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7日，“左”派理论权威马门列夫先生在《张先生在修正主义路线上越走越远》一文中批判张某某12月26日在乌有之乡的演讲大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是“在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日子里，不是弘扬毛主义路线，而是越来越背离毛主席路线，在修正主义路线上越陷越深，成为回归毛主义路线的人民呼声中参杂的怪异的杂音。”
马门列夫先生在文中批了张某某30条。其中精彩语句有“不讲阶级分析的胡讲乱扯。”、“所谓‘大众民主’，不过是用‘大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对立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专政的对立。这是曲解‘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最大的政治遗产’！歪曲毛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惯于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张先生也是这样。”、“两个30年的本质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否定暴力革命是典型的修正主义。”
今年1月初，马门列夫先生又撰文《张宏良先生的“理论体系”属于封资修》，更彻底地批判张某某的理论“倒是和封资修的‘理论体系’颇为合拍，不过是贴上了张宏良标签的‘大杂烩理论’。”
在批张30条中，最有力的是那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马门列夫先生在批判论敌时最喜欢用的一招就是指责对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招堪称马门列夫先生的必杀技：批判项观奇“显然所谓‘制度的根本弊端表现为，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僵死，思想上箝制。一句话，专制’就是攻击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批判李文采“笼统地讲所谓‘官僚体制’，就把毛主席攻击成官僚阶级中的统帅了。把攻击矛头对准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批判屈路甘“所谓‘对专-制看不惯’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马门列夫先生还批判苏拉密“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马门列夫先生没批苏拉密“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苏拉密不是踹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这锅汤，而是把锅下的柴火抽走了，釜底抽薪，直截了当。
马门列夫先生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批判论敌的法宝，笔者却发现“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是马门列夫先生的“阿喀琉斯之踵”，只要拿捏准了，分析到位，马门列夫先生贴在网络上的上百篇文章有一大半都会成为废纸。
“无产阶级专政”最早出自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此文中马克思仅仅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并表示“由于本文叙述范围所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再次谈到“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1871年9月，马克思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表述：“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再次谈及“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力，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它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凡不属于空想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具体历史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为后世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提供了有可操作性的指导。在笔者的耳闻目睹中，马克思的著作名称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三种：一是《共产党宣言》，二是《资本论》，三就是《哥达纲领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是各色马列人士最爱引用的著作，大多是冲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去的。
请注意：马克思笔下出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三种提法，其中最后的、最准确的提法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其意为革命阶段、暴力斗争时期的专政。
再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 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 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 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笔下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是“无阶级社会”，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使命就结束了，资产阶级法权（狭义概念，属分配领域）的使命还没结束。哥达纲领“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没详细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但“凡不属于空想的，都已经实现了”的东西马克思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至于“人民权力，人民军队”，在马克思眼中应该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空想。
马克思谈“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文字非常有限，主要就在上述文字中，可惜这些文字都没有“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把对“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具体理解留给了列宁和毛泽东。
1917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地位空前地拔高：“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连“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概念的发明者马克思都没有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标准之一，列宁却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两大标准之一。
1918年，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宣扬“无产阶级的专政”应该有杀戮现象，而且可能是大规模杀戮：“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仇视的贫民政权。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这样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而又唯有它（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能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才能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内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
历次革命中这个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
1919年10月，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中论述失掉政权的剥削者是如何的可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在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简单的提到“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 列宁在实践中发现“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是很难消灭的。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讲“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些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能是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
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怯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
千百万人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斯大林沿着“小生产”－“最可怕的势力”－“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拼命的、殊死的战争”的思路忠实地实施了列宁的“战争理论”， 没有遵循（也不可能遵循，因为在实际操作中做不到）“不能驱逐，不能镇压”、“ 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1942年斯大林与丘吉尔会晤时说：“集体农庄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几千万哪，那是可怕的。一直进行了4年。”、“他们大部分都为农民所痛恨，被他们的雇农所‘消灭’了。”俄罗斯方面较保守的估计在这场消灭富农的“战争”中死亡350万人，其中约80万人被处死，其余在流放途中因恶劣的条件死亡，或者到达流放地因恶劣的生存条件而死亡。另一种较高的估计是死亡约800－1000万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理念作了诠释：
“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 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各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斯大林的集体农庄政策显然是要打破这个“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框框”，不服从马克思的教诲。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功能是消灭阶级差别，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则搞成了大规模地消灭肉体，消灭富农的悲剧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用“无产阶级专政”拔苗助长，迫使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水平。“无产阶级专政”在打破“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框框”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克思“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已经完全是两回事了，按照“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标准衡量，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异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在建国后也发现“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是很难消灭的。1958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中才发现的。”在别的场合，毛泽东评论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
在湖南，人们把农民分为两种：油农民、憨农民。前者是善于发家致富的农民，后者是不善于发家致富的农民。毛泽东的父亲是一个富农，所以毛泽东很熟悉富农发家致富的技巧。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出现了分化，出现了憨农民把土地卖给油农民的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1954年，农村开始大量发展初级社，到1956年底，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88％，1958年9月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年底农村全部实现了公社化。
这场以领袖声望推动的，比苏联的消灭富农文明得多的拔苗助长运动酿成了1959―1961三年全局性大饥饿，非正常死亡人数说法不一，还有人坚决否认当时出现大量死人现象。不过对于全国上下一起挨饿这一点，否认有过大量死人现象的人也是承认的。虽然毛泽东在饥饿时期不吃肉了，但对“单干”仍然坚决不松口，原因就是“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对毛泽东在分配方式上的执着，第一代上海帮极力迎合。1958年，张春桥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批判“钞票挂帅”，提倡“政治挂帅”，很合毛泽东的意，毛泽东与柯庆施等大区书记谈话时称赞张春桥“政治嗅觉敏锐，值得培养。”文革期间，毛泽东称赞张春桥：“春桥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考虑无产阶级利益”、“春桥是齐鲁豪杰之士，是我们党的难得的思想家。”
超过列宁的是，毛泽东更发现“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不仅存在于政权外部，还存在于政权内部，这是一种比“最可怕的势力”还要可怕的势力。在经济、政治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为了打倒政见不合者，毛泽东运用自己的声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防范“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其中强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号召“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期间，毛泽东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毛泽东继续强调：“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1972年，邓某某以一纸“深刻”的检讨：“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被重新起用，委以三项重要职务，主抓1975年的整顿。毛泽东去世后，各种力量经过几年的博弈，实权落在了邓某某手中。1981年，深受毛泽东器重的张春桥在法庭上说：“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他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
文革为什么会失败？败就败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法权”，马克思的部分中国弟子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越自己的师傅，实践证明师傅是不好超越的。
相对于毛泽东的浪漫，邓某某则非常务实，老老实实地遵守“资产阶级的法权”，回归那个“资产阶级的框框”，搞起了改革开放。搞了几年后，各方面形势还不错，农民重新分了地，精心耕作，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比较自由；工厂里不搞内讧了，生产秩序恢复正常，铁饭碗体制里的工人尝到了“钞票挂帅”的甜头，也比较满意；知识分子头上那顶“臭老九”的帽子摘掉了，心情也舒畅了。1984年10月1日，欢庆流行的队伍中出现了“小平您好”，既表达出各阶层的拥戴，又不落“谁谁谁万岁”的俗套，一时传为美谈。
遵守“资产阶级的法权”，回归“资产阶级的框框”只是邓某某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其更长远的打算是长期地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课，这一点邓某某在80年代就打定主意了，1988年由邓某某撑腰搞的价格冲关就是全面实施市场经济的信号。
1984年的拥戴嘉年华过后，问题很快就来了：官倒、腐败浮出了水面。官倒的出现标志着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国诞生，并迅速地成长发育。腐败现象与价格冲关导致的恶性通膨使各阶层在经济上产生不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压制使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产生不满，被枪杆子捅下台的前总书记不幸早逝成为合情合理的导火索，一场40年来最大的“风波”来了，在这场“风波”中两方面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后发展成一部分人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流血冲突。
这场“风波”对邓某某的打击不亚于“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风波”过后，秋天邓某某在电视上露面时的状态不佳，说话都结巴了。可以体会一下他的心境：5年前你们还说“小平您好”，5年后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差一点我就要做第二次检讨了。本来邓某某以为自己比毛泽东好得多，1976年4月5日，面对“打倒现代秦始皇”的呼声，毛泽东只是用棒子就解决了问题，可轮到他了，却得用放枪的手段来保住权力。
在这场“风波”中，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扮演的角色光彩吗？
“风波”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谴责、制裁相继而来，东欧各国纷纷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苏联也实在撑不住，解体了。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沉寂了近三年，邓某某也琢磨了近三年。在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如汪洋大海，很多人的头脑里多多少少都有些小资产阶级思想。风雨一生、阅人无数的邓某某琢磨透了：要想维持住局面，就要抓住小商品生产者的心理，鼓励他们发家致富，在他们嘴前挂一根香蕉，让他们听话地向前走。1992年，邓某某坐上专列南巡，放出继续改革开放的风，北京的阿斗则手忙脚乱地布置宣传贯彻南巡讲话精神，一个响亮的口号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中国的宪法中，“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但不存在“市场经济”。邓某某的“特色社会主义”实质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把持下搞资本主义，这是何等的“无产阶级专政”！
用“无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就是“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的逆向流程，可以如此表述：“通过不等值地出售、瓜分国有资产的办法创造剥削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快速打造出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
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搞僵，表面上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对林彪发布一号命令等行为不满：“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什么叫权力？没有别的，只有军队！”；二是1970年在设不设国家主席上，林彪一派和张春桥等人搞僵了，林派要揪张春桥等人，张春桥是毛泽东的爱将，能揪吗？而实质上，林彪和毛泽东分手的原因只有一个：不赞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创造剥削者阶级比消灭剥削者阶级要容易得多，所以毛泽东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很大，原因有二：一是林彪和毛泽东合作了60年，最后几年合作不下去了，太遗憾；二是刘少奇不理解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林彪也不理解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找个合格的接班人太难了。起用了邓某某之后，毛泽东发现那句“永不翻案”的承诺靠不住，他的心凉了，找一个有资历、有能力，又拒绝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对身边人讲：“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林彪见上帝去了，毛泽东换下邓某某后手下留情，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给他留了一条政治上的生路。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电视上报道军队时常出现这样一句话：“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乍一听感觉很奇怪：90年代的中国既没有皇军来扫荡，也没有白军来围剿，何须军队“保驾护航”？深入分析一下就明白了：要借助“无产阶级军队”的力量来搞资本主义，因为很多人是不想走这条路的。“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的逆向流程，可以如此表述：“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创造官僚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起来了，那些政权内部的“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近水楼台先得月，争先恐后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官倒成了历史名词，一个新词汇出现了──腐败，腐败像一种超级病毒，在中国社会飞速地蔓延。
在上世纪80年代，邓某某为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配的结果是分娩出官僚资产阶级，俗称“特权―利益”阶层。20年后的今天，“特权―利益”阶层已经长大成人了，邓某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却制造了厉害10倍的“官僚资产阶级自由化”。
今年春天，叶菜的收购价格低得吓人，卷心菜、芹菜的收购价最低时不足一角钱一斤，一个山东菜农种了6亩卷心菜，因赔本一万元而绝望自杀。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成就，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威力。
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这个山东菜农给予社会的是正值，社会则回报给他一个负值，难怪他对这个社会绝望。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既前苏联、中国所说的社会主义），“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连最起码的“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都没有，只有一个比“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私十倍，疯狂十倍的“官僚资产阶级自由化”。邓某某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以发家致富鼓动中国人在市场经济中开路，20年后，中国人中的大多数发现发家致富是不可能的，倾家荡产的可能性倒是存在。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农业的很多方面持甩手大掌柜的态度，任其自然，自生自灭。在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普遍给予农业大量的补贴，农场主们如果感觉自己的利益在市场经济中受到损害，就把拖拉机等农用车辆开上大街，把大量的农产品堆在地上，碾个稀巴烂，以此向政府施加压力，政府往往会屁颠屁颠地调拨资金，甚至通过法案，维护农场主的利益。在中国，菜农们有这个权利吗？中国的菜农只有悬梁自尽的权利。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蔬菜的收购价与零售价差距惊人，流通环节的成本高昂，在菜农们领回缩了水的回报甚至是负回报的同时，消费者面对的蔬菜价格并不低，流通环节的两端都不落好，好处流到哪里去了？
蔬菜的运输环节消耗大量的汽、柴油。中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多为低质油，美国从中东则进口优质油，两个国家的炼油企业分别生产出汽、柴油，送进加油站，中国司机加油时面对的价格居然高过美国。中国成品油的超额利润流向哪里了？流到了官僚资本那里。公路收费是蔬菜的运输成本之一，中国的公路收费是世界第一，雁过拔毛，处处留下买路财，这笔钱流进了政府的腰包。在流通环节中还存在种种寄生势力，他们并没有付出有价值的劳动，却从流通环节截留了相当比例的财富。
官方这样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事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平等，也不开放，既缺乏法制，也不能实现优化配置，方方面面都看不到“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其优越性体现在哪里？
近两年，出现了一个时髦词汇──“中国模式”，说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无产阶级的眼光看其实就是“官僚资本主义”。
相比张某某对当今现实的搽脂抹粉，马门列夫先生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修正主义已经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党变质国变色”、“修正主义篡权后党政一体资产阶级化”、“祸国殃民的改革开放后30年，绝不是什么物质财富喷涌，而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社会大倒退！也不仅仅是道德伦理坍塌的极端物欲横流时期，最关键的是修正主义路线下的资产阶级专政！”、“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无非是封资修大杂烩的水平。”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在改革开放后30年所起的作用，马门列夫先生也是承认的：“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正确政治路线下是最能维护无产阶级人民利益的，但是一旦修正主义篡权，也是最能办坏事的。刀子割了手，我们不能怨刀子快，只能怨操作错。修正主义伤害无产阶级人民利益，也不能怨无产阶级专政的的刀子快，只能怨修正主义路线错！”
但对于“刀子割了手”该怨谁，马门列夫先生却说错了，不是“怨操作错”，而是怨这把刀子向来是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掌握。
请看马门列夫先生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把刀子无比热烈的、无比陶醉的歌颂：“毛泽东时代的前30年是实实在在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什么‘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意志高于一切，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不是什么‘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化国家体制’！”、“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什么“极权主义的阴影”，而是消灭一切阶级阴影，到达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无产阶级专政是到达共产主义的必然途径！”、“文化大革命就是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完善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是真正人民民主的最佳实现形式！”、“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都是体现少数人阶级的意志，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唯一真正体现多数人意志的民主”
既然“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意志高于一切，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怎么没有治服躲藏在阶级阴影下的邓某某，怎么没有高过邓某某篡权的意志？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完善和发展”，是“真正人民民主的最佳实现形式”，邓某某的意志怎么在“唯一真正体现多数人意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压倒了多数人的意志？邓某某为何能以最最佳的实现形式篡夺了最高权力，跳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之上？
原因毛泽东在1970年就道明了：“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什么叫权力？没有别的，只有军队！”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说白了就是枪杆子专政，这个为所欲为的枪杆子专政与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完全是两回事。
问题恰恰就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里，枪杆子里面既能出政权，也能出腐败，出官僚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专政”，项观奇攻击对了，李文采的矛头也指对了，屈路甘的反对也很及时。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项观奇、李文采、屈路甘的阶级立场都站对了，都站到了无产阶级这一边；马门列夫先生的阶级立场站错了，站到了异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那边。
看清了马门列夫先生的阶级立场，再看看他的解决之道：“国家就是一个暴力机关，没有革命暴力就不能杂碎国家这个暴力机关！否定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修正主义最大的政策反动性！”“民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暴力，革命从来就是以暴易暴”、“在阶级社会里，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一般是暴力革命，特殊情况下才有罕见的和平转变。对于社会变革来说，‘难产’是一般性，‘顺产’是特殊性！左派怎么能断然否定‘武装革命运动’呢？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暴力革命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伟大进步’的重要推动力”、“用红色暴力代替白色暴力就是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只承认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一直坚持到消灭阶级为止”、“人民的当务之急是组织起来，觉醒起来，划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界线，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和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马门列夫先生指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的当务之急──搞21世纪的南昌起义，显示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极端狂热。不过以笔者的预测，10年之内中国不可能出现南昌起义，这10的时间里马门列夫先生不就无所事事了？
显然马门列夫先生也意识到了“当务之急”是不切实际的，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党内斗争：“办法只能是开展积极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只要持续开展这样的斗争，党就有持续的生命力，这种斗争停止了，党的生命也就完结了。”、“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就是绝不允许用暴力来对待党，所谓‘粉碎四人帮’却开了枪指挥党的先例”、“永远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横生出一个党指挥枪的惯例怪胎来。我们要回归毛主义路线，首先就要回归毛主义正确路线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党的十八大能否做到回归党指挥枪的原则是对党的新领导班子和解放军的严峻的考验！中国人民将拭目以待。”
马门列夫先生已经确定“党变质国变色”了，在这种情况下，“党指挥枪”与“枪指挥党”有区别吗？
马门列夫先生已经强调“文化大革命就是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完善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是真正人民民主的最佳实现形式！”，怎么会出现“粉碎四人帮”这样的枪指挥党的先例？解释只有一个：在毛泽东时代就开始枪指挥党了。回归来回归去，不都是“枪指挥党”吗
文革时代和腐败时代已经证明“党指挥枪”与“枪指挥党”一样靠不住，只有“人民指挥枪”才靠得住。
如果已经变质的“党”的十八大做不到回归党指挥枪的原则，马门列夫先生该怎么办？是不是暂时放下对马列的研究，研究鸟铳的制造技术？马门列夫先生把希望寄托在党内斗争，又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观望、幻想。马门列夫先生把希望寄托在党内斗争，与张某某鼓吹了好几年的“左转”有何区别？
时而极端狂热，时而软弱、观望、幻想，忽左忽右，摇摆不定，忽热忽冷，政治上得了打摆子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个典型臭毛病马门列夫先生都具备了。
最近马门列夫先生对张某某的态度起了变化，３月24日他在《苏拉密究竟要干什么》里表示“马张之争是左派内部的争论，都是站在革命左派的立场上。”两个多月前马门列夫先生还在《张宏良先生的“理论体系”属于封资修》中批判“封资修大杂烩理论”，怎么现在“大杂烩理论”就站在了革命左派的立场？
再看马门列夫先生在《左派内部不要分成‘保皇派和极左派’而互相攻击》等文章里的最新表述：“为什么要救党？就是修正主义病毒侵入了党的大脑，篡夺了党中央的权力”、“今天的护国运动是讨修护国的护国运动！就是因为修正主义篡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的权力，使党变修，国变质，护国就是要护毛主席缔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共和国！”、“‘救党护国’就是‘讨修护国’，就是重建毛主义共产党，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用《张先生在修正主义路线上越走越远》、《张宏良先生的“理论体系”属于封资修》的眼光审视这些话，完全称得上是“封资修小杂烩”了。
马门列夫先生为什么把自己也“杂烩”进去了？原因有三：
一是马门列夫先生皮硬瓤软，骨子里和张某某一样：软弱、观望、幻想。时候不到还能端着，时候一到就暴露出来了，
二是马门列夫先生眼看泛毛派呈分裂之势，心里着急：人心散了，队伍就散了，没有人，还搞屁政治。眼下当务之急是把人拢住，为此马门列夫先生不惜沾上“救党保国”或“救党护国”的腥骚气味，抛出独创的口号“讨修护国”。并且大声疾呼：“左派内部有改良主义观点，属于左派内部的是非争论，即使有个别改良主义者，也构不成一个‘改良派’，因此左派内部不存在什么‘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对立。”
三是马门列夫先生要联合张某某群体反对宪政民主。马门列夫先生讲：“修正主义和宪政民主都是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左派不能对任何一方寄予幻想”、“左派应该揭露少数混在左派中的宪政民主假左派，宪政民主派是一个清晰的阶级概念”，两个最危险的敌人，哪个更危险一点呢？马门列夫先生又讲：“同宪政民主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是主要矛盾中的重要方面”、“宪政民主派同样是左派的凶恶的敌人，当修正主义已经臭不可闻，我们同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已经相当清晰，胜利指日可待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产阶级宪政民主道路之争将会越来越突显出来”言外之意，宪政民主派更危险，既然同修正主义的路线的斗争胜利指日可待，修正主义势力的权力就要落到马门列夫先生和张某某群体手中（纯属痴人说梦），当然要把火力提前转移到攻击宪政民主派上。
下面该好好理论一下宪政民主问题了。
1965年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中讲：“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无产阶级不应拒绝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须把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而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它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
1871 年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表述：“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
1881年恩格斯在《两个模范地方议会》中说：“如果工人能在议会中、在市议会中、在地方济贫委员会中得到应有的席位，那末不久就会有工人出身的国家活动家，他们将给那些经常欺压人民群众的洋洋自得的愚蠢的官吏带来种种障碍。”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普选制是衡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表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论述：“《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但是它给我们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习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
1903年列宁在《告贫苦农民》中论述“既然专制的警察政府禁止一切集会，禁止出版一切工人报纸，禁止一切选举工人代表的活动，那么几百万工人就无法联合在一起。要联合起来，就要有建立各种联盟的权利，就要有结社自由，就要有政治自由。”、“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选举应该是自由的，不受官吏的任何干扰；监督选举的应该是人民代理人，而不是巡官和地方官。到那个时候，全体人民的代表就能讨论人民的一切需要，就能在俄国建立起更好的制度。”
恩格斯、列宁就宪政民主问题的论述不恰恰是为当今中国的无产阶级而讲的吗？
江西女工刘萍欲参选人大代表，有15人推荐刘萍，每个人都被当地警方约谈过。刘萍也被当地警方约谈了，家里还断了电，这不恰恰是“洋洋自得的愚蠢的官吏”因害怕无产阶级积极参与普选而制造的种种障碍”吗？“洋洋自得的愚蠢的官吏”不是正在阻止无产阶级夺取他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吗？“选举应该是自由的，不受官吏的任何干扰”在当今的中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一点难道马门列夫先生真不明白吗？如果有人想从中国的无产阶级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无产阶级“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
胡温新政搞了8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根本上看，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级人大代表中普通劳动者的比例少各可怜。刘萍事件的发生充分暴露出人大的工作存在不小的问题，各级人大，尤其是基层人大，普通劳动者应该占有相当的比例。普通劳动者在各级人大中占有比例太小，各级人大事实上成了官员的人大，而非人民的人大。普通劳动者在各级人大中占有比例太小，因而无法有效地监督官员，这是没能遏制腐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吴某某在人大干了8年了，这8年他是磨洋功呢，还是忙别的事去了？吴某某是在给谁当委员长？
在第二代上海帮中，吴某某在中国的政治中枢呆的时间最长，整整16年了，还要呆两年。阿斗和朱掌柜退休后，上海帮就剩下吴某某和黄某，黄某运气不好，提前退休了──病逝，于是就剩下一个孤单的吴某某。一个人在台上撑着，又干不出什么成绩，尴尬不尴尬呀？自身没有多大能力，偏偏又在台上呆那么长时间，这是爱出风头的表现。阿斗退休前搞了几个“代表”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朱掌柜毁誉参半，只要有部分群众认可，料也无事。可吴某某有什么呀？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在持续地累积，一旦群众把不满发泄到吴某某身上，吴某某拿什么自保？
而台下的马门列夫先生不遗余力地攻击宪政民主派，是站在千千万万刘萍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洋洋自得的愚蠢的官吏”的立场上？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马门列夫先生在网络上不遗余力地攻击宪政民主派，恰与官场上的特权势力百般阻挠政治体制改革呼应上了。马门列夫先生一边喊着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一边充当官僚资产阶级的马前卒，扔掉斯文，赤膊上阵，向宪政民主派寻衅滋事，阻碍中国的无产阶级民主运动。马门列夫先生举着毛泽东的牌子反对无产阶级民主，打着红旗与无产阶级作对，充分暴露出其为虎作伥、红旗右派的反动本质。
仅隔短短两个来月的时间，马门列夫先生就由批宋江转为保宋江、挺宋江，充分暴露出他自己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宋江，他与张某某的分歧只是A型宋江与B型宋江的分歧，他与张某某的斗争是宋江群体中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泛左派、泛毛派中混杂着形形色色的宋江，现在已经发现A型宋江、B型宋江，未来还可能出现C型宋江，现在的社会比1975年复杂多了，各型宋江的伪装技巧也高明多了，左派朋友们要注意呢。
马门列夫先生自己都说“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荡然无存，还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意义吗？”。可他又奢谈“‘救党护国’就是‘讨修护国’，就是重建毛主义共产党，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在的时候都遏制不住“修正主义”分子，现在“党变修，国变质”了，马门列夫先生怎么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马门列夫先生的“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在当今的中国纯粹是一个政治白日梦。
马门列夫先生还讲：“中国人民只认准了毛主义能够救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其它的都不认！”马门列夫先生能代表中国人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救了一次中国，又被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邓某某救回去了，假设马门列夫先生真的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了，能防止下一个某某某再救回去吗？
马门列夫先生谁也代表不了，他只能代表他自己。马门列夫先生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派，这些人的典型特征就是醉心于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其核心的政治理想就是重温文化大革命的旧梦。这些人对中国现状的判断是准确的，但其解决之道完全是逆向政治思维，主张回去过去，回到文革，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
文革派中又分成两派：一种是开明派，赞同用民主的力量打破特权势力的专权；一种是顽固派，反对打破特权势力的专权，因为这样做就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即便这个体制正由他们的敌人掌握着），他们幻想完整地把这个体制从敌人手中接管过来，连开明派都看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顽固派也可以称作“天上掉馅饼派”。 马门列夫先生就是“天上掉馅饼派”里的一员，他贴出上百篇文章，就是希望换得天上掉下的那张“馅饼”。
让我们回忆一下马门列夫先生思想的转变过程：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革命从来就是以暴易暴”、“用红色暴力代替白色暴力”、“左派怎么能断然否定‘武装革命运动’呢？”、“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讨修护国”──“我们同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已经相当清晰，胜利指日可待” ──“救党护国”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产阶级宪政民主道路之争将会越来越突显出来”
这就是马门列夫先生由狂热到软弱，再到妥协，再到投降的嬗变过程。马门列夫先生已经“从”了特权势力，文革派中的其它顽固派成员会怎么做？他们将陆陆续续地像马门列夫先生那样，羞答答地围着那块“无产阶级专政”的遮羞布“从”了特权势力，因为只有“从”了特权势力，他们才能继续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白日梦，如果走向宪政民主之路，他们的美梦就做不成了，因此投降是他们不得不接受的政治宿命。不信请看一个顽固派成员的自白：“现实生活问题很简单，给了你权利，你不会运用，没有运用的能力，给了你也白搭，这样的话，与其搞民主，还不如让毛主席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袖来独裁，来专制。独裁未必都不好，民主未必都灵验。”
张某某、司马氏、马门列夫先生，一个接着一个“从”了特权势力，这种现象的实质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在政治上吃一口剩饭，举起白旗向官僚资产阶级投降，这种现象在今后10年中将陆续出现，不足为怪。这些人投降，与其说是坏事，不如说是好事，好就好在他们担任了无产阶级的反面教员，他们天天用嘴和笔杆子给无产阶级上课，他们教育了无产阶级不能走他们那条路。
中国的无产阶级是遵循恩格斯、列宁的教导行事，还是跟随马门列夫先生一起作那个虚无缥缈的“无产阶级专政”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题。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就一贫如洗。在即将开展的宪政改革中，无产阶级一定要把民主这把刀子抓在自己手中，这样才能悍卫自己的利益，否则就只能出下一个王斌余，下一个杨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