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专门讲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再次提出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
他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
他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
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说：“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他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
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晚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最后，他说，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二、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转发了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转发，毛泽东审批时重新拟写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一九六三年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 (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 (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
五月二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对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的批语：
批语指出：“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
批语在肯定河南的试点工作后指出：“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
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批语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
这个批语，毛泽东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发，意在大力推动全国农村的社教运动。同时，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
他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
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 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
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
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 “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毛泽东提到的河南的两个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五月九日，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毛泽东形象地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说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
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
五月十二日，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
杭州会议结束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三、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时提出一些意见。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后十条”首先肯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并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两个十条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但“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一段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肯定“后十条”是一个“重要文件”。指出：由于“后十条”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作了修改，“前十条”通知中的规定要作相应的改变。原先规定，暂不搞社教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前十条”暂不传达；现在改为：“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向农村每个支部发两本，由县、区、社的党委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军队，都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发给他们阅读。对地、富、反、坏、右也要向他们宣读。“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中央通知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第六稿。刘少奇建议，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刘少奇、邓小平及柯庆施与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再次讨论修改“后十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后十条”，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通知一起下发。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才正式下发，三个月之后，中央就决定起草“后十条”。在毛泽东看来，当时并无充分的实践经验作根据，但他为了尊重集体的意见，还是同意起草并下发了“后十条”。
四、一九六四上半年毛泽东巡视南方各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通知提出：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把“双十条”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听说山西全省从去年十二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双十条”：点上正在公社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并说：“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当汇报到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双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他了解到一些人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立即表示：革命要革到底。我看从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紧了不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要什么今年搞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明年要搞完，何必那么急。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无论“五反”也好，“四清”也好，时间长一点，搞好一点。急了就不能达到目的。当然也不是说要慢腾腾地搞，现在不是慢腾腾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就是太急。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提出几个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粗一些好，还是搞细一些好?时间长一些好，还是短一些好?他说：中央最近发了一个指示，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搞彻底，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听说湖北当年计划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又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就城市街道是否可以成立劳动人民协会，进行阶级划分这个问题，明确的回答说：“我赞成。农村有阶级，工厂有阶级，城市无阶级，那是全民党、全民国家了。城市也有阶级，过去没有划就是了。”这样，社教运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把坏人搞出来，把坏人制服，“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有人提出，过两年“六十条”是否修改一下，“六十条”对社办企业的劳力投入的限制有问题。毛泽东说：“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他还说，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不要动。浙江还有恢复蚕桑、桐油、茶叶的问题，要订出计划。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到十三日，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要算这个基本账。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
他说：“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毛泽东说：“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了给大家。”
毛泽东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五、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开始显露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修改“后十条”。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
一九六四年六月底，刘少奇和王光美离开北京南下。第一站到天津。七月五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讲桃园经验。七月六日，离开天津到济南。王光美在山东又讲了一次。刘少奇就让王光美给河北省委打个电话，请他们将王光美在河北报告的录音整理出来。离开山东，继续南下，先后到安徽、江苏，上海。七月底回到北京。
从济南开始陪同刘少奇的华东局魏文伯打电话给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说：渭清同志，你要小心！这次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和十七日，刘少奇在南京作了两次报告，其中，对当时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包括江苏的四清运动，提出了批评：
第一，对大约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他认为，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有些地市、县的领导说没有这么多，这是对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警惕性不高，是很危险的。
第二，对干部队伍的估计：他认为，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占基层干部的多数，不是少数；没有多少问题的、可靠的、团结了95%群众的干部很少，不是多数；对基层干部靠得住就靠，不可靠就不靠。要等基层干部改变了，再来依靠。
第三，对运动情况的估计：他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已经搞了一年多，农村、城市都没有搞好。这个革命运动比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因此没有充分时间不行。
第四，后十条要修改。
第五，要追根子 。他说：生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大队有人保护。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公社有人保护。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严重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工厂、机关也一样。处长有严重问题，一定有部长保护。四不清的根子在上面，不可不追。
第六，各级领导都要蹲点。
从形式上看，刘少奇的一些意见，确实相当“左”。
然而，刘少奇的某些意见遭到江渭清的抵制。
江渭清对刘少奇说：说社教都没有搞好，江苏不是这个情况。
刘少奇说：去年一年多，小四清打了败仗嘛！
江渭清说：不能这么讲，我们了解，已经开展社教的大队，百分之六十打了胜仗。江苏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说：你这是没有下去，讲的还是三年前的老情况。
江渭清说：我经常下去，对情况还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说：你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
江渭清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
刘少奇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说：不盲目执行。
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时，对江渭清说：你昨天讲的那个意见是不对的。
江渭清执意坚持，刘少奇发了脾气。
七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说：不要怕右，半年总结一次。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刘少奇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关于蹲点，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关于对敌斗争，他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
他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
刘少奇的这个报告实际上全是在反他认为的右倾。
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田家英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毛泽东修改后十条的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刘少奇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王光美也同时作桃园经验报告。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七日“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是：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了。）
同一天(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里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
刘少奇代中央拟的批语，全文如下：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忧虑，不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惟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
陶鲁笳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四千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
他们是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
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将刘少奇十九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交邓小平，并告诉他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作出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同时，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他说，对社教运动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十一月就要开始了。另外，修改了第二个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
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出席了会议。
他说：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
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
一九六四年十二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的批示，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左勿右”的问题。提出对已烂掉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应进行夺权斗争，迅速加以解决。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根据小站地区的经验，提出：“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后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明显地出现了“左”的倾向。
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制订“二十三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的不满，已经积累一些时间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
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周恩来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会议没有就陶铸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反映阶级斗争形势严峻。
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
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
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十二月十九日，会议只开了几天，毛泽东没有正式讲话，刘少奇、邓小平就宣布会议结束了。
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看《红灯记》。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就散去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毛泽东先到会场，同已到的一些人谈笑风生，气氛没有什么异常。刘少奇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
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显然是，毛泽东是主张运动的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他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牛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
显然，他的主张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
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他说：不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
他说：无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狠嘛！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 “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立即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立即表示：“赞成。”
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
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
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说：张霖之就是。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
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接下去，大家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
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他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
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对四不清干部都主张打击面不要太宽，在经济处理上也不要搞得太挖苦，要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会不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怕泼冷水。所以他又嘱咐：“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接下来，双方没有再发生争执。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请了一些人吃饭。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
毛泽东一到场，就宣布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
他接着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
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出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
（当陈伯达说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董必武发言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在大会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文件的第一条“运动性质”，其中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
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了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文件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舌，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
毛泽东说：“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
他还说：“在同志中间，不要使人怕。在敌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间那么凶，使人怕，那不行。我说，有鬼，不然为什么怕你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话，使刚才还比较轻松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周恩来答：算集会。)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 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这次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讲得很少。这同前几次会议刘少奇不断地大段讲话，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的话，讲得很尖利，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
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
“十七条”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
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十七人（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指“二十三条”)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他说：“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他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他说：“归根到底，我们中央工作成绩多一点，错误少一些。……你这个文教，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接见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同志时的指示
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
民兵，第一是组织，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军事。
贰、本节简论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分析和论断进一步具体化，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确指出：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这个决定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得出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五个不可忘记”的结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这个决定初步地系统地解决了在我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路线、政策和方法。
对于这个决定，右派们当然是反对的。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这里，对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估计，已经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然而，毛泽东却认为已经获得了正确认识，他写下了一篇著名的哲学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种讽刺，还是一种悲剧呢？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刘少奇在全国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大搞形“左”实右的一套做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从指导思想到具体部署的错误。会议首先制定了一个“十七条”，毛泽东仍不满意，又继续开会讨论，制定了“二十三条”。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转变点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办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那一天。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十七条”还不满意，觉得还没有解决问题，他还有许多话要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十七条”是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二十三条”则充分肯定和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以来毛刘争论的一个结论。从两个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十三条”加了“形势”问题，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关于“运动性质”，“十七条”列了三种提法，只说“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对前两种提法并未批评。“二十三条”则以相当篇幅批评前两种提法，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关于运动的重点，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工作方法”。“十七条”中第三条的第一点，就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二点讲扎根串连，说“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从头到尾，都要这样做”。在“二十三条”里，“扎根串连”没有了。相反，强调的是：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单列为一条，却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关于“蹲点”。这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特地写了两段关于调查研究和调查会的话，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还讲到从中央局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除了在一个点上蹲下来以外，还要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关于“干部问题”。这也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要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指示。还说到，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群众同意，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
“二十三条”还保留并着重强调了“十七条”中一些积极的内容，例如：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要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进；在运动中始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等等。
此外，“二十三条”还沿用了“十七条”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的规定。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四个问题上；第一，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或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第二，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整地富反坏分子？第三，对干部问题的估计是大多数是好的？还是一团漆黑？第四，运动的作法是依靠贫下中农、分期分批进行？还依靠工作队、打歼灭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和第二两个问题。
二十三条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在坚持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十条中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发展。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
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要纠正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
历时三年的“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次运动，还只是在部分地区开展，而且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并且纠正过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因而全国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而且还有所增长。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除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论之外，党的领导层的认识似乎是一致的。其实这是一种假象。一九八0年以后，这些人的立场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在他们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关著作，对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采取了基本否定的立场。
胡绳的《七十年》中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后十条“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一个‘左’倾的方针”。“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些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执行。”（第394-396页）
薄一波的《回顾》与胡绳的《七十年》有所不同的是，它首先肯定了“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把党、干部队伍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这些，是符合广大干部群众愿望的。关于开展运动的方式方法，在原则规定上也大都是正确的。”（下册第1110页）然后话锋一转：“但是，这场运动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甚至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孪生反革命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声浪下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势必走偏方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难于达到运动的预期的目的。”（下册第1110页）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少奇同志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下册第1128页）
“不容否认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在1964年下半年，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甚至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了是非，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下册第1135-1136页）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它认为：
“官僚主义本是许多社会的一种通病，它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才可能遏制。然而，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官僚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出现官僚主义，那就是蜕化变质，就是阶级斗争。”“高度集权的体制和运动式的发展模式，偏偏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发展”（下册第1011页）。
“任何运动一旦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就具有了敌对斗争的性质，难免发生过火行为。”（下册第1026页）
“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就像一根魔杖，它合人们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力，甚至失去同情心。”（下册第1089页）
《毛泽东传（1949-1976）》也说：
“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加深，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
至于毛泽东转发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语，“这个批语中不乏精辟论述，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估计上，因而对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产生了“左”的影响。”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同时他又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指导思想。他的锋芒也越来越指向党内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层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甚至混淆了两类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甚至被否定。”
综合以上的议论，可以看出，他们加在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几条：
1，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甚至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孪生反革命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
2，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一个‘左’倾的方针
3，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4，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
5，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声浪下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势必走偏方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
6，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在1964年下半年，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甚至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了是非，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
7，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分歧，二十三条的一些规定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四清”工作影响下各地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过左作法；但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毛泽东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8，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的一种错误理论：官僚主义本是许多社会的一种通病，它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才可能遏制。然而，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官僚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出现官僚主义，那就是蜕化变质，就是阶级斗争；任何运动一旦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就具有了敌对斗争的性质，难免发生过火行为；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就像一根魔杖，它使人们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力，甚至失去同情心。
1999年7月13日，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五）》的讲话中，也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他认为：
关于前十条，“总的精神就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个好文件，跟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会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对形势的看法，“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对中央内部少数人讲，我们的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是在敌人手里，是在地主、富农手里。事实证明，这个看法过头了。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坚持这种看法，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还讲，三分之一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手里。”（前一种看法是过头了，后一种说法恐怕不是过头了，而是过高了。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当时，我们的政权、党的领导权，难道有三分之二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吗？中国党当时有那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关于主要矛盾和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讲了“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应该讲这是不对的，本来前十条讲的很清楚，农村也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具体情况、方针、政策、措施，其中一个措施是清理贴目、清理工分。提出实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些具体措施这样一个问题。少奇同志没有认真研究，前十条是怎么样提出问题的。把“四清”的问题突出起来，说这次“四清”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
关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和二十三条，23条“在文字、语言、提法上没点名，实际上是批判了刘少奇同志那些提法，那些做法。批评少奇同志的缺点错误，不能说过分。23条所确定问题的性质，维持了前10条的提法，也是维持了十中全会的提法。23条讲，这个提法就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提法。在这个问题上，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的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的意见是站不住的。毛主席反对他的意见是合乎党的规定的，这样批刘少奇同志不能说不对。现在看，23条的文件和前10条的文件可以互相衔接，也应该说23条合乎实际、合乎理论，是站得住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学说，“我们要理解马、恩、列、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
邓力群的讲话不仅回答了那些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这就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所在，也就是现在左派与右派的根本分歧所在。
2011年6月5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