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一、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一阶段——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讨论的十九个问题
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已经八个月了。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各项工作正在逐步落实。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回到韶山
他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毛泽东《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园里可耕田？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继续纠正“左”的错误。
第一个问题，读书。
“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
第二个问题，形势问题。
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
第四个问题，明年任务，
第五个问题，四年任务，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第六个问题，宣传问题。
“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
第七个问题，综合平衡问题。
“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第八个问题，群众路线问题。
“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第九个问题，工业管理问题。
“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第十个问题，体制问题。
“‘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第十一个问题，协作关系。
“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第十二个问题，公共食堂。
“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
第十三个问题，学会过日子。
“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
第十四个问题，三定政策。
“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第十五个问题，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第十六个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第十七个问题，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
“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第十八个问题，团结问题。
“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八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
这十八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凌晨一时，毛泽东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毛泽东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
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
(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
(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加评论。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所以还是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
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十三日清晨五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他们：“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很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早一点结束这次会议。
毛泽东当时向会议批示印发的文件不多，他利用晚上找人谈话。
七月十一日晚，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四点：(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这时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四)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第二阶段——毛泽东回答彭德怀给他的信
彭德怀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谈到毛泽东的责任问题。他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彭德怀的信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即使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
彭德怀的信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随后，彭德怀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认为主要是：第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彭德怀在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特别是彭德怀的信对他触动很大。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 “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
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
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有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三个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但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仅有历史材料为证。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查，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么！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那一边？向那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秧歌王朝）。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往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重复56年下半年、57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廿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在全国保持1／3我就满意了。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名曰计划指示，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这点我没料到。我和××总理根本没有管。不知可说也。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中南海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
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0七0万吨钢。一0七0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0七0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看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起，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直到七月二十六日，分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对彭德怀提出批评，但总的说来语气还比较缓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意见。
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非常重要：
第一，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至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次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定的付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泄气。
第二，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潮、右倾活动已经增加，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清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的基本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和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
第三，必须对此种党内的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的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第四，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没有争论的，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
在分组讨论的同时，毛泽东一边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边向会议印发各种文件，推动和指导会议的进行。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
其中一个材料是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
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
批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又把这三篇报道连同他的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次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
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想做两件事。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关于会议文件问题，他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
为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集中批评彭德怀做准备，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彭德怀进行面对面的批评，同时争取一些跟彭德怀持相同意见的人。
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两次，一次是七月三十一日，一次是八月一日。这两次会都没有正式记录。据当年列席会议的李锐说，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
一九五九年年八月一日中央常委会谈话记录 毛泽东：你这个同志（指彭德怀），经验主义，承认的？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华北座谈会后，也想搞点马克思主义。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我说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现在好像讲经验主义舒服点。但这是宇宙观、方法论，不好随便承认的。
会理时期，华北时期，（对彭德怀）你闹独立性，有电报，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洛川会议作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委分会另发指示。军委是一个部门，不能闹独立，不服从可以申述理由；何况华北军分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我对军分会小册子批的话，首先给彭看，后给王明看，讲文件本身责任由军分会负，总而言之不对，解决党内问题，一万年都要讲合法方式。
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10个大将更不在话下。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斗争、党的学说格格不入。党的内部关系。党与人民的关系，你没有搞清楚，解决的办法只一条：自己革命。你说：一半对一半（毛泽东说，同彭德怀的关系三七开，彭德怀坚决不同意，说对半开），总有点功劳。就搞这一条，你多次讲过，为了革命，专之可也；决策不请示。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 1次。我的责任是官僚主义。比较注意及时或隔一时间答复。9次无下文，我有我的不对。积9次，老子跟你不往来。（彭德怀插话：你可以写个条子。）条子也是个办法。黄克诚两次想找我谈（在前两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黄曾谈到，南下湖南前在北京等候，两次请毛泽东约谈话，终于没能如愿），没有下文，这是我的责任。香山住3天，有些忙，应当通知你再等一下。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起床，睡晏觉，你于是拂袖而去。孤僻。不交换意见，跟你谈过，孤僻，林彪更如此，贺龙好些。（彭德怀：贺、叶好，林也好些。我无事不上三宝殿。）积了许多问题、疙瘩，互相不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许多学说、政党、阶级斗争、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你根本不大懂，站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处理工作就难了。 韩进（抗战时在华北局工作，做过彭德怀的秘书）跟你写一通，是封建主义思想，用你的名义发表申明。讲统一战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讲自由、平等、博爱，教育宗旨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旧社会流行的成语，是封建主义骗人的，从古以来未有过的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不同，哪有什么同罪？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懂。 你阶级分析也不会，此次错误，也是不会这一条。如三亿五农民、一亿五老贫农，总数占70％。一亿五较贫苦，9000万人炼钢，也有老小上阵，主要是男女劳力壮丁，牵动人可多了。 昨天讲的有不妥当。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你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世界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部分。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是先生。尊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华北群众运动三起三落。
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首先是去年冬天郑州会议你未参加。上海会议重心批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我同你历史关系，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这回重心是彭，不是总司令，总司令这回态度好。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6亿人中最高明的是你，（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是假的。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一、二、三次反“围剿”，反张国焘，抗战，解放战争合作。）但整个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其他时间你独立自主。个别原则问题，如对朝鲜劳动党关系，有次战役，电报打了（战役已开始），照你的办。（这时彭德怀插话，讲到朝鲜战争5次战役教训，是听从主席的命令。）总起来三七开。英雄所见，大体略同，合作大概是这种时候。历来觉得你这人大可改进，不能同张国焘比，是劳动人民出身，有阶级基础。立三路线闹别扭，一了解，我们一拍即合。朝鲜战争谈得来。北京军事整风（整萧克、粟裕），找我谈，并没冲突起来。有时互相客客气气。萧克的事合作很好，这因为跟你有利，需要帮忙。（彭德怀：这不是我个人事。）你是军委负责的。这几个同志的大错误，应予处理。这回萧克、粟裕可能有功，他们发言权不多。 基本话就是这些。不能强加于人。你可能接受那些哲学基础，那是虚的。特别是野心家难以接受。以自己的面目改造世界，这是一个侧面；另一侧面是可以改造，要把这一面扩大起来，洗脑筋，错误的东西慢慢刮掉，刮起来不容易，很痛。 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样。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
当前突出矛盾是什么？“共产风”，指标落空，项目下马，浮夸风，这些都已解决。现在是另一种论点取而代之：越少越好，是新的右倾在发展。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的旗帜。 你这人拉拉扯扯，一打一拉。没有看见？小舟，你上了当，搞合股公司，拉过去了。 你还说不是。散布空气，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9个月，批判了9个月。你们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
无产阶级英雄主义是好的。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即出在这里。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 是否小舟永远被拉过去，看小舟的态度，这个人不觉悟，“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紧张”他都接受。“得失相当”，“‘左’难纠”，这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小舟，你马克思主义观点少一点。这是对领导，不是对群众说的。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尝不知道，可以原谅；同意纲领不简单，是气味相投；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几亿人民的群众运动，此乃马克思主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不知道？我同省委书记，同任何一个人非议过彭德怀没有？同我讲彭不好的，统统挡回去，要当面讲，不当面讲非英雄豪杰。如罗瑞卿，要当面讲。 周恩来：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出18个题目，就是要总结经验。不能畅所欲言，就是湖南派；你就是说中央闹了乱子，得检讨，郑州会议等不算数。 直接向下面写信（彭德怀曾批评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向全党写信，不甚妥当），以后还要用此方式。 田家英历来比较偏右，如批《红楼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生闹风潮，《零讯》启事等；
你是立场不同，多年的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湖南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7月23日讲话）说得不准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只差50米了。 李锐动摇，去年11月到苏联，同留学生谈话，说大跃进搞糟了。有过教训，这回又搞这一手。而且这些事都办了；纠正了，批判了9个月。为什么搞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有大批群众集合于你的旗下。 船要沉了，老鼠赶快离开船。批“小资产阶级狂热”，另搞一套。大跃进你们没有参与，没有责任？北戴河会议没有反对，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时都赞的。
挂一笔账，你们错了。有此一信。抗战时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乘此机会。你是个投机分子。
参加中央的会，等于没参加。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9个元帅有意见。也不能搞倾盆大雨，发生逆流。（彭德怀：发脾气多得很。）（周恩来：想用此压服。）对别人要求民主，对自己要求独裁。“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学我1927年，搞彭氏宗祠。要实行民主，这回决定开中央委员会。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大鸣大放，《简报》是中字报。今大谈这些，并非几天就能了解的；有的也许不适合你的情况，我这不是个人意见，而是相当多同志的意见。甚至庐山会议后，你还可保留。批评不能接受，可以顶回。论点不能接受，就不接受。交头接耳，扎根串连，都可以。
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 历来估计两面。好的一面扩张，可能改。也有可能不能改。（黄克诚：好好检查，虽然60岁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人民群众，关系好一点，改改，一时改不好不要紧。
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摇过来，看环境形势。对你寄托希望。 （彭德怀：这两天两次谈话，很感谢。不抵触。） 可以继续申辩。平时不往来，是一种现实现象。本质如何，现象不一定准确。会理时，我毫无顾虑。那时靠剑英，不忘记（剑英大功劳）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三次反“围剿”战争，我们非常融洽。后来年纪大起来，积累了许多东西。 你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采纳你的意见，会混乱一时期，又要来纠正。 现在右倾情绪，右倾增长，不是刮“共产风”、压指标那些问题。我是因你的信才有觉悟。鹤寿谈有松劲情绪，也不摸底。这十天，较有底。问题不少，不在老问题，现在是新问题，是指标越落越好；以信为代表，以及相当部分人同情你的信，省是陶铸、周小舟。新问题是要反击右倾进攻。很多人是盲目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9个元帅、10个大将，围在你周围岂不好？人少好还是人多好？ 一下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有缺点，慢慢改。 井冈山，中央苏区，枪杆子主义。对我帮助大。
刘少奇：
李井泉也感觉你在拉他。说四川没放卫星好。 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社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总是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至少不全是像我们这样的党。积极要求实现自己的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开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毛泽东：电报张飞会打，曹操不打。）（林彪：有意见向下讲，不向上讲。组织原则问题。）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毛泽东：交不亲的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当然也不总是采取敌对。（毛泽东：对抗性有几种：横直不合作，敌视，有意见不讲；另一种即敌我阶级斗争。前者意识形态不同，观点不同，谈不来，客客气气敷衍，谈得来无所不谈。）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毛泽东；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槁派别活动的。）值得反省。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毛泽东：这是我的责任，好、坏都负责，九条方针没有照办，相当长时期下面未执行。北京后来审干反右，自杀也几十个。还是犯“左”的错误，罗瑞卿他们负责的。）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
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要挖一下记仇、记恨事。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毛泽东：两次声明，要收回信，（简报）上说的；我不相信。）
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
元帅心情，不好合作。我也有此心情。难道都怪这些人，你就那么好？中间有个问题，把你那套丢开，服从党，野心抛掉。是大家的野心，无产阶级改造全世界的野心，不是个人野心。党内好好合作，求同存异。原则问题要斗争。团结——批评——团结。
周恩来：
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 改与帮，那一套都改掉。要交心，你不易交心。 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相反，很骄傲，犯上。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
朱德：
顺着无问题，不顺成问题。投降无产阶级，永不反水，但要防止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名利思想，名是要的，正确也是个名的问题。 好话，叫骂娘，听不进去，怎能改正？都希望你彻底改。
林彪：
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样。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打得猛，拉得猛，先打后拉，先拉后打、旧军阀的办法。 发泄积愤，市场也不大。 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毛泽东：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假话。）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情形不同，应该谈出来。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有个东西杠起，有思想、愿望、目的，总觉自己行，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彭德怀：也有自卑感。）弱点，是腰杆不硬。应利用此弱点，慢慢转过来。你看风使舵，没有张国焘蠢，是聪明人，看到不行，采取主动转弯。六中全会时，你赶快撇开王明。六中全会看王明船快沉了，赶快上岸，拿石头打船，以示区别。黄老是老实人，你如果变了，为何不在党委干部会上讲，只给黄老一个人说（指拥护主席的话）。一个东西不对，一定要批，马日事变要来的，统一战线要破裂的。韩进起草的东西要批。疟疾原虫没根绝。根本问题从世界观解决，经验主义世界观，虽无著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是另外一个党性、派性。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话合乎辩证法的。你混同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个人野心，政治方向，灵魂深处，没有脱胎换骨，危险在此。是个不驯服的党员。三七开，如何形成？入党后即独立为王。滕代远是老党员，你说了算，长期独断专行。从平江到长征，党的生活中很大独立性。陕甘支队一年，（毛泽东；出腊子口到阳县，几次想打，急躁情绪，简单概念），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项羽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这不是从理性角度看，是直感。组织观念、党的观念一套，你没有建立起来。革命的动机是否全为群众服务？这种成分有；但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也有的。长期笼统印象，是旧内容，新形式，旧的，也有新的。个人主义是旧的，新的有革命内容。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不好敞开谈。）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关枪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毛泽东：形式主义的，并非征求意见。）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谈不来。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毛泽东：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装好意。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何不来谈。信有一二三稿，想定案，党内外刮风。（彭德怀：就是一稿。）大跃进与副作用，账没有算清。没有大跃进，没有总路线，领导就成问题了。正面作用与副作用没有弄清楚。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这些（副作用）事情已经过去了，庐山不应再泼冷水。去年全做错了，很着急。（彭德怀：老实话，成绩是肯定的。）（毛泽东：马后炮不灵了。）一方面肯定成绩基本，缺点次要，思想里却是缺点基本，成绩次要。矛盾有两面，哪面主要？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几十年不写信，哪有如此简单（毛泽东：经过小舟造空气，说什么讲话不自由），攻击主席，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些。做法人家知道的，内容与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实办法，学毛主席著作。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毛主席著作是联系实际的。政治上不再搞另一套，自以为有正确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革命。不搞理论，兴趣不高，也非嗜好，这不是文化程度问题。哲学、世界观、政治，要学现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强组织观念最重要。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个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是有暮气。主席讲元帅中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毛泽东：66岁了，随时准备打交道准备后事。）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都要注意，最要紧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相信元帅。骂儿子样骂干部，似本能，你是这么个人。个人英雄主义，有新有旧，迷惑手段。相处过多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这些思想根子不去掉，内心根本东西不去掉，就是个特殊人物。
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
自信心太高，不合乎客观。伟大英雄，其他看不起。几十年本能反映：自信太高，过分自负，想当个大英雄，个人英雄主义不改。 彭真：
你在西北小组讲：人人有责，包括毛主席，个人威信不等于党的威信。说毛主席的话乱传一气，盲目服从。说到处第一书记挂帅削弱集体领导。1070万吨钢的指标是个人决定。说下毛毛雨，送材料又不看。这些箭靶子射谁？ 开始对你信仰高，慢慢感觉不对头，跟中央不对头。抢先思想，组织观念得要。为何要对全国性、世界性的问题讲话？（毛泽东：发了这个指示？）发现闹独立性，动摇对你的信心。1937年开始我逐渐信仰毛主席，感到你那套不对。首先是你的党性，同中央抢先。1937年12月传达王明的东西，我强调夺取领导权。这次在火车上讲匈牙利事变。（毛泽东：思想之混乱可观，我们怎么能同匈牙利比？）信是个纲领，一条路线，重点在后一部分，目标是毛主席。 反对个人崇拜，有无此想法？你有大功劳，但一切功劳离不开党和群众。否则，顶大当个唐生智、程潜。毛主席的路线已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总路线的正确，也应服从。（刘少奇：彭的功劳也是来自这条路线。）反过来，过去几次路线按照你的办，现在可试验，原来是狂热性，可以设想是什么结果。这样一提，个人东西就去掉了，同主席谈就拗起来。迷惑人，小舟也被迷惑了。同志在一起，应肝胆相照。这么多元帅支持你，是由于主席，但换不出你一条心。张飞，能换心的。归根结底，宇宙观和党性的根本分歧。
贺龙：
对主席成见深，信中有历史成见。 《八月一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谈话记录》，虽然不是一个正式材料，但它多少反映了这次会议的进程。从中可以看出与彭德怀的斗争的复杂性，这不仅仅是一封信或在会上的几次发言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晚十时，毛泽东写信给周小舟，送上几句勉励他改正错误的话。周在延安时曾经给他当过秘书，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剥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信的末尾，还嘱咐说： “如克诚②（②克诚，即黄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在这之前，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七月三十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七人，列席会议的十五人。这次全会是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也由此进入高潮。
中委、候补中委191人，到会147人，列席15人，共165人。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
第一，前一阶段反了九个月的“左”，现在主要已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要反右的问题；
第二，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
第三，现在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
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结论。
会前，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忧。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这以后，会议的揭发批判，集中到“军事俱乐部”问题上，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岭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一文的批语
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点。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毛泽东《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委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愿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误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饶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急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处，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是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重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几年办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小而又缩小。一定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
毛泽东讲话： 开了40天了。《简报》每天几本。今天允许我讲一点，可不可以？不是讲言论自由吗？要求民主吗？ 一、彭德怀同志是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是经验主义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同马克思主义相违反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或唯我主义。 二、如彭德怀同志，我感觉到他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从1928年起，31年，因此总跟我们格格不入。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 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他们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不“左”即右。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左”嘛，跟着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嘛，又跟着走嘛。比如还有闹独立性，党性不纯嘛，闹独立王国这套东西。我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山头中彭、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经验主义，洛甫是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至于参加共产党，他们那个党员称号是不合乎他们的实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同盟者，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我记得彭德怀跟我讲过，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没有准备的。党内一千几百万党员，很多是因为反帝反封建参加党，后来许多人成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这些同志不是逐步接近。什么“历史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
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没有精神准备，一来就抵触。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为什么那个情绪一下子反映到那边去呢？我看要从阶级斗争来得到解释，从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解释。这些同志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是仇恨的，现在革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的命！消灭剥削阶级，赎买民族资产阶级，对农民、手工业者用集体化办法。这就触动几亿人口了。他们不理解。但是我总看，要消灭掉中国的剥削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他是没有下决心的。这十年，对他们是突如其来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这个公社、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与人民群众密切相联。人民公社一来，于是就闹翻了。
彭德怀连解放军都不承认了，说可以垮台。 四、历史上他们参加过多次的分裂组织。第一次王明路线.至于高饶集团，这是一个大的阴谋活动，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
五、彭这次迫不及待，你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说他们看错了。
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成绩，而且有反面成绩，如“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还有强迫命令，否定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等价交涣，比例失调，引起城乡各阶级关系紧张，市场紧张。这一切，据我看大为教育了全党全民。 七、这些东西在全党全民中间，在这一年内进行，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了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浮夸之风走向实事求是，现在卫星不放了。还有比例失调，对中央、地方的同志，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极深刻的教育。
八、确有大跃进，我看可以肯定。我到处问，公社究竟是好，还是坏？我看是好，而且是很好。再有一条，必须政治挂帅。彭德怀讲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他就是不懂，又装懂，发表长篇大论。还有第一书记挂帅，在彭德怀他们看来实在十分讨厌，我高兴。我看无非是你想挂帅，与其你挂帅，不如我挂帅。你们如通过彭德怀挂帅，我没有办法，我服从。你们如通过我挂帅，我就挂。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必须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 九、我们中国国境内有没有集体领导？有没有所谓民主同言论自由？提出18个问题，就没有团结这个问题。我说要加一个团结，这为什么？就是对抗那个分裂。因为7月2日那次常委会上，彭德怀同志所表示的那种态度，我就看出这个苗头，是要刮点什么风嘛。所以我那天晚上加个团结问题，变成19个问题。但是刮的什么风，这个庐山是两个司令部，详细情况，完全没有料到。这回为什么要开会，就是为了满足同志们要的“集体领导”嘛！你不是老说我没有民主吗？没有集体领导吗？就是个人独裁吗？他们那个意见，就是还是你那个独裁好。但是要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点别的人来领导。所谓“民主”，就是要反现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民主”。 十、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
十一、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是说7月23日。你们不是二番四次要求我们开放民主，要言论自由，说是庐山空气很不正常，压迫民主吗？我很同情你们，我说那还得了，那决不能够。所以我就答应他们，开组长会，说服这些同志，要听他们讲话，要开放民主。同时我跟“俱乐部”的同志也说，你们也照办，横竖好的就听进去，不好的就硬着头皮顶住。你说我不公道吗？我两边都这样说的。至于你们还有些什么屁要放，香的或臭的，我就不知道。后来才感觉不是个别问题，而是要推倒总路线；要把“俱乐部”合法化，扩大“俱乐部”，招收会员。要合法。我同意过你们办“俱乐部”吗？我同意过你们推倒总路线、推倒大跃进、推倒人民公社吗？如果同意过你们，然后又反过来反对你们，那就算我是一百八十度转弯。 十二、后天开大会，请同志们准备讲话。告诉你们我心里想些什么东西，以便你们“俱乐部”同志准备讲演稿。 十三、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干这个国防部、军委工作了。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工作是要给的。究竟是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 十四、是否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这个问题今天要解决，如要开就发通知。我主张开。每个师来两个人，师长同政委。大概最多开半个月，两个星期或10天。 十五、现在我们搞三个决议、一个公报。一个决议，就是个增产节约，公开发表的，鼓足干劲，增产节约，争取下半年完成任务。要反对右倾思想，不要松劲，要鼓干劲。第二个是党内的，叫“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这个不指名的，发到全党去讨论，分析现在党内的情况，也不具体指庐山有什么“俱乐部”。这是一般的。第三个就是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这个决议，大体上我先讲下方针：就是他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决议我们准备不要发广了，发到县一级、团一级干部，不在全党去讨论。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的党没有危险。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分裂活动，那一直发下去。再闹乱子，那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现在不要发表，在全党讨论。但看他们的情况，他们变不变，转不转。如果需要发表的时候，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翻成外文，让全世界知道，看他们改不改。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论过的，我现在代表常委会说话。再一个公报，讲改变指标，以及形势、情况，无非是鼓足干劲，确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好，这一套。
十六、这次会议，我建议收场要收得好。要以团结合作收场，双方交心通气，一看二帮。 十七、要估计到那些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他们的历史证明他们完全不革命了，不合事实。 我们的会开到今天，对他们的反动性批判比较着重，现在要注意他们革命性一面，我跟彭德怀同志说过，难道我们31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该决裂，我们要合作，31年的关系嘛。
总的国际形势我看是好的。国内形势，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
现在为什么不出皇帝？匈牙利事件闹不起来？现在红军还没有请？我看几个原因：第一，共产党是联系群众的。中国党没有拉科西，中国又没有纳吉，你能说周恩来同志是纳吉吗？他是总理啊！我不是拉科西啊！这是最主要的。这是路线正确，作风正确，这是联系群众。第二，反革命杀了100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100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只有黄绍竑说我搞坏了。第三是反了右，你看45万嘛。
我们“俱乐部”同志对于国内形势他们是悲观的，国际形势他们也可能是悲观的。
十九、欢迎最近几天那些同志的进步。我在这里表示欢迎。 二十、我要喊一个口号，叫“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报告的批语：
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绪，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主要集中在揭发批判“军事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追查说毛泽东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现在，检查我这次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我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特别在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进行了攻击。同时打击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损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现在我了解这是一种罪恶。七月十四日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错误，片面扩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夸大为一般的、普遍的缺点，把九千万大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来是适应我国工农业大跃进而出发的，是人民群众的自发性的运动。北戴河会议经毛泽东同志提出，作出决定加以推广，为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接受和拥护。我却抱着消极的看法，认为搞早了一些。把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局部的暂时的紧张，并且这种紧张已在逐渐缓和，说成是引起阶级关系紧张，等等。更错误的是采用了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破坏党的团结。
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具体事实就表现早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上。
现在我来简单交代一下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
张闻天同志在北京有时来我处，次数不太多。这次我出国回北京后一两天，他到我家，我谈了东欧各国的情况。他向我谈了毛泽东同志4月29日的“党内通讯”说：这封信起了好作用，但是也树立了个人作风。我当时不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且也有相同的看法，这次来庐山后，住地相邻，来往较多，谈问题也比较多了，谈了对小土高炉的看法，他说是得不偿失，损失很大。还谈了一千三百万吨钢，三亿四千万吨煤难以完成计划，也谈了他7月20日发言中的某些观点，他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些大的报告会，没有集体讨论，我对此不仅表示同感，也交谈了一些紧张的情况，特别谈到甘肃情况出人意外，他提到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大概是指反教条主义），与斯大林晚年一样。我当时抱同情态度，并向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同志都熟悉，历代的王朝第一个皇帝总是厉害的英明的。我7月14日的信写出草稿后，张闻天同志恰巧来了，我念给他听，他未听完就走了。张7月21日发言，我事先不知道，那天晚饭后在门前散步碰到了，他说讲了三个小时，我说：“讲了些什么，看一下你的发言。”当天晚上他秘书送来提纲，我要参谋念了一遍，第二天早上他来时带走了。毛泽东同志23日讲话后，又见过一次，彼此心情都很紧张，他说不能讨论了，我说讨论一下弄清一些模糊思想也好。没有谈什么其他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与会者写了一封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信。
信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
他提出：“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人手，连类而及其它部门。”
同一天，他又批示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这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等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言论中摘编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活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活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周、张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曲折复杂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日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说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了《关于枚乘<七发>》一文，借汉赋《七发》来比喻现实。
他写道：“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漶然汗出，霍然病已’。”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
他们为什么不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提意见？因为他们有自己一套东西。如果是站在正确方面，有独到见解，比我们高明，就在北戴河会议及以后一些会上提出来嘛！不，他们不，等到大部分问题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才来提。他们感到这次庐山再不提就没机会提了，再过几个月更不利于提了，目的更难达到了，想扩大队伍，招收党员，办不到了。 这是由来已久的，正如决议所讲的。这次对彭德怀同志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总要发作的。这是两个阶级，两个总路线，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是前一个革命阶段入党的，对后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无精神准备。
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是两个反党集团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要估计他们有可能改造好。
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大的成功。分两个侧面，第一个主要侧面，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多的同志忧虑的一个问题，这次解决了。并且把当前形势搞清楚了，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侧面，主要是彭、黄、张三位，对缺点错误有了认识。 不要把这些人看做没用的人，要看做是我们的同志，关系要搞好，要帮助他们、这方面要强调一下。（讲到这里，毛泽东对着彭德怀说）三十几年关系难道就拉倒了？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 （刘少奇插话：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来，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3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
在八月十六日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和决定是：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
（一）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
（二）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他在意见书中公然把党和几亿人民的革命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甚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三）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
（四）彭德怀这一次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怀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受集体领导。他不把自己所担任的革命工作的成就看成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成就，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五）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党对于彭德怀仍然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帮助他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当然，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定要有班长。俄共政治局只有五个人，他们就说你们太专制了。有些中央委员没有召集开会，忙得很，那些人就说为什么不召集我们开会，就发议论了。列宁说会是没有召集，可是革命胜利了。他说你无非是要你来办，与其你来办，不如我们来办。我们就是五个人，就是这么一件事。在这个问题上有赞成有反对，看是站在什么一个立场，什么一个观点上。现在我们这些人，譬如常委会这几个人，年纪都大了，按照自然规律，总有一天要办交代，这是个长久的问题，没有共产党，这个问题还存在的，党没有了，人类社会要有组织的，不能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所以我看是一个反对派的问题，看问题不同。像恩格斯这样的观点，这是无产阶级我们这一派的人这么说的，资产阶级也是赞成的。人类社会通过几个阶段，这成了常识了，为什么又反对这种常识呢？他因为没有一个破坏，就不能建立我们反对派的那些朋友们登台，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在这种时候，可是不能轻易地把阵地让出来，在这种时候讲谦虚我看是不行的，我这个时候谦虚了，那是危险的。
这一次从彭德怀同志信发出的那天起，16、17、18、19、20、21。22日，这一个礼拜，并没有通知任何同志（除我们常委会几个同志之外），说是辩论这封信的性质，包括几个组长。我们跟他们谈过，可是没有说辩论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只说过要他们开放言路，扩大民主，让人家讲话。说你们耳朵是听话的，人家长四是讲话的，无非是放出来的东西，有香有臭，香的你就吃下去，臭的你就硬着头皮顶住。就是这么讲的。后头向那些人我也是同样讲的。你说我不公平呀！我说你们能够吃下的吃下，你们不愿吃下的硬着头皮顶住。一直到昨天，我看周小舟这位同志他是执行硬着头皮顶住的，硬着头皮顶住。但是出乎意料之外，昨天他赞成这个决议案了，不晓得真赞成假赞成就是了。（有同志插话：他写了一个承认是反总路线、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东西）暧，你怎么又不顶了呢？
讲到这里为止。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我看这一次会开得好，是逐步发展的。一个初上庐山时期，一个中期，一个后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同时工作又没有耽误。这一个来月的集会很有必要，这么一个大国呀，这么100多人，我们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集合这么一个时期。当然有一部分，大概有一半人，只经过半个月，有一半是经过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陆陆续续来的。我们这些人就是从这次会议得到教育，我是得到很大教育。谁料到出这样的乱子呀！我就没有料到，结果出了，出了就好啊，就欢迎呀I就可以解决呀！所以讲是一次胜利的会议。就如林彪所讲的，避免了两个危害。一个是党的分裂——党的大分裂。避免了大分裂，小分裂已经分裂一个时期了，就是一个小集团。以后看他们改不改，无非一个改，一个不改。我们希望他们改，帮助他们。大分裂是避免了。一个是避免了大马鞍形。中国要搞大跃进，这是不可避免的。你可以临时搞大小马鞍形，都可以的，但是速度要加快呀，这是形势的要求，群众的要求，而且有可能，有这个条件。
据我看，总的形势是好的。国内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总的形势是好的，有些缺点，可以改，并且不难改。
所以总路线有两条，那时候搞改革的总路线；现在是建设的总路线，多快好省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呀！凡是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就是不是那么安宁，不是那么太平的，并非大平无事。你看总路线的建立嘛，建立又倒，倒又建立。去年党代大会是5月间嘛，现在庐山闹乱子是7月嘛，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觉得不行了嘛。现在经过大家一议，又可以了嘛。你说将来没有风了？一点风没有了？我看还会有。你们说从此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么今年在庐山开会，才不过隔了一年，所为何来？但是总的趋势是好的，这个信心完全要有的。不管你出多少乱子，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意志的倾向要占优势，它总要占优势的；一个时候不占优势，另一个时候，它要占优势。现在看起来，我们是有保证的，我们的大多数、绝大多数，除极个别少数之外，是团结一致嘛。要建设得快一点，好一点，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而奋斗，这是必然性，现在有保证。但是也要估计到；不会是那么风平浪静，要风平浪静一个时期，是完全可能的，另一个时期要准备刮台风的。这个政治台风将来什么时候来呢？我就料不到，但有台风要刮，这可以断言的，不会没有的，有阶级存在嘛。在一个省，在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要有准备。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它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承认错误的信。
毛泽东同样以热情欢迎的态度给以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给诗刊的第二封信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算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一九五八年九月，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军队负责干部中对彭德怀、黄克诚继续进行批判。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
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也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恳切的批判，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的顽症得不到医治。
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对彭德怀来信的批语
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
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的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我们共产党员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分很多，应该加以分析。分为两部分，大多数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少数人大概是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样的数目，或者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少部分人他们要进入共产主义，要真正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困难，我讲困难不是讲他们不可能，就是刘伯承同志讲过的，要脱胎换骨。
团结的旗帜非常重要。要团结，就是要有纪律。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我们不许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
我们大家要学点东西，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又传达到党外。
随即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运动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南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和今年意见的报告。截止12月10日，湖南全省县以上机关单位共揭发出重点批判对象4696人，其是有1630人初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各类分子，占参加整风干部的1，96%。
一九六0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在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中犯有错误同志的处理问题的请求报告和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原则》。
中央直属机关的反右整风运动，从1959年8月中旬开始。两党委所属党员中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共1900人，占党员总数61559人的3 %；被列为重点帮助对象的共2714人，占4，4% 。重点批判对象中司局长以上（党中央直属机关12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有287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9，3% 。
贰、本节简论
关于庐山会议，已经出版的著作多有评论：
胡绳的《七十年》说：
“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
“毛泽东认为，从郑州会议以来，中央一直在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张并未参与这种努力。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若干空想的执着追求。他认为一九五八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且他认为到上海会议……已经大体解决”。
“由于对彭、张过去积有不满，更加重了毛泽东看到他们的信和发言记录后产生的反感和猜疑。”
“又把国内的批评和争论同国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攻击和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联系起来”。
“把庐山会议上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当作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来看待和处理这就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引伸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
薄一波的《回顾》中说：
“这表明毛主席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认为庐山会议原来就不应该反‘左’，而应该反右。这是庐山会议造成严重灾难性后果的主要原因。”
“根本的原因是毛主席和大家都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能动摇的。虽然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就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各种问题，但始终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没有任何怀疑，不认识也不承认指导思想上有什么失误。毛主席积极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辩护，甚至搬出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辩护。”
“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说到底，无非就是他们要求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主席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这是他不能同意和接受的。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我想可能就在这里。”
《毛泽东传》说：
“彭德怀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给毛泽东写信，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指出“大跃进”中的一些偏差和错误，反映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组织原则来说，都是正确的。(虽然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和个别谈话中，也说过一些情绪偏激的话，对毛泽东有刺激。)如果没有彭德怀那封信，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如此激烈的程度。这样看起来，事情似乎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许的范围时，就会提出反右的问题，这又是不可避免的。”
那末，庐山会议的斗争是怎样引起的？其性质及影响如何呢？
不妨再分析一下会前会中的情况。
已经出版的各种著作，只突出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在会上的发言，而对其他的重要情况，不是不说，就是把它湮没在各种“材料”之中。最典型的是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关于这本书，据李锐说，1980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中央领导同志即建议作者写出这一段历史，胡在11月19日的信中说：“你是否可以负责写一庐山会议始末史料，写出后再找有关同志补充审定。这事很要紧，值得付出心血。万一我辈都不在了（人有旦夕之祸福），这一段重要史料谁来写呢？会写成什么样子呢？”并“指定党史研究部门的同志，从资料方面给我以帮助。”后来，胡乔木收到这本书以后说：这是我建议写的，我对此完全负责。胡乔木确实有心计，想问题想得深。诚如他所预料的，李锐的这本书出版以后，成了有关庐山会议的最具权威的说法，几乎占领了整个干部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市场。市场如此看好，因此，在1988年内部出版以后，又于1992—1993年加以增订并公开发行。无庸讳言，既然李锐他们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写的，在选择材料时，极有可能只选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就不选用，或者在材料的处理编排上加以“淡化”，使它湮没在材料的海洋之中。关于前一种情况，一般人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既然不是“党史研究部门”，就不可能垄断占有党史资料，也就不可能提出新的资料去反驳他。但是，邓力群说过：“李锐在他的一本书中，把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了，但只是把对他有利的发表了，不利的就删掉了。他的书中，资料不全面、不准确。我保存的档案资料里有毛主席历次讲话的记录。”（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关于后一种情况，一般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就是把那些被他湮没在材料的海洋之中的资料找出来，还它本来的生命和价值。
下面把《实录》提供的情况作一些梳理：
1959，7，1 在专列上，李锐与胡乔木、田家英等在一起谈话：
几个人都“对1958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第一版，第12页，以下简称实录）
几个人都认为：“1958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司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应当如何来转变了。”（实录，13页）
李锐说：“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据李锐说，这是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实录，158页）
1959，7，1，在专列上，彭德怀说，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实录，96页）
1958，7，3 中南组开会传达十八个问题。李锐感到“依然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绝对肯定”，“大跃进等‘三面红旗’不根本怀疑，实难从根本上纠‘左’”。
李锐与田家英交谈：“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实录，35页）
1959，7，5 周小舟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组织和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说起铁托左右有几十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此时毛泽东脸色顿时发红。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展开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他自己对某些工作的缺点，倒是敢于说话的，并且还给毛泽东送上些反面材料，例如这次送的广州军区材料。毛泽东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否则，不愿转弯或回头。有些意见想找他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实录，99页）
1959，7，3-10日，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发言说：
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一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则不止3个月。
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实录，98页）
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的娘”。（实录，119页）
1959，7，12前，张闻天与彭德怀多次交换意见：
张闻天说：庐山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彭德怀不同意张的说法，认为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不同。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包括对他的批评，他是不满意的。毛泽东自己犯了错误，不认帐，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
两人都认为，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也有些骄傲了。
（实录，100页）
1959，7，12日上午，周小舟再次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会议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周小舟很赞成写信，说将那些发言加以充实，就很好了。（实录，99页）
1959，7，12日以后，彭德怀的信写好以后，把内容都讲给张闻天听了，并告诉张：信中安了五条刺毛泽东同志的“刺”。并叫张看信。张没有看，怕说搞宗派。（实录，266页）
1959，7，14日下午，彭德怀把信送到毛泽东处。
1959，7，16， 在这天之前，周惠在一次打牌中说：“1958年是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看风使舵。”“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实录，69页）
1959，7，16，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信，并对参会人员重新编组。
1959，7，17下午，毛泽东又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谈话。
1959，7，16日之后，李锐、胡乔木、田家英、张闻天等聚谈，李锐说：我们这是“低调俱乐部”（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持悲观论调，自称为“低调俱乐部”）。胡乔木马上说，不是，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实录，122页）
1959，7，21日早，胡乔木给张闻天打电话：“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实录，122页）
1959，7，21日，张闻天在第二组作长篇发言。
张闻天把发言提纲给彭德怀看，彭德怀赞扬讲得全面，张闻天说“这是支持你的”。（实录，266页）
1969，7，22日前，田家英对李锐说：“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等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会议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周惠。他们知道彭德怀同毛泽东之间有历史上的宿怨，说这封信的矛头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些话都是指着毛主席说的。说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还有传言，彭德怀在拉队伍；说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等等。（实录，119页）
1959，7，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
1959，7，23日晚上，李锐去周小舟、周惠住处谈话。周小舟说：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李锐、周惠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说：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斯特朗曾当面称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而毛泽东没有答话。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李锐说：毛泽东确是喜欢高指标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周小舟说：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实录，141页）
1959，7，23日夜，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处谈话。
周小舟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
李锐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
彭德怀进来后，周小舟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真有三十公里了。
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
（实录，141-142页）
1959，7，23-29之间，李锐同周小舟、周惠之间还有来往，田家英也悄悄与李锐联系。
“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我，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这期间田家英还告诉我一些重要情况：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毛泽东独自在房间时，林克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我向二周转告了田家英的关照之后，觉得有必要作最坏的打算了。约定三人之间所谈的种种危险的东西，如同烧掉一般，任何情况之下不要再提了，免得情况说不清楚，搞得越来越复杂。“
（实录，169页）
1959，7，29日，田家英向李锐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李锐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二十三号夜晚的猜疑”。（实录，172页）
1959，7，30日，毛泽东与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
李锐在毛泽东处谈完话出来，遇见田家英。田家英对李锐说：决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去批斗，太不应当了。毛泽东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担心总理被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实录，173页）
当晚，李锐接受胡乔木的意见，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当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这样的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他的相信。”（实录，174页）
1959，8，13日，周小舟给毛泽东写信，其中写到李锐与田家英等来往交谈之事，特别是提到田家英准备在离开中南海时向毛泽东的三条进言（即：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实录，34页）
后来周小舟在大会上作交待时又重复证实这件事。当场，李锐为了保住田家英就站出来说：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无关，大概是小舟听误会了，这完全由我负责。（实录，305页）
以上只是根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提供的某些材料。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一、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是有根据的。
首先，彭黄张周等人确实是反对“三面红旗”的。
在他们那个小圈子内部谈话时，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反对“三面红旗”的。
彭德怀说，大跃进的缺点，我也做了调查，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
李锐与胡乔木、田家英等“对1958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1958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如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司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但是，在公开的场合，他们都说自己是拥护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年后，在新的流行思潮中，他们中一些人，争先恐后地亮明身份，都说自己当时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
其次，他们都宣扬：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张闻天说：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周小舟对黄克诚等人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
李锐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
所谓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慈禧太后”是什么意思呢？
在会上，胡乔木对“斯大林晚年”说法，作过一些分析说明：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的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污蔑。他从六个方面作了比较：（1）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2）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3）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4）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致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5）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6）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实录，282页）这里，暂时不评论胡乔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这番话，以及他讲这番话的真意是什么？但是，他至少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
李锐在《实录》中也说：“8月10日这一天，是揭批‘军事俱乐部’中突破最后‘堡垒’的一天，在三个临时小组中，都是上午开始揭开所谓‘斯大林晚年’这个问题的。”（277页）“斯大林晚年这个爆炸性的问题一攻破，人们的‘攻坚战’取得最后胜利，当时我就感觉到，庐山会议可以结束了。”（284页）
这说明，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这是小圈子中的人的一个共同的、带有纲领性的口号，因而成为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也成为判定“反党集团”的重要根据。`二十后，依然是其中的某些人，更鲜明地提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口号。这就说明“很像斯大林晚年”这个口号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而且始终没有放弃。
再次，他们之间确实有一个小圈子，有一些非组织的活动。人们称之为“湖南集团”、“湖南派”，他们自己称之为“低调俱乐部”。
正是根据以上几点，1959年8月1日，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说：“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实录，196页）
二、里通外国问题也不是“捕风捉影”。
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批彭德怀的重要原因，是他“里通外国”。” “1959年彭德怀到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去访问，在苏联的时候，赫鲁晓夫利用会见彭的机会批判我们，内容没有比我们党内自己揭发的错误有更多的东西，但是，彭德怀当时没有把赫鲁晓夫这些批判给顶回去。同他一起去访问的，还有肖华，回国以后，肖华给党中央、给军委作了汇报，彭德怀没有汇报，这可能成为后来所谓里通外国的证据。” “庐山会议期间，北京只留下陈毅同志留守，陈毅对尤金讲，我们中央同志都上山开会啦，北京就剩下我一人了。也不知道是出于开玩笑，还是有意试探，尤金说，那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当天晚上向中央发了电报。”
“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彭德怀对康生等说，我们大跃进的缺点，他也做了调查，搞不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这种话可能引起毛主席的注意。”
“后来听说，随彭德怀出访中有一个人在庐山会议后，编了一些黑材料。直到1962年，毛主席对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还一直不放。”
肖华是怎样向中央汇报的？另一个人编了一个什么样的“黑材料”？这些情况只有待将来文件全部解密以后，才能搞清楚。
三、历史旧帐也确有不得不算的理由。
本书原文说：“彭德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一样，他在历史上也有过失误，而这些问题都早已解决。因发生意见分歧而算历史旧账，不仅无助于弄清是非，而且必然伤害同志。”“说彭德怀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同盟者”，这个论断显然是不对的。这个观点，正是后来把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这个错误观点的初始。”
“历史旧帐”问题是由彭德怀自己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西北小组会议的发言中说：延安整风时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的娘”。这里虽然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但这句话的份量是很重的。它说明彭德怀对延安整风、对华北座谈会的根本态度。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召集华北座谈会“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做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的娘。”（实录，200页）
罗瑞卿在庐山会议指出：“华北会议你还不服，我看你怎么也赖不掉。因为我们批评你的四大错误：反对洛川会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执行王明路线；对群众运动鞋泼冷水；闹独立王国。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怎么也赖不掉的。”（实录，
1959年8月1日，刘少奇常委会上说：“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实录，199页）我与彭“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眼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实录，200页）
“历史旧帐”与现实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彭德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同张闻天搞在一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难道没有他的政治根源和思想根源吗？
四、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考虑
本书原文说：“由于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做出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方针，其结果只能使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是怎样判断的？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十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十个大将更不在话下。”（实录，190页）“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要准备后事了，如果我有三长两短，谁还能管得住你。216页）。许多同志有恐慌，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实录，193页）“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实录，195页）
1959年8月1日，刘少奇说：“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实录，203页）“元帅心情，不好合作。我也有此心情。难道都怪这些人，你就那么好？”（实录，206页）
1959年8月3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说：“我们都提到他的骜不训。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实录，170页）
正是由于考虑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才下决心作出决议的。站在不同立场的人，或不处在政治高层的人，恐怕很难理解这样的良苦用心。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中外的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
五、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本书原文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改变中共八大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而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成为毛泽东失足的地方。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直接延伸到共产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成为毛泽东又一个失足的地方。”
“把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大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使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影响深远。”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它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我们再看一下毛泽东的这个批语的有关段落：
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批语中，他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
毛泽东在第一段话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是就这场斗争的实质来说的；在第三段中又说“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就这场斗争的性质来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为什么说它是阶级斗争，它与阶级斗争是什么关系？毛泽东说“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里说得很完整、很清楚。
2011年5月22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