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对富士康工厂的阶级分析 [复制链接]

参考：对富士康工厂的阶级分析
富士康的一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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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我们中国已经没有奴役和剥削了，但进了富士康，你就会知道二十一世纪还存在着奴隶。从一个至少表面美好的世界跳到另一个赤裸裸悲惨的世界，没有一点心里准备，出现精神异常，也是在所难免的。


—— 一位富士康工人






【控制一切】


*丰田制变种



富士康的成功主要建筑在“劳动优化”上，从管理学史上看，富士康采用的用工制度是本田制的一个变种。

丰田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工作小组”安排。装配线的工人被要求用少于必要时间的时间去完成，而如此紧张的时间如何在小组内部分配，由小组内部决定，管理层只是尽可能地削减小组中最后一道工序开始前的等待时间——如此一来每个小组成员都被迫放弃喘息时间持续工作。用丰田主义创始人大野耐一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我发现一项工作非常有效率地完成了，那么我会让他们试着用一半的人来完成这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果他们做到了，我会说，好，再减去一半的人。”

富厂的“成本倒逼法”和“工序分解”都是丰田主义的一脉相承，只不过是“拉动系统”和“压力管理”另一种说法。由于以销售决定生产，生产线的开工率波动程度很大，富士康便以分流制度压缩或吸收员工。转到新生产线的工人当年绩效重算、先前经验无效，还会因工作量不足减少收入。而通过管理层自上而下对生产流程用时的分割、摊派，工人连劳动的自主性也完全丧失，劳动者生理上的极限被资方视若草芥。

富士康采用丰田制的用工方式不但把劳动强度提高到无以复加，更顺带在工人内部制造了分裂。由于以工作小组作为考核单位，效率不高者会被同组工友所埋怨，这样资方施加于工人的压力便转嫁为工人之间的矛盾，既提高了效率又使工人关系紧张，真是科学管理的典范。



*会说话的工具



相比泛珠三角工厂而言，富士康的劳动环境有如天堂：“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给予员工免费吃住（免费就餐1周5天）；为了让宿舍区整洁卫生，不至于到处挂着员工洗晾的衣服，还包洗衣服；4个人一间房，住宿条件不错，有空调。”但恰恰就是在这样相对优越的环境下，工人作为“会说话工具”的地位更加明显。生产过程并不是唯一的痛苦之源。

1）即便在劳动环境上公司制度有明确保障，但极高的劳动强度迫使工人不得不自愿选择有害作业。在电镀工序中工人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处理化学药品，结果就是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以保证效率最高。

2）从富士康的工薪结构来看，低薪￥900是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为了增加收入，工人“被迫自愿”加班，因此加班费在收入中比例过半非常正常。长期从事简单机械重复作业使人情绪消极。长工时导致的睡眠不足又使因过度疲劳引起的神经性头痛成为工人常见病，并伴随他们离开工厂。

3）资方为工人提供便利的生活设施，绝非为工人“舒适生活”考虑，而是要彻底地支配工人所有的时间——因为工人的非工作时间仅仅是工作时间的从属，用以养足精力等待再被消耗。而便利的生活设施可以缩短工人花在日常生活上的效率（尽管不加快精力恢复），使资方有可能把非工作时间压低到生理极限。

4）由于工人的工作是由生产线给定的，生产线不停转工人也不能离开。富厂执行的是刚性的休息制度，几乎无视任何节假日。很多老员工都无法回家。

5）工人在工作时被禁止说话，而同一宿舍又由于上工时间错开难有接触机会。工厂生活把私人时间挤占殆尽，还把每个人的面目简化为面目不同本质无差的工具，因此友谊既难萌发也难以维持。同学会和老乡会这样的组织几乎没有空间可以存在。

上述这些情况决非富士康独有的、也非因它登峰造极。这些残酷的事实仅仅是中国进入20世纪以来遍布各地的工业区中的司空见惯、是工厂工人的日常生活。有舆论要郭台铭为跳楼事件负责，无非是要混淆视听、转移视线，把普遍性的灾难归咎到“极个别无良老板”身上去。这种蓄意比郭台铭本身更可恶。



*阶级再生产



逝去的这些工人，以及富士康厂的主体工人，乃至珠三角的大部分工人，他们都属新一代工人群体。他们在1978后或1989年后出生，占到外出务工人员中的约60%，约1个亿。成长背景与社会变迁使他们和他们的父辈存在巨大差异。

与父辈不同，他们更希望社会把他们称为“工人”而非“农民工”，因为返回农村在他们这一代人看来是穷途末路的打算。他们的离乡期望与其被描绘为城市梦，不如说他们认识到了自己劳动对城市的贡献，认为城市应把他们接纳为市民予以承认——权利意识把这一代与父辈单纯的幻想、憧憬区别开来。这种意识还体现在他们日常里有意无意地从NGO或者媒体那里了解法律知识。

新一代工人的阶级认同感与阶级形象远比父辈明显。他们强烈感受到社会为阶级鸿沟所割裂。没有一件富士康生产的产品是富士康工人能买得起的，他们的劳动成果使鸿海集团坐大，增强了后者对自己的钳制。极低的工资使工人对储蓄冷淡，往往刚提工资就消费掉大半。20岁出头的年轻人在工厂外的生活十分混乱，只有快到婚龄时才老实攒钱。20世纪末的淘金时代早已过去，社会的等级森严有序。而这些年轻的工人发现自己只是蝼蚁。

在现有世界下，对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特别对新工人而言，社会发展等同于家庭的支离破碎。婚恋问题让这些年轻人意识到他们的收入水平剥夺了他们在城市的立锥之地。对于这些同龄人来说，在他们面前只有暗如死灰的未来。个人奋斗主义的神话和成功学的虚伪是如此刺眼。



【谁的政权】



*独立王国



深圳富士康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厂区规模庞大。从员工数量上，它抵得上中国普通的一个镇。但数量上的相近并不必然有性质上的一致，从外部看来，富士康的“社会”结构是由阶级鸿沟给定的框架搭建、加以森严等级填充而成。

深圳当局把富士康厂区划为海关特殊监管区，使其享有高度的治安管理权。厂门挂着牌子“本厂区经政府批准，非本厂人员严禁进入”。保安除负责治安外，还监督生产车间内的违纪行为。在管理层支持下，工人在与保安的争执中处于劣势，更不用说肢体冲突上不是对手。员工本能地形成一种反应：如果出现治安事件，先打外线110而不是让厂区保安介入的话（内线110），就会给自己招来麻烦。

一名富士康员工称，从经理到全技员，一共有近10个级差，很多员工在公司干了半年一年，连课长是谁都不认识。基层干部、监工多从做久普工中提拔，是普工日常最常接触的上级，管理方式简单粗暴。但再上爬就遥遥无期。



*私人暴力机器



富士康以独自招募保安而与通行的委托保安公司代管区别开来，显然是为保证保安对管理层的直属。普通保安的月薪约3000元，高于普工许多。应聘者必须为退伍兵，而且强调“服从上级指挥，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20世纪50年代开始独立发展的台湾资本，把“产业和谐”视为重中之重，以高压应对任何工人斗争的苗头。郭台铭成长、发家的时代背景正是如此，不能否定他深受影响。

富士康园区分四道防线管控。第一道防线是园区周边的各大门。第二道防线是厂区和生活各门岗。第三道防线是研发场所、重要物资仓库和重要生产车间。第四道防线是机动巡逻人员。且不论如此森严守备在商业上的意义，它首先可以有效阻断工潮发生时各车间之间的联合、在不同防区内逐一化解。这种考量在泛珠三角老板中并不新鲜，很多厂区规划都有防范未然的设计。

主流舆论把富士康的保安体系说成是“非常特殊”的，但如果指出它的职能，并放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下思考，并无特殊之处。保安也好、武警也好、临时招募的地痞流氓也好，他们都在为捍卫私有产权而服务。1997年起为使被恶意破产贱卖的国企过渡到私人手中，武警在各地弹压国企工人；在20世纪开始的私人企业工潮中，武警和保安有亲密合作，而近几年频现的武装拆迁、武装征地中，当地武警、房地产公司保安、地痞流氓就一同为地产大鳄的产权而战。

维持庞大私人保安并非郭台铭首创。以举世闻名的Ford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为例，他在厂中豢养有8000多名私人部队。只不过由于国情不同，福特的打手手持枪械，而郭台铭的打手手持一米多长的钢管。在日常状况下，私人保安维持了厂中工人的原子化，任何集体反抗在暴力的恫吓下被压抑，而在非常状况下，私人保安不必等武警赶来即可自行镇丫工人。福特的打手夺取了数十名工人的生命，而富士康保安的暴行已不是秘密。只是后来，福特在产业工人的斗争下被迫让步，而郭台铭的下场我们目前未知。但如果把工运单纯理解为“群氓暴力”，就不能解释暴力手段悬殊的条件下工人如何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权力和货币的网罗



从时间的连续性来看，实际上2010年并不是富士康跳楼事件密集的一年，因为跳楼年年有，频数上接近。富士康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完全是由于媒体呈现的结果，而这背后又是因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对新闻管制的放松。

2006年6月15日和22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了记者王佑采写的报道《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称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深圳的工厂普遍存在工人“超时加班”问题。但当时郭台铭反咬一口，迅速向法院申请冻结记者的资产。这场官司毫无悬念地以记者败诉而告终。郭在接受媒体采访曾说，告记者只是为了求真相（！），更放话说，“这虽然是第一次，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这是几年前的例子，再以今年工潮报道为例。同样地，从频数和规模上来看2010年的工潮数量并没有大大超过往年，只是保持一个稳中有升的趋势。但是由于今年中国对工潮报道口径的拿捏，一直在主流关注以外的工人斗争突然被密集暴露在公众视野下，因此使人产生“爆发之年”的错觉。

对工人现状报道口径的放松是中国经过利益权衡之后的产物。无论是富士康还是本田，媒体都在极力地把它们笼统地定性为血汗工厂。这种做法究竟出于上峰授意或媒体自觉都不重要，关键要对此类工厂产生舆论压力。中华资本面临着产业更新升级、跻身世界列强的任务。它不能自甘于长久处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低端。但这种野望遭遇的现实坚冰是，延续至今的所谓“中国奇迹”几乎是建立在无处不在的血汗工厂之上的。松动媒体管制以调动社会舆论，是中华资本自省的一个姿态。

另外，此次跳楼事件中出现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说法，即清华大学教授提出的“自杀率合理”论。这里不揣测这位教授的动机何在，只是把一个事实作为注脚——富士康和清华大学是有联谊关系的，富士康每年都会给清华至少几千万的支持。



【什么不是出路】



我不认为富士康的人间悲剧能在目前的这个世界上被终结——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延续以往的不幸以及制造新的不幸，不过这不是我要谈的重点。我要讨论的是“走产业升级之路，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创造大国”是否是普通劳动者的出路。（注意：我说的不是国家的出路，也不是民族的出路。）

通常的说法是——中国为外国打工，自己只得皮毛，而大部分利润都被外国拿走。不过国家怎能拿来人格化呢，即使只得皮毛也要在民族的不同群体中分配。事实恰恰是：在华资本为维持较高的利润率，把自己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低端的劣势完全转嫁到工人身上去。如果说中国只得皮毛，那么普通劳动者就只拿了皮毛的皮毛。这种悬殊表现在国际上就被抓住不放，表现在国内就拿“我们都是中国人”这种幌子瞒天过海，是什么居心呢？

中国所谓的崛起完全是劳动者被迫付出血泪换来的，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他们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也许日本强占了钓鱼岛，但日本没有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武装拆迁、武装征地；也许韩国“有”若干辱华行径，但在对待工人上，华裔老板（比如郭台铭）是最恶毒的。爱国主义者死盯着民族国家间鸡毛蒜皮的冲突不放，对本民族内部赤裸裸的人间悲惨视而不见。什么是爱国主义呢？它就是一个民族的上层阶级一手死死钳住本民族劳动者，而另一手向其他民族的上层阶级讨要利益。

不同民族劳动者间的共同利益远比同一民族内老板与工人的共同利益大得多。正是由于中国遍地的血汗工厂，拉低了整个东亚的工资水平，并打击了欧美日同行业的劳动者。民族的上层分子大可以愤慨“八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但是这和生产裤子的劳动者有什么关系呢？哪怕中国可以造飞机换裤子了，肥的还是老板。这种以损害他国劳动者利益为前提、还未必使本国劳动者获益的办法，决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