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赏：中国的政治困局 [复制链接]

【编者按：郑永年常年在新加坡为邓歌功颂德.

改革就是官僚和新生资本家抢劫主席时代全体劳动人民积累的社会财富，就是霸占主席时代劳动人民积累的原始资本。郑永年说这血账要一笔勾销，这要问问中国的劳动人民答不答应! 人民一旦追缴这笔血账，按郑永年的说法是“意识形态问题，道德问题”，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这明明是资本非法占用问题，这明明是财富抢劫问题，这明明是剥夺人民利益的问题。郑永年却放毒为“意识形态问题，道德问题”，明摆着为资产阶级政改摇旗呐喊，他告诉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我郑永年找到了忽悠劳动人民的名词，讨论原罪问题，讨论大肆抢劫后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问题，道德问题”，这样就可以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道德里解决，这样就可以为资产阶级的政改扫清道路了，最近大领导最常用的词就是“资本家道德的血液”，大领导是郑永年的知音呀！

当前，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根本要求就是要革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命，把他们抢劫人民的财富夺回来。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政改，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郑永年也明确说出来了：政改就是“原罪”一笔勾销，还说这是“理性的做法”，你让广大劳动人民对官僚及资本家的抢劫后还要保持“理性”吗？ 你的“理性”是反人民的宣言书，你的“理性”说明你是权贵资本家的打手和帮凶！  】



奇文共赏：中国的政治困局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发表：联合早报              (2011-06-14)


近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没有推进，对政治改革的讨论却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化倾向。大凡在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之后，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强人政治时代，因为有强人的存在，政治问题是否可以争论取决于强人的政治意志，争论或不争论的意义也取决于强人的判断。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初，为邓小平时代，为强人政治。这段时间可以分为“争论”和“不争论”两个阶段。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很多政治问题都可以讨论，才形成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政治改革运动。但九十年代初变成了“不争论”。邓小平当时的判断是，对很多问题如果老是围绕着意识形态进行争论，那么就不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就当时人们对中国是否应该走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选择了“不争论”政策。邓小平的结论就是，市场经济并没有那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更多的是具有工具性质，因此无论哪一个制度，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个工具来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强人政治后趋于要争论

　　有一点，非常明确。在强人政治时代，执政党是行动取向的。无论是“争论”还是“不争论”都是以促进改革行动为依归的。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强人政治过去之后，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要有争论，因为没有人可以说“不争论”。但有趣的是，今天中国社会处于一种难以理解的尴尬状态。一方面，对政治改革缺乏共识，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不同的领导人不时地传达出不同的有关政治改革的声音，有强调需要政治改革的，也有强调“不改革”的。很显然，强调“不做什么”的声音已经大大超越“做什么”。社会层面也是如此，一些群体拼命鼓吹政治改革，而另一些群体则公开反对改革。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意见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争论。尽管双方会释放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来，但争论本身是缺失的，对话更是不可能。政治改革陷于沉默状态。这种情形之下，人们难以对政治改革达成任何理性的认知。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各方对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又在进行变相的争论，并且越来越高调。大家都在争抢政治改革的话语权，争抢道德制高点。一边是拼命对政治改革进行道德化，把政治改革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道德水平，而另一边则是对政治改革进行拼命的妖魔化，好像提倡政治改革者图谋不轨。结果，双方经常陷入一场虚伪的竞争，比的是谁更道德。

　　就是说，各个群体已经把政治改革或反对政治改革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或者道德层面。这种争论和八、九十年代的争论不一样，因为这种道德化的争论不是行动取向的，实际上，可以说是“反行动取向”的。把对方置于不道德的死地，自己不想变革，也不容许他人进行变革。这种没有任何改革动作的争论拖延着时间，浪费着时间。不进行政治改革，很多方面都在每况愈下。看来，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下去，这很可能最终是一场同归于尽的游戏。

中国除改革外无其它路径

　　现实的情形是，如果不要革命，避免同归于尽，那么就必须改革。除了改革，中国并没有其它路径选择。执政党必须是行动取向的。如果不行动，或者行动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的制约而不能行动，那么只能说明执政党出现了问题。

　　理性地看，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并不是不可能。政治改革没有行动主要是虚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占据着主导地位。邓小平在九十年代初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意识形态和道德层面进行无谓的争论，争论不会有任何结果，更难以产生行动。要改革，就要跳出意识形态和道德，回到技术和制度面，因为只有在技术和制度面，争论才会是具体的，改革才会是行动取向的。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争论经常导致革命。要革命，革命家就需要把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技术问题提高到意识形态和道德的高度。相反，对制度技术的争论经常导致改革。要改革，改革者就要把原本具有意识形态和道德含义的事物转化成为一些具体的制度技术，重点不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实践逻辑。

　　中国的改革不需要前者，而需要后者。随便举一个有关财产公开的例子来说。在中国，党政干部腐败现象已久，并且越来越甚。如何控制腐败？这是执政党多年来的议程。很显然，党政干部公开财产是非常有效的一个举措。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一旦发现一个干部官员的生活方式与其正当收入不相称的时候，有关部门就可以介入，看看该干部官员是否有不法收入。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从八十年代讨论到今天，少说也有二十多年了。执政党高层也不乏信誓旦旦的时候，不断呼吁党政干部财产公开，但就是没有行动，没有结果。原因很简单。这样一件在理论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在政治现实中没有可行性。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那么多年积累起来的腐败，如何有可能公开财产？公开财产等于要了大多数人的命。很多人担心，一旦公开财产，整个执政党就会面临总体合法性危机。

理性的做法是既往不究

　　在这样的情形下，理性的做法就是既往不究。从前的腐败不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做起，或者从新人（新进入干部官员队伍的）做起。除了公开财产，还可以实行公开的财政预算，看看每一年那么庞大的财政预算到底去了哪里。如果这样，国家就可以告别一个腐败的过去，迎接一个清廉的未来。

　　但是，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敢这样做。原因很简单，这件事情很容易被高度意识形态化，被道德化。一旦某一个政治人物这样做了，很快就会被妖魔化，被各方面的道德压力所淹没。因此，一个理性的政治人物往往选择高调一些，道德一些，说一些根本实施不了但在道德上可以避免被攻击的所谓“改革”目标。即使没有改革行动，但道德的制高点是守住了。问题是，这种选择的结果不仅使得腐败照样继续，而且在鼓励继续腐败。因为腐败者也是理性的，知道这个制度的弱处，知道执政者不会来真的，因此腐败得更为肆意妄为。这就是中国的官场的现实。

　　与此类似也发生在经济领域。很多年前，一些人终于有勇气提出了不要追究企业家的“原罪”。改革开放以来，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红色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都经历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而“发财致富”。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因此，免除“原罪”是理性和现实的做法。但是，这种呼声立刻被淹没在高调的道德声中。现在因为社会的高度分化，民众中要清算企业家“原罪”的人还不少，杀富济贫的道德气氛日益高涨。结果呢？受害者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社会，是那些反对免除企业家“原罪”的群体。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感到很不安全，纷纷出走国外，寻找安全的落脚点，避免日后被算账。一些红色企业家更是加快速度侵吞国有资产，转移到海外。党政官员和红色企业家已经成为了中国资金流向海外的一个重要来源。

“党内民主”很难成为真的

　　再举一个例子。这些年来，执政党呼吁实行和完善“党内民主”，这是大势所趋。因为是民主，一些干部开始去游说，拉选票。结果，很多人被查处，因为“党内民主”的内容中是没有游说和拉选票这个环节的，或者说，这样的手段是不被容许的。但是，实际上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要民主，就要游说、拉选票；没有这个环节，就很难是民主。正因为有这个需要，而正式规定又不能游说和拉选票，结果在党内竞争过程中，潜规则横行，就是腐败，拉关系，送金钱。如果真要实行“党内民主”，理性的做法就是开始制定党内竞争规则，明文规定如何竞争。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潜规则，消除腐败。但是，没有人敢提出党内的合法竞争、游说和拉选票，因为很容易被说成是搞西方式民主。一旦被意识形态化，什么样的明文竞争规则变得不可能。这样，“党内民主”很难成为真的，更谈不上改进和改善了，而潜规则则是越来越甚。

　　正因为是细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实际上，任何制度都是由许许多多细节组成的，没有细节，就没有制度。政治改革就要从各个制度细节做起。但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横行的情况下，任何细节都可以被意识形态化，被道德化。等到没有人去做细节了，那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制度衰退下去。到一定程度，制度或者被轻易推倒（即革命的情形），或者自行倒下。问题在于，就制度消亡之后，新的制度还得从细节做起。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各个社会群体，因为革命的需要，学会了如何把一件具体的事物意识形态化、道德化，但从来不知道如何把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转化成为具体的制度细节。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一味地追求大制度的变革，中国的制度建设很难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只代表个人看法）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