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为何被抛弃？ [复制链接]

这篇文章虽然有大量令人读着不爽的体制内语词围着“明君贤相”历史观打转，但可贵之处相当明显，这就是用大量的、铁的事实撕烂了改革的辉煌外衣，揭露了其历史罪恶，足以让“歌德派”猛醒。但是，对茅于轼那类垃圾人没有用！别指望那些家伙能纠正其歪舌头！对此文的作者，我不了解，也许对其文章的批评近于苛求，他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我一时也难下结论（看其他言论再说）。但我认为，他直面现实的学术态度是很可贵的，特在此致以敬意！ 苏中杰

朱镕基为何被抛弃？

艾祖鸿

2011-5-7

　　“贺朱镕基八十二大寿：他是建国以最具悲剧的总理，唯一人下没有连任的总理，也是一个唯一在全国各地有留下墨宝的好总理，但请大家记住，他是全国人民心目中最廉政，最不怕得罪富商高官的总理，你知道有多少暗杀组织要暗杀这位扛关棺材前行的好总理!过些天是他82周岁生日，如果你认为朱总理是真正的好总理的话，请转发，让更多的人祝福、、、”-----手机短信及QQ信息时时疯传，敬佩、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此，作为出生在农村且直接参与国企改革的笔者，深不以为然。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新当选的朱镕基多么自信、从容、机智、幽默!，他对全局清晰的把握、措词的得当，赢得了中外记者和所有的电视众观看一致好评， 欢呼跳跃。

　　当一位香港记者问及朱总理在遇到困难、挫折时，他是否也会感到沮丧、灰心、犹疑不前时，朱镕基坦言，身处一国总理的职位，他的确感觉责任重大，心理负担很重，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全场热烈掌声，犹在耳边回响。

　　中国民众对其寄托无限的希望，然而五年后的十届全国人代会上，确一反中国官场无过即功连选连任常规，昙花一现，破天荒未能连任而被儒雅的温家宝代替，黯然下台。何故?

　　朱镕基的施政纲领，归纳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是确保中国今年国民经济增长8 %。三个到位：是金融改革三年内到位;国企改革三年扭亏为盈;机构改革三年分流到位。五项改革：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财税制度的改革。也正是这场改革的失误，断送了其政治生命。

　　国企改革直接是坑害了工人

　　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国企改革将从领导阶级变成的被领导阶级，从天堂一下落入凡尘。“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多少光荣啊。实际上，改革前工人不仅是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也非常优越，有的行业工人甚至高于公务员。

　　但朱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无论是将工人终身依靠的企业低价出卖给个人，还是破产，抑或改制，都直接产生了大规模的工人下岗，保守估计不少于4000万人。改革的主要措施就是改变企业性质，甩掉国企职工这个“包袱”，手段就是非法强制工人买断工龄或分流自谋职业。造成国企资产大量流失，官与商无偿或象征性代价获得巨额财富，两极分化从此越来越严重。

　　最可悲的是40-50人员，长期依赖国企而无生存自救能力，一下子被逼到城市的边缘;青工则被迫沦为新的私营业主打工仔，从主力军先锋队变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特别是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用青春热血为国企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工程师技术员，待遇与地位一落千丈，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虽然后来有所改善，但直到其下台的2003年，国企下岗职工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的，只有55.6%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在没有买断的人当中，只有24.4%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 。总体上，下岗失业人员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5.5%和5.4%，大部分下岗工人为无法参保而忧虑。

　　直至2006年，情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善，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恶劣、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严重、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明确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可见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如此改革，工人深受其害。从此，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从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中消失了，且重新陷入被私营业主剥削压迫的境地。改革的直接后果，激化了工人对党对政府对私营业主对社会的矛盾，将工人排斥社会主流之外，推向政府与社会对立面，到处出现的集体静坐上访，政权的稳定、党的威信再次受到严重的考验。

　　分税制改革间接是坑害了农民

　　邓小平自下而上的改革，激发农村的活力，农民真正的得到了实惠。朱总理自上而下的改革，却让基层的政府和低层的工农受到切肤之痛。从朱镕基施政纲领到实际改革措施，基本没有涉及到“三农”问题。农民的利益保障和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得到与时俱进，反而因其国税地方税的分税制改革，富了国家财政穷了地方财政，而先收后返的承诺常常因政治经济甚至技术上的障碍，不能及时兑现，导致财政常作无米之炊，穷疯了的地方官员只好拼命地压榨最低层最可怜的农民，强制进行各种摊派，强征农业税及各种上交提留，闹得鸡犬不宁，苦不堪言，以命相搏的抗税抗费的命案，时有发生!

　　二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总理的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总理方有所醒悟，但并未引起重视。陈桂棣 春桃《中国农民调查》真实地反映了其执政时期，农民“生计艰难，负担过重”;基层干部“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的严酷画面，引发的“三乱风”，涉及基层各个收费行业和部门，“几十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农民已被逼到绝路，到非治理不可时，国务院才三令五申，然而积重难返，直到今天还没有仍然无法根除，遗患无穷。

　　退休后的朱总理，一直低调，过着隐居生活，近来不知为何高调“复出”。从凤凰网的英文讲演到，到清华校庆的讲话，从嘲讽继任者喜欢照像，到对现行政策的尖锐批评，一向常态，突然活跃起来，这都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俗话说：老小老小嘛——“老夫聊发少年狂”，不必大惊小怪。令人惊异的是，向清华学生特意送《中国农民调查》!不仅不反思，反而为自己的受到的谴责辩护，他指此书引致很多对他的攻击，指税改政策让农民陷于贫穷。“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内异见分子的追捧，”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用事实去对比书中内容。意图武装90后的学生们 为枪手，为其消灭国内外为农民鸣冤叫屈的“异见分子”。 假如90后的清华学子，去问问耕作于农村的祖辈与父辈，让他们谈谈其执政时期(1998---2003)“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及农民的惨状，定会反戈一击。特意送此书，自取其辱，也为君子所不耻，因为君子当“日三省乎已”， 且“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哟。

　　客观的说，朱镕基是个好人，是个清官，但好人与清官并不一定是好总理，并不代表其执政能力与水平。朱总理试图其“地雷阵” “扛关棺材前行”的宣言，流芳百世，却让人不寒而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无论是官还民都应该有所畏惧啊，连皇帝也畏谏官之口史官之笔!正是其的无所畏惧，为达到自认为正确的改革目的，才不惜牺牲工农利益，不惧工农的反抗，不怕社会的动荡，不畏矛盾激化和立国之本的动摇。

　　不仅如此，令民众深恶痛绝的是其主持制定签署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自2001年11月1日施行之日起，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住房土地，都可能被列入今天或明天拆迁范围，合法资产随时都有可能剥夺或廉价收购，刚刚实现居者有其屋者，时时提心吊胆，害怕明天就会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伤害的是最低层的广大民众，受益的是官与商，拆迁使财富飞速向官与商集中，造就了一超级富豪，该《条例》成了被既得被利益集团作为巧取豪夺的利器，朱总理功不可没!

　　温总理上任伊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今年起，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取消“三提五统”：上任伊始，签署命令，废止严重侵犯人权的恶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制定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向保障迁徙自由目标跨进了一大步，这都是温总理值得大树特树的功勋。虽然没有朱镕基的豪言壮语，鼓惑人心，但真真切切的是救亿万农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深得民心，将载入史册!

　　当选并非喜剧，欢呼声瞬间变成了低层民众的哀号，落选也并非悲剧，低层民众瞬间从哀号变成欢呼!抛弃民众利益者，必将被民众所抛弃!

　　想当年，邓小平看到其出任副总理兼生产办公室主任时，处理棘手的企业“三角债”; 挂帅解决粮食收购“打白条”;亲自兼任人行行长，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难题迎刃而解，认为其“有观点，有主张，有魄力，懂经济。”总设计师一推荐，江书记一提名，选举而出任总理。其实当选非民意，未能连任也非民意，上台之后，野马无缰阵阵大炮，惊天动地，最终让民众很受伤，谁也无法对于制约与监督，有违邓、江提携之初衷，以小人之度之，邓、江恐怕也是在挥泪斩马谡吧。危局换将，是历史之必然，是人心之所向，也有天意和报应。

　

再谈朱镕基为何被抛弃

艾祖鸿

2011-5-15

　　不久前，笔者在选网发表了《朱镕基为何被抛弃》一文，受到广大网友们的热情关注，赞同与批评者，都是对国家兴亡民族振兴具有责任感正义感的有识之士。在此，表示感谢，特别要对于“异见分子”的“异质性思维”，表示敬意，同时觉得有必要时再次对这个的话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质疑进行“辩护”。

　　朱镕基受任于危难之际，被民众喻为“救火队长”，人格魅力，有目共睹，丰功伟绩，举世瞻目，被外媒誉为“经济沙皇”。但题目所限，不能评功摆好，只能对为何被抛弃作些分析。

　　常言道：政声人去后。对前任的失误剖析评判，是为了让后来者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并非对前任个人的责难。只是近来的高调亮相，恐为某些势力，利用其崇高声望、其仗义执言、其疾恶如仇，作为对现行政策及今后改革方略攻讦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致使其光辉形象受损而浇点冷水。

　　不容置疑，国企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总结改革的失误，并不是否定甚至反对改革，但改革没有统筹规划，没有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监督制约保障改革。而是行政命令性的几年内消灭中小国企，不仅没有体现和尊重民意，反而对国企职工的前途命运与生存保障，缺乏制度设计，没有任何预案准备。客观上牺牲了国企工人的合法利益，甚至是生存权利，草率地把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国企职工，完全抛向市场，简单粗暴的强令买断工龄，任其被残酷淘汰、自生自灭，加上住房市场化、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改革，直接导致底层民众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新的三座大山压向没有财富积蓄的国企职工，把他们逼入绝境。

　　诚然，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改革的代价不能全部转嫁给最底层工人。改革的政策制定者主导者是否认真考虑过，此代价是否能够避免或者更小些呢?国企沿用苏联"国民经济不分配"的原则，工资只是“生活费”，占工人劳动成果的一小部分，国企是社会全员的血汗资本积累，理应每人都有一份。前车可鉴啊，为何不能象苏联与东欧私有化改革那样，最大限度的保护民众利益，将原原本本的全民所有制资产货币化以后分配给全民，实行 “全民均分”?成功的经验，无论从纯粹经济学角度，还是从政治、社会长远发展，特别是照顾国企职工的根本利益及生产生活基本需求来看，无疑比武断的全员下岗分流买断工龄，要公平合理得多。任何成功的变革都源自于对政治经济环境、市场利益和广大国民意愿的适应，反之亦然。

　　由于我们的改革没有制度化法治化，客观上成了“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任由少数权势、外商巧取豪夺“变相私有”。工人就没有权利分一羹一勺?简单把全民所有的国企，无偿或廉价改头换面，让少数有特殊社会地位、有权有钱的人“合法”占有，非法强制性地剥夺多数人的劳动权生存权等基本权益，财富向权贵们高度极中，大量下岗工人及其家庭陷入集体贫困，官僚资本利用政治特权疯狂掠夺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国有资产，造就一批新权贵新富豪，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经济命脉，继而操纵政治，成为深化改革的巨大阻力，底层民众重新沦为被奴役被剥削境地，对改革谈虎色变。这恐怕也是改革主导者始料未及的，也是其所不希望的。

　　有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以偏概全，偏听偏信为推进国企改革所作的舆论宣传，指责工人下岗是因为其懒惰混日子吸国家的血。然而，扪心自问，国企亏损，是工人的责任还是体制的问题领导者的问题?没有工人的勤奋劳动，所有积累的国家财富从何而来?没有直接主持参与国企改革的人，永远无法懂得下岗工人的酸楚，永远无法体验成百上千工人，集体跪求给予工作的权利，给予能够养家糊口的工龄补偿费，是多么震憾多么悲壮啊，如连救生圈都不发一个的，就被抛向大海一样，是多么无助多么绝望啊。笔者每每回想起，总是良心的责备，寝食难安。

　　——全国数千万受到改革政策措施伤害的下岗工人，会对这样的改革主导者感恩戴德么?抛弃者终被抛弃!

　　分税制等一系列强硬政策措施，所导致或加重的“三农”及“三乱” 灾难，触目惊心。农民对其受到的伤害，刻骨铭心。2003年，主政者深知“三农”灾难的严重性，力挽狂澜，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提出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所有特产税;对种粮农民进行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九亿农民切实得到实惠。2005年12月29日，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原定的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提前实现。

　　2005年10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2450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1.5%，超过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1.7个百分点。即在2004年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收难度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2005年农民收入继续保持着较快增长态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793元，同比增长16.1%;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1131元，增长18.1%;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359元，增长15.1%，九亿农民再一次脱离苦海，广阔天地再次充满生机与活力。

　　北洋军阀时期，地质学家丁文江在燕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少数人即为执政者也。

　　朱、温两位总理，在对待民生与亲民问题的巨大反差，实质就是丁教授所分析的责任心与负责任的能力差异。光有责任心，没有负责任能力，往往是好心办坏事，或者办不成好事;有责任心且和负责任的能力，才会好心办好事，为民众谋福祉。

　　其实，为了达到富国强民富的改革目的，温和渐近式的改革或许更有成效，如台湾土改是“阶级合作”式的办法。“地主、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子，叫农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损失。”土地虽被征收，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工商巨头。

　　7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的基柱，实得益于50年代初之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台湾土改，地主农民各得其利，皆大欢喜;大陆人永远不会理解，敌对阶级怎么会握手言欢，实现共赢的哟。——当然，“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这是中国执政者所不屑的。

　　任何改革不仅不应让多数人受伤害，反而应当让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才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拥护，才没有“地雷阵” 需要“扛着棺材前行”。俄罗斯在1991年4月25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中取消单一的土地国有制。此后，四次发布总统令，强令解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将土地按份额分给农民。到2000年底，农业用地的70%已经实现股份化，1200万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92%的土地份额的所有者获得了产权证，广大农民能不拥护这样改革么?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不堪折磨与压榨的中国九亿农民，以及同情农民的社会各界，能不抛弃之么?。

　　民众对于朱总理当选，寄于无限希望，何故?除了在副总理任上的功绩外，首先得益于其上任时箸名答记者问，像一个政治明星，一个官场另类，犹如“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之悲壮，非常有感召力;

　　其次是我们太热衷于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总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获得前进的动力，认为改革就是滚“地雷阵” 必须“扛着棺材前行”。总是伤害一批打倒一批保护一批扶持一批，总是认为乱世用重典，重症用猛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所以，热切希望一个“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革命领袖，领导我们去战斗!

　　再次，民众固有的“清官情结”作祟。 期盼清正廉明的好官吏和好皇帝，是传统中国人的最高政治理想。电视一直播朱总理的记者会，其高大形象，如清官包公、海瑞再世。然而，仅凭清官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廉洁自律，根本不能实现社会和政府的良好治理，主导社会的变革，也根本不能保障民众利益。

　　包公、海瑞名垂千古，就是因为清廉刚正不阿，张居正对海瑞的执政能力就十分不屑，认为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有气量;有操守，但没有灵活性，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做应天府巡抚两年，赋税减了三分之二。王安石同样是清正廉明，是古今中外推崇改革家，号称“执拗公”。改革的宣言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等刚愎自用，无所畏惧啊!改革进程中，上拒司马迁等保守派的任何修正建议，下视民众为草介。其改革导致国弱兵更弱，国穷民更穷，改革半途而废，自已黯然下台，北宋蒙“靖康之耻”，从此一蹶不振，民众痛恨地把猪改叫“执拗公”。

　　民众从最初的狂热到最终的很受伤，方知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方知清官是靠不住，人治靠不住，靠得住的永远是法制与制度。

　　执政者总是以中国特色为由，拒绝学习借鉴外国、外地的成功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总想着成为改革先驱，视死如归，总想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总想着改革就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总想着“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悲壮。殊不知，最终受伤害的民众。水能浮舟，也能覆舟的道理都懂，但真正引以为戒者鲜有。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体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在此改革的关键时刻，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十字街头，要使改革低成本高效率，必须是全体人民的参与，充分发扬民主，最大限度的体现全体人民的意愿，使全体人民的利益保障制度化法制化，让民众成为深化改革的主力军，才能事半功倍。任何漠视甚至伤害民众利益的改革，都注定要失败的，主导改革者，也同样会被其抛弃的民众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