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锋：一半是混淆视听，一半是谎言欺骗——评选举治理网上的一篇毒文
发布: 2011-7-22 00:27 | 作者: 文锋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20 | 回复: 0
历来标榜“集思广益，传播信息，促进研究，注重实践，立足创新”的选举与治理网，近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文革有民主，母猪上了树”的毒文，文章作者姜莱气势汹汹摆出一付要通过骂倒文革民主来征服左派的架势，其概念之不清，逻辑之混乱，历史知识之匮乏，都堪称一绝。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下面，我就来和大家一起“欣赏欣赏”。
首先来说明一个姜莱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的常识，他在文章一开头就无知狂妄又好笑的说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自由中的大鸣和大放是一回事，“本身就是凑数凑出来的”， 所谓的"鸣放"，其字面意思来源于"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这两个成语，党中央在1956年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积极发展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又称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指的是文学艺术方面，百家争鸣指的是科学研究方面，这个怎么会是一回事呢？鸣和放的含义是有点接近，但是硬说成是同一个概念就属于强词夺理，这就好比把打嗝和放屁说成是一样的那么可笑，虽然两者都有气体的排出。
接下来要触及到那篇毒文的第一个要害了，如何理解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按这位秦先生的看法，“民主的内涵，左右两派的看法其实没多大区别，只不过表述不同而已”，有这种普天下都适用的民主概念吗？否！欺人之谈！早在开国前夕毛主席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就非常清楚的说明了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民主制度的基本理念：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为了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敌人实行专政。
应该说，所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时候都是贯彻了这个基本理念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作为当代最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提出了崭新的观点，即在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巩固的前提下，放手发动群众实现社会主义大民主，“四大”也是其中的手段之一。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魄力来发动整风鸣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创举，1957年夏季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散发，震动很大。可见在当时这个大民主做法创新力度之强，对人们传统思维冲击之大。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大民主一直是有着明确前提的。1957年10月毛主席指出“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 并没有讲什么大鸣， 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选第五卷）
请看，毛主席讲的非常清楚，“四大”本身没有阶级性，左右派都可以用，共产党领导人民搞“四大”是有前提的，“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这就很好的解释姜莱文章中什么台湾也有大民主、西方也有大民主之类的观点，本来就是嘛，大民主没有阶级性，左右都可以用，就看内容和实质是什么。
至于反击右派和社会主义大民主矛盾不矛盾，请看毛主席审定和修改过的这段文字：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应该说，反右派中有些人是打得非常准确的，如茅于轼之流，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的了。当然，不幸出现了扩大化，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基层领导对正常提意见人的报复，也有把好心但提了“过火”意见看得严重的缘故，中央当时一些具体负责反右工作布置的人，把毛主席提出的几千人执行成了几十万，也是有相当责任的。
了解了在1957年提出社会主义大民主概念的基本情况，就可以明白把两类民主混为一谈的可笑了，纵观秦文，什么“从最低标准看，说一个人当家作主了，此人总该具备这些行为特征吧——他(她)能够自作主张，自己左右自己的言行，做什么不做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决定，而不是在他人的威逼和恫吓下，选择性地说话办事”，令人捧腹阿，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你以为社会主义大民主是杂货铺子，是露天菜场啊？据例子来说，你是个大恶霸地主，你要“自作主张”，欺压人民；你是个大买办走狗，你要“自作主张”，出卖国家；你是个大流氓无赖，你要“自作主张”，抢男霸女，怎么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还要给你民主不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者罗兰夫人喊了一句“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把它改改“民主，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睁眼看看吧，在“民主”的欧洲，有着搞窃听的知名媒体，在“民主”的台湾，有着滥用的塑化剂，在“民主”的日本，有着管理混乱无视法规的东电公司，为了实现“民主”，美国人出钱出军队，在伊拉克、阿富汗，在利比亚，大打出手，杀了（或称“误伤”）大量平民，流着无辜人的血来抢石油，姜莱啊，姜莱，你心目中的“自作主张”，不受约束的民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下来再说说文革，整个文革的指导思想，始终是明确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革中的大民主，都是属于进行继续革命的方法和手段，其前提更是一清二楚，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1967年指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错误的，说部分改善是可以的”，文革，本身就是反修防修为目的的大演习，它从来就不是以打倒什么人为目的的，打倒谁只是为了实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1971年7月1日 发表的重要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中对文革有很重要的论述： 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也可以叫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很多同志开始是很不理解的。当着广大群众起来了，又分成两派，甚至发生武斗，一时似乎天下大乱。有人问：XXX这一小撮人篡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权力，毛主席下命令罢他们的官就是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实践证明，罢官的办法用过多次，但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次革命不单是为了罢几个人的官，而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XXX不但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他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我们不少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农群众手里。只有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才能够清除出XXX叛徒集团，才能使亿万群众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受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取得把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重新夺回来的经验。所谓乱，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他们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破坏捣乱。但是，他们只能暂时地欺骗一些人。广大群众带着《毛主席语录》参加辩论，逐步地学会了识别好人和坏人，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学会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这样，全国变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广大群众在大风大浪里学到了他们平时学不到的东西。所以，这种乱，终究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1971年7月1日 《人民日报》） ，这也就是毛主席指出的““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见《毛泽东传》，毛主席与吴旭君的谈话）
经过文革，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请看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说的，“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教育卫生革命生气勃勃，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些就是人民民主在实现：有普及的马列主义理论武器可以运用，中央的文件精神直接与庞大国土上的每一个群众见面，干部来自社会各个方面与各个层次，基层草根民众代表进入了最高机关，人民享受门槛低普惠制的教育和医疗，有轮流下乡劳动的“官员”，偏僻的农村也有健康向上的电影和文艺娱乐，杜绝脱离基层和实际，高高在上的官僚和专家，不用担心有进门就要抢钱的医院，要一辈子才能还清的房贷，到处横行的黑恶势力，把教育当作买卖的学校，乌烟瘴气、下流无耻的文艺舞台，任何食品都是有毒有害，等等等等，不胜枚举，怎么样，尽管有着种种不足，尽管还需要探索和完善，这个民主，真正面向大众的社会主义民主，冲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路子是走对了！
姜莱在他文章中胡说什么“文革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儿：它根本没去触动官僚特权制度，而只是打算换换人，叫做换汤不换药”，他还举了文革中干部复出的例子，这是纯粹的胡扯，难道说打倒中国共产党，打倒所有的领导干部，文革才算是实现了民主吗？实事求是的说，当时对文革不理解、不正确对待的干部中多数还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遍情况下很多人更认同于十七年的模式，只有毛主席高瞻远瞩看出来，沿着所谓十七年的套路，“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最终就是苏联模式，必然走向修正主义不归路，由于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可能在老一代革命领导人有生之年未必暴露出来，所以更加危险。这种模式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定时炸弹！毛主席不惜冒着摧毁他和他的战友辛苦建立的国家机器的巨大风险，放着“太平官”不当，干自己人生的第二件事，原因也就在此了。当时的情况下，必然要对干部以教育为主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统统打倒。当然，作为带有超前意识的这样一场伟大革命，由于经验不足、历史局限等因素，在运动中确有曲折和逆流，毛主席对此总结到“总的看法，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成绩伟大，有所不足”，并强调指出“要着重解决有所不足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才有了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艺政策的落实和调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策调整本身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进一步落实和细化，这跟所谓“纠正”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不断有人歪曲和混淆这一点，相信大家会提高警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分辨清晰的。 姜莱一会儿要打倒所有的领导干部，一会儿又拿文革中的干部复出说事，其卑劣的伎俩，险恶的用意，真是其心可诛啊！
撕开了了姜莱混淆概念的画皮，再揭穿他在历史情节上谎言连篇的欺骗。
1、“最早造反的的群体，至少是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不是别人，正是左派恨之入骨的，有地富反坏右家庭背景的人，尤其是他们在大学读书的子女。”完全不是事实，第一批红卫兵都是北京高校或中等学校出身较好的学生，大名鼎鼎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就是清华附中干部子弟为主的人写的，“边缘政治大军的崛起，震撼了正宗的红二代，促使他们赶紧抛出血统论予以打压，以红二代为骨干的红卫兵这才后来居上。”，姜莱恰恰把结果颠倒了，新红卫兵出现后，老红卫兵提出血统论，受到中央文革的否定，新红卫兵后来居上。
2、“而他们中的头儿们，那些最激进的、“舍我其谁”行使着“民主权利“的家伙，或者则被群众专了政，在大街上扫马路，在农场养猪，或者进了班房，或者干脆就吃了枪子儿，躺进了坟墓。蒯大富就是一个典型。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风云人物，从红卫兵领袖到反革命的华丽转身，时间之短，令人吃惊。需要说明的是，诸如蒯大富这种造反者，他们并非文革后被清算的，并非邓小平抓起来的，而是文革前期就被专了政。文革既是造反派的天下，更是造反派的坟墓。”查查蒯大富的简历，看看相关文章就知道了，虽然1968年7月他受到了批评，但是毛主席几次提出：不要整蒯大富。1968年9月北京召开的庆祝全国（除台湾）全部成立革委会大会没有安排蒯大富这样有文革代表性的人讲话，此事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看看蒯大富的简历：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304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304厂）任技术员。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在大街上扫马路，在农场养猪，或者进了班房，或者干脆就吃了枪子儿，躺进了坟墓”这些事情，好像都没有在文革期间的蒯大富身上发生啊，坐牢倒是真的，不过是1978年开始的吧。请大家好好想想，文革中干部队伍还是结合了不少造反起来或者来自基层的人士的吧，否则，“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都是为了对付谁的呢？
3、“写大字报很自由的鬼话，我还可以举个例子说说。文革早期，北京出现了批判朱德的大字报，在全国流传了一阵后，突然就销声匿迹了。现在我们才知道，有人之所以敢写这种大字报，是因为受到了江青的指点，这些大字报的语言，对朱德的定位评价，也与江青的谈话如出一辙。后来这事儿被毛知道了，他琢磨了一阵，觉得朱老总还是不能动的，就要周恩来出面制止了这种行为，反朱德的大字报于是迅速消失。”看了上面的鬼话，才知道什么叫造谣不打草稿，大量的回忆录都显示江青一向对朱德很尊重很亲近的，把朱德看作是忠厚长者，文革中从未指责和批判过朱德，不要说文革后期，就在她地位迅速上升的1966年8月，江青还和朱德、康生一起去北京大学讲话，对朱德同志多次攻击的是林彪，其借口是红四军时期朱德与毛主席曾经有过分歧，历史上的所谓“一贯右倾”的问题，毛主席在1967年1月制止了对朱德同志批判的升级，1967年5月1日毛主席批准朱德、陈云同志等上天安门，还对朱德同志说，这次中央11个常委除了刘邓陶其他都来了。后来每次重大庆典和重要会议朱德、陈云同志都出席了，但是反朱德的大字报仍然存在。按当时中央的说法是“批判不批判是群众的事情，最终定性和是否保护是中央的事情”。1969年九大上朱德仍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913事件后朱德处境迅速好转，1972年9月起，朱德委员长的名字恢复出现在外事贺电中（与毛主席、董必武代理国家主席、周总理合署），1973年十大上朱德同志当选为中央常委，这个时候起反朱德、攻击诬蔑的言行才基本销声匿迹。毛主席于1973年12月对朱德同志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肯定他是“红司令”，“朱毛不可分”，这是有历史文献可以证明的，造谣也编点有水平的嘛。
4、“历史出现了荒谬的一幕，至少我就知道好几个这种案例：在同一监狱中，有两种反革命分子，一种是攻击林彪的，一种是拥戴林彪的，他们共同接受改造。”这倒是个奇闻，913事件前，林彪的面目没有暴露，攻击他的人是有进监狱的，913以后，单纯反林彪的人开始得到平反，看看当年的报纸就可以知道，复出的反林干部（或者是被林彪排挤打击的）有多少，光军队就有：苏振华、谭政、杨成武、萧华、杨勇、廖汉生、秦基伟、宋时轮、张爱萍、吕正操、黄新廷、王平、陈再道、李志民、周士第、王尚荣、刘震、郭林祥、成钧、张廷发、杜义德、谭友林、顿星云等等等，在军队一些部门还设立了落实政策的办公室，专门处理第十次路线斗争（特指与林彪斗争）中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里面被平反的当然不包括那些因为反文革而反林彪的人。
5、“刘少奇贴大字报是群众的自发行为，刘少奇是被群众打倒的，就好比说长城是地震弄出来的一样，连神话都算不上，只能视为荒唐的梦呓。说这种话的人，要么没经历过文革，要么连关于文革的一本通俗读物都没看过，要么就是在装傻。”这个姜莱才是标标准准的“梦呓”，从来都没有说是文革中的群众打倒了刘少奇，应该是说是群众在文革中行使了公开批判刘少奇的权利，文革中首先出现点刘少奇名字公开批评他的大字报是在1966年8月下旬的北京高校，但是保刘的学生立即出来反击（这里要说明一下，那场砸清华大学老校门的活动就是保刘学生搞的“反击”活动之一，凤凰卫视编辑的“控诉”刘少奇“受迫害”的视频里居然用保刘派砸校门的镜头做背景，真不知道制作者是如何考虑的），周总理、陈伯达奉毛主席之命来劝阻，周总理曾在66年11月说过：“有外宾问我为何能看到街上有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我说这是我国在发扬的大民主。”周总理还多次指出“大字报并不代表党的最终看法，每一张单独大字报只是反映了某个单独的红卫兵或红卫兵小队的意见”，换句话说，批判权在群众，群众可以提出他们对干部的看法，向党提供相关审查材料，最终做出结论还是党组织。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还要介绍一件事情，毛主席在1967年3月对澳共推荐来中国的大卫·库普反映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做出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大卫·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这说明，在文革中行使民主中的确受到了机会主义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和党中央也多次加以引导和纠正。
再讲个属于常识的概念，没办法啊，这个姜莱是不懂起码常识的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不受控制的无边无际的民主，就拿姜莱文章中提到的伦敦海德公园辩论来说，一般情况下警察的确不干预辩论参与者的演讲，但是假如有人喊出“打倒女王政府”或“暴力革命万岁”之类的口号，那么立即会被逮捕！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西方资产阶级是这样，东方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周总理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有的是大框子，并不一般一反对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使之无产阶级化。这个框子该有多么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理解了这个，那些对于《公安六条》的质疑也就完全可以解释清楚了，这个文件这是符合当时的认识和实际情况的。
好，本人写下的剖析和批驳文字已经不少了，这篇署名“姜莱”(我估计是用的“将来”谐音)的文章，用混淆视听和谎言欺骗来抹黑了文革时代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不可避免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一个要用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彻底当家作主制度来取代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是前无古人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个事业的胜利，是需要千千万万革命者为之奋斗、为之探索、为之牺牲的。甚至是需要若干代人努力的，列宁说的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民主的彻底胜利和一切属于少数剥削阶级的虚伪民主的覆灭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姜莱用母猪上树来侮辱诽谤社会主义大民主，好，很好，他完全暴露了自己的反动立场，我们呢，牢记着毛主席的话“谁说鸡毛不能上天！”“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
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站在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一边，未来是属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的！
姜莱，你已没有将来！
附：文革有民主，母猪上了树——我看文革·之二
作者：姜莱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0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