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说长征》 叹英雄赤血为何？ [复制链接]

读《史说长征》 叹英雄赤血为何？
发布: 2011-7-11 15:18 | 作者: 红日欲出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53 | 回复: 0

读《史说长征》 叹英雄赤血为何？


张幸仔　

    
    2009年11月，大风出版社推出《史说长征》一书，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若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回望长征这段历史，不仅已经物是人非，而且是“万花飞度使人迷”，看不清，读不懂。作者试图完整叙述三个方面军，在长征中克服困难冲破敌人围追堵截，面对党内和党外一次又一次危机，用血肉之躯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摸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对长征中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对三个方面军之间的配合、矛盾与牺牲都有更加完整的还原。阅读此书有助于摆脱长期以来符号化的样板，看到中国革命不那么浪漫的另一面；看到党和军队在挫折中，一步步成长壮大的经历。


  而看清这部历史必须有一个制高点，即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它发生在国际反法西斯的二次大战与国内抗日战争的前夜。


  一、《史说长征》的价值


    《史说长征》着重描写，在全国的革命根据地都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开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伟大胜利，保存了一支颇具规模和战斗力的部队以及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这对当时全国革命力量的续存无疑是关键的，使得各地红军的战略转移，特别是中央红军的北上，有了战略上的依托和保障。四方面军为了配合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转移，在敌情和我情不明、通讯不畅的情况下，毅然放弃经营已久的川陕根据地，突破嘉陵江江防，努力向中央靠拢，一路闯关夺隘在懋功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使得已经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得到了长征以来最难得的休整和补充，为继续北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段历史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地位！
  该书作者、研究红四方面军的专家夏宇立先生，历时十年，踏遍长征路途中的千山万水，遍访参加过长征的各方面军老同志、老将军和当地民众，深入各地特别是红四方面军途径的长征纪念馆、档案馆，大量阅读当年的电报和信件。对长征中悬而未决或者疑问重重的部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详尽描述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丰功伟绩。单从研究红四方面军角度看，本书重新认识， 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长征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历史研究需要大是大非



    《史说长征》书名言简意赅，意图全景反映长征历史，但看过书后，感觉内容与作者的主观意愿在很多地方南辕北辙。原因很简单，作者明显偏向红四方面军，刻意贬低中央红军、贬低毛泽东。硬生生把一支政治目的一致、敌人一致的革命队伍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拆成两个好坏立判水火不容的组织。直观上看成了三国演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书中把一方面军的政治、军事，特别是指挥作战描写得一无是处，从失败走向失败。描写红四方面军，则充满了赞美和歌颂。反差鲜明，不断制造机会，比较两个方面军的战斗力，而总是偏向四方面军。诚然，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必然带有对自己老部队的溢美之词，这不难理解。但如果把这当作分裂的标志，那对这些革命军人的误会就太深了。
    在书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夏宇立先生，作为红四方面军研究的权威，对红四方面军充满着感情，这种感情如同战士对自己连队的忠诚。同时，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局限性，毕竟长征不是一个方面军独自为之，更不是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解读长征所蕴藏的信息，需要的是对历史的放大。
    历史研究需要大是大非，中央红军是蒋介石国民党围剿的主要目标，中央红军所面对的敌人不仅数量多，而且更是蒋介石的老本嫡系，国民党军队中少数能死打硬拼的，都用于对付中央红军。“富国强兵”曾几何时对于列强环伺屡战屡败的中国，不过是个奢侈的梦想。“救亡图存”才是这块盛极而衰的古老土地上，最迫切最具有号召力的共识。在一个帝国主义如日中天，群雄四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繁闹人间，谁能使这么一个积贫积弱，散沙一盘，极度自大又极度自卑的民族，在被彻底瓜分豆剖前起死回生？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神农吃百草，吃得上吐下泻，如今眼看都G2了，仍然只敢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步履维艰。
    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事业中，中国共产党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彻底把中华民族从亡国灭种的危机边缘拉回到富国强兵的道路上。曾几何时，中国共产党自己也只剩下“最后五分钟”。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在生死存亡之际战略转移，脱离了根据地的红军，如同怒海中一艘挣扎的小船，是什么力量力挽狂澜，在最危险的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在当时的中国，凡蒋介石以下各个军阀、大帅、司令，哪个不是“宗主国”武装，兵强马壮，身经百战。而蒋介石身外，各国列强军事理论与科技突飞猛进，闪电战、制空权初露端倪，机械化战争呼之欲出。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在欧亚大陆上空游荡， 中华民族再次面临最危险的时刻！冷兵器时代中国农民革命人多势聚的优势一去不复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未扎根，广大干部战士对革命的理解远不及解放战争时期。
  当一份份电报，被从尘封的档案柜里翻出，被反复阅读，被反复注释；当历史的细节越发清晰的时候，浸淫在微观世界里的历史研究能反映出宏观的原貌吗？历史需要放大来看。


  三、历史研究的惯性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曾经被无限神化和符号化甚至简单化，以至于这段历史竟然在很长的时间里，不能被随意触碰，甚至人为地造成了对当时参加过长征的部分老红军的伤害。多少年后，当环境允许人们独立回顾与思考那段历史的时候，跃跃欲试之后却发现在历史的巨大惯性下，对历史的反省变成了被反省历史的延续。《史说长征》一书正是在这巨大惯性下，滑出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原本对长征的诗意和戏剧化的描述，只是对革命本身的浪漫修饰。通过质疑这些修饰，是否能解释现实的本质？当这些质疑分门别类，逐条细化如：第五次反围剿，如果毛泽东在指挥岗位上，能否继续前四次的胜利？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一生打过四次败仗，其中两次即土城战斗和茅台战斗都是发生在四渡赤水的时候，为什么还说“用兵真如神”？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历尽千辛万苦在懋功会师，为什么最后会分道扬镳，引发长征以来最大的危机？在长征前后和途中，很多同志被自己人杀害，他们的死是因为环境所迫还是因为斗争需要？
    反过来说，在当时险恶的内外环境中，中国工农红军突出重围，只许打胜不许打败？毛泽东真是神，撒豆成兵，杀蒋介石如探囊取物。用得着28年武装斗争？但四渡赤水走弓背路虎口脱险不算“用兵真如神”？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路线斗争你死我活难道还兼顾个人品德修养？
  小布什2007年12日在华盛顿出席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时，称共产主义如恐怖主义，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一亿人性命，光是在中国就有数千万受难者……按这个逻辑演绎下去，挖掘细节，好的印第安人自然就是死的印第安人！
  如此种种事事生非，清算的是战争本身，还是革命本身？如果革命有错，剥削就有理。帝国主义战争，殖民压榨奉天承运。如果革命无罪，革命中的矛盾客观存在，有历史局限性。也不能神是怎么造出来的再怎么放倒。美军千里迢迢跑到伊拉克，推倒萨达姆铜像，世界瞩目，全忘了当年两伊战争自己火热“支前”的忙乎劲。小布什父子血债累累全是萨达姆的错？
    当历史的惯性如钟摆一样晃动，推着我们向相反方向发展的时候，褒贬易位是否意味着从一个极端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四方面军艰苦卓绝、机智勇敢、机动灵活，鲜血不能白流。说到底，无非是宣传得不如一方面军那么突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没有被完全展现出来。反过来说，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功名利禄都是革命成功后的副产品，非要削足适履为了打抱不平反攻倒算，第一步就迈错了。
  研究历史不是描画谁好人谁坏蛋，好坏人的故事，而是研究历史所揭示的内在规律。别一讲历史就拖泥带水，理论联系实际，借古喻今，翻历史旧账。当年把长征神化和简单化，只突出一方面军，放大主要人物作用的样板戏“唱法”是违背历史规律，现在踩一个捧一个，还是没逃出样板戏“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弱我强”的窠臼。


  四、历史需要辩证去看


    这本书还涉及到了长征中，颇具争议的关于张国焘电令陈昌浩武装解决中央的所谓“密电”问题，作者极力证明“密电”本身的种种疑点，借此突出毛泽东疑心过重、如惊弓之鸟，对分裂中央的罪责各打五十大板。当时北上和南下背后的政治含义不言自明。毛泽东临走前找徐向前谈话，徐向前下的决心是“我是四方面军的人，我不能让四方面军因为中央领导意见不一致而肢解”。四方面军不能肢解，红军就能分裂？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政治成了军事的延续？作者用有没有电报的小是小非，颠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大是大非。
    张国焘另立中央，而真正的中央则连夜潜逃。1938年他干脆叛党，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在军统受戴笠指挥。个人受了“委屈”就叛变，反过来说，他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
    设身处地，当时斗争空前残酷。鄂豫皖苏区创始人曾中生，是会师以后，周恩来都劝不住，被张国焘杀害的。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肃反逮捕刘志丹，中央晚到一步就没命了。再看徐向前在中央红军北上后的回忆，许世友问打不打？陈昌浩居然不吭气，还是徐向前的名言：“哪有红军打红军的？”处处证明，不走的危险真实存在。
    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不是“通古今，垂教训，明道德，辨忠奸”。同样的历史史实也有另外一种文化立场：现在有不少人拿“西路军问题”质疑毛泽东。至于西路军问题，请认真地全面地看徐帅是怎么说的，不要断章取义。这个问题也不像有人阐述的那么简单。西路军渡黄河本是执行通庄静会战役计划，本来没有战略任务而仅有战役任务。结果因张国焘而泡汤，最后改变任务为打通国际路线，变成战略任务。而在其间又因西安事变需策应中央红军，任务几经变更，加上西路军主要负责人陈昌浩因怕受张国焘的牵连，机械地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命令，使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辗转往返，失去了断然东返和西去的时机，以至被消灭。
    “有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困难否？能否解决衣服？”这是毛泽东多次反复的询问。张国焘对失败都书面认账，把西路军的失败完全推到毛泽东身上不公平，也不厚道。是西路军坚称有西进把握，中央最后予以同意的。后因河东情况变化，中央建议停止西进。再后来还因苏联不同意西路军退入新疆和西安事变等情况变化，全局的战略要求使西路军几度变更任务，以至丧失了西进和东返的时机。
    文中大谈毛泽东山头主义，同时也提到江青在文革时面对着徐向前叫嚷：“哪个山头也没有你徐向前的大！”仔细一数，她这句一点不错！徐向前、许世友、李先念、王树声、王建安、王宏坤、周纯全、陈再道、洪学智、王新亭、肖克……要非说毛泽东刻意削弱红四方面军，对各“山头”一碗水端不平，这些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是怎么产生的？
    尤其不着边际扯出1990年代杨尚昆一段政坛往事，幸灾乐祸，语言都是小人的话。


  五、结尾


  若说革命不是浪漫的，各种现实的矛盾都会在里面出现，甚至有些表现的更激烈，这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吗？人的行为不过是对周围环境的反应而已。这些人类与生俱来的属性，凭什么因为搞的是“革命”就会自动消失？反过来说，当时代进步到温饱无忧、人文关怀成为“终极价值”的时代，居高临下，连父母都有代沟，跨历史、阶级和文化环境，非要分出个文明和野蛮，在既成事实中找出快捷方式，这事不需要历史学家来干。
    中国共产党不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教训告诫我们，在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传统中国农民革命，王朝交替的道路走不通。红军不是国民党，单纯的民族主义在帝国主义称霸的时代，妄图走帝国主义的老路，甚至是法西斯主义道路也走不通。红军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不但革地主老财的命，同时也革帝国主义及其附庸的命。只有彻底的、决不妥协的革命行动才能拯救中国，当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在千年尘封的土地上萌芽时，一切剥削与压迫瞬时转为最强烈的阶级仇与民族恨，敌人越是疯狂反扑，这种力量就越强大。解放战争仅仅打了三年，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料到，中国共产党不但得到了获得土地农民的拥护，也获得了那些希望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拥护。而国民党这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堪一击。这个时候我们再反过来看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那个神就是不甘心被压迫的中国人民。
    现如今批判那段历史的文字很多，就如同西方社会痛斥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至于它们是为何诞生则被隐晦掉。秦始皇焚书坑儒被知识分子骂了上千年，但很少有人愿意去深究其背后的因果。《史说长征》的作者走遍千山万水，跟随红军足迹，十年磨一剑方成此书，使红四方面军的光辉历史重放光芒。正是因为作者是研究红四方军的专家，而非研究一方面军的专家，大量寻访四方面军足迹，而非一方面军足迹，使得本书存在美中不足，甚至在书中刻意拔高徐向前在长征中的历史地位。但抛砖引玉，能使更多的人能关注和思考长征背后的，中国人在革命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如何建立超越自我的、正确的史学文化立场，再现正确的长征核心价值观？无论如何，各种不同观点的活跃争论都是一种可喜现象。不仅为了让先辈的鲜血不再自流，更是为了未尽的革命事业更加辉煌！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86期，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