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一节 中共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壹、本节概述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
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 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中共中央内部开会讨论
1、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 苏共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我党派出朱德同志为团长、邓小平同志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
从大会开幕到闭幕，我党代表团都没有听到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只是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才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向我代表团通报，只口译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当时，邓小平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
半个月后，《纽约时报》在三月十日详细发表了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犹如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地震。在东欧各国，对当权的领导人，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乘机掀起一场反苏反共的浪潮。
2、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评论秘密报告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晚，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
过去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一九五四年，我国国庆五周年，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那次接触中感到此人比较灵活。那次谈判结果，他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如将旅顺口和新疆的几个中苏合营公司还给我们，帮助我们修建兰州、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给我们贷款五亿卢布，帮助我们修建十五个项目，连同过去斯大林答应的141个项目，共156个项目，是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骨干工程。不过，现在看来，此人有点实用主义。他上台后需要我们支持，所以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些。
三月十九日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说：我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这个话过去不好讲。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只讲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联系到斯大林。那时我们党采取这样的方针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议。还要想一想我们对批判斯大林是否表态，采取什么方针。
三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
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
定，要中国党执行，结果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一切通过统一战
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
在莫斯科决定的。我们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实行保持我党独立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党进行自卫反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第四次，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
（1949年12月16日到达至1950年2 月17日离开）。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斯大林七十寿诞，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们此行的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斯大林曾把铁托看成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在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那里也不去。这样坚持到一九五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看我，商定请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条约事宜。所以，周总理1月20日到莫斯科来。总理在莫斯科与他们谈判很辛苦，七磨八磨，最后才谈成。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路要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军事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
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
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已经发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现在全世界是否要来一个反共高潮，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反，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自己要硬着头皮顶住。
其实，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时间并不长。说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起，迄今也只有100年多一点，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可能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因为要摸清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是不容易的事情。路如何走，不容易。我们搞民主革命也是犯了许多错误以后才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是这样。要树立错误难免的观点。任务是尽量少犯错误，使主观符合客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主观主义，反对片面性。这样才能不犯大错误。我们力求不犯大错误。
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决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没有完全定下来。
是不是用支持苏共二十大的姿态，讲一些道理，弥补赫鲁晓夫报告的片面性，
对斯大林的错误做一些分析，讲一讲我党也是犯过错误的，也不赞成个人崇拜的。
在讲我们的错误时不要联系苏联。对共产主义前景要表示充分的信心。“四十而不惑”，这是中国的古谚。十月革命明年才到四十周年。是不是四十岁就不惑呢？这也难说，可能好一点，但是要充分表示共产主义最终要胜利的信心。
（二）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毛泽东提出撰写文章的基本观点
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下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撰写文章，
毛泽东说：要鲜明地提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犯了一些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其他原因外，这主要是由于他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有严重毛病。
还有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在消灭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什么矛盾？至少还会有新与旧的矛盾，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按照辩证法，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没有运动，生命就要结束，社会就要停止运动，以至灭亡。
第二个观点：斯大林的著作还要不要读？既然斯大林有错，他的书也是有错误的。但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书里正确也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也是第二位的。还是应该读。因为搞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不长，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还是第一人。他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其中是否有错误可以研究，但它毕竟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的书。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这些书中肯定有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读。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任何国家的经验，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生搬硬套，全盘接受，不加分析、思考，不联系本国实际，这当然是要不得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犯过这样的错误。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时要加以分析，要联系本国当时当地的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态度。所以，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比如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党历史上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是王明“左”倾路线时期，后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处理比较妥当。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还规定：在党政机关中搞肃反，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社会上则劳动改造，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不仅可以保留活证据，如果他真是反革命的话；如果我们搞错，他不是反革命，还可以改正。一旦人头落地，平反也没有意思了。
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还是初步的态度。苏共大反斯大林，各种议论正在开始，以后还会有，还会有更广更深的影响表现出来。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吸取教训。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时期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的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毛泽东建议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修改了文章的最后一段。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原文及要点
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讨论，反复修改，最后由毛泽东定稿。
这篇文章的要点，参加编写者之一的吴冷西概括如下：
1，文章从各国反动派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兴高采烈讲起，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出现错误同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错误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人类社会自分裂为几个阶级以来，几千年间经历了奴隶阶级专政、封建主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犯过无数次错误，而且重复地一犯再犯，最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促进自己的灭亡。
无产阶级专政是十月革命后产生的完全不同于过去一切阶级专政的新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的斗争，无疑是情况很复杂、道路最曲折、斗争最艰难。因此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许许多多错误，但也存在着无限发挥人民群众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以克服种种错误的可能性，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开拓光辉的前景。
2，文章充分肯定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大大鼓舞了和支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业绩。
同时，文章在指出苏联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在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产生的严重错误。文章指出，作为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苏联的伟大成就中有他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苏联的严重错误中也有他的不可否认的责任。当斯大林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的荣誉时，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他骄傲，不谨慎，脱离群众，脱离集体。他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他接受个人崇拜和实行个人专断。他离开了原来自己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基本观点，理论同实践脱节，从而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作出了不合实际的错误决定，并且使那些个别的、局部的错误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和严重错误。
3，文章指出，斯大林一生的后期，愈来愈深地陷入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文章在这里提到的斯大林的错误，有同于又有别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指出个人崇拜的影响，又指出思想的原因。文章还指出，对于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4，文章专门论述了个人崇拜。文章指出，个人崇拜是人类长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遗产，也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接受和鼓励这种落后思想。
文章肯定，苏共二十大展开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扫清前进道路的思想障碍的斗争。 文章谈到，中国共产党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复提倡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
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肯定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任何时候也反对夸大领导人物作用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思想影响还会长期存在，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出现，有时由这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这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5，文章没有谈到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出过的一些错误的主意。文章只是正面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路线错误，检讨自身的错误教训，强调反动教条主义，特别是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其实，这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都是同斯大林有关的。文章只批评了斯大林在革命中基本打击方向是孤立中间社会政治力量的公式，但指出这是我们自己犯了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的教条主义错误。
6，文章把斯大林的错误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论述。文章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以至主观与客观、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一切还都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样看来，存在着个人与集体矛盾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
7，文章指出，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多少倍。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当继续总结这些经验。不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或错误方面，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许多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它们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文章最后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批判个人迷信之后，苏联曾经被压抑的一切积极因素将普遍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
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以后的反应及工作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发表独特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一九五六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接见米高扬时说：面对西方国家的反共喧嚷，
中苏应当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如对斯大林。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接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古巴、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的共产党代表。他们在谈话中对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致给予好评。
毛泽东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我们认为，斯大林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否认他好的东西是不对的。毛泽东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名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含义是明白无误的。
九月和十月，毛泽东会见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谈了我党斯大林的看法。
毛泽东在单独同米高扬谈话时指出：兄弟党之间有不平等的现象。
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出了一些坏主意。苏联总的来说是好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反苏反共攻势，我们应当支持苏联。
毛泽东会见英共主席时，波立特称赞《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写得好。毛泽东说：我们有些话还没有在文章中讲，现在说了没有好处。由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对斯大林问题只说了分量和原则，说了三七开，说了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根源。但对责任问题，我们说了斯大林的责任，但没有说只是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别人没有责任；也没有说不但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其他人也有责任。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党中央是认真的、慎重的、也是维护大局的。
可以说，毛泽东和党中央着眼点放在如何从苏联历史（包括苏共二十大在内）吸取经验教训，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二、波匈事件，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波匈事件
1，波兰事件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以后，六月间波兰各地不满增长。波兹南市工人首先要求提高工资，政府不接受。工人要派代表团谈判，政府不愿意谈。这样一来，工人开始罢工，然后上街游行示威。波兹南事件以后，波兰许多地方的工人都在闹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间召开七中全会，讨论局势。会上，大家认为这几年的经济工作不好，不如哥穆尔卡时期。（哥穆尔卡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任波党总书记，一九四八年由于他反对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党，被免除总书记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一九五一年被监禁，一九五四年秘密释放出狱。）七中全会认为哥穆尔卡没有错，开除他是受斯大林的影响。会议决定为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并在全党和全国平反错案、冤狱。
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后积极参加了波兰党中央的工作。这时波兰党内批判斯大林的情绪高涨。由于过去斯大林对波兰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这种批判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苏联认为这是反苏。但是波兰党认为，过去党的路线是错误的，要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那样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要加强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意见很激烈。
波兰党政治局决定在十一月初召开中央全会，到十月十五日又确定提前在十九日召开中央全会。苏共知道波兰党决定召开中央全会后，非常紧张，要求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苏联去谈判。波兰党的答复是在中央全会之后再去莫斯科。接着，苏共又建议苏共派代表团到华沙去。波兰党回答说，他们要开中央全会，无暇接待，要苏共代表团在波兰党开过中央全会后再来。赫鲁晓夫认为这是波兰党采取拖延的办法，以便中央全会上改组政治局，然后再让苏共代表团去。
赫鲁晓夫非常生气，于十月十七日决定下命令调动军队。首先调驻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华沙，同时调动驻民主德国的苏军向波兰西部边境靠拢，苏联西部白俄罗斯驻军也向波兰东部边境集中。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
命令下达后，苏联方面通知中国，说苏已采取行动，并征求中国的意见。
赫鲁晓夫还决定不顾波党不同意接待，匆匆率代表团于十月十九日晨飞往华沙。苏共代表团的座机到达华沙上空后，华沙机场拒绝接收。结果赫鲁晓夫所乘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一到两个小时），最后才被降落。
这时，波兰党正在开中央全会。会议由奥哈布主持。原来的波兰党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贝鲁特参加苏共二十大后，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情绪激动，导致心脏病突发，在莫斯科逝世。这以后波兰党的工作就由奥哈布主持。奥哈布在会上宣布，现在苏联代表团已到达华沙，问大家是否先开会再同苏方会谈，还是先与苏方会谈然后再开会。会上有人主张先同苏联代表团会谈再开会，但多数人主张先选出新的政治局后再跟苏联代表团会谈。最后，按多数人的意见，先开会选出政治局成员。其中包括哥穆尔卡。
苏共代表团十九日上午到达华沙以后，一直等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选出新的政治局，然后举行两党会谈。两党代表团在十九日整个上午到下午一直进行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首先指责波兰掀起反苏情绪，谴责波兰党对民族主义情绪不加制止，致使事态迅速恶化。赫鲁晓夫说话非常粗野，态度非常横蛮。会谈很决变成了互相指责。在两党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看出波兰方面不会同意苏方不让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也不会采取措施制止所谓反苏浪潮，他在会谈过程中曾同华沙条约国军队总司令、苏联元帅科涅夫商量，并与苏藉波兰人、当时任波兰国防部长、波兰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商量。赫鲁晓夫了解到：目前波兰反苏情绪激昂，华沙正在酝酿示威游行，局面难以控制。波兰军队的情绪也很不稳，很难依靠他们来平息群众示威。于是，他与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后，在会谈过程中就要科涅夫下令驻波兰境内的苏军部队向华沙前进。苏联军队的这种行动，很快被波兰方面察觉。哥穆尔卡在谈判中听到这个消息，不觉激动地站起来，绕过会议桌，走到苏联代表团那边去，大声地对赫鲁晓夫说：你们的部队正在向华沙前进，我要求你们马上下命令叫他们停止前进，返回驻地。赫鲁晓夫开始时抵赖，哥穆尔卡走出会议室，很决又返回来说，我证实这是确实的，我要求你马上下命令叫部队立刻返回营房，否则后果由你负责。现在我要求休会，你们考虑一下答复我们。这样，会议休会到晚上再开。
在两党会谈休会时，赫鲁晓夫得知华沙人民准备自卫，阻止苏军入城，大工厂的工人已拿到枪枝，成立工人自卫队，准备巷战。如果苏联军队坚持进城，就会发生战争。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曾经表示，如果发生战争，他不能保证波兰部队支持苏联部队。这样，赫鲁晓夫的态度才软下来，只好同意波兰的意见，命令苏军停止进入市区。
晚上会议的气氛与白天不同。赫鲁晓夫同意波兰党所做的决定，新选出的政治局由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波兰方面欢迎苏联的态度。哥穆尔卡激动地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胜过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并说波兰党中央委员会结束之后，他一定到莫斯科去讨论如何解决波苏关系问题。
苏共代表团在二十日早晨（北京时间十九日晚或二十日凌晨）返回莫斯科。
这时，苏联同波兰的关系的形势已经缓和。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发来关于波兰问题的通知，
毛泽东说：看来苏联要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苏联要动用军队来对付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不妥当。儿子不听话，老子要打棍子，旧社会习以为常。但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看来苏联就是把波兰当作儿子。苏波关系搞得很紧张，我看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不对，可是他对波兰的政策比斯大林还要厉害。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晚七时，在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毛泽东说：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
二十日，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知道了中国的态度。苏共中央打电报给中
国，邀请中国方面派两位负责同志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波两党会谈。建议苏、
波、中三党在一起协商解决苏波关系的问题。
二十二日晚七时，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联的邀请。毛泽东说：现在惹上麻烦了。我们对波兰问题表了态，反对苏联武装干涉，主张协商解决问题。现在他们要协商，要求我们参加。
刘少奇、周恩来都主张参加。毛泽东说：我们可以派人去，以调解人的身份
去，不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去，不参加他们的会谈，而是从旁调解。我们不好当波兰同志的面批评苏联同志，也不好当苏联同志的面批评波兰同志。就是说，我们只能分别同苏方或波方谈，不搞三方一起谈，这样我们可以主动一些，回旋的余地大一些，说话也方便一些。
常委会最后决定，代表团的任务是劝和；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
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总的是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巩固苏波友
谊。方式是分别与波兰或苏联代表团谈，不参加他们双方的会谈。会议决定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苏联发表宣言，十一月一日，中国发表声明支持；一度十分紧张的波苏关系，经过莫斯科苏、波、中三党的三角会谈告一段落。
2、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几乎与波兰事件同时发生。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三月中旬，匈牙利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许多是党员）组织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要求所谓民主和自由。
一九五六年四月，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下台，原因是匈牙利中央指责他搞资本主义复辟，并把他开除出党。
一九五六年七月，苏共派米高扬去匈牙利，要求匈牙利党的领袖拉科西下台，认为他实行斯大林式的领导，把匈牙利局势搞糟了。匈牙利改选格罗为党的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
一九五六年十月，为原党的领导人之一的拉伊克（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平反；
同时为纳吉恢复党藉。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宣布撤换原总理格罗，由纳吉当总理。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苏联军队应纳吉的邀请进驻布达斯。同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到布达斯，参加匈党中央会议，会议选举卡达尔代替格罗任第一书记。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纳吉发表广播讲话，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全国罢工不断发生，反革命分子的夺权活动非常猖獗。甚至在首都以外的一些省都宣布解放。布达斯到处听到枪声。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苏军基本上控制了布达斯的局势。同日，纳吉宣布成立新政
府。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匈党中央又举行会议，成立六人小组代行中央职权，以纳吉为首，把卡达尔排挤出中央领导层。
这时，整个局势非常混乱，许多共产党员、公安人员和群众被叛乱分子抓住吊死，街头电线杆上、树上到处挂着许多尸体。反革命暴乱越来越严重，而纳吉政府却采取节节退让的方针。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到达布达斯，他们表示；苏联党和政府准备从匈牙利撤兵。并把这一决定通知了中国。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苏联准备从匈牙利撤兵问题
毛泽东说：苏联在波兰问题上冒失决定派军队干涉波兰是错误的，而现在在匈牙利问题上又匆忙决定撤出驻匈的苏军，置匈牙利政权垮台于不顾，同样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一左一右的做法都不对头。我们不赞成他们从匈牙利撤兵，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党和人民。
3，中共中央讨论波匈事件的教训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军重返匈牙利后的问题，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不但要支持赫鲁晓夫，还要支持卡达尔。对波兰也是这样。现在摆在世界各国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要根据最近一个月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发表演说。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我看是坏事也是好事。凡事有两重性，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两点论。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烧起来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也教育了苏联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
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这些人丢掉了。于是铁托、匈牙利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大反所谓斯大林主义。西方好多国家的共产党员也批评苏联，带头的是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阵。这把刀子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是：第一，保护斯大林；第二，批评斯大林。我们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实际情况办事，坚持两点论。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中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共产党可以不学十月革命道路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我们中国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我们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十月革命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是很危险的。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二）中共中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五至二十九日，政治局常委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毛泽东说：
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顾名思义，指向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那么斯大林这个人怎么样呢？依我看，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三七开。斯大林主义也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所谓斯大林分子，也应当是三七开，有缺点有错误，但还是共产党人。斯大林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彻底把它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错误的去掉了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
要再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就是说要团结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当然，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符合实际，要有分析。这里用得上中国古人作文章的方法，一个叫“欲抑先扬”，一个叫“欲扬先抑”。就是说，你要批评他时，先肯定他的好的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用这个方法。对斯大林则要采取另一个方法，你要表扬他时，先要批评他的错误的方面，然后再讲他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样别人看了就容易接受。
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
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
第三篇是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是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人家祝寿。但是，第一篇是祝斯大林60大寿的，我抛开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的“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还是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因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受到西方舆论的责难，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我们发动内战，斯大林不赞成我们自卫反击。我们建立新中国时，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对我们不那么信任。但是，1949年底，我到莫斯科向他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吗？我写了祝寿文章，他还是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就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单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所以从理智上讲还是那样写了。我们现在要写的这篇文章，还是要肯定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方面，但要批评他的重要的错误方面。对苏联也要肯定它的正确，也要批评它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讨论写文章问题，
毛泽东说：文章的题目可以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基本论点是：
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的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同一样，每棵树长得也是不一样。要讲个性，不讲个性此路不通。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各国革命党人的任务就是把体现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一部分宪法，但民法、刑事诉讼法只破坏了一部分，没有完全破坏。他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怎么能做到这些呢？说苏联是由官僚主义者统治不能说服人。
四、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先要分清敌我，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铁托同志。后来苏联同志改正了这个错误，用对待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铁托同志现在却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斯大林和其他与他观点不同的同志，是错误的。他把这些同志称之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击，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亲痛仇快的。在共产党人内部，在人民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处理，只能采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的说理的办法处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讨论写文章的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考虑也可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做题目，表示我们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写的文章的连续性，而且用这个题目理论性更强一点。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国内，实际上面向全世界。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要怎样影响国际。要晓得，苏联自己开香肠铺，但不愿中国也开香肠铺，他要推销他的香肠。这篇文章的要点：
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
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讲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地讲，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主义，
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我们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波苏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类事件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的反苏反共风潮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
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着重指出，斯大林的著作还是要学，但是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党吃过教条主义的亏。别人的情况我们不讲，让人家自己讲。我们一贯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批评斯大林时的一些论点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长了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明确提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
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没有理由不讲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有害团结的思想混乱。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二十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问题，
毛泽东说：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我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中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要指出各社会主义国家间和各国共产党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
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这叫做“三娘教子”，
三段论法。对斯大林犯错误进行分析时，可以讲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的，国内外情况是复杂的。但也不能强调过分，因为列宁在世时也是没有先例的，情况也是复杂的。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也可能少犯错误。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正确与否，在这里起着重大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转化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又要防止修正主义倾向。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丢掉了斯大林为把刀子，结果别人捡起来打他，帝国主义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又打他两棍子。这样在全世界刮起了否定一切、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的风潮。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是一种诽谤，颠倒了大是大非。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否定一切。在这个问题上，铁托是不公平的。他有什么权利攻击各国共产党人，说他们是斯大林分子？他有什么权利对各国共产党指手画脚？南斯拉夫的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做得太过分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的问题，毛泽东说：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生产力要革命，发展成新的生产力。当原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时，它就要造反，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上层建筑要保护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时，经济基础也要造反，那里就要发生革命。这时的矛盾也成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看法可以考虑在文章中讲。当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法同阶级社会中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将来的革命与阶级社会中的革命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将来如何。但是，按照辩证法，量变会发展到质变，非对抗性矛盾会转变为对抗性矛盾，渐变会过渡到突变。这种意见可以先写起来看。是否现在讲早了一点，同当前的情况是否适应，发表前再斟酌。按照辩证法应该是这样。
现在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苏联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所以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如果苏联的这种革命和建设是所谓官僚主义，那么这种所谓的官僚主义也是好的，因为它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和胜利，可见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是绝不会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所以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现在也只有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作这样的辩护。中国有些新的作法，如三大改造等，是鉴于过去苏联的缺点提出来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是根据苏联十月革命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苏联，学习列宁的。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可惜这一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会更好一些。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我们要懂得这个规律。掌握这个规律，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当然，运用中也会有错误，这也是难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必然到自由。认识客观规律性，获得自由，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中间遇到各种失败、挫折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哭鼻子，就不会遇到一时的挫折便唉声叹气，就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三）文章要点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要点
全文共两万字，分为四个部分，外加一个引言和一个结束语。
引言部分：从当前国际上对匈牙利事件的议论说起。
当前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
第一种是敌我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营之间，帝国主义同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之间的利害冲突。
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相互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这就是本文的根本立场。
第一部分：从苏联历史的发展的分析，归纳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有五条：
（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列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四）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五）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
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第二部分：论述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错误
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主观认识，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严格遵守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认真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却是可以避免的。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就是由于他没有做到这些。
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乃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它领导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斯大林错误和其它有关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我们也同意铁托同志这次演说中的一些论点，但是他把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象并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路线和所谓“斯大林主义路线”哪一个得胜的问题，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这只能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
第三部分：是论述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学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
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如果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某些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但是，帝国主义的种种行径，同这些人的宣传相反，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第四部分：论述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因为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而实现自己的共同利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国际团结，大大地帮助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苏联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为了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为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关系。这种团结，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协商一致的、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的基础上，是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各国共产党人必须是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者，同时又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协调各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
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经表现过些大国主义的倾向。忽视各国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这种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固然还会留下某些影响，而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难免使人们产生一种优越感。大国主义并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同时对于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记住的是：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要注意反对大国主义倾向。
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在这些国家
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贡献。我们高兴地看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已经在认真地制止那些制造反苏谣言、在各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且着手破除在一部分群众中以至一部分党员中的民族主义偏见。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迫切需要的。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错误，决不能使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历史功绩减色。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除了首先要在较大国家中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以外，还必须在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在大国或是小国，共产党人如果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必须认真维护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反对任何损害这种团结的行为。
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联合斗争中，相互支援，共同努力。
结束语部分：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近一百年历史时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年轻，社会主义国家还年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犯过一些这样的那样的错误，无论敌人的高兴、同志和朋友的难过或者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局部性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例如英国和法国，曾经经过多少次反复，其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世界上哪有一种新生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目前在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困难和弱点。但是比之以前苏联孤军奋斗的情况，我们现在是好得多了。而且，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贰、本节简论
关于《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里应该补充说明一下，要点的最后一段中使用了个人迷信一词。确实，关于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提法，在文章讨论过程中，是有分歧的。刘少奇说，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邓小平说，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确是要不得的。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这两个词的含义确实是有区别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我们应该加以反对的是个人迷信，而不是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虽然这个时候反复强调，毛泽东没有搞个人崇拜,也一贯地反对搞个人崇拜；但是由于他观点上的模糊不清，他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就又拿起这个武器来攻击毛泽东。这篇文章之所以全篇中都使用个人崇拜一词，这是为了与当时苏联的提法相连接。并不表明这就是毛泽东的看法。
这篇文章特别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强调提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以至主观与客观、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一切还都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样看来，存在着个人与集体矛盾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
这就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再论》进一步总结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经验，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文章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特点及发展的规律：
文章说：
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质的矛盾（按照辩证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发生错误了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为了解决以上的所说的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就是在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也还有缺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深刻阐述了 了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又说：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再论》阐述的上述观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2011年4月2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