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答（讨论稿） [复制链接]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答（讨论稿）

[ 时间:2011-07-20 13:23:20 | 作者:瀚海居士 | 来源:原创 | 浏览:211次 ]  

1、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权力斗争？

   可以肯定地回答，“文革”就是权力斗争！但这种权力斗争，不是人们一般认识上的封建改朝换代“家天下”的皇权之争；也不是封建官僚间的权势之争；更不是资产阶级多党制意义下的权力之争。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共产党内以人民领袖毛泽东为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与以修正主义分子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一句话，就是人民要真正的当家做主人，只有通过文化大革命才能夺取和掌握自己的权力，实现人民群众直接掌握国家政权的目标。

   因此，毛泽东所进行的，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伟大实践。马列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由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后，主要的任务就是通过政治革命，使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从而消灭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官吏等等），从而走向国家消亡的道路，实现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意义，远非那些猫狗论的政治庸人所能理解和想象的。

    时间和实践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英明的、正确的、必要的、及时的。这极其伟大的“第二件事”，是毛泽东晚年的壮举。它的深远意义必将被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2、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设国家主席？

   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成了毛主席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焦点，也成了污蔑毛泽东进行“专制独裁”搞“封建家长制”的权力斗争的理论基础和“有力证据”。

   我们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坚持不设国家主席，正是从马列主义“国家与革命”的原理出发，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家政权如何由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统治过渡到实行人民直接管理，从而走向国家消亡的道路的一种探索和尝试。也正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探索和尝试。

   大家都知道，54年《宪法》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这就是说人民代表经过层层选举，最后，“人大委员长”应该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行使“国家管理权”的。而在我们国家运行的具体实践当中，“国家主席”这一“国家行政”的最高权力代表冲淡了（代替了）“人大委员长”的地位和权利，因而不能体现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权利。鉴于此，为了充分巩固和体现“人民民主专政”，在国家行政管理中进行这样根本的改革，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正是在国家管理中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重要措施之一。

3、毛主席为什么说“革命委员会好”？并把实行革命委员会写进了《75宪法》？

   革命委员会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是自巴黎公社以来出现的最普遍、最有效、最实际的人民群众保证自己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重要形式。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共同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群体通过协商、选举，产生能够代表自己、管理自己的共同组织，进行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活动。这就体现出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从国家管理的意义上说来，用“革命委员会”代替旧的“政府”管理职能，这是更彻底的革命。

   在马列主义者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国家通过什么工具来进行压迫呢？那就是警察、军队、监狱、官吏等等，这已经应该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了。

   不难看出，官吏，是“政府”这个国家组织形式下“活的工具”。我们当然应当知道，政府有两个职能：一个是统治，一个是服务。旧的国家机器中，政府中的官吏代表、维护、服务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正如恩格斯所说：“官吏既然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做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了生产资料（包括部分生活资料）公有制，同时也实行了与所有制相适应的经济管理模式，即逐渐取消税收，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系。这就从经济基础上要求必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因为，在这个社会阶段实行的是绝大多数人对于极少数人的统治，是多数人对少数原有的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并且，这种剥削和压迫，更多的表现在政治上。随着剥削阶级的抵抗的削弱，这种剥削和压迫，也在日益削弱和削亡。同时，阶级也在逐渐的走向消亡。这样，政府的职能也就必须实行彻底的转换，为向国家的消亡提供有力的条件。这就要求政府这个组织和这些“活的工具”逐渐地削弱统治的职能，更多地转向服务的职能。而“革命委员会”正式实行这种转变的最好手段。

4、什么是“四大”，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们常说的“四大’，是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早在1956年，毛主席就提出大鸣、大放，号召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对国家的管理和建设向共产党提意见。结果在敌对势力的操纵下，产生了要共产党下台的反动结果，从政治上说这是敌我矛盾。毛主席制定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但在具体执行中，别有用心的执行者不仅制造了反右扩大化，还把这一错误更别有用心的强加在毛主席的头上。

   文化大革命初期，广大的青年学生和工农兵群众，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揭发批判了“走资派”的具体表现，受到了刘、邓派出的工作组的镇压。毛主席发现后，撤消了工作组，并在中南海以大字报的形式表达了对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愤怒。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主席不仅用自己写大字报的形式肯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形式，并把这种形式写进了《75宪法》。

   “四大”是实行最广泛民主的最有力的武器。只有充分运用这个武器，才能实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各级党政机关、各级组织机构的一切工作人员实行最广泛的民主监督。因此，这也是使那些“走资派”和官僚主义者最慌恐、最惧怕、最憎恨的锐利武器。三十多年的社会实践充分证明：在他们修改的宪法中急急忙忙的取消了“四大”，也就从法律上取消了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发言权。这是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所有领域里全面的、疯狂的、肆无忌惮的产生腐败的最根本的原因！

5、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这要看站在什么角度，用什么样的标准去看。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他做的“第二件事”。我的理解是他从“苏联”的变修，十分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当然同时也看到了深受几千年封建文化毒害的、奴隶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最广大人民群众——这些“国家主人” 的地位和前途，并且，这两个“前途”使他寝食难安。

   而要“反修防修”，仅仅靠“培养接班人”是不行的。这个自幼就倡导“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一生靠“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奋斗并奉献一切的人民领袖，用“人民战争”建立了人民的政权，自然也要用“人民战争”来保卫人民的政权。因此，他晚年除了不厌其烦地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方法谆谆告诫人民群众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外，就是要做好“第二件事”，让人民群众从根本上觉悟起来，真正的作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主人。而这件事远远比“第一件事”需要的时间更长、更复杂、更艰巨，因此也更艰难。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醒，同时也更清楚地知道：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一切歌颂、崇拜，仅仅停留在封建文化基础上那种感恩、感情的“感性认识”阶段，而这些是他十分“讨嫌”的，并不是他所需要的。他也更清楚那些嘴里喊万岁的同志、“战友”们的用心所在：他们多数认识不清，少数在搞阴谋。他要通过一生中最后一次“最广泛的发动群众”，找到一些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后人民群众能够保证自己当家作主，用以监督党和政府“反修防修，永不变色”的方法，哪怕自己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在毛主席晚年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相当多的证据资料）。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找到了这些方法，这就是：“四大”、革命委员会、干部参加劳动等等，并把这些方法写进了75年修改的《宪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至今日，对全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运动都产生着广泛的、深远的影响，这又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然而，正如毛主席生前所预料的一样：通过反动政变上台的修正主义集团，先是处心积虑地采取封建帝王“大赦天下”的政治手法，通过对“右派平反”和让“知青返城”，煽起了对“文革”的不满和仇恨；进而利用毛泽东自己的谦虚之言（三七开）来否定“文革” 同时也否定毛泽东本人。这样，就使这个饱受奴才文化煎熬的民族陷入了最残忍的欺骗之中。唯上是从的奴性盲从了“崩溃边缘论”，更进一步嚣张了走资派的胆量，使他们又通过全面否定“文革”来否定前三十年，通过否定前三十年更进一步否定了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75宪法》，开始了由修正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公开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

   但是，必须在这里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不是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失败，而是真正的共产党的失败，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失败，是中国人民的失败。

   时隔三十五年，由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到人民群众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的讨论、争论、辩论“文革”的是非，说明了“文革”引起的波澜并未平息，也不可能平息。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冲破阻挠、封锁、打击、迫害，进行研究“文革”和学习毛泽东思想，使中华民族又看到了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胜利了。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一人类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很难用胜利或失败做定论。需要的是深入、系统、客观、全面的研究这一辉煌篇章，从中总结出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现实指导意义的经验。

6、如何看待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文革”初期伴随着“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由在校青年学生自发自愿组织兴起的学生组织，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又接见了红卫兵代表。自此，以北京为首，全国各大、高、中院校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后走出校门，进入社会，波及全国。

   那时成立红卫兵组织很简单，只要几个观点相同认识基本一致的人一商量，推举出负责人，起个名称，如：指点江山战斗队之类，印个袖标，这个组织就算成立了，其间无需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批准。

   自主席南巡，刘、邓派工作组进校，开始组织“官办”红卫兵，对自发组织的红卫兵开始批斗，自此改变了斗争方向。随着运动的广泛深入，情况也就越来越复杂。

   站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角度上，客观的看待红卫兵运动，他们确实在破除旧传统、旧观念、旧风俗、旧文化上起到了勇猛冲击、积极批判、大胆实践的作用，这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主流。不仅如此，他们在之后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对于促进城乡交流、经济发展，作出了忘我无私的奉献，堪称中华民族青年运动的壮举。同时对于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划时代的推动作用。

   不要忘记，他们当时只是十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正如毛主席所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

   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青年都是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教育、培养、争取、利用的对象，社会主义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在毛泽东时代，这些从小就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曲长大的青少年，最广泛的接受了最基本的无产阶级政治教育。尤其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更加建立起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拜和信仰。尽管这种崇拜带着浓厚的盲目色彩，在浩荡的群众运动中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过激过火的行为。然而，无论“^造**”也好，“保皇”也好，这绝不是他们的错误，也绝不是他们应该承当或能够承当的历史责任。

   借否定红卫兵运动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对那个时代的青少年的极其恶毒残忍的诽谤中伤，更是当年的走资派即现在的资改派和封建复辟狂们及其卑鄙险恶的政治伎俩：一方面，他们靠揭起这一代人“时代的伤疤”，动摇了这一代人的自信心和信仰。这样，当然也就减少了这一代人对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抗；另一方面，为他们清理所谓的“三种人”，打击革命派和人民群众寻找到了理论借口，为更进一步的从人民手中篡党夺权铺平了政治思想上的道路。

   总之，那些以各种“理由”否定红卫兵运动的人，其根本目的还在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由此否定毛泽东，这是大家十分清楚的。

7、如何看待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的“知青”运动

   这是毛主席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整体经济发展，立足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实施的伟大战略决策。

   经历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奴役、压榨、剥削，在封建统治阶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教育下无知、无力、无助，一个有着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农业大国；一个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间，遭受着连年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侵略、瓜分和掠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一个饿殍满地、衣不蔽体，百孔千疮、弹痕遍野，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样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摆在了一个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面前。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就提出：要实现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就要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根据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就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这就是那个时代男女老少人人都知道的消灭三大差别，即：消灭工人和农民的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这个人人都明确的目标下，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焕发出了空前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掀起了令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经济建设需要知识。而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却处于知识极度贫乏的情况下，绝大部分人口还是文盲。尤其是在农村，具有中、小学文化程度就成了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了。因此，从五十年代起，一方面加强城乡的扫盲工作，一方面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这种情况下，55年涌现出了一批以邢燕子、董家耕为典型的先进人物。为此，毛主席指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至今广泛传唱、脍炙人口的豫剧《朝阳沟》，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1968年12月，毛主席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掀起了“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的热潮。据统计先后有1600多万人从城市到农村和边疆。

   对于这一运动，至今存在着各种认识，这毫无疑问是很正常的。是也罢，非也好；站在不同的角度，当然会得出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结论。

   然而，从促进城乡交流、改变城乡观念、普及文化知识、发展经济建设，起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这是任何人也难以否认的事实。

   正是这一代人，学习并实践了前人艰苦奋斗、克己奉公、顾全大局、忘我奉献的精神，同前辈一起，为中华民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工业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名不见经传跃升到世界百名第六（军事排名第三），令世界瞩目。

   直至九十年代末期，这些人中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坚守在贫困的山区、边寨、农村，践行着自己豪迈的人生，奉献着自己宝贵的年华，进行着平凡而又可歌可泣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