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作为一位考茨基主义的中国传播者，同时，作为乌有之乡的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他用明显的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来教育群众。现在他千方百计地替修正主义（特色派）辩护和粉饰，并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鼓吹《共富宣言》，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企图在毛派的根本指导思想上彻底抹杀掉《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力。
如果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为，批判这种没有气节、向修正主义（特色派）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无产阶级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使命。张宏良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国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修正主义当权派（特色派）的社会产物。
张宏良的这种根本的虚伪性，这种”激进的和平主义“的祸害的实质，就是在理论上用折中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对修正主义（特色派）俯首贴耳或者说软弱无能。
张宏良自以为自己比民粹分子更懂得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用更美丽的辞藻和更动听的谎言来掩饰自己的反革命本质；民粹分子的《先富论》与改良分子的《共富论》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本质区别；它们共同的虚伪性的反动实质，就在于前者是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服务；后者是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涂脂抹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