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苏拉密的言论：（一）跟左派大腕斗，好的很还是糟的很？
作者：心在左边跳
早几年就耳闻两个截然对立的苏拉密。一个是大才子，一个是大流氓。在阶级社会中，这本也不是稀奇事。政治面目越鲜明的人，由于立场问题，既然有人认为“好的很”，那也必然有人认为“糟的很”。
不过，在苏拉密这里，却有点“特殊”。据个人观察，卷进这场争论的大多是“泛左翼”。这种现象的成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泛左翼”本身只是各个阶级凑成的大杂烩。
明确这点，那么这种“特殊性”就只是形式上的。即从形式上体现为“左翼内部”的争论，但本质上是“左翼”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从而，这种“特殊性”也自然并入到阶级斗争的范畴，我们也就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寻找什么别的深奥的规律来解释这种现象。毕竟，不管自然界还是社会，简约就是美。
但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点。有些左派大腕，你要问他到底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嘛，他肯定说承认。可一转身，他就不是这么干的。他会给反对者安上一堆道德上的罪名。让我郁闷的倒不是罪名，而是这事儿干的很“繁琐”。没有阶级观点，那就是繁琐主义。
比如左派大腕就给苏拉密这类人安上“反革命双奸分子”的罪名。这名称很有眼球冲击力。可却把民族和阶级两个范畴给揉成一团，那到底想表达什么东西呢？你要做的是驳斥苏拉密的观点，那就得就事论事，依据他的观点，判断他的阶级立场，扣上明确的帽子（我从不反对扣帽子，但帽子要准确）。可左派大腕却先跑去质疑其动机，怀疑其诚信。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苏拉密之流果真是资产阶级派来搅局的，而苏拉密又阐述了这么让左派大腕下不来台的观点。那么到底是苏拉密个人厉害呢，还是苏拉密的观点厉害呢？我认为是后者厉害，就是说没有苏拉密，这观点也必然起到搅局的作用。那么苏拉密个人的动机和诚信就是个无足轻重的东西，而左派大腕们要做的是正面回复他的观点。
但很遗憾，左派大腕没有这么干。他们写了长篇大论只是在指责“极左派”“动机不良”。他们死咬着道德问题不放，那就表明他们恐惧阶级分析。这不是智商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不谈道德，那就必然暴露自身的阶级立场。
而他们的立场是什么呢？我只知道所谓“诚信”在小业主小老板那里倒是非常流行----买卖公平诚实守信等等，是他们鼓吹的美德。在这类人看来，似乎有些什么先验的东西在决定着人类行为，比如你签了合同那就得履行契约，他们管这叫契约精神，还有你是炎黄子孙，那就得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总之，在小业主小老板这类人眼里，人类似乎就被这些来自法权的血缘的东西决定着。我们不由得问一句：法权和血缘又是谁决定的呢？可见，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必然对唯心主义（形形色色的神灵，“绝对精神”等等）敞开一扇窗。小资的右翼倒是可以光明正大的信基督，可小资的“左翼”，他们的“信仰”（小资很强调这个，其实“诚信”何尝不是“信仰”）要求他们颂扬革命，这样他们不得不回避以上那个“最高准则”的问题，于是他们必然陷入困扰之中---革命是不是“最高准则”？
小资左翼有个固定句型：再怎么。。。。。。也不能。。。。。。比如，再怎么革命，也不能当汉奸。这个句型暴露了在小资左翼的世界观里，存在着一个“最高准则”----在上面那句话里，“不能当汉奸”就是最高准则。可是，“汉”是个什么东西，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奸”又是相对什么而言的，这他们压根就不愿意想。他们认为继续探讨这个就是“抬杠”，既然他们不愿意“抬杠”，那就是说他们把“不能当汉奸”变成一种先验的神秘的东西，似乎神灵下了个毒咒，谁当汉奸谁没好下场。可是依据这种准则观察历史，那就变得相当复杂，复杂到根本没法把握其脉络。
不是吗？直布罗陀本属西班牙，可是当地居民至今仍反对脱离英国，这怎么解释呢？香港上流社会有亲英，也有亲中，那么“亲中”就是“民族义士”？大陆什么人会认为李嘉诚是“好人”？外蒙独立仅仅是苏俄策划的结果吗？如果是，那今天外蒙人民咋不回来呢？外蒙人民咋没“民族大义”呢？明末清初时，反清复明风起云涌，可怎么几十年后又不反了呢？反倒是汉人吴三桂成了叛乱分子，反倒是台湾汉人郑氏小朝廷成了“反动”的割据势力？到晚清，怎么就又兴起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呢？这么说“民族大义”一会儿消失了，一会儿又出现。可见神秘的很。
而左派大腕拿神秘的最高准则来解释神秘的历史现象，那就更加神秘了，于是他们备受煎熬。起初，他们参加革命是为满足内心某种“高尚道德”---我同情穷人，我要替穷人出头。这样的“高尚道德”只不过是一种做慈善的心态，同时也就暗藏着要求某种回报的诉求。对此，鲁迅早就提醒过左联的作家们，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为劳动者说了那么多好话，将来革命胜利后劳动者会众星捧月般宠着你们，不可能的，那时候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你们这样将来会失落的。
鲁迅说的何其好。“左翼”作家怎样才能不失落？只能是成为工农的一份子。但很多左派大腕不是这样做的。于是，随着无产阶级的觉醒，他们痛苦的发现人民运动已经触及到他们的“民族大义”的“最高准则”。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只不过把自己的阶级利益塞进自己的“最高准则”里面，他们的“大义”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大义”，他们要求的“革命”就是以不损害小资产阶级利益为“最高准则”。因此，一旦气候允许，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们就会打着反对极左的口号卷土重来，拿“民族”的世界观来替换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变种而已。
所以左派大腕张宏良在数年前就发明了一个新词儿---“左翼困境”。大意是“右派”要闹事，而老大呢又不愿意挪窝，“左翼”夹在中间，既要改变赌场游戏又要保住整个场子，好头疼哦。
当然头疼。因为左派大腕管的太宽。他们要保住整个场子，那就不得不“兼顾”起三方利益。而他们同时也不过就是小资产阶级而已。因此我在《直面左翼困境》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这个困境是左派大腕自己的事情，而对无产者来说，完全不存在。
更重要的，现实早已不是“三方”。还得加上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他们必定以自身的阶级利益强行为自己发展开辟道路。因为正是现代大工业把先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 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外的无产者（恩格斯）。于是，一切既定的法权关系对无产者来说都是无效的。这些先验的东西固然能镇压一时，但终归会被人民运动的浪潮所突破。
综上所述，苏拉密跟左派大腕斗，我认为好的很。当年苏拉密总结出慈禧是左派，蒋介石是左派的时候（我劝跟着左派大腕跑的人认真阅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看后必定会有跟着老蒋走的冲动，那就跟着走吧，别彷徨），我觉得很开心。文革时，小鬼斗倒大鬼，也不过如此吧。
有人觉得这是分裂。但分裂才是生命力的体现。苏拉密跟大腕斗，早就不是他个人的事情。相反，这是一支越来越庞大的队伍。像我这样的普通战士，都在一边喝彩起哄，一边帮忙扔着小石块。因此，他是什么动机，什么目的，他将来变成什么人，也已经无关宏旨。当年地主对农民说，是澎湃在利用你们。而农民回答：不，是我们在利用他。同理，是无产阶级在利用苏拉密，而不是相反。我们还认为，在这个阶段，我们利用成功了。革命队伍必定会不断的分裂，从而不断的壮大。这本来就是生活的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