官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发动的一场惨绝人寰的阶级斗争。然而州官只许他们放火，绝不许百姓点灯——不许提“阶级斗争”，不许争论姓“资”姓“社”。
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不得不组织反击，重提阶级斗争，并告诫全党：“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做了大官了，要保持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指出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而绝不是整群众，整知识分子的所谓“阶级斗争”。
反而是刘少奇在对民众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和“专政”，并借以搞臭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据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宋永毅教授披露：国内有学者指出：四清运动期间，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夺权斗争，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处理。搞人人过关，‘有鱼没鱼淘干了看’，鼓动群众斗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这些做法，无疑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有报导称，刘少奇挂帅的“四清”运动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5,760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1965年1月毛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纠正了“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复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冤、错、假案，因此予以平反。（宋永毅：《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在1966年的“红色八月”期间，一些“老红卫兵”（注：高干子女所组成的“联动”）以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为由，殴打甚至残杀无辜的人。“红卫兵”们用当时流行的“血统论”为自己的暴行辩护，却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这种荒谬的“血统论”。（宋永毅：《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旅美学者宋永毅教授虽然是毛泽东的反对派，但也不能不正视走资派作恶的史实。
惊天变故成型于“改革开放”的春天里
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的号召。毛泽东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成为我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指针。基础工业大幅增强，建国之初，中国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的纺织和一些轻工机械等，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要靠进口。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下，经过二十七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八十多万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乡村的非油面道路建设），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云南（除了早期的一条窄轨）广西四川贵州青海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甘肃省在解放初期的铁路只有陇海铁路到天水段，解放后延伸到兰州，并建设兰新线）。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库容在20亿立方米以上的31座超大型水库中，30座为49年后所建。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3400座水库（现在即使建3400座标准游泳池也是一个浩大的开支）。为毛泽东之后从容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现在使用的水利设施大部分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资本积累。在毛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毛泽东时代还留下大量外汇储备，截止1977年共有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和外汇储备23.45亿美元（请记住：70年代毛逝世前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和工业设备）。（《毛泽东建国后的贡献》）
该开后精英们“先富了起来”，鼓动他们“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为了“先富起来”而赚钱不择手段，以填满他们贪婪的欲豁。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2008-12-13 新华网，赵晓教授，《中国亿万富翁中竟有91%是高干子女》）“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收入在各种要素中的回报率过低，穷人和富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于是走资派终于实现了只让官员先富起来的诺言。同时彻底否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路线，无所忌惮地依附于美国垄断资本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把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搞成危机四伏的半殖民地中国。中国的极少数人占有了中国13亿国民所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并把其中的大部分用来进贡他们的美国主子！以此营造了官僚资本的“春天”！实现了他们的美国主子所翘盼的惊天变故。
对此，张召忠将军气愤地指出：当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时，中国拥有了原子弹、人造卫星、核潜艇、运十飞机、银河计算机等一大批为国立威的技术，当中国企图“以市场换技术”时，却造成了技术能力的不断丧失，自主创新平台的相继失陷，技术人材队伍的散架树倒，中国科技实力世界排名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甚至连自主创新的“运十飞机”都自毁长城、自废武功，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又是何等深刻的教训！……可谁能想到：不讲“阶级斗争”（中文简体全拼输入法中都删了这个词组）二十多年后，被一群“精英”们称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却悍然轰炸中国大使馆，撞毁我战机，并在中国西部大张旗鼓地树起四个军事基地。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处于东西全面包围之中，毛泽东生前打破美国对中国月牙型包围的努力，就此全部付诸东流。整个美国军界一片欢呼，欢呼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军事奇迹——一个大国成功地从军事上包围了另一个大国。（《张召忠：毛泽东独立自主建国思想是非常正确的》）
人民大众、共产党人不会听任“走资派”变天
网友“猫娜丽莎”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经过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他在晚年作出的自我评价时说：“我一生只干两件事，就是建立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和打破旧体制的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粉碎“走资派”的人民革命。今日发生的惊天变故证实了粉碎“走资派”或官僚资产阶级的人民革命的现实性。
毛主席一九三七年给陕北公学的题词中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毛泽东对党的干部的要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这个要求是对革命先锋队的要求，而不是对全体国民的要求。因为没有这样一支彻底为人民的干部队伍，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会成功。这虽然不符合一帮贪官污吏的“人性”，但却符合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保证人类社会生存和延续的基本人性。现实是从进京伊始，干部队伍中的一大批人就不再愿意坚持“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新生官僚要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占有天下，图谋私利，瓜分胜利果实。刘某人成了他们这帮新生官僚的领头羊。
毛泽东时代本是人民的时代。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更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所有言论和作为的总和。而是他集中了革命人民的经验与智慧所形成的革命思想，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些传承了中华民族人本精神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的现代文明——在一切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依归的现代人本精神引领下，人民当家作主，创造自己的幸福的中华文明。毛泽东时代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而猫时代则是继承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官僚权术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是走资派官僚权术全面得逞，人民的劳动果大半实落入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囊中的官僚资本主义时代。猫时代是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这就是惊天变故的实质。
但是，创造历史的从来是人民群众，而不是所谓的“精英”。人民群众和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会永远听任一帮新官僚站在他们头上拉屎撒尿，鲸吞他们的劳动果实。中国失去了生产资料和劳动求生存权利的无产者和绝大多数人，不会永远任人用手中所窃取的社会资本和国土资源来剥夺他们的劳动成果。中国人民一定会用自己的力量粉碎新生官僚资本势力和新三座大山，重新站起来！粉碎猫时代，重新成为时代的主人！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所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还是维护新生官僚的利益，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与每一个高级干部自身的政治性命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回避历史的严峻考验是不可能的。
关键字： 毛时代 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