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明：致命的危险是不识危险
发布: 2011-7-16 12:02 | 作者: 鉴明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1355 | 回复: 0
致命的危险是不识危险
鉴 明
（一）
舆论认为，胡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问题，具有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7月11日《人民日报》头条 有关报道中提出：“深刻理解并积极应对‘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近时，各方舆论正为此大做文章。
问题接踵而至：怎样“深刻理解和积极应对”呢？
拿“四个危险”来说，胡总书记只是说它们“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却并未加以阐述。比如，何谓“精神懈怠”？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其危险性何在？当今如何与为何“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全党又究竟应该怎样“深刻理解和积极应对”？凡此等等，本该是有鲜明准确、毫不含糊的回答的，现在却没有，使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上述《人民日报》报道引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的见解曰：
“因为取得巨大成就，可能会使一些人满足于现状，精神懈怠，不思进取，甚至追求享乐，生活奢靡。因为环境与任务发生的新变化，可能会使一些人无所适从，无能为力，不会处理面临的新问题。因为掌了权，做了官，有了地位，可能会使一些人拉开了和群众之间的距离，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因为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各种消极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使一些人滥用权力，腐败变质。”
这等浮光掠影、言不及义之论，至少是把现实的严重危险视为“可能”的危险，避重就轻，与胡总书记的本意可能有距离吧？欲以之为范，引导全党“深刻理解和积极应对”，又可能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吧？
（二）
1949年9月16日，新中国宣告正式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最后说：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众所周知，这里讲的“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是毛泽东思想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确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众所又知，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世时，在反对帝国主义与现代修正正义长期激烈的斗争中，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曲折的历程中，毛泽东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突出的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胜利指南，而且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于被压迫民族引为行动指南。当年“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豪迈情景，凡有良知的过来人，当记忆犹新，永志难忘。
（三）
那么，现在呢？
在毛主席辞世后，在“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今年5月28日，现居美国的从印度退休的华人学者谭中先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文章说：
“在中国的一个突出的感觉是：社会生活物质因素片面地、过快膨胀，精神因素赶不上，用《周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即宇宙人间兼有精神、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在上）来衡量，就是精神与物质文明两者之间的失衡，社会各种问题因而层出不穷，并且减低物质生活的幸福程度。
这种现象产生主要因为八十年代最高政治权威邓小平成为中国物质文明总设计师兼总建筑师，带领举国上下专心致志‘向前/钱看’，以生产（生财之道）发展为‘硬道理’压倒众议。可是过去三十年来却没有同样强大的提倡精神文明的权威，社会上一些微弱的响应孔孟‘仁义道德’的呼声成不了大气候。”
又说：“有人访问印度后和中国对比。印度到处可以看到贫穷，贫民窟与高楼大厦争艳，街头的乞丐和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难以数计，却基本上没有拐卖妇女儿童或集体偷渡，看不到盗版软件和光碟，假冒伪劣产品、药品，而中国却什么都有。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还特别批判‘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现象，感叹‘道德的滑坡到了严重地步’。”
还说：“中国夜郎自大的老毛病却又发作。四十年前，我拼命批评哈佛大学费正清的‘中国中心论’，现在发现它不但存在，而且日益膨胀。”“今天的中国只是由于人口数目的压倒优势（十多亿人热情生产致富）而挤入强国之林，人民素质及人均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离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在这种时刻强调‘中国震撼’、吹嘘‘中国发展模式’不但不合时宜，而且有害，西方舆论已经有人形容中国发展模式对世界形成‘威胁’了。”
请看，这位一贯热情关注中国的友好人士所言，不是我们面对的实实在在的情景吗？较之前述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之说，这位外国友好人士之论，不是更高一头，远深一层地道明了当今中国“精神懈怠的危险”吗？
（四）
当然，谭中先生毕竟是外国人，其对中国的远距离观察，难免失之片面。他说的“过去三十年来却没有同样强大的提倡文明的权威，社会上一些微弱的响应孔孟‘仁义道德’的呼声成不了大气候”，就明显不是事实。
事实上，这三十多年来，从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有关职能部门，所有这些“强大的”“权威”，提倡精神文明的报告、决议、讲话、指示、文件，以及有关部署、措施、活动……，真个是层出不穷，浩如烟海，足以淹得死人。至于社会上响应孔孟“仁义道德”的呼声，也是与时俱进，响彻云霄，甚至还一度在天安门广场矗起几吨重的孔丘雕像以示万世响应的铁心。谭中先生提到的那位总理，不但在国内，还几度远涉重洋，奔走于美国和欧洲，往“企业家的血管里”灌输“道德的血液”，此等权威，还不足以“强大”吗？
特别是，这三十年来，中国不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邓”“三”“科”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吗？中国不是用这种“发展看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
吗？中国不是一直在那里“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坚定理想信念”吗？
可见，问题根本不是谭中先生所说的“没有”。
恰恰相反，问题是在于：尽管有了上述蔚为壮观的“强大的提倡精神文明的权威”，却几乎无用，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还是如谭中先生所说的那般令人不堪设想。这是什么道理呢？
（五）
道理是明摆着的。
表面上看去，也可一目了然。7月9日香港《南华早报》文章，说上海外国人贩毒现象值得警惕。其最后说：“像这座城市的很多事情一样，当局总是说得好听，表示对毒品问题绝不手软。他们制定规则和准则不用吹灰之力，但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7月11日《参考消息》）当今中国的许多事情，包括谭中先生关注的精神文明状况，不也正是这样吗？
这种表面现象的深层根源，则就是中国共产党毁弃了自己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丢掉了自己的灵魂。以其昏昏，安能使人昭昭？
鉴于1992年“春天的故事”之后中国“改天换地”的恶性剧变，2003年8月，北京百多位老同志，为迎接毛主席百年诞辰，创办起了毛泽东旗帜网站，继2001年被迫停刊的《中流》与《真理的追求》之后，发出了时代最强音：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反之，新中国肯定复辟成旧中国。这确倒是不仅“成不了大气候”，反倒是“被边缘化”，被围追堵截，非欲置之无声而后为快。
相反，前此笔者提到的郑必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即“邓”“三”“科”“理论体系”，即“当代中国司徒卢威主义”，虽然早已被实践反复证明其谬误和危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唾弃，却是能“顺应历史潮流”，“适应时代潮流”，天马行空，呼风唤雨，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代之，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统制着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
其结果，在精神领域，除了上述谭中先生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又能是什么呢？
（六）
6月20日，与人民日报发表郑必坚《大变动，新觉醒》一文同时，瞭望新闻周刊用同一题目发表了对郑必坚的访谈，可见其之不同凡响。
记者盛赞其“愈老弥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迭有大作与响亮观点问世”，“发表对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发展的趋势的洞察性意见”，云云。
访谈最后，郑必坚说道：“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深刻阐明的那样：‘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应当说，归根结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今天最大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借用已故《真理的追求》主编之一喻权域同志2001年5月在该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之说，这真是“开国际玩笑”。
且不说别的，就手边材料而言，海峡彼岸的一些学者和政界人士，早就对这种“国际玩笑”，给以无情奚落，然也给予意味深长的“肯定”。
2007年2月24日，台湾政治大学研究员蔡逸儒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文章说：“还记得，当年在台湾当硕士研究生时必须熟读国共斗争史、共产党史、马列主义（现在大陆年青一辈朋友大概这方面的知识已经比不上我们了）。当时毛泽东一直认为，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而矛盾则是永远的、绝对的，所以他主张不断革命，不但要与天斗、地斗，也要与人斗，其乐无穷。难怪大陆政治活动不断，戕害了国际民生。
再想到当年北京大搞批孔运动，批判儒家的克己复礼观点，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到如今，中国却要强调以和为贵，对内要建立和谐社会，国际上要追求和平，两岸之间希望和解。除此而外，中国还要在世界各地广设孔子学院，意图振兴中华文明，显见中国这些年的进步真是不可以道里计。其中重点还不只是作法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变化，这才惊人。笔者对此给予肯定。”
2008年2月18日，报刊文摘报道：蒋介石之子蒋纬国1993年10月到美国参加一个演讲，主题是《中国的未来》。他下了一个结论：“我很诚恳地赞同邓老（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说这句话的目的是让大陆人民认同邓小平说的是对的，他所谓的开发与革新就是要使中国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让他们去发展，发展到后来，逼着他们去做政治改革，同时也让台独死了心。这句话有双重意义，对大陆而言，我鼓励他们走向三民主义，对台湾而言，就是要打击那些否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所谓中国人，指的是信中道、行中道的人……”。
2009年5月1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两岸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在我最近和他的一次访谈中，宋楚瑜数次重申自己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台湾在70年代经济成长、80年代政治转型……事实上可以理解为大陆所实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也强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三民主义’，强调‘以人为本，立党为公’的施政理念，强调提高执政能力。在这些方面，两岸有很多共通之处。”每次听到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施与目标的介绍时，“宋楚瑜就对大陆朋友说，早在三、四十年前、台湾就已经做到这些。大陆所探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这些不就是蒋经国曾经在台湾推行和实践过的吗？”
呜呼！如此“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它能有什么说服力和战斗力？
哀哉，这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能有什么感召力和凝聚力？
难怪，海外的郑永年先生在2009年5月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文章，题为《中国的思想危机》，认定当今中国“缺乏思想”！认为“从本质上说，思想危机才是中国改革面临的真正危机。”
法国哲学家和汉学家佛朗索瓦·朱利安更是当头一棒：“中国没有能力思考历史。它的致命弱点就是它不思考。”“一切都是机会主义。”（2010年4月30日《法国论坛报》）
（七）
“没有思想”！
“不思考”！
“一切都是机会主义”！
这不是背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真实写照吗？
对于苦心经营了三十多年的“邓”“三”“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还有什么评价比这更轻蔑也更准确呢？
对于那个自吹自擂几乎要撑破天的郑必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而言，还有什么讽刺比这更尖锐也更入骨呢？
而对于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号称特色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有什么危险比这更能致命、更为可怕呢？
无视这种根本性的危险，不着力应对这种决定性的危险，又继续执迷不悟，自我陶醉于“新的伟大革命”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岂不是莫大的危险？
但是，我们明明白白地看到，这恰正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恰正是仍将坚持到底的走向。这一点，正是我们务必深刻思考和认真应对的，容不得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容不得“把急躁作为自己的论据”。
（2011年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