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当代毛派的三大尴尬”
最近网上有一篇《当代毛派的三大尴尬》的文章，有人把它连同跟帖评论贴在《乌有之乡》。本可在跟帖写一个小评论表明看法，遗憾没了跟贴功能，只能发个帖算是评论了。
其实我想说的，也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作者知道的太少。这并不算什么，问题是自己不知道却要强加别人并认定别人“尴尬”，这就不好。（当然我不是左派，更谈不上是毛派。因为能称得上毛派的在中国其实并不是很多。）本文就其中的几个观点（不可能都面面俱到）谈一些看法。
我们从作者文章的第三个尴尬开始谈起。
文章说，“近三十年来，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使已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受到猛烈冲击。仅存的几个国家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败，古巴也在试行私有化改革实验，朝鲜社会倒向了封建主义+苏式社会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能走多远？我的观点是不容乐观。
毛派没有形成更高级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种国际变化的根源所在，而大多归罪于外部的和平演变和领导人的失误与无知，这些恰恰很难令人信服。一句，当代为什么都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而没有一家资本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成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呢？这是毛派的第三大尴尬。”
这里仅就最后“一句”，谈点看法。
我们知道，古巴和朝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目前仍然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古巴和朝鲜的社会主义道路能走多远?不要说作者的观点是不容乐观，我的观点也是不容乐观。能坚持下来，就是胜利，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做出榜样，可能性太小。为什么？客观条件不允许。古巴和朝鲜是小国，由于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限制，这样的国家离开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依赖而封闭生存，不可想象。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新生的苏维埃不仅战胜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消灭了国内的反动势力的暴乱，而且建设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更是远远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他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道路和农业现代化。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列宁主义的路线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也不能忽视苏联是一个大国，是一个自然条件优越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大物博的大国这一现实。正是如此，才能有可能使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并成为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同样新中国建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目标当然是要扼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如果说抗美援朝的胜利，还有苏联的支援的因素，那么粉碎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的封锁，毅然承担起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苏修和美帝霸权主义的斗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上世纪70年代末，基本建设成了中国的工业化体系和农业集体化，除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不能否认，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只要我们自己有志气，我们完全有可能不依靠别人的力量自力更生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做到了。当然，苏联也曾经做到了。在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古巴和朝鲜这样的小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封锁，干扰，捣乱，颠覆，威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今天，建成非常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即使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值得拿来品头论足说事的。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完全依靠自力更生是有困难的，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因此“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败”之说实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说教。至于“没有形成更高级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种国际变化的根源所在”，“而大多归罪于外部的和平演变和领导人的失误与无知，这些恰恰很难令人信服。一句，当代为什么都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而没有一家资本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成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呢？这是毛派的第三大尴尬。”关键在这最后一句。我们要说的是，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成社会主义国家，马列毛主义的理论还能称其为真理吗？
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无产阶级当然是愿意和平取得政权的。但是，无数历史经验表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所讲的历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问题，列宁反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
斯大林也说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资本统治的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说，“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总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现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
以上这些观点和马列毛主义的论述，并不是新鲜东西，早在近半个世纪前的中苏论战时，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时就多次反复论述过。
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和平方式过渡，当然包括和平演变的方式，议会选举的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虽然出现过（如南斯拉夫），但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对于具有重要革命标志意义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通过暴力实施在先，和平演变过程在后来完成的。如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以后开始实施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则是无产阶级的叛徒通过政变，镇压和清洗了左派力量以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上台掌握了政权以后才开始实施的。
资本主义社会本来就不可能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是马列马主义的基本理论，至今也没有出现，这不正是证明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正确性吗？毛派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怎么“尴尬”了呢？尴尬的是修正主义者吧。
我们再看作者所谓的第二个尴尬：“毛派有一个社会功能——强调社会主义。不管现在这个社会形态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但为了维护自己的所谓理想，还必须承认它。这对在改革开放中，因权力不受监督制约所形成的权贵利益集团是有利的。他们最怕因为民主制度而失去所得到的一切，而毛派正好充当了他们的武器，在网络上与民主派形成了敌对的两大阵营。本来是代表社会底层利益的毛派，无形中又充当起了权贵利益集团们的免费保镖。这是毛派的第二尴尬。”
作者在这一问题上明显有些混乱。
首先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认为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其实并不存在。关于对社会性质的认定，主要有以下几种：（1）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权贵利益集团承认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并不是马列毛的社会主义。其政治要求是维持现状，有称其为维稳派的。维持现状，就是要保护权贵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2）封建专制。是极右派的理论，也是有的网民所说的普世价值派，西化派，民主派之流，也有又称其为沉船派的。其政治要求是改旗易帜，搞美国式的资本主义。（3）资本主义。认为在经济基础领域资本主义已经复辟，在上层建筑领域，外壳是社会主义而实质已是资产阶级专政。其政治要求是回归毛泽东思想，回归公有制。这是毛派。毛派所要实现的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毛派没有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毛派要打到的是共产党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有称其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的。“保党救国”不应是毛派的口号。是维稳派需要的，是左翼内一部分保皇派的观点。正确的口号应该是“打到共产党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捍卫共产党的宗旨，拯救中华民族”。保皇派不是毛派，毛派何来的尴尬？
文章所说的第一大尴尬：“毛派口口声声维护社会底层工农的利益，但反对交给工农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他们口口声声说表达社会底层的愿望，却并不了解工人农民在思什么，想什么。当代工人农民需要的是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创造出来的发展成果，充分享受到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而非毛派所主张得改辕更张回到过去，显然这种主张与底层社会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是背道而驰。
从（重）回“人民公社”“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不是工农的愿望。之所以毛派有所发展，就在于他们符合了社会底层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情绪反应，在情绪化时底层利用毛派传出一些声音，也好引起整个社会的注意，但绝非信任，这个很重要。因为他们所主张的社会形态早已经实践过，根本行不通。让社会底层回到朝鲜现在的社会制度上去，他们比中国的底层还要底层，他们绝对反对——这是毛派的第一尴尬。”
其实，口口声声要维护社会底层工农的利益的人，并不是毛派，因为当今工农已经根本就没有多少利益可维护，猫论下，5000万退休工人被双轨制掠夺，3000万工人下岗失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几亿农民正在失去土地，工农大众被残酷剥削和压迫。30年来，工农得到的就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吃不上饭，能吃上的还得吃转基因。至于工农在思什么，在想什么？去问问成千上万的罢工工人，赵东民和与赵东民一起上访的下岗退休工人，全国各地上访的企业下岗退休工人干部退转军人，洛阳红歌会的队员，失业的大学生就知道了。他们要吃饭，要生存。吃饭和生存都保证不了，谈什么充分享受。
“从（重）回“人民公社”“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不是工农的愿望。”这也不是新话题，极右派人物马立诚就是这么说的。现实是这些极右派忽悠人民的说教已经不灵了。关于这个问题，我看到网友云鹤a 的一篇《我也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讲两句掏心窝的话》有一部分的论述很好，几次说到“尴尬”，正是我想说的，现转帖过来，可以看出谁在尴尬：
————读彭真怀的“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讲真话”后 想起二十多年前右派精英兴奋的到处宣场：“人民公社”——这个“ 一大二公”而又使人民受够了“饥饿之苦” 的东西，像“送瘟神” 一样，被人们送走了，农村改革从一个“包”字开始，砸碎禁锢农民手脚的枷锁，释放农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农民不但得到了温饱并将很快脱贫致富，农村现代化巳经起步——呵，这描述的是多么美好的图画！果真能这样，这个“包” 字就诚如他们说的“关糸中国的希望”。
但是统计部门拿出来的数字却让右派精英们有点尴尬：
全国基本实行包产到户后的198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3。8728亿吨，1993年全国粮总产量为4。5649亿吨，增长17。87%。而196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14亿吨，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8631亿吨，增长33。8%。包产到户后的十年，粮食生产的增长竟然比人民公社在文革‘十年动乱“时期的粮食生产增长率还低！
1983年——1989年粮食进口累计为8581万吨，粮食出口累计为4537万吨，进出口冲减后，纯粮食进口4044万吨， 平均每年进口577。7万吨，即115。54亿斤。。1983——1989年植物油进口累计为202。8万吨，出口累计为60。3万吨，进出口冲减后，纯植物油进口142。5万吨，年均进口20。35万吨，即4。07亿斤。这些进口的粮油主要增加城镇人口的供应，而同时减少对农民的征购。原来八十年代老百姓觉得能吃饱饭，油水也多了，并不是一个“包“字就带来的。
让右派精英委实感到尴尬的是小岗村和南街村：
敢为天下先、带头搞包产到户而被右派精英们吹捧上天的小岗村，据说政府给了不少补贴，企业给了不少赞助，当地政府还派了一个得力的处级干部去当村官。据说这个村官还相当尽职尽责，并得到当地村民的赞扬，——尽菅如此，小岗村面貌虽有些改变，但始终不能成为右派精英准备大肆宣扬的闻名全国的富裕新农村，是扶不起的阿斗。更令右派精英们尴尬和恼火的，是小岗村的村官居然还先后带了几批小岗村人从安徽跑到河南的南街村去参观学习取经！
南街村是什么东西？南街村原先也搞了包产到户，分了集体的财产，后来南街村的村民又自愿“倒退”回集体经济道路，据说他们那里天天播《东方红》，天天读毛主席语录，报酬和福利都搞“ 大锅饭”和“ 平均主义”，村官们的工资每月仅250元，低得让人不敢相信，——总之，让人觉得是返回毛泽东时代的感觉。那么，南街村的村民是否在重受“饥饿之苦” 呢？许多去过南街村参观回来后的高度称赞和网上介绍的情况基本一样：
南街村1984年的工业产值是70万元，2000年的工业产值是10亿元，2007年南街村产品的销售额是17亿多元。南街村的农业现在己是现代化的农业。
进入南街村，呈现在眼前的是宽阔平坦的街道、林立的楼群、设计别致的公园、赏心悦目的环境。统览南街村，工业区、生活区、教育区分布有序、错落有致，花园式的企业、花园式的住宅、花园式的校园，一种清新、整洁、气派、优雅的 感觉簇拥着你。南街村实行的是“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们免费享受水、电、气、面粉、节假日食品、购物券、住房、上学、医疗等多项福利待遇，生活上无后顾之忧，全体村民居住在30多栋配备齐全的花园式的现代化公寓里，人人安居乐业、家家生活幸福。南街村大办公益事业，相继建起了一系列公益设施。街道宽阔平坦，道旁绿树成荫，路灯彩灯交相辉映，厂房住宅鳞次栉比。南街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搞得很好：成立了艺术团、军乐队、盘鼓队、门球队，建起了文化园、图书馆、档案馆、医院、康寿乐园等。同时，大办教育事业，投巨资建起了现代化、高标准的幼儿园、中小学和高中，还办起了报社、广播站和电视台。全村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发扬“二百五”的“傻子”精神，人人敬业爱岗、乐于奉献。在南街村没有贪腐，没有黄、赌、毒，没有黑恶势力。南街村的党务、村政、企管、教育、民兵、治安、工会、共青、妇联、计划生育等各项工作，均受到了党中央和省的表扬并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国家级生态村”、“全国优秀乡镇企业”等称号。先后有3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和200多位将军到南街村视察指导工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都对南街村作了大量报道；美、英、法、德、日等20多个国家的数十家新闻单位也都到南街村作过实地采访。
右派精英们不是常讥讽毛派：你们这样称赞毛泽东时代，干脆你们到朝鲜生活好了。众所周知，朝鲜现在是金正日时代，并不是毛泽东时代。何况毛派人士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并不想移民，更耻于当洋奴。既然右派精英自翔了解农民群众心里是怎么想的，那未请问：如果让农民自已选择，他们是选择南街村呢，还是选择小岗村？
南街村真像卡在右派精英喉咙里粗粗的鱼刺，让他们寝食不安，浑身难受。2008年，右派打听刭南街村在2004年曾经遭遇暂时经济困难时，匆忙上网造谣，说南街村资不抵债，己经破产。于是大右小右，立即弹冠相庆，大放厥词。这些平时标榜自己是农民和弱势群体代言人的右派精英这时竟幸灾乐祸、得意洋洋地说：
南街村，这个所谓“红色亿元村”、集体化道路的样板、“毛主席共和国”，资不抵债、瞒着村民“改制”的真相，在一些杂志报纸相继曝光后，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有人说，南街村的真相，“让人们看见一只狐假虎威的历史假老虎”；有人问，“南街村是谁的梦想？”我想进一步追问，南街村神话和梦想的破产，是谁的教训？我以为，它肯定不只是南街村民，它是全体中国人的教训，尤其是那些曾经真诚地相信这类样板、真心传播这类典型的媒体，以及仍然相信这类奇迹的人们的深刻教训。（见南方都市报载“南街村是谁的教训？”一文，作者鄢烈山）
然而令右派们尴尬的是，就在他们高兴地到处宣传南街村已破产之时，南街村“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已度过了经济难关。右派们发现自己原来是白曰做梦，痴人说梦，鱼刺依然在喉，何等狼狈，尴尬！真心希望他们能永远记住这个“深刻教训”。
我国广大农村实行包产刭户己经30年，今天农村的面貌如何？
一个据说到过东部、西部几百个县乡调查考察的知识精英如是说：
“从我去过的地方看，农民有的干脆撂荒，有的租给别人，自己种地大多就为了收获点自用口粮，并不指望从中能有多少收入。”
“我去过很多农民家庭，父老乡亲们两手空空，除了简单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外，甚至连一件像样的贷款抵押物都拿不出来。”
“今年发生了旱灾，全国累计受灾3.98亿亩，其中绝收4,008万亩，损失粮食168亿公斤，损失经济作物388亿元。水利建设每年都在一号文件中写上一段，但一场旱灾把其中的问题暴露个“底朝天”。
现在“农民为什么贫穷、农业为什么困难、农村为什么危险”？
我强调说明的是，上述那些否定农村包产到户改革30年的话，并不是出自毛派或左派之口，而是和右派精英们一样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讲的真话。而且彭真怀还把他讲的这些“真话”登在网上，这委实让把“包” 字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的右派精英们十分尴尬！
但我对彭真怀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讲的真话并不苟同。
如彭说，“农民为什么穷？穷就穷在没有稳定、合法的财产收入，不挖这个穷根，用尽补贴、免税等办法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该思想更解放一点，动真格地改革农村产权制度。”“要让农民增加收入，就必须挖穷根，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在这个问题上树根不动，树梢白摇。”
彭这番话否定了中央提倡的“劳动致富” 精神，同时也完全否定了中央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发点即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通过自己的勤奋劳动脱贫致富。
按照彭的说法，让农民富裕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土地所有杈归还农民”； 而张维迎则更思想解放，他认为让老百姓富起来的办法是：把40%的国有股份和一半的外汇储备共约13万亿元分给老百姓；相比较，许小年的思想更是彻底解放，他提出提高老百姓购买力的办法是：把全部国有资产分给13亿民众；——简言之，就是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全部财产分光，实现完全、彻底的私有化，这就是右派精英给中国人民指出的“富裕之路”！右派精英这那是“挖穷根”？他们是要把社会主义连根挖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连根挖掉！
彭真怀为了消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土地私有化的疑虑，他进一步解释说：“有些学者提出，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有可能造成土地买卖失控，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对立。”“其实，农民心里有杆秤，他们知道土地是命根子，怎么会简单、幼稚到卖地谋生呢？”
请问彭真怀：农民生大病，要住院、开刀，没有钱怎么办？会不会被迫拿土地去抵押、出卖？子女上大学，农民没有钱怎么办？会不会被迫拿土地去抵押、出卖？据政法部门的调查，在2002年至2003年中国涉毒县（市，区）有2148个，占全国2863个县（市，区）的75%，估计全国吸毒者在420万至735万之间；贫穷是导致西北地区毒品犯罪上升的原因之一。那么，吸毒贩毒的农民会不会出卖土地作为毒资？还有那些迷醉赌搏无心农活的农民，会不会出卖土地作赌资？还有，黑恶势力会不会用低价强买农民的土地呢？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会，都会。这样一来，农村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对立” 则不只是担心，而是土地私有化带来的必然恶果。当前，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仍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如果农村再出现越来越多的无地农民，恐怕中国避免不了要出大的动乱。而这正是帝国主义所期待的。
搞土地私有化无异是饮鸩止渴，这是右派精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献上的毒方！——这是我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讲的一句掏心窝的大实话。
从法律上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在农村集体经济内推行的一种生产和分配方式。包产到户可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这种孤立、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无法实现现代农业，也不能抵抗大的自然灾害的。通过兼并土地的方式搞现代农业，又不能使农民共同富裕。南街村农民自愿放弃包产到户，重新组织集体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