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五九年冬以后急躁冒进再次抬头，重新刮起“共产风”
一九五八年冬以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但实际上，大部分地区纠正不彻底，一九五九年冬以后又重新刮起“共产风”；还有一部分地区则一直没有认真纠正。破坏和阻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仍然存在。除了其他政治上的原因（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放松或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农业集体所有制采取何种具体形式才能与当前阶段农村的大部分地区的基本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毛泽东和全党同志一道仍在作艰苦的探索。
此外，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浮夸风也没有完全纠正过来，加之，一九六0年提出几个大办，更助长了这种风气。
一九五九年七月初，毛泽东在庐山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讲话中，就提出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又批评有些地方变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或者在保持基本队有制的情况下，把收入的50%──60%以上归生产小队分配。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说：
一九六0年钢产指标一千八百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二千二百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二千万吨就了不起了。
棉提个四千五百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四千七百万担，实际只有三千八百万担。这九百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四千五百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六千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五千亿斤，就大有可为。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讨论人民公社过渡等问题，会议同意以分配给社员每人平均二百元左右作为由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条件。据此，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大约要三到五年，其他各省大约要五年左右，或更长的时间。会议认为，从现在起，就应当积极发展社有经济，为过渡创造条件。生产大队的经济同样要积极发展，保留生产小队小部分所有制，也是必要的，但必须进行适当的控制。
这次会议以后，急于由基本队有向基本社有过渡的苗头又有所滋长。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六零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
1959年的12月上旬，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
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坚道，打记号。从头到尾，都这样划。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
1960年1月7日至17日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讨论时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了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
1960年1月17日上海会议结束后，至1960年2月9日，毛主席在广州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陶铸、胡乔木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一九六0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召开的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会议认为，一九六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0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二、一九六0年三月毛泽东批转广东、山东报告再次强调存在着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六零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又指出：在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问题上，存在着加快过渡、想赶先的苗头；在发展公社一级经济力量问题上，存在着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六零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一定要纠正，不使这五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的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还是很低的，他们在这些方面还不成熟，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他们干劲很大，热情很高，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则是很好的。这是又一方面。特别是第一个方面，即他们的缺点方面，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在几年之内，例如说，五年至十年之内，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大进一步的成熟和提高起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业交通战线，教育文化科学战线，卫生医疗药物战线，中央建议也照这样办，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附注：这个批语所说的五个问题是：
一、不顾条件，抢先从队有制过渡到社有制的苗头；
二、用削弱大队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社的经济，重复刮“共产风”的错误；
三、公社积累过多，收回社员自留地，集中私养的家畜、家禽，不适当地限制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
四、社、队干部不讲究经济核算，铺张浪费；
五、社、队干部不如实反映情况，作风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不同群众商量，不关心群众生活。）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
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该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该釆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
四化问题。
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今年要大搞一下。现在全国都在搞，包括城市、农村、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统通提出来。半年要化，十年以后还要化。
农村人民公社问题。
五个问题（指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的五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中央已发指示。要开六级干部会。山东的一个材料，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向县委、更不向省委报告。这种现象不会很多，也不会很少。要切实整顿一下。要抓落后的，先抓落后的。
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敢说、敢想、敢做是对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不对了。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现在把“三敢”变成绝对化，这是没有辩证法。
农业问题。
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有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字是个部署问题，要从战略布局出发。省、地、县、社干部都要懂得十二个字，有计划地进行布署。这是农，还有林、牧、副、渔。林，有各种林：用材林、薪炭林、防风林、水源林、经济林等。种什么树？杉树、松树？柏树？都要因地制宜。牧，“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食，还有鸭、兔。此外，还有副、渔。要看各种具体情况。大家都去搞粮食，其他没有人搞，这是破坏原有的经济秩序。
工业问题。
现在小土群、小洋群只剩下××××个，又有点冷冷清清的样子。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还是要搞，出点乱子不要紧。小洋群、小土群搞什么？搞金属、化工、石油、水泥、木材等等。一九六○年抓紧搞，搞三年，分期分批地搞，把小洋群钢铁布点搞起来。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都搞一点，有煤无铁的地方可以交流。
支援农业问题。
工交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大中城市、大中小工矿企业普遍支援农业，全国普遍化，农业有希望了，否则“四、五、八”有危险。上海有十一个县，达到亩产八百斤，上海支援农业的成绩最大。广东的县，百分之四、五十达到亩产八百斤。这首先是个布局问题。
教育问题。
地方要大搞教育，比如业余教育、扫盲教育、农业中学。日本福冈县，一个县有七个大学。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好处是统一，坏处是统死。欧洲小国很多，一个小国等于我国一个省，坏处是不统一，但是经济、文化大大发展了。我们要在统一的原则下，补充我们的不足。各地要办大学，各部门也要办大学。这也是个布局问题。我们总要比秦始皇、唐太宗进步些，使省、专、县、社发展起来。
除四害问题。
近两年来，比较放松了。现在不打麻雀了，以臭虫代替麻雀，臭虫是代表。
我说过卫生部门从来不讲卫生，不讲爬山、跑步、游泳，也不讲爬山要领。稷山县的那个材料是卫生部的一个好文件。
三反问题。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好几年不反了，要大反。山东茌平县八万元的积累，用七万元盖大礼堂。有的贪污救济粮款。
三、一九六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一九六0年六月十日至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
这次会议，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在六月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
他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他说，要按实际可能办事，还要打点回旋余地。
毛泽东特别对基本建设不放心，怕失控。他说：“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结果是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
他说， 把质量提高到第一位，恐怕到时候了。五八、五九年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过去就是没人管，不安排，十年不安排。你九年不安排，第十年安排也好，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还不安排。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专门搞个缺门部，叫拾遗补缺部。日本、德国的钢并不多，但品种全。我们的钢，都要顶用的，要品种全，普通钢之外，要有各种特殊钢。要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根据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意见，国家计委六月十七日提出一个新方案交会议讨论。
一九六0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
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作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
6月18日，毛泽东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 。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
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
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
一九六零年七、八月，中共中央举行北戴河工作会议。
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
他说：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死死的规定下来．搞一个“机械论”，再不要讲三年五年从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不这样，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都不满意，满意的只是社干部。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多少一定要给他们一点，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这个问题是同生产队干部作斗争的问题，要下个狠心解决。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人家没有不同意见，回去就照着这个意见作，不要忘记，不要面从心违。在自留地问题上中央批转贵州食堂问题的指示。有毛病。要改过来。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信中指出：（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代中央央草拟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办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证明。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全国大好形势，占2/3的地区；又有不大好形势，占1/3地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1/3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经过5个月的工作，把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使邪气下降，正气上升，争1962年的农业大丰收。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代中央起草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批示
甘肃省委在报告中检查说：人民公社化后，全省的“共产风”一刮再刮的根源是：急于第八个五年计划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总想多搞一点共产主义因素，要求各地发展各种社有经济过急过高；省委主观主义，去冬今春动员70%—80%的农村劳动力大搞水利、养猪场、商品基地、丰产方等七、八项工作，任务重、要求急，这些都造成平调、刮“共产风”。与此同时，又对估产偏高，谴责 以认为粮食相当多，口粮安排不落实，致使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批示指出：
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是在北戴河决议中对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现在更正了。
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改变农村面貌。
四、一九六一年一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说：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一九六0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讲话
“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光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O年会好一些，便没有估计对。一九六O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
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
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
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
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
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
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
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
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
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此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
省委书记、常委，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究竟摸不摸底？他们不摸底就成问题了。应该说现在比过去进一步，也在动了。要用试点方法去了解情况，调查问题。
我们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看粮食是否增了产？够不够吃？要察颜观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保定的办法是请老农、干部开座谈会，与总支书、支书谈，群众也发言议论，这些意见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作调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难，人不要那样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在农村有一两个社队，在城市有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合起来有七、八个，十来个，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己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两个，其他就组织班子去搞，亲自加以领导。
调查研究这件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不做，情况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门，第一书记不一定知道，一个公社，有三十多个队，公社党委只要摸透好、中、坏三个队就行。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实事求是是汉朝的班固在汉书上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以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在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我们党经过了整风，七大时，……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对革命一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亿斤粮食，硬说有××××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做。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社、队分为一、二、三类，各占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纠“左”步骤。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带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发现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发出的《紧急批示信》，只解决了自上而下的“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各生产队之间的、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六、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广州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是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重要的大问题。要求讨论并切实调查一下。
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广州会议讨论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给全党同志的信》中规定，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区和生产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队。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 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他说：主要是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一个是生产大队（即原来的生产队）内部，各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很大，不彻底解决，不可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他说：人民公社是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公社、生产大队不能瞎指挥，县、地、省、中央也不能瞎指挥。不能用领导工业的办法来领导农业，也不能用领导农业的方法来领导工业。
他说：几年来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
要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动手。不做好调查工作，一切工作都无法做好。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今后我们必须摆脱一部分事务工作，交别人去做。报告也要看，但是不要满足于看报告。最重要的是亲自作典型调查，走马观花只能是辅助的方法。
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不能解决问题。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
调查研究的态度，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老爷式的，决不可以当钦差大臣。而要讨论式的，同志式的，商（量）的。
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际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翻。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建议五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到会各同志，利用会前时间，对农村的食堂、粮食、供给制等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向群众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毛泽东转发周恩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调查报告，主要内容是：（1）社员普遍不赞成办食堂；（2）供给制这种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3）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办法。随后又批转了胡乔木五月八日的报告，邓小平、彭真五月七日的报告，内容大体一致。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县炭子冲同农民谈话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他说，四川社员吃饭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饭回家再加一道，对人力和物力浪费不少。
七、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政治局北京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
一九六一年五──六月，中央政治局北京工作会议，对三月党中央广州会议讨论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取消了分配上的部分供给制；规定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等等。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公社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第一次会议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第二次会议解决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的界线问题。这两次会议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开得很仓促，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开始懂得了一些，还是懂得不多。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纪要。后来，我给小队以上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对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提了意见。在这一段时间内，普遍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逐步地得到纠正。不过，由于各级干部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等价交换，他们对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许多意见和规定，还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反右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假象。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以为从此再不要根据两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继续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了。一九六零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同志开了会。这些会，都因为时间短，谈的问题很多，没有把反“一平二调”、反“共产风”的问题作为中心突出来，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几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一九六零年北戴河会议，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谈国际问题，只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下粮食问题，没有接触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十月，中央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的指示，从此开始认真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但是仍然坚持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作法。而且，在执行中，只对三类县、社、队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整顿，对于一、二类县、社、队的“五风”基本上没有触动，放过去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以后，经过农村调查，在广州开会，强调提出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次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然而还不彻底，继续保留了三七开（即供给部分三成，按劳部分七成的分配办法）、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尾巴。经过会后的试点和调查，到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上面所说几个问题的尾巴最后解决了，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比过去清楚得多了。由此可见，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任何人不能例外。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经过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挫折，经过了万里长征，经过延安整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一九四五年的七次代表大会，共用了二十四年的时间，本形成了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并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实现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具体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过去谁也没有干过，必须在实践中才能逐步学会。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地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我们已经有可能这样做，并且已经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
形成一整套的具体政策，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还需要十多年。这是一种设想。如果大家都觉悟了，也可能缩短一些。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我们要利用人民公社六十条等文件，作为教材，用延安整风的方法，去教育干部。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思想通了，就要去教育地、县的干部，他们的思想通了，再由他们去教育社、队的干部，使大家具正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教育干部的事情，今年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并且一定要长期地做下去。搞民主革命，我们长期地教育干部，搞社会主义也必须如此。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的指示》。
八、一九六一年九月毛泽东提出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信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指出：
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果不作这种规定，队的九种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河北这两批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若干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的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那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河北人叫做分配大包干）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
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就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好还是以生产队为好的问题认真调查研究，并指出，就大多数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的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农村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
贰、本节简论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毛泽东关于一九六0年的计划的讲话，大都是压缩指标的，压了水利建设的指标、开荒的指标、土铁路的指标；对粮食指标，心里还不踏实；但对钢产指标，不但没有压缩，而且还要求一九六0年无论如何要超过一千八百万吨，希望搞到二千万吨。这个讲话强调把产品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把数量放在第二位。这是毛泽东在指导工业生产方面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一九六0年一月的上海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0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一九六0年，粮食浪费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这一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的探索。结合苏联四十二年的历史与现实，新中国十年的历史与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毛主席的这些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
一九六0年六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0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一九六一年六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北京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对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对人民公社问题的认识发展过程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在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第一次会议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第二次会议解决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的界线问题。这两次会议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开得很仓促，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开始懂得了一些，还是懂得不多。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纪要。后来，我给小队以上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对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提了意见。在这一段时间内，普遍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逐步地得到纠正。不过，由于各级干部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等价交换，他们对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许多意见和规定，还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反右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假象。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以为从此再不要根据两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继续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了。
一九六零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同志开了会。这些会，都因为时间短，谈的问题很多，没有把反“一平二调”、反“共产风”的问题作为中心突出来，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几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
一九六零年北戴河会议，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谈国际问题，只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下粮食问题，没有接触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十月，中央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的指示，从此开始认真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但是仍然坚持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作法。而且，在执行中，只对三类县、社、队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整顿，对于一、二类县、社、队的“五风”基本上没有触动，放过去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以后，经过农村调查，在广州开会，强调提出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次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然而还不彻底，继续保留了三七开（即供给部分三成，按劳部分七成的分配办法）、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尾巴。
经过会后的试点和调查，到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上面所说几个问题的尾巴最后解决了，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比过去清楚得多了。
但实际上，还有一些问题并未搞清楚。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信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指出：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由此，毛主席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
至此，才算把人民公社的所有制体制理顺了。
2011年5月3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