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一：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大飞跃 [复制链接]

【编者按：看到70年代，化肥工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看到中国那那密密麻麻的化肥厂，看到农业马上要步入现代化的步伐。在看看，包产到户后，农民无法享受到这些化肥厂的产品，化肥工业纷纷破产倒闭，工业反哺农业的链条被无情地切断。到了21世纪初，农村已全面破产，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复辟路线，毁掉了中国四个现代化！】


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大飞跃

魏一

说明］全文一气哈成，为了使大家易于记住要点，在文中特别提出，注意：不是小标题。
　　［提要］全文以化肥工业为例，用过硬的证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是什么破坏了生产，而且把我国的生产力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
　　在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着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和刘邓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斗争。正是大跃进使我国建立了自己制造设备建设大化肥工业的能力，也创造了符合国情的地方小化肥工业。可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度连中央大工业也要下马。毛主席路线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不但建成了大化肥厂制造能力，小化肥工业也搞成功了。
　　可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仍不甘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们加紧了篡党夺权步伐。如果他们上台不但小化肥将被扼杀，大化肥也将受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翻了这一已经完全腐朽的反动阶级，改革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小化肥如雨后春笋地爆发出来，大化肥工业也得到了大发展，毛主席还批准了四三方案，引进了一大批外国先进工业，建设超速节约资金，并通过批判改造创新学会了自己建设特大型化肥厂。我国的化肥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产量急剧猛增，位居世界第三。小化肥也已经向运动战、阵地战发展了。
　　邓小平匪帮的复辟也证实了作为一个曾被推翻的腐朽反动阶级残余，对生产力纯是破坏因素，从反面证实了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他们果然一上台就对已经成功的小化肥大砍大杀，还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大规划”，挤了四三方案，使得不少引进大项目工期拖延，开销增大。我国的化肥产量增长速度大幅度降低，甚至倒退徘徊。
　　但文化革命带来的大建设后劲是巨大的，四三方案终究全部建成，小氮肥虽大半砍掉，功不可没也已为一切有识之士承认，我国毕竟成了世界第一氮肥大国。依靠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红利，邓匪劳民伤财的大规划尽管工期极长、浪费极大、不少孝敬了外国主子，也已建成。当然邓匪只有破坏没有丝毫功劳。地方和基层干部尚有人对我国经济有些贡献，尽管大多面目可憎，但属于另一伙走资派，比高度垄断资产阶级高出一个阶段。
　　尽管有大量化肥等投入，我国农业还是被邓匪推入了严重的危机，“好政策”包产到户的作用完全是个大负值。只有推翻这个反动复辟匪帮，才能使我国经济重新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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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化学工业主要是在文革以来的伟大十年中建立起来的


　　大跃进成就巨大，但不过是一个起点
　　解放前我国几乎没有化学工业
　　解放初八年的情况
　　大跃进化工成就伟大，但还是初创阶段


小化肥的产生和在艰难曲折中的成功


　　毛主席路线指导下，小化肥在大跃进中应运而生
　　在刘邓路线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反对下起家
　　1961年下马风：刘邓路线和陈云下马风摧残下小化肥差点全军覆没
　　少数小化肥厂在毛主席路线指导下经过工人努力得以幸存成长起来
　　小氮肥厂能过技术关
　　驳“办氮肥厂只能大，不能小，这是客观规律”
　　依靠工人阶级小氮肥过了技术关，一
　　驳陈云对小氮肥的攻击
　　驳所谓执行八字方针，真正破坏八字方针的正是刘、邓、陈等人
　　依靠工人阶级小氮肥过了技术关，二
　　依靠工人阶级解决了刘邓一伙在原料上卡小氮肥厂
　　依靠工人阶级小氮肥过了经济关
　　依靠工人阶级小氮肥过了使用关


小化肥的翻身和顶着刘邓路线重新上马


　　文化大革命前夕化工猛增及其原因，大跃进的胜利，两条腿走路的胜利
　　小氮肥厂成了技术革命的尖兵，大厂最好的中间试验车间
　　包括小氮肥厂成功的大跃进的胜利与政治斗争风向的转变
　　毛主席煽动地方顶着刘邓闹独立，小氮肥建设复苏，文革的酝酿
　　刘邓一伙顽固坚持反对小氮肥厂，驳所谓发展小氮肥造成了力量分散
　　驳所谓“集中地方自筹的资金可以办大厂”，不搞地方工业就什么都不会有，而地方工业刚起家时只能是小、土、群。
　　一切反动派、右派和看不起工农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只会说空话，却从来不会给国家做什么贡献
　　中央和老工业区支援不发达地区建立自己的工业是合算的，支援是相互的，地方也大大支援了中央


文化大革命——独立战争推倒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


　　阶级根源：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对待地方就像对待殖民地，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史无前例的革命，史无前例地在革命时期就完成每专区建立一个小氮肥厂的任务


大革命带来了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


　　大批判开路，独立战争解放了地方，小氮肥如雨后春笋爆发出来了
　　第二次大跃进：目标每县一厂的大规模建设小氮肥热潮
　　社会主义大协作，工业发达地区的支援，先进带后进
　　各地加强自立，尽量立足于当地原料改吃“粗粮”
　　红花遍地，硕果累累，繁如满天星斗
　　“十年浩劫”中我国化肥工业的大跃进超过了石油，且潜力无穷


大跃进创建了我国的大氮肥建设能力
　

　　大氮肥的建设：建设能力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大跃进创建的
　　大氮肥的建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大跃进开创的，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我国大氮肥厂的建设能力
　　文革前夕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加紧篡党夺权，再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大氮肥的大飞跃


　　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在大化肥建设上的巨大成就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的大规模技术革新运动
　　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但不排斥引进，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的伟大成就和空前成功，邓小平匪帮抢了女儿又杀爹娘
　　我国在第二次大跃进还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建造了特大型氮肥厂
　　1977年大庆、沧州、云南一次投产成功，四三化肥半数以上投产


邓匪复辟抢了女儿又杀爹娘，四三方案遭劫


　　大建设使得化肥产量迅猛增长，邓小平匪帮一上台就收到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红利，却恬不知耻地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竟然诬蔑“十年浩劫”留下了烂摊子
　　邓小平匪帮篡权后四三方案尽管快要完工却进展显然减慢，批邓那年投产的不仅建设工期缩短，还迅速达到了设计要求，收回投资


1978年大规划：邓小平的匪祸


　　四三方案未能按时投产并收效，完全是邓小平匪帮带来的人祸，出于篡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他们另起炉灶搞了个1978年大规划，1976年批邓的必要性和对保护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
　　在邓小平匪帮大规划挤压下我国建设长期互相挤压，使得先建的不能及时投产，待姗姗来迟终于建成了，却长期没有达到生产能力
　　邓小平匪帮还使得建设大大超过了投资，批邓时投产的大化肥厂却大大节约了投资
　　邓小平匪帮出尔反尔，反而从两面暴露了他们贪天之功据为已有和掩盖一上台就破坏了经济建设的卑鄙目的
　　建设战线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多了邓匪的大规划，陈云和邓小平匪帮都要把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陪绑。可大规划的破产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批邓保护了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匪帮搞大规划破坏生产建设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历史已经把他们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大规划明明行不通了，邓小平匪帮却还要硬撑，并借机大规模摧毁深恶而痛疾之的地方工业，小氮肥也在劫难逃


重点建设：用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红利为邓匪大规划擦屁股


　　1983年邓匪利用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红利搞“重点建设”实质上就是为1978年的大规划擦屁股，为此还加紧了对地方的勒索
　　对能源建设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开工不足，使得第二次大跃进建成的大批企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邓小平匪帮还是一贯的“红色买办”，只引进不消化长期依靠外国


小化肥——邓小平匪患的重灾区


　　小化肥是邓小平匪患的重灾区
　　卑鄙的政客作风，不择手段的可耻表现，批“四人帮”时张春桥居然成了小氮肥的破坏者，而邓小平倒成了保护者，匪帮终究是匪帮
　　1978年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之流终于凶相毕露大肆攻击“小生产方式”
　　评邓小平匪帮给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加的罪状
　　在国家多次大降价下，小氮肥仍能盈利的几个典型，这些厂能够做到的其他厂也能做到
　　在摧毁包括小氮肥的五小工业的同时邓小平匪帮又提出农用工业为轻工业让路，大办小轻工，和大厂争原料、争市场，严重污染环境的小厂泛滥成灾了
　　第二次下马风的失败之一：虽然大批小氮肥厂被“彻底否定”了，小氮肥企业反而在化肥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亏损更严重了，原来一直盈利的厂反而亏本了
　　对邓小平匪帮究竟摧毁了多少家小氮肥厂的探索
　　邓小平的匪患比唐山大地震还厉害，下马时的大破坏，把工厂搞垮的人反而大发国难财
　　1985年小氮肥厂遇到了又一次大匪患，连年的匪患，破产法，最后幸存数
　　邓小平匪帮控制下的经济，对化肥厂造成的其他浩劫或灾难，归根结底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包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我国的磷肥、钾肥、农药工业


　　我国的磷肥工业也走了一个和氮肥及其他工业大致相同的路
　　我国的钾肥工业
　　我国的农药工业


从江苏、山东看匪患


　　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工业跃居第二位的江苏省，如今作为三大“支柱”的农用工业步履艰难岌岌可危，因为化肥农药供应不足使农业遭到了损失，南京的化肥工业全军覆没，四三特大化肥也有“彻底否定”的
　　山东省在文革推动下的大发展和邓匪篡权上台后的遭遇


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后劲，严重匪患下成了第一化肥大国


　　我国各年的化肥产量和新增生产能力，小氮肥的产量
　　1976年上半年是我国七十年代上半年工业生产最好的两年之一，只是唐山大地震才使全年增长不多，这本来已是奇迹了，可邓小平匪帮居然作为批邓破坏生产的“根据”
　　1974年情况，停工停产的原因，土皇帝阶级的出现，即使如此也比复辟时期好得多
　　总的来说七十年代我国化肥生产增长极其迅猛，化肥生产能力的增长更是迅猛。可尽管有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大批化肥厂投产，八十年代增长速度却大大下降了，甚至徘徊倒退
　　邓小平匪帮产量没上去用词造句却特别夸张，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化肥工业投资迅猛增长，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以来极为低下
　　为1978年大规划引进的四个大化肥厂擦屁股的结果：建设时间特长，达到设计要求特慢，如果不是一上台就收到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红利，这些邓小平匪帮大规划中的项目，是绝对不可能建成的
　　建国以来我国基本建设新增化肥生产能力，主要就是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成果，邓小平大建设却没建出什么名堂来
　　对于1988年及以后十三年邓小平匪帮即不准备再搞大建设，又表现了信心不足，还大叫任务艰巨，即使如此也没有完成
　　尽管邓小平匪帮的严重破坏，我国的化肥工业生产很不正常，增长大大减慢，但是主要由于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后劲，我国还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氮肥生产国，生产的氮肥全部加工成炸药足以打十几次第二次世界大战


土八路早就鸟枪换炮了，小氮肥由游击战进入了阵地战


　　第二次下马风的失败之二：小氮肥工业早已经不是初创时的样子了，早已由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和阵地战，许多小氮肥比文革以前的大氮肥还要大，土八路早就鸟枪换炮了


历史的结论：小氮肥功不可没


　　第二次下马风的失败之三：历史的结论：九十年代中期小氮肥厂的作用终于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承认
　　第二次下马风彻底溃败：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一伙再一次地表现为贪天之功为已有，小氮肥竟成了他们支持下建立的，骨子里却还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不管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一伙如何厚颜无耻，总算说明了大跃进搞小氮肥厂是完全必要的，是巨大的功绩，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小氮肥如雨后春笋地爆发出来，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功绩，而1961年的“下马风”以及复辟以后对小氮肥的大砍大杀是对生产力的大破坏。没有大跃进，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国的化肥工业。


毛主席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群犬吠日纯属徒劳


　　展望：如果不是邓匪复辟破坏，我国氮肥工业的前景
　　毛泽东主席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一定将为全世界所公认。对他狂吠的群犬，如陈云之流说他“建设有过、文革有罪”，显得多么的渺小，多么地无知，多么地可笑。
　　在文化大革命中和第二次大跃进中，不少地方基层干部拥护毛主席发挥两个积极性的路线对经济建设有过功劳，即使现在大多数已经成了土皇帝，还是地方工业、小氮肥等能够在邓小平匪帮的严重破坏下幸存、坚持和壮大的组织者，而邓小平匪帮和陈云只有破坏，没有任何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建立的强大化肥工业极大地支援了农业，但复辟以来我国农业仍陷入了长期深刻的危机，从化肥就可看到邓匪的包产到户政策是个大负值

只有再次推翻这一反动阶级，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新的大发展。


　　以下请看正文。




我国化学工业主要是在文革以来的伟大十年中建立起来的



　　大跃进成就巨大，但不过是一个起点

　　我国的化学工业基本上就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为我国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此以前，我国首先由于伟大的大跃进运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这是一个工业体系，是大跃进以前所没有的，建设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又是初具规模的。解放以前，我国重工业几乎等于零，连螺丝钉也主要靠从国外进口，轻工业有一些也不发达，设备全靠进口。经过解放开始八年的恢复和建设有了一些重工业，开始造汽车、造飞机，但设备主要还是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自己没有制造成套设备的能力。主要由于三年大跃进，我国有了成套设备的制造能力，可以自己武装自己了。但这套工业体系也只局限于这些。用陈云的话说，就是一个自我服务的重工业体系——这一点他并没有说错。关键是没有这样的工业体系，我国以后的工业化、现代化都无从谈起。
　　大跃进中我国也搞了其他工业部门，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没有大跃进起家，就没有以后的发展，但那不过是一个起点，这些工业的真正建立其实还得归之于以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运动。正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才使得我国工业变得门类比较齐全，比较完整，并且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化学工业就是例子。正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才使我国有了真正的化学工业。
　　但大跃进也是离不开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化学工业带来了怎样的大跃进、大变化，决不是一篇两篇文章就能说清楚的，这是一个大学问。对此，那些自命不凡，看报只看题，看书只看皮，不接触群众，什么知识也没有的大知识分子完全不懂，他们不过是一些文盲。甚至文盲也比他们好得多，至少不会自以为是。而他们从来只会坐在沙发上信口开河，倾泻他们头脑里装满了的偏见，自己并且相互之间，封就了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就敢藐视知识、藐视一切真正有知识的人，而且还往往以自己的无知为荣。他们从来不需要化一丝力气，不需要一丝一毫学习，就可以自以为最有知识了。笔者也不准备对我国的化学工业作面面俱到的分析，这个题目太大了，应该由全国一切真正有知识的人士来共同完成，不能由我们包办。笔者只准备就我国的化纤工业和化肥工业作一些初步的介绍。化纤工业另有专文，本文就是专说我国农用化学工业的发展，在农用化工中，主要讲化肥，化肥又主要讲氮肥，氮肥中又重点讲小氮肥。同时也略化篇幅讲磷钾肥和农药等。对小氮肥也不是为小氮肥而说小氮肥，而是以此为例，论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两条腿走路，土洋结合，建设地方工业、中小工业的必要性、不可避免性和伟大成就。

　　解放前我国几乎没有化学工业

　　解放前我国几乎没有化学工业。1949年我国仅有两个较大的化工厂，大连化工厂和南京永利宁厂生产合成氨和纯碱，六个中型工厂象征性地生产一些硫酸等，品种少、产量低、质量差。硫酸仅4万吨，纯碱8.8万吨，烧碱1.5万吨，而1979年分别为699.8万吨、148.0万吨和182.8万吨，分别是十几倍和一百多倍。永利宁厂和大连化工厂虽然称之为大厂，也只是相对而言，农用化肥仅0.6万吨（折纯，按产品计3万吨，大致上五吨标准化肥折纯为一吨，下同）。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和一切右派、国内外反动派虽然疯狂嘲笑摧残我国在大跃进开始兴办，并由于文化大革命得到大发展的小氮肥，可是许多小氮肥厂初创时只要有两个就可以达到1949年的全国年产量，后来一个可以顶1949年产量的五、六倍甚至更多。而所谓解放前的中型工厂简直就是一些手工作坊，大多是化学加工行业，如加工进口橡胶，1949年只产轮胎3万条，1979年为1169万条，几百倍。有机化工原料、合成材料等一片空白，农药也是空白。甚至在五十年代“玻璃皮带”（塑料皮带）还是一些走私分子冒险从国外偷运进关的紧俏品、奢侈品。1949年化工工业产值仅1.77亿元，固定资产原值不到2亿元。全国原油加工量也只有11.6万吨，生产油品仅12种共8万吨。

　　解放初八年的情况

　　解放以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在1953年到1957年扩建了宁化和大化。并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下，新建了三个肥料厂——吉林、兰州、太原。这是我国解放以后建设的第一批氮肥厂。1955年我国能够生产塑料但只有1.2万吨，1957年还不能生产合成纤维。该年我国的合成氨产量15.3万吨，化肥（折纯）15.1万吨。与1949年比都有二、三十倍的增长，其他硫酸、烧碱、纯碱也有几倍十几倍的增加，并且生产了6.5万吨农药。
　　但是总的来说我国的化学工业还是非常不发达的，甚至还不能说真正起步。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低，对未来是个不可忽视的准备时期，直接作用却近乎于可以忽略。就以化肥来说，即使每吨化肥可以增产十吨粮食并全部用于粮食（实际上大致70％用于粮食），也不过是151万吨，即30.2亿斤，不到该年粮食产量的百分之一。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根本不能设计制造化工设备，不能自己武装自己。

　　大跃进化工成就伟大，但还是初创阶段

　　1958年大跃进，化学工业当然也是增长很快的，许多新品种开始生产，试制出塑料、糖精、人造纤维、活性染料等。从那时候过来的人都记得，就是大跃进使得大多数人才知道什么叫粘胶纤维的。最重要的是那时我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开始自己设计制造化工设备——而按照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说法，我国根本就没有条件，就是比较好的积极参加大跃进运动的工程技术人员，虽然热心于我国的建设，也有不少人怀疑我国能不能制造出复杂的化工设备来。不能说他们没有一点道理，按常规——按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我国的确不能说具备了自己制造化工设备的条件。但是东方的无产阶级就是打破了这些常规。这些下面再说。
　　即使一贯反对大跃进的陈云也不能不承认：“1950年到1960年十一年中，共造成合成氨生产能力51万吨，其中1950年到1957年增加14.5万吨，平均每年1.8万吨。1958年到1960年36.5万吨，平均每年12.2万吨。”（《陈云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第108页《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大跃进的这一成就难道还不伟大？
　　按产品计，1957年生产化肥63.1万吨，1958年达到81.1万吨，比1957年猛增了28.5％，但是后来另有资料表明要高得多，仅合成氨产量就提高了1.6倍。1959年生产了133.3万吨，又比1958年猛增了64.4％。这些都是奇迹般的超高速度增长。原来一直没有发现的大钾矿和大硼矿也在青海西藏找到，并在青海开始建设钾肥厂。据中国农报1960年第一期李超伯说：“1959年化肥产量比1957年增长83％，1960年上半年又比1959年下半年增长53.6％，新增加生产能力为1959年全年所增能力的115％，1959年农药比1958年增长56％，1960年上半年又进一步比1959年下半年增长61.5％。”
　　一般上半年生产量都要小一些，因此都是和去年同期相比。谈论上半年比去年下半年增长，那是取得极大成就的时期才会有。可是大跃进的反对派们是从来不说也不许人们说大跃进的成就的。谁如果说出了一个字，马上会被他们起哄打断，不许说下去。倒过来又说大跃进没有成就纯粹是场破坏。这些民主恶霸历来就是这样“得胜回朝”的。
　　但是也正像李超伯说的那样：“尽管如此，农药和化肥在数量和品种上都不能满足需要。”又像梅岭在人民日报1960年8月22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上说的那样：“农业生产每年需要几千万吨化学肥料，而1959年产量才130多万吨（笔者注：均按产品计）。”
　　大跃进时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气象，有关领导写了一些文章，雄心十足。化工部长彭涛也写了一篇《我们要在化学工业上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较量》。文章批判了妄自菲薄、甘拜下风、迷信洋人、化工神秘论，提倡土洋结合、中央和地方并举、大中小结合后说：“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有机合成工业最发达国家，1957年生产塑料200万吨，合成纤维24万吨，合成橡胶115万吨。而我国目前有机合成工业还几乎是空白。”
　　其实看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知道，当时我国化学工业的底子是非常微薄的。所谓“要在化学工业上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较量”，就是说按照常规，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和资本主义国家比的。——但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及其推动下的第二次大跃进以后，我国的化学工业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几位，化肥很快达到第三位，并且尽管受到邓小平匪帮的严重摧残，还是在九十年代达到了第一位。


小化肥的产生和在艰难曲折中的成功


　　毛主席路线指导下，小化肥在大跃进中应运而生

　　正由于我国的机械工业底子很薄，尽管我国已经打破常规，开始自己设计制造大型化肥设备，但毕竟还是初创阶段，甚至可以说是白手起家阶段。要想使得化学工业满足需要，包括化肥工业能够满足农业的需要还是十分艰苦的。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按照常规，我国那么大，底子那么薄，即使用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时间也是不够的。小化肥就应运而生。当然它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产生的。东方无产阶级正是在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我国工业发展必须两条腿走路，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大搞群众运动的唯一正确道路指引下，开始了小氮肥的研究、建造和试生产。
　　问题很简单，大的不好造，各地工业力量极其微薄，甚至等于零，不能造，那就只有先造小的，才能解决我国农业急需的化肥高速增产的燃眉之急。只造大的——且不说只会按照常规思维的人认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条件，就是在我们打破常规的情况下，也只有上海、东北这些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极艰苦的条件下才能制造少数厂，根本满足不了需要。只有小的才能比较广泛地发动群众，使得各地依靠自己力量搞起化肥厂来。——其实对于大多数地方来说，那个时候，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常规思维，连小氮肥厂也是决没有条件办的。

　　在刘邓路线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反对下起家

　　我国的小氮肥厂是1958年开始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艰苦曲折的政治思想斗争，而且是伴随着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而前进的。
　　早在1958年化工部提出大办化肥的具体方案时，就为要不要办小化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提出“办氮肥厂只能大，不能小，这是一条客观规律”“办小厂是走回头路，是工业水平的倒退”等崇洋思想，并散布了“小厂技术上、经济上、设备上难过关，氮肥工业不可能下乡”的悲观论点。但是在大跃进激流中，大办小化肥的群众运动却很快掀起了。短短一年多，职工们夜以继日做出了四种不同规模的中小氮肥厂的设计。有的小氮肥厂还采用了新的化肥生产流程，并按照设计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合成氨厂试验。试验初步结果表明小氮肥的生产流程基本上是可行的。
　　既然大连化工厂原来是我国资格最老的厂，很自然，在那火红的年代里担起了创建小合成氨厂的任务。刚开始搞的年产800吨，后来发展到了两千吨、三千吨。小厂投资少、建设快，按当时预计，全部投资只要一年就能够收回，在大跃进的气氛下，许多厂三、四个月就建成投产了。
　　各地都开始兴建一批小化肥厂，准备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这样我国的化肥工业终于在高速度发展的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大跃进时代我国建设和开始建设的小化肥厂有两百个，大致上每个专区一个。在工业发达的上海当然必须与众不同，建立了十一个，每县一个。

　　1961年下马风：刘邓路线和陈云下马风摧残下小化肥差点全军覆没

　　可是斗争才刚刚开始。没有多久小氮肥厂的建设就遇到了大曲折。刘少奇、邓小平一伙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本能出发，一开始就崇洋迷外，盲目追求大、洋、全，反对小、土、群，只提倡大型的中央企业，反对地方搞自己的工业，反对建设小化肥厂。——说实在他们盲目追求大、洋、全也不看一下我国的实际国情，就好像王明、博古、李德不根据共产党的具体情况盲目追求正规战，反对游击战，批判“游击习气”那样。这些自以为最唯物、最讲条件的人，偏偏最不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办事。也正因为如此，到了1962年他们竟惊慌失措地要把我国的所有工业，包括大跃进期间里建设的大型工业、中央工业、比较先进的工业也统统下马，“地平线上不留痕迹”。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常规”我国的确没有条件建设这些工业。
　　如果和王明路线比，王明还算是革命的，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对蒋介石，主张红军战争和土地革命。而刘、邓代表的是一伙靠共产党上台取得了高官厚禄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高居于中央，要全国都当他们的殖民地，唯恐各地的经济发展起来，不能成为他们的剥削压迫对象。
　　这样他们就在1961年借口调整国民经济，举起了“关停并转”的大斧，恶狠狠地向一切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杀来，小煤矿和小钢铁厂最先被砍杀，小氮肥厂也难逃厄运。
　　他们疯狂地反对三面红旗，叫嚣“工业上要退够”，抓住小氮肥厂某些暂时还未解决的技术上、经济上的问题，妄图一棍子打死，蛮横地说小氮肥厂“过不了关，过了关也没有多大意义”，悍然命令“不要搞了”，刮起了一阵反小氮肥厂的妖风，实行大砍大杀。强迫正在建设的“下马”，已投产的关掉。对广大群众坚持要办，没有被砍掉的小厂，又强迫走回头路，改回外国老流程，造成生产下降，消耗升高，严重亏损等恶劣后果。刘邓在化工部门的代理人本文就不追究了。刘少奇还跑到他的湖南老家，亲自动手把包括小化肥厂和小水泥厂的小工业大部摧毁了。
　　没有多久，小氮肥厂只剩下了22个，全部在华东。大连最先搞出小氮肥厂，却没有在东北留下一个来。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华东能够保留下来主要原因还是柯老的保护，没有柯老很可能小氮肥厂难免全军覆没。
　　就当柯老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的追随者陈丕显、曹荻秋，背着柯老准备扼杀上海的小氮肥厂，十一个厂全部下马。
　　陈丕显攻击说：“小化肥搞成这个样子，现在叫谁来检讨呢？”曹荻秋说：“小化肥成本高，没有进口化肥合算，过不了经济关，还是停产好。”公然下命令：“亏损不与补贴，工资不与贷款，原料不予保证。” 还拟定出砍掉小化肥厂的计划。第一批先下五个，松江、川沙、崇明、奉贤、金山。小化肥厂的走资派也口口声声要关厂。一时间许多小氮肥厂，工资也发不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幸亏柯老回来发现及时阻止了。柯老指出小氮肥是新生事物，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应该热情扶持，决不能一棍子打死。但亏损也不能允许长期存在，要突出整治，加强管理，迅速降低成本。各小氮肥厂工人很多是贫下中农子弟，为农业服务的观念非常明确，坚决顶住了“关厂”歪风，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各厂自力更生维修本厂设备，大多数厂逐渐做到90％以上设备可以不出厂门自己检修，大大降低了机器维修费用，保证了化肥生产的正常连续进行。就是这个原因，小氮肥厂在柯老领导的华东得以保留下了22个。
　　手拿板斧的“经济学家”陈云自然一贯地反对建立小氮肥厂。不仅刘邓，而且一切比他们更落后的势力，资产阶级右派、国民党反动派，一切国内外的敌人都是反对我国根据自己国情建设工业的，尤其攻击中小工业，都是反对我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反对两条腿走路，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的。陈云既然早在大跃进以前，1956年以前就已经没落，自然是反对小氮肥的。平心而论，如果说刘少奇、邓小平在大跃进开始时做得比谁都“激进”，要当大跃进的化身的话，甚至要把毛泽东主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话，那陈云倒从来就没有真正赞成过大跃进，是一贯的反对派，真正的反对派。而不像彭德怀不过借题发挥，万言书中还恶心地赞扬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少数小化肥厂在毛主席路线指导下经过工人努力得以幸存成长起来

　　任何新生事物成长都注定要经过艰难曲折的，不可能一帆风顺。客观上1961年许多小氮肥厂虽然建成了，生产出产品了，但由于种种原因生产不正常。陈云、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其他保守反动势力就乘机出来横加责难，反对继续办下去。有的人由于缺乏远见，过多强调了困难，也开始怀疑小化肥厂能否继续生存。这样使一些有条件继续办下去的单位也停下来了。但有些厂在毛主席、柯老、周总理的领导下在工人阶级的努力下顶住了。

　　小氮肥厂能过技术关

　　反对小氮肥厂的人出来说：“小氮肥厂难过技术关”。
　　困难是有的，但共产党人就是解决困难的，怎么能够一碰到困难就把新兴的小氮肥工业一棍子打死呢？而且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国家的化肥厂也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往往会在高一级的水平上表现出低级阶段的特点来。对于我国大多数工业极其微薄甚至根本没有工业的地方来说，要建立自己的工业，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刚开始搞工业时的某些特点来。也就是说必须从简陋搞起，从小搞起，既然西方资产阶级能够搞出来并发展到后来相当高级、相当先进、相当大的程度，那么东方无产阶级也必然能够做得到。其实如果和德国最先搞出的合成氨工业比，我国许多地方起家时的条件远远比他们差，而800吨小氮肥厂的水平远比他们高，可以算是“大、洋、全”了。帝国主义国家不希望我国工业化，嘲笑我们的小土群，忘了他们祖先是怎么起家的。洋奴、帝国主义的走狗要中国像方励志说的那样做三百年殖民地，骨子里则是永久地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们也可以在帝国主义剥削中国时分一杯羹，当然也不希望中国工业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要我们和他们 “国际分工”，即做他们的殖民地，也反对我们建立自己的工业。而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实在是忘了，我国解放前的大连化工厂和南京永利宁厂说到底不就是小合成氨厂吗？
　　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以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用合成氨“高温、高压、高技术，易燃易爆易中毒”来吓唬工人，强迫小氮肥关停并转。可是到现在为止，小氮肥厂已快半个世纪了，这一套难道还得再花力气反驳吗？正是大办小氮肥厂，极大地普及了工业和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管理方面的知识，为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实践出真知，不干就永远不会干。这为后来的地方工业发展到极其庞大奠定了基础，使得地方工业具有极大的潜力——这将在下面讲。

　　驳“办氮肥厂只能大，不能小，这是客观规律”

　　“办氮肥厂只能大，不能小，这是一条客观规律”——任何事物都是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落后到先进，这才是客观规律。有了西方国家的经验，我们的步子可以跨大些，但不能脱离这一规律一步登天。
　　 “办小厂是走回头路，是工业水平的倒退”——回头路！！！中国原来的基础几乎等于零，许多地方到大跃进——有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还是一无所有，“手无寸铁”。（注：“文化大革命时”指1966到1969年九大，必须坚决抛开邓小平匪帮和一切反动派所谓“文革十年”的谎言。九大后是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时期。邓小平匪帮和一切反动派说什么“文革十年”是为了抹煞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只要我国还是社会主义，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领导，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他们就说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那儿存在着回头路？还怎么倒退？办氮肥厂，即使小厂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怎么能说倒退呢？这些人不知是由于解放后扩建了大连化工厂和南京永利宁厂并在苏联帮助下建了三个化肥厂后昏了头了还是什么？竟然忘了我国大多数地方，工业几乎一无所有的现实。他们究竟是要中国永久地依靠从国外进口设备来建设工业呢，还是只依靠微薄的中央工业来建设自己的工业？前者不就是要中国和苏联搞什么国际分工，当他们的殖民地，或者去给西方帝国主义当殖民地？后者不就是只要中央工业，不要地方工业，让地方永远落后吗？如果考虑到他们连大跃进建设我国的中央大工业也反对，那他们就是根本不要我国有任何建设，而是去给帝国主义当殖民地。

　　依靠工人阶级小氮肥过了技术关，一

　　要说困难，到也的确困难。由于技术尚不够成熟，刚开始生产不正常，有一种阀片，只有抽一支烟的时间就腐蚀了，被称之为“香烟阀片”。可是德国刚开始搞合成氨也必然经过了许多困难，我们已经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了，困难决不会不可克服。但有的人就因此要打退堂鼓了，刘少奇、邓小平一伙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不过是借此机会来扼杀地方办自己工业的积极性而已。
　　陈丕显、曹荻秋为了把小化肥扼杀在摇篮中恶毒地不安排协作厂生产易受腐蚀的备品备件。在柯老领导下，上海各小化肥厂坚决依靠工人，发动广大群众制造陈、曹不安排的备品备件。许多机器制造厂工人也积极帮忙，攻下了设备正常运转这个课题。

　　驳陈云对小氮肥的攻击

　　后来小氮肥厂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得到了大发展。可是邓小平匪帮复辟篡权上台后，还是对它们大砍大杀。陈云不无得意地把他在1961年5月写的一篇文章拿出来证明他一贯正确。文章收在1981年3月出版的《陈云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108页《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原注说：“这是陈云同志代中央化肥小组起草的给党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经党中央的同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不知道是不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冒充中央文件下发，还是陈云冒称。不过光从字面上看似乎许多观点还可以接受。
　　文章说：

　　　　我们认为在1962年到 1964年这三年内，氮肥厂规模应该搞大型的建设。……1959年到1960年，在化工部技术指导下，开始建设了一批年产800吨和年产2000吨合成氨的小氮肥厂。到1960年底，年产800吨的已建成投产了20多个。其中五个生产较正常，当时曾设想大量地、普遍地建设小氮肥厂，是因为考虑到小氮肥厂需要的重要材料比较少，设备制造比较容易，省属机械厂就可以承担制造任务，适合农村分散的条件，易于满足各地方对氮肥的普遍需要，有利于调动各级地方以致某些人民公社发展化肥的积极性，建设的时间短、发展快。经过一年来实践的检验，证明这种设想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实践已经证明所述小氮肥厂优点的理由没有一条不成立，到1981年二十年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小氮肥是成功的。尤其是复辟以来的二十几年，邓小平匪帮虽然对小氮肥厂恨得要死，非斩尽杀绝而后快，也确实被砍掉了一半多，幸存的受到种种摧残，小氮肥厂却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至今还没有斩尽杀绝，也不可能斩尽杀绝。断言小氮肥厂没有必要性才是缺乏根据的。
　　困难的确有。至多只能讲：“经过一年来实践的检验，证明要在短时间内大量、普遍地建设小氮肥厂的设想是不够全面的。”——可在1958年大跃进里，并没有任何人要在短时间内就普遍建设。有的省规划的确很大，比如安徽省，计划建设100套年产800吨合成氨厂，并成立了安徽省化肥厂建设指挥部。但是1959年首批计划建设的不过20套。各地差不多都是这样，充其量不过每专区一厂。只有上海才是每县一厂，一个专区有个示范厂是必要的，像上海这样的大工业城市率先试验每县一厂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经验。
　　陈云的话给人们一个影像，好像当时有人要在尚未完全成熟时就：“大量地、普遍地建设小氮肥厂”这是极不体面的造谣。新生事物出来总需要一个成熟过程，需要时间摸索经验。因此短时间内大量地、普遍地建设小氮肥厂不行，长期未必就不行，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每县一厂。——这儿说的长期也不是太长，历史已经证明，从纯技术来看几年即可。但是政治上和生产关系上的原因使得必须经过一场大革命才能做到。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由于有一伙人，正确地说是一个阶级反对，一个高度垄断资产阶级。这些人不是真正出于技术上、经济上的考虑，而完全是从他们狭隘阶级的私利出发反对地方办工业。一切比他们更落后的打倒了的反动阶级也一样起哄。
　　从文章看陈云似乎也只是认为小氮肥厂需要一个摸索过程。并不根本反对小氮肥厂：

　　　　从最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八个生产比较正常的小氮肥厂由于设备质量不好，技术操作很难掌握，事故比较多，现在生产也还不稳定，实际产量还未达到设计要求，而且原料和动力消耗都很大。总之，小氮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还没有过关。要完全过关还得做很大的努力，需要一定的时间。

　　才几个月时间便下结论了？！至于很大的努力只是一句空话。如何努力？一点具体措施也没有，实际上是把小氮肥厂搁置了。何况已经把小氮肥的优点都说成“缺乏根据”了，所谓“过关”，不过是“砍掉”的代名词，只是不直说出来而已。这也是极不体面的做法。也许正是这个骗人手法，当时中央才会让他这一文章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可是邓小平的篡权复辟使他撕掉了一切伪装。1981年，尽管已经经过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第二次大跃进的实践检验，尽管大批的小氮肥厂已经建成，我国的化肥产量急剧提高，给农业生产增长带来了极大的物质基础，可陈云居然还把这篇文章拿出来作为他一贯反对小氮肥厂，并且正确的根据。这和彭德怀在万言书中假惺惺地赞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和邓小平的“永不翻案”一样使人恶心。这个陈云，至少是完全堕落了，而决不再是仅仅在建设路线上有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我们说从字面上看似乎许多观点还可以接受。“1962年到 1964年这三年内，氮肥厂规模应该搞大型的建设。”这句话就十分恰切。历史也已证明我们在1964年以后小氮肥才过关的。我们反对把已经建成和快建成的小氮肥大批“砍掉”，但也没有说这三年要以小氮肥为主。陈云的文章中这样说，好像他仅仅反对在这三年里大搞小氮肥。可是实际到了1964年小氮肥过关时，他还在反对小氮肥厂。二十年以后小氮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把这篇文章拿出来作为他一贯反对小氮肥的“先知”。那么首先背叛了这篇文章的不是别人，正是陈云自己。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背叛过自己，当时这样写仅仅是一种骗局。就好像邓小平提出“初级阶段”，并不是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推进到“高级阶段”，而是要倒退到腐败的资本主义去那样。
　　陈云又说：

　　　　至于中型厂技术也不如大厂成熟，年产一万吨中型厂1959年底在京投产，直到现在生产还不稳定，产量未达设计要求，……目前不能大量推广。

　　　“目前”（1961年）是不能大量推广，这首先因为“目前”各地还没有能力制造中型厂设备，但并不等于各地的设备生产能力永远只能造小厂。就是小厂也是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起家的，按资产阶级“权威”的说法，大多数地方连建小厂都没有条件。从长期来说，各地的设备生产能力是要进步的。现在许多“小氮肥厂”生产能力已达3万吨以上，甚至六、七、八万吨，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1961年大厂的水平，设备就是地方造的，就是从小氮肥厂发展过来的。所以在当时，适当搞一点中型厂摸索一些经验也是必要的。
　　——那时谁都没说要马上大量推广中型厂，只搞了一个试点。如果说有人在试验成熟以前就要大量推广，那又是恶意造谣。陈云又在偷换概念，为“砍掉”中小厂制造“根据”。而且他又在说假话，似乎并不反对中型厂，又是在二十年以后自己揭开了自己的伪装。“目前不能大量推广”，可过了二十年他还是不准推广。这时全国已有不少小氮肥厂超过了一万吨，上海平均超过了两万吨。有的厂超过了三万吨，达到当时大厂水平了。
　　一个人一旦走上了右的道路，为什么总是要说假话？总要采取这类极不体面的做法？
　　陈云最后的结论是：中小厂都不能办，只能办大厂。于是“下马风”刮起来了。小氮肥受到了浩劫。

　　驳所谓执行八字方针，真正破坏八字方针的正是刘、邓、陈等人

　　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一伙总是说那时要执行八字方针。谁反对他们的“下马风”就不由分说，扣上一顶“反对八字方针”的大帽子。
　　“下马风”是执行八字方针吗？八字方针一共有八个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他们一下子就丢掉了六个。对小氮肥厂来说，他们是怎样巩固的？怎样充实的？怎样提高的？拿起板斧一刀砍掉，这是巩固、充实、提高吗？反对八字方针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六个字被他们丢掉了，就只剩下了一个“调整”，而他们的“调整”又等于“下马”，这是执行八字方针吗？
　　“我们要缩小基本建设战线”他们说。——好吧，且不论尚未投产的小氮肥厂是不是都该下马，为什么连已经投产或快要投产的也都下马了呢？投产了还存在什么需要建设呢？
　　“为了加强农业，城市职工人数必须减少”——这又是他们的“理由”。
　　别的且不说，化肥工业正是农业所必需的，把已经投产的化肥工业下了，又怎样谈得上加强农业呢？事实上，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中国的农业是走下坡路。1961年天气比1960年好得多，国家又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农业，可农业总水平并没有提高，反而继续下降。1962年夏粮和夏天已经决定的作物，如棉花进一步下降。——这儿又牵涉到刘、邓搞三自一包的破坏，说到此地为止。
　　减少城市职工在当时是必需的。但职工减少了，应该劳动力更加紧张才对。如果在劳动力更紧张的情况下不得不忍痛下马一批已经投产的必需的工厂，那还说得过去。可在“下马风”下，留在城市企业中的职工却大大地闲起来了。一方面大批生产资料被摧毁，一方面大批生产者闲了下来——这就是“下马风”的结果。
　　衡量一个经济政策是不是正确，拿什么标准来判断呢？应该拿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标准来衡量。《论十大关系》说：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凡是符合这一标准的政策，就是正确的，凡是不符合这一政策的，就是错误的。大跃进时每个人，每一台机器都开足了马力，符合这一政策，就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推动下中央和地方都动了起来，也是符合这一政策的。“下马风”使得大批生产力被摧毁了，大批职工却也闲下来了，就是错误的。
　　不是说什么工厂都不需要下马。比如上从刘邓，下到一些中下层干部片面追求利润，过多地办了一些和大厂争原料的小轻工，或者生产了过多的利润高，但社会需求已经饱和的产品，对它们压缩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另一个问题，这儿不多说。
　　总之，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攻击小氮肥的“理由”一条都不成立。

　　　依靠工人阶级小氮肥过了技术关，二

　　然而尽管有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以及一切保守派、右派、反动派的反对和破坏。由于毛主席为首，包括柯老、周总理的党中央的保护，到1964年幸存的小氮肥厂在技术上还是全部过了关。
　　江苏丹阳化肥厂在广大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最先通过了技术关。该厂是按我国首创的新流程建设的年产2000吨的小氮肥厂。这个厂在建厂过程中，传来了意外的消息。新流程虽然生产出了肥料，但生产极不正常，刘邓一伙决定修改设计，回到传统流程。按新流程建设的一批年产2000吨的小氮肥厂大多回到了传统的老流程，生产仍不正常。但丹阳厂按照新流程建厂，继续试验，生产走上了正轨，小氮肥终于站稳了脚跟。
　　江苏省丹阳化肥厂的工人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子女，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不怕讥笑打击，根本不睬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所作的新流程过不了关的结论，决不走回头路。为了解决生产工序不平衡和管道阀门堵塞等问题，在一年多时间里汇集了两万多个数据经反复摸索，掌握了新流程的规律。有些工人为了解决管道阀门堵塞问题，爬上十几米的塔顶观察，一天上下几十次。半个月内作了上百次试验研究，终于找到了堵塞的原因，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他们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对设备管道进行了彻底的改革，闯过了技术关。
　　上海、安徽、山东的一些小氮肥厂也很快过了关。难关一突破，生产就增长起来，产量成倍增长，技术经济指标有的接近大厂，有的超过大厂。小氮肥路子闯出来了，被砍掉的小氮肥又纷纷“上马”。

　　依靠工人阶级解决了刘邓一伙在原料上卡小氮肥厂

　　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在各地的代理人又在原料上卡小氮肥厂。
　　客观上在1961年和1962年大刮下马风时，受到严重摧残的不仅仅是小氮肥厂，而是整个国民经济，尤其是地方性的中小工业。大跃进时期我国的地方煤矿、中小煤矿和江南煤矿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60年，煤炭产量从1957年的1.3亿吨，猛增到了四亿吨。大多数是中小煤矿生产的。可到了那时，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抡起了板斧猛砍，地方性的中小煤矿、江南煤矿比小氮肥更早受到了空前的浩劫，几乎被完全砍光。产量下降到了几千万吨。使得1961年的煤炭产量猛跌到二亿吨多一点。煤是工业的粮食，没有了煤，工业包括小氮肥就不能不受到严重的摧残。但由于广大工人们的努力，这一难关也度过了。
　　上海的小化肥厂工人，为了和曹荻秋的“原料不保证”作斗争，带着铺盖到煤场挑选合用的煤块。有的工人为了使炉子能够烧统配煤，钻进高温的炉子里探索改变炉子结构。一度工人们为了使工厂能够开工，甚至冬天跳入了寒冷刺骨的河滨里，去捞取积年来在运输过程中掉落在河里的煤。

　　依靠工人阶级小氮肥过了经济关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以及各种站在中国人民经济建设旁边冷眼旁观的人，又来说“小氮肥过得了技术关，过不了经济关。”这些小厂刚建立时，由于缺少经验，产量低，成本高，长期达不到设计要求，很多工厂经常亏本，他们就说不经济、不合算、不科学、没有多大作用，没有发展前途。
　　在毛主席为首，包括柯老、周总理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江苏、上海选择一些小厂作典型，继续摸索改进，经广大工人和职工们的几年努力，终于找到了改造这些小厂的途径，小氮肥终于盈利了。工人们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向“专家”认为最危险的高压设备开刀，使日产量比设计水平提高10％以上。成本显著下降。一直亏损的小氮肥厂终于总结出一整套安全、稳定、持久、高产、低耗的基本生产规律。
　　1962年11月，嘉定化肥厂第一个转亏为盈。上海川沙化肥厂也顶住关厂妖风经过几年艰苦奋斗，于1964年转亏为盈。
　　按照毛主席的经济建设方针，要让利给农业，小氮肥厂一盈利，化肥价格立即降了下去。这给这些刚刚盈利的小氮肥厂带来了严重的考验。1964年化肥产品三次降价，十一个小氮肥厂因此影响收入100万元。但是工厂的产量在猛增，成本在下降，减少了管理费用和维修费用，结果全年仍盈余193万元。上海十一个小氮肥厂的产量普遍由建厂时的800吨，增加到了3000吨。小氮肥厂又一次经受住了严重的考验。到1966年上海各小氮肥厂合计盈余已超过了500万元。三年文化大革命，化肥又两次大降价，但1969年盈余较1968年、1967年仍有增加。

　　依靠工人阶级小氮肥过了使用关

　　刘邓一伙又扬言过了技术关，经济关，过不了使用关，包装、运输、储存、使用等一系列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还是群众用土办法解决了。由于农民对“氨水”使用不习惯，易烧坏庄稼，各小氮肥厂组织了“氨水使用推广小分队”帮助农民总结出使用的方法。


小化肥的翻身和顶着刘邓路线重新上马

　
　　文革前夕化工猛增及其原因，大跃进的胜利，两条腿走路的胜利

　　由于一些大氮肥厂的投产，也由于小氮肥厂的成功，我国的化肥产量继续迅速增加。1962年化肥产量以产品计约200万吨左右、1963年增长39％、1964年仅仅前八个月，就比1963年同期增长53％，碳铵增产近一倍半。1965年全国化肥提前超额完成了年计划，产量约877万吨，质量提高成本降低，比1964年同期下降了18％。
　　解放后我国的化学工业主要由于大跃进，普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64年聚氯乙烯比1963年同期增加32％，塑料在大跃进前还只能生产酚醛塑料、赛璐珞等少数品种，此时已增加到20种。化肥工业也试制成了粒状磷肥、磷酸铵等。1963年化工产品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40多倍，同解放前最好的1936年比，一个月就等于那时两年的产量。但总的来说化学工业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真正的化学工业实际上还没有建成。只能说开始有了一些品种，有了一些生产点。
　　据邓小平的数字，1965年按百分之一百有效成分计化肥产量172.6万吨。和当时公布的以产品计约877万吨相合。不过和我国农业的实际需要量比，仍然只是个零头。我国的化肥工业必须大大发展。
　　就这样，尽管有刘少奇、邓小平集团和陈云的破坏，三年工夫我国的化肥生产就打了两个滚。由于小氮肥工业受到的破坏很重，大跃进时建设的大化肥厂投产是个主要的因素，但决不是说小氮肥是可有可无的。1961年以来，小氮肥生产能力几乎每年翻一番，产量在全国氮肥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一年比一年大。1961年，小氮肥厂只占总产量的2％，1965年上升到12.4％。由于不但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许多接近或赶上大化肥厂水平，个别超过了大化肥厂。对唯一幸存的华东地区来说，小氮肥厂已经在该区化肥工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氮肥产量同华东几年来新建的大厂产量几乎相等。这些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福建六省和上海市许多重要粮棉产区的小氮肥厂，使当地粮棉等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很大提高。实践证明，整个工厂建设时间仅一年半。投产后3到4年就可以收回投资。

　　小氮肥厂成了技术革命的尖兵，大厂最好的中间试验车间

　　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新工艺，是1958年由侯德榜主持提出并在上海化工研究院建成年产2000吨的示范装置，首先找到建设小型化肥厂的路子。证明它是一条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化肥工业的一条新路。实践证明，这种流程更适合于在中小氮肥厂推广。它的优越性是缩短了生产流程，节省了基本建设投资，建厂时间短。设备容易制造，动力消耗少，因此为化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65年这种流程已开始用于大中型氮肥厂。它的成功说明了我国小氮肥厂有巨大的生命力，而且，小氮肥厂往往成了新工艺的首先试验处，大厂最好的中间试验车间，为大化肥厂的改造提供了经验。

　　包括小氮肥厂成功的大跃进的胜利与政治斗争风向的转变

　　小氮肥厂的成功，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它刮目相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上层的政治斗争。反过来上层的政治斗争风向也起着或者促进，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作用。
　　1958年时刘少奇、邓小平一心当大跃进的唯一促进者、正确路线的代表，实际上却大刮浮夸和共产等五风，甚至企图把坚持反对五风的毛泽东主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好上台。到了大刮“下马风”的六一、六二年里，却沉不住气了，以为大跃进失败了，要把“责任”推给毛泽东主席。于是又忽然成了大跃进的反对者，陈云也活跃了起来，彭德怀要翻案。各种阶级敌人纷纷跳了出来。1962年大跃进的确到了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那个时候的情形， “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可是仅仅一年多时间，局势便全面翻盘。三面红旗得到了大多数人们的拥护，反对三面红旗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反对，并在后来酿成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此，邓小平、陈云和一切保守派、右派、反共分子、国内外一切反动派从来就没有解释清楚过。在他们垄断了发言权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没有说清楚，也根本不可能说清楚。他们只是归之于毛泽东主席的个人态度和权威。毫无疑问，毛主席、柯老、周总理都是坚决拥护大跃进，反对他们对大跃进的攻击的英雄。但是，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如果没有人民群众，这些伟大的英雄人物就不可能站住脚根。无产阶级的权威是在革命斗争中逐步建立的，是以其正确才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如果没有广大工人群众和职工，没有积极参加小氮肥建设的科技人员以及拥护小氮肥的干部，如果不是把小氮肥搞了上去，那么，小氮肥就将始终是大跃进的一个罪状。当然大跃进的主要成绩不是小氮肥，而是建成了一个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但是包括小氮肥在内的地方性工业的试点成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社队企业的尝试，也是一个重要的成就。没有这一切的成功，大跃进的盘就翻不过来。这一切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也决不允许大跃进失败。一旦成功，反对大跃进的噪声就被欢呼大跃进成功的欢乐声压了下去。
　　此时此刻刘少奇、邓小平一伙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对于大跃进建立的，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也是很愿意接受的——只有错误才需要推给别人，但这客观上也为压倒反对大跃进的声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那个时候，这个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对社会还有那么一点点作用。但他们已经即将走到尽头，对于地方性的中小工业，对于农业机械化等他们是决然要破坏的。他们决不肯承认小氮肥工业的成功。而当时，我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就要特别重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要使我国的工业体系不再是“初具规模”而变得门类齐全，这就得大大地发展化学工业，发展化肥工业，包括大大地发展小氮肥工业。

　　毛主席煽动地方顶着刘邓闹独立，小氮肥建设复苏，文革的酝酿

　　小氮肥工业的成功使得革命派扬眉吐气，进一步推广小氮肥工业的任务就提出了。要知道，大跃进时我国试办的小氮肥厂是二百个，而被刘、邓、陈砍得只剩下22个了！
　　首先，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六省一市小氮肥经验会议，并准备在杭嘉湖地区、宁波绍兴地区、扬州地区、太湖附近的农业高产地区以及山东、福建、江西等地继续兴建一批小氮肥厂，也在1965年内陆续投产。同时对一些条件较好的小氮肥厂技术改造和扩建，对原有设备填平补齐，克服薄弱环节，挖掘生产潜力，使得小氮肥生产能力比1964年初提高一倍。如江苏省扩建的江宁和淮安氮肥厂于1965年上半年完工投产，碳铵由年产3000吨扩大到7000吨。还有20多个中小型化肥厂正在新建、扩建和改建，1965年内全部完工后，全省化肥产量将以倍数增长。这些新建和扩建厂规模一般都在年产2万吨（产品，合成氨大致3000多吨）以内，按当时的低标准，大致可供一两个县需要。
　　紧接着小化肥的推广普及到了全国。1965年8月中旬在唐山，由化工部召开了小化肥会议。看一下当时的报纸吧！

　　　人民日报1965.9.13.《四川化肥厂广开增产门路》：“温江地区一座小型氮肥厂今年进行技术改造，碳铵由年产5000吨提高到了6000吨”可见这是年产合成氨800吨的小小型。
　　人民日报1965.9.20.《山西新建扩建一批化肥厂》：“包括西安、临潼、宝鸡三个化肥厂在内。”
　　人民日报1965.9.24.《黑龙江建设一批小型氮肥厂》：“绥化氮肥厂已投产。”
　　人民日报1965.10.5.《衡阳氮肥厂首期工程投产》年产碳铵1万吨。
　　人民日报1966.3.24.《安徽又建成四座小化肥》：“目前安徽已有小化肥厂12座，年产化肥16万吨，一般只用六七月就迅速建成投产了。”
　　人民日报1966.4.28.《贵州又新建了一批化肥厂》：“最近投产，年产6万多吨化肥。近两年来贵州化肥工业有了很大发展。现在这里的化肥生产能力比1963年增长了20多倍，全省大部分专区（州）都建立了中小化肥厂。”
　　人民日报1966.4.28.《吉林建成小型合成氨厂》：“第一座小合成氨厂已在最近投产，年产碳铵2万吨。”

　　而按人民日报1965年12月5日《今年新建扩建大批小氮肥厂》说：一共建设了146个，全部投产后全国就有27个省市自治区有了小氮肥厂。已有47个建成投产，其余在加紧施工。已投产的小氮肥生产能力相当于1964年全国已有同类厂的年产能力。建设资金都是地方自筹的，设备大多各地自己制造。小氮肥在1958年出现，由于建设快、投资少、就近供应，因而近几年有了很大发展。现小氮肥厂所产合成氨在全国总产量中比重已由1961年的2％上升到11％。
　　也正是在这时候，毛泽东主席重新提出搞地方工业，煽动地方闹一点独立性，闹其可闹者。没有在毛主席煽动下，地方顶着刘少奇、邓小平一伙的反对大闹独立性，就没有1964年和1965年的生产大增长。而这不是别的，正表明了酝酿着一场独立战争，也就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匪帮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拿那一时期的工业增长作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当然那时的生产大增长也不仅仅在于地方闹独立，也在于大跃进建设的一大批大型中央企业投产了，所以把这一时期我国生产的增长和大跃进割裂开来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正是批判攻击大跃进的《海瑞罢官》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小氮肥厂的重新兴起和批判《海瑞罢官》是同步的。据人民日报1965年12月18日《化肥增产270多万吨》说，该年各地举办的中小型化肥厂也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小化肥发展如雨后春笋。“目前”除个别地区，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自己的化肥厂。此时小化肥建设时间仅一年半左右，三、四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资，原料简单。
　　各省、市、自治区也就都有了办化肥厂的经验。再接下去就该轮到每个专区都建立自己的化肥厂了，也就是说要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破坏的这一大跃进的事业重新搞起来。

　　刘邓一伙顽固坚持反对小氮肥厂，驳所谓发展小氮肥厂造成了力量分散

　　可是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对这一切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攻击说：“头脑又发热了。”又提出种种借口来反对小化肥的建设。新建扩建小化肥的工作普遍展开难免带来一些矛盾，设备制造和原料供应都是极需解决的问题。于是他们出来给地方大泼冷水，攻击发展小氮肥厂造成了力量分散，要同大厂争投资、争设备、争材料、争技术力量，拖大厂后腿，说什么发展了小氮肥会影响机械工业制造大中型化肥设备，投资不经济，降低了建设速度。实际上还是不承认发展小化肥厂的道路。
　　刘邓一伙还实行资本主义的垄断政策，对地方管、卡、压，这些不久以前还在大肆推行“三自一包”的人，这时却把小氮肥厂贬之为地方的“自留地”，不准列入国家建设计划，不准部属单位搞设计，不准给设备材料，不准给备品配件，不准部属单位支援技术力量等等，甚至公然制止地方办小厂。
　　但在实际上小氮肥的建设，主要是依靠地方自己的力量，自筹资金自己制造设备。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在毛主席“地方上要闹一点独立性，闹其可闹者”的政策方针煽动鼓励下。各地群众和革命干部，冲破了刘少奇、邓小平一伙的重重障碍。千方百计自筹资金，不少省以专、县为主，省给补助，充分发挥地方各级潜力。设备靠大协作，把自己省内、市内几十个甚至成百个地方机械厂和手工业合作社动员和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干。施工也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各省、市、专、县往往把设计、建筑机械、物资、交通、银行、商业等各部门都动员和组织起来，全力以赴，投入战斗。
　　上海等地以及江苏丹阳等成功的厂，当然要对其他地方帮助，但这不但不会影响到上海等地，反而促进了这些地方的生产。任何资本家都知道，别人来求自己帮助，不就是给自己开拓了市场吗？社会主义首先是计划经济。但是即使在没有市场的时代，别人来求自己，不正好可以使得自己的工作饱满吗？也是好事。可是最最强调市场经济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居然不知道开拓市场的作用。
　　附带说一点，文化大革命推倒了刘邓修正主义路线，促进了地方工业大发展，客观上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在地方和地方之间，经济上的联系不得不大大地依靠通过商品经济、通过市场来联系了。——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所热衷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在某些方面确实因文化大革命而缩小了，但在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却因文化大革命反而大大扩大了。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着的是资本主义。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也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地方来说是一场反对中央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殖民统治的解放战争，是为了在地方上进行资产阶级早在十八世纪就进行的工业革命。随着地方的解放，地方经济的大发展，老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打倒了，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却像潮水似地泛滥起来了。这一资产阶级与地方工业发展相联系，群众叫他们土皇帝。
　　这就是在《军政府的末日》里说的：“土皇帝阶级……这是与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互相独立的另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在发展上高一个阶段……七十年代中期所遇到的矛盾。可以归结为各个地方生产的高度组织性与各地之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部分存在。”这就是市场经济。它必然要带来许多新的矛盾，走后门风就是他们的第一个杰作。由于土皇帝阶级的存在使得我国又一次开始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土皇帝阶级一样要压迫工农群众，一样要镇压人民革命，被推翻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和比他们更落后更早推倒的剥削阶级就拿着潮水般地涌来的新矛盾，作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理由。这些矛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确是不存在，或者仅处于萌芽状态，于是他们就以此大肆攻击文化大革命搞糟了。
　　这和封建阶级以出现了大量的封建时代没有的矛盾，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样。但是在反对无产阶级和剥削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上他们和土皇帝是完全一致的。不是说他们没有矛盾，但当人民群众的斗争严重地威胁着土皇帝阶级的利益时，他们中有不少人就和被推翻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联合，共同镇压人民群众。甚至不惜让高度垄断资产阶级走到前台，自己甘居后台。——这就是中国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发生复辟的阶级原因，或者说经济根源。
　　不过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在文革前反对地方发展自己工业的一个“理由”，却正在于认为这将削弱计划经济，将使许多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毛泽东主席当然不是不懂得这一些。但是对各地方来说，资本主义要比“手无寸铁”好，何况还是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主导下。所以他一方面呼吁“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闹一点独立性，闹其可闹者，另一方面又指出“一条黑线挖掉了，另一条又产生；一个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文化大革命不能只进行一次，而是多次。地方的独立性只能闹其可闹者。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一方面在积极准备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却绝不允许在条件不成熟时，或者说在土皇帝阶级的积极性完全消失前，就发动所谓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好了，这个问题不是本文主题，说到此地为止。
　　小氮肥厂的优点就是设备简单，有一定工业基础的中等城市就可组织中小机械厂就地协作生产其中大部分设备。建设时间短，可以很快收回投资，原料简单。在这以前几年，只有少数工业基础比较发达的省市能够自行设计、自行制造成套化肥设备，自行施工安装。此时除了几个省、自治区以外，小氮肥厂主要设备都可以在大区或省内自行解决了。因此所谓“发展了小氮肥会影响机械工业制造大中型化肥设备”根本不存在。资金是各地自己筹集的，原材料也是各地自己生产的，建成后的原料大多数也是自己生产供给的。而这一切不是别的，正是各地方必须全面地兴办自己的工业。我们知道小氮肥厂仅仅是各地办工业中的一个课题，同时建设的小煤矿、小钢铁就提供了原材料和燃料，各地的小机械厂则为小化肥厂制造设备。没有各地工业的发展，主要是五小工业的发展，作为五小工业之一的小化肥也发展不起来。

　　驳所谓“集中地方自筹的资金可以办大厂”，不搞地方工业就什么都不会有，而地方工业刚起家时只能是小、土、群。

　　刘少奇、邓小平，还有那个陈云，以及一切反对建立地方工业的人会说，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自筹资金集中起来，办大厂。
　　——简直荒唐可笑之极！这就是自以为是的大经济学家！
　　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只要算盘珠一响，把数字加起来了，就以为可以把资金集中起来了。可实际情况绝没有这么简单。各地的自筹资金就其本质来说，和发挥地方积极性、让地方自己办工业是同义词。而在地方工业刚开始办时，又和小土群是同义词。
　　资产阶级就是除了金钱以外什么都不知道了，但金钱的背后是物资。钱这个东西很讨厌，目前还不能不用，甚至还没有发明完全不用它来统计经济。但是把千差万别的物资用一个数字“多少元”来衡量是极其简单化了，往往不能说明问题。一瓶香水可以和一吨粮食同一个价格。但肚子饿的时候一瓶香水没法顶四两米。任何时候在说到资金时都不要忘了这一条，要看看钱的背后是那些物资？集中物资可没有在算盘上集中资金那么容易。
　　首先得有运输工具运载。可我国恰恰是个运输业不发达的国家，又是个大国。国家大，运输距离就长。解放前名义上也只有二万一千公里铁路，实际只有一万三千公里可以运行还很破旧。公路也极少，仅八万公里。航运也不发达。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不是反对造船也反对建立自己的远洋运输船队吗？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尽管交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铁路达到了五万公里，但离孙中山说的需要二十万公里比，还差得远。邓小平上台后，尽管毛泽东时代留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1978年钢产量3178 万吨是1949年的两百倍，铁路建设反而大大减少了，二十多年过去仅仅增加了一万公里。没有交通工具，分散在各地的物资怎么集中？而让各地自己搞工业正是使得各地能够利用分散在各地的资源和自己生产的原材料、燃料等，制造出产品，最后也在当地消费，大大减少了对交通的依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得我国工业位居世界前六位。和资本主义国家比，和苏联比，我们在达到同样的工业水平时交通最不发达；反过来说，我们用远比他们薄弱的交通建立起了和他们不久以前同样的甚至更高的工业水平。
　　以美国为例，国土面积和我们大致相同，二战前远不如我国七十年代，至少还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钢产量大致相等3000多万吨，化肥工业则远远落在我们七十年代后面。但美国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建设有了四十七万公里铁路后，才达到这个水平的。我国解放不到三十年，难道也得等到一百年后有了四十七万公里铁路才能建设？按照邓小平篡权复辟上台以来的速度，铁路达到二十万公里就还需要三百多年——我们用低得多的交通条件超过了美国三十年代，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然是一个根据我国国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其实美国也是让各州自己发展自己的经济才成为第一经济大国，并达到了现在水平的。
　　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比，我们七十年代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他们，铁路却少得多。他们十二万多公里，内河航运四通八达。所以毛主席不但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且他的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做到了同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其次，运输也要付出运输费，绝不像在算盘上集中资金那样不要任何代价，发展运输业又要大量的投资。中央工业已经尽了力了，如果依靠地方上的自筹资金发展运输业这不是回到了我们争论的问题上了吗？而且这本身已经说明了必须发挥地方积极性，让他们自己搞经济是完全必要的。在大跃进时我国地方上不但修建了几十万公里的公路，而且还修了六千公里的地方铁路。后来大多被刘、邓、陈摧毁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大规模修建西南铁路的热潮中大大地调动了地方的作用。公路的铺设路面也大幅度增加。不少公路是地方修的。
　　还有自筹金钱的背后，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物资呢？
　　在建设工厂资金背后的物资，不外是建筑材料、设备和职工工资，而职工工资又是他们的粮食、布匹等生活资料。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还有形形式式的保守派、右派、反动派说要集中资金搞大厂，那无非是说要把这些建筑材料、设备和职工的生活资料运出来，到工业发达的地方去换取大化肥厂，或者出口去换外国的洋设备。
　　建筑材料大量的是砖瓦，还有当地采伐的木材。许多地方在初创时，不少建筑还是干打垒。钢材、水泥初创时都几乎不用。正确地说：没有。砖瓦是笨重的物资，难道能够长途运输出口国外去换机器？就是运到上海等地也是不现实的。干打垒更不可能出口。木材一般是当地开采的，就是运输跟得上，可以出口或者运到上海等地，也值不了几个钱，运输费倒不少。等到自筹资金中有了水泥和钢材，那也是当地的小水泥厂和小钢铁厂投产的结果。换句话说正是地方积极性得到发挥，地方工业已经建立的结果，这就又回到了我们争论的问题了。
　　第二设备，那就更不能出口了。所谓地方自筹资金得来的设备，不就是主要由各地自己制造的五小工业设备吗？五小工业初创时设备非常简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往废铁堆里扔的机器也比这要好得多，以为这竟可以出口去换洋机器不是疯话吗？谁要呢？就是最复杂的小氮肥厂设备也是没人要的。这些东西都只能是各地为着建立各地自己的工业制造的。制造出来后在账面上就是钱，但除了用于当地的工业建设以外一点用处也没有。如果真的运到了国外，充其量只能当作废铁卖。废铁又能值几个钱？还有一些设备连废铁也不值。比如我国有些地方开始建立工业时用石头造机床，又有用木头造牛车，以畜力推动机器的。这样的设备更不能出口了，给上海和东北的大厂也不会要。
　　第三就是给职工的工资了。如果交通工具具备，这些职工的粮食、布匹等生活资料倒是可以“集中起来”出口换取机器的。可这不要使这些职工和他们的家属饿死吗？
　　所以把地方上自筹的资金“集中起来”，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却根本办不到，经不起一丝推敲，说到底不过是一堆完全脱离现实的疯话。
　　什么是地方自筹资金？
　　让地方上动员群众烧砖制瓦，砍伐木材，修厂房，盖干打垒——这就是自筹资金。
　　让地方上动员当地一切力量制造土设备——这就是自筹资金。
　　参加地方工业建设的群众最起码的维持生命的衣食——这就是自筹资金。
　　这一些自筹资金没有一样可以“集中起来”。
　　其实即使建筑材料和设备，归根结底也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资料变的。它们都是各地群众创造的，除了各地的矿产等资源，就是各地人民群众靠自己的一双手生产出来的。如果说它们太土、太小，为财大气粗的西方资产阶级和他们在中国的走狗所看不起的话，那也是各地条件所限一开始只能生产出这些。——能够生产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解放前就不能生产。叫那些只会站在一边指手画脚的的大知识分子去生产，他们会说没有条件。西方的资产阶级也是数典忘祖，他们不想想他们的祖先是怎样起家的？瓦特的蒸汽机现在大家都说是伟大的发明，可它主要是由生铁制造的，曲柄等少许零件用钢制造，也是土钢。它的效率只有0.8％。珍妮纺纱机也是铁木结构的。如果要说成本高、质量低、消耗大，那与我们的五小工业比又何止十倍、百倍？可没有这些就没有现在的西方工业。我国一个省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许多省份起家时就处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前的情况，有的要好点，许多还不如，但是我们建设的结果比他们当初要高得多，而且时间就这有这么十几年。三年大跃进加上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十年，中间隔着“下马风”和为大跃进翻盘的五年。到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时，我国大多数省和自治区的工业，已经大大超过了巴黎公社时的英国和法国——至少他们那时还不会生产化肥，连蒸汽机也没有标准化，造一台设计一台。他们花了二百年或者近一百年才达到这个水平，还靠大量地残酷地掠夺殖民地来实现他们的工业革命。而我国一直到1972年才开始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1949年解放时我们简直一无所有，只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54亿双手。我们是白手起家的。就是靠这五亿多双，后来是六亿双，文革是七亿双，第二次大跃进是八亿双手，经过艰苦努力才有了现在的水平。抱怨条件不够就什么都不能干，等待大机器工业突然出现在面前，也只能什么都不干，什么都等不到。只有根据我国实情，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即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干起来才会有全国的工业化。和西方国家起家时比，我们已经是在大步地迈进了。物资就是这样筹集的，资金也是这样筹集的。自己生产的物资，就地自己办自己的工业，也只能用于当地办工业，不搞就永远没有。所谓集中资金、集中物资不但行不通，而且纯是闭着眼睛不看现实的疯话。
　　毛主席的方针历来就是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所谓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就是依靠这五、六、七、八亿双手，让这五、六、七、八亿双手去干，艰苦奋斗，创建自己的工业。就是这几亿双手白手起家，开始只能开发矿山，挖掘煤炭，制造砖瓦，制造出一些极土、极小的设备，生产出一些原材料——或许质量还不大好。接着依靠这些土设备，制造出较好较先进的设备，工业水平就提高了一步。就这样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再以后就有了我国的全面工业化。五小工业包括造小氮肥厂的建筑材料和设备主要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归根结底，它们也是人民群众吃饭穿衣后辛勤劳动得来的，也就是说是他们的生活资料转化的。所谓要把地方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无非是说着几亿人大多数不能吃饭穿衣，“集中起来”出口到国外去换大机器，或者到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和中央工业换机器。这不是要中国几亿人口大多去饿死冻死吗？中国有那么多人口，解放前几乎只有一些农业，纺织业也是直接用于人民生活的，而且还很不够。这么多人总要吃饭、总要生活，实在没有可能拿出多少东西出口去换机器设备。既然所谓自筹资金就是把这几亿人口动员起来生产建筑材料和设备，在没有能力搞大的、先进的时，就先搞小的、土的，而小的、土的又只能用于当地建设小工业。所以所谓自筹资金和发挥地方积极性，实际上和小土群，和五小工业是同义词。不搞就什么都没有。
　　在大跃进前我们确实在苏联帮助下建设了一些工厂，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和我们这样的大国比，数量又少得可怜了。五年中只建了三个氮肥厂，合成氨只有七万五千吨。而这一些都是靠我们节衣缩食省下来的大豆、猪肉、布匹等换来的。不可能快速增加，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去进口氮肥厂，七百五十万吨合成氨生产能力就需要五百年。一千五百万吨合成氨生产能力就需要一千年。实际经过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我们的氮肥生产能力已经快要超过这一水平了。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还有各种右派分子、反动分子要我们主要依靠国外引进建立大型先进的工业，不就是说要我们更多地出口大豆、猪肉、布匹等生活资料吗？在我国的工业建立以前还有什么可以出口呢？但是这样一来几亿人民吃什么？无怪乎他们要嫌我国人口太多了。
　　按照他们的逻辑，我国几亿人口最好死掉一大批，就可以减少了许多吃饭人口。可以省下来供他们搞大建设了，或许更重要的是供他们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了。但是我国的农业是精耕细作，农业机械化以前，靠投入大量劳动力才出产了养活五、六、七、八亿人口的农产品。五十年代我们几乎没有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亩产量却超过了西方许多工业先进的国家，而且我们的土地大多数是山地、丘陵地甚至半干旱地、盐碱地、红壤等西方不耕种的边际土地，不投入大量劳动力，就没有收获。人口大量死亡，劳动力大量减少，还会有养活五、六、七、八亿人的农产品吗？所以即使他们有能力杀死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也不可能搞出什么大建设的。
　　陈云不是最最坚决地主张压缩积累率吗？许多反动分子都在攻击我国历年来积累率太高，似乎只有他们最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可这不是要极度地压缩人民群众的消费，不顾人民群众死活地提高积累吗？
　　积累率不能太高不是他陈云的创造，正是五十年代接受苏联帮助时，大跃进前由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只是毛主席不是陈云那样的书呆子，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在那时具体地说，积累率不能太高就是少出口一些生活资料，少换一些机器，不能把人民群众的生活压得太低。这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积累率很高完全是两码事。——当然谁也不能做到百分之一百正确，包括这两个时期在内。但在这两个时期主要就是发动广大群众办工业。几亿人民总是要消费的，但不能坐吃山空，而是在吃穿以后要努力开发矿山、生产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那怕一开始是比较低级比较小的设备，经过这一劳动，群众的生活资料就转化成为生产资料了或者说自筹了资金。这些生产资料一不能吃、二不能穿，只能用于建立各地的工业，就这样积累起来了。
　　当然首先要把地种好，轻工业也尽力搞好，使得人民群众今后能够继续生活，有吃、有穿、有用最好还能改善。——这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及第二次大跃进十年里做得最好，农业连年丰收，轻工业也得到大发展。尤其以重工业产品为原料的轻纺工业增长速度一点不比重工业小，中国的化纤工业主要就是那时建设的，这有专文说明。大跃进时以重工业产品为原料的轻纺工业也是这样，只是那时轻纺工业水平低，主要还是靠农业原料，重工业提供的原料只能占很小份额。何况重工业原料不能代替农业原料。在现在石油、煤炭、天然气可以生产化纤代替棉花了，但在1958年我国的化纤还刚刚起家。
　　农业要受土地的限制，轻工业又要受农业的限制，所以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后剩下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于生产原材料、燃料、建筑材料、设备等生产资料上，也就是用于积累。积累率的高低真正能够由着人们决定的活动幅度极小。盲目地要降低积累率，无疑是要让几亿双手闲着，停止我国的一切工业建设活动。1981年陈云管理经济说要压低积累率，据说这样才能挽救被邓小平搞得一塌糊涂的经济，结果却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不是有不少生产得好好的企业也闲下来了吗？
　　上海等地的大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也很有限，不能满足需要，而且说到底还是经过大跃进才有了自己提供成套设备的能力。

　　一切反动派、右派和看不起工农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只会说空话，却从来不会给国家做什么贡献

　　一切反动派、右派和看不起工农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只会在那儿空喊大的、洋的、先进的，从来就没有给我们拿出一个先进的大厂来，他们指挥在旁边指手画脚。如果他们真心诚意要中国好的话，那就请他们给国家的建设贡献出大洋工厂来，如果他们拿出先进的大洋工厂，谁会不要呢？可是他们一个都没有拿出来。只会说空话，说国家建设应该如何如何，必须按照他们说的来做。像这样说空话最最容易，不做事情就不会有错误。他们的意思就是“集中”各地自筹的资金去买先进的大洋企业，可这本来就是完全不看金钱背后本质的发疯。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国家经济建设路线决不能依了他们，依了他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复辟以来就是按他们的路线走，才把国家一步步地拖向了绝境。
　　能够有先进的大厂当然最好，最为欢迎。可是不可能在旁边空喊就会突然出现的。国产的要开动已有的机械厂制造，进口的那是要用外汇去买的。
　　我们国家自从通过大跃进，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建立起自行设计自行制造大化肥设备的中央工业以来，从来都是开工饱满的，国家也从来只恨他们不能制造出更多来。这些下面都会说。我国在六十年代一共建设了二十多个大型氮肥厂。到1976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已有27个建立了大中型化肥厂。国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和我国同样水平时，也没有那一个有那么大的建设。五十年代美国的工业不但远比我国六十年代高，也远比我国七十年代高得多，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二年里，他们只搞了十几个大氮肥厂。我国要想使化肥工业更快地发展就只有发挥地方积极性搞化肥，也只能是小化肥。
　　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大厂我国从来没有政策禁止过，但是外国又不会白给。那些指手画脚的先生们只知道从国家捞取更多的个人福利享受，有过什么贡献？空喊先进的大洋设备，大洋机器就会突然出现在面前了？前面已经说过，发挥地方积极性筹集的五小工业资金，是不能到国外去换取外汇卖先进的洋机器的。除非我国每个省和自治区，每个专区地下都埋着黄金，那么发挥地方积极性可以理解为发动群众开采黄金，并出口去买大洋的机器。可是我国地下并没有到处都埋着黄金。就是埋着黄金也不一定能够买到大洋机器。因为谁都知道黄金实际上是最没用的东西，其身价纯粹是被人为抬高的。美国是世界上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如果我国开采出大量黄金冲到国际市场上，必然引起黄金大跌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等还会允许我们出口黄金去买他们的大洋机器吗？就算买到了大洋机器又如何呢？技术力量、管理能力都没有培养出来，大家只会开采黄金。伊朗地下就埋着大量的金子，而且是最有用的金子，那就是黑色的石油，巴列维支持这批石油美元从西方国家搞了一次大引进，企图使伊朗成为世界工业大国，但由于单纯地“买一个现代化”结果外国钱赚到了，伊朗的机器却开动不起来，巴列维自己也被人民赶下台了。可就是在这种时候，邓小平匪帮还要重蹈巴列维的覆辙，结果也一败涂地。这是大家知道的，下面就会清算。附带说一句，如果我国真的地下到处都埋藏着大量黄金，那么在发动群众开采时，那些指手画脚的先生一样会大加攻击的。因为那也只有走“小土群”的办法，我国原来底子那么差，只好用手工土法开采黄金。他们会说：“人家早已经机械化开采和淘洗黄金了，我们却还在用土办法。”
　　他们的真正目的决不是要我国现代化，而是去给帝国主义当殖民地。只要我们为经济建设踏实地做事，他们总有话说。最好的办法是，不要理他们，我们自己干自己的。只要他们的谬论干扰了我国的建设，那就坚决批判；如果他们阻碍、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中央和老工业区支援不发达地区建立自己的工业是合算的，支援是相互的，地方也大大支援了中央

　　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工业在初创时确实需要上海、东北等老工业区支援一些物资，甚至有时还需要一些进口的物资。但是这些在所需物资中只占很小的份额，主要还是自己动手生产的，往往靠办五小工业来养五小工业。既然这些在所需物资中只占很小的份额，“集中起来”能办多少大厂呢？反过来对国家来说，只支出少量中央大工业生产的物质和更少的进口物资，地方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工业，是非常划得着的。不然地方上所需要的化肥、水泥、钢铁、煤炭、电力、机器等工业品就完全需要中央来提供了，那比让他们自己办工业，由中央给他们提供的少量关键物资比，何止要大百倍。小化肥的技术最复杂。其设备都能主要靠自己，那么认为办五小工业会妨碍大工业就完全缺乏根据了。
　　实际上不光办地方性五小工业需要中央和原来工业发达的地方支援，在大跃进的时候，倒是各地大办小高炉、小煤矿、小铁厂大大地支援了中央的大工业体系的建设。大跃进时我国的地方性中小工业为国家提供了五亿吨煤、二千多万吨生铁（不包括土铁）和一千多万吨钢（由小转炉小平炉生产，不是低温生产的土钢），分别等于全国1957年四年、四年、二年的产量，这些数字无论如何不能小视，极大地支援了中央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的建设。没有这一些，1963年那个工业体系，许多高大精尖的大厂就建设不起来。帮助是相互的，决不是单方面的。八十年代以来，邓小平一方面大肆攻击毛主席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政策，另一方面大量地向各地勒索资金物资。别的不说，现在各地的建设主要是靠小水泥厂提供的水泥。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时期，国家给地方、沿海老工业区给不发达的内地、中央大工业给地方小工业的支援是划得着的，是有很大的回报的。现在这些回报都落到了邓小平匪帮手里，成了他们搞自己的豪华住宅和豪华办公楼以及过骄奢淫逸的生活的物质基础。


文化大革命——独立战争推倒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


　　阶级根源：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对待地方就像对待殖民地，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以上这一些也不仅仅是个经济建设思想问题，而牵涉到人们的阶级利益。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对待地方就像帝国主义国家对待殖民地那样，地方永久落后他们就可以剥削压迫地方。几何公理触犯人们的阶级利益也要被废除的。因此上述道理跟他们说是永久说不通的。他们要的是“高度垄断”，“条条专政”，一度许多地方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一些工业被他们无理地夺走，这一夺走，使得这些地方的工业变得七零八落，以至于根本不能发展。文革前夕许多地方的工业甚至还不如大跃进以前。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大争论，成了引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们是一伙资产阶级，他们反动的资产阶级本性，对人民的剥削性、压迫性、疯狂地积累个人财产的贪婪性、追求纸醉金迷生活的糜烂性、腐朽性在现在篡权复辟上台后，已经表现得很充分了。文革前虽然还不敢如此疯狂，广大工农群众出于他们的阶级本能也是感觉到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功地推倒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毛主席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可是地方除了河南的刘建勋以外都没有造反，倒是人民群众发起了猛烈的造反运动，把刘邓为代表的“中央”，即资产阶级司令部冲得呜呼哀哉。任何经历过这场大革命的人都明白，在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能量，局势是爆炸性的。“一场阶级大搏斗已经不可避免了”（见《九大政治报告》）。地方虽然大多数不造反，也看不惯以下犯上，但是对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也是很不满意的，因此对于群众造反的结果倒是很愿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决定的因素，政治决定于经济，正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使得这场大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
　　文化大革命前夕，对于召开小氮肥会议，刘邓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已经在攻击“头脑又发热了”，他们不能阻止各省区都建立起一些化肥厂，但是极不满意，随时准备秋后算账。当时他们正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志满意得、好像天下已经快是他们的了。刘少奇正在准备上台，“修养”已经再版，《燎原》已经放映，“桃园经验”已经遍天下，邓小平已经开始封官许愿。所以对于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纷纷翻身，开始新的发展，这样的“区区小事”，暂时还能容忍，也不能不容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嘛！一旦篡权上台再算帐也来得及。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已经有了成功的试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也不能为了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的翻身先掀起波澜。何况这个时候随着大跃进中建设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已经成功，他们正想回过头来充当大跃进的化身，对“三面红旗”不再表示反对，甚至按照他们的解释和需要积极宣传和借此打击异己。
　　在那个时候，对于下一步如何建设我国的经济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作为一个社会力量，他们已经丧失了全部积极性。如果不打倒这一已经走向完全没落的资产阶级，我国的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包括小氮肥要进一步发展就不可能，我国的经济就会走上歧途，就像1978年那样，而且由于文革前地方没有雄厚的经济和财力可以剥削，以填补他们财政上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国民经济将很快被他们拖入绝境。1978年由于地方势力已经强盛，他们虽然倍加摧残，还不能立即完全地消灭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而六十年代中期地方经济刚刚开始复苏是经不起他们一击的。所以如果他们得势就必然很快把中国经济拖入绝境。就是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大建设，国家和地方都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还不是被他们拖到绝境了？
　　对《海瑞罢官》和 “三家村”攻击大跃进的批判又使得大跃进的建设路线得以贯彻。斗争已经白热化。文化大革命刚爆发时，报上已经有文章，把围绕着是否要发展小氮肥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曲折历史全部摊开了，就只差点名了，批评了“有人”对小氮肥厂的破坏和攻击——至于说为什么不点名，那刘少奇也不是一开始就点名的。这可见人民日报1966年6月10日《化肥工业职工革命精神大振，生产欣欣向荣》，这正是在经济建设路线上开展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其实也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刘邓路线在政治上还自顾不暇，不能不放任毛主席路线和地方上“胡搞”包括小氮肥在内的地方工业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指九大以前），尤其是1966年我国工业继续高速度发展的一个原因。

　　史无前例的革命，史无前例地在革命时期就完成每专区建立一个小氮肥厂的任务

　　他们根本就没有料到会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上要闹一些独立性，闹其可闹者”。人民群众“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斗争开始了，两大阶级经过激烈的较量，终于把他们打翻在地了，尽管只是打翻这一个阶级，对于他们个人——只要保证“永不翻案”就还可以出来工作。
　　经过这场大革命，到了一九七零年毛泽东主席就可以对斯诺说了：“就是这两个积极性，一个中央积极性，一个地方积极性，说了十几年了，他们不听，现在听了。”
　　1969年九大表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各地先后进入了大发展，地方工业就像雨后春笋那样地爆发出来了。中央工业也在支持地方和地方支持中得到了好处。这是又一次大跃进，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
　　人民日报1969年2月21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新胜利》，这是第二次大跃进宣言，全国各地先后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高潮。
　　小氮肥厂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无论在建设规模、建设速度、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创新技术各个方面，比文化大革命前都有了很大的飞跃，原来先进的省继续突飞猛进，基础薄弱的省、自治区也迎头赶上。1968年全国小氮肥厂生产能力提高了五倍左右。小氮肥厂在全国氮肥生产中所占比重，达三分之一以上。小氮肥厂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高潮，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革新创造大量涌现，有的已在大中型厂推广，成了大厂最好的中间试验车间，充当了技术革命的尖兵。
　　1969年大致上一个专区建立了一个小氮肥厂。这已经为下一步县县建设小氮肥厂做好了准备。
　　华东地区自然走在前头。除了上海郊区县县都有小氮肥厂外，江苏三分之二县已经有了小氮肥厂，半数有了小磷肥厂。山东、江西、安徽、河南、小化肥也有了更大的发展。
　　自古以来在革命时期就取得经济建设成就的还是没有先例的，一般来说革命时期总是要在经济上付出相当多的代价。大家都知道不能把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时期，发生的破坏、死亡、生产下降归罪于革命，相反正是革命的对象疯狂地镇压革命和向革命人民反扑造成的。中国历史上的历次革命也是这样。还有吴楚七国之乱发生的战争等损失，也完全应该由叛乱者负责，不能归之于晁错，也不能归之于汉景帝，更不能归之于对吴楚七国叛乱的镇压。如果说中国文化大革命也付出了一些代价的话，那么和古今中外的历次革命比，损失真是最小、最小、最小。而且正是刘少奇、邓小平集团造成的。他们面临群众的造反，不甘心失败，首先煽动了经济主义妖风。相反正是造反派和红卫兵抓起了生产，革命生产一肩挑，而这不是别的，就是夺权，就是一月革命。就是武斗也是各地的走资派挑动的。
　　包括四川、福建、浙江、安徽等，很多省都能成批地制造小氮肥厂了，而且到1972年一个星罗棋布的大中小相结合的机械制造网已在全国形成。这就是说为县县建立小氮肥厂在设备制造能力上也做好了准备。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个巨大成就。
　　当然文化大革命时期取得的成就不仅仅每个专区有了一个小氮肥厂。小氮肥只是地方工业的一个部门。就是氢弹、核导弹等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成功的。电子工业上的集成电路也是在文化革命中搞成功的。九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后，在1969年我国就在北京开了电视工业会议，开始搞我国的真正的电视工业体系并在1975年建成，七十年代初我国又开始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好了与化肥无关的不多说了。


大革命带来了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


　　大批判开路，独立战争解放了地方，小氮肥如雨后春笋爆发出来了

　　这时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已经开始了在经济建设方面对刘少奇点名的大批判。对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对小氮肥工业的摧残也自然在批判之列。不过对邓小平和陈云还客气，没有点他们的名，而是把一切责任算到刘少奇身上。
　　比如人民日报1969年4月10日化工部齐忠东文章《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小型氮肥厂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壮大》，就毫不客气地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及其在工交部门和化工部的代理人，把小氮肥工业的曲折的发展道路明白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并且指出：“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一伙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小氮肥厂无论在建设规模、建设速度、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创新技术各个方面，比文化革命前都有了很大的飞跃。”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为节省篇幅这儿就不多节录了。希望想了解这一段中国工业发展史的人士能够自己去阅读。
　　又如人民日报1970年6月2日《我国化肥工业迅猛发展》说：

　　　　最近几年之内已经多快好省地新建扩建起大批大中小化肥厂，大厂出现了新面貌，“小化肥”生产持续上升，为支农夺取丰收作出了贡献。
　　　　在大跃进的1959年办了一批小化肥厂，遭到了刘少奇及其代理人的反对，他们叫嚷“化肥工业国外只办大厂，不办小厂，办小厂是违背客观规律。”用合成氨“高温、高压、高技术，易燃、易爆、易中毒”来吓唬工人，强迫小氮肥关停并转，使全国许多地方化肥工业一条腿爬行冷冷清清。文化革命中全国各地掀起了群众性的自力更生办“小化肥”热潮，文革前全国只有少数省能制造小氮肥厂成套设备，现在很多省都能成批地（注意着重号）制造了。目前小氮肥厂产量在全国所占比重已由1965年的12％上升到了43％。

　　在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时期取得的经济成就自然绝不止小氮肥，同时发展的还有小钢铁、小煤矿、小水电、小水泥、小机械等。中央工业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造船、化工、电子、核技术、航天等等都大发展起来，使得我们的工业变得门类齐全。当然经济战线上的大批判文章也决不仅止于小氮肥，不读这一些文章就不可能了解我国的经济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让陈云一伙去叫嚷建设规模太大，积累率太高吧！任何人只要立足于现实，低头看一看实际情况就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早就说过，工业要发展就是一套，要结婚建立一个家庭也有一个积累率很高的时期。只有疯子、书呆子、别有用心的人才会横加指责。如果这些不同时发展，就不可能发展小氮肥。因为没有小机械，就不能自己造氮肥设备；没有小钢铁，就不能为造小氮肥厂提供原材料；无论是制造小氮肥设备还是这些设备投产，又都需要煤炭；小水泥则提供了建筑材料。问题倒是在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完成后，就不应该立即再进入一场大规模的建设，应该给人民、给社会以休养生息了，并且使得建成的生产力填平补齐、配套成龙及早发挥作用。如果说1964年和1965年积累率比较低的话，正是这样做的结果，因为大跃进的建设已经成功了，社会应该休养生息，尽快使得大跃进建设的生产力发挥作用。陈云用那一时期来否定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完全是不看现实、不懂经济发展规律的胡搅蛮缠。再一次的大建设也要一个准备阶段。
　　我们早就说过1953年到1965年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成就主要是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经过了准备、突击、巩固、收效四个阶段。大跃进就是其突击阶段。而在1966年我国按照毛主席制定，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上宣布的四个现代化规划，开始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它同样要经过准备、突击、巩固、收效四个阶段。1969年九大以前是准备时期。准备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从三届人大宣布规划开始的。文革前夕大跃进的翻盘，地方工业包括小氮肥厂的翻身，正准备着今后的大规模建设。前面我们看到，小氮肥工业就表现得十分清楚。
　　我们又说过，准备时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且也是思想上、政治上的。以及生产关系上的。第一次大发展时期是以社会主义改造和整风反右作为政治思想准备和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准备的。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第二次大跃进的政治思想准备时期。斗批改包括着生产关系上的改革。至少在这时，反对小氮肥的声音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思想意识都发生了伟大的变革。刘少奇、邓小平集团早已是发展生产力的阻力。如：只要他们这一阶级不打倒，小氮肥就不能放开手脚建设。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生产关系之一，地方的解放就是生产关系的大变革，不解放地方就不可能有小氮肥工业的发展。
　　1970年，国务院召开北方农业会议，作出加快全国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决定，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要发展小钢铁、小水泥、小化肥、小水电、小煤窑、小机械等五小工业，要求“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建立自己的小而全的工业体系。同时中央还作了许多改革，下放了许多权力给地方，并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以促进地方工业的发展。企业管理权也大规模下放，使地方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提高了地方建设的积极性。别的不说，光在财政上就作了三次大改革。目的正是为了给地方以自主权，当发现各地由于起点不同、水平不同造成苦乐不均时，又进行了再三改革。中央还安排了一定的数量的资金扶植地方工业，并在物资上积极支援小氮肥等五小工业的建设。下放到地方的干部、科研人员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给地方和农村带来了大量的人才和科技文化知识。
　　从1970年起的五年中，中央安排了80亿元扶植地方“五小”工业。但是平均每年仅16亿元。这数字不算小也不算大，在国家总投资中只占很小份额，只相当于1975年财政支出的2％以下。但是对于地方自筹资金主要靠自己力量办工业，起着四两压千斤的作用。中央财政预算之外的投资由1970年的100万元迅速增加到1973年的1.48亿元，比1970年增加了。让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去叫嚷发展小氮肥造成了力量分散，要同大厂争这争那拖大厂后腿吧！1973年的预算外资金虽然猛增一百多倍，但用来搞当时30万吨的特大型化肥厂只能搞半个。而那时每年要建成一百多个小氮肥，光这氮肥生产能力就超过了一个特大型，小氮肥还仅仅是地方工业中的一种。
　　邓小平匪帮攻击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生产，嘲笑大批判开路。可我国正是在文化革命的推动下才有了第二次大跃进的，正是依靠大批判开路才有生产力的大发展的。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中宣布了毛主席的国民经济四个现代化的规划，这是公认的雄心勃勃的大规划，正是依靠文化大革命我们实现了第一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文化大革命不但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不仅是数量的增加，而且是质的飞跃，是生产力从一个历史阶段，跃入了另一个历史阶段。
　　其实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都是革命的结果，没有英法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美国没有独立战争，没有南北战争，就不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只有反动派才会把这些革命说成是什么动乱，什么浩劫，才会说它们破坏了生产。而这些革命所化的代价和文化大革命比呢？文化大革命真正是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而损失最小、最小、最小。

　　第二次大跃进：目标每县一厂的大规模建设小氮肥热潮

　　1969年九大以后，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和斗批改的进行，就开始了新的突击阶段，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第二次大跃进开始了。各地有现有后，北京在1968年就进入了第二次大跃进，工业猛增30％以上，后来连续四年都是30％以上的超高速度。山西省最晚1971年工业猛增了60％以上。由于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各地地方工业的大发展，所以进入突击阶段的时间不像第一次大跃进那么界限分明。
　　在这一次大跃进中，要几乎在每一个县都建立起自己的小氮肥厂。果然在七十年代初，全国各地都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小氮肥的热潮。凡是在那个时期到过地方机械厂的都可以知道，几乎到处都在参加氮肥设备的生产和攻关。人民日报1970年6月2日文章中所说在这以前的办小化肥厂热潮，相形之下大为逊色了。
　　1970年化肥产量按产品计达到1400万吨，是1962年的七倍。根据邓小平匪帮提供的数据，折纯为243.5万吨（见李成瑞《十年内乱时期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1963年初据化工部副部长萧桂昌说“现在化工成就离需要还差得很远。如化肥，如果今后十年内把我国化肥施用量提高到每亩10斤，那就需要化肥800万吨”（见工人日报1963年1月10日《大力发展化工支农》）——这是1962年的希望，十年以后是1972年。可是在1970年我国化肥产量已远远超出这一要求600万吨，即75％。由此可见，所谓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的谬论完全破了产。化肥生产能够大大提前和超额完成这一设想，与小氮肥的翻身和巨大成功是分不开的。相反当时化工部的要求这样低，说明了他们没有把小氮肥会成功的因素考虑在内。萧桂昌的文章里只字未提小氮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小氮肥厂大致以每年一百多家的速度猛增。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国小氮肥工业的大发展。
　　1971年小化肥已经超过了化肥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已经超过了大化肥。成了我国化肥工业的主力军。该年化肥产量根据邓小平匪帮的李成瑞提供的数据，折纯为299.4万吨。
　　1972年，江苏省最先做到县县有了小化肥厂，此时已有小氮肥厂72座，投产62个，1971年江苏小化肥产量占全省化肥总产量的77％，占全省农田使用化肥总量的50％以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蓬勃发展，使这几年全省发展的小化肥厂，比文革前增长4倍以上。建设速度快，一般当年建设当年投产。该年化肥产量根据邓小平匪帮的李成瑞提供的数据，折纯为370.1万吨。
　　1973年全国小化肥厂比1965年增长十倍，已达1400个左右。小氮肥超过了一千家，生产的化肥占国家化肥生产计划的54％。该年上海郊区十一个小化肥厂提前完成年计划，从大跃进建厂时的设计能力只有800吨，普遍地突破了年产万吨大关。比1966年的3000多吨增长两倍，相当于设计能力的12倍。上海小化肥生产的合成氨已占上海郊区农村化肥用量的60％以上。该年化肥产量根据邓小平匪帮的李成瑞提供的数据，折纯为459.2万吨。
　　到1974年全国共有小氮肥厂1200多个。
　　除了上海这样的老工业城市外，最初能够自己制造小氮肥设备的是江苏省，1964年开始生产小氮肥设备。除了东北以外，江苏和其他省比，解放前多少有一点工业是一个因素，但也极其薄弱。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江苏是在柯老领导下的华东。到1965年5月已为自己新建小型化肥厂提供了两套成套设备——注意：江苏已经能够制造成套的化肥设备了。除此以外还为十个扩建改建的小化肥厂提供配套设备，还为浙江、四川、广东等十多个兄弟省提供了高压机，循环机、高压容器等300多台。
　　但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在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正确路线指导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许多很穷、很落后的边远省份也能自己制造氮肥设备了。而且是在那些自以为是的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无法想象的，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搞起来的。
　　广西省就是典型的例子。文化大革命以前“手无寸铁”，根本没有自己的钢铁工业，其他工业就根本不可想象了。像这样的地方能够搞自己的化肥厂吗？自以为是的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只会站在一边指手画脚。如果你搞起来了他们先会说你吹牛，当事实活生生地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也会先是否定，实在不可否定了就说：“那算得了什么！人家西方国家早就如何如何发达了。”但如请他们去搞，那是绝对不要指望他们会做出什么来的。只会以鄙视的态度说：“这种一无所有的落后状况有什么条件搞工业。”接下去又是西方已经如何如何发达了。他们就好像一个外人，对待自己国家就好像一个富贵之家的纨绔子弟甚至忠实奴才看待另外一个穷人家，也许他们自己封就了自己是某个外国主子的奴才，他们实在连外人都不如。稍微公正一些的外国人都是能够承认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建设和生产上取得了伟大成就的。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西省工业就是从1965年以前“手无寸铁”起家的。钢铁工业空白，机械制造能力几乎可以忽略，无烟煤也靠外省调入。如果说多少还有一点点工业也是大跃进中建立，并在后来的“下马风”里幸存下来的。1970年开始，他们围绕农业办工业，办了工业促农业，大抓农业机械化，短短几年，出现了崭新局面。1969年到1974年，自治区拿出地方财力的44％搞重工，经过先后两次会战，解决了钢铁、煤、电、小化肥设备配套和拖拉机专用设备问题，使得支农工业体系初具规模。1977年与1970年比，中小拖拉机产量增加11.3倍，机耕面积由5％提高到31％，化肥仅氮肥就增加了六倍，排灌动力机械增加了1.44倍，排灌用电增加了1.39倍，使机电灌溉面积增加了1.9倍。小氮肥厂投产了73套，还有7套在建，地县自筹资金占总投资三分之二以上。1957年广西根本不能生产化肥，1977年建成包括磷矿粉和磷肥厂在内的小化肥厂125个，化肥生产能力达到160万吨。广西成为我国原来工业落后地区搞自己工业的先进典型。

　　社会主义大协作，工业发达地区的支援，先进带后进

　　各地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办自己的工业，并不等于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支援不要了。在文化革命带来的大跃进中，工业发达地区的支援起了极大作用。这是一个先进带后进，帮后进的过程。上海就为各地建设小氮肥工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1970、1971和1972三年支援各地3000吨合成氨厂的关键设备达三百套之多，供应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其中1970年为100套，按照常规即使动员上海全部的化肥设备制造能力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但是组织了工业和非工业的四百多个单位共同协作做到了。1971年达到了140套。1972年60套。一共包括机械设备2.5万多台，电动机几十万千瓦。还为兄弟地区小氮肥工厂制造了大批供电、供水、供气设备，大量的高中压阀门和管件，几万件各种仪表。
　　我们早已说过，根据邓小平匪帮提供的数据，我国1969年工业以34％的速度高速增长，1970年又是30％以上的超高速度，69、70、71三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猛翻了一番。
　　这儿注意“关键”两字，也就是说各地自己能够生产的自己生产，自己不能生产的就由上海供应，自己能够生产时自己生产，自己不能生产时就由上海供应。那三年生产的还是比较完整的3000吨合成氨设备。我们已经知道那时全国每年建成投产的小氮肥厂为一百多家。1971年140套意味着大多数小氮肥厂有上海供应的设备。随着各地自己制造小氮肥设备的能力逐渐形成，对上海的依赖也就减少了。1972年减少到60套，后来又进一步减少了。
　　先进的江苏省也为兄弟省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前面已经说过早在1965年江苏不但已能自己给自己供应成套设备，还为浙江、四川、广东等十多个兄弟省提供了高压机，循环机、高压容器等300多台。而丹阳作为全国第一家采用新流程成功的小氮肥厂，在文革及其后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对兄弟厂的帮助总是有求必应，全国100多个化肥厂留下了他们热心帮助的脚印。

　　各地加强自立，尽量立足于当地原料改吃“粗粮”

　　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运动中，各地建立的氮肥厂尽量立足于当地的原料。福建首先闯开此路。福建是个缺煤省，原来生产的小氮肥只能吃“细粮”——块煤和焦炭，不得不依靠从外省调入。但是早在1964年永春化肥厂就做过某试验，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时期，他们就已改吃当地的“粗粮”了。1968年以后，永春、长泰、张平等化肥厂开始以粉煤代块煤，试验，制造成功高强度的炭化煤球代无烟块煤，使化肥产量超过设计能力，煤耗成本下降，为小合成氨厂的生存和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1971年全省小氮肥合成氨产量比1970年增长17.2％，到1972年福建全省24个小氮肥厂已经全部用上了炭化煤球，实现了原料自给。全省超产30％，完成合成氨生产计划，比1971年增产40％。1974年福建建成投产的小合成氨厂达到了32个，其中用当地煤作原料保证了正常生产的有26个。也就是说有两个厂投产不久就已在吃“本地粮”了。
　　福建的经验得到了燃料化工部的重视，1972年在福建召开了会议推荐经验。各地适应自己的煤炭资源，因地制宜地吃“本地粮”、“粗粮”、吃粉煤。到1973年10月为止，全国改造的小氮肥厂达350多个，占总数的40％。山东87个小氮肥厂改造了70个，广东41个改造了27个，湖南、辽宁、河北、浙江等也有一半以上改造了。使小氮肥产量迅速上升，1972年下半年全国小氮肥日产水平比上半年提高15％，1973年一季度又提高了14％左右。到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上台时全国以煤为原料的小合成氨厂已经大多用人造块煤——碳化煤球生产合成氨了。

　　红花遍地，硕果累累，繁如满天星斗

　　1975年各地小合成氨厂生产能力比文革前增长九倍，氮肥产量占全国氮肥总产量的60％。该年化肥产量超过了文革前十七年的总和，根据邓小平匪帮的李成瑞提供的数据，折纯为524.7万吨。

1976年尽管遇到了唐山大地震，根据邓小平匪帮的李成瑞提供的数据，化肥产量折纯仍然为524.4万吨。在如此大灾下能够与1975年几乎持平，这是一个奇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创造的奇迹。
　　根据邓小平匪帮提供的数据，在他篡权复辟上台前后，1977年我国化肥产量按产品计已经达到了3811万吨，其中小化肥（包括小磷肥厂和小钾肥厂）占65％。1978年达到5000多万吨。如果按照百分之一百有效成分计，1976年524万吨，1977年为723万吨，1978年为869.3万吨，1979年为1065.4万吨，其中小化肥厂合成氨731万吨，增长11％，占合成氨总产量的55％，包括磷钾肥的化肥总产量45％。1978年我国建成投产的小氮肥厂已经达到了1534个，很快就要做到几乎县县有自己的小氮肥厂了。小氮肥产量的比例所以比1975年降了下去，是因为我国的大氮肥厂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时期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尤其是1972年毛主席亲自批准从外国引进的13套30万吨级的特大型氮肥厂已有一半以上在1977年投产了，其余的也快要投产了。
　　数字是枯燥的，小氮肥厂由1964年的22个增加到1534个意味着什么可见示意图一的上和下。图中大星表示一个特大型氮肥厂，小星表示一个小氮肥厂。我国自行设计制造设备的大型氮肥厂有文革前几个增加到55个不能画了。经过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我国的工业，不仅仅是小氮肥厂，的确可以说是红花遍地，硕果累累，繁如满天星斗。

　　“十年浩劫”中我国化肥工业的大跃进超过了石油，且潜力无穷

　　化肥厂的大建设带来了化肥产量的大增长。根据邓小平匪帮提供的数据，1965年我国的化肥产量折纯是172.6万吨，1977年是这个数字的4.2倍，十二年里平均每年递增13％。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使得我国的石油产量猛增到了六倍，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超高速度。但是我国化肥工业绝对不亚于石油工业，我们不能因为4.2倍小于6倍就以为化肥工业不如石油工业。原因有两个。第一，1965年我们已经知道，由于小氮肥厂的翻身，以及下面就要讲到的由于大跃进以来建设的大化肥厂的纷纷投产，所以化肥产量有了超乎寻常的增产。这些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都是大跃进的胜利，与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几乎没有关系。就算这一集团曾经为大化肥做过一些工作，也已经被他们刮下马风时搞的破坏抵消很大一部分了。与陈云更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1965年的产量是一个原因特殊的比较高的基数。这年的工业走的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路线，用刘邓集团的话说：“头脑又发热了”。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生产和经济建设路线的预演，而文化大革命及第二次大跃进则是其继续。没有1964年的数字，但是1965年前十一个月化肥产量按产品计就增产了279万吨，综合各方面情况，该年全年化肥增产量高达50％以上。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和1964年比，1977年的化肥产量就是超过六倍。第二，在邓小平篡权上台前后，我国的化肥生产能力决不是限于已经投产的那一些，还有一大批小型氮肥厂和更多生产能力的大型氮肥厂正等着投产呢！已经投产的生产能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呢！另外还可以通过挖潜、革新、改造大大提高产量。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那么我国的化肥工业和石油工业比实在是更大的跃进。也正是这个原因，尽管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仅1978年到1980年，就有不少大化肥厂延期投产，又有多少小氮肥厂和文化大革命一起被“彻底否定”，但我国的化肥产量一度还是极高的。如果以1980年的产量1232.1和1965年比，就是七倍多，这中间没有邓小平集团一点功劳，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及第二次大跃进所进行的大建设，建立起来的企业投产的结果。如果不是他们的破坏，成绩还将远远超出七倍多。这在下面就要和他们清算。

大跃进创建了我国的大氮肥建设能力


　　大氮肥的建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大跃进开创的，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我国大氮肥厂的建设能力

　　我国的化肥工业当然不限于小氮肥，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在地方性小氮肥厂迅猛发展时，我国的大型化学工业也在飞快地建设着。两条腿走路，不能随便丢了任一条腿。
　　这也得从大跃进说起。万事开头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跃进起着最最重要的开头作用。
　　我国设计制造化工设备完全是大跃进开始的。大跃进前所建的吉林、兰州等化肥厂，靠从苏联成套进口设备。正是大跃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才开始了自行设计自行制造化工设备。如果按照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自以为是的大知识分子的说法，那时我国根本就没有制造化肥设备的条件。当然，在大跃进时期，积极参加大跃进运动，和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是有巨大贡献的。只有和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才能有所作为，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
　　众所周知，化工设备高温、高压、有毒、有害、腐蚀性强，设备的个头也都很大，大化肥厂设备的个头更大。别的不说，首先对这些大家伙进行金加工的机床我国就没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自以为是的大知识分子们会说：“凭着这样的条件怎样能够制造大型化肥设备呢？”他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抱怨我国太落后，说我国根本就不应该制造化肥设备。于是自己制造设备不如进口设备，进口化肥设备不如买化肥，买化肥不如依靠美国剩余面粉的论调出来了。刘少奇等人在刮“下马风”时就说过：“小化肥厂小成本高，还不如进口化肥合算”。
　　但是在大跃进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广大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被调动起来了，做到了迷信洋人的洋奴们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大家知道，在大跃进时我国的工人阶级有一个伟大的创造——蚂蚁啃骨头，依靠它，我们在没有大型机床的情况下制造了许多大型设备，万吨水压机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但是不知人们还记不记得，蚂蚁啃骨头最先就是用在大型氮肥设备的制造上。
　　早在大跃进的1958年，各地许多中小机械厂，在缺乏大型设备的情况下，创造出一整套用小设备干大活的经验，制造水平大大提高。工人阶级发挥他们的创造力群策群力，“化小为大”、“以小拼大”、“活动式机床”、“蚂蚁啃骨头”等，东北机器制造厂最先采用这些办法制成了我国第一台180多吨重，年产5万吨氮肥的氮氢气压缩机。
　　其他，如由于没有大型行车，大型工件是怎么吊运的？还有大型铸件的铸造，大型设备的运输都是靠工人阶级打破常规，发挥工人阶级的智慧解决的。没有大跃进，不发挥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些事情，每一样写出来都是一部史诗。这儿没法详谈。
　　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所谓的谜，比如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是怎么建造的，复活节岛的大型雕像是怎么运输建造和树立起来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为此绞尽了脑汁。一些无聊的家伙就写出种种骗人的书籍来把这一切归之于外星人，或者说史前曾经有过高度的文明覆灭了。——上帝等于我不知！！！这类谬论在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后泛滥成灾。打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旗号的邓小平匪帮就是这样传布伪科学的。这些谬论本来不值一驳，一个最起码的事实是，外星人也好，史前高度文明也好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些石头文明，连金属都没有。其实要弄清楚这些事情原本不难，问一下大跃进时的中国工人阶级就是了，他们做的就是这一类事情甚至更高级。
　　经过1958和1959年的摸索，我国工人阶级已经解决了这些难题。1960年全国固定了一批制造氮肥设备主机的工厂，1962年机械工业又进一步调整生产能力，将生产整套氮肥设备的工厂全部固定下来。一共有100余家机械工厂和电器工厂固定制造氮肥设备，据一机部负责人当时说，这是我国建立完整的化肥设备制造业的开始。这些工厂可生产年产2.5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的全套设备。可就是在该年上半年，刘少奇惊慌失措，再也撑不住了，决心向陈云投降，按照他们的说法，“下马风”刮得还不够，仅仅把地方工业和小土群摧毁了还不够，中央的大工业也必须作伤筋动骨的“调整”，即下马，直至“地平线上不留痕迹”。因此这些成绩是在顶住刘少奇、邓小平的下马风中坚持下来的。一般来说，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下，和刘、邓、陈作了坚决的斗争，中央的大工业不像地方工业和小土群那样，在下马风中受到了几乎全军覆没的损失。原子弹也是这样坚持下来的。
1962年11月，上海吴泾化工厂第一期工程试生产，生产情况一直正常，1963年夏天日产量已达设计水平。9月26日正式投产，年产2.5万吨合成氨。这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设备和建设起来的第一个大型氮肥厂。同批建设的还有浙江衢州化工厂和广东氮肥厂建成投产。这三个企业的投产标志着我国氮肥工业进入了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制造设备的新阶段。（现在这套设备生产能力已达12万吨，已被邓小平匪帮“彻底否定”）
　　1961年我国正在新建的大型化肥厂达到8个，另有7个扩建。1963年随着战胜了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的“下马风”，上半年生产的氮肥设备超过了1962年全年，比1962年上半年约多6倍，将供应正在新建或扩建的十几个氮肥厂使用。大跃进以来，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建设的几个大型现代化化肥厂，如广州、开封等地兴建的化肥厂在1963年上半年陆续试生产。广东氮肥厂制造的第一批氮肥，也在该年4月出厂，到6月20日这些新厂已经生产出1.6万吨合成氨。使得该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化肥厂生产的化肥达到全年计划的三分之二，月月超计划，比1962年同期增加42％。对我国来说，在当时这些厂都是技术先进、规模宏大的企业。科研和设计工作也取得不少成绩。人民日报1963年12月4日《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公报》向全世界宣布：“目前我国已经能够自己设计许多大型的、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包括……年产氮肥十万吨的化肥厂等。”这表明了我国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了。西方资产阶级不久以前还在看我国大跃进的笑话，此时不能不承认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我们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法国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法国和荷兰都为我国提供了先进的化肥设备。由于这些化肥厂的建成，1964年我国的化肥又以高额的两位数猛增。在年产2.5万吨合成氨的大氮肥成套设备制造成功以后，该年又开始试制大型成套尿素设备不久即取得成功。
　　1965年投产的大化肥厂更多，看一下那年的人民日报吧！

　　　1965年2月19日《发展化肥工业，支援农业生产》
　　1965年南京新建的年产10万吨碳铵工程第一期工程最近投产，从动工到投产只用了不到九个月时间。这期工程年产碳铵5万吨。湖北荆襄磷矿第一期工程最近完工，建设进度比计划提前一年，年产磷矿40万吨。全部自行设计制造设备。
　　1965年3月16日《我国新建一座现代化大型化肥厂——河北化肥厂第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1965年3月21日《河南集中力量建设国家重点工程》
　　1964年正式投产和已经具备试生产条件的就有开封化肥第一期工程……
　　1965年6月14日《开封化肥厂首期工程移交生产》
　　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安装的大型氮肥厂。1964年五月试生产。合成氨生产能力已超设计75％以上。
　　1965年11月24日《安徽大型现代化化肥厂正式投产》
　　自行设计施工，全套设备国产。
　　1965年3月18日《我国第一套尿素设备在上海试车成功》
　　年产尿素四万吨。
　　1965年10月5日《我国制造的大型尿素设备投入生产》
　　前天在上海吴泾化工厂正式投产，年产尿素四万吨。

　　正是这一批大企业的投产，使得1965年化肥产量，在1964年以高额两位数猛增的情况下继续以高额的两位数猛增，达到了折纯172.6万吨。前面已经说过，该年和1964年比，化肥增产在50％以上。这是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的胜利，这是大跃进的胜利，这更是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创造性的结晶。革命的、愿意和工农相结合、积极参加到大跃进运动中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他们不可磨灭的功劳。这是和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以及他们在各地的代理人和社会基础斗争胜利的结果。反正不是“下马风”的功劳，不是“三自一包”的功劳。因此如果谁以为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的生产正在迅猛增长，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不必要的、脱离中国现实的，就完全荒谬了。

　　文革前夕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加紧篡党夺权，再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那时一方面经济正在按照毛泽东主席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正在加紧篡党夺权的准备，对毛主席的建设路线取得了统治地位恨得要命，随时准备反攻倒算。如果他们篡权成功，那么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和生产力大发展就不可能取得。不过世界上最最困难的正是这种繁华掩盖下的严重危机。它往往使得人们失去警觉，甚至认为防止危机成为现实的斗争是多余的不必要的，是无故激起事端。按照这个逻辑，大概只有等到刘少奇、邓小平一伙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篡党夺权成功，国家被他们弄得一片破败，经济崩溃时才能对这些祸首进行斗争了。——现在我国就是被他们弄得一片破败了，可有些人还是不认为必须推倒这一已经完全腐朽的反动破坏势力，那正是出于狭隘的反动阶级利益的需要了。
　　苏东坡在论吴、楚七国之乱时就说到过这个道理。当时许多人认为削藩是不必要的，是无故激起事端。晁错被杀固然有他自己的过失，但现在还有谁认为他提出的削藩是不必要的呢？晁错成了人们普遍同情的对象。吴、楚七国的罪行谁也不能为他们开脱了。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也已经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已经为人们所唾弃，并很快就要广泛地为人们所唾弃了。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大氮肥的大飞跃


　　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在大化肥建设上的巨大成就

　　文化大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在大型化工厂的建设上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从大跃进到文化革命前夕。如：
　　山东石油化工总厂于1966年4月破土动工，1967年四月建成炼油厂，1970年以后又陆续建成第一化肥厂、催化剂厂、第二化肥厂和合成橡胶厂等。
　　1969年我国大型尿素合成塔在兰州石油化工厂试制成功，开始成批投产。1966年初，国家就给该厂下达任务，但那时厂里的大权被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所把持，搞爬行主义和洋奴哲学，把革命工人和革命技术人员的合理化建议拒之门外，从外地请来两名“专家”定出一套不顾我国国情的照抄洋图纸的方案，强制工人照办。花了近一年，浪费了大量材料没有制成。厂革会成立后，成立了一个以工人为主体，与革命干部和革命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小组，群策群力，攻下难关，从设计到成功，只用了五个月时间。
　　1969年1月6日河北建成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氮肥厂，河北化工厂第三期工程胜利完成，开始生产尿素。这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安装，具有6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厂。尿素车间仅用20个月建成并试车投产。
　　在整个六十年代，国家统一组织吸取了引进装置的优点，总结了我国的生产实践，设计了年产五万吨合成氨系列，并由机械制造部门通力协作，制造出了压缩机，合成塔等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化肥设备，一共建设了二十多个大型氮肥厂。
　　1971年1月9日福建第一座大型化肥厂三明合成氨厂建成投产。
　　1972年9月1日山东第一座大型化肥厂投产，年产合成氨6万吨，尿素11万吨。
　　在1973年建成投产的大型新建扩建工程有山东胜利合成氨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化肥厂，湖南湘江氮肥厂等。
　　到1972年毛泽东主席批准引进13个特大型30万吨级的合成氨企业时，我国已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大中小相结合的布局比较合理的化肥工业的初步基础。我国的化工设备制造能力达到了极大的提高。而这时邓小平还在江西劳动呢！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的大规模技术革新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鄙视和压迫工人阶级的刘、邓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批判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极大发挥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1970年初据南京化肥厂调查报告，一年多来实现技术革新140多项，其中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新型氨合成塔、有独特风格的尿素新工艺流程，有填补我国化肥空白的氮磷钾复合肥料……数量之多，成果之大都是空前的。早在大跃进末期的1960年造气工人就提出三条改造煤气炉建议，“专家”、“权威”拒不接受，硬要按他们闭门造车的方案去干，结果不了了之。十年后“三结合”小组改造成功两台煤气炉采纳的就是工人十年前的建议。太原化肥厂变换炉是个洋设备，严重影响化肥产量。文革前，工人多次提出改造变换炉建议，可修正主义的旧框框象紧箍咒一样束缚工人，“不可侵犯”。文革中23个检修工提出了改造方案，自力更生改造变换炉成功，提高了产量。
　　不光是化肥工业，从九大前后到七十年代初，我国进入了一个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高潮。全国到处都在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到处都在用土洋结合的办法革新工艺制造各种设备。这次运动和大跃进比，优点是组织得比较好，但表面上却远没有大跃进那么轰轰烈烈，一般来说工人自发地搞技术革新的还不如大跃进时受到重视，但是总体而论规模和成绩一点不如大跃进时小。如果没有这一技术革命高潮，也就没有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工业翻番。
　　到1976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已有27个建立了大中型化肥厂。这儿说的大中型化肥厂不是指1972年毛主席亲自批准引进的十三个年产30万吨的特大型化肥厂，而是指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大中型化肥厂。现在邓小平匪帮称它们为中型厂，而特大型的化肥厂称为大型厂。本文为了不致前后不一造成误解，为了易于理解我国化肥史，一律使用旧称。
　　据制造万吨水压机的工程师沈鸿说：“我国合成氨产量1480万吨，约70％设备自已制造。其他如煤炭、石油、建材、化工建设用设备，国产都占相当大的比重。”（见人民日报1982年11月22日《机械工业能够担当制造四化建设所需设备的主角》）这儿说的约30％不是自己制造的就是下面马上就要说的四三方案。

　　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但不排斥引进，四三方案

　　邓小平匪帮诬蔑我国闭关锁国，把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算在我们自己的政策上。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完全出于一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是为帝国主义开脱的汉奸卖国论调。
　　我国国际威望迅猛提高，一大批国家宁愿和台湾断“交”，也要和我们建交是在那一年？1970年！
　　我国恢复联合国应该具有的席位是在那一年？1971年！
　　尼克松、田中到中国来是那一年？1972年！
　　他邓小平还在江西的工厂里劳动呢！
　　我国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排外。不但五十年代我们从苏联和东欧引进过一批技术，而且文革前和法国建交，从法国、英国引进了一批汽车和石油化工制造设备，从日本也引进过设备。文化大革命也从来不存在什么排外。一直在和外国做生意。我国第一套从西欧引进的年产10万吨合成氨、16万吨尿素生产装置的泸天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战犹酣的1966年7月31日，投产生产出了第一批尿素，翻开了中国现代化肥工业史上的新的一页。从来没有谁说这样的引进不应该。但是最大规模的引进正是1972年，邓小平还在江西时毛主席亲手批准了四三方案，从国外引进了二十六个特大型项目。为了继续给文化革命加上排外的罪名，邓小平匪帮就生拉活扯地把这次大引进和什么“批极左”、“九·一三”拉在一起。极力造谣，好像毛主席的路线变了。他们忘了九·一三林彪所乘的飞机是三叉戟，那大概不是国产的吧！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中什么时候说过根本就不能从国外引进？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除了造谣以外，没有拿出一篇大批判文章来证明。
　　那么邓小平和一切反动分子的所谓“排外”论调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因为他们是一伙汉奸卖国贼，他们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在我国的代理人，只要批判他们卖国，只要不允许他们出卖我们的国家利益，只要我们不甘心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前苏联的殖民地，只要我们要求和西方国家平等相处，他们就毫无理由地给我们扣上一顶“排外”的帽子。“朋友来了有好酒，如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是猎枪。”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只能和别人平等相处，决不做附庸，如果说这就是排外的话，那么这个外我们排定了。邓小平匪帮诬蔑我们反对从国外引进技术，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最成功，建设效果最好的引进项目，不是别的，正是被邓小平匪帮诬蔑为排外的“十年浩劫”时期，正是他在江西劳动时毛主席批准的四三方案。
　　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一个巨大的、不可忽视的成绩。可笑的是绝大多数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勇士”们，连“四三方案”这一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可见他们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简直就是个文盲，根本就不应该有发言权。既然如此地无知，他们还说什么呢？就好像不知道156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谈五十年代的建设。可偏偏最不该发言的人，在现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最有发言权，从上到下把持了一切舆论阵地，疯话也就特别多。稍和他们交谈，就会发现不但极端无知，而且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根本就不想去了解。他们只需要充分地宣扬他们头脑里的偏见，为此而不惜随口编造。任何和他们的偏见稍有不合，或者他们认为不合的事实，就绝不愿意看也不愿意听人说，谁要说话立即就会被他们打断，不允许说下去——这就是今天我国那些高喊民主的先生们的德性。
　　四三方案一共二十六个项目，其中特大型的30万吨合成氨工程有十三个，占了一半。它们是：四川金堂化肥厂、泸州天然气化肥厂、黑龙江大庆卧里屯化肥厂、河北沧州化肥厂、贵州赤水天然气化工厂、云南水嵩区天然气化肥厂、山东胜利石化总厂第二化肥厂、辽宁辽河化肥厂、江苏南京栖霞山化肥厂、安徽安庆石油化肥厂、广东广州石油化肥厂、湖南洞庭（岳阳）化肥厂和湖北宜昌化肥厂。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不但在地方性的中小工业上是史无前例至今无来者的，而且大化肥的建设也是史无前例至今无来者的。
　　这批引进项目，一般于1973年和不久以后陆续动工建设。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如不是邓小平匪帮上台破坏，必然会完满地成功。关于邓小平匪帮是如何破坏的，下面将专门讲说。

　　四三方案的伟大成就和空前成功，邓小平匪帮抢了女儿又杀爹娘

　　一般来说这些项目的建设时间都很短。无论如何建设这样的厂三年应该算极快了吧！从1973年到1976年就不过三年。1976年辽宁辽河化肥厂、山东胜利石化总厂第二化肥厂、泸州天然气化肥厂、四川金堂化肥厂建成。这四个都是合成氨30万吨和尿素48万吨的厂。
　　山东胜利第二化肥厂是于1973年8月22日与日本签合同引进，1974年4月1日破土动工，预定要求在合同生效后的34个月内建成，实际建设期只有27个月，比合同还提前了7个月，至1976年7月22日建成投产。现邓匪改名为齐鲁。
　　辽河始建于1973年，从美国、荷兰引进，1976年9月投产。也有说1974年6月才破土动工，或许前者是签约时间，如真如此也是27个月就投产了。该厂从丹麦引进的一套催化剂生产设备，年产各类催化剂共3000多吨。中国引进的13个大化肥厂使用的大部分催化剂均由其供应。

泸州天然气化肥厂是1973年从美国，荷兰签约引进的，于1976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生产出合格的合成氨和尿素产品。泸天化投产时间也是大大提前了的。设备等都安装完毕时，原定的投产时间还没有到，可又不宜拖延，就提前开车了。一时间销售服务等未能到位，就通知附近的公社和大队来运化肥，以致四面农民络绎不绝地前来，有用车子的，也有肩挑人扛的，周围路上都是来来去去的农民，许多低浓度氨水还是白送的。
　　四川化肥厂于1973年和日本签约引进，它自认为是国内投产的第一套引进的特大型化肥装置，以此说当在山东胜利第二化肥厂前，但邓小平匪帮现在说它是在1976年12月投产的。
　　这样不过短短三年， 1976年在十三个特大化肥厂中已经有四个竣工投产。不算小氮肥和我国自行设计制造设备的其他大中氮肥厂，仅这四个厂在1976年就给我国带来了120万吨的合成氨生产能力，可以断定，该年是我国历史上投产的化肥生产能力最多的一年，前无先例，至今无来者。当然我们不能指望邓小平一伙会为此唱赞歌，实际上竭力隐瞒。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从来没有公布1976年我国的新增化肥生产能力。
　　不幸的是，就在这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尽管十三个厂都已经或即将竣工投产，可它们的收益他却一个都未能看到。不久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上台。尽管邓小平没有一点功劳，它们投产后带来的化肥生产量的飞速增长，不但没有被邓小平匪帮及其门徒承认是付出了极大辛劳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成就，反而被盗为己有，好像是他们促进了工业生产。邓小平匪帮还丧心病狂地倒打一耙，攻击文化大革命“留下了一副烂摊子”，把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说成是破坏生产的“十年浩劫”，攻击1976年批邓破坏了生产，包括化肥生产，污蔑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真是抢了女儿又杀爹娘。
　　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过错归于别人，是一切赫鲁晓夫、邓小平那样的野心家的共同特点。

　　我国在第二次大跃进还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建造了特大型氮肥厂

　　按照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确立的革命路线，对这些洋设备采取了：“一使用，二批判，三改造，四创新”的政策。1975年3月我国又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破土动工兴建了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的特大型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的上海吴泾化工厂大型氮肥装置——一个企业要动工建设必须首先设计，而分析国外的引进设备更要走在前面。这一工作于1972年筹备和“四三”同时起步，于1973 年11月在进口设备尚未到货、缺乏技术资料的情况下，采用进口装置流程参数，组织全国力量在大量试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由石油化工部、一机部和上海市联合设计并制造关键设备，建设这一以轻油为原料的特大型氮肥厂。



　　上海市革会起了不小的作用。1974年10月20日上海市革会工交组将吴泾化工厂年产30万吨合成氨工程的设计任务下达给上海化工设计院。该院负责总体及合成氨装置的设计。1976年6月上海化工机械一厂生产的国内第一套30万吨合成氨工程中一段转化炉成套设备全面完成。1979年12月3日国内第一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24万吨尿素生产装置在吴泾化工厂建成。并试生产出合格的合成氨和颗粒尿素。
　　这样一项规模大、技术新、内容复杂的工程，完全按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既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又不盲从于外国，克服困难，从设计、制造、施工、试车到生产的全过程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负责建设的。至今为止，全国自行设计制造设备的特大型先进合成氨厂还只有吴泾这一家。
　　因此这和到1975年夏天才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绝对无关，恰恰相反正是和邓小平对着干建设起来的。邓小平也绝对不会赞成毛主席的方针。他在国务院不过主持了七、八、九三个月的工作，一上来，就搞了一个工业条例，提出对于引进的国外项目“不能乱动”。正是批邓，打破了他的这一崇洋媚外的政策。使得我国自行设计并制造设备的特大型氮肥设备能够在1976年顺利地建设。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大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化肥设备设计制造能力，使得我国的化肥设备设计制造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有了这个能力，我国以后的特大型先进化肥工业的建设就不必依赖于外国了。当然这不排斥继续学习国外新出现的先进技术，也应该再接再厉能有创新，让国外来学习我们。
　　可邓小平匪帮对于我国在第二次大跃进中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建造了特大型的氮肥厂，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竟然把这一伟大的成就作为文化革命和“四人帮”排外、闭关锁国的“根据”大加攻击。事情是这样的，当毛主席批准从国外引进一大批先进的项目时，原本准备在上海也安排一个特大型的30万吨引进设备。可是上海不要，上海提出我们自行设计制造一个，就这样果然设计制造了一个并且在1979年比有的引进项目还要早投产（有的引进企业是在邓小平破坏下才拖迟投产的下面就说）。应该说这是极有志气的行为，“四人帮”功不可没。上海并没有反对引进外国技术，他们只是说我国自己也必须能够设计制造，设计制造时也学习了外国的先进经验。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极有志气的成就，竟然成了邓小平匪帮指控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罪名！！！他们根本不提这是一个伟大成绩，反而到处挑剔毛病，企图扼杀我国自己的特大型化肥设计制造能力。他们不但在这一企业即将投产时又重复引进了四个外国的并没有新的优点的化肥厂。而且一直压制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特大型化肥设备。到了八十年代，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特大型化肥厂的能力已经完全成熟，他们还是迷恋于进口。致使我国自己的设计和生产设备能力长期闲置。九十年代初就有人指出：“国产化面临的主要的阻碍不是技术方面，而是观念方面。谈起国产化人人赞成，买起产品来却又偏爱洋货。国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成的高精尖设备生产体系常常无用武之地。八十年代我国已经能够生产30万千瓦、6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这是国家花了极大的投资建成的，包括“四三”引进的汽轮机厂等，总投资数十亿元。可是建发电厂时却偏不要国内自己的型号，而选用国内不能生产的35万千瓦机组。大型化肥设备每引进一套要花上亿美元，国内经多年攻关，已经掌握了制造技术，然而这几年来国内为主制造的大型成套化肥设备只投产了三套，引进的却有近20套。
　　邓小平匪帮百般挑剔国产货，那么他们引进的外国设备由建得如何了呢？下面就会说。

　　1977年大庆、沧州、云南一次投产成功，四三化肥半数以上投产

　　1977年大庆、沧州、云南一次投产成功。这三厂都是1973年从美国和荷兰成套引进的，年产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河北沧州化肥厂于1973年7月开始建设，1977年4月投产。大庆于1974年5月开始建设，1977年6月投产。那时邓小平刚刚被华国锋放了出来，大概他出来不过一秒钟就把厂建起了。云南天然气化工厂于1974年10月动工，1977年12月投产，历时三年建成。1977年总共建成特大型化肥厂三个。合成氨生产能力90万吨。该年仍然有一百多个小氮肥厂投产。所以该年投产的化肥生产能力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很大的一年。这一数字邓小平匪帮也一直没有公布过。
　　这样到1977年底十三套特大型化肥厂已正式投产七套。
　　这些特大型企业投产后，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在较短时间内就学会了操作技术和生产管理，生产稳定，其中大庆、四川、山东的石化总厂都达到或超过年产30万吨合成氨的设计要求。经过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努力，所需八种新型催化剂都已研制成功，使生产立足国内，并有相当一部分的备品配件也能自己制造，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行。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化学工业的生产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这是自立更生为主，不排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邓匪复辟抢了女儿又杀爹娘，四三方案遭劫


　　大建设使得化肥产量迅猛增长，邓小平匪帮一上台就收到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红利，却恬不知耻地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竟然诬蔑“十年浩劫”留下了烂摊子

　　1979年国庆前夕，据解放军报9月27日《我国基本建设战线三十年成就辉煌》说，我国引进的特大型氮肥厂竣工投产数又增加了一个，达到八个。它们是：四川金堂化肥厂、泸天化、黑龙江大庆卧里屯化肥厂、河北沧州化肥厂、贵州赤水天然气化工厂、云南水嵩区天然气化肥厂、山东胜利石化总厂第二化肥厂、辽宁辽河等化肥厂。多了一个贵州赤天化，但是另有资料认为贵州赤天化始建于1974年，是在1978年10月建成投产的，这和该文也不矛盾，因为它只说它已投产，没说那一年投产的。其余五座：江苏南京栖霞山化肥厂、安徽安庆石油化工厂、广东广州石油化工厂、湖南洞庭（岳阳）化肥厂、湖北宜昌化肥厂也已基本建成，开始试生产。
　　1979年12月31日，我国第一套自行设计、施工、安装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24万吨尿素的大化肥装置试车成功，产出颗粒尿素。从科研试验开始到建成投产，同引进相比，平均每套少化1亿元。但是一直到1981年7月22日才见诸于光明日报《第一套国产30万吨合成氨装置试产成功》。
　　正是这一大批大型的和特大型的化肥厂纷纷投产，以及一大批中小氮肥厂的投产，才有1977年以后的化肥产量继续迅猛增长。可是邓小平却毫不知耻地作为自己上台后取得的经济成就，在报刊书籍里几乎连篇累牍地宣扬。大量的化肥纷纷投入市场，大量的利税上缴到邓小平匪帮手里。最先投产的特大型企业是建得非常成功的，经济效益极其巨大。如大庆卧里屯、泸天化、沧州、山东胜利第二化肥厂、四川化工厂以及同属于四三方案的金山化纤等，投产后三年左右，即1980年就已经收回了投资。最早的泸天化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在四川泸州建成投产，这是我国第一座从国外引进的以天然气为原料，年产10万吨的合成氨厂，从此揭开了我国天然气化工的新篇章。连同1973年引进的特大型设备，总共投资不过4亿多元，年产合成氨40万吨，尿素64万吨，年总产值达两亿元，利润总额9000多万元，上缴利税占四川工交系统上交总额的十分之一。这些利税全部落到了邓小平匪帮的手里。可邓小平匪帮竟然说文化大革命给他们留下的是什么“烂摊子”？！这儿举的几个例子，没有一个不是在邓小平上台前夕或者刚上台就投产的。也就是说邓小平匪帮一上台就收到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红利。
　　尽管这一切和邓小平原本没有任何关系，可邓小平匪帮却恬不知耻地记入了自己的功劳簿。
　　事实上邓小平匪帮不但没有丝毫功劳反而进行了极大的破坏，致使化肥生产不能达到原本应有的更大的增长速度。我们早就说过，七十年代后期原本是经过一场大建设进入了收效时期。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场大建设的过程，已经看到大批的新企业已经建成和即将建成，纷纷投产或将要投产。这和1964年到1965年完全相像，那时大跃进的大建设获得成功，不少企业纷纷投产。

　　邓小平匪帮篡权后四三方案尽管快要完工却进展显然减慢，批邓那年投产的不仅建设工期缩短，还迅速达到了设计要求，收回投资

　　但是我们看一下上面公布的特大型合成氨厂投产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有一部分企业并没有按时投产。1976、1977年是十三个大型企业投产最多的年份。但是1978年最多只增加了一个或者根本就没增加，1979年也最多只增加了一个，如果算上自己设计的那个也只有两个，总之，这两年合计引进的只投产了一个。另外五个厂在1979年已经试生产了——且不说该不该更早试生产，但至少好久还没有正式投产。它们的投产被延期了，大大延期了。它们大多该在七十年代投产，至少到1980年就必须全部投产，但实际上有的一直拖到1982年才投产。如洞庭氮肥厂1973年从美国荷兰引进设备，原本也是年产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1974年11月破土动工，比辽河只晚了一年多一点。到1979年7月1日才试车成功。1982年9月28日才见诸于中国财贸报《化工系统项目洞庭氮肥厂投产》，年产仅24万吨合成氨，38万吨尿素，可见没有达到设计能力。而辽河投产已经有三年了，并且很快达到了设计要求并且收回了投资。辽河的建设总共才三年，而洞庭仅仅晚了一年，到1979年已经五年了还只是试生产，正式投产已经进入了八十年代。安徽安庆石油化肥厂、广东广州石油化肥厂更是一直拖到了1982年才投产。（见邓小平匪帮自己公布的《1982年国民经济计划公报》，而且这些企业的投产是作为他上台后的成绩来吹嘘的。）


1978年大规划：邓小平的匪祸


　　四三方案未能按时投产并收效，完全是邓小平匪帮带来的人祸，出于篡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他们另起炉灶搞了个1978年大规划，1976年批邓的必要性和对保护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

　　这些企业未能按时投产并收到效益不是由于天灾，而是百分之一百的人祸，是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后带来的人祸。正是邓小平匪帮为了能够篡权上台，装出一付不再关心他们那个狭隘的被革命打倒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私利的模样，把毛主席提出的到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案当作旗子来挥舞，而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倒反而成了反对生产、反对四个现代化的。第二次大跃进被抹煞。出于政治需要，他们把我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建设，从地方性的中小工业、到我国自己设计制造设备的大中工业、到引进二十六个项目的四三方案，一笔勾销，硬说成是没有搞建设，还有什么国民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1975年邓小平窃据了国务院的工作时，不顾我国正在大规模建设的事实，立即从他们的政治需要出发，对我国的经济形势做出上述的武断结论，并以此为指导做出他们最最关心生产和建设的样子，要从国外另外引进一大批项目——这不是在捣乱吗？哪个国家，哪个家庭，哪个西方的资本家，能够允许在一个大建设还在进行时，就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大建设呢？这样的大引进理所当然地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断了，不再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并且开始了可恶的批邓。
　　何况他们一贯的崇洋媚外，反对自力更生为主，对于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一使用，二批判，三改造，四创新”的政策不满，而要按照他们的投降卖国思想来引进。1978年他们搞的宝山钢铁厂其卖国是人所共知的。四三方案中的武钢一米七也有人插手，里通外国出卖了我国经济情报，使得我们在和日本资本家谈判中吃了亏。这个卖国贼，只要邓小平匪帮的反动统治还存在，就不可能揪出来。
　　他们把对他们完全正当的批判诬蔑成排外，说成是不要经济建设。
　　张春桥说过：“一下子引进那么多，挤在一起，这笔账非跟他们算不可。”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张春桥，这话是完全正确的。可不幸的是这笔账还来不及算，毛主席就去世了，批邓被中断，后来就是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上台。他们把张春桥这句话作为“文化革命不搞经济建设，破坏经济建设，反对引进外国先进经验，闭关锁国以及排外”的罪证。这个颠倒的案必须完全颠倒过来。其实就是张春桥、马天水、王洪文等人和上海市革会，对于大引进的四三方案也是作了工作的。最典型的就是金山石化总厂。
　　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上台了，于是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为了表明他们最最拥护四个现代化，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四个现代化的化身，邓小平匪帮就窃取毛主席提出，周总理宣布的“十年规划”这四个字，不管四届人大上周总理宣布的“规划”是在这十年内不搞大规模新建设的唯一正确方针，于1978年在一大批大中小企业还没有完全建成投产，社会十分疲劳时，另起炉灶另搞了一个大建设的“规划”。仅从国外新引进的项目就达二十二个，而且规模要比四三方案大得多，预算180亿美元，是四三方案的四倍多，同样的30万吨化肥厂又上了四个，化纤厂乙烯厂规模更大。当年就借了78亿外债。本来在四三方案中引进的不少项目需要石油作为原料，他们以为可以轻松地建立起“十来个大庆”，又引进了一大批以石油为原料的项目。引进政策也完全依赖外国媚外的，甚至违背做生意的最起码常识。如宝山只是笼统地写“现代化钢铁厂一座”，对设备不做任何规定，结果日本拿一些旧机器来说：“这就是现代化的钢铁厂”。邓小平匪帮竟然还把西方国家发生严重金融危机，高利贷借不出去，想从中国捞一笔丰厚的利息，说成是：“现在西方国家钱多得用不了，要我们中国帮他们用。”一时间全国好像一个疯人院，四个现代化好像已在眼前。自命不凡、自封最有知识的“大知识分子”最为疯狂。报上已经在吹嘘了，说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需要到世纪末，1994年就可以向全世界炫耀四个现代化了。可正是这一批新上的项目，冲击了第二次大跃进快要完工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设。使这一工业体系所属项目尚未投产的不能及时投产，已投产的不能及时或完全地发挥效益，原料、燃料、动力、运输都造成了严重的紧张。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现实，出于反革命政治需要的大规划能成功吗？我们预见了它的必然破产，但实际破产比我们能够预见的还快，“当年就见成效”，1978年下半年就难以为继了。

　　在邓小平匪帮大规划挤压下我国建设长期互相挤压，使得先建的不能及时投产，待姗姗来迟终于建成了，却长期没有达到生产能力

　　我们看看邓小平匪帮为了吹嘘成绩，把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成就占为己有的各年国民经济公报吧！——这可是他们自己不得不承认的！

　　一九七八年公报：当前基本建设的主要问题是，战线长，施工项目过多，人力物力使用分散，投资效果差。国家投资完成计划百分之九十五，但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七十，建成投产的单项工程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二。三十九种主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中，有化纤、乙烯等二十六种没有完成计划。据说化肥完成了计划，但没有具体数字，尤其没有和1977年比较的数字。很可能这年根本就没有特大型化肥厂投产。
　　不是集中力量把正在建设的及早建成投产，而是另搞一个大规划的来挤，当然要造成战线长了。大中型项目只完成百分之七十——这就是说本来应该投产一百个厂，结果有三十个没能投产。建设被拖延了时间。另有资料表明该年在建的项目中建成投产的只有不到6％。
　　1976年和1977年两年究竟新增了多少化肥生产能力，始终是个必须隐瞒的秘密。但是仅仅根据七个特大型氮肥厂的投产就可以知道，仅此就是210万吨合成氨，加上自行设计的大氮肥厂和众多的中小氮肥厂，这个数字多半在300万吨以上。而这两年还有唐山大地震呢？
　　一九七九年公报：基本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战线仍然过长，影响投资效果的进一步提高。一九七九年虽然停建、缓建了一批大中型项目，但年底在建的大中型项目仍有1187个。一九七九年大中型建设项目投产率只有9.7％。列入国家计划的34种主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中，有合成氨、轮胎、化纤等17种没有完成计划。
　　注意：合成氨没有完成计划。化纤也没有完成计划，没有完成计划的占了一半。据说该年建成投产的化肥生产能力82万吨，依此看有两个特大型化肥厂投产，不知他们是怎么算的？如果1978年没有特大型化肥厂投产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贵州赤天化和自己设计制造设备的吴泾。据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1978年12月—1980年12月大事记》，1979年1月赤天化投产。现在的资料有说1978年12月投产的，也有说1978年10月投产的。
　　一九八〇年公报：停建、缓建了一批项目，年底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904个，比上年减少283个；但是，由于新开工的建设项目（即邓匪大规划）规模大，因此总的建设规模没有压缩下来。全年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82个，比1979年减少46个；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的单项工程216个，减少124个。大中型项目的建成投产率，由1979年的9.7％下降到8.3％。在列入国家计划的34种主要产品新增能力中，有16种没有完成计划。“投资效果不够好。”
　　——投资效果不好就是不好，什么不够好？！停缓了一大批项目后的计划，仍然有近一半没有完成！新增加的年生产能力中化肥只有27.9万吨，只是没有完成计划的一九七九年82万吨的三分之一，那是有个特大型化肥厂姗姗来迟但终于投产了。它就是1974年10月5日在湖北破土动工的宜昌，资料表明该厂是在1980年才正式移交生产管理，即使如此也仍是开始试生产。本来它们和山东胜利第二化肥厂都是1974年开始建设的，不过晚了半年另四天，但是却晚了四年才投产。我们或许不能要求它也提前七个月投产，但拖得那么晚，总是不应该的。它的不幸，不正是遇到了邓小平匪帮复辟上台吗？当时的建设者充满着喜庆而又激动人心的情绪，全被这盆水泼得冰凉了。
　　该年煤、石油、天然气全部减产。
　　一九八一年，陈云上台主持经济，停建、缓建了一大批建设项目。按照所谓的“陈云经济学”，前三年问题出在建设的战线过长上，只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就可以使在建的企业尽快投产。但是实行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集中力量完成建设的效果，建成的企业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据该年公报，同一九八〇年相比，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减少了3个，单项工程减少了35个。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却还没有得到克服。原因就在于没有抓在点子上，重工业总产值下降4.7％。许多工业品大大减产，尽管计划大大调低，仍然有不少产品没有完成这种计划。这也就影响了建设。煤炭产量没能回升，石油和天然气进一步减产。化肥投产的生产能力为32.3万吨。大概又是一个特大型化肥厂姗姗来迟但终于投产了。从1979年试生产到1981年投产就花了两年。
　　一九八二年公报：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战线过长，也仍然没有解决。一九八二年国家计划建成投产的80个大中型项目中，有33个没有建成；计划建成投产的80个单项工程中，有24个没有建成。投资效果下降，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一九八一年的86.6％下降到74.4％，房屋竣工率由52％下降到50.5％。
　　陈云失败了，邓小平重新夺回经济建设大权。就这样在他们一来一往中，五年时间拖过去了。——总之，无论是邓小平还是陈云，对特大型化肥厂投产都是在拖时间。对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工业都是在拖时间。
　　据说该年基本建设新增加的主要生产能力有合成氨72.5万吨，化肥65.3万吨。比前两年增加一倍。而且明确说主要就是（四三方案中的）安徽安庆石油化工厂、广州石油化工总厂终于投产了。从1979年才试生产算起，又被耽搁了三年。安庆是在1974年3月，广州是1974年12月破土动工的，被整整拖到八年后才建成。这两个厂原本都是从法国引进年产合成氨30万吨，尿素52万吨的厂，可是一九八二年公报却说它们年产合成氨只有24万吨，尿素42万吨，可见也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实际上安庆石化总厂一直到1985年，广州石油化工总厂一直到1986年才首次达到设计能力。这和1976年只有三年就建成一个厂，甚至27个月建成山东胜利第二化肥厂比，真是天上地下。
　　不是说这些厂开始的建设不快，如广州石油化工总厂，只经过四十六个月就“基本建成”了，也就是说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不久，在1978年国庆已经“基本建成”了，就是邓小平匪帮拖延了它们的完全建成投产。这一拖就拖到了1982年，拖了四年多，拖延的时间比“基本建成的时间还要长。石油缺乏也是一个原因。1981年，经过试生产和技术革新，炼油和化肥生产方“接近设计能力”，但国家供应的原油仅能使生产装置维持70％的负荷运转。为此，1982年准备加工进口原油，并对生产装置先后进行了二期技术改造。到了1986年能耗显著下降，可以炼万国牌原油了，总算达到年产合成氨30万吨、尿素52万吨的能力。
　　但是即使如此，到了1986年我国引进的大氮肥厂从总的来说还是没有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据1986年2月16日《人民日报》文章《让进口“鸡”多下“蛋”》供认，此时已经属于“中国石化总公司”的十套特大型化肥装置，“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没有达到设计水平。每年欠产相当于一套装置的生产能力。其中湖南洞庭、湖北、金陵石化、安庆石化最先达到设计标准。这还全是毛主席引进的厂，没有一个邓小平匪帮在1978年大规划引进的厂。

　　邓小平匪帮还使得建设大大超过了投资，批邓时投产的大化肥厂却大大节约了投资

　　而且有资料告诉我们，这两个厂的投资都大大超过了预算。大致上越是早建成的，越是节省开支，越是晚投产的超过预算就越大。当初计划时十三个厂的预算都是二、三亿元。
　　1976年投产的厂中：四川化肥厂预算是2.61亿元，实际只花了1.60亿元，节省了1.01亿元；泸天化预算2.40亿元，实际只用2.06亿元，节省了0.34亿元；辽河由3.48亿元降到3.43亿元；只有山东胜利第二化肥厂由2.47亿元上升到2.63亿元，多用了0.16亿元。从这些数字也可以看到，不但不存在陈云说的文化大革命基本建设规模太大，造成建设工期长、效益低、浪费大的问题，也不存在邓小平说的不搞生产、不搞建设。1977年投产的云南天然气化工厂预算2.77亿元，也只花了1.8759亿元。节省了近九千万元。
　　可是越是后建成的越是超支。如：安庆预算3.01亿元，实际却花了4.05亿元，多花了1.04亿元；广州预算3.14亿元，实际花了5.07多亿元，多花了1.93亿元，等于扔掉了一个四川化肥厂后又扔掉了3000万元。再看：栖霞山，预算2.43亿元，实际用了3.21亿元，超出0.78亿元；洞庭预算2.50亿元，实际用了3.13亿元，多花了0.63亿元；湖北宜昌预算2.45亿元，实际花了2.99亿元，多花了0.44亿元。总之，拖到1979年试生产的五个，个个超支而且超支幅度还很大。——这就是邓小平匪帮上台后所讲的效益！他们一贯指责别人不讲效益，自己就是如此最讲效益的！
　　尽管由于邓小平匪帮捣乱拖了时间，多花了许多冤枉钱，整个“四三方案”26个项目也只花了39.6亿美元，比原计划43亿少用了3亿多美元
　　一九八三年公报: 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差的状况还没有明显改善。国家计划建成投产的78个大中型项目中有23个没有建成；计划建成投产的97个单项工程中有24个没有建成。30种主要新增生产能力中，有10种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由上年的14.2％下降为11.2％。建成投产项目超概算的现象相当普遍，工程造价继续升高。在新增生产能力中没有提到化肥厂。
　　1983年7月3日《人民日报》文章《一些重点建设超过概算》也不能不供认，超过概算现象十分突出，70个大中项目中，已有40个超过概算84亿元，占这46个项目的概算212亿元的40％。上面五个厂超支为36.4％。
　　不过到此为止，四三方案中的项目在被大大拖延的情况下，终于大体建成投产了。但没有1976年和1977年一年三、四个特大型化肥厂同年投产的气势，而是拖拖拉拉逐年建成一个到两个。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从1976年到1980年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规划，尽管在1977年大致完成只等收效了，实际却是到了1983年才可以算是实现了，又没有完全实现。被耽搁了整整三年。而这还仅仅是四三方案。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邓小平匪帮出尔反尔，反而从两面暴露了他们贪天之功据为已有和掩盖一上台就破坏了经济建设的卑鄙目的

　　上面引了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财贸报、各年国民经济计划公报等——本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一一提这些文章的名字了。可是到现在邓小平匪帮又出尔反尔改了口径了。我们不得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据他们现在说，这十三个化肥厂的投产没有长期拖延。如：栖霞山1978年10月、洞庭1979年7月、安庆1978年12月、湖北宜昌1979年8月就投产了，只有广州化肥厂才是1982年10月投产的。还有泸天化、辽河也是1977年才投产，不是1976年。
　　——这中间的是非搞不搞得清，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谁是谁非反正都是他们公布的资料。他们要贬低1976年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把八十年代投产的厂，移到1978年就能帮他们的忙了吗？如真是这样，那只能说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很快就取得了成果，与邓小平无关。相反说明了邓小平刚上台时，要把投产时间往后移是为了贪天之功据为已有。反过来，如果邓小平刚上台时公布的投产时间是事实，那么现在往前移，就是为了掩盖邓小平一上台就破坏了经济建设。别的不说，安庆和广州到1982年才投产，这是他们明确地写在那年国民经济公报上的。有五个厂尚未投产只是在试生产，这也是国庆三十周年时明确地写在他们的报上的。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1978年12月—1980年12月大事记》也说洞庭化肥厂于1979年8月才“基本建成”，1979年1月赤天化投产。众所周知，建成不等于投产，基本建成不等于建成，既然8月还没有完全建成，又怎么可能在七月投产呢？造假的人怎么说都说不圆。
　　还有如果按现在的说法，1979年投产的有湖北、洞庭，再加上一个自行设计的吴泾，那光特大型就有90万吨合成氨生产能力建成，可为什么1979年公报中投产的化肥只有82万吨呢？如果除了广州以外，其他厂都是在七十年代建成的，那么在八十年代开头三年建成的120多万吨化肥生产能力又是那些厂呢？八十年代初小化肥已经被“彻底否定”了，也不可能有很多其他自行设计的厂投产。当然更没有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后建的厂，他引进的四个化肥厂都已停建，设备在睡大觉。
　　据于光远组织，林森木、周叔莲、戚名琛编写的《1977—1980中国的工业与交通》（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说：1977年至1980年“这四年中有八套设计能力为年产合成氨30万吨的进口大型装置，先后建成投产”——这一数字已经在贬低1976年了，但如按照邓小平匪帮现在的说法，那就不是八套，而是十套了。两者合不起来。
　　再有资料表明，1976年和1977年，投产的7套大化肥，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如果进口同样数量的尿素，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要用外汇5.2亿美元，超过这7套化肥装置引进所用外汇的1倍。这不仅仅表明了这七套大化肥的建设非常成功，效益非常好，而且也说明了否定1976年建成四个是说不通的。这些厂的设计能力是48万吨尿素。如果一投产就达到设计要求，那也需要90.25月·厂才能实现。但按照他们后来说的投产年月，到1978年6月，才生产了86个月·厂。一般来说企业很少一投产就达到设计的，总需要一些时间。显然，由于他们痛恨批邓的1976年，把投产的时间往后移了。就算是事实吧！那也只有当七个厂普遍一投产就超出设计水平才行，这也是巨大的成就，本来能够在1977年投产也不算晚，也有1976年的巨大贡献。那像被他们拖延的广州和安庆，不管怎么说，总是“十年浩劫”的巨大成就。
　　泸天化、辽河、四川、山东胜利第二化肥厂都自认为自己是在1976年投产的。该年12月7日，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还到泸天化去视察，30万吨合成氨车间是在10月25日建成的，48万吨尿素设备安装竣工还要更早些。
　　由这些资料可见，最初他们公布的可能比较接近事实。但最大的可能是两者都有谎言，都有事实。也就是说这些厂原来在七十年代末是快要建成了，但是正式投产被他们拖延了。他们为了表明这些引进厂的建成是自己改革开放的成就，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把自己拖延了工厂的建成投产作为罪行，反而作为自己改革开放引进技术的建设成就，后来为了掩盖他们拖延了投产的罪行，又把工厂快要建成作为正式投产的日期。
　　这在邓小平匪帮上台后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把我国早已取得的成就反复地报道，并作为他们自己的成就。比如辽河化肥厂早就在1976年投产了，按照他们后来的说法也是1977年吧！但是在1982年7月6日的新华通信社发布的新闻照片《盘锦——在盐碱滩上的石化基地》就这么说“辽河化肥厂是中国13座大型化肥厂之一。这里有美国引进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装置，即由荷兰引进的年产48万吨尿素全套装置。后者投产后已连续150天日产1600吨尿素。”——到1982年7月6日才投产150天？这样说辽河是在1982年2月初才投产的？邓小平反复地公布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不说投产时间，显然又是为了贪天之功据为已有。洞庭氮肥厂的投产1982年9月28日才见诸于中国财贸报，除了他们拖延了工期外，也有可能是同样的原因。
　　至于安庆，早在第二次大跃进初期，1970年9月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已经批准决定在安徽省建造一座年加工原油250万吨的炼油厂，并相应配套生产部分化工产品。安徽省革委会经过多方论证决定放在安庆。后来毛主席批准了四三方案，1973年7月10日，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传达了中央在安庆石油化工厂再建设一套引进的大化肥的决定。
　　1974年，一支支来自省内外和城乡的的设计、建设大军开进了安庆北郊“九里十八湾”工地，红旗招展，机声隆隆，歌声飞扬，会战如火如荼。为确保工程如期建成投产，省革委会和省委决定由省委领导亲自挂帅建立了领导班子负责该项工程指挥。尽管大量的人涌进了这个荒凉的偏僻地，物资比较匮乏，职工生活十分艰苦，住的是油毡棚，睡的是地铺，工作场地是简易的工棚。但是大家以大庆人为榜样，不畏寒暑，餐风露宿，日夜奋战，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作为全省重点建设项目，为了确保工期，力争以最短的时间、最好的质量确保工程按时建成并实现一次开车成功，省委等领导分别于1974年9月至1976年6月组织了6次大会战，放手发动群众，省、地、市全力以赴，有力出力，有物资出物资，工程建设速度一浪高过一浪。工程进度日新月异，几个月就完成了180万立方米土方工程，9个月就完成了炼油装置区“九塔二器三炉”的拼装任务，几十天就有一条新路拓成，十几天就有一个重要基础工程浇注完工，几天就有一条新管线架起。热力管道线接通、氨球罐合拢、合成塔一次吊装成功……几乎天天都有捷报、月月都有庆祝胜利的锣鼓。来自全国各地的老炼油、老化肥企业的技术和工人骨干也陆续前来安家。进厂的新工人，大多是插队知青也奔赴全国各地培训学成归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条条专政，也不存在什么条块分割，为早日投产，从化工部、交通部到省、地、市、县等各单位到广大干部职工和民工，不畏风雨严寒、披星戴月地奋战在工地上，完全是当年火红的大跃进时代的景象，感人的事迹举不胜举。
　　在几年会战中，广大建设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搬掉了7座山头，填平了30多口水塘，安装各种大型设备3800多台、仪表6000余个，铺设各种管线56万米，吊装各种塔器罐91座，建筑大小码头7座。短短几年时间，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石油化工企业巍然屹立在扬子江畔！1976年10月19日，热电厂1号机组投产，由于其他工厂尚未完工，就实行倒送电获得成功，接着油品中转站首次运进大庆原油、减压炉开始烘炉、……11月9日，随着原油不断输入炼油装置投产成功！1978年12月4日，洁白晶莹的尿素终于雪花似的从造粒塔飞舞而下！至此，包括炼油厂、热电厂、机修厂及相应的公用系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安庆包括许多配套设施，确实可以说已经建成面临正式投产了，总共只用了四年零五个月时间。建设速度和质量在安徽省工业建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荒凉的“九里十八湾”变成了现代化的十里油城。此时只剩下扫尾了。
　　可是尽管建设只花了那么短的时间，正式投产却在1982年5月30日，一个尾巴一扫就扫了将近三年半。相当于大多数大型氮肥厂的建设工期，比山东胜利第二化肥厂只有27个月还多出一年零三个月。安庆从法国引进，原定年产合成氨30万吨和尿素52万吨，也成了只有24万吨和42万吨。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不幸遇到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上台。1979年，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常轨道”。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在生产经营管理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总厂生产指挥系统和以总工程师、总会计师为首的技术经济责任制，实行了“三级管理，一级对外”的管理体制。对企业全面整顿，建立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换句话说，以前热火朝天的领导、技术人员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的群众运动都是“不正常轨道”和“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所以必须“整顿”，必须“改革”。
　　后来又参加了中国石化总公司对国家实行的全行业投入产出总承包，在企业内部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考核上以成本控制指标取代利税指针，对少数微利、亏损单位实行“自负营亏”的承包办法。“分灶吃饭”的目标管理体系。……花样多多，不能尽述，这是后话。
　　安庆正式投产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这只有邓小平匪帮才能解释清楚。总之一句话，“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不把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就要“天天闹地震”，邓小平匪帮就永世不得安定。具体来说，石油缺乏是一个原因，邓小平匪帮搞大规划，已经买下的马配不起鞍也是那时的普遍现象。总之安庆陷入了严重困境，全国引进的大化肥，只有八套才能勉强维持生产，还没有达到设计能力——这中间就不包括安庆。除此以外的原因就得由邓小平匪帮来向人民交待清楚了。既然邓小平匪帮篡夺了全党全国的大权，那么就有义务把接收的以前的建设继续下去，发生问题一切责任得由他们来负。任何统治权力都是和社会责任相联系的。世界上没有这样便宜的事，光想发号施令却不对社会负一点责任。

　　建设战线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多了邓匪的大规划，陈云和邓小平匪帮都要把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陪绑。可大规划的破产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批邓保护了生产力的发展。

　　陈云只知道战线长了还是小了，其他一概不知。战线当然长了，但不是长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我们已经知道第二次大跃进的效果是极好的。而陈云却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跟邓小平匪帮在1978年的大规划绑在一起“批判”。报上开始了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大规模声讨——这次文化大革命再也不是不搞建设了，而是建设规模太大，战线太长，积累率太高。又如据财贸战线1980年12月16日《调整经济必须压缩基建规模》说：“重复引进设备严重，如：合成氨化肥设备进口17套，综合采煤机一次就引进100套，洗煤厂设备17套，水泥设备12套，棉纺设备8套，都是国内有生产能力，却还要从国外引进，或只引不消化，造成国内机械行业闲着无活干。……基建规模这么大，虽从1976年到1979年新增固定资产1000多亿元，但生产增长速度反而下降。”这完全是陈云的腔调。——为什么要把毛主席引进的十三项以及其他生产力和邓小平的大规划捆在一起谴责呢？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相反，在邓小平准备搞他的大规划时，你陈云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出来阻拦？为什么不向广大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呼吁，说邓小平正在祸国殃民，他的“四个现代化大规划”是完全劳民伤财的。——陈云对此难咎其责！不过陈云总算无意中告诉了大家一个事实，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建设起大批固定资产，但是到了邓小平手里，离四个现代化不但不是近了，生产增长速度反而下降了。
　　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建设规模不大，但大致上符合我国实际能力和需要，成绩也是巨大的。如果说，1978年以来建设规模太大、战线太长的话，那么不是别的，长就长在邓小平匪帮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哗众取宠，另搞一套的大规划上。这一大规划根本就不该上！正是这一大规划严重地冲击了正在进行的建设。争资金、争材料、争原料、争燃料、争动力、争运输，活生生地把第二次大跃进的大建设，包括引进的四三方案耽搁了。
　　搞了破坏失败了，是一定要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绑在一起的，这是邓小平也坚决主张的。于是1978年的大规划被称为“洋跃进”。其实谁要他来搞的，也没有1958年大跃进的气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干劲。1975年邓小平就被剥夺了国务院工作。当时指出他们鼓吹的所谓“大干快上”和我们说的完全不同，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反动口号。我们说的“大干快上”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十年大建设中搞的企业，尽快建成投产发挥效益，而绝不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可邓小平在篡权前后居然还愤愤不平地作为“四人帮”的罪恶进行了“批判”。说对他的完全正确的批判是什么“破坏生产”、“破坏建设”，“不要生产”、“不搞建设”。
　　邓小平匪帮又把它的“大规划”的失败归罪于“十年浩劫期间，国家经济困难。”并说就是这个原因才使得这个大规划的项目一度停建。他篡权上台时种下的恶果要归罪于他篡权上台以前。这种把一切罪责推给别人的拙劣表现难道还值得化大篇幅反驳吗？
　　大规划的破产从反面再一次宣布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1976年的批邓及时地保护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免于邓小平匪帮的破坏，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争取了两年的时间。如果不是批邓，如果1975年毛主席就逝世，那么邓小平1975年就要搞大规划的企图就会实现，而四三方案才进行到一半呢？其完成就将遥遥无期了。小氮肥厂也有许多还没投产。

　　邓小平匪帮搞大规划破坏生产建设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历史已经把他们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邓小平又把责任推在华国锋身上，华国锋也是犯贱，谁让他去宣布这一计划的，他也不是没有罪责的，关于他的严重叛卖将在下面说。
　　可是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邓小平是用这样的大规划作为自己上台的筹码的。批邓中批的正是他这样的大规划，如果说有什么缺点，那就是没有深入甚至没有真正开展。而邓小平在毛主席逝世后刚复辟上台马上就搞那个大规划，这就是经济上对批邓做反攻倒算的主要方面。那个大规划公布时，邓小平匪帮的社会基础哪儿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们眼里，规划公布了等于已经取得了成就，并已经毫不犹豫地记在邓小平的功劳簿上了。那个时候他们是多么地疯狂啊！
　　事实是不容抵赖的。1978年2月，在伪中央政治局讨论“大规划”时，邓小平亲口说：“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要翻版和提高，这是一项大的建设。关键是钢铁，钢铁上不去，要搞大工业是不行的。早点引进，抢时间，要加快速度谈判。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宝钢等就是这样定下了。叶剑英说：“进口问题，中央要抓，抓紧一点，抓快一点，否则三年八年很快过去了。”会议初步确定了对外引进的180亿美元规模。（见伪国家计委1980年11月15日《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指导工作中的问题》）。6月22日，邓小平又找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谈话，提出：“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他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他听了林乎加汇报后又说：“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分期付款不干了，搞补偿贸易、银行贷款”（来源于李正华：《准备改革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国史研究参阅资料》总214期。）还有一个高能加速器那是邓小平一个人未和任何人商量，在和外宾谈话时随口就定下了。当时他们规划的“大建设”高达6000亿元，用汇几百亿美元，引进120个大项目，法国听了一下子就要求给他们十个。如果不是只搞了22个项目就很快地可耻破产，他们是会谈判签约的，现在他们再也不提120了。

　　大规划明明行不通了，邓小平匪帮却还要硬撑，并借机大规模摧毁深恶而痛疾之的地方工业，小氮肥也在劫难逃

　　1978年后期，明明已经看到这一规划行不通了，邓小平之流却还要硬撑，以希搞上去能够为自己挽回面子。为此他们在缩小基本建设战线时，不是及时地把1978年的大规划下了，并且对这一规划进行必要的批判和善后处理（这个善后也不好搞），而是把精力放在摧毁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中尚在建设甚至已经建成的企业上，尤其要摧毁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如据人民日报1979年8月22日社论《基本建设必须坚决调整》供认：“到目前为止，据东北、华北、西北、中南、西南五个大区调查，已经停缓的项目大多是地方小项目。”并声称：“对于‘五小工业’、支农工业、建成后亏损赔钱的小项目，必须进行彻底清理和坚决整顿。”
　　可是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发挥地方积极性对中央工业并没有很大的妨碍，把它们下了打击了地方工业，对中央大工业的建设却实在帮不了忙。尤其那个时候，地方上已经有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建设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制造的设备是不能用于中央大工业的。倒是地方生产的原材料、燃料、水泥等建筑材料可以极大地帮助中央工业的建设，但把地方工业搞垮了也就没有这一些。这就是邓小平等人不能把基本建设规模压下来，或者象陈云那样虽然有相当压缩，重工业却大幅度地下降，使得压缩了的建设规模仍然不能很快地完成的原因之一。
　　毛主席的建设受到了邓小平大规划的破坏，邓小平的大规划也没有能够搞上去，弄得骑虎难下。如据人民日报1980年9月6日《人大代表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摘登》中曾继富说：“基建浪费非常大。新疆化肥厂花了1.3亿元，又赔了6000万，每年只能生产2万吨合成氨，比设计能力少4.8万吨。国家给新疆引进一套30万吨合成氨设备拖了很长时间不知何月何日批回，造成损失很大。”在毛主席引进的十三个特大型化肥厂中没有新疆。新疆就是邓小平1978年大规划中的项目。其实邓小平大规划没能搞上去的何止化肥厂，宝山钢铁厂、仪征化纤、扬子乙烯等都半途而废。挤了资金、挤了物质、拖延了时间，结果只好把高价和借高利贷买来的设备丢在长江滩上发霉。仪征化纤和扬子乙烯一扔就是六年。
　　邓小平匪帮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8日《我国引进22套设备所负外债全部还清》中说：“1978年引进22项成套设备所负51亿美元高利外债，到1982年底已全部还清。”可是这些工厂的设备还在那儿发霉呢！没有一个正常建设。既然如此就是要建设、要引进也至少等到1983年以后。既不必付出利息，又不至于挤了四三方案和第二次大跃进中的其他建设，也不至于设备发霉。看邓小平的样子还清了高利贷，孝敬了外国主子，似乎是一个十分体面的事情。可是他们那来的财力还请外债的呢？——还不是由于第二次大跃进中建设的大批工程陆续投产生产出来的结果？不就是毛主席的大建设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前面说的特大型化肥厂已经收回投资的那几个？不就是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红利？可是到了邓小平手里竟然成了他孝敬外国主子的贡品！！！


重点建设：用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红利为邓匪大规划擦屁股


　　1983年邓匪利用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红利搞“重点建设”实质上就是为1978年的大规划擦屁股，为此还加紧了对地方的勒索

　　只有失败后才需要把责任推给华国锋。1983年由于毛泽东时代建设的大型项目基本成功了。于是邓小平利用投产带来的丰厚利税，也大肆搜刮当时的地方经济，搞起“重点建设”来了。所谓“重点建设”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为1978年大规划擦屁股的工程。另外，周总理虽然在报告里说十年里不再搞新的大建设，并不是一点不建设。一般来说，能源、动力、矿山、原材料、交通运输建设时间比较长，所以，每次建设，它们必须走在前面。当加工业大量建成投产后，能源、动力、矿山、原材料、交通运输又必然紧张起来，所以还必须填平补齐。而这一些在1978年邓小平大规划的冲击下，不但没有得到重视，反而被排挤了，加上大肆摧毁地方小煤矿和江南煤矿，致使1980年和1981年煤、石油、天然气全部减产，1979年也增长缓慢。1982年上海的存煤一度下降到只能供应二天，比六二年“下马风”时的四天还紧张。这一些都严重影响了已经建成的企业开工。邓小平也深感头痛了，所以在“重点建设”中不能不把能源交通提到日程上来。但是在拙作《从邓小平报刊看基本建设》里我们已经看到，实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交通，铁路建设规模和毛泽东时代比大大缩小了。至于矿山，邓小平连提都不提。

　　对能源建设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开工不足，使得第二次大跃进建成的大批企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由于能源的缺乏，工业开工不足的现象极其严重。
　　如据人民日报1980年5月20日《调整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供认：“引进的十多套大型化肥装置，有的由于原材料不足，没有达到最大设计能力”据光明日报1980年10月25日《自筹资金的项目不应盲目乱上》供认：“以化肥厂为例，七十年代初引进的十三套大型化肥设备，至今只有八套勉强维持生产，（现在邓小平匪帮还说当时已有12套投产了）还没有达到设计能力。”
　　据经济管理1981年第三期《要重视国民经济基础结构的研究和改善》说由于缺电，全国25％到30％的合成氨生产能力不能发挥。
　　又据经济研究1980年第三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周叔莲的文章《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说：“我国过去引进的十三套大化肥装置，由于缺油缺气，1979年只发挥了六套半的能力。1978年又签约引进一批需要油气很多的项目，进一步加剧了能源问题。……虽然我国交通运输是短线，但1979年铁道、交通的投资却减少了。这是由于在建规模过大，合理安排有困难。据统计，1979年达到了全部建成投产的95个项目中，有42个项目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充分发挥效果，这或多或少和基建规模过大有关，例如因缺乏原材料燃料生产不正常的有12个，生产任务不足，产品没有销路的有13个，这是扩大再生产难以实现的例子。我国现有企业有相当部分由于缺少原材料和燃料动力而开工不足，据估计因缺少能源全国有20％到30％的生产能力闲置，而基本建设却挤了现有企业需要的原材料和燃料动力。”众所周知，因为缺电，停三开四，甚至停四开三是普遍现象。
　　邓小平1978年的大规划真是罪大恶极！

　　邓小平匪帮还是一贯的“红色买办”，只引进不消化长期依靠外国

　　邓小平匪帮还是一贯地依靠外国当帝国主义的“红色买办”，不像毛主席路线“一使用、二批判、三改造、四创新”1973年就开始自己设计三十万吨的特大氮肥厂，而是只引进不消化长期依靠外国。据人民日报1988年8月20日《40:1与1:10的警示》供认：“只引进不重消化吸收积弊已久。30万吨化肥七十年代引进13套。由于没有消化，至今自主开发能力甚差，每年要花5000万美元进口零配件。常此下去，引进一次不行，过几年还得再引进。……日本战后仅花60多亿美元，就引进吸收了欧美花2000亿美元开发的二万多项技术，……催人深思的是，10年前（注意：1978年）我国与日本同是从英国引进了年产3.5万吨高压聚乙烯装置。日本重视消化，改造，在原有基础上很快有了发展，自行开发的装置可供出口外销。我国却墨守成规，未能迈进，如今又要用外汇引进日本经过创新的同类技术装置。”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大型引进项目谈判只是使用单位一家的‘专利’，科研、设计、装备无权过问。”比如某常州化工研究所和常州某化工企业合作引进部分设备，见到效益好不想分肥，企业就甩开了研究所全套引进。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崇洋媚外当“红色买办”。原来我国外贸按照列宁所说是由国家垄断的，还历来提倡社会主义大协作，这些事情正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把对外贸易权利交给企业，提倡所谓的企业独立性，在外国面前，中国人互相竞争，让外人从中渔利造成的。还要补充一点，10年前引进的聚乙烯，在长江滩上睡了六年大觉。后来到了上海又睡了三年。此时才懒洋洋地起床。
　　我国特大型的30万吨合成氨厂，除了1973年设计，1975年破土动工的吴泾以外，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是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建成的。邓小平只会跟在外国的屁股后面，“买一个现代化”，就是不搞自力更生，自己制造，并且自己创新走在外国的前面。结果也没有买到什么现代化。
　　在1973年开始的四三方案建设的四三个特大型化肥厂投资都是二、三亿元，最先投产的几个还大大低于预算。而八十年代邓小平在搞他的擦屁股工程时，同样新建一个30万吨合成氨的化肥厂投资却需要七、八亿元。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也是一个因素。


小化肥——邓小平匪患的重灾区


　　小化肥是邓小平匪患的重灾区

　　但是受到邓小平匪帮摧残最严重的莫过于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了。小化肥就是重灾区。
　　刘邓路线从来就是反对地方搞自己工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他们这个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使大小化肥如雨后春笋般地爆发出来，以至于全国红花遍地，繁华如锦，分布在大地上如满天星斗，化肥生产迅猛地增长。是不是因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就此歇手了呢？——不是！作为一个反动阶级其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相反越是功劳大、成就大他们就越仇恨。地方工业的成功、小化肥的成功，不是表明了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并且取得了伟大的建设成就了吗？不等于说他们这一反动阶级的经济建设路线严重阻碍和破坏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了吗？不等于说他们深恶而痛疾之的发挥两个积极性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并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吗？这些工厂的存在，是比任何红卫兵、造反派还要危险，比毛泽东主席还要危险的敌人。只要它们存在，人们就会指着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成果。”对那一段历史不了解的人们还会说：“原来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是破坏经济，其经济建设和生产的成就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必须把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建立起来的经济完全摧毁，彻底杜绝后患。于是邓小平举起了一面旗帜叫做“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小氮肥厂就首当其冲了。
　　1978年正当我国许多小氮肥厂和其他地方性中小工厂纷纷投产，日益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时，邓小平匪帮却开始大规模地“批判小生产方式”了，对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大加攻击。他们攻击的当然也不仅仅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我们早就说过，就是大庆和鞍钢的两个大高炉也要“彻底否定”。通过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而建立起来的我国造船工业体系，也受到了他们的反攻倒算。许多地方企业很快就被他们“彻底否定”，现在已经“地平线上不留痕迹”了。但由于广大工人和许多地方干部的抵制，他们一下子做不到，一度也想让地方工业自生自灭。1978年大规划可耻破产后，他们就借着调整和压缩基本建设规划的名义把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包括许多已经建成的小氮肥厂摧毁了。
　　1978年我国已经建成的小氮肥厂有1534个，这是我国至今为止小氮肥厂最多的一年。但是绝不等于在刘邓一伙受到“十年浩劫”时期，我国只建了1534个小氮肥厂，还有一大批小氮肥厂正在建设快要竣工了呢。据各方面的材料估计，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建成和还在建设的小氮肥厂连同文革以前的至少达到1800多个，而现在大概只剩下800个了，还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在下面就会说。

　　卑鄙的政客作风，不择手段的可耻表现，批“四人帮”时张春桥居然成了小氮肥的破坏者，而邓小平倒成了保护者，匪帮终究是匪帮

　　话也说回来，邓小平也不是一开始就明确说要摧毁小氮肥的。他们早就没有了任何坚定的政治目标。匪帮终究是匪帮，既然会做出“永不翻案”的保证又不算数，那还有什么话说不出来呢？篡党夺权成了他们的唯一目标。只要需要他们可以肆意践踏自己的旗帜，甚至倒打一钉耙。
　　1975年邓小平不是做出一付唯我最学大寨的姿态，到处指责别人“学小不学大”吗？ 1977年和1978年不是做出唯我最学大庆的姿态，到处给别人扣“反大庆”的帽子吗？还到处廉价奉送“大庆式企业”的桂冠。由于石油工业并不是像邓小平匪帮想象的那样可以轻易增长——看人挑担不吃力，他们原以为可以建立“十来个大庆”大量出口供他的大规划、大引进提供大量的外汇，直到自己做后才知道不容易——1979年他们刚篡权上台，迅猛增长的石油工业便嘎然而止。邓小平发急了，就强迫“渤海二号”在大风浪中冒险出海去采油，结果造成了“渤海二号”翻沉。但他们不但不反省自己，他们是从来不知反省的，而是把责任归罪于大庆道路，露出了反大庆的本相。
　　小氮肥也是一样。他们曾经在报上发表过这样一篇打着批判“四人帮”旗号的奇文，说：

　　　　阴谋家张春桥曾蛮横地下令说：“小化肥设备不要再搞了！”这个厂的工人、干部听了很气愤，他们说：“粮食要上去，化肥是急需，目前全国农村多么需要小化肥设备，我们怎能不搞？”

　　见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上海工业部门大力生产支农产品》。那时人民日报控制在邓小平的追随者张平化手里，根本不批邓，相反借批“四人帮”帮邓小平反攻倒算。
　　这儿不论该如何评价张春桥，也不论他说的话有什么别的意思。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张春桥以前并不反对小氮肥，不反对地方办自己的工业。当时上海或许的确不必再搞小氮肥设备了。
　　我们已经知道，上海在七十年代初制造了三百套小氮肥设备后，随着各地自己武装自己能力的提高，1973年上海对各地建设小氮肥提供的设备就大为减少了。就是1972年也从1971年的最高峰140套减为60套了。所以以后还有没有必要再帮其他地方搞小氮肥厂了呢？
　　第二：各地都已经搞了大量的小化肥厂，全国2000个县，几乎每个县有了或正在建设小氮肥厂，到1978年在建的还有几百个。按照毛主席的方针，必须“建设一批，巩固一批；再建设一批，再巩固一批……”社会已经在大建设中非常疲惫，的确应该休息一段时间了。
　　第三：随着大批大中小和特大型化肥厂的建成投产，原材料、动力、能源、运输都紧张起来，小氮肥厂的确不能大搞了。大中型和特大型氮肥厂也不应该大搞了。可邓小平不顾一切，只要能够打击对方什么样的罪名都加，好像他倒是最最关心小氮肥建设的。
　　《复辟以来的农业和人民生活》中已经说过：“在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建起了一大批大型合成氨厂与1534个小氮肥厂，这些都是耗能大户。到七七年以后的休养生息时期，化肥工业应该暂时停止上新项目。这样化肥工业的建设能力就闲置下来了，正好可以用于建设煤气工业。当时我国的接缝钢管工业也正大批闲置，可用于制造煤气管道。人民生活的煤气化又正好是节能工程，估计每年可节省近二千万吨煤炭，可以填补氮肥厂开工生产后对能源的需要。这不但是个大好事， 而且按照我国的生产能力，用三、五年时间完全可以完成。可到现在为止，相当大一批城市人民仍在烧煤，原有的煤气厂也被搞得难以为继了。煤气的大幅涨价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已经有人提出了该搞城市人民生活煤气化了。邓小平匪帮就是这样，该搞的不搞，许多化肥工业建设能力长期闲置，甚至也被“彻底否定”了。结果到1995年笔者写出上述话时还有不少城市人民在烧煤，至于煤气大涨价的预言已经不幸地成了现实，而且只要邓小平匪帮还在统治，还会一直涨下去。他们的反动统治覆没后，还得涨一段时间。

　　1978年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之流终于凶相毕露大肆攻击“小生产方式”

　　到了1978年他终于凶相毕露大肆攻击起“小生产方式”来，在报刊书籍上，总之在他们篡夺的一切宣传工具上连篇累牍地都是这样的文章。
　　这类文章不胜枚举，至今他们的社会基础，以及一切自以为是的大知识分子都还在这样说，本来是不必举证了。——问题是尽管受到了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之流的严重摧残，在广大工人和某些地方干部的坚持下，我国在大劫难中幸存下来的地方工业和五小工业已经站稳了脚跟。现在邓小平一伙和陈云等人的门徒又厚颜无耻地要来充小氮肥的积极建设者了，把小氮肥工业的大发展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他们得了健忘症，为提醒他们，这儿不能不随便举几例。
　　如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一期《试论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就是大肆反对五小工业的。这又是一篇邓小平的奇文。据说：“1978年我国小型工业产值竟（注意着重号）占工业总产值56.7％，中小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注意着重号）75％，既超过（注意着重号）了工业发达国家，也超过（注意着重号）我国1962年中小企业所占比重。……1978年小化肥竟（注意着重号）占全部化肥产量的近60％，在工业发达国家很少见。（注意着重号）”
　　——中小工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是好事吗？可邓小平匪帮竟然连连用了两个“竟”字，还有一个“高达”，好像丑事一样。这就是他们说的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的破坏？！
　　在这批洋奴眼里，一切都得以西方国家为准则，根本不必看我们自己的国情，凡是西方国家作的都是准确的，凡和西方国家不一致的都是错误的。口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际却事事以西方国家为标准。开口日本如何如何，闭口美国如何如何，总之就是毛主席说的“言必称希腊”。在工业发达国家确实很少见，就好像毛主席的人民战争不但古今中外没有，苏联十月革命也是没有的。其实西方真正起家时不也都是小工业吗？不但比我国第二次大跃进时落后得多，比第一次大跃进刚起家时也土得多，所以如果让西方公正的有头脑的历史学家和工业创始人来评论也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也超过我国1962年中小企业所占比重”——是的，就是这样！这正是1962年刘、邓、陈等人大肆破坏我国的经济，刮下马风的结果，就是工业连续大幅度地下降的两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破坏捣乱站在一边指手画脚的最好。搞建设、搞生产的有罪，搞破坏、搞捣乱的反而有功。
　　又如《中国经济年鉴1982年》中的谢明干文章《1981年中国工业》在欢呼对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大砍大杀“关停并转”时高兴地说：“全年重工业企业减少了4400个，其中冶金工业减少367个，化肥和农药工业减少了458个，机械工业减少3172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减少1034个。……例如小氮肥全年共关停了109个。”——可是第二次大跃进中新建的企业还是一大批、一大批地建成投产，于是这个谢某人就又惊呼 ：“1979年工业企业关停并转3600多个，但全国工业企业反而增加6566个，1980年又净增了7000多个，……小化肥厂、小煤窑、小冶金厂、小机械厂仍在生产。”——邓小平匪帮是以攻击文化大革命不搞建设、不搞生产作为旗子篡权上台的，实际干的却是以破坏建设为成绩，以“还在生产”为罪行。
　　人民日报1980年5月20日文章《调整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全文攻击文化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是“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大肆攻击“大而全”、“小而全”后说：“中小化肥厂到处都是……前些年大办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农机……结果成功者少，失败者多。”——什么事情都要以邓小平匪帮说的为准，他们说成功就是成功，他们说失败就是失败。“到处都是”中小化肥厂并生产出大量的化肥供应农村，有利于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不但不是功绩，而且成了罪过。
　　邓小平匪帮还提出了一个“改革体制”，反对“多头领导、条块分割、分散管理”的口号——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国的地方工业必须完全拆散，企业被邓小平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所并吞，而这些企业只要一到了他们的手里，就必然大批地被“彻底否定”。这是“彻底否定”我国地方工业行动。我们说过地方工业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由各地自己依靠自己力量办起来的，利用各地的分散资源。中央不了解各地情况，头绪那么多管不起来，因而并吞了这些企业后也不会搞好。如果说：“多头领导、条块分割、分散管理”还有重复建设，那自古以来就是很普遍的。每家每户都有个灶，有锅、有碗，是不是要把各家的灶、锅、碗都收了？邓小平匪帮不是最反对大锅饭吗？现在究竟是提倡大锅饭还是只准他们吃饭，其他人都不吃饭？人所共知，在吃饭上如果反对“多头领导、条块分割、分散管理”，灶大概就只有砸了，收去的锅和碗也派不了大用处，即使办公共食堂也派不了大用处。在1958年到处砸灶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当时毛主席是主张“搭伙自愿，节约归己”的。
　　胡乱邦甚至说：“要收企业，要把地方的企业收上来，这些企业又是各地最好的企业，是盈利大户。我们报告了小平同志，说不征求地方意见了，中央直接发文件。小平同志表示赞成，说就这样办。”——这简直是一伙手拿凶器的强盗。闯到人家的家里，不征求别人意见，选值钱的就拿。匪帮终究是匪帮！众所周知，强盗只是破坏力量，抢走了别人家值钱的东西后，造成的伤害决不仅仅这些东西的价值，间接损失要大得多。比如一个农民的牛被抢走了，叫他怎么耕地呢？而强盗抢到了东西后也是不做肉的。甚至中央的大工业也会在这种“体制改革”中受到破坏，栖霞山化肥厂并入金陵石油化工公司后，结局就是停产。中国石化下属的山东胜利化肥二厂和广州化工总厂的合成氨装置都改为他用。
　　邓小平匪帮成立什么公司，不但对于地方（块块）是个打击，对条条（各部）也是打击，同样夺走了各部的企业，给各部造成的间接损失比直接损失更大。如果说他们以前搞条条专政打击了地方的话，现在则要彻底摧毁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其实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大辛迪加，或者说是个“中华人民公司”。他们对成立什么大公司列的优越性，不就是企业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吗？“中华人民公司”里发挥得更充分。在他们建立的大公司里，不也要成立各个部门，也是条条吗？相比之下社会主义的经济，中央各部是个更加全面，受到国家统一领导统筹安排的大条条。整个国民经济都由统筹安排处置各方面的关系。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下，决不会出现大型化肥厂停产和随便改为他用的现象。何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条条和块块互相协作，四三方案许多项目就是在中央各部和地方共同协作下建设的。还有那个时候精兵简政石油和化工原本是一个部，正是邓小平匪帮把它们分割开来的。而在邓小平匪帮的“中国石化公司”里，只管自己这个公司，并按照自己公司的利益和需要调整生产，对于公司外是不管的。各个公司之间，各个公司和地方、农村等经济之间，完全是没有任何统筹安排。许多特大型的化肥厂尚且停产或者转产，这正是各个公司里生产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的反映。
　　人民日报1980年6月10日文章《端正基本建设方向，建设基本建设纪律》说：“首先必须摆脱一省一地‘自成体系’的老框框。五十年代后期，我们提出全国范围内建立独立的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后来各省也提出各自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这就不对了。……有一些省甚至地、县也搞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不讲条件，不计成本，大办‘五小工业’。这种不顾实际的做法造成的损失浪费是巨大的，惊人的。”而百科知识1983年第九期罗迪文章《基建规模的膨胀和控制》说：“1970年……在1964年开始大搞内地建设……同时提出大搞‘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煤窑、小化肥、小建材等企业遍地开花，基建规模又膨胀起来，……”连三线建设也否定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不让地方搞自己的工业，那根本就没有。地方自筹资金就是建设地方自己的工业，一开始必然是小工业，所谓集中资金根本就不可能。由于我国面积大，人口多，一个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在交通不发达时不能不自成小体系，就是交通发达了也要考虑运输费。至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独立的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方针在刘邓眼里也不总是正确的，至少1962年就“不正确”，要“伤筋动骨”，“地平线上不留痕迹”。邓小平匪帮的大规划彻底破产后，也不正确了。最正确的就是给帝国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当三百年殖民地，最好是永远当殖民地。
　　在邓小平匪帮的摧残下，地方工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现在地方工业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了，更不是1961年他们刮“下马风”的时候了，他们的这一“改革”受到了不少地方干部的抵制，没有完全实现也永远不能完全实现。由于不能实现，邓小平匪帮在1980年就和地方搞了一个“分灶吃饭”的方案，他以为地方还是像刚开始起家时那样，需要中央的扶助。这一方案和文革前把小氮肥厂贬之为地方的“自留地”，“不准列入国家建设计划，不准部属单位搞设计，不准给设备材料，不准给备品配件，不准部属单位支援技术力量等等”出于一个目的。他的目的是让地方工业自生自灭，以为这样一搞，地方工业就只好垮台。可是这个时候地方经济已经大大地强大起来了，早已有了相当大的自立性，我们知道在1973年起小化肥对上海的设备需求就大大地减少了。相反邓小平一上台就对地方经济大加压制，而这一方案的实施，反而使地方具有了极大的自主权。地方财政在分灶吃饭后反而收入大增，有了大量的盈余。而中央财政在邓小平匪帮的折腾下，连年大赤字。邓小平匪帮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起来了。按理分了灶，就从此各管各，不许再互相打扰了，可是邓小平却厚颜无耻地又把手伸向了地方，生出种种名目对地方大加勒索。报上也出了许多文章诉说资金分散，中央财政拮据而地方企业有余，要把它们集中起来。其实如1980年的分灶吃饭在1970年就搞过，那时是为了给地方上一自主权，后来发现有些地方底子太薄，分灶后不足自立，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又作了改革，照顾了这些地方的利益。这和邓小平匪帮比是多么地不同啊！
　　人民日报1981年1月15日《调整才能站稳脚跟继续前进》在赞扬了六十年代初“下马风”对中小企业的大砍大杀后说：“从七十年代起，积累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基建战线越拉越长，除大搞三线建设外，还大量发展小钢铁、小化肥、小农机等五小工业。1976年比1965年工业企业增加了14万个，……1978年底工业企业单位数达到了34.8万个，比1976年又增加了5.4万个。”——总之，工厂办成越多，罪就越大，大批工厂被“彻底否定”就是伟大的功绩？！需要指出，1977和1978两年工厂增加得多，正说明了大建设已经即将完成，并因此有大批新企业投产，切不要看作是邓小平匪帮的功劳。而且另有资料认为1976年和1978年的企业数比这儿说的还要多一些。
　　陈云趁机把他在1961年写的那篇文章发表出来以证明他一贯正确，作为“陈云经济学”来宣扬、来贯彻。如不是为了彻底摧毁小氮肥厂，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做什么？他的小走狗邓力群出来为他鸣锣开道。在《向陈云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第117页说：陈云“认为小化肥厂技术上没有过关，经济上不合算，不能搞，应该搞大化肥厂。”——这个邓力群既老实又不老实。我们知道当时陈云明明是说：“要完全过关还得做很大的努力，需要一定的时间。”还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完全不能搞。究竟是当初搞两面派现在原形毕露了呢？还是现在陈云主意变了，又要装出一贯正确“我当初就说过”的样子来呢？看来是前者，当初由于毛主席坚决主张让地方搞自己的工业，陈云就作出一付并非完全反对搞的样子，就好像彭德怀在他的万言书里，还装模作样地赞扬了一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从骨子里到行动上还是要把小氮肥彻底摧毁，现在邓力群帮他和盘托出了。
　　不过邓力群还是有可爱的地方。在 112页他说，陈云认为“种双季稻显然得不偿失。”现在我们都知道，只经过一年这种论调就低沉下去了，尤其是八十年代初中国农业被邓小平弄得发生了1962年以来最大的减产，这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花光了毛泽东时代的大量粮食储备，并使中国成了仅次于“老大哥”的粮食进口国后，不得不默认双季稻还是要种。还有在第76页，邓力群说我国“1957年粮食产量3700亿斤，1960年降到3100来亿斤。”也就是下降了六百亿斤。这和邓小平给我们的数字大不一样。按邓小平的数字，1957年我国是3901亿斤，1960年为2800亿斤，减产为1300亿斤。大了一倍多。本来减产多少就是多少，只要实事求是，不要一点虚假，而且六十年代初的农业减产，除了三分天灾以外不就是刘邓的七分人祸吗？安徽包产到户使得粮食产量倒退十几年，降到低于解放前的水平，造成了安徽的大饥荒。那正是应该清算的。他们之间究竟谁是谁非还是让他们自己去辩清吧！
　　据笔者所知，1957年粮食产量3700亿斤是正确的，当时公布的就是这样的数字，没有把大豆包括在内。显然邓力群说的1960年3100来亿斤也不包括大豆，包括大豆应当再高点。邓小平说1957年3901亿斤也是正确的，不过那是后来的口径，大豆算在粮食里。可就是不知道他说的1958年4000亿斤包不包括大豆。他们没有说，却和包括大豆的产量比。这伙人在公布数字时历来不老实，出于需要造假，常常拿不同的口径来比。按照莫里斯·迈斯纳的说法，1958年的粮食产量很可能是4300亿斤。不知他的来源如何？这可能就是包括大豆的产量。

　　评邓小平匪帮给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加的罪状

　　 邓小平匪帮给地方工业、五小工业和小化肥给的罪状不外就是“经济效益不好，亏本”还有“消耗高”。
　　首先邓小平集团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总是夸大其词的，比如他们经常宣扬，小氮肥厂每生产一吨合成氨需要一千多度电，而30万吨的特大型氮肥厂只需六度电。这一说法的确迷惑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可是他们忘了对人们说，特大型氮肥厂有自己的发电厂。所以我们在听他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想想他们是不是又在夸大其词了。
　　小化肥真的经济效益不好，真的亏本吗？我们知道，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小化肥就过了经济关。不管怎么说，总比德国初办合成氨工业时的效益好，那时他们还只能用于生产硝酸制造炸药，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用于作为化肥也没有过经济关。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经过了经济关。
　　确实有许多小化肥厂在邓小平上台时亏本。但是什么原因亏的呢？有一些厂是由于初办刚投产时尚未走上正轨而亏的，这是任何工业都有的现象。大厂也不是一投产都赢利的。如果说当时引进的特大型厂效益好，那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与他邓小平何关？哪能作为攻击小氮肥的根据？何况广州等厂被他们搞得造价大幅度提高又不能达到设计要求。但当时有的小氮肥厂亏本最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时代的政策是让利给农民，扶助农业，所以农机、农药、化肥一赢利，就立即把价格降了下去。
　　1971年我国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比1950年提高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国家供应农村的生产资料销售价格则逐步降低，其中化肥、农药、柴油等比1950年降低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1971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比1950年缩小了40％以上。仅在包括近三年文革的1966到1970年期间，由于降低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和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受益就达110亿元。
　　因此刘邓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十年浩劫”，对农民来说却是大赢家，化肥和农机三次大降价。如果以文化革命前的价格来衡量，小化肥恐怕就不是亏本了。只有邓小平匪帮统治时期才会有化肥一而再、再而三地迅猛涨价，才会有大量的吃农、坑农。
　　我们不能简单地孤立地看小氮肥厂的效益，而应该整个社会出发看对整个社会的效益。人是要吃饭的，小氮肥生产出来用到农业，使得粮食大幅度增长这就是最大的效益。为此国家可以有意识地给小氮肥厂以“补贴”或允许“政策性亏损”，使得农业能够得到廉价化肥，从而农业能够大增产。农业好了国家给那一些补贴是划算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会这样干，国家全盘地考虑对整个社会的利害，付出的“政策性亏损”或“补贴”是有回报的。
　　一般来说，小化肥的成本和大化肥比是要高一些，但小化肥利用当地的原料，就地消费，运输费也就大为节省了。小化肥的消耗也确实要大一些，但消耗的能源主要是就地生产的，用粉煤、劣质煤作原料，大多数也属于地方工业和五小工业，本来和小化肥是同生共长的。小化肥得到了原料，小煤矿得到了市场。属于同一体系，缺了那一方都不行，不搞就什么都没有。这一道理上面就已讲过了。事实上邓小平匪帮在攻击小化肥的同时也攻击小煤矿，摧毁小氮肥的同时也摧毁小煤矿，结果就是1979年的煤炭低速增长和1980、1981年的煤、油、气普遍减产。大化肥和小化肥各有千秋。小化肥设备制造容易，需要的重要材料少，流程短，工艺简单，投资省，建设周期短，往往大化肥还没有投产，小化肥就收回投资了，运输距离短，商业周转环节少——这一些优点为什么就不提了。
　　如：经济日报1986年4月29日《国家确定对部分小化肥厂进行改造》不得不承认：“目前全国小化肥厂1800多个（包括小氮肥和小磷肥、小钾肥），拥有固定资产120亿元，产量占全国化肥总产量的60％以上，如全部用新建大化肥厂顶替，需投资380亿元以上。”
　　其实小化肥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技术容易掌握，普及了工业知识，培养了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从而为小化肥在将来变成大化肥厂提供了经验和人才基础。现在许多幸存的小化肥厂按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标准来衡量，已经是大化肥厂了，甚至水平还要高，这在下面就会说到。
　　什么事情都有个从简单到复杂，从落后到先进，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何况小氮肥并非真正效益不好。如按他们的逻辑，当初瓦特的蒸汽机效率只有0.8％，不是本来就不该搞吗？

　　在国家多次大降价下，小氮肥仍能盈利的几个典型，这些厂能够做到的其他厂也能做到

　　何况小化肥厂也不是注定经济效益不好的，许多厂在国家多次大降价时仍然盈利。以前面提到的上海川沙化肥厂为例，1975年消耗定额与建厂初期比，氨水出厂价每吨下降近50％，主要原料白煤和烟煤却下降四分之三，电耗下降64％。十多年来搞了300多项技术革新，做到机机有改进，泵泵有革新，化肥大幅度增产。文革以来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平均每年增产15％左右，1974年全年生产化肥3万吨。
　　早在1966年1月　青浦化肥厂首次实现合成氨成本每吨250元,跃居全国首位。
　　据财务与会计1981年第二期《介绍上海小氮肥企业成本利润测法》算了上海嘉定化肥厂的帐如下：

　　　　每吨合成氨售价400元，耗原材料白煤1.8吨，117元，烟煤0.7吨，37.8元，税费10元，合计164.8元，辅助材料盐、铜、冰醋酸、4.37元。各种油料7.12元，电1500度每度六分90元，工资及附加10.50元，车间经费60.80元，固定费用：折旧18.32元，修理费22.15元，各种触媒、药品及其他费用等12.23元，回收二氧化碳19.37元，合计每吨成本311.10元，销售税金12.00元，销售利润76.9.元，以上为某月计划，该月计划产氨1900吨。（可见年产量已可达2.28万吨）
　　　　碳铵每吨销售价140.00元，交税4.20元，成本104.03元，利润31.77元，
　　　　15％氨水销售价64.00元，税金1.92元，成本50.04元，利润12.04元。
　　　　合成氨，销售价400.00元，税金12.00元，成本265.42元，利润122.58元。

　　仅合成氨就可以算得利润为280万元，另有税收27万元。上海嘉定是大跃进办的最早的厂，当时差点被刘少奇、邓小平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砍掉。如果当时砍掉，其效益低、亏本的罪名也就是永久了。可是在邓小平篡权上台对小氮肥大砍大杀时，效益竟然如此地好！那么这时被他们砍掉的企业，难道真的永远得背上个效益低的罪名了吗？阿Q被枪毙当然是阿Q不好，被枪毙就是他不好的证据。同样小氮肥厂被陈云、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摧毁了就是小氮肥的罪。
　　在这种气氛下，全国到处都是一片攻击地方搞工业，“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彻底摧毁地方性中小工业包括小氮肥厂的声音。各报刊杂志，到处有这类文章。
　　人民日报1983年9月28日《以效益为中心，安排比例和速度》廖季立文章就恶狠狠地：“搞现代化必须抛弃这种落后的办法，下决心采用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迫使落后的小企业关停并转，或参加以现今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联合，向‘小而精’、‘小而专’的方向发展，甩掉这一包袱。”这就是说地方工业大多要“彻底否定”，少数者必须被中央工业并吞并成为中央工业的附庸。他又说：五小企业“是在国家优惠政策下才得以发展起来的。……有些企业虽然也获得利润，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廉价的能源、材料和较低的工资支出，带有一定的虚假性。”毛泽东时代国家当然以优惠政策保护小企业。可是这个廖季立在同时忘了说一下国家也用优惠的政策支持农业，从而使得五小工业付出了不少代价，或者说，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又如人民日报1981年4月16日《全国化工厅局长会议提出，要为农、轻纺和市场生产更多化工产品》也恶狠狠地说道“小氮肥厂……要根据具体情况，实行关停并转。”

　　　在摧毁包括小氮肥的五小工业的同时邓小平匪帮又提出农用工业为轻工业让路，大办小轻工，和大厂争原料、争市场，严重污染环境的小厂泛滥成灾了

　　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当然是反对地方办工业的。但如果以为他们要对围绕农业办的五小工业大砍大杀，就是绝对不准地方办工业那倒也错了。在摧毁包括小氮肥的五小工业的同时，他们又提出农用工业为轻工业让路，办小轻工。如经济管理79年第10期《高产穷县怎样变富》在大肆攻击了小氮肥和其他支农工业后，就说：“每个县都要办一个或几个能赚钱的轻工业，比如奶粉厂、造纸厂、纤维板合成厂等。”这决不是个人的观点，而是整个邓小平匪帮的政策，其效果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多说了。地方领导中有些人对于砍掉五小工业是不满的，但是对于这种政策拥护的倒也不少。这样一来，五小工业遭了殃，但是各地的小丝厂、小棉纺厂、小皮革厂、小烟厂、羽绒服厂、小酒厂当然还有奶粉厂、造纸厂、纤维板合成厂等一下子泛滥成灾。用优质的原料生产劣质的产品，和大厂争原料、争市场，使得许多大厂停产，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大跃进时他们就歪曲毛主席的方针搞过许多不该搞的小轻工。今天淮河流域上的大批小造纸厂就使得淮河成了一条祸害两岸人民难以治理的污水沟，主要原因正是邓小平匪帮的“政府”鼓励办造纸厂，所以现在让他们关了总是关不了，要他们加强污水处理，由于不能使他们“先富起来”还要付出代价，所以也总是落实在纸面上。又如我们前面讲的丹阳化肥厂，曾经为我国的化肥工业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该厂合成氨生产能力一度达到3.5万吨，已经成为大厂了，但后来减少到二万多吨，还准备再减少到一万多吨，目前该厂已经以纤维板的生产为主了。为了片面地追求赚钱，还有一些农机厂改产自行车等，但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及第二次大跃进中自行车厂也到处都有了，所以这些厂往往投产的那天起就停产。光想赚钱反而赚不到钱。目前许多洗衣机厂、冰箱厂、灶具厂等也有不少是从农机工业转产来的。在市场经济下不要任何计划蜂拥而上，失败的多、成功的少。这些小轻工大多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邓小平匪帮就又归罪于毛主席的发挥两个积极兴办地方工业、中小工业的政策。有的转产洗衣机厂等赚了钱，又成了攻击围绕农业办工业的政策的“证据”。总之，地方性五小工业和农用工业始终是他们要“彻底否定”的对象。就这样到现在为止二十几年过去了，人数最多的劳动者农民还在手工劳动。

　　第二次下马风的失败之一：虽然大批小氮肥厂被“彻底否定”了，小氮肥企业反而在化肥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亏损更严重了，原来一直盈利的厂反而亏本了

　　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一伙说，摧毁小氮肥厂是因为它们亏本，经济效益不好，只有摧毁了才能转亏为盈。但是实际上虽然大批的小氮肥厂被“彻底否定”了，小氮肥企业的盈利不但未能大大提高一步，反而在化肥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亏损更严重了。 “小化肥全行业扭亏为盈”的声音才落，又有大批的小氮肥厂由盈转亏了。经济日报1986年4月8日《1985年工交主要经济效果指标完成情况……》就供认：（1985年）由于种种原因没完成扭亏任务。全国有一半以上地区增亏，小型亏损企业约占三分之二，亏损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国产小化肥及农药滞销积压严重。小氮肥亏损企业，（经过大砍大杀）1984年仅89个，1985年增加到527个。
　　再举个例子，让我们看看原来经济效果很好的一个小氮肥厂是如何被邓小平匪帮搞得奄奄一息的。我们不举上海江苏这样的老小化肥基地，就举个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邓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后，才建设起来的四川省蓬溪县氮肥厂为例吧！
　　该厂曾经有一个十分辉煌的年代。
　　蓬溪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农业大县，一百多万亩耕地严重缺肥。可是四川省在大跃进时曾经搞过小氮肥厂，后来都被刘、邓、陈摧毁了。蓬溪也就不可能改变缺肥状态，农业不能迅速增长。七十年代初期，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二次大跃进中，到处兴建五小工业。四川在全国不算好，也蓬蓬勃勃。现在再也没有人来公开反对建设小氮肥厂了。国家提供了许多方便和帮助。县上有关领导当机立断，决定自建一个年产3000吨合成氨的小氮肥厂。那时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建厂规划得到迅速批准，厂址几经优选，资金周转发生困难，领导们毅然把蓬莱镇修建的办公大楼买了，筹集资金10万元。有这样坚实的支持，首批进厂的300多名拓荒者，很快就使一座新型氮肥厂拔地而起了。氮肥厂投产当年就首战告捷。第二年又是捷报频传。第三年盈利跃上100万元大关，实现了一厂变两厂。第四年、第五年，年年跃上新台阶。一直到1977年夏天，县委书记刘志清还来借钱。当时的说法是“需要钱找氮肥厂去吧”——全厂干部职工的骄傲劲就不用提了。
　　可是邓小平匪帮复辟上台，“市场”“竞争”这些过去与蓬溪县氮肥厂无关的资本主义概念统治了国家的经济生活。在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竭力扩大商品经济的恶浪中，全国化肥市场风云突变，包产到户后的农民用不起化肥。一时间各地化肥库存严重积压。蓬溪县氮肥厂也没有避免，只好低价赊购勉强把积压的几千吨化肥卖出去，年终算账亏损30多万元。这对该厂是前所未有的打击，职工们惊愕了。屋漏又偏遇连夜雨，人祸之中夹着天灾。1981四川洪水使该厂直接经济损失40多万元。许多人知道，这次天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人祸，邓小平集团破坏了水利，使得河道堵塞，洪水来时又不及时组织抗灾。1982年又因邓小平匪帮造成的能源危机停产近半年，亏损28万元。后来由于农业连年减产，粮食仓库挖空，大量进口粮食，邓小平不得不把“好政策”“收起”了一些，加上1983年和1984年天气出奇地好，农民对化肥需要量增加，农业有所恢复。由于不少化肥厂被“彻底否定”，幸存的厂开工得以较为饱和。但是1984年农业刚刚稍微超出五年前的1979年，邓小平匪帮的头脑一下子又膨胀了。他们欺骗人民也欺骗自己，全国上下好像农业已经过关，粮食多得不得了。政策迫使相当多农民去抓钱，不再搞粮食生产，农业又一次大幅度下降。这给化肥市场又一次带来重大冲击，需求减少。这样1985年蓬溪县氮肥厂尚未恢复元气，又遭遇全国“化肥大战”，氮肥再次滞销。化肥堆得厂大门都打不开，亏损额又猛增至31万。这时也不是他们一厂才遭劫，四川全省损失1000万元以上，竞争力较强厂降价倾销，却有5000多万元未收回。商业部门仅供销社系统有70％基层社发不起工资，损失2700万以上。此时邓小平匪帮就断言小氮肥气数已尽，只有下马，别无出路。该年全国有900多家化肥厂（包括磷钾肥）关停并转，和文化革命一起“彻底否定”。后来蓬溪县氮肥厂更名为蓬化县化工厂，准备转产。一个好好的小氮肥厂就被弄得如此结果。现在不知道这个厂究竟还存不存在？情况如何？
　　以上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邓小平攻击小氮肥经济效益不好，亏本，但是真正使得小氮肥亏本的正是他们。他们对五小工业大砍大杀，决不是为了什么盈利。且不说以前有些小氮肥厂亏本是为了让利给农民，许多原来盈利的五小工业他们也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纯粹是出于一个反革命的政治目的，一个反动阶级的狭隘私利，和一个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仇视和偏见，要全部摧毁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工业。作为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他们又极端仇视地方办自己的工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对邓小平匪帮究竟摧毁了多少家小氮肥厂的探索

　　邓小平匪帮究竟摧毁了多少家小氮肥厂呢？我们只有一些不完整的资料据以计算。由于邓小平匪帮复辟上台时，还有大量的工厂正在建设即将投产，所以在实际上一方面邓小平匪帮在摧毁，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厂在建成投产。
　　据华严《中国化学工业三十年》说：“到1980年底，全国已有1400多个小厂。”
　　要纠正的是，早在1978年就超过1400已有1534家了。因此应该称之为“经过连年大砍大杀，到1980年底，全国还幸存1400多个小厂。” 据于光远组织，由林森木、周叔莲、戚名琛写的《1977—1980中国的工业与交通》（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供认：“整顿了‘五小’企业。全国小合成氨厂关停并转了394个，……1980年节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就是说1980年摧毁了更多工厂）”。这儿的数据很含糊，说的被摧毁的394个厂不清楚是到1979年年底以前摧毁的，还是连同1980年共同摧毁的。不过以此计算，即使包括1980年，我国的小氮肥厂总数也应该1800个了。1979年是摧毁小氮肥厂最最疯狂的一年，许多厂没有什么理由就摧毁了，唯一的借口就因为它是五小工业，“小生产方式”，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产物，所以必须“彻底否定”。
　　《1977—1980中国的工业与交通》又说：到1980年11月，小氮肥企业有144个有死罪，占总数10.5％。依此可以算出那时尚剩小氮肥厂144÷10.5％＝1371个，已经净损了163个。建设的小氮肥厂总数至少应是1371+394=1765个比1534个多219个。这很可能是没有包括1980年摧毁的数字。
　　1981年摧毁了多少个呢？据1982年《中国经济年鉴》谢明干文章《1981年中国工业》供认：“小氮肥全年共关停了109个”光明日报1982年10月24日文章《三年来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成就》也说：“1981年关停并转小氮肥厂109个” 解放军报也有同样的报道。那么如果1980年前只摧毁了394个，到1981年合计已被摧毁了505个。
　　化工部长秦仲达在人民日报1983年9月23日文章《扩大小氮肥扭亏增盈成果》说：“我们分期分批关停并转，到去年底，全行业已由原来的1533个厂家少到1253个，关停了280个，占小氮肥企业总数的18.3％。”
　　——这篇文章中说的关停了280个是不能算数的，在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所谓关停了多少家，实际只能称之为净损了多少个。1982年报刊上有的说：“三中全会以来关停了250个亏损严重的小氮肥厂”，有的说：“到1981年共关停小氮肥厂228个，占小氮肥企业总数14.9％。”都是指净减少数。
　　——但是这儿告诉我们，1982年底还有1253个，如加上到1981年已被摧毁505个计，这样我国的小氮肥至少就有1758个。——这儿还未包括1982年摧毁的小氮肥。
　　再据人民日报1982年5月9日《小氮肥首次实现全行业扭亏为盈》“1981年全国盈利的小氮肥厂610个，亏损厂705个。”如果没有不赢不亏的厂排除在外的话，就应该幸存610+705=1315家。还是以1981年以前摧毁505个算， 1315家加上505个就是1820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大建设中，我国已经建成和快要建成的小氮肥厂，至少应该是1820个。
　　再据经济管理1982年第九期《小氮肥全行业转亏为盈》“目前我国共有小合成氨厂1300多个，其中以煤为原料1200多个，以天然气为原料80多个，油为原料5个。……全国小氮肥厂最多时达1534个，三中全会以来，关停并转，到去年底为止，以煤为原料的小氮肥厂下降到1213个，减少了300多个，……现在全国小氮肥亏损企业尚有705个，占小氮肥总数的53.25％” 以此计算还有小氮肥厂705÷53.25％＝1324个。比刚才说的多了九家，可见1982年还有少数小氮肥厂投产。光加上减少的300多个以煤为原料的，就是1600多个。如1981年以前摧毁还是以505个算，就应该是1829家。
　　据1982年《中国经济年鉴》中的《1981年中国的化学工业》“小氮肥1980年和1981年关停255个。”依此算1980年摧毁的为255－109＝146个。如果394个仅仅是1979年底以前摧毁的，不包括1980年，那么上面的数字就还得加上146，也就是小氮肥厂至少应该是1829+146＝1975家。还有我们始终没有1982年摧毁的数字，很有可能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国民经济大跃进中，建设的小氮肥厂总数在二千家上下。
　　现在也有资料说，小氮肥一共1700多家，关闭了900多家，留下了800家。估计这儿说的1700多家是指已经建成投产的，而邓小平摧毁的工厂不仅包括已经建成的，也包括尚在建的。这从前面引的材料中已经可以看到，而对这一推测也大致可以判断出来。
　　以前竣工投产的小氮肥厂快的不过三、四个月，半年，慢的也不过一年多。这些工厂一般来说应该在七十年代竣工投产的。1983前几年是一个大砍大杀小氮肥厂的高峰期，可是到1982年还有厂投产，显然这些厂是由于邓小平匪帮的捣乱，被拖延了竣工投产时间，是胡子工程了。——这也是必然的，已投产的厂尚且被“彻底否定”，正在建设的怎么能不遇到重重阻力呢？

　　邓小平的匪患比唐山大地震还厉害，下马时的大破坏，把工厂搞垮的人反而大发国难财

　　邓小平摧毁小氮肥的借口是“效益不好，亏本”，可工厂如果真的办得不好，也决不是小氮肥本身带来的，而是有关领导不好，只要换个好的领导就可以了。嘉定、川沙、青浦能够做到的，其他厂为什么就做不到呢？怎么能因此把国家的工厂一刀砍掉呢？可是邓小平匪帮不但没有处置有关的干部，这些人作为邓小平匪帮的成员、亲信都很容易地就调动到其他地方又去当官了。而且在工厂下马时还搞了大破坏。
　　包括小氮肥厂的所有的五小工业，以及其他企业在被邓小平匪帮摧毁的时候，往往有人乘机大发国难财，中饱私囊。如：
　　人民日报1981年3月5日《法库县化肥厂停产下马无人管理》

　　　　厂领导乘机损公肥私，拿摸偷盗成风，厂内门窗几乎全被拆掉拿走，大部分仪表被毁坏，将仪表中的铜线盗走，价值700多元的电缆线被人们将铅皮扒掉偷走。

　　人民日报1985年11月11日《天津市审查清理下马工程》

　　　　75年新建的天津化肥厂，总投资3032万元，到1978年3月因原料、动力供应不能解决，设备水质也有问题，被迫下马。……大家都撒手不管，……

　　下面说到大批设备腐蚀损坏。在全国利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大肆劫掠和破坏国家财产的绝不止这两家。在当时这是人所共知的。
　　这儿说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报上透露的也不仅仅是小氮肥厂，因为本文只谈化肥工业所以只举化肥工业，更多的设备闲置下来后一直得不到好好处理，就腐烂锈蚀了。总之，中国犹如遇到了一场大地震，邓小平的匪患比唐山大地震还厉害。

　　1985年小氮肥厂遇到了又一次大匪患，连年的匪患，破产法，最后幸存数

　　由于1980年到1982年严重的农业危机，把邓小平匪帮弄得焦头烂额了，所以在1983年“政策不稳”、“收”了一些，对小氮肥厂的大砍大杀停止了。报上出现一些不省事的人惊呼，有些地方已被“彻底否定”的小氮肥厂又开工了。那两年小氮肥的境遇要好一些。1984年生产刚刚恢复，粮食达到6900多亿斤，超过了1979年。尽管每年递增数还不到1％，邓小平匪帮就忘乎所以了，到处都是疯狂的庆丰收的景象，好像粮食多得不得了。前面说过小氮肥亏损企业由1984年89个增加到1985年527个。于是又砍，该年全国有900多家包括氮磷钾的化肥厂被“彻底否定”。
　　据经济日报1986年4月3日《七省小化肥生产由衰转旺》说：
　　江西省原有小化肥46个，大部分被摧毁，只剩下19个厂。河南140个小化肥已有一半以上停产或半停产。山西有七十个厂停产。陕西全省35个氮肥厂仅剩17家在生产。到1986年有一些厂恢复生产。但是好景不长，又受到了新的冲击。破产法出现了。
　　经济日报1986年11月11日《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还要破产法？》说，我国包括氮磷钾的两千多个小化肥厂已关掉了一半多。文章把这归罪于所谓的“决策失误”，强调必须推行破产法。小氮肥厂终究又要遭劫难。
　　经济日报1987年10月14日《辉县化肥厂改产尿素取得成功》说全国共有县办小氮肥厂只剩下1045个了。小氮肥厂净减1534－1045=489个。
　　人民日报1988年11月27日《警惕化肥工业生产滑坡》说：由于缺煤、缺电严重，压电先压电老虎，减煤先减小化肥，于是小化肥遭了殃。1987年全国小氮肥亏损122个，到1988年9月就增加到272个，占小氮肥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小氮肥还剩1088个左右。
　　又据人民日报1990年6月13日《国家将投资改造小化肥厂》说：“我国现有1070个小化肥厂”
　　最后据解放军报1995年6月5日《我国小化肥工业重获生机》说全国有800多家小化肥企业。根据其内容判断是指小氮肥。
　　到此为止一般来说可以大致确定，全国至少1800多个小氮肥厂被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之流摧毁了1000个以上。繁如满天星斗的小氮肥工业有大半消失了。
　　这以后小氮肥厂究竟还剩多少就缺乏资料不知道了。根据《化肥工业》2000年第一期，《21世纪我国化肥工业的展望》目前我国有“小氮肥厂800多家，占总生产能力的52％”但是也有资料说“中国目前还有小氮肥企业600多家，近两年小氮肥企业生产的合成氨产量大约占全国合成氨总产量的一半，”还有说我国生产合成氨的企业只有570家了，以此估计正常生产的很可能已经不到500家了。
　　不过在1995年，我国小氮肥厂的作用终于得到社会有识之士的公认。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规模建设，地方工业、五小工业虽然备受摧残毕竟有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基本上站稳了脚跟。和人类历史上许多反动时期一样，反动派虽然极力想摧毁生产力，然而，生产力的发展终究是不可抗拒的。确实，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使生产力备受摧残，使生产力发展缓慢或有时还大为下降，但是最后被摧毁的不是生产力，而是反动阶级自己。

　　邓小平匪帮控制下的经济，对化肥厂造成的其他浩劫或灾难，归根结底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包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邓小平匪帮除了直接砍掉小化肥厂外，在他们控制下经济上还受到了许多的破坏，这些破坏不少对大型化肥厂也是个浩劫或灾难，许多特大型氮肥厂也陷入了严重困境。
　　能源危机。前面已经说到过。煤、电不能正常增产甚至下降。缺煤、缺电严重。压电先压电老虎，减煤先减小化肥，统配煤供应得不到保证，计划外煤、电价格上涨，企业无力消化。小化肥遭了殃，不少小氮肥厂不能正常生产。连中型企业（原来的大化肥厂）也一样受影响。安阳化肥厂是河南两个尿素厂中的一个，1988年月产尿素万吨以上，12月如不供电不仅当月停产，而且严冬停产后果严重，第二年可能开不起车。该年煤电价格暴涨，化肥成本大幅度上升。这就是全国小氮肥从1987年亏损122个，增加到1988年9月272个的原因。
　　原料缺乏。这甚至影响了引进的特大型化肥厂。如沧州化肥厂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尿素，1977年投产后效益极好。可是后来邓小平匪帮把价格搞得五花八门。计划的天然气仅供3.05亿立米，只占满负荷开工所需一半左右，供气量连年递减，不足部分只能去市场上采购“议价”天然气，光原料价格就就超出了规定的出厂价。1995年产量不足20万吨。山东胜利第二化肥厂、中原化肥厂等也都曾因原料不足而不能在满负荷下运行。又如1989年因煤炭减产河南110个化肥厂，97个成了无米之炊。湖北宜昌在邓匪破坏下虽然大大超出投资，终于在1980年1月31日正式移交开始试生产后，仍为湖北的农业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给邓小平捞足了油水。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每年开足马力产品仍供不应求。每年都给邓小平提供了大量的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带来红利高达5000万元。然而，由于邓小平匪帮的破坏，我国的石油工业长期停滞不前，到了1993年我国终于由石油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灾星也跟着到了宜昌的头上，油价一路飙升，1994年开始亏损。1998年伪国务院颁布39号文，全面放开化肥市场，进口化肥也大幅增加。使得使用高价原燃料成品油生产的化肥一下子在市场竞争中溃败。企业陷入了亏损的深渊每年达二三亿元，毛主席批准建立的湖北宜昌化肥陷入了绝境。自称最最重视经济效益，最最讲究利润的资产阶级，反而最最没有经济效益。舍不得政策性亏损的人，反而造成了大批的企业亏损和连年的财政大赤字。
　　由于能源危机，在邓小平匪帮统治下，中国合成氨装置节能和原料路线改造经历了油改煤、煤改油、油改气和无烟煤改粉煤等多次反复，也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洞庭氮肥厂和湖北化肥厂曾将原料由天然气改为轻油，后来轻油短缺又筹划改为以煤为原料。辽河化肥厂也因陷入困境不得不以煤顶气。
　　仓存危机。以前集体农业，农民对化肥极其欢迎，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化肥仓库。现在包产到户，集体的仓库“彻底否定”了。农民单家独户又不好大量囤积在家。尤其碳铵容易挥发，又有臭味更不好储存。结果到了农忙季节，农民纷纷抢购化肥，过了旺季又不愿意买化肥。供销社也“向钱看”不愿意经营，不愿库存。造成生产厂家大量积压，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不能正常生产。旺季又不能保证供应，使得倒卖化肥严重。劣质化肥也趁机进入市场。
　　物价暴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甚至有的时候，农民一年辛辛苦苦不遭灾，增产的粮食还抵不了化肥钱，等于白干！农民就不想用化肥。1984年2月，邓小平匪帮决定提高尿素价格，各地小氮肥普遍涨价，一般每吨涨25元左右，高的上涨40到60％。
　　据人民日报1983年10月4日《化肥经营中的歪风是从哪里刮来的》抱怨，一些人利用职权，大搞不正之风，夺走了应该分配给农民的廉价化肥，迫使农民出高价买化肥。多头经营化肥，不正常的多渠道流通，给一些部门和众多的商贩盘剥农民以可乘之机，造成化肥市场与销售价格混乱。四川省南充地区9个小氮肥厂，高价自销化肥占产量37％，大大超过省政府只许自销15％的规定。
　　在市场经济下，只要有利可图就都一哄而来了。结果非农资专营部门经营农资。虽有明文规定国有大化肥生产企业90％产品必须交给主渠道——农资公司。但“化肥耗子”兴风作浪，“倒爷”哄抬化肥价格，口说化肥专营，没有证明照样能从化肥厂提货。农资公司也追求利润，哪里利大就卖到那里，这在市场经济里是无可厚非的。结果中间环节多，造成肥价高。亏了生产的化肥厂，也亏了消费的农民，生产者和使用者两伤，就是肥了倒卖化肥的中间商。不正之风盛行，在化肥有利可图时干部层层截留，或凭特权批条子，使得落入二道贩子手里，从中渔利。在资本主义复辟下这都是不治之症。
　　正是这种市场经济，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化肥大战。工农两败俱伤，油了一小撮“倒爷”，农业用肥无保证，生产严重受损。
　　化肥专营是为了防止倒卖，但资金不足，化肥厂收的白条子，化肥积压被迫限产或转产。反正市场经济以利润为本，所以化肥厂也往往不顾农业需要，热衷于转产，什么赚钱就搞什么。
　　小化肥生产的碳铵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肥效不高，施肥方法是一个问题。后来人们发现，碳铵易为土壤吸收，不板结土壤，作为农作物底肥，小麦早期追肥，优于其他化肥。只要分层深施，改两次施肥为一次，春肥秋施，低温追肥，是受农民欢迎的。——但这绝不是唯一的原因。碳铵含氮量只是尿素的38％，因此它的价格也只能是尿素的38％。这样在尿素卖0.225元一斤时，碳铵只能卖八分半。国家定的价格正是170元一吨，可有的地方为了“先富起来”卖了高价，到了一角多一斤，农民并不是可欺的，他们从价格比就觉得碳铵不肥。结果碳铵卖不动，想多赚钱反而赚不到。有的就这样把小氮肥厂搞垮了。
　　价格暴跌。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同样，化肥价格高了农民卖不起，邓小平的政策又使得农民不愿意种地，小氮肥厂的化肥就卖不出，不能不低价倾销，工厂由此亏本，上面已有例子说明。
　　反过来，由于物价暴涨，而城市职工大多数收入增长不多，抵消不了高昂的物价。工业企业不景气，大批工人失业下岗，在职职工工资也因此受到了压抑。而本来就属于工人的房屋使用权又必须“购买”，房价越来越高。医疗费猛涨，职工退休要交养老保险金，住房还要交住房公积金，儿女读书所交的费用成了不堪承受的负担，气电水等也价格猛涨——这些都使得广大职工不得不严加节衣缩食，购买力下降。结果在1995年以前暴涨的农产品价格猛跌下来。谷贱伤农，城里的职工并没有得到好处，而农民的收入却大大下降，农民丧失了种田积极性，包括尿素的化肥市场自然低迷。
　　农民实际收入下降，负担太重，买不起化肥。早在八十年代已经很严重了，这也是八十年代化肥大战的一个原因。可是邓小平匪帮却一直在鼓吹什么广大农民都“富起来了”，富得流油了，正像工人最不愿听他们还是“主人公”那样，农民最不愿听的就是“富起来了”。
　　盲目进口。只要对自己有利可图就大量进口，结果冲击了国内的生产厂家。八十年代中期进口化肥增多，氮磷肥进口量已居世界第一，加上农民使用化肥积极性不高等新情况。也使小化肥陷入滞销停产的困境。加入WTO后，国内粮食市场逐步开放，国外化肥也将涌进国内市场。
　　归根结底则是复辟资本主义，包括搞什么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邓小平匪帮复辟资本主义的破坏下，不仅仅小氮肥，连许多特大型氮肥厂也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导致停产。甚至历来受农民欢迎，在化肥中一贯认为是相当高级的 尿素产业也陷入了大面积停产。广大职工都说：“一夜之间掉进了市场经济的冰窟窿”，这不正证明邓小平匪帮复辟资本主义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经济吗？
　　可是，越改越败，越败越改，不彻底垮台心不甘。邓小平匪帮却倒打一钉耙，反而怪“长期的计划经济害苦了企业”。他们的意思是复辟的还不够，像这样的闹剧闹了二十几年了，每次“改革”改得一败涂地，他们就说这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是还没改够。到什么时候才是复辟够了呢？长期以来的欺骗只能使受过骗的人们也不得不反思，难道这真是理由吗？——谁叫你们复辟资本主义搞什么市场经济的呢？原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搞得好好的，正是你们出于剥削压迫人民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要搞什么“改革”、什么市场经济，把经济搞垮了，却反而怪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身上。
　　邓小平匪帮又说：“市场求大于供，国家限价销售；市场供大于求，产品滞销，价格低迷，使工厂陷入严重亏损状况。” ——国家限价销售那是为了让利给农民，农业好了国家哪有亏的，既是国家为此给企业一定的政策性亏损补助也心甘，毛泽东时代搞社会主义，允许企业亏损，什么时候国家有过复辟以来永无止境的高额财政赤字？尤其对于大型氮肥厂从来未有过亏损，而是一直给国家带来了大量的利润。——这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表现。而市场供大于求产品滞销正是你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我国农村对化肥的需求远远没有到了饱和时期，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怎么会出现供大于求？即使农村真的不需要更多的化肥已经饱和了，国家也就早就按照计划停止了化肥厂建设。永远不可能出现供大于求。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才是一方面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消费严重不足。化肥供大于求，正是复辟资本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民卖不起化肥，市场经济下的化肥原料不得不从市场卖高价，加上企业也盲目追求利润从而产品也卖高价，农民又受着严重的剥削，买化肥种地不合算，只好不用或少用。严重的剥削压迫又造成了农民的大批逃亡到城市打工，从一种悲惨境地进入了另一种悲惨境地，从而发生严重的三农危机。这样化肥当然卖不出去了，包括一贯畅销的尿素在内。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尿素的危机正是发生在1998年伪国务院颁布39号文，全面放开化肥市场以后。归根结底正是复辟资本主义造成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既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的结果。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是这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集体私有制，而且正在私有化浪潮里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和海内外其他老板所鲸吞，变成完全的正式的私有制。
　　邓小平匪帮作为曾经被推翻过的反动阶级的复辟，所搞的市场经济还是最最腐朽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决不是十九世纪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如假冒伪劣化肥坑农就是腐朽的表现。这在磷肥中最严重。
　　如：经济日报1984年6月26日《磷肥质次价高销售下降》供认：

　　　　今年1到4月磷肥销出455.8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21.76％，严重缺磷的东北也销售下降，原因一是，涨价40％，甚至63到78％，占国产磷肥80％的小磷肥厂质量低劣，损坏了国产磷肥信誉，含量低，湖北抽查全部不合格，有的企业不择手段掺煤粉、灰砖瓦、钾长石、草木灰等杂质。

　　不光企业掺假，也有一些化肥耗子坑农吃农，制造贩卖假磷肥。而这些现象如果在毛泽东时代一出现就要作为资本主义倾向和投机倒把严加打击的。邓小平匪帮上台，“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弄虚作假成了气候，遇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你眼红吗？眼红就拿真本事出来。”


我国的磷肥、钾肥、农药工业


　　我国的磷肥工业也走了一个和氮肥及其他工业大致相同的路

　　在我国的化肥中氮肥最多，这是因为只要有能源就可以生产。但是磷钾肥就受资源的很大约束了。所以磷肥较少，而钾肥一直很缺乏。
　　我国的磷肥工业也走了一个和氮肥，和其他工业大致相同的路。大跃进起的步，“下马风”受摧残，接下来在1963年以后翻身，并在“十年浩劫”中得到了大发展。而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后又是大砍大杀。
　　我国的磷肥工业主要依靠小磷肥，小磷肥厂产量占全国磷肥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左右。由于原来底子很薄，高浓磷肥不能生产。过磷酸钙算是好磷肥了。也主要靠地方小厂生产。一般来说，生产过磷酸钙工艺不算复杂，只要会生产硫酸，和磷矿粉一拌，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了。但即使如此，对我国来说，五十年代生产硫酸还算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一些地方上的过磷酸钙厂，是用土设备和土法生产硫酸的。所以在1958年的大跃进里，我国又开始了搞钙镁磷肥。钙镁磷肥肥效慢，但工艺简单，只要用小高炉一烧就成功了。但也经过了极其曲折的道路。
　　以云南省为例，云南是出磷矿的。大跃进办了41个工厂生产磷肥，1960年生产7万多吨。可不久就遇到困难，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乘机大刮“下马风”，把磷肥厂几乎摧毁殆尽。实际困难是农民不欢迎，认为钙镁磷肥不肥，还有像碎玻璃那样农民赤脚要割脚。可是刘邓等人不是找原因，解决困难。钙镁磷肥有肥效是得到国外经验证明的，象日本十年前就已经搞钙镁磷肥了就没有这种事。——他们不是言必称日本吗？为什么这次就不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呢？
　　——其实问题很简单，由于我们的底子差，钙镁磷肥烧出来后都是用手工拿锤子敲碎的，所以像碎玻璃那样，颗粒大，不易溶，又割脚。只要制造一些球磨机，把磷肥由手工敲碎改为磨碎就解决了。
　　有人可能会问，大跃进刚开始搞钙镁磷肥时为什么不用球磨机呢？球磨机不是最最简单的设备吗？这些朋友实在对我国的底子太不清楚了。1958年对我国来说球磨机就不是很简单的设备。我国的球磨机解放前根本就不能制造。地方上要搞一台球磨机就是不容易。所以我们起家时就只好用手工拿着锤子来砸了。我国自己制造2700×2100球磨机还属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之一。大家可以去看《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第一版。
　　许多年轻朋友以为我国解放以前就是现在那样，解放以来还一直是那样的。这实在是对我国起家时的底子和辛劳一点不知。这当然要由邓小平匪帮和一切反共极右派负责。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以后，大肆攻击我国在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成绩最为伟大的两个时期受到的攻击最为严重。邓小平匪帮甚至宣称，解放时我们和西方国家是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的，还有什么我们起步并不晚，据说都是毛泽东时代，毛主席的政策，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我们才落后了。这是完全不顾实际情况的大谎言！
　　应该指出，既然我们原来底子差，起家时不得不用手工，那么经过大跃进，我们许多复杂的成套设备都可以制造了，还会造不出球磨机吗？在那时完全可以让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地方小机械厂制造。可是地方小机械厂也几乎都被下马了。小磷肥厂也不由分说被大批摧毁了。1961年年产磷肥减少到1.8万吨。
　　钙镁磷肥的翻身完全得益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大跃进的胜利，但也是广大工人和农民以及有些地方基层干部创造的历史。
　　有一个小钙镁磷肥厂在1961年就没有下马，产品供不应求，当地农民非常欢迎。当全国大跃进的成就已经成了大多数人公认的事实时，许多大跃进办的事业包括地方性小工业如小化肥等翻身时，人们很自然会去问：“为什么我国的钙镁磷肥会被说成没有肥效？”调查结果发现了这个小磷肥厂，原来那个地方特别缺磷，所以钙镁磷肥尽管像碎玻璃那样也有很显著的增产效果。钙镁磷肥不肥的误解打破了。人们又了解到原来其他地方钙镁磷肥的效果所以不显著，主要是颗粒太大只要用球磨机把它粉碎了就可以了，而这很容易用地方性的小机械厂生产。结果钙镁磷肥和地方性的小机械厂同时翻身。许多厂纷纷重建，1964年产量又回升到7万多吨。1965年初新投产钙镁磷肥高炉就有6座估计全年产量可达20多万吨。据《1982年经济年鉴》，我国磷肥产量折纯由1957年2.2万吨上升到1965年的68.8万吨。
　　文化大革命推翻了刘邓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地方性的小磷肥企业大为增长。开始钙镁磷肥和过磷酸钙共同发展，后来由于工业水平的提高，过磷酸钙占到了主要地位。1978年我国包括氮磷的小化肥厂共计有2400多个，以此计算小磷肥厂当有七百多个。1978年磷肥产量折纯103.3万吨。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后大肆摧残。1981年包括氮磷的小化肥厂下降到1500家，1986年关闭了一半多。现在究竟还幸存下多少小磷肥厂不清楚。
　　大中型磷肥企业有：1965年湖北荆襄磷矿第一期工程完工，建设进度比计划提前一年，年产磷矿40万吨。全部自行设计制造设备。
　　云南省在火红的大跃进年代还在陆续兴建了昆阳磷肥厂、云南化工厂、驻昆解放军化肥厂、昆阳磷矿、红河州磷肥厂等一批中型企业。经过文化大革命，1970年全省磷肥产量由1961年的0.34万吨增加到6.77万吨，为云南磷肥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大批县以上国有化工生产企业和县、乡磷矿开采企业相继投产，云南化学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时已有一些大型磷肥厂建成投产，云南化学工业形成了以磷化工为主的工业体系。
　　湖南省在1964年以来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大办小化肥。短短几年里就办起了县以上磷肥厂39个和磷矿8个，使湖南磷肥年产能力逐渐提高，到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上台时，磷肥产量已占全国第一位。

　　我国的钾肥工业

　　我国已经发现的钾肥资源缺乏，长期以来依靠各地分散的小股资源由为数不多的小厂生产少量钾肥。唯一的大钾肥资源是青海省的察哈尔，储藏氯化钾3.7亿吨，也是大跃进发现的。于1958年8月土法上马办起了一个钾肥厂，主要生产氯化钾和钾肥。1962年正式投产，年产2万吨。采、装光卤石矿（钾镁盐）原料，完全是手工劳动，强度大，工效低，满足不了生产需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为了多生产氯化钾和钾肥，和技术人员一起大搞技术革新，改制成机械化装矿机，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工效十倍以上。但因不通铁路运不出来，产量一直徘徊不前。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十年大发展中建设青藏铁路。可是邓小平匪帮上台后打着“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旗号，把青藏铁路下马了。他们经济政策的破产，造成财政连年大赤字是主要原因。近来才开始重新兴建。欣慰的是，下马时，铁路已经修到了格尔木。现在那儿已经建了一个大钾肥厂，设计规模年产钾肥100万吨，分两期建设，第一期20万吨。可是为了“广开门路”“先富起来”，“十六、七个单位5400多人涌入察尔汗，争抢资源，乱采乱挖，污染环境。”（见1989年3月3日人民日报《察尔汗盐湖资源被破坏》。）照这个样子，倒不如铁路不要通。
　　我国缺乏钾肥资源。在大海里有着几乎无穷尽的钾，可是海水中的钾很稀，只有钠的四十分之一。毛泽东时代对于海水提钾作了努力的研究。邓小平匪帮上台后，一切“向钱看”，这一吃力不讨好的事业就无声无息了。

　　我国的农药工业

　　解放前我国农药是空白。1952年开始生产2000吨，1957年6.5万吨。1965年19.3万吨。1970年32.1万吨。1972年40.2万吨，比1965年增长一倍多，其中高效、低毒、低残毒农药增长近五倍。从1975年起，高效低毒农药品种和产量不断增加，先后研制成功西维因、杀螟松、托布津、多菌灵等新型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由于向农村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化肥、农药、农用塑料薄膜、排灌浇灌等化工产品，有力地促进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增产。1978年已达53.3万吨。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后先是徘徊接着倒退。1981年开始下降48.4万吨，1982年45.7 万吨，1983年33.1万吨，1984年31 万吨，1985年20.5 万吨，1986年才有所回升22.3 万吨，1992年折100％有效成分为28.4万吨，大约相当于原来统计口径52.8万吨，没有超过1978年的53.3万吨。1993年又下降，折纯24.9 万吨，减产11.3％。以上这些可见各年国民经济公报。


从江苏、山东看匪患


　　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工业跃居第二位的江苏省，如今作为三大“支柱”的农用工业步履艰难岌岌可危，因为化肥农药供应不足使农业遭到了损失，南京的化肥工业全军覆没，四三特大化肥也有“彻底否定”的

　　邓小平匪帮对小化肥和其他五小工业的破坏极大地破坏了各地的地方工业和农业。
　　我们已经知道文化大革命前，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及柯老的直接关怀下，江苏的化肥工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革中又上了一层楼。到1976年，江苏的工业已经超过了历来被认为老工业区的辽宁，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跃居第二位，首先靠的就是五小工业。这在邓小平刚篡权上台时的报刊也有披露。如：许家屯在红旗杂志1979年第十期《从实际出发探索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中说：江苏省1978年89.5％的工业产值是靠中小工业实现的。四分之三的化肥、五分之四的塑料薄膜和全部的农药，都是‘五小工业’生产的。尤其是很多中小企业为大型企业协作配套，创造了新的生产能力。” 红旗1979年第十期《江苏农业调查》也说：“抓‘五小工业’，结合建设少数大中型骨干农用工业，逐步形成适应当前生产水平的农用工业体系。有些‘五小工业’试办时消耗较大，成本较高，质量也较差，但赢得了时间，争取了速度。只要不断改造，还有他的生命力。全省77％化肥，75％塑料薄膜，70％水泥，以及绝大部分农药，都是靠‘五小工业’提供的。”1980年《江苏小氮肥行业获六省冠军》（见：人民日报1980年2月5日）六省为冀、鲁、豫、浙、川、苏。可是1988年8月3日人民日报《步履艰难的农用工业》却告诉我们：

　　　　江苏农村去年几乎没有平静过。因为化肥农药供应不足，去年全省至少损失5亿公斤粮食。
　　　　当年曾被誉为江苏农业发展三大“支柱”的农用工业如今步履艰难岌岌可危。
　　　　1980年以前，江苏县县建了化肥厂，90％的乡有农机修配厂，农药和薄膜产量在全国首屈一指。全省形成了一个适应农业发展的农用工业体系。进入八十年代后，农用工业的投资陡然下降，1981年到1984年，全省每年平均投资0.23亿元，只有“五五”的15％，过去省里为建小化肥厂每年拨二、三千万元，如今运转了二十来年的化肥厂设备老化亟待改造，这笔专项资金却取消了。农药厂更可怜，全省已连续几年没安排一个技改项目……江苏省农药研究所开发出一种80年代水平新农药，可找遍各家工厂，没一家能拿出60万元买下，只好束之高阁。
　　　　不少企业消耗抵消不了原材料涨价，产品提价赶不上成本上升，日子很不好过，农机工业已利润微薄，现在又要求他们把原材料涨价产品增值税提高因素“内部消化”。去年光这两笔费用就4000万元。企业……无可奈何只好跳出“农门”攀“高枝”，86年全省有15家农机厂转产，当年县县都有的农机厂，如今只剩三分之一保留老牌子，其中一部分只保留一个车间而已。……农民还得千里迢迢去买日本联合收割机，吉林的插秧机，上海的中型拖拉机。
　　　　面对不景气的农用工业，许多同志呼吁“重新振兴农用工业”。

　　南京是我国最早的化肥生产地，可是在邓小平匪帮的破坏下，现在南京已经没有一家小化肥厂了，甚至连四三方案中的栖霞山特大化肥都停产了。
　　广东广州石油化工厂也被“彻底否定”了，现在广州只有三家小氮肥厂还幸存着，年产20万吨化肥，远远不敷需要。还有山东的胜利第二化肥厂也停产了。
　　前面已经说过，丹阳化肥厂目前的化肥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一年只能开车四到六个月，3.5万吨的生产能力却只能生产一万吨。现在已经以生产纤维板为主了。江苏的农用工业被糟蹋得不像样了。江苏还是在邓小平篡权上台前已经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的省。邓小平匪帮是以指责文化大革命不搞生产为口实上台的，可是他们上台后对我国的经济就是一连串的灾难，破坏生产的正是他们。复辟前如疯似癫的大知识分子，作出一付唯我关心生产的样子，可对于邓小平匪帮上台造成的大批工厂被摧毁，生产停顿，居然一言不发，也不容许别人提出批评。更有人居然说：“工厂搞垮一些是正常的，应该的。”

　　山东省在文革推动下的大发展和邓匪篡权上台后的遭遇

　　又如山东省：
　　山东省从建国到1965年主要由于集体化，加上农业机械化有所发展，全省粮食总产量平均年递增2.3％，不能算慢，但也不快。由于刘少奇“人多地少不用机械化”，“精耕细作不用机械化”反动谬论的影响，农业机械化发展较慢，农用动力只有96万马力，化肥产量只有14万吨。有一年中央给山东一批拖拉机还不敢要。1966年农业机械化会议打开了新的局面。到1970年农用动力每年增加34万马力，增加1.77倍。化肥产量每年增加11万吨，增加3.92倍。1970年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农业学大寨加快步伐。1971年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大干农业机械化。到1976年全省农用动力保有量比1965年增长十倍，其中大中小拖拉机保有量比1965年增长19倍，机耕面积达到42％，灌溉面积达到54％，农副产品加工和脱粒基本机械化。平均每亩地施化肥60斤，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7.1％。——这才是真正的特大丰收！使得山东和河南、河北等省，由粮食输入省成为输出省。成为农业发展特别快的几个省之一。这和大搞五小工业、农业机械化和化学化是分不开的。
　　1958年以前山东化肥工业是空白，大跃进中建起了13座小氮肥厂，生产出合格的合成氨。后来遭到刘邓陈“下马风”的严重摧残，被砍掉11座，剩下两座生产也不正常。1964年以后开始复苏。但是到1965年全省也只有7座小氮肥厂，合成氨产量不过1.5万吨。
　　文革中很快把一座拖了十年的大氮肥厂建成投产了，并发展了一批中小氮肥企业。1970年全省氮肥厂增加到56座，产量比1965年增长11.5倍，以后除了把中央投资的两座大氮肥厂建成外，始终坚持立足本省以中小为主，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建厂就地生产。中小氮肥企业每年建成10到20座。
　　山东的第一座大型化肥厂是1972年9月1日投产的，年产合成氨6万吨，尿素11万吨。国家投资建设的大中型化肥厂总计四个。
　　截止1975年，全省县以上单位办的氮肥厂已达120座，有114座是地方中小企业，生产的合成氨占全省合成氨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县县都有了小化肥厂，小化肥年产合成氨能力70多万吨。磷肥厂77座，都是地方自筹资金办的中小企业。大部分当年建厂、当年投产、当年见效。大队磷肥厂558座，基本上实现县县有化肥厂。1975年合成氨产量比1965年增长38倍（依此计算，1.5×39=58.5万吨），比1970年增长3.4倍（依此计算，1970年1.5×39÷4.4=13.3万吨），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化肥产量居第一位。烟台地区在文革中建立起来的16个小化肥厂，普遍进行了技术改造，生产能力超过原设计的两倍多。
　　可是邓小平匪帮一上台，山东的小化肥厂就关停了35个，据说由全行业亏损到全行业赢利。但不久，在1984年冬天又滞销。磷肥也不景气。原因是化肥价格暴涨，出现了所谓的议价肥，农民辛辛苦苦种粮食顶不了化肥钱。因此农民用肥量减少。山东兖州县1982年亩施化肥90斤，1984年45斤。泰安地区1985年亩施量比1984年减少20到30斤。还有化肥进口失控，农、商、外贸都进口，各省市也纷纷进口，造成市场上进口肥挤国产肥。农民购买力有限，国家又取消了对小化肥的补贴，因而在竞争中小化肥招架不住，在进口化肥冲击面前败下阵来。由于施肥量减少，地力普遍下降。
　　邓小平匪帮说是化肥销不出是由于农业增产，粮食丰收，畜牧业有了发展，土圈肥大大增加。（人民日报1985年6月5日《两肥滞销问题值得重视》）——这是谎言！我们在《复辟以来的农业和人民生活》中已经知道，邓小平匪帮在1980年以来强行解散人民公社，推行三自一包，山东的农业遭了殃。根据《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山东省1980年粮食总产 476.8亿斤，比1979年减产 3.5％。《1982年经济年鉴》又告诉我们山东1981年粮食产量 462.5亿斤，比1980年又减产 3％。 1982年继续减产，只有 450亿斤。
　　《两肥滞销问题值得重视》供认：“今年风调雨顺，夏粮可望丰收，但从目前苗势看，施肥不足地方，产量肯定受影响。……在‘以粮为纲’年代，县里对小化肥厂，即使亏本也是要包的。因此小化肥在全行业亏损年代还得到发展和提高。现在县市级财政很紧，……对小化肥有点爱莫能助了。就这一点来说，如今小化肥遇到问题，较之过去似乎更严重了。……出路何在……前途渺茫的感觉，是比较普遍的。有些小氮肥厂已准备专产尿素、纯碱，大多数还无出路。”
　　江苏、山东都在华东。六十年代初期在刘、邓、陈的“下马风”中小化肥保护得比较好的，在“十年浩劫”或者说“十年大发展”中，也是搞得最好的省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可想而知了。


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后劲，严重匪患下成了第一化肥大国


　　我国各年的化肥产量和新增生产能力，小氮肥的产量

　　不过尽管有邓小平匪帮如此多种类、如此严重的破坏，但是我国的化肥产量在一段时间里还是增长迅速的。就是小氮肥厂虽然是重灾区，也不是光减产。总的来说增长率当然大大减小，但是幸存下来的厂还是在曲折中缓慢地增长。从长期来说虽然遇到了严重的徘徊下降，但是和资本主义国家比，速度也不算低。
　　根据邓小平匪帮的数字，我国1976年小氮肥厂生产的合成氨366万吨，1977年481万吨，1978年663万吨，1979年732万吨，1980年821万吨，仍在增长，到1981年779万吨才开始减少。1982年838万吨，又见增加。但是据《中国经济年鉴1982年》中的《1981年中国的化学工业》说，小合成氨厂产量1981年计划750万吨，实际生产780.8万吨，略有差别。比1980年减产4.9％，比计划增长4.1％。这些“唯我最关心生产”的匪帮在1981年竟然制定了一个减产71万吨，即减产8.65％的计划。可是小氮肥厂控制在地方手里，地方干部对小氮肥并不都赞成予以摧残，广大工人也绝不愿意工厂垮台自己失业，而广大农民也总是要用化肥的。因此他们摧毁中国经济的目的没有全部达到，也不可能完全达到。据经济日报1987年12月17日《化肥大幅度增产，供应紧张可望缓解》承认：“国家原计划全年产7200万吨，比历史最高年产已多出120万吨。……特别是小化肥厂，在化肥增产中起到了特殊作用。今年增产的1280多万吨化肥主要是小化肥厂生产的。”想要摧毁生产力的反动派，虽然可以造成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但是最后被摧毁的决不是生产力，而只能是他们自己。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消灭他们的武器，还创造出使用这一武器推翻他们的人民群众。
　　我国化肥生产量和各年建成投产的化肥生产能力总和见下表：

　　年　份 新增能力 当年产量　　比去年增产　　 备　　 注
　　　　　　　　　　　　　　　 计算数 公布数
　　1949年　　　　　　0.6 万吨
　　1952年　　　　　　3.9 万吨
　　1957年　　　　　 15.1 万吨
　　1960年　　　　　 40.5 万吨
　　1961年　　　　　 29.7 万吨
　　1965年　　　　　172.6 万吨
　　1970年　　　　　243.5 万吨
　　1971年　　　　　299.4 万吨　23.0％
　　1972年　　　　　370.1 万吨　23.6％
　　1973年　　　　　459.2 万吨　24.1％
　　1974年　　　　　422.2 万吨 －8.1％
　　1975年　　　　　524.7 万吨　24.3％
　　1976年　　　　　524.4 万吨 －0.1％
　　1977年　　　　　723.8 万吨　38.0％
　　1978年 ——　　 869.3 万吨　20.1％
　　1979年　82万吨 1065.4 万吨　22.6％
　　1980年27.9万吨 1232.1 万吨　15.6％
　　1981年32.3万吨 1239.0 万吨　 0.6％
　　1982年65.3万吨 1278.1 万吨　 3.2％
　　1983年 ——　　1378.9 万吨　 7.9％
　　1984年 ——　　1482　 万吨　 7.5％
　　1985年 ——　　1335　 万吨 －9.9％ －8.6％
　　1986年 ——　　1395.9 万吨　 4.5％
　　1987年 ——　　1703　 万吨　22.0％
　　1988年 ——　　1767　 万吨　 3.8％　 5.7％
　　1989年 ——　　1855　 万吨　 5.0％　 6.6％
　　1990年　25万吨 1912　 万吨　 3.1％　 6.1％
　　1991年　96万吨 1988　 万吨　 4.0％　 5.8％
　　1992年 ——　　2099　 万吨　 5.6％　 6.1％
　　1993年 ——　　2016　 万吨 －4.0％ －1.6％
　　1994年　48万吨 2276　 万吨　12.9％　16.3％
　　1995年 ——　　2450　 万吨　 7.6％　 7.8％

　　资料来源：综合历年国民经济计划公报，1982年经济年鉴，1977年以前的数据来自李成瑞《十年内乱时期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1986年系根据1987年增长率倒算所得。还可以看到除了没公布化肥产量的1986年以及相应的1987年以外，1985年以后公布的化肥产量增长率都比计算的要高。1985年和1993年减产也比实际减产要大得多。这正是邓小平匪帮伪造数字的铁证，大概每年公布的产量都比是既要夸大，到第二年就只好悄悄地把去年的数字降低了。从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长期伪造数字无不破也。

　可见在1980年以前增长率还是两位数，尤其是根据邓小平匪帮数字计算结果1977年化肥增长率竟高达38％。但那以后增长速度就大大下降了，1985年竟然还减产率高达9.9％。毫无疑问，1977年到1980年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增长，是由于毛主席建设的大批大中小化肥厂投产的结果。如果不是毛主席引进的特大型化肥厂有一些被邓小平拖到在1980年以后才投产，如果不是许多小化肥厂被邓小平“彻底否定”，如果不是他们劳民伤财的大规划的排挤和弄得能源、动力等十分紧张，以致大化肥厂也严重开工不足，增长率本来还应该更高得多。还有尽管特大型化肥厂有五个被拖到八十年代后才投产，但是化肥生产增长速度还是大大下降了。并不因为投入了这批生力军而保持原来的速度。



　　这在对数图里看得很清楚，总的来说毛泽东时代化肥增长速度很快，1980年后就慢了下来。

　　可是邓小平匪帮却厚颜无耻地记载自己的功劳簿上。如一九七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公报就把我国工业包括化肥的迅速增长归至于“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即反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半月谈1982年第12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情况统计表》，归至于伪“十一届三中”。  

　　1976年上半年是我国七十年代上半年工业生产最好的两年之一，只是唐山大地震才使全年增长不多，这本来已是奇迹了，可邓小平匪帮居然作为批邓破坏生产的“根据”

　　邓小平匪帮又用1976年化肥产量比1975年少了那么一点点大做文章。以此“证明”批邓搞糟了。如：人民日报1978年12月4日《化肥工业跨上跃进马》说：

　　　　我国化肥生产前几年在“四人帮”干扰、破坏下徘徊不前，国家从1974到1976年连续三年提出年产3000万吨计划，但是“三打三千万，三年不过关”，去年一举突破3000大关。实现一年增产化肥960多万吨的跃进。


化肥年产量散点图


化肥年产量对数图

他们企图以此来为批邓的1976年抹黑，把1977年和1978年的化肥产量迅猛增长归功于自己。可根本不能说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士，只能使那些鄙视工农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喝彩。我们且不说邓小平匪帮提供的数据是否可靠。众所周知，1976年是发生唐山大地震的一年，在说1976年的工农业生产时，可以不提唐山大地震吗？事实上，1976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形势非常好。该年首季小氮肥产量比1975年同期增长了50％，三分之二以上省、市、自治区的小氮肥厂都比75年同期增长30％以上，全国小氮肥工业这样大面积、大幅度增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四月份又胜利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据不完全统计1到4月份包括氮磷钾肥增产23％。该年上半年实行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整个七十年代，1976年和1970年是上半年工业生产增长率最高的两年。只是唐山大地震后，才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相反就算邓小平提供的数字没有说谎，在这样大的天灾面前化肥几乎没有减产不是奇迹吗？而且据邓小平匪帮数字，这年工业不但没有下降还有1.3％的增长，邓小平匪帮把这也作为攻击的对象，这就是所谓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我们不能不问，1981年只增加0.6％，1985年减产8.6％难道也是遇到了唐山大地震或者别的更大的自然灾害了吗？根据1987年计算，1986年化肥产量1395.9万吨，比1985年增长4.56％，但是和1984年比还是减产5.8％，还未走出低谷，这算不算有人破坏徘徊不前呢？可邓小平居然可以算“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可见原来是个减产的计划！当初“三打三千万”可是个以3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的计划。而八十年代十年增长率还没有两个30％。邓小平对别人是何等的苛刻，对自己是何等地宽容，自信心又是何等地不足。

　　1974年情况，停工停产的原因，土皇帝阶级的出现，即使如此也比复辟时期好得多

　　邓小平匪帮当然不会放过1974年，据他们公布的数字该年化肥减产8.1％。他们把这归罪于批林批孔。批判二千多年前的政治骗子，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客，被封建统治者捧上天的孔老二就好像掘了他们的祖坟！一九七四年的确有长达七个月的停工停产，但事实是停工停产在1973年就存在了，并在年底达到了高峰。而批林批孔却是1974年春节以后的事，怎么能够把1973年的事归罪于1974年春节以后的批评批孔呢？他们再一次地表现出连最起码的因果律都不懂。原因总是在结果的前面。可他们出于政治需要乱拉因果关系，连原因和结果的孰先孰后也不顾了。我们充其量只能说，起源于1973年的停工停产，在1974年延续了较长的时间。
　　1973年开始的停工停产，主要原因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打倒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后，随着地方工业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地方的土皇帝阶级。这是第二批党内资产阶级，和刘邓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比高一层次。他们和刘邓一伙是有区别的，但在剥削压迫工人阶级上又是一致的。当时工人阶级身受他们的剥削压迫，又不知道其原因，就以停工停产来对抗。这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斗争的低级阶段，说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大革命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矛盾必然会大量地涌现出来。毛主席在文化革命前就说过：“一个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一条黑线出现了，新的黑线又产生又需要挖”。这不就是毛主席预言的实现吗？所以毛泽东主席面临停工停产一点都不着急，相反还在1975年四届人大宪法中提议写上工人有罢工的自由，也果然通过了。——停工停产不就是工人变相罢工吗？工人罢工又是什么了不起的罪孽？正像毛主席说的，可以整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众所周知，自从资产阶级革命后，随着产业革命，工人罢工就跟着来了，只有封建主才会以此作为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实。一切被推翻的反动派都是这样。文化革命后，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出现一些停工停产又有什么可怕呢？同样只有在文化革命中推翻了的反动阶级才会作为反对文化革命的口实。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罢工比，1973年产生的停工停产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谁会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罢工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糟了，生产力受到了破坏的根据呢？相比之下1974年由于停工停产而有些减产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那些抓住工人停工停产不放的人，实际上是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根源不是算在新产生的资产阶级身上，而是算在工人阶级身上，要镇压工人阶级。在这一点上土皇帝阶级和被推翻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是完全一致的。就好像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罢工尽管是对着资产阶级的，可是被推翻的封建主阶级决不会站在工人一边，甚至比资产阶级更认为工人该镇压。毛泽东主席却丝毫没有责怪过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也在经过一段时间停工停产表现了自己的不满后，又恢复了劳动的积极性。邓小平说是由于他在1975年主持国务院工作后，生产才上去的——这是谎言！工业的回升是在1974年8月，而他是在1975年六月底才主持国务院的，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邓小平又一次颠倒了因果的时间。
　　其实在那时有一点停工停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大批的工厂投产了，燃料、原材料、能源、动力、运输都必然紧张起来，加工业停掉一些可以等着它们跟上来。一些工厂停了，另一些工厂投产，所以虽然那时停工停产的面很大，1973年工业增长还很大，1974年停的时间长，也有微小的增长。而且如看建设，1974年正是大批工厂投产的年份。
　　——减产8.1％还都是他们公布的数字，实际情况还有待于核实。据人民日报1974年5月3日文章《以更高速度为农业提供更多化肥》说：该年一季度化肥增产6％，其中氮肥12.2％，1到3月小合成氨厂产量比1973年同期增长14.8％，已占全国合成氨总产量的55％。
　　就是确实减产也不能完全归之于停工停产。许多地方和部门抱怨在燃料、原料、电力和运输上卡他们。至少1975年的抱怨是对着邓小平集团的。还有邓小平匪帮把1975年化肥的高速增长归功于自己，可恰恰他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化肥生产形势最差，十月份邓小平下来化肥就大幅度增长了。这一直延续到唐山大地震。

　　总的来说七十年代我国化肥生产增长极其迅猛，化肥生产能力的增长更是迅猛。可尽管有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大批化肥厂投产，八十年代增长速度却大大下降了，甚至徘徊倒退

　　邓小平匪帮和一切反动派，以及那些看不起工农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抓住1974年化肥减产8.1％不放，闹得沸沸扬扬。可是在整个七十年代我国的化肥生产总的来说增长是极其迅猛的。至于化肥生产能力的增长更是迅猛。邓小平的复辟时期1985年减产8.6％，比1974年还大，1986年也没有拉上来，他们为什么就闭口不谈了呢？为什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呢？那些人就是你跟他们说他们也会不屑一顾。
　　尽管有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大批化肥厂投产，1980年代到1990年化肥总共仅增产55.2％，而七十年代尽管是在拉上坡，却增长到了1980年的五倍多。1980年比1970年增长了988.6万吨，而1990年比1980年只增长了679.9万吨，即使按算术级数来算，邓小平匪帮统治下的经济也根本不能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跃进比。而且如果不是揩了第二次大跃进的油，增长679.9万吨也根本不可能。光引进的五个和自行设计的吴泾增加的合成氨生产能力就是180万吨。
　　据人民日报1987年10月7日《我国建设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在1979到1986年，八年新增生产能力中化肥为316万吨，但是从1979年到1982四年，尽管由于邓小平匪帮和他们大规划的破坏，毛主席引进的特大化肥厂被拖延了，小化肥厂被“彻底否定”，合计投产的新增生产能力也有207.5万吨，可见另四年合计只有108.5万吨。又大大下降，只有一半光景。所以如果竟然说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对建设是什么大破坏的话，那么邓小平匪帮的复辟又该算什么呢？1976年建成投产的光特大型化肥厂就有四个，合成氨生产能力增加就有120万吨。
　　据《“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公报》1986年到1990年，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加的主要生产能力中化肥为124万吨，1990年25万吨就不多，扣除后1986年到1989四年合计为99万吨。又有新的下降。

　　邓小平匪帮产量没上去用词造句却特别夸张，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

　　更荒唐的是邓小平匪帮产量没上去，用词造句却特别夸张，这也是他们的一贯手法。比如：1985年化肥仅生产1335万吨，比1980年1232.1万吨仅仅年递增1.6％，经济日报1986年6月2日竟然称之为《突出的成就，光辉的前景》，作为所谓的“六五成就”来吹嘘。1953年到1978年为23.1％。这六年只能称之为在文化革命带来的新增生产能力大为增加下，停滞徘徊。整个八十年代平均年递增只有4.5％，而这也是在文化革命带来的新增生产能力大为增加下的结果。邓小平匪帮不但没有什么功劳可说而且留下的尽是破坏和罪行。而七十年代，从1970年到1980年平均年递增达到了17.6％，这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留下很多的生产能力，以及1978年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后进行了大破坏的情况下取得的。显然本来还应该取得高得多的增长率。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我国的化肥工业主要就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而大跃进为此作了前期的探索。
　　总之，邓小平匪帮复辟以后我国原来建设的快要投产的化肥厂大的延期了，小的大批地被摧毁了，后来邓小平也没有搞出多少来。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化肥工业投资迅猛增长，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以来极为低下

　　根据杨坚白《论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国家用于农机、化肥、农药的投资额及其在重工业中的比重如下表： 单位亿元

　　　　　重工业投资 其中农机化肥农药投资 比重（％） 平均每年
“一五”　　255.99　　　　 7.58　　　　　　2.9　　　　1.516
“二五”　　666.27　　　　38.27　　　　　　5.7　　　　7.654
63～65年　　201.26　　　　19.68　　　　　　9.7　　　　6.56
“三五”　　524.77　　　　47.73　　　　　　8.0　　　　9.546
“四五”　　920.58　　　　93.38　　　　　 10.1　　　 18.676
76～78年　　657.83　　　　73.16　　　　　 11.1　　　 24.39
52～78年　 3241.63　　　 279.93　　　　　　8.6

　　可见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我国化肥工业投资迅猛增长。至于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以来，究竟给化肥工业多少投资，这方面的数字是很难得到的。但是据人民日报1987年11月7日《十三年与翻一番——到本世纪末化肥工业发展评述》供认，化肥工业发展难度很大，主要表现是发展资金不足。1984年是化肥行业留利最高一年，全行业合计2.6亿元。但生产发展基金仅0.68亿元。而建设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的厂，此时投资最少也需要七、八亿元。也就说全部氮肥生产发展资金集中起来，十年才能建设起一个大氮肥厂。而毛泽东时代，或者说“十年浩劫”仅江苏省每年就要拨二、三千万元建设小化肥厂。又：按邓小平匪帮的政策，当局尽力逃脱经济建设改由银行贷款坐吃利息。这一政策也使得原本以支农为目的而赚钱少的化肥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即使银行痛痛快快贷款，也会因为还贷周期长而使企业不堪重负。这就是我们前面指出的邓小平匪帮上台后新建化肥工业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像这篇文章供认的那样：“如今的化肥工业，不是产品经济时的化肥工业了，它直接受到市场、价格的影响……近两年小化肥市场的大落大起，对化肥工业产生不少冲击就是证明。其实化肥一度滞销，并非化肥‘过剩’，它是商品经济对化肥工业的反馈。农民觉得不合算，买化肥的就少了。”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究竟好在哪里？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一方面压低消费，另一方面发生所谓“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不可救药的痼疾。
　　这儿要指出的是，所谓的“二五”完全是邓小平匪帮制造的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前三年是大跃进，而1961和1962年刘、邓、陈刮了“下马风”，搞了三自一包，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们历来是把大跃进与此一锅煮，无非一要揩大跃进的油，二要把他们破坏造成的损失归罪于大跃进。

　　为1978年大规划引进的四个大化肥厂擦屁股的结果：建设时间特长，达到设计要求特慢，如果不是一上台就收到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红利，这些邓小平匪帮大规划中的项目，是绝对不可能建成的

　　浙江镇海、新疆乌鲁木齐、宁夏还有一个山西化肥厂，是邓小平匪帮在1978年大规划中引进的30万吨合成氨的特大型化肥厂，规模和四三方案中的十三套一样。但建设时间却长得多。
　　据他们的报上说，浙江镇海在1985年才交付使用，总共建设时间七年。新疆乌鲁木齐大致也是那个时候才投产。山西化肥厂一直到1987年7月才进入试生产阶段。据人民日报1989年2月18日《又一批基础项目竣工投产》说，到1988年才正式投产，用了十年。——仅从这儿已经可以看到远不能和毛主席的四三方案比的。四三方案从1972年规划批准到1977年十三套里已经确定有七套投产，还有六套也已经快完工了。
　　可是1978年大规划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还是一个问题。究竟经历了多少时间？究竟用了多少资金，借了多少外债？付了多少利息，一度停止建设后受了多少损失？设备锈蚀了多少？保管费多少？这些都是不允许问津的，也是不会透露的。
　　如人民日报1988年12月4日《化肥工业跨上跃进马》说：

　　　　自七十年代起，我国又陆续引进了17套以天然气、轻油以及重油为原料、年产30万吨的大型装置。现已有14套先后投产，使我国氮肥产量不断增长，跃居世界前列。

　　我们已经知道，毛主席引进十三套已经投产。1978年的大规划邓匪引进了4套，照这样说已经投产的只有一套而决不是三套。而且这篇文章也显然存在用毛主席的四三方案的成功来作为自己成就的目的。
　　就以山西化肥厂来说吧，据说在1988年投产了，可是引进设备存在严重的设计等问题，一直拖到1999年才算全面实现达产达标，于2000年2月22日才正式向国家交工。从1978年算来历经了22个年头，看来必须像愚公移山那样，父亲干不了儿子干，子子孙孙不会穷尽，邓小平的大规划总有一天会完成的。从这儿可以看到，邓小平一伙为了掩盖自己的大规划劳民伤财，还故意把投产时间尽量往前移。镇海、乌鲁木齐都反复报道。而宁夏化工厂，一直到1993年才交付使用。从1983年到1989年，邓小平匪帮在国民经济计划公报中就没有在公布化肥生产能力的建成。一直到1990年才有25万吨，1991年96万吨当有三个30万吨合成氨的大厂。这笔账怎么算只有他们自己明白。一般来说，为大规划擦屁股的工程最早到一九九一年，或许还晚一些才大致算完成。建设时间拖了十三、四、五年。
　　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匪帮在他们的报纸上再说到我国的化肥工业时常常以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来充数，而复辟以来的成就内容空洞。如1989年人民日报10月22日追忆建国四十年来建设成就的文章《发展化工强国富民》再说了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包括十三套特大化肥厂后，说：“十一届三中以后……关停了一批……小化肥、小化工。”——这就是复辟以来唯一值得夸耀的成就？！一直到了1999年五十周年了，又是临近世纪末，工人日报9月28日文章《化工辉煌五十年》再说到伪十一届三中以后时还是内容空洞。
　　而且不能不指出，如果不是“十年浩劫”的大批企业投产，包括四三方案终于全部投产，如果不是许多邓小平刚上台时已建成的企业很快就收回投资，如果不是地方工业大批投产并发挥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被邓小平勒索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总之，如果不是邓小平一上台就收到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大量红利的话，他的1978年大规划中的项目是绝对不可能建成的。他那来的这个经济力量呢？即使如此，在建设过程中，还始终为严重的资金问题所困扰。如1987年，宁夏30万吨合成氨建设中严重缺乏资金，宁夏回族自治区金融部门为了替邓小平挽回面子，擦好屁股上的稀屎，发放了基本建设贷款14000万元。1978年大规划中的许多项目还寅吃卯粮，多次借了外国大量的高利贷才建成的。这些企业还一建成就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如原材料、能源等等，以致有的一投产就必须技术改造。就是毛主席四三方案中的项目也被他们弄得不得不改造。有的厂因为缺乏石油或天然气，只好改用煤，为此投资建造用煤的设备，而原来用油用气的设备就闲起来了。这四个化肥厂究竟用了多少投资一直都是个谜。据邓小平说，八十年代中期建一个30万吨的特大氮肥厂需七、八亿元，当是那时候正常建设的价格。像大规划那样，几上几下的企业绝不至仅这些。
　　这与四三方案在1976年和1977年就大批投产，1980年就有不少收回投资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然而，邓小平匪帮居然有脸吹嘘“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事实上从那以后我国的化肥工业和一切工业投资少了（由于物价暴涨，从数字上看似乎还不低）建成的生产力也少了，甚至大批工厂破产倒闭，被“彻底否定”。

　　建国以来我国基本建设新增化肥生产能力，主要就是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成果，邓小平大建设却没建出什么名堂来

　　据人民日报1989年10月3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伟大成就（图表）》建国四十年里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新增化肥生产能力1422万吨，而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说1966到1976年我国建成投产化肥生产能力686万吨，人民日报1987.10.7.《我国建设领域取得显著成就》说1979年到1986年八年新增化肥生产能力316万吨。其中，1966年到1976年建成投产的占48.2％，平均每年62.4万吨，这还是在1965年留下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建设的。而1979年到1986年八年只占22.2％，平均每年只占39.5万吨，这不但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跃进，我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下的结果，而且我们知道在这八年中建成的生产能力光四三方案和之间建设的特大型氮肥厂就有七个，合成氨210万吨，所以这六年的316万吨大部还是第二次大跃进留下的，本应该更早建成，由于邓小平匪帮的大规划的破坏拖延了，仅1979年建成投产的就占了82万吨。除了这两个时期，还剩420万吨，该是文化革命前以及1977年、1978年和1987年、1988年。建设的。我们至今没有1978年和1977年的数字，而这两年投产的都是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企业，1977年投产的化肥产量特别大，我们已经知道特大型化肥厂就有三个。不知当时邓小平是怎么算的，很可能已经把1976年投产的有两个算到1977年去了，如果这样这年投产的特大型就是五个光这合成氨生产能力就是150万吨，加上小氮肥一百多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设备的大中型氮肥，还有磷肥厂等，光1977年就可能有200万吨，当然实际有两个特大型是1976年投产的。文化大革命以前留下的化肥生产能力不会多，但是1965年产量172.6 万吨，实际具有的生产能力应该大于此数。把这420万吨扣除1977年和文革前，剩给1978年和1987年、1988年的就不多了，怪不得没有这三年的数字，原来是邓小平拿不出手。1978年小氮肥厂估计至少还有一百个投产，就是几十万吨，把这一扣除可以留给和1987年、1988年的就更不多了。依此算来这四十年里新增化肥生产能力1422万吨，主要就是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而邓小平篡权上台后续建的被拖延、被摧毁，独立新建成的不多。大概就是镇海和新疆乌鲁木齐吧！

　　对于1988年及以后十三年邓小平匪帮即不准备再搞大建设，又表现了信心不足，还大叫任务艰巨，即使如此也没有完成

　　那么以后呢？以后邓小平匪帮是不是准备好好地把我国的化肥工业搞个成功的大建设呢？没有！
　　据人民日报1987年11月7日《十三年与翻一番——到本世纪末化肥工业发展评述》说：“化工部门提出：到本世纪末化肥产量要翻一番。……人们会问，做得到吗？应该说任务是艰巨的，但客观条件又是具备的。”
　　——又是夸大其词，艰巨个屁！平均每年仅递增5.5％，按算术级数增加，也不比第二次大跃进的大建设大。何况1987年我国的化肥生产能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许多工厂开工不足。
　　所谓“客观条件又是具备的。”不就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大量遗产吗？
　　该文章不能不承认：“我国的化肥工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已经成为（笔者注：应读为“经过十年来还是”）世界上第三大化肥生产国，其中氮肥居世界第二位。我们既有建设先进的大型化肥生产装置的经验，也有建设各种中小化肥厂的经验。掌握了各种化肥生产技术，全国有一支100多万人的职工队伍，有相应的科研、设计制造力量。”。由于毛泽东时代和有了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丰厚遗产，以至于“我国化肥工业发展速度，在世界各国中也算较快的。三十多年来，年产值平均增长率为21％。”
　　可既然如此为什么制定这样一个速度四分之一的计划还大叫艰难呢？
　　“难度很大。主要表现，一是发展资金不足。”
　　——原来如此！邓小平匪帮已经下定决心不给化肥工业比较大的投资了。十三年中不准备在化肥工业搞大建设了。——其实邓小平早已没有1978年上台时的那种“气概”了。客观上他们把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又要满足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国家财政年年大赤字，也确实没有能力建设了。他们早已把“四个现代化”抛掉了，这原本是篡党夺权的敲门砖，既然权已篡到手，自然也可以扔掉了。
　　可是就是这样对生产和建设大加破坏的人，居然还要攻击为生产和建设提供了大量投资的伟大时代。
　　“如今的化肥工业，不是产品经济时的化肥工业了，它直接受到市场、价格的影响……近两年小化肥市场的大落大起，对化肥工业产生不少冲击就是证明。”
　　——这就对了，你们的市场经济究竟有什么好处，除了使你们自己一小撮“先富起来”，除了孝敬你们的外国帝国主义主子以外，对我国的经济只能是大破坏。
　　附带说一下，邓小平的那个极低速度增长的计划也没有实现。还有当时不但小化肥没有充分开工，大化肥也没能充分开工。

　　尽管邓小平匪帮的严重破坏，我国的化肥工业生产很不正常，增长大大减慢，但是主要由于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第二次大跃进的巨大后劲，我国还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氮肥生产国，生产的氮肥全部加工成炸药足以打十几次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尽管我国的化肥生产受到了邓小平匪帮的极大破坏，增产量和七十年代的17.6％根本不能比，远远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速度，但是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速度比，八十年代平均年递增4.5％还是一个不小的速度。当然毛泽东时代、文化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大建设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不是邓小平匪帮的复辟，理应高得多。反过来没有毛泽东时代，没有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这4.5％也根本就不会有。邓小平匪帮的作用是个大负值。
　　由于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四三方案和小氮肥厂的大发展，邓小平刚篡权上台时，我国就已成了世界上第三大化肥生产国，现在合成氨年产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位。1998年氮肥产量2175万吨。
　　陈云只会玩数字游戏，邓小平更是捏造数字。那些自命不凡的先生完全心中无数，对数字也丝毫不感兴趣，却喜欢夸夸其谈。数字是枯燥的，但是要了解经济心中无数根本不行。为使人们有个形象的了解，我们做个比较。在四三方案全部完工后，我们且不去考虑邓小平匪帮使这些企业不能充分开工，也不去考虑大批的小氮肥厂被“彻底否定”，光看1984年氮肥产量折纯1226万吨。——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把这一年生产的氮肥全部加工成炸药就可以打十几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中，三年里志愿军中共用了二十六万吨的弹药，所需的炸药只要把一个小氮肥厂改造成炸药厂就可以在一年里生产出来。小氮肥厂早已壮大了。


土八路早就鸟枪换炮了，小氮肥由游击战进入了阵地战


　　第二次下马风的失败之二：小氮肥工业早已经不是初创时的样子了，早已由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和阵地战，许多小氮肥比文革以前的大氮肥还要大，土八路早就鸟枪换炮了

　　许多人在那儿大反五小工业，大肆攻击小氮肥厂，可是他们究竟懂不懂得什么叫做五小工业？懂不懂得什么是小化肥厂？
　　他们实际一无所知，光凭想象瞎反一气。就是指个五小工业给他们看，许多人也认不得，还会以为是大工业。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告诉我们，游击战要向运动战和阵地战发展。游击队会组成武器装备良好的正规军。五小工业在大跃进时是游击战，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指九大以前）已经有一些开始向运动战发展了。
　　这当然在上海等最先取得成功的地方开始。1958年刚开始搞小化肥时，上海的小化肥厂设计产量是年产800吨。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经3000吨了，1969年文化革命结束时8000吨，到了七十年代初就是一万吨了。陈云在他的1961年大作中，把一万吨称之为中型化肥厂。以文化大革命前的标准来衡量，的确已经不是小化肥厂，而是中型化肥厂了，尽管还是称之为小氮肥厂。到了邓小平大砍大杀小氮肥厂时，上海的小氮肥厂平均年产量已经达到了两万吨。最少的也是一万五千吨，吴淞、嘉定两厂达到了3万吨以上生产能力。众所周知，我国在大跃进中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的第一个大化肥厂——上海吴泾化工厂第一期工程的年产量是二万五千吨。这不是说，论产量吴淞、嘉定两厂已经不能算小氮肥，也不能算中氮肥，已经是大氮肥厂了吗？上海的小氮肥已经从游击战经过运动战进入了阵地战了。
　　上海做得到的其他地方应该也作得到，据人民日报1980年1月15日《小资料：小氮肥工业》说：1979年底，全国1533个小氮肥厂，年产合成氨万吨以上的已有200多个。这就是说进入运动战的已经不少了。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一伙居然还举起板斧对小氮肥大砍大杀，大加攻击。显然他们反对小氮肥已经不是由于它小了，而是出于对于我国的工业和经济建设的刻骨仇恨，以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现在幸存的小氮肥厂年产3万吨已经不稀罕了。前面不是说过丹阳也已经有三万五千吨的生产能力了吗？而这还是在邓小平匪帮大肆破坏下的情况。浙江开化县化肥厂，1970年投产的3000吨合成氨装置几经改造生产能力达到3.5万吨。绍兴化肥厂建于1964年年产5000吨合成氨，现达4.2万吨。湖南省华容县氮肥厂始建于1970年，设计能力年产合成氨3000吨，产品为农用碳酸氢铵，经过逐年的扩大生产和技术改造，已形成年产2.5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建于1966年4月的岳阳化肥厂也是年产3000吨合成氨的小氮肥厂，产品为碳铵。经过不断的技术改造，合成氨综合能力更是达到8万吨。一九七〇年建设的江苏沙河化肥厂也达到年产8万吨合成氨。这已经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型氮肥厂了。
　　据说我国最后投产的一个小氮肥厂，现在已经能够年生产30万吨合成氨了，成了特大型的氮肥厂。该厂原来计划生产硝酸铵，正在建设时，邓匪篡权上台要将其“彻底否定”，厂干部和职工反对下马，将其改造成为小氮肥厂。这使它成为全国建设的最后一家小氮肥厂，以后在邓小平匪帮统治下又几次濒于绝境，但是经过干部工人的不断改造创新，合成氨能力从1万吨变成2万吨，从2万吨变成3万吨，又从3万吨变成6万吨。进入90年代以后，竟然扩大到30万吨，人均合成氨生产能力创造了全国一流水平。该厂成了可以和外国引进的特大型化肥厂平起平坐的企业。
　　由于四三方案的巨大成功，出现了年产30万吨的特大型氮肥厂。按照邓小平匪帮上台后制定的新规矩，特大型改称为大型，原来的大型改称为中型。按这个标准，1997年，我国中氮肥的合成氨生产能力达600万吨, 约占全国总能力的18％，一般合成氨为年产6到8万吨，尿素为13万吨。而一批小化肥企业规模已经达到了这一水平，被邓小平们升级为中氮肥厂。加上这些小氮肥厂，全国中氮肥厂约有100家，总计合成氨能力1000万吨左右，占全国合成氨能力的26％，尿素生产能力约占全国总能力的40％，成了我国氮肥行业的主要力量。小氮肥的实力实在不可轻视了。小氮肥的膨胀能力是极大的，这是因为它培育了技术力量，普及了工业知识，另外随着地方工业的发展，设备生产能力的加强，改造小氮肥厂和对小氮肥厂的挖潜能力也大大提高。小氮肥工业向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发展，是和地方工业向运动战和阵地战发展同步的。
　　按照《化肥工业》2000年第一期，《21世纪我国化肥工业的展望》说目前我国有“小氮肥厂800多家，占总生产能力的52％”而1998年全国合成氨的产量是2340万吨。以此推算，平均每厂约一万五千吨，合计产量是1200多万吨，折算为氮肥（按100％有效成分算），大约1000万吨。尽管又有工厂大批摧毁，但是产量比1982年的838万吨，又见增加。由于开工不足，1998年我国实际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吨，将近4000万吨。如依此算，即使不考虑小氮肥开工不足必然比大中型企业严重得多，也可以算出如果开足马力，我国的小氮肥工业平均年产能力已经超过了两万吨。——这还是在邓小平匪帮的严重破坏和压制下取得的。显然，没有这种破坏成绩将大得多。
　　许多人对我国的经济状况实在一无所知，却还在那儿自作聪明地大发议论。他们一直把我国的五小工业称之为“小生产方式”、“土八路”，实在不知道“土八路”不但能打仗，而且早就鸟枪换炮了。真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谓魏晋。他们一直认为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后，我国还是一穷二白，或者经过了两次“极左”破坏更穷了。实在是无知到了极底。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推动下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国各地办化肥厂早已经人才济济今非昔比了，就是靠这些我国才有了后来小化肥厂有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没有大跃进、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有大批的小化肥厂，就是有也开动不起来，更不能使得它们走向阵地战，变成大化肥厂。
　　当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走了二万五千里路，剩下二万五千个人。但是在1955年评军衔时，出现了十大元帅、十个大将、五十多位上将，二百多位中将和八百位少将，良将如云，合计一千多位，身经百战，真可以为人才济济。何况还有更多的校级军官和数不清的尉级军官。
　　这一大批人才是从那儿来的呢？如果按当初二万五千个人来计算，至少每二十多人就要出一个将军。自然还有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还有陈明仁、董其武、曾泽生这样的国民党起义将军，抗战时也已经有东北军过来的吕正操。但是大多数人才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这无异议。主要就是出自抗战开始时的四万人，大致上不到一个排就要出一个将军。这些人才的出现，相当大的程度上的归功于八年抗战的游击战争。就是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中培养了不少人才，甚至有的三八式也当上了将军。校级军官和数不清的尉级军官。更主要出自于抗战。就是这班人马到了抗战后期逐渐转入了运动战，而到了解放战争时主要就是打运动战了，没多久又转入了阵地战。天下打下来了，人才也培育出来了。不少将军是从目不识丁的农民在身经百战后锻炼成长的。后来当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原是不识字的农民，空军司令出身于放牛娃。蒋介石拥有大量从军校里深造出来的军官以及八百万军队就是被这班人马消灭的，也就是这班人马，还在朝鲜以极端劣势的装备打败了火力凶猛的“联合国军”。经过朝鲜战争，共产党的军队更能打现在战争了。
　　现在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看到的完全是相同的情况。毛主席虽然已经逝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虽然已被“彻底否定”，最后的结果却是毛主席的土八路不但还在并且已经成了庞大的正规军，攻击“小生产方式”的邓小平匪帮终究将被淹没。嘲笑土八路太土、太小是难免要被土八路消灭的。
　　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和生产者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生产者是第一生产力。从“小生产方式”里锻炼出来的生产者，生产出了大量的物资和资金，这些物资和资金用于积累，或者说各地的小工业体系为自己生产出了日益高级的生产设备，又到了这些生产者手里，进一步自己武装自己，就使得原来的小生产变成了大生产。不仅如此，马克思告诉我们，工业革命不但创造出了埋葬封建阶级并终究要埋葬资产阶级的武器——大生产，而且相伴产生的工人阶级又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都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次下马风的失败之三：历史的结论：九十年代中期小氮肥厂的作用终于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承认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终于小氮肥厂的作用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承认。
　　1995年7月7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小化肥功不可没——化肥问题追踪之一》：

　　　　这个问题争论有很长时间了。小化肥主要指碳铵。肯定则认为小化肥弥补了我国化肥短缺，解决了粮食生产急需用肥矛盾。否定则认为小化肥规模小、能耗高、效率低，应该淘汰。
　　　　小化肥在中国是独特的行业，独特的产品。具有独特的历史，占有独特的优势。……发达国家没有，发展中国家少有，中国小化肥产量之高，覆盖面之广，使用量之多，占化肥总产量比例之大，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含氮低）但作为农作物底肥，小麦早期追肥，碳铵优于其他化肥。
　　　　小化肥曲曲折折几经周折才得以发展。……小化肥的作用今天依旧不可替代。使用碳铵不仅节省投资而且效果不比用尿素等大化肥差。一个既有经济效益又方便农民却曾受冷落的“小化肥”行业，今天却依旧展示了自己强大的生命，这本身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还是要立足于中国国情。立足于中国农业发展水平考虑问题。
　　　　丢了小化肥进口洋肥合不合算？立足中国农业发展需要重新计算中国化肥生产，可以说，国产化肥总量上是可以满足我国农业生产的需要的，只需进口一部分调节品种，弥补短缺。
　　　　国际市场上化肥从去年30美元每吨一直攀升，近期散装离岸价已达256美元每吨，不计算任何费用，到岸化肥就超过了2176元（人民币）每吨。到了农民手里时，几个省价格至少达到2400元每吨。而且还是地方政府财政补贴之后的价格。
　　　　近几年每年进口约3500万吨标肥，耗汇20多亿美元，国家还要补贴60到70亿元。1991年进口4600万吨标肥，花汇32.3亿美元，占当年国产化肥产量的47.4％。计划外进口冲击了国内化肥生产企业，致使一大批已经形成规模的小化肥企业被迫停产或转产其他化工产品。大化肥生产企业则将中间产品合成氨尽量先满足那些市场看好的甲醇、硝铵等化工产品。消化不了的合成氨采用于生产尿素。
　　　　93年上半年因进口尿素、磷铵的严重冲击，国内几个大化肥厂，铜陵、大连、南京及云南重钙等被迫停产，新投产78个小磷铵厂开工生产的不足10个。

　　这是历史作的结论。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匪帮大砍大杀的时候，已经有人喊出了“小化肥万岁！”。
　　回过头来再一次看，难道被砍掉的一千家小氮肥厂真的就是罪该万死吗？如要说“问题”，1961年上海的小氮肥厂几乎被砍掉时，问题比它们还多、还严重。可是二十年以后，平均产量达到了二万吨，这还是在邓小平匪帮大肆攻击破坏的时候。如果它们不砍掉，也经过二十年，且不说我国已经有比六十年代初好得多的条件，不说各地方工业已经强大得多，也不说已经有上海的经验，还不说上海的厂初建时都是八百吨而它们大多三千吨——那么不至少也可以发展到二万吨吗？或许还用不了二十年。一千个厂就是二千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不相当于国家引进67个特大型的化肥厂吗？其投资在七十年代也需将近二百亿，八十年代则是五百亿，在现在就不知多少亿了。而二十年，不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吗？二十年和二万吨还是很低的要求，实际完全可以更早或达到更大的成就。

　　第二次下马风彻底溃败：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一伙再一次地表现为贪天之功为已有，小氮肥竟成了他们支持下建立的，骨子里却还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可是一旦成了成绩就有人出来据为己有，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如陈云是众所周知反对小氮肥的急先锋，可是1995年4月17日《中国化工报》《化工界回顾陈云同志对我国化肥工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竟然如此说：

　　　　60年代初，我国自行设计的年产800吨合成氨小型厂试车还没有成功。陈云同志……对于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亲切的关怀。1960年11月18日，陈云同志在视察上海化工研究院小型合成氨装置后说：“看来800吨是好的，将大化小”，“想出这个办法的人是绝顶聪明的，应当得勋章”。同年7月21日，陈云同志在北戴河曾说过：“小合成氨有两大革命，第一，不需要氨加工”，“第二，这些小设备各省市都可以制造”。……他嘱告化工部领导，每月向他作一次800吨小合成氨厂试车情况报告。同年10月30日，陈云同志详细听了化工部技术人员关于小合成氨厂试车经验交流会的汇报。对于进一步修改小合成氨厂的设计，陈云同志提出了明确的方针。陈云同志说：“在修改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到下面一些条件，一是大量的（指全国可能要建上千个厂）；二是建设在农村，技术人员少，使用机器的是农民；三是外部协作条件差。”陈云同志还比喻说，小化肥厂……陈云同志用自己的话说……按照陈云同志这些指导思想，技术人员多次改进了设计和设备。许多厂可以出合成氨了，陈云同志又嘱告……在陈云同志的指导关怀下，经过广大职工努力，小合成氨厂逐步过了技术关、经济关和原料关，后来全国发展到一千多家，产量占化肥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还多，有的小合成氨厂像陈云同志视察过的安徽合肥化肥厂，已经发展成为大型的综合化工企业。
　　　　在陈云同志的指导关怀下，我国从60年代初开始，……在各地建成了一千多个小型化肥厂，……

　　看来小氮肥的优点不仅不是“缺乏根据的”，竟然都是陈云提倡总结的。一千多个小氮肥企业也不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极左的产物，竟是陈云一手创建的。攻击五小工业“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也与陈云无关。那么这本《陈云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第108页《加速发展氮肥工业》一定是有人冒充陈云的名义制造的伪作！
　　邓力群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出来说清？“陈云同志说小氮肥不能搞”究竟是他自己造陈云的谣呢？还是说出了陈云的本意。如果真是他造陈云的谣，那为什么陈云居然长期没有出来辟谣，吹嘘陈云功绩的“化工界”先生们为什么当时不出来辟谣，现在在歌颂陈云对小氮肥的功绩时也不辟谣，好像从来未曾有过“陈云反对小氮肥”那样。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石油化工志》则有如下的奇文：

　　　　全国最早建设的小氮肥厂之一合肥蜀山化肥厂建成试产，被化工部评为小氮肥基建红旗单位……邓小平、陈云……等都曾到该厂视察、殷切期望把化肥生产搞上去，给化肥战线广大职工极大鼓舞。

　　邓小平也忽然成了小氮肥的积极支持者。不知道在他上台后，砍掉一大批小氮肥厂是谁干的？大概也是林彪和“四人帮”吧？！
　　真正厚颜无耻到了极底！
　　这些人得了健忘症了，而且要全国人民都得健忘症。他们自己说过的攻击小氮肥的话都可以不顾。早已经有人说过，他们的话人们必须绝对相信，也只能在当时绝对相信，过后就必须把它遗忘。不然就像孔老二给少正卯开列的罪状那样，“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顺非而泽，记丑而博”就犯有死罪。贪天之功占为己有是他们的本性。
　　他们对地方工业、中小工业和土洋结合的扼杀本质上也没有变，为此他们忽然把小氮肥工业和其他中小工业对立起来，在大肆攻击地方工业和五小工业“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同时，说什么：“小化肥厂的工艺基本上是合理的，不是什么‘土法’”。
　　——历来他们把五小工业一锅煮、一起攻击的，忽然现在把小化肥从五小工业中开除了出来。小氮肥厂成了唯一按科学办事的了。四十多年来关于五小工业的争论中，小化肥是受到攻击最最严重的一个，邓小平匪帮上台，也是受到摧残最最严重的一个，仅次于小钢铁厂。在争论中不论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小化肥都是双方公认的小土群。现在成功了，没有见到当初的反对者做一点自我批评，反而把它从小土群中开除了出来。好像当初仅仅是拥护者才把它作为“土法”的，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历来把它作为“按科学办事”并与其他五小工业区别的。
　　首先把土法和科学对立起来就是无端强加给地方工业、中小工业和小土群的罪名，土法生产本身就是按科学办事，只是让工人们来掌握科学，发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起步。不但小化肥，而且小钢铁、小水泥、小机械、小水电都是这样。当初倒是刘邓高度垄断资产阶级、陈云一伙以及一切反动分子在反对五小工业、地方工业及土洋结合时把它们全都打成了“不按科学办事”，而拥护者则坚持土办法并不等于不科学，五小工业就是按科学办事。
　　这些出尔反尔的先生们，现在终于不能不承认小化肥是按科学办事后，却把它和其他五小工业、小土群对立起来，“理论根据”就是小化肥是在侯德榜亲自指导下搞起来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犯下了好几重错误。
　　第一；侯德榜专家当然是有巨大贡献的，他的工艺是生产碳铵。但是小化肥刚起家时并不是使用侯德榜的办法，也不是生产碳铵，而是生产氨水。仅这一条就显示了这些贪天之功为己有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是多么的荒谬了。其他小氮肥厂使用老工艺也取得了成功，如嘉定厂最先过了经济关。
　　第二：当初是谁反对侯德榜专家工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当初一些小氮肥厂生产氨水，另一些小氮肥厂使用侯德榜工艺生产碳铵。由于工艺需要一个发展成长时期，一时出了一些问题，侯德榜法就受到了他们的大肆攻击。不但全国的小氮肥厂大批地被砍掉，幸存下来的在他们的反对下也纷纷改用老工艺，唯有江苏的丹阳厂才坚持了下来。丹阳厂的工人每天爬上爬下取得大量数据，最后才使得侯德榜的工艺取得了成功。以后逐步推广到了全国其他的小氮肥厂，并且在新建的小氮肥厂中普遍生产碳铵了。邓小平匪帮刚上台时利用许多地方农民不会使用碳铵，加上有些地方把碳铵的价格定得过高，农民觉得碳铵不肥。他们就以此继续大肆攻击小氮肥厂，实际也是对侯德榜的大肆攻击。不是别人，正是丹阳厂的工人、后来全国各地小氮肥厂的工人、加上各地农民学会了碳铵的使用，才使得侯德榜的方法的激烈攻击扼杀下成长起来站稳了脚跟。前面说过小氮肥厂是在毛主席、柯老和周总理的支持下成功的，但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奴隶们创造历史，那是从组织角度来说，同样从技术角度来说不是侯德榜这样的英雄创造历史，也是奴隶们创造历史。如果没有广大的工人农民，侯德榜法的工艺再合理，也早就被高度垄断资产阶级、陈云一伙和一切反动分子破坏了。
　　第三，难道地方工业、五小工业和小土群中只有小氮肥才有侯德榜那样的科技人员的支持建立起来的。其他五小工业也有一批积极参加大跃进和其他祖国的建设事业的科技人员的参加。诚然许多五小工业起家时一个科技人员也没有，在讲水泥时我们将举个例子，七个贫下中农白手起家搞小水泥厂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极大的规模，但是这不等于完全没有革命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在那火红的大跃进时代，广大革命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也投入到了这个运动之中，并且献出了自己的才智。为大跃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那时报刊杂志书籍上对各种工业技术的介绍，而没有这一些也就没有七个贫下中农起家搞水泥厂。报刊是知识分子办的，介绍各种工业技术的是科技人员，那个年代还有不少革命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深入下层到工农中去和工农相结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样的知识分子人民群众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和工农对立起来。倒是邓小平匪帮、陈云一伙和一切反动派总是要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对立起来。这些以前激烈反对侯德榜法的人，现在忽然想起了侯德榜，不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硬把侯德榜和工农群众的土办法对立起来吗？
　　第四：他们的意思是由于小氮肥厂是采用复杂的设备和工艺，所以不是土办法，必须把它们从五小工业中开除出来。可是其他五小工业难道设备和工艺就不复杂吗？发电厂难道就不复杂？小水电和大水电在原理上是完全一样的。钢铁厂实际上也是一种化工厂，小钢铁和大钢铁在原理上也是一样的。机械厂的设备那就更是多种多样了，比如生产拖拉机的地方农业机械厂工艺实际上比化肥厂更复杂。而且地方上的小机械厂也不仅仅生产农业机械，它们还负责为地方建立自己的工业制造设备的任务那就更复杂了。
　　第五：小化肥厂的各种复杂的高温、高压、防毒、防腐蚀的设备不是别的，正是各地的工人采用各种土办法造出来的。制造它们的地方小机械厂也是使用的土设备。
　　第六：在我国不但小氮肥厂，就是大氮肥厂的建设，也使用了土法的。前面已经说过我国原来没有大型精加工的机器，工人们发明的土办法“蚂蚁啃骨头”首先就是用到大化肥厂的建设上。小土群早已经浸透了我国的工业，如果“土法”绝对地坏，那看来就只有把我国的全部工业“彻底否定”了。邓小平匪帮刚上台时就是准备这样干的。那个时候我国的大庆油田、第二汽车厂、三线建设也受到攻击，甚至连鞍山的两座我国最大的高炉他们也要拆掉，从日本进口大高炉来。——顺便，这儿再说一件尊重中国实际情况的知识分子的功绩，邓小平匪帮企图砍掉全国的全部中小钢铁厂和鞍钢的两座大高炉受到了鞍钢的总工程师周传典的坚决反对，他说他是从解放前的鞍钢走过来的，知道那时我国的钢铁工业情况，现在有的人在我国家底大了后说话的口气也大了。他跑了全国所有的三十多个中型钢铁厂，它们无论设备还是技术力量都比解放前的鞍钢高得多。因此不但鞍钢的高炉不能拆，中型钢铁厂也不能拆。——笔者虽然经常地要痛骂那些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而又什么知识都没有却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但是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笔者从来就是记得他们的。毛主席也说过：“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第七：按他们的说法，小氮肥成功了就是按科学办事，其他不成功就是不按科学办事——这就更荒谬了。在五小工业中，最最成功并且在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极其庞大规模的并不是小氮肥。现在小氮肥产量不过比八十年代初有一定的增加，厂的数量大大减少了，大多数厂被邓小平匪帮“彻底否定”后至今没有恢复。最最成功的不是别的，而是相对来说工艺简单得多，对设备的要求也低得多的小水泥厂。尽管邓小平匪帮拼命地砍，小水泥厂在数量从来就没有减少过，每砍掉一批，就又会有一批投产或复产，最后越砍越多砍不胜砍。现在许多小水泥厂已经比原来的大水泥厂还大了，小水泥厂产量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以至于把大水泥厂完全淹没了。小钢铁厂也是一样。
　　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一伙虽然贪天之功为己有，但是其反动阶级的本性是不会变的。对小氮肥的扼杀也没有因此停止。按他们的说法，小氮肥不但不应该努力提高，不应该向阵地战发展，不应该把被他们扼杀的厂恢复发展起来，而且还是必须淘汰的。在不得不承认小氮肥厂功不可没的同时，到处都是一片必须淘汰、尽快淘汰的声音。

　　不管邓小平匪帮和陈云一伙如何厚颜无耻，总算说明了大跃进搞小氮肥厂是完全必要的，是巨大的功绩，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小氮肥如雨后春笋地爆发出来，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功绩，而1961年的“下马风”以及复辟以后对小氮肥的大砍大杀是对生产力的大破坏。没有大跃进，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国的化肥工业。

　　不过不管他们如何厚颜无耻，总算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跃进的时候，搞小氮肥厂是完全必要的，是巨大的功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小氮肥如雨后春笋地爆发出来，是生产力的大发展，也是巨大的功绩，而1961年的“下马风”对小氮肥大砍大杀，是极大的犯罪，伪“十一届三中”以后对小氮肥的大砍大杀是极大的犯罪，是对生产力的大破坏。没有大跃进，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国的化肥工业。他们要淘汰小氮肥厂，他们至今还在继续犯罪。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们已经不能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的任何积极性，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已经完全没落、完全腐朽、完全走向反动，只要他们这个反动阶级还存在就一直要犯罪下去。他们只是一个有待于清除的社会垃圾。


毛主席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群犬吠日纯属徒劳


　　展望：如果不是邓匪复辟破坏，我国氮肥工业的前景

　　现在我们来看，如果不是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发生了邓小平匪帮的复辟和破坏，或者虽然毛主席逝世了，我国仍能够按他的既定方针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氮肥工业将会怎样？
　　首先，小氮肥工业必须发展巩固，决不能大加摧残。但是另一方面建设小氮肥工业的高潮确实已经过去了。我国在1966年有2125个县和旗，约两百个专区和州。最大限度，每个县只需建设一个小氮肥厂就够了，这样就是2125个，或许每个专区需要一个重点厂做示范，那么再加200个。所以最大限度只需2300多个小氮肥厂就可以了。而在1978年我国已经建成了1534个，1978年还是邓匪大批“小生产方式的年份。加上当时在建的就算1800多家吧，那么尚需再建的就只有500家，加上在建的如果已是2000家，那么最多只需再建设300家了。建设小氮肥的高潮确实过去了。今后的主要工作是巩固和挖潜、革新、改造，扩大生产能力。有些成本高的小氮肥厂当然要向效益高的老厂学习，把成本降下去。——不过这不能保证小氮肥不再亏本，只要他们的成本一下降，恐怕国家又要大大降低化肥的价格，让利给农民。但这不是坏事。反正都是国家的，君足，民孰与不足？农业好了，与国与民与工业都是好事，小氮肥合理亏本国家给他们政策性亏本补贴就是了。就是有些厂不是合理亏本，那也是领导的问题，如果领导水平低，加紧培训，如果品质问题撤换他们，另换好的。上海江苏的小氮肥搞得很好，许多厂如上面说的四川蓬溪搞得很好，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搞好？
　　上海只用了二十年平均产量就达二万吨以上，且不论尚未建的，如果已建成和将建成的厂1800多个，也经过二十年达到二万吨，那么光这1800个厂就可以使我国的合成氨能力达到3600万吨以上。这些厂有的是在1966年建的，有的是在1976年以前建的，一般都应该在1980年以前建成，那么过二十年，对1966年建的厂就是1986年，对约1400个，即大多数1976年已建成的厂来说就是1996年，其余在2000年以前就应该达到这个水平了。
　　实际上应该更快，因为已经有了上海等地的经验，上面还没有考虑上海等地已经达到一万吨、二万吨、三万吨的工厂继续扩大生产能力。也没有考虑到尚需建设的一些厂。因此实际上用不着到2000年，我国的小氮肥就有十分地把握达到四千万吨以上的水平。就是五千万吨也不是不可能的，平均下来每个厂还不到三万吨。再将来如果全国有了二千多个小氮肥厂，平均每厂达到五万吨呢？八万吨呢？三十万吨呢？——那就不敢想象了。
　　再看大氮肥厂。应该指出在四三方案引进四三个特大型氮肥厂后，不应该再重复引进了，对外国的技术应该既学习使用，又批判改革创新。既然我国1973年就开始自行设计特大型氮肥厂，于1975年破土动工，1979年试产，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今后必须进一步地提高创新，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特大型氮肥厂。——当然，如果外国又有了新的发展，那就还可以引进设备或技术，但不依靠引进以解决产量问题。也就是说像四三方案那样一下子引进十三个的时代过去了。不仅如此，我们有了建设大中小氮肥厂的经验，如果对特大型氮肥厂还有了创新，为什么我国不可以出口大中小氮肥设备赚取外汇呢？我国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肥设备出口国。
　　那么产量呢？如果还是以小氮肥厂的产量占全国60％计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合成氨工业至少应该超过六千万吨，甚至可以达到八千万吨。
　　这样到2000年，不管论产量、论农田氮肥使用量、论氮肥生产能力还是论化肥设备制造技术和制造能力，我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谁说我国在2000年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这需要一个毛主席那样的好领导和领导班子，需要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可是这一切都被邓小平匪帮的篡权复辟破坏了。

　　毛泽东主席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一定将为全世界所公认。对他狂吠的群犬，如陈云之流说他“建设有过、文革有罪”，显得多么的渺小，多么地无知，多么地可笑。

　　“想出这个办法的人是绝顶聪明的，应当得勋章。”——如果要问究竟是谁提出了搞小氮肥和其他五小工业，那么谁都知道，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两条腿走路，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果说谁是绝顶聪明的人，那首先就得推毛主席，至于具体设计制造小氮肥厂的人，都不过执行了毛主席的经济建设思想。小氮肥功不可没，正是毛主席功不可没，如果要发勋章，那么首先应该得勋章的正是毛主席。可是，不是别人正是那个陈云，给毛主席下了一个“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的结论。为反共极右派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分子提供了口实，流毒全世界。
　　毛泽东主席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最先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提出要大中小相结合，到了1963年在总结了国民经济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尤其是大跃进的经验后，又提出了今后我国分两个时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案。也就是包括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分三步走实现我国工业化的方案。这些都是伟大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从正面的实践，和陈云、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面破坏中，得到了证实和考验。
　　马克思早就揭示，人们在从事生产的同时也生产着他们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都反过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就会逐渐地不适应生产力了，并且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使得改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成为必要，同时又创造出革命的武器和使用这一武器的社会力量，于是革命不可避免。经过革命，改变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使得能够适应生产力，于是社会生产力解放，得到了大发展。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不但总是要产生新的社会矛盾，而且总是要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这一剥削阶级不同于已经被革命推翻的旧的反动阶级，一开始对发展生产力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性，可随着生产力发展，逐渐地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阻力，成为纯粹的消极力量。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又创造出一个新的劳动阶级，这一劳动阶级不愿受新产生的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他们要革命。生产力的发展也提供了革命的条件和武器，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爆发革命，推翻已经成了完全多余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得社会生产力继续前进。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可抗拒的规律。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都是受这一规律支配而发展前进的。一般来说，革命阶级对于他们自己究竟要创造出什么样的生产力往往是不清楚地，革命的直接动机倒不是要创造新的生产力，而是要推翻腐朽阶级对他们的压迫剥削。革命成功后，他们不自觉地运用着上述规律，使得生产力得到了大发展。
　　恩格斯说过：“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可是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没有能够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做过。斯大林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十月革命后，他第一个提出：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帝国主义封锁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而当时无论托洛斯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都说不能。正是斯大林战胜了这些反对派，才使得苏联迅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并且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在二十世纪除了后来的中国以外，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这样大的经济发展。这使得斯大林成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和毛主席比就稍逊一筹了。因为斯大林同志不过在十月革命后，不完全自觉地运用了恩格斯说的规律。他和反对派的斗争不但在一开始十分宽容——这是正确的，但是也没有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有充分的估计，因此在布哈林等人“永不翻案”后就宣布阶级斗争熄灭了。一般来说，无论托洛斯基还是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都不是新产生的剥削阶级，他们充其量是旧剥削阶级在共产党里的代理人。随着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出现了新的社会矛盾，新的剥削阶级，斯大林同志一方面和他们作不调和的斗争，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没有真正认识到出现这些矛盾的根源，也没有找到解决矛盾推动生产力新发展的办法。——当然我们也不能对他苛求，斯大林同志归根结底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物，资产阶级的任何大人物都根本没法和他比。
　　可是毛泽东主席不但在一次大革命以后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而且在因此出现了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剥削阶级——刘邓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后，能够正确地运用历史发展规律，在适当的时机，运用生产力发展创造的武器，主动地领导生产力发展所创造的革命阶级，发动了一次新的革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动地有计划地改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推动了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一次大革命前，能够认识到革命后所要创造的是什么样的生产力，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别的不说（也不仅仅如此），用文化大革命来解放地方，推动地方工业的发展，包括小氮肥工业的发展，这一思想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十分明确的。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运用，他归结为六个字，那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归根结底又可以归结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基本经济规律可以归结为“利润挂帅”，而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规律，可以归结为七个字“备战、备荒、为人民”，当然毛主席也是在学习斯大林同志的伟大创造后才有自己的新发展的。
　　毛泽东和斯大林不愧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个经济学家，其他人都不足道。
　　毛泽东主席不单是伟大的军事家——这已经为世界所公认了，他的军事思想正在为第三世界广大革命人民所学习，所运用。但是他也为中国这个第三世界最贫穷落后的大国，摸索出了一条经济建设路线。这中间有许多规律性的东西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点，也将为第三世界广大人民所学习，所运用。就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对此也有可学之处。不要看现在群犬吠日，他在我国经济建设上的伟大功绩，现在国内外已有不少人有所认识了，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也将为全世界所公认。相比之下，对他狂吠的群犬，显得多么的渺小，多么地无知，多么地可笑。

　　在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中，不少地方基层干部拥护毛主席发挥两个积极性的路线对经济建设有过功劳，即使现在大多数已经成了土皇帝，还是地方工业、小氮肥等能够在邓小平匪帮的严重破坏下幸存、坚持和壮大的组织者，而邓小平匪帮和陈云只有破坏，没有任何积极性

　　邓小平匪帮在由他们的走卒邓力群起草，并经过他们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不得不勉强地承认：“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并且说“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复辟上台后取得了什么“大得多的成就”？通过上面所说我们已经知道，如化肥工业和其他经济建设和生产上的伟大成就正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这一切。邓小平匪帮上台后带来的只是破坏，使得本应及时建成的工厂拖了很长时间才投产，大批已经建成的生产力被摧毁，应该取得的成就没有取得或者拖延了时间才取得。邓小平的“大规划”大建设完全劳民伤财，挤了第二次大跃进的，自己也建不成。后来过了很长时间终于建成也不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是为邓小平匪帮挽回面子，而且正是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取得的大量红利，作为资本建的，大量地拿去孝敬外国主子了。
　　邓小平匪帮的决议又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经济成就是什么“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才取得的。这又是不顾事实的胡说八道。
　　他们应该明白，他们自己正是被人民群众推翻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革命推翻的，当时的局势是爆炸性的。至于“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那是七十年代中期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却还没有完成，社会已经十分疲劳，而大量新的矛盾涌现后的事，而且也不是指工农。一开始真正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只是极少数人，而且正是这些人才是煽动经济主义妖风、正是这些干部脱离生产指挥岗位、也正是这些人挑动和直接发动武斗破坏经济和生产的。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大夺权，各地的权力一度都到了文革派手里，至少在后来从中央到地方权力都到了拥护打倒刘邓路线的人手里，哪怕他不赞成群众造反，一度镇压过“以下犯上”。既然如此，那么按邓小平匪帮所说，好像那一时候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和政策无关，是在没有人组织指挥下自然地取得的。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别的不说正是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才有地方工业的大发展，才有小氮肥的大建设，这一方针得到了大批地方干部的拥护，地方工业的直接地正是在他们组织下大建设的。哪怕他们一度看不得“以下犯上”镇压过群众的造反。如上海的马天水在经济建设上很有一套，这是为人们所公认的，邓小平匪帮篡权后，没有一个人在上海搞得比马天水好，可是马天水镇压过群众造反并因此上过批斗台。其实文化大革命也是对不少地方干部的大解放，尽管有的人自己不参加文化革命还镇压革命，但在文化革命以前他们发展地方经济的抱负一直受到压制，而文化大革命打到了刘邓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他们得以一展洪图了。就是邓小平自己能够出来也是做了“永不翻案”的保证以后。他自己也一度不得不按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做过一些事，比如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就是正确的。这一讲话反对所谓“跨国公司”、“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闭关锁国”，就是“排外”了。
　　——从这儿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只能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从中央到地方某些领导同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多数地方和基层的干部还是必须解放出来。即使他们做了拥护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的亮相后，一上台还是和造反群众格格不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毛主席还是没有立即打倒他们，也不应该在时间没有成熟时，发动打倒他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在《军政府的末日》里我们说过：“对‘四人帮’必须重新评介。说得一无是处是完全荒谬的，应该正确评定功过，分析他们兴起、发展、全盛、衰落的历史根源。就以张春桥为例……平心而论不是一点好事都没作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功大于过。且不论与刘少奇、邓小平的矛盾应该怎样评介，光在经济建设上就有杰出贡献。上海在六六至七六十一年中，国家极少投资，工业却猛增一点三倍，经济效益居全国首位，以至邓小平、陈云上台不久还搞了一个学上海的运动。如果把这仅仅归功于上有中央，下有群众，甚至归功于批极左，是说服不了人的。独立战争以来，地方经济的组织指挥都归地方。没有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革会，没有他重用的‘卖身投靠的老干部’马天水等人，难道上海的成就是在无组织无指挥下取得的？解放以来最成功的引进项目金山石化总厂，就是在人称排外的上海帮主持下建的。”
　　——这一些难道他们能够否定？对于金山石化总厂，邓小平匪帮在点火问题上大做文章，但难道就能说明张春桥他们对金山工程是专搞破坏的吗？这不过是极不起眼的小事。张春桥他们要在9月28日点火，有人反对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质量还得检查。就算这件事上张春桥他们错完了也是极小的错误。何况最后还是同意了。用这来说明他们对金山工程只是破坏，不是极其荒唐可笑的吗？相反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到，金山工程主要就是张春桥他们在组织指挥。即使邓小平匪帮说的全是真的，对这一事件也只能做这样的结论：“金山工程主要是张春桥他们组织指挥的，但预定9.28点火是错误的，后来有人反对，张春桥他们一开始不同意，到后来还是接受了谏言。”
　　邓小平匪帮篡权复辟上台后一点好事没做过，他们的政策完全是失败的，他们对我国的生产和经济完全是破坏，这一点已经肯定，上面所说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我国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破坏，生产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大量的生产力被摧毁，这也已经肯定。
　　但是我们在前面还是指出了，尽管十三个大化肥厂拖延了建设时间，多用了钱，不少厂建成时还由于邓小平大规划造成的能源等问题不能开足马力生产，（注：公正地说，邓小平匪帮对能源等虽有很大责任，但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这在每次大建设后是难免的，那么多新企业投产，互相争夺。邓小平的责任是不该另搞新的再来挤，不该把许多小煤矿等砍掉了，不该弄得石油天然气工业生产下降，不该不重视能源等建设，并使其也受大规划的挤压。）但是不管怎么说拖拖拉拉地还是建成投产了，有的还是达到了设计要求，有的后来还挖潜改造扩建，扩大了生产能力。小氮肥厂虽然大批地被砍掉，还留下了八百个，尽管生产几上几下，幸存者不少还是扩大了生产能力。小氮肥厂生产能力赶上和超过文化革命前的大厂，虽然不是邓小平匪帮复辟以后才开始的，但毕竟有不少是复辟时期做到的。我国的化肥工业虽然增长速度和复辟前比大大缓慢了，并且几经波折，许多时候徘徊倒退减产，但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比还是较快的，并在九十年代成了世界第一大氮肥生产国。尽管这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建设生产能力发挥出来了，尽管发挥得很慢还受到了不少破坏，毕竟还是发挥出来了不少。——必须平心而论，决不能像邓小平匪帮、陈云集团和一切右派、反动派、反共极右派那样，出于政治需要违背事实胡编乱造。——这一些不管怎么说也是成绩。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功绩必须归于谁？
　　邓小平匪帮是绝对轮不到的，陈云一伙也是只有破坏没有任何功绩可言。但我们决不能像邓小平妄论文革以来十年的成就那样简单化。广大的工农群众当然是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但生产还是要有人来组织。我们不能像邓小平否定张春桥他们那样，简单地来否定组织者的作用。
　　应该承认，现在的当权派中还是有人为建设、为生产作了一些工作的。在《军政府的末日》里我们已经说过，复辟以来高度垄断资产阶级虽然处于前台，但并没有掌握全国的一切权力，许多权力掌握在另一些人手里。正是这些人不光做坏事，对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有些功绩的。
　　确实现在的干部队伍很糟糕，大多数不过是一些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官僚。不敢说好的一个也没有，但绝不会有革命者，不会有走社会主义的当权派，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后人民革命起来了，在邓小平匪帮倒台时能够站到人民一边就不错了，这样的人不会多，不可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更多的干部将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镇压群众革命。但是复辟以来多少为生产和建设作了一些好事的当权派，也绝不仅仅是那些将来可能站到人民一边来的人。
　　首先现在地方工业虽然受到邓小平匪帮的严重摧残，毕竟还有一些发展，这正是由于不少地方干部抵制了这一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的结果。在1978年邓小平篡权上台时，就有一些地方和基层的干部议论说：对“条条专政”的批判还是对的。在邓小平的报刊杂志上，我们偶然还是可以看到为小氮肥讲公道话的文章，尽管这些声音很微弱，并且被淹没在攻击“小生产方式”的噪音里。比如，在1980年小氮肥大批摧毁的时候，人民日报1980年1月15日《小资料：小氮肥工业》就说：“我国小氮肥工业开始于1958年，由于客观上需要，发展很快。目前已星罗棋布，遍及全国，成为我国化肥工业的一支生力军。……小氮肥生产工艺是我国独创的，可以很好地利用各种无烟粉煤作原料，基本上不用特殊钢材，流程短，工艺简单，投资省，建设快。产品碳铵易为土壤吸收，不板结土壤，工厂靠近农村，就地销售，避免了长途运输，方便了农民，还培养了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作者对于邓小平摧毁小氮肥显然是不满的。借提供《小资料》的时候为其评功摆好。客观上也肯定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功绩。
　　许多厂，邓小平匪帮要“彻底否定”，在某些地方和基层干部的坚持下，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还是坚持下来了，甚至大大发展了。比如前面说的最后一个小化肥厂成了年产30万吨的大厂，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例子。这些地方和基层干部，少数将来会站在人民一边，多数人将在邓小平匪帮倒台时，一边镇压人民革命，一边也反对邓小平匪帮自谋独立。我们在《军政府的末日》里已经说到过这些人，他们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对这些土皇帝，一边要和他们反人民的一面作坚决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他们对邓小平独立，对于摧毁邓小平匪帮的统治是有利的，要把他们作为一种革命力量来对待。他们是拥护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尽管目的是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当然在邓小平匪帮倒台后，经过适当时机就要进行一场统一战争，决不允许他们的统治推行到全国，也不允许他们分裂祖国长期保持独立状态。
　　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土皇帝阶级的两面性。既不要“左”了，把他们和邓小平匪帮捆在一起打倒。也不能右了，要认识他们的反人民性，要认识到他们也是一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生产和建设也不是人人做好事，光做好事，许多破坏也有他们一份。比如脱离围绕农业办工业，盲目追求利润，办了大量不该办的小轻纺，最后弄得垮台，还有为个人利益追求享受挥霍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在中国也是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而且很可能是长期军阀混战的资本主义。
　　邓小平匪帮得以复辟上台，地方的土皇帝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正是他们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压迫和对国民经济建设的消极面，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反对，他们就不惜向被前一次革命推翻的剥削阶级残余投降，让他们处于前台。现在他们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也是极其疯狂的，切不可等闲视之。
　　华国锋就是地方干部叛卖的最大的代表。不能否定他以前做过不少好事，有不少功劳。人民日报1977年1月13日《华主席率领我们走工业学大庆的道路》这样说：

　　　　1958年湖南办过一批化肥厂矿，后来被刘少奇扼杀了。1964年以来华主席坚决地遵照毛主席教导，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掀起了大办小化肥热潮。全省在短短几年里就办起了县以上磷肥厂39个和磷矿8个，使湖南磷肥年产能力逐渐提高，现已占全国第一位。文化大革命中一共建设了87个小氮肥厂。1975年全省合成氨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65年的106倍，小氮肥产量占全省施用氮肥总量的75.4％，亩施氮肥比文化大革命以前增长4倍多。
　　　　按常规兴办一个年产三千吨合成氨的小氮肥厂一般约需花六个月和200万元资金。

　　不能说这儿没有一点溢美之词，但也决不能全归至于溢美。至少这一文章出来华国锋并没有反对，没说；“我什么时候赞成过办小化肥厂。”如果他没有一定功劳，也不能想象他为什么会步步高升？毛主席为什么会提拔他。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批四人帮”中，对群众出于对新老走资派的不满而提出的“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矛头向下整群众”大加攻击，说成是反党反革命的言论。实际上，这两句话正是毛主席在四清时针对刘少奇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提出的。文化革命中也一再地强调不能矛头向下整群众。因此华国锋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后来他终于在不要邓小平检讨的情况下，把邓小平放了出来。邓小平说：“以后我叫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你们信不信？”当然如此！不要他邓小平指点，我们也早就知道他会这样做了。
　　人民日报1971年5月5日刊登了湖南省革委会写作小组的文章《要重视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批判刘少奇破坏地方工业的谬论》。文章说：

　　　　1961年，刘少奇窜来湖南，打着“调查研究”的幌子，恶毒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疯狂反对发挥两个积极性的伟大方针，大砍地方工业。
　　　　刘少奇一伙反对地方办工业一个借口就是诬蔑发展地方工业造成了国民经济失调。人为地造成比例失调的正是刘少奇，刘少奇一伙在1958年就鼓吹什么“越不平衡越好”大搞高指标、瞎指挥，从“左”的方面破坏大跃进。1961年又从右的方面大砍地方工业。他们狂叫什么“砍要砍得伤筋动骨，砍得地平线上不留痕迹”结果把一些实际需要又有可能办下去的地方工业都砍掉了。就以宁乡县为例，由于刘少奇亲自出马直接指挥，把全县1958年以来兴办的23个地方国营厂矿一下砍掉18个。 连支农的水泥厂、肥料厂、煤矿也砍了，全县八百多个社队企业几乎砍光。

　　1978年红旗杂志第一期《为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而奋斗》，还提出了一个分三步走的四个现代化的设想。这一规划与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报告中宣布的毛主席的规划已经有了区别，可是还不是完全离谱，尤其前三年是完全相同的。这一方案大致上是符合地方利益符合土皇帝需要的。
　　但不久制定大规划时，他就和邓小平一个鼻孔出气了。邓小平归罪于他当然不公正，但他决不是没有罪责。正是他说的：“180亿进口，可以一起谈。”“关于利用国外资金建设几个大型煤矿、钢铁厂、化纤厂，凡是中央原则定了的，你们就放开干。化纤搞200万吨，由计、经、建委落实。现在法国已提出20几亿美元供我使用．实际上还可以多，50亿也可以，西德提出200亿，日本更积极。要想开一点，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最后“10年规划要修改调整，中国有条件加快现代化速度，在引进问题上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没听说华国锋在生活上资产阶级化，但是现在他连当个土皇帝阶级也不能够了。他在经济建设路线上也已经完全背叛了地方的利益，投降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成为其中的一员，最后又被他们所抛弃。当他站到讲台上宣布邓小平的大规划时，中国的经济建设就再也论不上他的功劳了。（刚打倒“四人帮”时，他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和大多数土皇帝比，华国锋的投降性质更严重，大多数土皇帝还只是和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互相利用，共同镇压和剥削人民。还没有背叛地方利益。华国锋不但背叛了毛主席路线，还完全地站到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一遍了。
　　现在地方工业早已在实际上是地方土皇帝阶级的共同私产了，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还要正式把它们作为自己个人的私产，因此在现在的私有化浪潮里，他们许多人积极参加的，千方百计把人民群众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地方工业划到自己个人的名下，这必然要分割地方工业，破坏地方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并最终破坏了地方经济。就好像刘邓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在1962年企图把中央的大工业也“伤筋动骨”下马一样，土皇帝阶级也并不是注定不破坏地方工业的。他们中的人并不是个个对地方工业做过好事，有的人天知道有什么功绩。
　　组织指挥把中央的大企业建设搞起来，并把生产维持下去的干部也大致如此。其中好的不多，大多数对生产和建设既作了好事又做坏事，归根结底是反人民的。具有两面性。
　　还有知识分子，尽管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疯疯癫癫，而且越是疯疯癫癫的对国家的生产建设和科技越是谈不上什么贡献。但是有贡献的人还不是没有。越是贡献大的，对邓小平匪帮倒越不是那么迷信。比如邓小平上台时要把鞍钢的两个大高炉也“彻底否定”，鞍钢的总工程师周传典就反对，为保护这两个大高炉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还不满意邓小平匪帮把中小钢铁厂说成“小生产方式”要“彻底否定”。他说，现在的人眼界大了，把我国的中型钢铁厂没看在眼里。他是从解放前过来的，知道解放前我国的工业情况，那时的鞍钢无论设备还是技术力量都远不能和现在的30多个中型钢铁厂比。
　　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将来的革命政府一定要好好团结，同时教育他们抬头看看整个中国情况，看看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以能够正确地对待大跃进，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国民经济大发展，正确地看待我国将来的建设方针。一定不要听信邓小平、陈云、以及一切反共极右派和其他反动分子的谰言，只有毛主席的经济建设路线才是唯一正确的路线。鼓励他们走一条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和工农的结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其他知识分子只要不是顽固地站在邓小平匪帮和其他反动分子的立场上，能够改变立场站到革命一边来的就尽量争取，不能站到革命一边来的只要是爱国的也要团结、教育、改造。
　　就是对于反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完全是消极因素，也得按照毛主席的方针，尽量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当然能不能成为积极因素，那就首先得看他们的内因了。始终顽固地站在工农的对立面的人，也只好把他们打倒。


伟大的十年建立的强大化肥工业极大地支援了农业，但复辟以来我国农业反而陷入了长期深刻的危机，从化肥就可看到邓匪的包产到户政策是个大负值


　　早在1978年《参考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国外认为我国的粮食生产将有一个巨大的增长。理由就是我国化肥工业大建设，使得化肥将以极大的幅度增长。这篇文章的作者在一个问题上很无知，认为我国文革以来在优良品种上没有多大的成就，因此不是增产的因素。——这不是事实。以杂交水稻和鲁棉一号为代表，不久一大批的优良品种就使国外目瞪口呆了。“十年浩劫”时世界上的优良品种有三分之一是我国培育的，农作物优良品种有一半是我国培育的。这些将在《从邓小平颁奖看，谁是科学技术的促进者谁是破坏者》中论说。不过我们还是算一下，尽管在邓小平破坏下，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建设不少被“彻底否定”，不少被拖延，不少不能正常生产，但是按照实际增长的化肥量看，农业应该得到怎样的增长。
　　1984年化肥产量折纯是1482万吨，比1976年524.4万吨增长了957.6万吨——这是完全按照他们的数字算的，如果1976年不止524.4万吨因此实际增长也没有957.6万吨，那可不要怪我们——如果这些化肥70％用于粮食（正常比例），就是670.32万吨。按照一吨百分之一百有效成分增产粮食十吨计算（正常回报，高的有达15吨的。），那么仅化肥一项就应该增产粮食6703.2万吨，即1340.64亿斤。据邓小平匪帮公布的粮食产量，1976年为5726亿斤，那么1984年粮食产量应该7066亿斤。可是在《复辟以来的农业和人民生活》里我们已经知道1984年粮食产量只有6900多亿斤。而且1976年还不包括自留地产粮。1976年的粮食产量也是显然被邓小平匪帮缩小的。实际应该是5800多亿斤。——可见，包产到户完全是个大负值！这儿还不包括优良品种（优良品种和化肥有些重迭，有些优良品种要增产必须多施肥，但不完全重合）还不包括农药，不包括大量的水利建设，不包括土壤改良，不包括农业机械。由此看来包产到户的亏损大矣！许多农民预言的将会发生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不是空穴来风。我们至多只能说，这些农民对我国的工业、科技和其他经济潜力不了解而已。在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大量储备粮已经被邓小平挖空，而且中国得每年进口300亿斤粮食来供养一胎化暴政下的人口。
　　举例来说：苏州原来是我国第一个亩产吨粮的地区，每年产粮达80多亿斤，卖给国家20多亿斤，自己尚有50多亿斤，还可以大量养猪。可是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猛减到50多亿斤，卖给国家的粮食减到几亿斤，还不能不少养猪。
　　可是在人民日报1982年11月20日却有这样一篇奇文，叫做《效益就是速度》说：“我国人多地少，耕地只有15亿到20亿亩。现在我们一年要拿1000亿斤粮食用在饲料上，再多也拿不出来了。苏州地区由于大量使用化肥，氮肥过量约30％，土壤性状变坏，1981年同1976年比，亩施化肥增加1.7倍，粮食亩产却下降276斤。”
　　——化肥多了粮食反而产量比以前低了，毫无理由地把八十年代初期的粮食大幅度减产归罪于化肥。其实我国的化肥虽然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对农业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总的来说还不是太多了，而应该增加。自从包产到户后，土地当然迅速地转坏，但并不是化肥多了，而是农家肥少了。“黄（粪肥）的不要，黑（河泥）的不捞，绿（绿肥）的不种，杂的不堆，光要白（化肥）的。”这样土壤怎能不变坏呢？减产也不光是土地板结，反对以粮为纲、反对双季稻也是重要原因。包产到户后不少农民弃农经商也是重要原因。以前集体既要搞社队企业，也要种好地，现在大家各管各，农业的收益低，都不想种，种地的不如从工的，从工的不如经商的，经商的不如投机倒把的，投机倒把的不如当官刻剥农民的。这样农业怎么搞得好呢？这不能怪农民，只能怪政策。
　　1994年邓小平匪帮公布的国民经济公报，我国化肥产量是2276万吨，比1976年多1751.6万吨。还是依照70％用于粮食，一吨有效成分增产粮食十吨计算——我国的化肥施用量远没有到达饱和的地步——可以增产2452.24亿斤。1994年我国粮食产量据邓小平匪帮宣称是8890亿斤，比他们宣称的1976年5726亿斤仅多出3164亿斤，占增产量的77.5％。但是实际比例远没有那么高。我国还有优良品种、农药、农机，水利等等。仅以此看，他们的包产到户“好政策”的作用显然也是大负值。何况他们公布的数字显然不真实。别的不说，1976年的产量不包括自留地，而且国外的数字是5800多亿斤。1994年也是显然大大夸大的。
　　尽管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留下了那么多的遗产，可是中国的农业已经到了邓小平匪帮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发生了严重的“三农危机”了。历史证明，自古以来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的复辟，只可能严重地破坏生产力，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腐朽的，早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势力，当初的革命就是因为他们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才发生的，革命推翻了反动阶级，生产力大解放，他们就更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更成为破坏生产力的因素了。

只有再次推翻这一反动阶级，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新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