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唱红与左右派之争 [复制链接]

中国的唱红与左右派之争

《亚洲周刊》

2011

    时下，在中共政坛出现两大争论：如何看待唱红歌？如何看待毛泽东？距离中共十八大尚有一年多时间，喧闹的政坛上，两股势力、两种声音针锋相对。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倡导的唱红，即以唱红色革命歌曲为主的红色文化，正向全国蔓延。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红歌九十年》节目。三十六首「唱响中国」歌曲，经一年多征集、评选和制作，已于五月开始在全国各大电视台及电台推广。入选的多数作品都是以抒情为基调，歌颂美好为前提，如《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红梅赞》、《绣红旗》等。近五十位著名歌唱家联袂登台，在北京「鸟巢」国家体育场，与在场一万人同唱红歌，这场名为「新长征路——二零一一鸟巢大型互动红歌汇」于六月十二日举行，成为全国唱红歌的亮点。

    从二零零八年六月开始，重庆开展「唱读讲传」活动，至今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十八万一千场，参与市民超过一亿一千万人次，成功举办中华红歌会，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红色文化在一些地区复兴已有两年，最近在更大范围流行，连监狱在押者都被迫大唱革命歌曲。五月十一日，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到九龙坡区看守所、重庆第二女劳教所、渝都监狱，调研红色文化进监狱工作。他说，要把在押人员学习红色文化作为立功受奖减刑假释的一个重要依据。有趣的是，重庆卫视改版为红色频道后，收视率大幅下跌，最新全国二十七城市收视率统计，省级第一红色频道重庆卫视排名全国第三十四，省级卫视中排名第二十二，比改版前大幅下跌。据悉，目前重庆广电集团内部压力重重，亟需裁员和缩减开支，首当其冲的是卫视广告中心，已裁减人员二成，集团集体工资下调，一线采编人员工资下调一成五。

    重庆唱红的高潮是六月重庆「红歌」晋京演出，规模和档次空前，既表现出重庆对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文艺汇演的重视，重庆也希望借机在京城正面亮相，让更多人能真实观看重庆唱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率重庆十四个合唱团组成的「千人红歌团」于六月十一日进京唱响第一场。重庆演出团进京，四天演出八场。重庆「唱读讲传」演出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部队、北京朝阳剧场、清华大学、全国政协礼堂、中央党校礼堂等地，以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和传箴言四种形式巡回演出，有《祖国颂》、《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少年中国说》等节目和孔子、孟子、包拯、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雷锋等经典话语的「唱读讲传」的演绎。

    对这次晋京，薄熙来亲自审定活动方案和每场节目，并在开幕式上带队出席。据重庆一位官员透露，薄熙来原以为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只要在北京，都会出席观赏演出，不料，仅是演出前的六月十日，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接见了重庆红歌队演职人员代表。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演出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前往观赏。重庆市红歌进京汇演受冷遇，在薄熙来出现的多个场合，都只有他唱「独角戏」而形单影只，陪衬的只是他手下的如许官员。京城高官多如过江之鲫，却没有象样的高官捧场，对于这种官方色彩浓重的进京演出而言，无疑有点难堪。

    起源于重庆的红歌运动，在七月一日前夕，各地城市小区都越唱越响亮。中共执政后，有三次唱红高潮。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至今还留下一部《红旗歌谣》，「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的话」就出自于此。第二次是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从铺天盖地的毛泽东语录到小靳庄诗歌，农民不干活每天写诗。第三次就数当今，是大跃进和文革后的又一次红歌兴起。对此，北京时评家曹景行认为，唱歌主要是个人爱好，从KTV之多就可以看出国民喜好开唱。但非要唱一种歌，而且还要弄出高潮，就非国民之福。第一次高潮后，饿死两三千万人；第二次再高潮，又斗死成百万上千万人。这次又唱了，光是拆迁就已经死了不少。历史学家程映红评论说，中国确实不稳定，中国确实需要稳定，所以维稳是不错的。但中国不稳定首先是因为中共内部不稳定，而红歌运动就是这种内部不稳定和渴望稳定的表现。

    重庆的唱红，引爆中国政坛思想界、舆论界左右两种思潮的论战。薄熙来始终认为「重庆的唱红绝不是什么极左运动，而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传承，是对青年一代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不过，重庆的唱红，却令北京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颇为振奋，他们为之摇旗吶喊，乌有之乡近百成员组团前往重庆「朝圣」。

   近年在政改和时政评论颇为尖锐而活跃的辛子陵，曾任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着有《红太阳的陨落》等。四月二十六日，北京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网上发表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要清算毛泽东罪行。

    他写道：毛泽东原来是一座神，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的揭露，慢慢地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些人把他看成神。如果说他也有错误，那是万万不容许的。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追求权力的方法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死人无数，在所不惜。权力欲彻底毁掉了毛泽东，使他完全丧失了正常思维，把国家的事看成了自己一家的事。他到死也没有丝毫自责或后悔。最高法院审判了四人帮，但四人帮的头头，这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在大家每天用的钞票上印着。中国的这幕滑稽剧现在还没有真正谢幕。不过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台，在剥离一切神像外衣的条件下，在消除所有迷信的条件下接受公正评判。

    四月二十八日，张宏良在网上发表《风云突变——中国突然再次刮起妖魔化文革和毛泽东的政治旋风》，认为「一场拼死的政治大搏杀就要开始了」。左派的最新号角是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陈奎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一个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讲话，题目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包容』不能变成被『掉包』，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掉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因此，『包容』无论如何不能变成掉包，不能在不知不觉中丢掉自己的灵魂。」

    无疑，这一讲话像他近两年来的诸多讲话一样，诸如「绝不允许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篡党夺权」，「坚决反对普世价值」等，都针对社会某一现象而发，颇具针对性。他代表的是一股强大势力。

    五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等人组成「北京市人民公诉团」，发起全国「公审」茅于轼、辛子陵，指他俩是「卖国贼」、「汉奸」，并在全国联署，二十天有六万人签署，其中有原青海省长黄静波、原化工部长秦仲达、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等。六月中旬，公诉团将公诉书及联署名单，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地公诉团也递交各地人大。

    公诉书说，「他俩大量捏造事实，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篡改、捏造、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谴责和愤怒。各方面的反应已经表明，这是茅于轼、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出现一股否定党史，否定党的领袖，否定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现象决非偶然，它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同美帝国主义势力要『将中东乱局引向中国』的叫嚣，是相互呼应的，其目的是内外配合，为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舆论，是在煽动社会动乱」。

    政局将进入多事之秋？

    当下，官学两界再现左右之争。北京政治评论家马立诚认为，中国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之争，过去几年一直处于暗战之中，从没有像今天这般激烈和公开化。这种壁垒分明的争斗，让人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中国政局进入多事之秋。从历史上看，每当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公开斗争并蔓延到执政高层时，一场政治风波便不可避免。

    中国的改革仍在半途，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块，以近年来博弈甚为激烈的「两个公开」来看(即政府预算和官员财产公开)，有退有进，各界颇有烦言。前些日子，马立诚在浙江，听到当地企业家发牢骚说，现在一些官员稳字当头，什么都不动，改革停滞，影响了生产要素流通。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和劳动力都不能正常流动，导致企业空心化，员工流沙化。有位企业家慨叹道：胡耀邦时期有一句话，「可以犯错误，不能不改革」，而在今天有一些干部口中却变成了「可以不改革，不能犯错误」。

    关于改革的命运，一直是近年来争议的焦点。改革是中国的生命，改革死了，中国还有生命吗？因此人们怀念胡耀邦的改革精神。胡耀邦曾经把改革和建设事业比喻为登泰山。他说，好比登泰山，已经到了中天门，前面还有三个十八盘，要爬过这一段路，才能到达南天门，再往前，就向玉皇顶挺进了。

    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指出，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是犯了大错误而能拨乱反正，这才是党的伟业，但唱红歌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应该回到政治体制改革。

    应该拍摄一部《改革伟业》，这才是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时代特点。这是政治评论家、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对正引起热议的电影《建党伟业》的批评新思维。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前夕，六月二十日，他在上海接受访问。他说，现在讲述九十年前的革命、造反，九十年前的阶级斗争，今天这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了，难道还要人民起来革命、造反、闹事吗？他说：「《建党伟业》作为一部历史片是可以的，但作为建党九十周年的重点大片，我认为还不够格。九十年中，共产党有六十多年是执政的，却没有拍摄执政的大片，今天难道还需要革命党的熏陶吗？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那么丰富，那么惊心动魄，错综而激烈的交锋，故事情节绝对不比建党时期差。」

    周瑞金认为，现在这样做，还是传统思维，认为讲共产党合法性就是闹革命，不去讲述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犯了错误而如何反思，如何觉醒。共产党最伟大的，是犯了大错误而能拨乱反正。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二十年是由左的路线思想指导，拨乱反正而开辟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这才是党的伟业。这正是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所在。今天中国影响世界的，不是当年的闹革命，而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是经济腾飞。

    说到时下的唱红歌热潮，周瑞金说，不同的人唱红歌，心情就不一样。经历过文革的人，与今天八十后、九十后年轻人就不一样。唱红歌是一部分中共党员的历史记忆，他们人生走过的路，曾经历唱红歌的阶段。尽管当年经历文革是痛苦的，但一些人今天回头看，往往有宽容心态。现在唱红歌，只是当年岁月的一种记忆，因此这些人爱唱红歌。

    不过，他随即指出两点。第一，今天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市场化后累积的问题，以为能靠唱红歌解决，把社会道德、思想水平提高，是不现实的。第二，唱什么红歌，应该唱改革的红歌，但今天唱的恰恰是共产党革命年代的红歌，是执政后特殊岁月的红歌，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大跃进时代的红歌，用红歌美化它，这对接受历史教训没有好处。执政党的红歌，要有执政党的红歌标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宣部曾重点推介南街村的所谓「经验」，唱革命歌曲，读毛泽东语录，当时在中宣部主持的一个会议上，他就说过，南街村的发展，不能靠唱革命歌曲，靠读「老三篇」，这歌可以唱，这语录可以读，但仅仅靠此是不可能推动南街村的发展的。现在南街村垮了，连国家银行的贷款都还不了，发展经济，唯有改革开放。

    谈到当前为什么政治改革推动不了，他说，现在国内社会矛盾特别尖锐。他对国内总体形势，用三句话描述：经济能较快持续发展；政局是稳定的；社会矛盾异常突出。社会矛盾尖锐的原因，是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问题，社会事件层出不穷，每年平均七八万件。这些群体事件大致是三种：维权型、泄愤型、骚乱型。这些社会矛盾，还不是针对中央，不是针对共产党的，而是针对地方政府为主，凸显的是利益冲突，许多问题可用人民币去解决。最近出现新的趋势。针对暴力拆迁，以自焚自残抗议，如今发展到用连环爆炸，用暴力反抗，甚至采取恐怖手段。正是面临这样的态势，中央不敢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担心体制一乱，趋势恶化，更难控制。这些社会问题可以说与政治体制有关，但又不完全有关。当下，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为突破口，形成社会新的管理格局，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今天面临的全面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体制为一体的改革。为什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首先，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涉及的是法制，涉及的是国有企业、是央企垄断性的改革，涉及的是金融体制改革。第二，社会体制改革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发展社会组织，依靠社会组织的作用，让社会管理社会，很多社会服务交给社会去做，而不是全由政府负责。第三，文化体制改革深化，也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因此说，四位一体，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