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重新认识“六四”的历史意义，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 [复制链接]

（杂文）重新认识“六四”的历史意义，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
“六四”一个沉重伤感而敏感的话题，对左派却是一个必需面对必需认识的问题，又必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才能认识清楚的问题。
一个在正直善良者的内心，抹不掉的血泪阴影。现在左派中存在两观点、主张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保党救国”还是“重建党国”？争执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以反帝为主要矛盾的“保党求国”“维稳”派，就是以维护中修的非法统治，维护社会稳定，他们把反修说成是人民不理解的所谓“高调”，把学习实践马列主义视为教条主义，把群众革命运动视为极左猛兽，把依法维权的人民视为帝国主义和极右势力策化支持的阴谋者，与“民运”相提并论，把以死抗争的维权者视为自私自利，维护资本家利益的暴力非法行为，可见他们的立场完全站在中修官僚一方，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因而他们被斥为“假左”。而主张反修是主要矛盾的“重建党国”的继续革命派，强调当前中国主要矛盾是反修反官僚，重建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权，以“四大”的方式进行思想斗争，维护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上的稳定，积极支持声援群众运动，同情支持被侵权受迫害的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依法维权，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革命的意识，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办，与修正主义完全对立，被誉为“真左”。
但真左与假左在“六四”这个重大敏感问题上立场似乎又是一致的。都是反“民运”反西化的，只是在反“动乱”问题上有所分歧。说明在这个重大历史问题上真左与假左存在着共同的错误认识；把反腐败的争民主的“六四”学潮视为完全是反动的错误的运动。不澄清这个大是大非，就无法从根本上弄清它的性质，明确斗争的大方向，教育更多被迷惑的人民，会导致左派内部的不团结。
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形成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因为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兴起，不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一起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这是因为法西斯成为人类共同的敌人，它既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资本主义的利益，也损害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所以反法西斯成为人类最主要的任务。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也结成统一战线，并且与美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如果把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援助视为勾结外国敌对势力颠覆伪满州国、中华民国，是卖国行为，显然是不合逻辑不合理的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样就站到敌对的立场上去了。但结成临时的反法西斯战线是当时反法斯的需要，它会随眷反法西斯的胜利而解散消亡，而反法西斯战线内的矛盾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也就是革命的阶级与反革命的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就必然会罢在革命阶级的面前。
76年所谓粉粹四人帮是违法龌齪的错误行为，实质上就是反毛主席反文革派，对主席和文革的背叛与反攻倒算，却为走资派复辟彻底扫清了障碍，是开历史的倒车，用非法手段上演了一出枪指挥党的丑剧，开了非法夺权的先例，破坏了党指挥枪和民主交权换班制度，在党的历史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败坏了党的形象。把民主的党变成专制的党，推翻了党代会和人代会举手通过的决议，把无产阶级党变成几个少数野心家的党，打乱了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布署。他们完全是非法的孤立的不得人心的，他们自知理亏，才荒唐的勾结被打倒的走资派，共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其法西斯专政奠定组织人事政权基础。这就由拥文革与反文革的派别之争，跳到反对毛主席反人民的反动立场上去了。有趣的是，走资派上台“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也以“枪指挥党”的违宪违法行为，把英明领袖一伙赶下台。
主席在世就告诫过全党全国人民：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而且是最坏的法西斯。主席尸骨未寒，这帮政变的者就开始奉行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政策灭杀革命派，就连主席夫人、侄子也不放过，连主席本人也不能幸免于难，他们一边为主席修纪念堂掩人耳目，一边指责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是“极左”“晚年的错误”，却忘了自己也曾是那么积极地参加“极左”运动，是“晚年的错误”的坚定支持者，直到抵毁普渡众生、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大锅饭”“养懒汉”，他们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开小灶化公为私“先富”。同时诬篾民兵是“第三武装”，强令解散民兵组织，解除人民的武装，收缴枪支归官僚所有。直到私有化，分流下岗，在彻底剥夺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力之后，剥夺工人的劳动权生存权。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修正主义的“法西斯”行径必然要引起全人类的反对，首先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特别是引起广大爱国的、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的不满，也引发了党内外各民主力量的反抗。赵紫阳、胡耀邦就是上层的典型代表，他们同情支持学生反腐爱国救党运动，却遭打压，最终导至全国人民的不满与反抗，那么“六四”的兴起就成为必然。因为这是在反“最坏的法西斯”，这个“最坏的法西斯”损害了所有阶级的利益，引起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包括台湾资产阶级在内的不满，特别是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那么遭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及帝国主义的反对就成为必然。因历史的原因，当时左派并没有清醒过来，更没有从中修中分离出来，也没有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至使学生运动失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使反中修法西斯战线的领导权被少数资产阶级精英控制，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操纵和资本主义的支持——对左派这是一个经验教训——由于工人还有铁饭碗，也就没有全力支持反法西斯运动，使学生失去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而孤军奋战，最终被“最坏的法西斯”的坦克镇压，这也是二十多年后，当年的学生嘲笑当今工人下岗失权上访的原因所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主席一生就是靠群众运动起家革命的，夺取正权和巩固政权的，党也是如此。在主席的眼里，在一个马克思者的眼里，人民群众运动永远是正确的，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的一部份，理所当然也是正确的，这就看党如何引导。学生是孩子，是受教育者，最富有正义感，最富有爱国精神，最富有革命热情，是国家的未来，祖国的希望，这就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去启发教育引导他们，使他们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而不单纯地朝着有利于某个党和政府的方面发展。屠杀学生运动是古今中外罕见的。“百日维新”，百名秀才上书要求清政府要改良，激怒慈禧太后，也只是把他们抓捕送回原籍，一个没杀；“一二九”反帝爱国学生运动遭到军伐镇压，屠杀20多人，负有领导责任的军伐得知后亲自赶到屠杀现场，下跪向死难的学生忏悔谢罪，并终生食素以罚自己；“六四”中受伤的士兵与群众7000千多人，官兵失踪400人，死亡近300人，北京各大学死亡大学生23人，各省市被抓捕、判刑、枪毙的不在内——据89年半月谈14期。而“最坏的法西斯”对死难者从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同情，对自己的暴行毫无忏悔之意，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性和革命的人道主义，让本性残暴的封建君主、军伐都自叹不如，形成鲜明的对比。毛泽东时代什么时候镇压过群众运动？镇压过学生运动？
主席早在井岗山时就说过：“枪干子里边出政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周恩来说：“政权决定一切。”面对“最坏的法西斯”，“六四”的组织者“民运分子”主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及台湾、大陆的人民群众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必然的、必需的、正确的，不结成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六四运动”一天也进行不下去的。可惜毛泽东时代虽留下余温，但左派尚未认清中修的反动本质，未能站在运动的前头成为领导阶级指挥这场群众运动，从而使这场群众运动失去正确的领导，失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加之公有制尚未破产，工人尚未醒悟，“六四”也就失去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由于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社会条件尚不个备，更不是武装斗争，加上“法西斯”的残暴镇压屠杀，“六四”失败就成为必然。
可见“六四”是一个有组织加自发的广泛的反修，反“最坏的法西斯”的群众运动，因此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因为得到西方的支持就被视为反动的错误的，就象不能因为西方及美国支持过中共反日本法西斯斗争，就证明中共是反动的错误的。正如主席所说：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终是看其是否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区别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说话办事。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尽管中修打着党的旗号社会主义的旗号，甚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只要它不为人民服务，甚至反人民屠杀人民镇压革命，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行为，是反动透顶的，完全错误的。如果认定76 年法西斯政变上台了，78解散人民公社就复辟资本主义，修政主义执政了，那么“六四”就明显据有反修、反法西斯性质，就是进步的正确的。
只是这次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动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在小资产级手里，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民主是据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与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相比才是落后的，但与毫无民主的法西斯相比却是有进步意义的，因而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