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58—1962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批评“反冒进”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提出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根本还是促进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召开了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反冒进的方针集中地表现出来。会上一些人甚至认为，一九五六年各方面都“冒”了。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上一些人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当时明确提出七条意见，这七条意见作为一个妥协方案，是用来挡水的，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
其中关于经济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趋势，发展是个总趋势。
这里毛泽东从辩证法的高度阐明了前进和后退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反冒进方针问题。
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到十日，在毛泽东召开的座谈一九五六年经济工作的会上，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一致认为一九五六年“冒了”。
陈云提出要防止建设规模超出国力的危险；
李富春认为，一九五六年计划冒了，执行也冒了，是冲昏头脑；
李先念说，一九五六年冒了三十亿到三十五亿；
薄一波列举了一九五六年冒进在经济工作中的十种表现。
到底实际情况如何，这里不妨引用一段薄一波一九九一年的一段话：“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能不能把这个增长速度笼统地称为冒进呢？不能。因为这一年增长速度所以这样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上两年农业丰歉的影响------第二，‘一五’期间苏联承担的设计项目，头三年到货的设备很少，主要集中在第四年、第五年即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到货，这也促使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投资骤增。”“后来总结，认为一九五六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主要是三条：基本建设投资虽几经压缩，还是多用了二十来亿元；由于职工人数增加过猛，工资改革控制不严，工资福利支出多用了十来亿元；由于支持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贷多发了几亿元。”
这些都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能够以此为根据提出反冒进的政治方针吗？
二、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是促进还是促退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指出：
“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
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就已经明确提到了经济建设的两种方法问题：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过高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三、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讲矛盾、不断革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会议，讨论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只有周恩来，还有华东五省一市的第一书记。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指示：《浙江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可转载，并可广播。”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至四日，在杭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疋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疋，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如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
政治业务要结合，也就是红与专的问题。政治叫红（我们为红，在美国为白）。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不同，有区别。一个是搞精神的，一个是搞物质的。有些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说话时口边政治很少，可见平素不大谈政治。忙得很，一谈就是业务。各省管业务的恐怕更厉害些。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要懂得点业务才好，否则名红实不红。不懂农业，要指导农业就不行。搞试验田，红与专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种是不懂业务，空头政治家，一种是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或其他技术家，都是不好的。要去分析分析。但是批评人家的时候，先要检查自己，自己也有点空，不甚了了嘛。总理去年就钻了一下工资福利问题。我在北京看了工业展览会，一次看一个馆不够，还要多看看。
整风要贯彻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上海说的第三类人，就会作官，要打掉官风。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整风中要反浪费，时间不要太长，几天就行了。结合整改，专题鸣放一次，鸣放了，大家警惕。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进行教育，要勤俭持家。
在反右派中，批判了右派提出的走“白专道路”的思想。但是，有些人又把“白”与“专”划等号，认为“专”就是“白”。随着形势的发展，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即将转向技术革命，所以，在整改中，要进一步解决红与专，即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突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阶级矛盾、主要矛盾与两类矛盾的关系问题。
首先，毛泽东重申了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即阶级斗争是主要的，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其次，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阶级矛盾与两类矛盾的关系：
阶级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在过渡时期，这一类性质的矛盾是少量的；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过渡时期，这类性质的矛盾是大量的。
因此，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在过渡时期，这一类性质的矛盾是少量的；另一类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过渡时期，这类性质的矛盾是大量的。
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落后的，是认识上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不断革命问题。毛泽东把他的不断革命论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这就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代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个层次，是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革命，这包括新民主义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改造。
第三个层次，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这包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反右派斗争。
第四个层次，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
这四个层次的革命是一个紧接着一个不间断地进行的，但又不是绝然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渗透的。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特别着重说明了，为什么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紧接着进行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这个战略思想非常重要。当时很多“老革命”不理解，一些人掉了队，一些人勉强地跟着走过来。右派夺权以后，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了政治思想上的主流。
四、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部分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问题，同时研究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包括李先念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明确地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当时提出反冒进之所以是错误的：
第一，从政治上来说，一提反冒进就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第二，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第三，从具体业务工作上来说，“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这些属于业务问题。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具体地分析了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的过程及影响。
先是，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一九五六年四月，)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
随后，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鲁言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
紧接着，（一九五七年）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
这样批评反冒进就涉及到了具体的事和具体的人。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三日晚，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有劲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这个报告(指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大家都要学习柯老”。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上海报告（报告记录：“柯庆施这篇报告，请大家看一看。”“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上海有一百万工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当时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
破暮气，走出办公室（报告记录：暮气，我们都有些，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暮气是朝气的对立.讲革命朝气。）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群众积极性没有想到。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一九五八年十九日晚，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
一九五八年十九日晚，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说：反冒进这个问题，是上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矛盾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
1，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技术）的对立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反对空头政治家（名红实白）和迷失方向的经济家这样两种人
2，整风一定要坚持到底，全党提起干劲，打掉官气，实事求是，与人民打成一片，肃清一切作风上、工作上、制度上的错误。
3，在整风中每个单位以几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干部的；每个家庭的。
16、不断革命论
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
阶级消灭以后，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或革命，继续进行，但性质变了。国家权力，在对内职能上，逐步地不存在了，现在对劳动人民也已基本不存在了――说服而非压服，打倒官风，十分必要。
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
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即思想）是为经济服务的
22、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
大局与小局的区别
一般与特殊的区别
抓住主流。抓错了（抓了支流），一定栽筋斗。
这是现实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
‘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教训。
响应反斯大林的教训，完全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棍跑。
响应高铙的教训
登徒子好色赋的方法
我们同志中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很不少。革命吃亏很大。
23、以平等态度对待干部，使人感觉人们相互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觉自己的心是交给了他的。学习鲁迅。
26、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使出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36、我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在今年九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举行一次鸣放辩论，然后在工厂、合作社、学校、机关中，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举行辩论，求得多数人的同意。
37、在三级（或四级）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大权独览，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个人作用与集体领导的统一――班长与战士的统一，上级的决议和指示），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是否正确？
41、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是不对的。
42、准备挨骂，硬着头皮顶住。[1 《文稿》第7册第24－31页]1
在会议过程中．毛泽东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
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
毛泽东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
他还说，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 毛泽东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的讲话就说过：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但是，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我不懂，也不知道。这次讲话又说：反右倾保守，并不是要尽唱高调、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是要按实际条件办事，订指标要留有余地。这番话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在一九五九年才说的，而是在大跃进还没有形成之前的一九五八年一月说的。有些人就是不听。出了问题，反过来，还要说是因为毛泽东反右倾、批评反冒进、鼓吹大跃进造成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柯庆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要强调了三点：
第一，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劲头鼓起来了，现在有了热潮，
第二，都搞社会主义，但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
第三，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要坚持整风，改掉官气。但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二月十九日，中央将这个草案转发全党。
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实际是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它是总结几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特别是反右倾和反“反冒进”的经验教训的成果。六十条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部分：理论、原则、任务、学习、方法。其中：
关于理论
（1）不断革命。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2）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
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是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并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取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要懂得一些。不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3）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政府各部门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浙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制度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合理的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4）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
十个指头的问题。
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都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
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铙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悟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讲究方法论。
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形成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
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地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关于原则
（1）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
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2）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
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3）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
必须使人感到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管官有多么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对待人的条件之一。
（4）要随时准备挨骂。
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5）党的领导原则。
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四个字，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策。
（6）第一书记挂帅。
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7）党委要抓军事。
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毛泽东批示“可用”的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中说：
“他们的结论是：‘无论如何要稳妥可靠些，不要再犯冒进的错误’，”
“这些人不了解，跃进和冒进有原则的不同。跃进是一种有实际可能性的前进，它不同于通常的前进，它是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千方百计，打破常规，采取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技术，以比通常快得多的速度，迈大步的前进。”“冒进是超越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没有根据或没有充分的根据的胡思乱想，主观主义地蛮干。”
“一九五六年我国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尽管其中有个别缺点，但仍然是一个基本上健康的大跃进。”“有些人却分辨不出九个好指头和一个坏指头的区别。把个别当作一般，把支流当作主流，对整个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名为反‘冒进’，实际反跃进。”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三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了三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四十三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从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机关的情况看来，这次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过去历次的增产节约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落后现象的斗争，已经形成了广泛地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很多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被冲破了，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顺利的解决了，各方面的生产和工作已经有了明显迅速的改进。一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历年来，一月份生产和基建计划总是完成的最不好的，年初松，年中紧，年底赶，几乎成了一个定例。而今年却一反积习，一月份的工业总产值越额百分之二点五完成了月计划。基本建设的情况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再如商业部门中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虽然还开始不久，某些先进单位却已经在广大职工觉悟充分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大胆地突破常规，提出了并且实现了减少人员，节约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并且纠正了在商业企业中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搬用在工业企业中工作八小时的现象，实行了一班到底的工作制度。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显然是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群众在这个运动中决不满足于克服生活中的铺张浪费，也决不满足于仅仅要求产量指标的突破。许多企业在辩论了浪费的性质、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造成浪费的责任应该由领导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三方面担负，这三方面都必须同时改进。领导工作人员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钻研业务的毛病；技术人员往往是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规，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许多人没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问题。在许多单位的辩论会上，三方面的人都同时揭发和批判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打掉了官气、暮气和邪气，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抵制，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有一些人虽然认识了思想工作的重要，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组织群众去抽象他讨论一些原则性问题，结果在辩论会上，群众往往不知所云。当然，重大的原则问题，例如个人和集体，自由和纪律，工农关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等等，都必须在群众中辩论清楚。但是在目的阶段，这种辩论必须针对生产和工作具体任务。很多企业．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具体辩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了上述原则，并且也边辩边改，立即见诸行动。拿这种作法同前种作法相比，岂不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吗？我们说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首先就是说要以它作为当前整改阶段的纲，通过它来完成当前的整改任务。决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割开来，如果抛去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管，不去因势利导，从解决具体问题中去解决思想，那就必然会失败。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五、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些领导人作自我批评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陈云发言检查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要负主要责任。还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是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
毛泽东扦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以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无权参与，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呼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番跑出来的时候，对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会上，李先念和薄一波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的错误的责任。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
“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要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
“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的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多搞了水利嘛！”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我们的同志就会生气，‘噢，你右派把我抓得跟你差不多呀！’果然生了气。表现在去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那一篇报告，痛驳右派，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不要一讲缺点，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中国六亿人口，一千二百万党员办事，能没有一点缺点。”
“一九五六年反冒进是个什么事情呢？大家都在正确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贰、本节简论
一些人当时虽然做了检讨但思想并没有真正通。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又重新翻这个案，还硬说周恩来如何挨了整、受了委屈，并以此证明毛泽东犯了二十年的“左”倾路线错误，
胡绳的《七十年》说：“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1956年的反冒进以用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确认）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从经济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和人民所积累并由八大所总结的宝贵的成功经验，就很难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评是否“不适当”，姑且不论，上述这种说法对它造成的影响的分析和推论，确实也大得吓人。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也作大体相似的评论:：
从批评的以冒进开始，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维定势，认为无论如何正确的方面总是“九个指头”，错误的方面总是“一个指头”超出这个范围便是“右倾”实际上是过于自信，且听不得别人批评。
如果说，八届三中全会对反冒进的批评还只是从经济工作的角度提出的，那么到了南宁会议，则把反冒进一下子提高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使会议的气氛一开始就十分紧张。
毛泽东是个哲学家，他在讲述辩证法。但是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平衡与不平衡的转化，是需要条件的。条件有主观条件，有客观条件。毛泽东只强调主观条件，忽略了客观条件，一味要求不断打破原有定额、指标和计划，使所谓的“积极平衡始终无法建立起来，相反却演变成了遗笑后人的数字游戏。
南宁会议是屐大跃进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南宁会议前后，毛泽东将本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当作几位领导人的错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随便指名道姓地批评表明毛泽东已经把自己凌架于中央领导集体之上，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急剧地发展起来。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发展，除了某些客观原因，如制度不健全等等外，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原因不可回避。这个主观原因就是过于自信，不再谦虚谨慎。
《毛泽东传》也说：
“在南宁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毛泽东与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建设速度的问题上。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又提出一些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而被会议一致通过，这就直接导致“大跃进”的开始发动。”
毛泽东承认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应该调整。但是他十分忌讳提“反冒进”，他认为，这样提就成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了。他提出，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而不能提反冒进的口号，这就带来片面性，同他历来所倡导的在反倾向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是不一致的。”
“这一次对反冒进的批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对当事人采取继续信任的态度，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从此开始受到破坏，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这里也把事情的本质歪曲了。
辛子陵的《毛泽东全卷》说：“毛泽东认为他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条件，已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中国的经济。他太急迫了，又把赶超英美的时间提前再提前。”“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功业心所驱使，毛泽东决心要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关键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但他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这就是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国务院……不把这些人压服，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于是，继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为主题，反对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搞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中共全党的推行开辟了道路。”
很明显，这是辛子陵的一贯手法：一个是，蓄意歪曲事实，从毛泽东的动机、人格上污蔑攻击毛泽东；另一个是，拚命地把周恩来拉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去，以便“证明”毛泽东一个人执行了一条“左”倾错误路线。
毛泽东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究竟是批评什么思想、什么人？究竟对了还是错了？
其实，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批评的是，在一九五六年的条件下，有的领导同志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反冒进的指导方针。
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抓住“反冒进”大做文章。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
正是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跃进”这个口号。这里，周恩来既回答了右派的进攻，也纠正了他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又高度赞扬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说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表彰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当晚，周恩来写信给毛主席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批评反冒进，并不是反对纠正一九五六年计划工作中的具体错误，而是反对一些领导人提出的反冒进的错误指导方针。也不是要反对周恩来个人，而是反对一种错误思潮。更不是什么今后只能反右倾不能反冒进。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达成了共识。经过一九五八年的一系列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可以说全党达成了共识（也可以说是得到中央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的确认）。
2011年4月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