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复制链接]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在成都举行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三月九日、十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强调了四点：
    第一，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第二，现在好像不要平衡，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15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第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釆取哪一种？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第四，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通过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阐述了坚持普遍真理与发扬独创精神的辩证关系。他的结论是：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一九七八年以后受到攻击最多的问题，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毛泽东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
    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
    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
    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
    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
    
    所谓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以后提出来的。在中国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个人崇拜；另一种是反对个人迷信。后来，在文章中还是使用了反对个人崇拜这种说法。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两种个人崇拜，其中第二种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其实，就是个人迷信。我们不应该反对个人崇拜，只能反对个人迷信。
    有人说，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就是鼓吹个人崇拜。要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分开，我们只能崇拜真理，不能崇拜个人。某个真理总是由某个人提出来的，真理与个人能绝然分开吗？当然，真理与个人也不能绝对等同，不能因某个人提出了某个真理，这个人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
    其实，那些反对个人崇拜的精英们才是真正的个人崇拜主义者。在中国，各种纪念个人的旧居、碑亭、塑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把各种各样的个人的讲话都封为理论、重要思想。成天要人们高举这些旗帜，而且还要一百年不动摇。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的批示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指出了对一九五六年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存在的偏差。这是以后中央领导层产生一系列分歧的基础。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阐述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四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建设速度问题。
    关于对立统一观点，
    他说：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要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
    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
    他说：现在仍然存在着四个阶级：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我们同这个阶级的矛盾属于敌我性质。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同这个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性质。
    第三个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
    第四个是农民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是集体所有制。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他说：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
    关于建设速度
    他说：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四川的高级化，李井泉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了相当完整、系统的论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以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分析为基础，已经开始形成，但尚不完备。能做到自觉拥护的人不多，而出自本能反对的的人不少。总路线的灵魂、实质是建设速度问题，但对速度一定要辩证地来看，不能刮风。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的中心就是鼓励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树立起势加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给滕代远的信。
    指出：“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可以在回京后，跟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虽然反复强调要反保守，但同时他又非常冷静，反复教育干部要注意每一个建设项目是否必要和可能。绝不是像有些人攻击污蔑的那样，只是一味的头脑发热，盲目冒进。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的一个批语。
指出：“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消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消灭掉了。”[]3
这里提出了“兴无灭资”的口号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会议发言
    他说：“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我也认为问题的本质还不是什么战时赤字和和平赤字的问题，这两种赤字虽然有条件的不同，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解决这两种赤字的方针是一个，就是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当时确没有这样的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关于反冒进，我看以后不需要谈了。如果从经验上、方法上把它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重点是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深入分析反冒进问题。”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重点是总结反冒进在思想方法上的教训。但同时又强调了另一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说：
    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
    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
    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来又取消了。支票开的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有剥削，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变成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大概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
    右派这么多，所以釆取除少数外，不提它不取消选举权，而釆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钊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毛泽东这篇讲话的重点还是分析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从这些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阶级关系问题的重视。因为它是党制订政治路线的基础。
总的来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对理论有重大的丰富和发展，突出贡献有以下几点：
    （1）提出发展生产力的理论问题
    （2）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3）提出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
    （4）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
    毛泽东的讲话的确十分精彩，十分具有鼓动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能说不正确。问题是，无论毛泽东本人怎么想，客观上，在反右倾保守的强大压力下，在人们渴望高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急切心情的支配下，人们就是把科学、把客观规律统统当作教条，当作迷信。其结果必然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大行其道。
    毛泽东把个人崇拜与真理崇拜混同起来，主张如果真理掌握在个人手中，就应该崇拜，其含义就是他自己就代表真理，这就明显地表现毛泽东过于自信。尤其当他的意见和中央集体不一致时，他更需要借助党内民主之外的东西来贯彻自己的主张。所以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的主张，是天理与人欲并存。
    成都会议，就经济建设方面的“左”倾错误而言，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南宁会议。“大跃进”中的各项主要错误，成都会议都已基本存在或初具雏形。
    对照毛泽东的讲话，它的这种攻击可以说没有一句话是站得住脚的。但确实代表了党内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心声。
    
    二、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提出要用跃进代替冒进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汉口会议，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参加。
    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毛泽东在一次汇报会义上指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反冒进。过去说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六年实在些，这个话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九五七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一九五七年劲头不大。去年揭开盖子，用整风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盖子不解决，压在劳动者、干部身上，精神不振，生产力不解放。”“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没有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国内外情况紧张，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顾不上开会；我（那时是采取防御的，以后才逐步恢复三个口号。”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突出地强调了两点：
    第一，大跃进要留有余地。
    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苦战三年以后，还需要再战。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的不是三年，而是还要战斗十几年，不要把事情简单化了。
    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的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觉，要回去研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搞完，我不相信。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宣传要给自己留余地，讲问题要看远一点，以后不要说什么“化”了，“四无”了，将来要变成“四有”城了怎么办？宣传多了，以后就不好动员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也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问题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账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
    两个战役之间需要有休整，不要老紧下去，紧张之间要有调节，不要使群众总紧张下去。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要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悠哉，很必要。
    第二，阶级斗争要注意反复。
    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
    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
    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形势逼人，他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
    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题，如国际上出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
    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工人、农民不敢说话。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过，谁敢贴大字报。
    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
    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从来都是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虑的。在生产斗争斗争领域，他一方面发动大跃进，另一方面，又时刻提醒干部要保持冷静、留有余地。在阶级斗争领域，他一方面指出在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要冷一冷、放一放，另一方面又强调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毛泽东讲话：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
    他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问题，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毛主席在听各省汇报时，作了很多插话。　　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　　在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　　在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时，毛主席分析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与吴冷西、田家英谈话。
    毛泽东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印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我们再看看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对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是怎样评论的：
    对于河南和辽宁这两个看起来有点不着边际的计划，毛泽东觉得有必要泼一点冷水，好让他们不要头脑过热，也让其他各省不要头脑过热。但是毛泽东此时泼点冷水，局限性是很大的，因为首先肯定洛河南和辽宁省的计划也是可以实现的，只是要求其它各省不要仿效，以免天下大乱，晚一点也就是一、两年的事，何必着急呢？
    什么叫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就是一个典型！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广州写《介绍一个合作社》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觉司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面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受到许多人包括像胡绳这样的所谓“党的理论家”们的攻击，成了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有力证据。很难相信，这些人真的是读不懂这段富有革命精神和辩证法思想的话，而只能说，这些人为了达到攻击毛泽东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恶意歪曲罢了。
三、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五月二十三日，召开八大二次会议。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
    洛甫同志；
    　　三个报告都看了，第三个报告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的热烈欢迎。一年下去四个月，走马看花也好，你的建议完全正确。外交部同志们轮流实行。我对你的上述看法，或者不大对，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　但是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号上午三时
    （张闻天一九五八年四月中下旬给周恩来、陈毅并报毛泽东三个报告，分别是：四月十三日关于同上海市对外贸易局长齐维礼谈对外贸易工作问题的报告；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建议改变保留作为点缀方针的报告；四月二十六日关于上海、杭州一些工厂和合作社情况的报告。其中最后的这个报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实果，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地劳动和工作。我们的干部也正在从根本上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种实验田、实行跟班劳动，大大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总之，千年的陈规积习已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出现了一种蓬勃的革命朝气。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的，前途无量。我这次下来虽然时间不长，只是走马观花，但是毕竟增加了不少知识，对于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的进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报告还建议应把经常接触国内实际和国内群众作为外交部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可惜，他的思想到五九年下半年又发生了反复。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重点是讲我们发展了辩证法，准备对付大灾难。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关于跟什么人的问题，他说：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这里说得很清楚：跟什么人，主要是跟真理。什么人掌握了真理，就跟什么人。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
    第二，关于世界大战问题，他说 ：
    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
    真正打怎么办？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
    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有些人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打原子战争，人类就会毁灭来说的。第一，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第二，也有战争的可能性，不能睡大觉，要准备；第三，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就打吧，打完了再建设；第四，打仗要死人，人类会不会毁灭？不会。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而再地攻击毛泽东这些讲话，说什么是鼓吹战争、消灭人类。真是无耻之尤。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人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列宁也是很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使农村半无产阶级觉悟起来，不断革命。有人以为要几十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更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的经验，解放后的农民，精神振奋，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斤斗还是在农民问题上。不相信多快好省，首先是不相信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
    上面讲的是农民问题。城市人口百分之十五，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有些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有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
    工人一千二百万，加上家属只有几千万，无沦如何没有农民多。富裕农民不跟我们走的有几千万，经过大跃进后，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其中坚决的百分之二十。
    工农兵，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骂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我搞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就坐不稳。列宁也强调农民问题，也是“农民主义”吗7我和欧洲同志谈；你们怎样？欧洲情况，除了农业工人以外，有自耕农（许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谈，也是谈争取农民问题。要他们去研究一个农村。弄清阶级关系，解剖一个麻雀。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分别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大会上发言。
    周恩来说：
    毛主席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的方法，也就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方针。
    这里应该特别讲一件的，就是政府在指导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中，曾经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当时我和担任政府工作的某些同志却错误地认为，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太快，因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并且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害怕不平衡，就采取了机械的静止的平衡方法，企图以缩小建设规模、压缩消费的办法，只从分配方面去求平衡这种平衡的结果，不但不能起促进生产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生产的发展。
    除了上面所说的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错误以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的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
    陈云说：
    从工作出发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门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和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的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而对于中央工业、交通多数部门的情况，对于全国各地党的各方面工作，则注意不够，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的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首先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的责任。
    薄一波说：
    现在看得很清楚，1956年的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1956年的跃进，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对于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 我对于这种形势没有很好的加以分析，没有抓住形势发展的主流，对于一度出现的材料紧张的困难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动员和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反而强调了这种困难认为既然原材料生产赶不上去，基本建设的速度也就不能太快。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我看到了我国人口多，消费也多，强调提高积累比例有困难而没有首先强调人多可以生产得更多，积累便更多。因此，对于反冒进的错误我是有份的。在反冒进错误的影响下编制的1957年计划的第一本帐，也对当前大跃进的形势估计不足。今天看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生产和建设的的指标高一点或低一点，而在于反冒进大大挫伤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给开始出现的生产建设高潮，泼了冷水。这是必须引为教训的。
    李先念说：
    在工作中确实发生了不少缺点，甚至在一些时候一个问题上也发生过带方针的错误。往往考虑平衡和稳定多，考虑建设速度少，往往一怕发生赤字，二怕市场波动。建设事业前进当中是会发生某些供求失调现象的，看到这些一时的现象，我们就表现异常敏感，盲目叫喊紧张。当1956年建设跃进中出现了个别缺点的时候，我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局部现象，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夸大缺点，低估成绩，把1956年的跃进说成是一种冒进。反冒进的错误给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这里我是有责任的。幸而中央及时地作了纠正，否则，损失不知会有多大。
    这些发言还是不错的。可惜，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有些人又反悔了。一些“笔杆子”们推波助澜，把这些人说成当时受了多么大的委曲。难道说，中央的某些领导人都是一些反复无常的小人吗？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再讲破除迷信。
    （二）再讲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
    （三）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
    （四）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
    （五）讲一个红白喜事．
    （六）设立对立面。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肯定了“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的说法，
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领导干部头脑发热的情绪。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宇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
    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大中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
    这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
    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指出：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周恩来在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跃进”一词，肯定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是“跃进”。）
    四、农村合作化中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
    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合作化以后，合作社的生产发展、经营方向、组织结构等问题，他指出：
    “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
    “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
    “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在成都市召开的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适应我国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小社合并为大社，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在发展生产上有需要；绝大多数社员确实赞成；地理条件适合大社的经营；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办好大社。合并后的乡、社规模，以每一乡领导几个农业合作社为宜。如果乡的区划较小，可以适当地合并成大乡。
《意见》下达后，全国开始进行小社并大社工作。四月间，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卫星社，由27个小社合并成有9369户的一个大社。
从一九五七年冬或一九五八年春以后，全国不少地区的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合作工厂或者直接过渡为地方国营。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底的不完全统计，转为合作工厂的已有9300多个，职工61．7万多人，直接转为地方国营工厂的有
3，100多个，职工18万多人。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倡导农村人民公社，其实质在于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要按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按照这样的模式来经营，当然就不能称之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当然规模就不能太小，有些事必须发挥联合起来的作用。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倡导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方向、经营模式是正确的。目前，我国农村的一些先进地区，如河南省的南街村、北京市的窦殿村、河北省的刘庄、江苏省的华西村，以及一大批各地建立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都是按照这一方向发展的。
    人民公社化初期，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一乡一社，内部分有三级（或四级）：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有的下面还有生产小队）。原来的高级社有的地方划为生产大队，大部分地区划为生产队。当时确定，生产大队（或生产队）是管理生产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各农业社并入公社后，要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这样就在一个乡的范围内，把占有生产资料不同的集体所有制单位，一下子“拉平”了。此外，据十三个省统计，还有94个县，一县建成一个大公社或已经成立了全县人民公社联社。
    这里有两不同的问题必须首先分清：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的基本思想、基本原则问题，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个是在进行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缺点和错误问题。
    辛子陵的《毛泽东全卷》说：
    “毛泽东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只有皮毛的知识”。
    “毛泽东在创立公社体制的时候，成天沉湎于《三国志》，没有去翻一翻《资本论》，他才有勇气把自己创立的公社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推到世界前台，贻笑天下而不自知；如果他知道马克思分析过印度公社是如何被历史淘汰、瓦解、消亡的，他也许会慎重一些，不急于下‘人民公社好’的‘圣旨’，向全国推而广之了。”
    “他犯的是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如果实事求是地评估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必须下台，以谢全党、以谢国人。”
    肖冬连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
    “以全国党代会形式通过的总路线，标志着中央已经彻底否定了两年前八大会议制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经济方针，‘左’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已经最终确立了。”“这条总路线，基本方面是不正确的。”
    “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就是大刮‘共产风’的过程。后来，不断地反‘共产风’，‘共产风’的风源何在？就在人民公社化本身。”“人民公社的‘公’，实质上就是一个‘平’字，即绝对平均主义。它是党的领导人在新形势下对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套用，反映了小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很明显，这些观点就是要全盘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认为毛泽东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就错了，犯了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必须下台。
    1，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胡绳的《七十年》说：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对这条总路线的解释……就这些来看，本来是正确的。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性，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八大二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的规定和解释，在什么地方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在什么地方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在什么地方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原文没有指出来，看来它也指不出来。
    薄一波的《回顾》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无疑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是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系列基本点，大都发端于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报告，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探索适合于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成果。” “在制定特别是在具体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的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缺点和失误，是不是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1。不重视综合平衡。”“2。……忽视物质利益的原则。”“3。……只突出了多快而未能把把它同好省有机地统一和结合起来”。
    这里，薄一波实际上就承认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本身是正确的，只是“在制定特别是在具体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的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缺点和失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毛泽东传》也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
    另一种说：“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这两种说法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既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怎么又会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呢？难道说总路线的这些内容中不包含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视和认识成果吗？作者不可能不知道这种矛盾，但为了“保持一致”也只好让它互相矛盾吧。
    2，关于大跃进，
    《毛泽东传》在论述中曾经谈到，“跃进”一词，在五十年代，最初是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的，不久，就提出了“全面大跃进”。
    薄一波在《回顾》中说：“毛主席所以发动‘大跃进’就是要以尽快的时间，使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围绕这个目的，1956年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8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这个愿望是正当的，无可厚非的。‘大跃进’的号召，一经发出，全国上下，奋起响应，迅速成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这也说明毛主席、党中央当时提出的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而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
    “大跃进”难道说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良好的“出发点”吗？社会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发展，能不能够实现“跃进”、“大跃进”？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中还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的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个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无论从哲学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和“大跃进”这样的战略方针都是不错的。不能因为在大跃进方针指导下进行的第一个战役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这个方针本身。正如，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提出了“武装暴动”的指导方针，其后，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均告失败。不能因此就认为当时提出的“武装暴动”的方针错了。
    3，关于人民公社
    胡绳的《七十年》说：“7、8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
    这个思想本身究竟对还是错？它没有讲。
    薄一波的《回顾》虽然也说了人民公社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但它仍然把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思想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搅在一起，没有区分开来。
    《毛泽东传》对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作了大致的勾勒：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这样的构想究竟是对还是错？原文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构想也是从实践中来的，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随着各地工业的发展，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农业合作社在发展中出现了并大社的趋向，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随后，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掀起，地方工业的兴办，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的紧张。一些地方为着尽可能地腾出劳动力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举办了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有的地方还办起了“农业大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开始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的结构问题。
    人民公社的所谓包括工农兵学商、一曰大二曰公、政社是合一的等等特点，都是建立在初步从经济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以后，高度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与前人提出的“乌托邦”的空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初期，曾经出现过一些错误，但经过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的整顿之后，人民公社就逐步完善，走上了正轨。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近二十年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一些人所谓的“大动乱”、“大灾难”年代，农村人民公社依然屹立，各项事业逐步发展，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我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时间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在实践的过程中，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全国，现在仍有几千个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冲破重重阻力，保存下来了，并得到了新的发展。今天的河南“南街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样板。类似这样的“样板”在全国还不少。
    实践终究可以证明：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可以说它还不完善、不具体，但总的方向是正确的。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