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复制链接]

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壹、本节概述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全党整风运动
    1，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个讲话提出的问题很多，我们只研究其中关于论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的部分。他指出：
    （1）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两点论、矛盾的普遍性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
　　两个国家也是对立统一。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就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  
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2）阶级消灭以后，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的矛盾、统治集团和劳动人民的矛盾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没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出问题。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3）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如果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群众就有理由把它革掉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4）用小民主的方法、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这篇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其中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问题的部分，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理论的一个中间环节。
    十二月十九、二十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问题，毛泽东说：
    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我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中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要指出各社会主义国家间和各国共产党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
    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的问题，毛泽东说：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生产力要革命，发展成新的生产力。当原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时，它就要造反，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上层建筑要保护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时，经济基础也要造反，那里就要发生革命。这时的矛盾也成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看法可以考虑在文章中讲。当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法同阶级社会中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将来的革命与阶级社会中的革命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将来如何。但是，按照辩证法，量变会发展到质变，非对抗性矛盾会转变为对抗性矛盾，渐变会过渡到突变。这种意见可以先写起来看。是否现在讲早了一点，同当前的情况是否适应，发表前再斟酌。按照辩证法应该是这样。
    2、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  
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
    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
    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2）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3）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中苏之间的矛盾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4）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阶级矛盾、两类矛盾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
    （5）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矛盾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 组织示威游行， 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  
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6）真理与谬误、香花与毒草的矛盾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7）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的矛盾
    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 一九四四年八月， 《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8）农业与工业的矛盾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
    (9)党内矛盾
　　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泄了气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你没有气，给你打点气就是了。现在报纸上的宣传转了一下，大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
　　发给同志们一个材料，是反映某些军队干部的思想动向的。这些干部的意见中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干部的工资太高，农民看不惯，但是，他们的意见总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线不对。他们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国虽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照他们这一讲，都错了。
　　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象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象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根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1）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2）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的理论
    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3）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4）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发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
    （5）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理论
    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6）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敌我之间、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和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与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7）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理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8）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理论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9）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艺术、科学领域各种派别之间的矛盾理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
    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10）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理论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开创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方向，违背这个理论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4、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的要点是：
    （1）关于我国的社会状况。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2）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
    从对待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
    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
    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
    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3）关于整风。
    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判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
    片面性问题。
    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
    （4）“放”还是“收”的方针问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5）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
    我们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
    5，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整风的目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份以后，党内的整风运动上已经开始。毛泽东一路南下，沿途作报告。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
    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2]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2）开门整风
    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和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她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央指示下达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
    五月间党中央多次发出党内指示：最近两个月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开讨论，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改善工作，极为有益。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较。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空话。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3）右派乘机猖狂进攻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们党的警惕。知识分子队伍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这是党本来估计到的并且多次指出过的。但是，他们这时发动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计到的。
    从五月八日到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十三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
    座谈会期间，有极少数人乘机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攻击说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历次政治运动失败的居多，要为反革命平反；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官僚主认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等等。提出要“轮流坐庄” 、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等等。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二十五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会上有人说：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决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把五月十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整风消息，批给其他常委阅读：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五月十四日，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不但会帮助我党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目前，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的、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对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立即加以纠正。但是，有三类言论的报道必须加以控制：（一）对于市场物价容易发生影响的消息和言论；（二）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易为帝国主义挑拨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论；（三）涉及个别肃反案件具体事实的消息和言论。
    二、打退右派的进攻
运动的初期阶段——发动群众围剿右派
从五月十五日开始毛泽东注意到事情正在起变化
    一九五七年五月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六月十二日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文章指出：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 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
    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右派分子”、“右翼分子”，而不是“右倾分子”，指出他们是我们要孤立、打击的对象。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司令，完全不信任或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扳过来，而且越快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份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中间多数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五月十九日，北京有的高等学校开始贴出大字报。中央认为，大字报可以揭露问题，暴露右派，锻炼群众，利多害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迅速展开。
    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六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指示说：毛泽东同志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这时，在各种会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右派言论有：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国家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五月二十一的会上说：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学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上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
    民盟副主席、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五月二十二日的会上说：由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斥。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学派和各方面的人士。
    储安平的“党天下”
    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六月一日的会上说：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个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共产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的矛盾的基本所在。
    陈新桂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大主义的根”
    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说：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 、“一党治国”话没有说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就是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杨玉清的“下轿下台”
    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五月三十一在会上说：有些共产党员坐轿子，脱离群众，至今还有人不愿下轿子。那些抬轿了的人也不愿放下轿。首先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还有一种人特别应该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这次运动想收不想放。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歌功颂德不为人所称道。不仅要广开言路，而且要广开贤路，今天的事应该谁有本事谁来干。
    王德周的“党员有两多两少”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王德周说：党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老百姓开始对中央不信赖了。有些事比国民党的时候更坏。共产党胜利了为什么今天垮的这样？与其说党脱离群众，不如说群众脱离党，现在党快垮了。现在党内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现在党员有两多两少，多了特权思想和优越感，少了法律感和道德感。应该由民盟把所有群众组织起来，帮助党整风，监视党整风，以取消特权达到整风的最高效果。
    章乃器的“定息不是剥削”
    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李康年的“赎买二十年”
    上海公私合营华众织造厂总经理李康年说：目前国家采取的定息办法，每年按股金5%发付利息，资本家的股金应该是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所以应该把全部资本归还资本家，以赎买到底。
    叶笃义的“改变高等党校的党委负责制”
    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五月七日在会上说：过去党委管得太多，赞成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在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组织的活动，共产党员在学校中也不需要以党员身份进行活动。加上一种党派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复杂了。党与非党之间有一堵墙，是因为有了党组织。
    陈新桂的“历次政治运动副作用太多”
    陈新桂说：三反、思想改造、肃反等等，这几阵暴风雨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之一。过去几次运动产生的副作用太大，最严重的滋长了唯心主义。人为地制造了墙和沟；把人分为“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积极分子是“靠运动吃饭”，他们“要避免挨打，就要打人”，这些人简直是败坏社会道德。
    这时，在各种会议上，还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认为帮助共产党整风，只谈缺点、不提成绩才符合整风精神。以至于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只准谈缺点错误，不准提成绩优点。
    五月二十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针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当即反驳说：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文说他与共产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士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五月二十九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上，卢郁文与谭惕吾继续展开争论。六月六日，卢郁文在国务院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宣读了他收到的一封慝名恐吓信，信中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扩大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惕吾先生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是不会饶恕你的！
    五月二十七日，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李仲公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人的意见，随后就有人写慝名信骂他是“朋党之恶”。
    甚至，还有人写信威胁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要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
    六月七日，在复旦大学的全校校教师座谈会上，教授笪移今在发言中说：一切言论意见，不利于团结和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都是错误的。当时，副教授舒宗侨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不要给我们上课！”“不要浪费时间！”有几个人也同时拍手叫喊，要阻止笪移今继续发言。会场秩序陷入混乱状态。
    这一切说明，右派的进攻已经达到了猖狂的地步！
    右派猖狂进攻发展到顶点的最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章伯钧召集的“六六六”紧急会议。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于六月六日召集六位教授和其他几个人次开会，分析当前的形势并提出他们的对策。
    这六位教授是：
    曾昭伧，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钱伟长，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
    陶大庸，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参加会议的还有：
    叶笃义，民盟办公厅主任；
    史  良，民盟副主席；
    胡愈之，民盟秘书长；（会议开始即离开）；
    闵刚候，民盟中央常委；
    金若年，民盟中央常委。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人认为：
    当前的局势非常严重：章伯钧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要罢课，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评委差不多都是党员，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还有人说：当前的形势很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
    共产党所犯的错误非常严重。章伯钧说：苏共二十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各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标准了。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且进退失措，收也不好，放也不好。还有人认为，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十分严重主要是制度造成的，而不是个人作风问题。
    现在只有民盟站出来说话才能控制局势。章伯钧说：在共产党进退失措、没有办法收的时候，民盟有责任帮助党。民盟现在大有搞头。民主党派要大大发展，同时还要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还有人说：在这种严重情况下，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
    当然，不是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都同意章伯钧等人的意见。但是，章伯钧召集这次“紧急会议”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他就是要利用当时的所谓时机，与共产党摊牌，要共产党实行让步，从而实现他的“轮流坐庄”政治野心。
从六月七日开始毛泽东着手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六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
    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
    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从此，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反右派斗争也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在共产党内和共青因内也要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
    六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域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
    （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瘵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打人骂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
    （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
    （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均、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放得越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3）毛泽东揭露组织右派进攻的头目——章罗联盟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起草《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看了上海文汇报六月十日刊载的姚文元写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为人民日报写了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一篇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还为新华社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新华社十四日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的意见：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间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他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产阶级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年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参考。
    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强调：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对前者”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因为右派势力进攻是有代表人物、骨干分子的，因此，批判右派政治思潮必须结合具体人物。应该说这是符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的“批判右派，除个别外，不必具体指名，留下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的精神的。
    为了具体指导这场斗争，毛泽东又继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七月一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
    这篇文章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
    （一）右派猖狂进攻的形势。
    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
    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
    （二）我党对右派进攻采取的方针。
    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
    （三）与右派矛盾的性质及我们的政策。
    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
    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 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
    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4）毛泽东具体组织对右派分子的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有两事通知如下（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有8000人。例如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50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只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700多人，报纸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七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这篇讲话主要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对右派人数比例的估计。
    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
    （二）与右派争论的主要内容。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那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三）反右派斗争采取的形式。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
    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
    （四）对右派的政策。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
    （五）整风、反右的政治目标。
    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5）毛泽东系统论述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的文章《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
    七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了一篇文章《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这篇文章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七月二十日稿、七月二十五日稿、七月三十日稿、八月一日稿。七月三十日稿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于八月一日在这个会议上印发给党内县委及其他相当县委一级的党组织和干部阅读。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当时党内高层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七月十一日，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的建议称：“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右派里面有一部分极右分子，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政治上已经处在敌我界限的边缘。这个观点显然同毛泽东在七月一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说的“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是不一致的。
    这篇文章进一步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
    （2）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3）整风的政治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4）整风的主题和方法。
    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5）与右派的矛盾性质、政策和意义。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捕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贯彻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行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1]），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6）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
    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
    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
    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
    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2，运动的中期阶段——深入挖掘右派分子
    1）八、九月份毛泽东抓紧深入开展反右斗争
    八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1）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事实求是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
    （2）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3）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
    （5）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寤，不是虚构的“事实”，讲道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
    （5）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6）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
    （7）深入挖掘期间，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
    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报告》。报告反映，到八月七日止，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7511人，已在大小不同范围内重点批判3529人，占右派总数47%。全市有极右分子1257人，占右派总数16，7%。全市已登报的右派分子135人，近日又决定增加55人。北京各高等学校共发现右派分子4230人，占高等学校总人数1132132 的3，47%：其中极右分子1125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26，6%。教授中右派分子192人（其中极右分子85人）占教授总数1390人的13，9%。其中重点批判108人，占教授总数的8%。（十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报告说：32所高等学校，11，3万余人参加斗争。共发现右派分子4874人，占总人数4，3%，其中极右派1115人，占右派总数23%。已登报批判的极右分子145人。）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修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时指出：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和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右派的一部分有可能转变过来。这是必要的。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材，应当大力争取过来。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应注意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有两种表现出来的不适当的办法必须避免。一种是，从追究历史问题转到简单地追究同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关系；另一种是，追究右派分子龌龊的私人生活。这两种做法，都妨碍从政治上、思想上对人民进行教育，必须加以避免。
    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
    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
    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示说：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对有圆满解决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在日内瓦会议以后争取回车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排不斗”。
    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这篇社论于九月十五日发表。
    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九月十二日，中共中财发出《关于在农村举行社会主义大辩论中侨区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这篇社论于九月十八日发表。
    十月，八届三中全会前统计，全国已划右派分子六万余人。
    2）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三中全会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九月二十日上午一时，毛泽东修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
    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对前一段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报告》指出：
    从今年五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八月以前主要是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学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八月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展开，军队也同时开展了整风。现在正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七月在青岛召开的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对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情况，作出了全面的估计，对于运动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针。现在全国的运动正按照中央的方针顺利地开展着。
    报告特别对关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关于农村、关于工人阶级、关于少数民族、关于军队、关于党和团等各个方面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思想、政策、要求作了具体论述。
    （一）报告强调当前的任务是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为此，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但是，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要注意严格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始终注意审定所属单位的右派分子名单，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
    （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
    （四）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寤，不是虚构的“事实”，讲道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
    （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十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
    这篇讲话主要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我们同苏联的争论
    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象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乎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那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2）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
    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象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3）整风的任务
    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我看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农村里头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辩论一次，看那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未，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
    （4）“四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形式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5）社会主义建设的两种方法。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
    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
    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从这次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去了。
    3）一九五七年十月毛泽东在第十三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这篇讲话主要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和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
    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
    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
    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
    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2）“四大”是一种新的民主形式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 并没有讲什么大鸣， 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
（3）右派会一分为二
    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捕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
    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
    （4）机关学校要抓紧整改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机关、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整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还要学，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在第四个阶段。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引起学习的兴趣。
    这篇讲话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进一步发挥。此后，毛泽东就很少涉及关于整风，特别是反右派问题了。而实际上，就全国来说，更大面积的县以下的反右派斗争，是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
    3，运动的后期阶段——反右逐步趋向扩大化
    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示在船员中不划分右派。
    十月十五日，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
    十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通知还规定：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规定：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分裂人民内部团结。（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分子。（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　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后，迅速地站到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这个标准尽管仍然十分难于具体操作，总算有了一个全国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防止多划右派分子，可以起到一定的有益作用。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62人。经中央决定，其中53人由原选区人人民代表大会撤消其代表资格。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规定：乡（区）级整风，不进行反右派斗争。
    三月七日，中共中央提出《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进行工作的意见》。
    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双反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即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
    五月，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
    至一九五八年三月，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即已告一段落。而此时全国划的右派分子却达到五十五万人，比一九五七年九月的六万人几乎多出了十倍。但当时统计上报的只有三十万人，后来又说是四十五万人。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是猖狂进攻。
    三、对右派分子分批摘帽
    反右派斗争过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给右派分子逐年摘帽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提出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的建议：
    关于全国45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45，000人左右的帽子，即10%，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了《关于讨论特赦罪犯和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问题的通知》。
    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确实表现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第一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约有五万人左右。到一九六四年又有四批约三十万人先后被摘掉帽子。这就已经超过了七年中摘掉70%（应为315，000人）右派分子帽子的估计。其中，一九六二年，中央统战部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曾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由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错划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分子。这个建议未被中央采纳。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组织反击右派的问题
    这些年来，是遭受右派攻击最多的一个问题。
    辛子陵在《毛泽东全卷》中说：
    “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认为是一大贡献。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最大……而变成了欺世盗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毛泽东提出的，也变成了宣传口号，如果不说是欺骗口号。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这一政策，发表言论，著书立说，招来滔天大祸。”
    :“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隐，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进而成为世界革命领袖。”
    “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恭维了周恩来，把周恩来作了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代表。这在毛泽东是最敏感的问题……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拥护周恩来和拥护毛泽东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毛泽东正要在中国知识界树立自己的至上无上的权威，如何能容许这种挑战！”
    “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本想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赢得知识分子的心，逐步确立自己在知识界的思想领袖地位，如今他看到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是不同的……在这些人中建立信仰，让他们崇拜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毛泽东决心要整倒一批‘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用暴力树立自己的权威。”
    这就是辛子陵对反右派运动的攻击和歪曲。
    肖冬连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也认为，毛泽东从整风转向反右就错了。它说：
    五月十九日以后，“毛泽东此时关注的不再是整顿三风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问题，是在党内肃清修正主义的问题了。”
    “毛泽东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在某种程度或意义上成为‘引蛇出洞’的手段。到了6月8日，毛泽东抓住‘匿名信事件’这一契机，发动了全民的反右派运动。”
    “整风的主题变了，鸣放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党内那些对开门整风方针持抵触情绪的干部，他们一旦了解到毛泽东和中央的反击意图，理所当然地要推波助澜，积极地将各种鸣放形式转化为‘引蛇出洞’的手段。由此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二是为即将发起的反击右派斗争制造了更多的目标。”
    “当时党内一些高级负责干部就这样地运用“引蛇出洞”的战术，人为地制造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局势，从而为大规模的反击提供了最主要的‘客观’依据。由于毛泽东此时的注意力已经返回到阶级斗争问题上，所以他对这种战术也给以肯定和支持。”
    “‘引蛇出洞’战术所造成的假象，使毛泽东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判断。”
    “从此以后，党的八大所判定的国内主要矛盾就被逐步扭曲，客观上已不是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又被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以致产生了一连串的逆向发展，终于把我国推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不论是‘章罗同盟’，还是‘章罗联盟’，都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一是订立盟约，二是具有根据盟约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如果以这两个条件来衡量，所谓的‘章罗联盟’并不存在。”
    “‘挖’出这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章罗联盟’，在当时被看作反右斗争的重大成果，它对于整个反右斗争的战略布署，‘意义’太重大了：不仅确定了反右派的主攻方向，而且向全国人民证明了中断整风而转向反击右派的必要性。”
    “反右派斗争此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进了一个‘怪圈’：‘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这种扩大化的成果反过来又成为这个理论正确性的证明。”
    “从总体上看，这篇文章（按：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表现出的是一种‘左’的倾向，即它过分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一些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夸大为敌对阶级间的阶级斗争。”
    “在青岛会议精神和中央上述指示的引导下，几个月的‘深入挖掘’造成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局面。
    首先对右派性质作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判断，在质的方面绝对地夸大了同右派斗争的严重性。……
    其次，这声运动采用具有极大主观随意性的策略方针对待批判对象，以至于打击面过宽。……
    最后，对被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处理的份量过严过重。”
    《毛泽东传（1949-1976）》与这种攻击毛泽东、全盘否定反右斗争的观点，有根本区别。但是，它对反右斗争的一些分析和评论也是不正确的。
    该书说：六月二十九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作者们凭什么说“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呢？至于“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该书说：“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当时，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严重不严重？ 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严重不严重？当时亲身经历过来的人，都有深刻的感受。特别是身处北京的高等院校环境中的人，更有深刻的感受。当时之所以没有发展到如匈牙利事件那样更严重局面，就是因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并采取了正确的路线和斗争策略。
    该书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起草的。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然后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罗同盟”的名。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
    “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说“章罗同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这完全是书生之见！如果由这样的人去指导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那是要亡党亡国、人头落地的！革命的人们不应该忘记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经验教训。
    该书说：《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一来，大批被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虽然还保留选举权，但长期承受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打击、歧视和伤害。这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混淆。
    按照作者们的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可以调和的、你活我也活的矛盾。这可真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二、关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问题
    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三）中批驳了这些错误观点，他指出：
    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千人，后来扩大到8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
    这里不能不说书记处有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第一段反右派斗争，统战部李维汉召开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工商联的座谈会，了解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反右派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就没有像统战部那样的部门来帮助书记处干这件事了。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由此说整风、整党到后来，除了所说的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有很大提高以外，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是更增加了。省、市、区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效果大不相同。应该讲是毛主席接受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　　还有一点应该说到，右派的进攻激发了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义愤。右派进攻猖狂的时候，《内部参考》也反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什么要他们这样胡说?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的进攻?等6月8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出来，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了鼓舞，应该说，对广大的人民来讲，这个实践，这个理论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也和斯大林肃反的扩大化不一样。1957年的生产发展很好，工人用自己的行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到1956年，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1956年调整，使1957年的生产发展更健康，速度虽然稍降低了一点，但是1957年的生产、整个经济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反右斗争发生扩大化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
    1，毛泽东开始提出的某些原则没有坚持
    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以后，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
    如果坚持一开始反右派斗争时毛泽东提出的：对右派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不予办罪，是不是可以更有利于开展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避免斗争的扩大化等后遗症呢？
    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从其中划出的右派分子竟占到了百分之十。毛泽东历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知识分子中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而运动的结果却达到了他的最高的一种估计。这显然是“过分”了。
    2，中央书记处的严重失职。如果说，反右派斗争发生过扩大化，主要应该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至一九五八年三月这一阶段。而这一阶段的具体工作，是由作为党的总书记、中央整风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具体进行指导的。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的一个重大失职。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3，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
    4，党内一些官僚主义者乘机整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咎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
    三、关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毛泽东传》说：《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文章还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
    它指的是《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的这样一段话：“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观点不正确吗？
    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三）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
     “在反右斗争中，毛主席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据历史的经验看，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制的改革完成以后，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反右斗争一直到1957年底，毛主席多次讲话中加以阐述、加以论证的重大问题。究竟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是合乎马列主义还是不合乎马列主义?是合乎实际还是不合乎实际?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讨论、认真研究的。”
    “我认为毛主席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符合列宁的观点的。作为党史，只讲我们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产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而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一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点。因此，我们的国史，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跟“七十年”同样一个腔调，应该有所差别，要把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表述。”
    “右派斗争以后，多次修改文稿，提出了思想路线、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我从《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夏季形势》《三中全会》等文章中选录了18段：　　1、“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2、“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　　3、“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4、“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生产力。”　　5、“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6、“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7、“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的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是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8、“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9、“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业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准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10、“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　　11、“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12、“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13、“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14、“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15、“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16、“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17、“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　　18、“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毛主席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究竟是属于反右派斗争必要的范围?还是属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范围?过去没提出这个问题，也没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有一种说法：1957年以后“左”了20年。那么这个理论和实践是属于扩大化的方面了，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
    四、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主要矛盾问题
    《毛泽东传》说：“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看来，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该书说：“把阶级矛盾同敌我矛盾加以区别，说明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但是，说阶级矛盾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又容易发生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混淆，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应当而且必须肯定，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和主要的都不属于阶级矛盾的范围。”
　 该书说：“毛泽东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这些，都是八大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是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这样的形势判断作出的。但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反右派运动以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错误判断，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三中全会期间，他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展开。尽管他对八大决议的论断，只是说“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不必去修改它。但是，他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论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转折，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程序上正式改变八大决议的论断，是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八大一次会议认为生产落后于需要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到底是思想向前发展了，还是向“左”发展了？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主要矛盾有一个认识过程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提法明确地说明了阶级斗争和两类矛盾的关系：在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同民主革命时期比较，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注意！这里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与敌我矛盾相对而言的，不是与阶级矛盾相对而言的。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呢？
    难道说；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矛盾不存在了？或者阶级矛盾只表现为敌我矛盾？这两种说法不仅违背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在理论上也根本说不通。
    说阶级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能不能由此推论出人民内部矛盾中大量的是阶级矛盾呢？不能。这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问题：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外延不能相等。人民内部矛盾包括一部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更包括各种劳动者社会集团之间的非阶级矛盾。这后一种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是大量的。
　　同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印发《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供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人员参考，其中第三十个问题是：目前，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有几类，什么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中的二十二个问题作了二十二条批注，第三十个问题没有批注。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这个问题考虑仍不成熟，还没有得出结论。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两者都有，都要注意，但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
    这一段话写得很简要，如果联系他在此前后的思想，应作这样的解释：这里的人民内部矛盾（斗争）主要是指人民内部各种阶级之间的矛盾；这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敌我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以说：“两者都有，都要注意”。但是，就中国今天的现实情况来说，“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中既包含有阶级矛盾，又包含有非阶级矛盾。所以，“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也就是说，既不能把非阶级矛盾夸大为阶级矛盾，也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夸大为敌我之间矛盾。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指出：“分清两类矛盾：不能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第一类矛盾还存在，右的观点要防止，但不要夸大。第二类矛盾显著起来了，同志中也有‘左’有右。” 很明显，这里说的“两类矛盾”是指的敌我之间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第一类矛盾”是指敌我之间矛盾；“第二类矛盾”是指人民内部矛盾。在谈到人民内部矛盾对敌我之间矛盾的关系时，毛泽东总是用“突出的”、“显著起来了”来形容，而不用“主要的”来形容。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指出：“不能说现在我们国内敌我矛盾还是主要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应该讲，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他认为，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阶级性）、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者的矛盾（除少数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反人民的官僚主义者以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等等，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了主要矛盾。刘少奇的这个提法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比较，可以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种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观点，仍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哪个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问题。
　　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概括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矛盾的属性的一种矛盾。相对于敌我之间矛盾来说，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说是主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时，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除了少量的敌我之间矛盾以外，大量的、普遍存在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几乎包括了绝大部分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究竟哪一个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仍然是不清楚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相对于敌我之间矛盾来说，称述人民内部矛盾一般不用“主要的”，而用“突出的”、“显著的”，以避免与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相混淆。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他在讲话中对这个观点作了具体阐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一九五八年一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一个讲话提纲中指出：“两类矛盾：敌我；人民内部； 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先进落后矛盾 主要：阶级矛盾（过渡时期） 大量：先进、落后” 这几句话非常简短，但理论意义非常重大。它深刻地说明了各种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
　　首先，把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概括为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敌我之间的矛盾包括的是人民群众与一部分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如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一部分是非阶级矛盾，即劳动人民内部的各个社会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如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矛盾。
　　在过渡时期，在两类矛盾包括的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阶级矛盾虽然是主要矛盾，但并不等于是大量的、突出的、显现的矛盾。大量的、突出的、显现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各个社会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如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之间的矛盾。
    一九五九年底至一九六零年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
    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为什么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
　　1、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以下几个特征：
　　（1）这个矛盾斗争的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2）这个矛盾斗争的焦点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支配工人阶级；
　　（3）这个矛盾斗争的主战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2、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在经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国际联系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潜在能量和巨大影响。
　　3、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有重大影响，因而在劳动人民内部就会产生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
    4、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前途和方向，关系到青年一代的前途和方向，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1957年12月 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乘风破浪》一文（这篇文章是以柯庆施的名义发表的，实际上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胡乔木修改定稿的）是对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的总结，特摘录如下：　　“首先，我们谈谈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
    “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指示。但是，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一部分同志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刮起来的一阵妖风吹昏了头脑，对于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发生了怀疑，好像党的某些基本政策是右了。这一股风虽然不很大，但很值得注意。
    “大家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我国的过渡时期，上面说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国内基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1956年初达到高潮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运动，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的总纲里，就着重地指出：党仍然面对着‘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的严重任务，仍然面对着“继续注意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影响”的严重任务。因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还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围内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旧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同人民的矛盾当然是敌我矛盾，但是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彻底孤立了。还有一些政治资本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尚未被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头的右派分子。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但是不论是在全国人民中，或是在资产阶级中，他们也只占极少数。当他们一旦暴露出自己的反社会主义面貌，他们很快就陷于广大人民的包围之中。至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中间派)，对于所有制的改变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虽然也不完全心服，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般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论就全国来看，或是就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来看，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摆在眼前的现实例子，证明党中央对基本形势所作的分析的正确。一个例子是：这次党所领导的上海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主要是由工商界自己进行的。第一批六千人，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提高了认识，学会了大鸣大放、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进入反右派斗争阶段以后，揭露出右派分子248人，整个工作做得很不坏。目前运动正逐步推广到整个工商界去。另一个例子是：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 60％，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占34.5％，工农家庭出身的只有4.5％，但是，在政治上，左派加中左分子却占44％(这个比例在全市是比较高的，一般大学占30％左右)，右派只占8.5％。这两个例子难道还不能说明，就以商学两界而论，近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他们的改造工作做得还不坏，他们自我改造的成绩是显著的吗?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情况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吗?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们的大多数经过教育是可以进步的，认为他们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正确的吗?　　“我们有些同志不去认真研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即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如果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他们看不见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不认真研究周围事物的新发展，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化了。他们错误地把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概看作敌我矛盾，把不属于右派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也看作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而不懂得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形式来处理阶级斗争的必要。　　“当然，看不到敌我矛盾是完全错误和非常危险的。既然敌我矛盾还存在，否认或者忽视敌我斗争，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们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也看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就要犯右倾错误。由于阶级关系时而尖锐(例如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时而缓和(例如当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被迫退却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注视这方面的发展变化。当阶级关系尖锐化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调这方面的斗争，并且坚决粉碎一切反社会主义、反劳动人民的分子的进攻，如同这次反右派斗争所做的那样。但是，鉴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中间派)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仍然应该信任他们中间的多数，帮助他们进行彻底的改造，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争取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步从中间派转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当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反复的过程，中间还会起变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会逐渐进步，逐步改造好，也会有一部分改造不好，但是数量不会很多。　　“我们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这并不是说，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而劳动人民内部就没有矛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除了存在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之间的以外，还更广泛地存在于劳动人民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个问题都曾有全面的深刻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指出的种种矛盾，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传染到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因而在无产阶级内部产生的矛盾，但是还有许多矛盾却不是由于阶级的存在或者阶级影响的存在，而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人们的领导工作落后于群众需要。这是一种主观同客观、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这类矛盾就是在阶级和阶级影响完全消灭以后也仍然会继续产生。在同过渡时期比较起来称得起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及在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也仍然会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仍然需要及时地发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有了正确的制度，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所有这些方面，领导工作情况怎样，是好还是坏，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还是采取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是走在客观实际和群众觉悟的前面还是落在后面，具有很大的作用。总之，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由此可见，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加以分析。以我们党的整风为例。我们在整风中要着重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着重批判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这些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反映。但是我们要反对的主观主义作风，却是认识上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许多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例如对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农业发展速度的某些争论，对于形势发展快慢的不同估计的某些争论。这种争论将来永远也是会有的。对于这种矛盾，就不能看作阶级矛盾的反映，更不必说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我们有些同志过去一个时期怀疑党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怀疑党的若干基本政策的正确性，主要地就是由于没有具体地分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又缺乏具体分析。　　“我们有一些同志喜欢用压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总觉得说服的方法收效慢，或者收效小。这是没有根据的。看来他们好像很‘左’，其实，恰巧说明了他们很右。事实证明，对人民采取说服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同志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难道不是被说服的结果而是被压服的结果吗?为什么我们可以被先进的同志们说服了，而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说服别人呢?对人民采取压服的方法，这不是别的，正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对待被剥削阶级的方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方法。国民党蒋介石是最会向帝国主义屈服、向人民施‘威风’的。我们必须反掉这种国民党作风的影响，不许向人民施‘威风’。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定要相信党能够说服大多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旧社会的人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在剥削制度下，旧社会把人训綀成自私自利，而在新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的逐步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强大和巩固，就有可能最后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旧社会来的人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思想的人。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国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局势是有利于我们这样做的。　　“整风运动的经验，最有力地说明对人民采取说服方法的伟大效力。经过今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们很多同志学会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等等一套方法，正确地处理了我们工人阶级内部、劳动人民内部的大批问题，以及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中的大批问题，取得很宝贵的经验。同时，我们还取得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摆事实、讲道理的一套方法，就是说，也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这一种敌我矛盾的经验。这是极为重要的收获。但是，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没有学会或者没有完全学会这套办法，不少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还有抵触。因此，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同志要下定决心，不但自己要对当前的阶级关系和国内的主要矛盾和大量存在的矛盾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还要帮助各级党组织直到基层党组织、基层干部都能认清形势，分别各类矛盾，并且能够正确地加以处理。只要我们大家有了经验，并且把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摆事实、讲道理、边整边改等等这一套办法完全学会，并且把它变成经常的制度，经常的方法，今后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无论是革命问题或者建设问题，无论是大是大非或者是小是小非问题，都可以运用这一套办法迅速地加以解决。”
    
    2006年6月3日初稿
    2011年5月3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