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一册（2）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一册（2）

    第二节  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的报告的第三部分
    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2月24日的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并根据他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现在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　　我们的党必须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党的团结必须不断增强，这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承认的。那么，有什么必要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呢？这是不是表示，在我们党的外部和内部，有些什么不利于团结并且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的东西，因而中央必须提出警号，以便及时地动员全党的努力来克服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危险呢？　　同志们！正是如此。中央政治局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考虑到目前党外党内的具体情况，才认为有向全党着重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极大的必要。　　我们在前面简要地叙述了党从七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得到的成绩。成绩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略了两个基本的客观事实：第一，帝国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着。这种包围不但是军事上的，而且首先是政治上的。在东京、台湾、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并不是在那里睡觉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图破坏我们的事业，不在企图在中国制造反革命的复辟，这种企图决不会因为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而有丝毫的减弱，相反，政治上的破坏还会被提到更重要的地位。第二，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说，我们正在采取步骤来逐步地消灭剥削制度，消灭依靠剥削制度生存的剥削阶级。我们知道，任何剥削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还在我们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资产阶级已经向我们举行过猖狂的进攻，不过这种进攻基本上还是经济性质的；在这以后，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为了抵抗本阶级被灭亡的命运，不会不向工人阶级进行更激烈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的一部分必然会带上直接的政治的性质。将被消灭的和已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而这些敌人的破坏活动的首要目标，就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就是我们的党，我们党的团结。　　敌人破坏我们的党当然会采取许多不同的方法，而对于无论什么方法的破坏阴谋我们都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对于这一点，我们之间是否都认识清楚了，是否没有不同意见呢？政治局认为，并不是所有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对于这个问题都认识清楚了，也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如果敌人真能造成一种派别的话）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诚然，设想和讨论这种危险是很不愉快的，但是如果中央没有预先认识、警戒和努力防止这种危险，以致当这种危险实际发生的时候党竟处于无准备的状态，那就是更大的不愉快了。同志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否认阶级斗争的事实和阶级斗争必然会在我们党内找到某种反映的事实，而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否认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在我们党内找到代理人。谁要是否认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空想家了。正因为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正因为它在人民中间有极高的威信，敌人才要集中力量用最狡猾的方法来寻找可以破坏它的任何缝隙。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起草的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统一的决议草案中曾经给我们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教训：“白党分子极力并且巧于装扮为共产党人，甚至装扮为最左的共产党人，只求削弱和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现在，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在公开的白党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望的了，所以他们拼命抓住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归表面上最像是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借以推进反革命势力。”事实上，大家知道，俄国和国际的反革命势力不但找到过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而且在这些叛徒被消灭以后，还有过像贝利亚这样的反党反苏的罪恶集团作为他们在苏共党内的代理人。在中国，敌人也找到过他们的代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独秀和张国焘。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党内成立反党的派别，并和托派相结合，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因而被驱逐出党。后来又出现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在国内战争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达到了高峰；我们都记得，这个分裂活动曾经给革命事业多么严重的威胁，并且造成了多么令人痛心的损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力求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者和坚决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要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寻找代理人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不是的，如果敌人不想分裂我们，不想利用我们队伍里面的分歧，不想利用我们队伍里面的不忠实、不稳定以至别有用心的分子作代理人，那才是真正奇怪的事。当我们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我国的阶级斗争正趋于紧张化复杂化的时期，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决全党的警惕性，而应当是相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性，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这就是中央政治局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的根据的一个方面。　　为了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在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目前党内的情况。很明显，如果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党的团结的状况是绝对地十全十美（这种状态，任何时候也是不会有的），那么我们就用不着担心敌人在这个方面的破坏，也就用不着增强那已经强到极点的党的团结了。我们既然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这就是表明，中央政治局认为我们党的团结的状况是有缺点的，中央政治局认为我们不应当讳疾忌医，不应当隐藏矛盾，而应当揭露和克服这些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团结真正得到增强，才能使敌人失望，而使全体党员、全体工人和劳动人民高兴。　　我想我在这里无须详细说明，我们的党在目前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是巩固的，是健全的。这不但我们自己承认，全国人民承认，就是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我们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要求，我们揭露党内的缺点，并不妨害这个基本事实，宁可说正是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的。党在基本上的团结、巩固、健全，并不是说党已经没有缺点，而是说党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来考察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分析了目前我们党的状况的两个方面。我以为这个草案所指出的党的缺点值得我们在座所有同志的深刻注意，值得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深刻注意，值得全党各级组织的深刻注意。草案说我们目前还采取着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说我们的党很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还不够，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这些是不是事实呢？我们中间大概没有人怀疑这些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事实的意义之一就是它们威胁着我们党的团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既然包围着我们，他们的思想作风就不会不在我们党的薄弱部分传布起来，而他们的思想作风和我们党的思想作风是不可调合（和）的，因而这些东西就不会不在我们党内起一种腐蚀、瓦解和分裂的作用。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的不足和一部分干部思想政治状况的复杂，就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对于我们党的侵蚀。草案又说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同志们！所有这些是不是事实呢？究竟我们党内对于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是认识得很够，还是认识得不够？究竟现在是不是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骄傲了起来？如果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才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种骄傲的、不能接受批评和监督的人们，那么几年以后，十几年以后，他们就要骄傲成什么样子呢？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事例，表明胜利者的骄傲怎样危害着他们的团结而得了可悲的结果。他们的团结在共同受敌人压迫的时候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而当敌人的直接压迫被推翻了以后，许多胜利者就骄傲起来了，因此就使团结不能继续保持下去了。这种情形在旧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同旧时代的胜利者都不一样，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党，我们的最后目的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随后也就消灭国家权力和党本身，因此我们的团结是可以巩固的。我们从来反对任何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党的二中全会，曾经特别警诫全党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严防骄傲，因为骄傲就可以引导到个人主义的发展，就可以引导到党的团结的损害和破坏，就可以引导到党的事业的严重损失。我们应当时时刻刻都记得，我们的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而且凶恶的敌人还包围着我们，等待着利用我们的不谨慎不和睦来损害我们，而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要来消灭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如果等闲视之，任其蔓延滋长，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　　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党外和党内的各种状况，认为中央通过这个决议是适时的，并且是绝对必要的。决议将极大地提高全党的觉悟、警惕性和战斗力，这是和全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利益完全符合的。决议草案中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各项具体办法，这些办法可以有效地增强团结，并且可以使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受到全党的鄙弃、抵制和制裁。　　为着增强党的团结，政治局认为应当指出，在我们党内的某些同志中有一种说法和做法是错误的，即他们认为：只要他的意见自以为是对的，就可以不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就可以不服从领导，不按党的章程办事。这些同志应当认识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纪律，就是破坏党的团结，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破坏党的最高利益，危害党的生命。因此，这些同志必须深刻认识他们这种说法和做法的错误，并且立即改正这种错误的说法和做法。至于对那些坚持这种错误的说法和做法而不愿改正的人，我们党就应向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便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不致遭到破坏，以便使党的团结不致受到损害。　　毫无疑义，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必须是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只要我们的同志真能按照党的章程办事，只要我们同志切实遵守决议草案中的各项规定，党是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讨论的，党是保证党内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讨论的。为了增强党的团结，我们党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缩小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每个同志都需要别人帮助，每个同志如果有了缺点，犯了错误，就都是党的损失，大家就都有责任来帮助他克服缺点，改正错误。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相帮助，使每个同志都能在我们这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里得到共同的进步，共同把党的工作做好，共同把革命的事业推向前进。　　但是如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所说，在我们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还不是在所有的环节都能畅行无阻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因为它危害着我们党的进步，危害着我们党与群众的联系，也危害着我们党的团结。党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所指示的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轨道上前进，从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出发，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向压制批评的现象作斗争，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原则，以克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提高党性，增强党的团结。毫无疑义，这样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这样的团结就能够大大地增强我们全党的战斗力量，改进我们的工作，以达到新的胜利。　　当然，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人工作的范围内，而不能适用到自己，不能适用到属于自己工作的范围内。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也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是想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巩固党的纪律，来促进党的团结和帮助同志进步，而是想假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名义来削弱和破坏党的纪律，从而削弱和破坏党的团结和党的威信。这样的态度是党所完全不能允许的。我们需要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地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同时应该使那些有上述这类错误想法和错误态度的人能够及时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政治局认为：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必须遵循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所指出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正确的方针，这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因此，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反对破坏团结的言论行动，为了粉碎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党的团结的各种阴谋，为了反对混进党内来的各种敌对活动和敌对思想，为了正确地区别党内斗争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方针，都需要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　　毛泽东同志在 《整顿党的作风》 的演说中曾经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嗅觉，“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这仍然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同志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在增强党的团结的事业上，这些负责同志担负着主要的责任，因此，他们应当以身作则，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并且在党的所有组织和全体党员中进行积极的工作，为增强全党的团结而斗争。只要我们的党是团结一致的，协同动作的，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破坏阴谋，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自我批评
    现在我还要说一点关于我个人的问题。
    多年来，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尽力去完成中央付托给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工作中表现了一些缺点并犯了一些错误，我想利用中央全会这个机会，来加以检讨，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说明。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一九五O年一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一九五一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七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对于二中全会关于发展生产合作的原则规定和解放后农村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事实没有加以认真的研究，因而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在一九五一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得到了纠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二）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其中"城市""和乡村半工人阶级"几个字原来草案上没有，是我加上去再送中央同志传阅后发出的。"乡村半工人阶级"是指贫农而说的。在领导问题上，加上"乡村半工人阶级"这几个字，是由于曾经有过一种想法：我们党在农村中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改革，是依靠贫农来团结农民群众的。贫农是农民革命的骨干，他们在农民中间是起带头作用的。但是，贫农之所以能够在农民革命中起骨干作用或带头作用，毕竟是因为他们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服从我们党的领导。所以这几个字是加得不妥当的。以后在中央答复一军政治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中，又进一步地把以上这些不妥当的说法加以肯定和伸引，这个电报也是我起草的。因此，这个错误主要应由我负责。这已由中央作了纠正。
    在这里，我附带说明一下关于党员发展成为富农者如何处理的问题。一九四八年华北有很多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中央答复，以后东北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紧急的，是可以等一个时候来答复的，因此，我主张暂时不答复这个问题。到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央才发出"无条件地开除不愿放弃富农剥削的党员的党籍"这个指示。我以为中央发出这个指示的时机并不算迟。但我在和个别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能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这些话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凡是说得不妥当的话，都应该取消或修正。
    （三）我受中央的委托负责管理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的时期内曾经犯了不少错误，中央批准的一九五一年全总党组扩大会议的决议和XXX同志的结论已经详细地揭露和批评了他的错误。对于他的这些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
    （四）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对XX在一个关于讨论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问题的文件中所表示的意见提出批评，认为他"在基本上是在主张合作社工作中的资本主义路线"。这个批评是不适当的，应该取消。
    （五）一九四七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订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订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地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这种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杀人过多，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在有些地方则在执行整党工作中采取简单的办法去对付有缺点和有错误的干部。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中央重新发表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XXX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六）一九四三年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因为有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九条原则的指示，使它比第二次革命战争中所进行的同样工作处理得较为慎重，但是在工作中还是犯了许多错误的，第一是在对于情况的估计上扩大化，第二是在审干方法上的"逼、供、信"。最主要的"逼、供、信"，是在大会上追逼和抢救。我是当时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因此，对于当时的这种错误，我也要负一份相当的责任。
    应该说，接受延安审干中所犯过的这种错误的教训，对于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审查干部、清理中层内层、进行忠诚老实和坦白运动，规定不追不逼，避免再犯这种错误，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
    （七）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后，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于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性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使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作这样的分析的。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中央很快地而且完全及时地就抛弃了这个文件中对于时局所作的估计，我也是和中央在一起很快地抛弃了这个估计的。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起实际作用的，应当是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指示，而关于这三大中心工作的指示，不用说是完全正确的。虽则如此，应该说，中央那时也还可以不用那样早就作出这种关于时局的全面的估计，还可以再看一个时候再说。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八）一九四九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则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上述的缺点和错误，对我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虽然说我们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但党中央给我很大的责任，就我所处的工作地位来说，我就应该有更多警惕，特别谨慎，去尽量避免发生错误。有些问题我如果能够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多地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请示，用适当的态度更多地和同志们商量，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有些同志对我说：我在具体工作中有某种片面性，即对某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强调得过分，而对其他方面则有时照顾得不够，因而容易引起工作中的偏差。对干部的观察有时也发生一些偏差。此外，我常常对某些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过快，下断语过快，在说话时表现有些激动，因而不能很好地倾听别人的意见。这种情况当然也就是表现了我的谨慎态度不够。这些同志对我的这些批评是对的，我深深地感谢这些同志的批评，并当注意力求改正。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饶漱石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四中全会作的报告，衷心拥护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中央这个决议（草案）的精神和原则来检查我的思想行动，我是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　　首先，在党的团结方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党内不少同志都发生过争吵和彼此关系搞得不好。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来说，有些是由于个人主义的感情用事，有些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因此，我在处理同志关系问题上，没有紧紧掌握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方针，即“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而往往将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采取生硬的态度来进行批评和斗争，造成了对党的团结不利的结果。　　在这里，我想着重检讨下面两件事情：　　其一是1943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严重错误的。这个问题的发生，首先虽然是由于我对陈毅同志不熟悉，主要还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因为那时我们是处在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环境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扩大敌后根据地是党和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陈毅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且与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的联系，而我则初到解放区不久，既无革命战争经验，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所以，当我和陈毅同志在一起工作时，如果自己能清醒地估计到上述情况，并严格的从当时战争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那么，我就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我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即在双方关系已经发生问题之后，我也应当主动地向陈毅同志把问题说清楚，以求得继续和他团结共事；甚至在陈毅同志已经到了延安之后，我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各种办法来争取和欢迎他返回华东工作。　　可是，我在当时恰恰没有这样做，反以为陈毅同志在中央能把他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为好，致使陈毅同志终于离开了华东，使华东工作受了损失。这是应当由我负责的。　　其二是去年七八月间我与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共事时也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这次我所犯的错误尤为严重。虽然，这一关系问题在去年十月刘少奇同志所主持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处理，我在那次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但现在看起来，我在当时的检讨显然是很不够的，还必须作下面三点补充：　　一、在争吵发生之前，我既未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争吵发生之后，我又自行其是，不尊重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未遵照他的指示及时停止这场争吵。结果不仅造成中央组织部工作上的损失，而且使刘少奇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发生了困难。在我认识错误以前，我甚至向刘少奇同志本人和在私下向个别同志表示过对刘少奇同志的不满。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二、我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因此，我对安子文同志产生一种宗派主义的思想和做法。　　三、在争吵过程中，我对党、对同志的态度也有不老实的地方。例如，当时我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子文同志对谭震林同志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看见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的这句话之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党内团结的教育。又例如，关于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未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问题，事实是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要参加，而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刘少奇同志正是根据我的意见而批准领导小组名单的。但当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正副部长接头会上说明这一点时，我反怪安子文同志说话不择场合，并极力否认这一点，说我也赞成李、龚两同志参加；同时反把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批准的。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　　在这里，我还应当检讨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与某些同志虽未发生过争吵，但彼此关系也不正常。例如，我在东北执行小组时期，因到过东北局，故对彭真同志处理东北问题也有过意见，但过去从未向他本人谈过，却曾多次在其他同志面前谈起。在我和彭真同志直接接触时，也曾经表现对他不尊重，甚至向他发过脾气。这些都是错误的。这反映我对彭真同志有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其次，在服从整体利益方面，我也曾经犯过错误。例如：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财力和干部的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而对中央和其它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因此，当时我曾经在中央所召开的会议上，对薄一波同志和杨立三同志提出过批评。现在检查起来，那些批评是有错误的；特别有一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又如：我在华东工作时，对中央各部门和他们派到华东来指导工作的同志，尊重和支持不够，因而有时使他们在指导和处理华东工作上发生某些困难和顾虑。这是我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的表现。　　第三，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年，我对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等候中央的决定，而是采取了由华东局建议由我来担任的方式。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可是我在听了毛主席这话之后，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外，并未作任何诚恳的坚决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　　总起来说，我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和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　　以上这些错误，说明了我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同时它又说明了，我由于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和党中央对我的信任而冲昏了头脑，滋长了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了个人作用，强调了个人威信，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甚至发展到严重的自以为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终于堕落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　　我的这些错误，在过去之所以没有被同志们所发现和所以能够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其主要原因就是它们是被深深隐蔽在我严肃与谨慎的表相里。在我初到解放区的时候，对于战争和根据地工作全无经验，与根据地部队和地方干部也无联系，而一到根据地就担负起了主要的责任。当时自己的确深感责任重大，力不胜任，常常产生自卑心理（当时项英及若干同志曾讥笑我为外国回来的“洋学生”）。因此，我在对待日常工作问题和处理同志普遍关系问题上，特别兢兢业业，一般表现了谦虚、谨慎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对于个人的生活作风，更特别注意克己；这两方面甚至发展到“谨小慎微”的程度，想从这些方面来取得同志们的好感，来掩盖自己能力与职责不能胜任的矛盾。我的这种态度，虽然主要是想给同志们好的印象，以便于工作，但同时也包含着个人主义的因素。因此，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问题上“谨小慎微”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而在若干大的问题上，却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我一贯以来严谨、克己的外表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变成了掩盖我的缺点和错误的伪装，使我的缺点和错误得以滋长和发展起来，而不易被同志们早发觉。加之后来一个时期我由于骄傲自满而作风不民主，日常生活又拘谨到严重地脱离群众，结果“言路”闭塞，自己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就无所警觉。这就是我的错误发展的过程和所以发展到目前严重阶段的原因。　　我经过再三的考虑，认为我最大的、主要的错误，还在于：没有时时刻刻把党的团结看作是党的生命，及把破坏党的团结看作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也没有牢牢记住“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要维护党的团结，就必须首先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特别是维护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和威信。我们都知道，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之一，一向为全党同志所爱戴和尊重；而我在处理自己和安子文同志这个关系问题上，却对刘少奇同志表示了不尊重，甚至发展到对他表示不满。这种极端错误的行为，必然是损害党的团结的，必然是损害中央威信和妨碍中央统一领导的，因而也必然是危害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我的这种错误，如果不是由于中央政治局及时敲了警钟，使我有所警觉，而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不仅对党权为不利。对我个人也是不堪设想的。　　现在我已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性。因此，今天我有决心向全党彻底揭发我的错误，并向全会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彻底改正我的错误。我所作的检讨还是不深刻的。我要求大家对我严格进行批评，并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全文如下：　　一、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列宁说：“无产阶级之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只是因为它由　　马克思主义原则所造成的思想统一，有组织的物质统一把它巩固起来，这　　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为工人阶级的大军。”工人阶级是由党领导　　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　　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高级干部。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　　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　　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　　上，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的基础上，经过种种牺牲奋斗，　　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　　又由于及时地正确地克服了危害党的团结的敌对活动和错误倾向而日益巩　　固，终于使党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依靠全党的团结，党领导着全国　　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现在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没有最后完成，在　　国内人民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在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包围。现在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我们要逐步实行社会主　　义工业化，逐步实行对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小私有　　者），逐步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把　　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　　杂极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　　
    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　　被消灭的阶级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　　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　　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　　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　　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　　
    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　　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是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的。鉴于我们现　　在还采取着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而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似的包围　　着我们；鉴于我们的党很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还很不够，一　　部分干部中的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鉴于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　　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　　
    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在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　　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　　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　　
    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　　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鉴于这一切情况，　　
    中央认为，当此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历史关头，有权大的必要来　　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全党同志都　　应当认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　　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　　命。列宁和斯大林曾要求苏联共产党“保护我们党的一致，如同保护眼珠　　一样”，这同样应成为我们的格言。　　　　二、为着增强党的团结，全党同志，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省（市）　　
    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对于党的团结的必要　　和自身责任的重大都应有很高的自觉，并应在党内作很大的努力和必要的　　工作。全党高级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应遵守下列各项规定：　　　　（一）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　　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　　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二）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统一的集中的组织，党的团结的唯一　　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　　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　　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　　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　　　　（三）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　　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　　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　　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四）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　　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　　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　　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　　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　　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　　　　（五）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　　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　　　　（六）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　　　　三、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　　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　　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　　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　　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每个同志都可能有缺点或错　　误，每个同志都需要别人帮助，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　　相帮助。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　　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　　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　　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　　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　　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　　或斗争应当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　　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　　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　　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但是对于那种与党　　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　　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　　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　　益和人民的利益。　　　　四、由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以及武装部　　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本决议也以这些负责同志　　为主要对象。对于全党广大干部和党员，应由各级党组织根据本决议的精　　神负责进行关于增强全党团结的教育，保证本决议在全党的贯彻。全党干　　部都应当以身作则，同心同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　　结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六届七中　　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便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全体　　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为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破坏阴谋，保证社会主义建　　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饶漱石《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　　　　　　
    在党的四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在前几天的座谈会上，经过小平、陈毅、震林、子恢诸同志及其他各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感到我在四中全会上所作的检讨，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是不够深刻，不够彻底的，现在有深入进行检讨的必要。以下我就先从四个主要事件来集中地进行检讨：　　　　第一，关于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　　所犯的错误：　　　　我在回忆这一事件的经过及反复研读了当时有关的往返电报之后，深　　深感觉惭愧。我现在痛切地认识到，当时我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无论在　　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现在，我将我当时所犯的几个主要错误分别说明和检讨如下：　　　　（一）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内历史最老的领导同志之一，在内战时期和　　抗战时期都有功绩，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从未犯过　　路线错误。当时他在华东威信很高，同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　　联系，而我则刚到解放区不久，不仅没有革命战争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　　而且在人事上和工作上也都很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能从党的利益　　和人民利益出发，我就应当很好地遵照刘少奇同志临走前的指示，在党内　　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核心，虚心向陈毅同志学习，以求得团结华东党、政、　　
    军、民各方面的同志，和谐一致地来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的胜利；而　　如果我是这样做了。黄花塘事件就可能避免发生。可是，当时我却没有这　　样去做，而是违背了少奇同志的指示，利用陈毅同志当时的个别缺点，冒　　（贸）然对他展开斗争，形成当时以陈饶不协调为基础的华中局及军分委　　内部的不团结，这点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二）我与陈毅同志的关系不协调之后，如果我能本着毛主席的“从　　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方针，把我们两人　　之间的不同意见，以同志的、诚恳的态度，正面向陈毅同志谈清楚，则陈　　毅同志是一定能够接受的，问题也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可是当时我却　　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陈对党史上某些问题的误会，夸大为原则性的错误，　　而对之进行斗争。因此，一方面使得一些坚决拥护中央路线、拥护毛主席　　和少奇同志的干部，对陈发生错觉，逐渐与陈疏远而靠到我这一边；另一　　方面，个别了解党内历史的同志（例如潘汉年同志），则同情陈的处境，　　而对我校为不满，并进行了小广播。这时，如果我能根据党内斗争的正确　　原则行事，召集各方面有意见的同志，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加以冷静分析，　　
    找出不团结的根源和弄清责任所在，然后以同志互相帮助的方法来进行批　　评与自我批评，那么原来对陈毅同志有误会的同志，也可能消除了误会；　　原来散布小广播的人也可能停止了广播；我同陈毅同志不协调的问题，也　　可能得到圆满解决。可是，当时我没有这样做，反而使事态扩大了。因此，　　
    如果当时有些同志由于受到我的错误的影响，而多少犯了一点错误的话，　　其责任完全在我，今天不能责备他们，我更不能藉口当时他们帮过我的腔，　　
    而把一部分错误责任加到他们身上。　　　　（三）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还曾经采用了某些党外斗争的方　　法到党内来。当我与陈毅同志的关系已经发生不协调之后，我却离开机关，　　
    下乡作调查研究工作。表面上看，我是避开这个斗争，实际上变成有意听　　任由于我和陈毅同志的不协调而产生的混乱状态发展和扩大。然后我才从　　乡下回来，并采取一些不正确的、打击的方法来对付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　　志，使他们两人陷于孤立。　　　　（四）在斗争陈毅同志的过程中，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态度也是不　　老实的。这种不老实态度主要表现在：我为此事写给毛主席的电报上，有　　夸大和歪曲事实的地方（不过电报中有一句所谓“陈脱离军部到四十里外　　地方玩三个月”，我怀疑电文有误，现在还正在查核发报原文中）；在给　　中央的电报里我不仅对自己没有只字的自我批评，而且把事件的责任全部　　推在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志的身上；同时，在电报中又向中央暗示，陈毅　　同志有调离华东之必要。我对中央不老实的态度又表现在：当着华中局、　　军分委的几个负责同志，由于受到我的影响而发电报给中央控告陈毅同志　　的时候，我本来对他们这些电报是同意他们照原文发出的。但我又在另外　　一份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赖等电文有些过火的地方，我也不便禁阻和修改　　他。”我的这种做法，在客观上造成双重的错误：第一就是增加了中央当　　时对陈毅同志的误会；第二是由于我的这种不老实态度，使得一些当时受　　我影响而对陈毅同志不满的同志，跟我一起犯了错误。　　　　（五）我在这件事情上犯的错误发展到最高峰，是在陈毅同志到了延　　安之后。陈毅同志见到毛主席并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和解释之后，立即作了　　正确的、诚恳的、彻底的自我批评，并发电报向我们进行自我检讨，其中　　对他自己批评很严，而对我和华中各同志并无只字批评。当时毛主席也曾　　来电指出，这次争论“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现已不成问题”。主席并特　　别指出，陈毅同志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都有功劳，并未犯过路线错误。　　主席来电中也无只字批评我和华中的同志。很显然的，陈毅同志和主席的　　来电，完全是从加强党的团结出发的。我当时如果能够站在党的立场来看　　这两个电报，就应当有所感动而反躬自省。可是，我却丝毫没有从中得到　　启发，来虚心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以达到继续与陈毅同志团结共事，　　不负中央的期望。相反地还对陈的自我批评表示不满，复电内容与毛主席　　指示的精神完全相反，实际上是把主席和陈毅同志的来电顶了回去，从而　　使自己的错误由对陈毅同志进行斗争发展到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这　　说明我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不从团结出发，和胆大妄为已发展到如何严重　　的地步！　　　　综上所述，黄花塘事件本身，并不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组织问题或路　　线问题的争论，而是我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出发，为了建立个人威信和　　巩固个人的领导地位，而不顾党内团结，不顾革命战争的利益，采用了不　　正确的斗争方法，抓住陈毅同志的个别缺点来打击他，并在事实上造成了　　赶走他的结果。这种斗争，完全不是从党的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个人的野　　心出发的；这种斗争绝不能加强党的团结，而只有破坏了党的团结；绝不　　能起到正确的教育自己，教育同志，锻炼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作用，而只　　有造成党内是非不分，思想混乱，并使许多被我的错误所影响的同志也跟　　着犯了错误。幸得有党中央毛主席正确的方针、路线的领导，幸得有华东　　广大干部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在各方面努力进行工作，这样，才使　　得华东的工作，在陈毅同志离开之后，没有因我的这一错误而遭受更大的　　损失。　　　　我现在回忆起十年前这一历史事件，痛切地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我　　辜负了当时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和委托，做出了损害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的　　行为，并使陈毅同志在精神上、威信上遭受莫大打击。我对陈毅同志犯下　　了这样的罪行，我深深地感到对不起陈毅同志。十年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始　　终对我宽容，陈毅同志也始终不记旧怨，对我委曲求全，耐心地等待我的　　觉悟。而我则不仅在事件过去后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反而一直执迷　　不悟，并且在十年来我还在个别次要生活作风问题上，一直对陈毅同志存　　有偏见，看不到他的优点，看不到他的为党的事业而忘我工作、不记私怨　　的高尚品质，如果不是这次党的四中全会向我敲了警钟，我对自己的这一　　错误还毫无觉悟。这只能证明我的党性不纯，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如　　何严重地蒙蔽了我的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值得我特别严重警惕的。　　　　第二，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　　　　一九四九年陈毅、粟裕、刘晓三同志由北京开完人民政协返沪后，华　　东局常委曾讨论过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问题。当时陈毅同志传达了中央　　的指示，并讲到他在北京时，毛主席主张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以陈　　毅同志担任为宜，因陈表示谦让，主席即要他回华东局商量后再作决定。　　当时我如果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的打算，就应当坚决拥护陈毅同志当军政委　　员会主席，可是当时我并未这样做。在华东局常委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时，　　并未根据毛主席的主张来进行研究；事后，组织部所提出的华东军政委员　　会人事安排名单，也未再提到华东局正式会议上讨论通过，而仅由在家的　　几个常委传阅了一下，即算作华东局的建议，由我带到中央。当我见到毛　　主席时，主席又当面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　　担任，但我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此职的建议外，并　　未有任何诚恳和坚决拥护由陈担任此职的表示。这样，就不能不造成主席　　和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顾虑和困难。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了由我　　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公布之后，党内外　　发现除华东外，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一时揣　　测纷纷，曾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　　　　这件事说明，我在处理有关个人地位的问题时，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　　个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作出发点，所以，在　　处理过程中表现出：（一）我在党内外斤斤计较个人地位；（二）为了达　　到个人地位的目的和要求，对党对同志不是采取老实诚恳的态度，而是采　　取了虚伪的、极不老实的态度；（三）为了达到个人地位的目的和要求，　　我甚至发展到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这个错误，严重地暴露　　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且说明这种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程　　度。　　　　第三，关于我来北京休养的问题：　　　　一九五二年一月，华东局各负责同志发现我疲劳过度，颜面痉挛，无　　法工作，乃决定要我休息一个时期。因我不肯完全丢开工作去休息，他们　　很不放心，又经过粟裕同志将我的病况电告中央。中央立即复电决定我来　　京休养，并要粟裕同志陪我来京。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局各同志上述这　　些措施，完全出于对我的爱护之忱，他们期望我离开原地安心休养，以便　　早日恢复健康。我在整个休养时间内，中央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　　的。现在回想起来，对于这点我是衷心感谢的。但在我来京休养的这一段　　时间内，我的思想行动却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护　　和期望，犯了很多的错误。　　　　我一到北京，就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在会上了解全国各地“三反”、　　“五反”的进展很快，成绩很大，各地领导决心很强，相形之下，我就深　　感华东特别是上海的“三反”、“五反”比各地落后了一步，而我过去在　　华东对“三反”、“五反”的领导决心也是较差的；加以在我到京之后，　　知道中央拟派彭真同志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因此，第二天进　　医院之后，我从个人主义出发，产生了很多患得患失的错误心理和作了种　　种不应有的揣测，例如：　　　　（一）我已感觉到华东和上海的“三反”、“五反”比各地落后了一　　步，而中央当时对各方面批评都比较严，却对我没有正面提出批评，是否　　因为我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所以使中央有顾虑而没有批评我呢？　　　　（二）由于我已感到上海的“三反”、“五反”和镇反、城市工厂工　　作都比各地落后了一步，我在领导这些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错误，顾虑彭　　真同志到上海去之后，这些错误可能被反映到中央来，因此，内心深感不　　安；　　　　（三）后来中央决定不要我回华东去休养，我又猜想是否因为中央已　　发觉我在华东的工作有错误，而我又不能接受正面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　　如果我回华东休养，这些错误就不易揭发，所以才在我生病期间要彭真或　　薄一波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和检查我的错误，而不让我回去？　　总之在养病期间由于自己已感觉到过去的工作有些错误，但自己又没有勇　　气向中央去承认和检讨，所以当时这样或那样的患得患失想法是很多的。　　　　上面所说的这些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想法，当然都是错误的。但在进　　行睡眠疗法之前，这些想法都隐藏在我的内心，未曾暴露。这是第一阶段　　的情况。　　　　第二阶段，到了睡眠疗法过后，我暂时搬到新北京，住在主席隔壁。　　搬去的第二个晚上，睡眠疗法后的反应达到高潮，神经紧张到难以控制，　　情绪十分烦躁。在这个情况下，我十分害怕病势发展，立刻要变成神经病，　　
    顾虑一旦神经控制不住，我会在胡言乱语中，把自己内心那些个人主义患　　得患失的错误心理，统统暴露出来，使党误会我的神经病是由于我对党不　　满而引起的。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想趁自以为还能够控制自己的神经的时　　候找毛主席谈一下，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一下，并试探中央对我的态度。　　
    那时已经到了半夜，主席已经睡眠，但我还是硬请他起来长谈了三个钟头。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完全反常的、不顾主席健康的行为，实在感到惭愧。　　　　第三阶段，我同主席谈话之后，自己发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一些想　　法都暴露了，心里十分懊悔，又害怕继续暴露出来，所以，在以后一段休　　养过程中，我一方面迁怒于苏联医生，怪睡眠疗法把我的神经弄坏了；同　　时又迁怒于陆璀同志和艾丁同志，顾虑他们会将我病中种种想法向党反映；　　
    另方面，又对来访的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表示冷淡，甚至拒不见面，害怕　　在谈话中又暴露了我的那些错误思想。　　　　总之，我在养病过程中的种种表现，说明了我的党性是多么不纯，个　　人主义是多么严重，我是如何的辜负了中央、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　　护和期望。今天想起来，非常惭愧，非常难过。　　　　第四，关于我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我对少奇　　同志不尊重的问题。　　　　去年七八月间，我在组织部与安子文同志一度发生过严重的争吵。在　　争吵的发展和处理过程中，我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当时，由于我对安子　　文同志在三月间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加以在七月间财经会议上　　又受到某些同志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说安子文同志敌我不分，组织　　部用人不当等）的影响，我就开始对安子文同志存在一种浓厚的宗派主义　　情绪，并从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出发，产生了一种政治性的投机心　　理，即：企图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根据下，通过一场争吵来发现和证明我对　　安子文同志的揣测的正确，藉以向中央、向少奇同志显示我的政治警觉性　　高和能够迅速发现问题；即使通过争吵得不出预期的结果，也可以在中央　　及若干对安子文同志的看法与我一致的同志面前，表示我与安子文同志早　　已划清了界限，并可以表明在名单问题上，我与安子文同志是无牵扯的。　　为达到这个政治性的投机目的，但当时又不便在组织部内提出名单问题，　　故我于七月中旬开始就有意抓住组织部工作上的某些问题和安子文同志的　　个别缺点，同安子文同志发生争吵，并采取了极端蛮横的态度和许多不正　　派的方法（实际上是党外斗争的方法），来斗争安子文同志。特别在七月　　二十二日子文同志向少奇同志报告说我把他们四人划成一个圈圈，企图在　　财经会议上斗争他并想把他赶出组织部之后，我没有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　　
    劝告和制止，及时地停止争吵，反而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并因在这个问　　题上少奇同志不支持我和一再制止着我，而公开对少奇同志本人和私下向　　个别同志，并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　　均表示过对他的不满。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彻底地暴露了我思想方法　　的主观，主义，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为严重，党性极为不纯，　　作风极为恶劣，对党对同志极不老实。我在组织部争吵的错误发展的结果，　　
    不仅是打击了安子文同志，破坏了党的团结，使组织部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而且因为少奇同志是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是代表中央来直接领导中央　　组织部和我的工作的同志，我在处理自己同安子文同志争吵的这个问题上，　　
    不服从少奇同志的领导，不执行他的指示，不听从他的劝告和制止，甚至　　发展到公开对他不尊重。这在事实上就是不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就是不执　　行党中央的指示，和对抗党中央的行为。在组织部与组织工作会议中，我　　的错误的严重性正在于此。　　　　以上是就我所犯的错误的总的方面及其根本性质来说的。现在我再把　　这件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在每一过程中我所犯的错误，分别说明和检　　讨如下：　　　　一、若干年来，我由于个别次要的工作关系，对彭真同志和薄一波同　　志怀着一种宗派主义的错误成见。在去年财经会议期间，由于某些同志对　　薄的批评与我过去对薄的看法相吻合，就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成见。因此，　　我在财经会议期间，不仅未发现某些同志对薄一波的批评过分的那一面，　　相反地，还一再把这些过分的批评意见当做正确意见去向少奇同志反映；　　有时我甚至极错误地、胆大妄为地怪少奇同志不倾听别人对薄一波的意见。　　
    也就是说，过去在这一点上我对少奇同志是有些不满的。经过四中全会彭　　真、薄一波的自我检讨后，事实证明：过去我是从宗派主义情绪出发来向　　少奇同志反映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意见，因此我过去的意见是片面的，　　
    是错误的；而少奇同志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看法是全面的，正确的。　　　　二、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内，不止一次地同我　　谈到安子文同志“用人不当，敌我不分”。七月中旬，财经会议转入对薄　　一波同志展开批评之后，陈正人同志发现安子文同志有几天未到会，也向　　我谈起安子文同志有用人不当的错误，并说：“我和计划委员会都怀疑如　　果组织部的工作不加改进，能否从党的组织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本　　来，我自去年三月以后，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已有错觉，听了　　高、陈等人这些话之后，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　　就在七月二十二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权为不满，并　　且不问情由和不择手段地加以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　　到财经会议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陈等同志　　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现在事实　　证明：安子文同志并未袒护薄一波同志，也无宗派活动。组织部工作的同　　志都是好的，并无用人不当的事实。至于所谓他使用的某个干部有政治嫌　　疑，直到现在尚无确凿的材料和证据。相反，正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存有　　宗派主义的成见，所以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意见容易被我接受。所以，　　这种错误是应当完全由我负责的，而丝毫也不应当推到高岗、陈正人等同　　志的身上。　　　　三、正由于我在七月二十二日采取极端错误的反常的做法斗争了安子　　文同志，所以引起了安子文同志极大的反感。他估计我如果不是神经失常，　　
    就是把他同薄一波等四个人划了一个圈圈，并存心要把他从组织部赶走。　　因此，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的这个估计报告了少奇同志，又在七月二十三　　日晨告诉了高岗同志。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　　高岗同志又把安子文同志的话告诉了我。我当时很生气，并丝毫未加考虑，　　
    立即在核心小组会上讲开来，使周总理感到为难。同时，我又错误地猜测　　安子文同志所以会想到我可能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及他所以会把　　自己的推测告诉高岗同志，可能与三月间某种名单问题有关（因为当时安　　子文同志告诉我，某种名单他是同高岗同志商量过的），所以在七月二十　　四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我又向高岗同志质问“名单”　　的事。可是这时正是毛主席发现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有些　　偏差，因而开始提出应当从加强党内团结出发来收缩和结束财经会议的时　　候，而我在此时却在财经会议的领导核心小组会上两次提出这个与主席当　　时所采取的方针恰恰相反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实际上是火上　　加油，起了破坏党的团结的作用，并使周总理对财经会议的掌握增加了困　　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来负责。　　　　四、在少奇同志告诉我安子文同志对我的上述误会之后即一再劝告我　　要冷静从事，不要向安去追问，也不要为此事再在组织部进行争吵。但我　　不仅未听从少奇同志的劝告和指示，反而对少奇同志说：“安说我有宗派　　我可以不管，但他说我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我一定要在组织部内　　弄清楚”。接着，我就在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借题发挥”，以组织部检　　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题，要求开会专门检讨组织部工作，实际上就是逼着　　安子文同志作检讨。这个检讨会在八月中旬接连开了两天，不仅会议的召　　开是违背少奇同志指示的错误行动，就是会议上我对安子文同志的指责，　　也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本来他检讨得很好，我却有意吹毛　　求疵，强辞夺理，把他的优点硬说成是他的缺点，对我自己的错误，则毫　　无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的批评。结果，不仅把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问　　题弄得复杂化了，而且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张，其他同志更加惶惶不安，造　　成工作上的很大损失，从而使少奇同志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的关系问题　　上发生了很大困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五、从组织部两天检讨会之后，由于安子文同志休假，特别是由于少　　奇同志坚决禁止我们再争吵下去，这才使得这场争吵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开幕之前，在表面上停止下来。在此期间，我们集中精力准备组织　　工作会议。我向中央所提出的组织工作会议建议，只主张就中央已经批准　　的文件进行讨论，而坚决不主张检查组织部过去几年来的工作。因此，关　　于组织部过去几年来工作的检讨报告，只由安子文同志个人仓促进行准备，　　
    事先未经集体研究和讨论。所以，各地同志对此报告提出许多批评，我是　　要负责的。同时，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避免与安子文同志再发生误　　会起见，始终与各地到会同志未作任何单独接触。这也是使得当时组织工　　作会议开的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点，同样是应由我负责的。　　　　六、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名单的事又同　　安子文同志发生过争吵。当时对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是否应参加领导小　　组的问题，在少奇同志处研究时，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应参加，　　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最后少奇同志根据我的意见批准了领导小组　　的名单。在名单宣布后，因有同志对此发生疑问，安子文同志即在组织部　　正副部长接头会上向我反映。我听后即责备安子文同志说话不择场合，并　　权力否认我是不主张李、龚两同志参加领导小组的，反说我也赞成他们两　　人参加；同时，并把责任推到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　　批准的。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另外，在某次我同安子文、赵汉同志　　去翠明庄看各地同志时，曾同安子文同志谈起谭震林同志的特点，就是说　　谭震林同志容易走火。当时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　　子文同志对谭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毛主席在　　听到谭震林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　　听到谭震林同志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　　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　　党的团结的教育。我这样毫无根据地、极不严肃的说法，不仅是表现我对　　党对同志不老实，而且在客观上是造谣，歪曲了毛主席的正确做法，损害　　了毛主席的威信，并可能产生对党的团结极为不利的结果。这个错误的性　　质也是极为严重的。　　　　七、据安子文同志最近对我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　　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对于这　　一点，我在事先却无所知。反之，他发言中列举若干具体事例批评安子文、　　
    薄一波两同志，则恰与我的宗派主义情绪相投。加以他的发言中首先声明，　　
    他的发言内容事先已同毛主席、少奇同志谈过，故在他的发言稿印出之后，　　
    我未再行阅读过（因为在第一天大会发言之后，第二天就转到领导小组检　　查组织部内部的不团结问题去了，检查组织部内部不团结问题之后，就紧　　接着要我准备总结报告，因为我的眼睛不好，不能写，不能多看，因此，　　这些东西拿到我秘书那里我都没有看）。反之，在当天张秀山及其他各大　　区同志发言之后，我还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像财经　　会议上那样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　　步。今天来检查，当时我的这种想法，说明我在对安子文、薄一波等同志　　的宗派主义情绪之下，政治嗅觉已经麻木到如何严重的程度。正由于在这　　方面丧失了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所以，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　　驳，客观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自己意想不　　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八、关于我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在前面我已经检讨了错误的性　　质及其严重性。至于说我在什么问题上用什么方法反对少奇同志，以及反　　对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目的，事实也就是上面各点中所涉及的这一些。因　　此，我不再重复说明。我过去同少奇同志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　　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　　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少奇同志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　　同的意见。而只有当着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　　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少奇同志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不同的意见。　　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在对彭真、薄一波同志及去年七八月以来对安子文同志　　的看法上，我与少奇同志有过不同的意见，并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争吵　　的问题上，我因少奇同志不支持我而对他表示过不尊重。在这个问题上甚　　至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甚至错误地认为，对安子文同志争吵不能解　　决的关键不在安子文同志，而在少奇同志对我有误会。在张秀山发言这个　　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同志的印象。而恰恰　　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　　岗同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同志不尊重，在个　　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少奇同志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　　岗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了许多同志对我　　的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此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以为我是全面的反　　对少奇同志；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　　与高岗同志的反刘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岗在幕　　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同志们　　对我的这种种猜测，我现在无法申辩。我只有请求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　　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我愿在这个问题上将一切有关材料向党中央　　作专门的报告和交代。　　　　这次座谈会上，同志们提出的十七个问题，在我对上述四个主要问题　　的检讨中绝大部分均已涉及；余下的两三个问题，因时间所限，我不再逐　　一检讨，当于会后向中央写书面检讨时补充进去。另外，有的问题虽然在　　这次座谈会上没有提出，而我已在四中全会上作了检讨的，现在也不再重　　复检讨。　　　　总起来说，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所犯错误都是极端严重　　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　　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不惜采取政治性的投机行为，对党对　　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甚至由此发展　　到严重地自行其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　　
    损害党的团结。　　　　我在党内团结问题及其它有关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表现了我的党性不　　纯，表现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入党多年来并没有得到克服，近　　年来反而得到了发展。我所犯的几次错误，虽然是发生于不同的问题上和　　不同的情况中，但错误的性质，有其共同性；犯错误时的想法和作法，有　　其历史的连贯性。因此，我的错误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着一定的思想根　　源和社会根源的。我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入党以后，就一　　帆风顺地担任着各项领导工作，既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也没有受　　过党内整风的严格教育和锻炼，而自己在顺利发展中又不能自觉地进行艰　　苦的自我思想改造。所以，虽然入党多年；我的思想意识中个人主义的孽　　根未除，思想方法上表现主观、片面、自以为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对党　　内某些问题的处理，就不是从马列主义出发，不是从党的利益和劳动人民　　的利益出发，而是夹杂个人主义成分和主观片面的见解，往往自觉地或不　　自觉地反映了许多资产阶级的观点、情绪和作风；往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　　把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斗争方法和“权术”运用到党内斗争中，致使斗争　　的结果，不仅不能加强党的团结，反而破坏了党的团结。在过去艰苦的白　　色恐怖环境和根据地严重的战争环境中，我还比较注意约束自己，非无产　　阶级的思想作风在正常情况下是被压制着，没有造成很大危害。但在根据　　地局面比较顺利发展时，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我的非无产阶　　级思想、作风，就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而大大发展起来，因而做了一　　些对党的团结不利的事，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我自　　己感觉多年来党中央、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对我十分信任和器重，由于我自　　以为多年来工作有了成绩，更由于我自以为一向未犯过大错误，从未受过　　党的处分，因此在我到根据地工作的后期，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后的这几年　　当中，我就冲昏了头脑，逐渐滋长起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严重地自　　以为是，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　　人作用，忽视集体领导；强调个人威信，计较个人得失；终至堕落到资产　　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泥坑里而不知醒悟。　　　　去年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起草《增强党　　内团结的决议》的建议，并对当前进行危害党的团结的同志提出批评和警　　告，而这些批评和警告又主要是针对高岗同志和我而发出的。当时我听了　　毛主席的这番批评和警告，竟然没有特别的感觉。直到四中全会开会前数　　日，少奇同志正式通知，要我准备在四中全会上发言，并说明中央关于增　　强党内团结的决议草案是有所指，其中所指之一即是我。这时我才大吃一　　惊，开始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警觉，而转入沉痛的反省，并在反省过程中和　　同志们耐心帮助下，逐渐认清了自己的错误。我对自己所犯错误感觉如此　　迟钝，觉悟如此迟缓，其原因除了我在四中全会检讨中已提到的对自己错　　误缺乏自觉性之外，还由于我错误地认为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结束不久，关　　于我在组织部闹不团结的事件，我已作过检讨并经中央审查解决，而没有　　体会中央当时对我那么宽容，主要是为了等待我自己觉悟。这是特别值得　　我在今后警惕和猛省的。　　　　我现在痛心地发现我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它对党对人民的危害性。　　
    我深切地了解，如果我对自己的错误不立即“悬崖勒马”而放任其继续发　　展下去的话，其危险真是不堪设想：　　　　我在这些天来，对自己的错误愈是深入挖掘一步，就愈是深感我辜负　　了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和党中央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就愈是深感我辜负了　　许多同志和战友对我的爱护和期望，就愈是深感我玷污了伟大而光荣的共　　产党员的称号。　　　　因此，在我痛心地检讨我自己的错误时候，我衷心地感激党中央对我　　的及时挽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所犯错误的揭发、批评和帮助，并向　　党中央、毛主席和同志们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我必将彻底进行　　思想改造和改正我的错误。　　　　我的检讨有不够深刻的地方，希望同志们继续严格提出批评。我准备　　在会后作进一步的挖掘和更深入的反省。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撤　　消我现在一切职务，派我到下层工作中去，使我在下层工作中能够更好地　　锻炼自己和迅速地改正错误，并为党为人民作更多有益的工作。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　　　　
    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四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关于高岗的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有如下事实：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高岗硬说中国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白区；说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因而：一、认为编党史，要对党内若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定论；二、企图以这种荒谬理论来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并准备八大代表团，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一九四九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些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资料；同时，又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高岗诬蔑中央领导同志有宗派，实际是掩盖着自己的宗派活动，以便打击中央领导同志，使自己获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刀。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高岗伪造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政治局或书记处的所谓“名单”有某无某，诬蔑中央领导同志不赞成某同志担任中央某部工作，不支持某同志在某省工作中的正确领导等等，以挑起党内的不和。他利用某同志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的个人意见，制成各种流言，广为挑拨。他利用他已有的权位，寻找矛盾，逢甲说乙，逢丙说丁，或施挑拨，或行拉拢，或两者兼施。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高岗的干部政策是无原则的有派别性的，他常常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企图在党内造成派别，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他私自许愿，说要提某某同志为后补中委，提某某同志为政治局委员，说某某同志可为部长等等，实为党章党纪所不许。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高岗在任东北局书记时，对工作报喜不报忧，不愿意检讨，受不得批评。他来中央工作认为是调虎离山，后来仍兼东北局书记才放了心。高岗历来不愿中央及中央各部门对东北工作进行检查，一遇检查即利用检查人员的某些弱点大肆攻击，企图使人望而却步。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高岗对于中央政治生活作了许多曲解，并散布许多流言蜚语，攻击别人，吹嘘自己，因而也影响了一些同志对他发生错觉，破坏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高岗为了便于夺取权力，就处心积虑装潢自己，卖弄自己，其办法不是自己努力学习，却是冒人之功，以为己功。高岗在讨论马林科夫报告时有关商业问题的发言，完全是别人的发言文稿，竟窃为己有，以之蒙蔽中央。高岗在中央会议上，许多发言提纲，不但是由别人代笔，而且并非都由其本人授意起稿，亦非都由其本人仔细研究后才提出的，但高岗却图以此来骗取中央信任。高岗对马列主义懂得极少，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已经走到马列主义的反面，但却常宣传自己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以图扩大自己在同志中的影响。　　八、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高岗在东北时，未向中央请示，就与个别的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在去苏回国后的个人谈话中，他亦有不少播弄是非的话，并借此吹嘘，抬高自己。且有不少言论和观点，显然是不利于中苏团结的。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添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赞成他所推戴的同志，而只是想拿他们作为自己上台的跳板和护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活动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同志们最近的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应当指出，这种私生活的腐化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党的表现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反对并坚决地抵制这种腐蚀。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看来，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　　党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四中全会，向全党敲起警钟，并向高岗提出他的错误的严重性，要其沉痛反省，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错上加错，自绝于党。　　尽管四中全会采取了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尽管高岗在四中全会上及在四中全会后的座谈会上进行了两次表面的检讨，但在实际上，高岗是拒绝反省的。他仇恨党，仇恨同志们帮助他揭发错误，拒绝向党揭发他自己最丑恶最本质的东西，最后，竟不顾党和同志们的多次警告，终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自绝于人民。虽然自杀由于同志们的阻止未遂，但这种在实际上是叛变党的行为已昭然若揭，无可抵赖。　　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利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他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高岗至今仍企图蒙混过关，在他的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检讨中，妄想以仅仅承认反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宗派活动和非法活动及错误发展下去就会分裂党的说法，来掩盖他的分裂党以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全部阴谋活动，并避重就轻地以一时思想糊涂企图毁灭自己为词，诡辩他在阴谋活动暴露后更加仇恨党、仇恨同志的绝望的自杀行为。因此，对高岗目前的似乎有些悔罪的谈话，不能轻于置信，必须长期加以管教。如高岗现在真有愧悔的念头，就必须听候党的管教，沉痛认罪，彻底交代。没有长期的考验，决不会相信他会丢掉他的长期发展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高岗的事件的发展证明中央及时召开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直至高岗自杀前一直耐心地说服教育他认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中央决定把他的罪恶向全党高级干部宣布，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向全党公布，并将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内容在报纸上公布，以便使党的高级干部、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分别地了解所需要了解的情况，以便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以便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加强自己的斗争。　　从高岗的事件中应当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自满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结果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　　　　兹将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的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结果报告如下：　　　　会议开了七次，第一、二、三、四次着重对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事　　实；第五次和第六次到会同志们发言，对饶的错误继续有许多揭发；第七　　次由饶发言，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陈毅两同志发言，座谈会结　　束。　　　　到会者计华东在京干部和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二　　十六人，第七天结束会议时，来听饶发言者计各大区及中央各部同志六十　　六人。　　　　座谈会认真地对证与揭露了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具体事实。饶对所　　犯错误，常常采取抵赖态度，故事实对证十分必要。在对证事实中，饶漱　　石同志采取一部承认，一部抵赖的态度。第五天和第六天在各同志发言时，
    饶仍在重要关节问题上进行狡辩。　　　　座谈会对饶漱石同志的问题，得有下列几项结论：　　　　一、根据座谈会所对证的事实，说明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　　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　　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甲、座谈会研究了一九五三年饶漱石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　　会议期间中破坏中央领导威信和破坏党的团结的问题。在这个期间中，饶　　漱石的活动完全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极阴险的野心家，并且在实际上与高岗　　形成反党的联盟。　　　　饶于一九五三年二月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为了一步一步地取得更高　　权位的卑鄙目的，就根据自己的宗派主义的争夺权位的丑恶思想，去歪曲　　中央的政治生活，错误地估量某某等同志不行了，某某人行了，并根据这　　种荒谬的想法，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他和高岗同时利用安子文同志　　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机构成员的个人意见，捏造并大事宣扬某某等同志　　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而某一中央领导同志则是这个宗派或“圈圈”　　中的支持者。他向别人说，财经会议已经斗了这个“圈圈”中的谁，而在　　财经会议后又将斗争这个“圈圈”中的另一个谁。这些话证明了他和高岗　　在一起企图在党内制造混乱和分裂。接着在财经会议尚未结束时，他就不　　经中央任何人预先知道和同意，毫无理由地捏造各种籍口，在中央组织部　　内部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因为他认为安子文同志就是他们所谓“圈　　圈”中的一分子。饶发动这个斗争，一方面是采取一切横蛮办法以图达到　　征服或排挤安子文及其他同志的目的，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利用发动这　　个斗争，来表示自己以最积极的行动，支持并参加高岗的分裂党和夺取党　　与国家最高权位的斗争。饶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不但事先未报告中央，　　未取得中央同意，就在后经中央发现其错误，予以制止时，饶亦毫不悔悟，　　
    并且公然拒绝中央的干预，继续进行这个斗争。饶在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　　斗争时，指出安的错误之一是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当饶的卑鄙活动和卑鄙　　手段在全国组织会议领导干部中被揭穿之后，饶竟然无耻地对安子文同志　　说，当时他指对财经会议有抵触的不是安，而是中央领导同志，这就是说，　　
    他发动斗争的目的不是在于反对安子文同志，而是在于反对中央领导同志。　　
    这些事实说明饶发动这个斗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胸有成竹的。他为着　　破坏党中央的威信，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参与高岗的反党活动，进行政治　　投机，幻想政治投机成功后可以爬到更高的地位，达到巩固与发展其个人　　权位的卑鄙目的，他是完全不择手段的。在他的行为中，已经完全违背了　　党的立场、党的原则和党的纪律。　　　　饶漱石追随高岗的反党活动，在实际上是反映着资产阶级腐化、破坏　　和分裂我们党的企图。　　　　乙、座谈会研究了饶漱石同志多年来的行为，证明了他在一九五三年　　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是他们向来的个人野心发展的一种结果，而　　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没有历史的来源的。例如下列的三个事件就可以说　　明这一点。　　　　（一）关于一九四三年秋饶漱石同志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斗争陈　　毅同志的事件。根据曾山、赖传珠、张云逸、刘晓、刘长胜、陈毅等同志　　的揭露以及饶自己在座谈会上所愿意承认的事实来看，特别是饶在当时为　　斗争陈毅同志所给中央的电报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回电来看，证明这一事件　　完全是饶漱石同志利用陈毅同志的个别性质的缺点和错误，而进行的排挤　　陈毅同志的宗派活动。饶在发动斗争前既不同陈毅同志当面商谈，又不向　　中央请示，即独断专行，在新四军直属队负责干部中对陈进行斗争，完全　　错误地加陈毅同志以所谓反毛泽东同志、反政治委员制度、并要赶走饶的　　罪名，去蒙蔽一部分干部，以便打击和排挤陈毅同志。饶在自己致中央电　　报中捏造陈毅对工作不负责任等项事实，欺骗中央，同时，又捏造自己曾　　对陈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因而要求中央派才德兼备的干部来代陈，这　　样才达到其赶走陈毅同志的目的。　　　　一九四四年，陈毅同志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陈毅同志对自己在华中　　局团结问题上的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错误曾电告华中局进行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亦电告华中局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　　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又指出陈　　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又指出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　　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饶漱石同志回电对毛　　泽东同志的指示和陈毅同志的自我批评仍旧采取顶回去的对立态度，又策　　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电告中央采取同样态度。　　　　从黄花塘斗争陈毅的事件表现出，饶漱石完全违背中央的意旨，运用　　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挑拨离间的手段组织党内斗争，并捏造事实企图蒙蔽中　　央，以达到其为个人争夺权位的卑鄙目的。　　　　（二）关于一九四九年饶漱石同志努力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　　的事件。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协会议结束后，中央曾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　　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的名单，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负各大区军政委　　员会主席，在中央处理此问题时，其他各大区毫无阻碍，唯华东区因饶漱　　石同志不在北京，未能定案。当时，毛泽东同志亲告陈毅同志，要陈担任　　军政委员会主席。陈以上海事烦、不能兼顾为辞，提饶漱石同志担任。毛　　泽东同志仍说由陈担任为宜，但表示此事可交华东局商议再报中央决定。　　陈回上海向饶转述毛泽东同志指示，饶立即表示由自己任主席，毫不考虑　　中央意见，亦并未正式提交华东局会议讨论决定。以后饶来中央，毛泽东　　同志又向饶说明各大区均是司令员兼主席，饶此时托词华东局有几个同志　　不赞成陈毅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来达到使中央任命饶为华东军政委　　员会主席的目的。饶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自己“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个　　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作出发点”，“对毛主　　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　　　　（三）关于一九五二年二月饶漱石同志到京休养的事件。在“三反”　　“五反”期间，饶漱石同志因眼睛呈痉挛状态，难于坚持工作，因此，粟　　裕同志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的建议，并为爱护饶起见，　　特别指定粟裕同志陪同饶赴京休养。饶在奉电到京时即有怀疑揣测，到京　　后听说中央要派某某同志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怀疑更深，到北京　　医院治疗时亦曾根据其错误的揣测，向当时同住医院的同志表示其不满情　　绪。出院后，这种对中央的不满情绪更发展到不能自禁的地步，在某天的　　夜半三时大闹起来，坚决要同毛泽东同志谈话。在三小时的谈话中，主要　　是怀疑中央是否对他信任。 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质问约为三点：（1）　　他对敌斗争是否勇敢？（2）他在华东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为何　　要用粟裕同志陪他进京的方式调京？经过毛泽东同志解答仍然不能释然于　　信，毛泽东同志最后提出如你（饶）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　　你回华东工作。饶此时始感觉自己无理，同时因为已试探出中央确无别意，　　
    才辞出。此后，饶立即转入长期休养。在大连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　　确定调京工作，饶之不满情绪又有发作。　　　　饶在座谈会上曾说出由于自己的怀疑，曾向中央进行试探，以后在事　　实上证实中央对他确是一番好意，才放了心。座谈会又证实以后饶虽然口　　称解除了对中央的怀疑，但并非有所觉悟，并未检讨自己，而是采取多种　　多样的弥缝办法，来掩饰自己曾对中央不满的错误。　　　　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其他大小事件，座谈会揭露很多，这里不多叙　　说。　　　　二、座谈会一致指出：饶漱石同志的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是一　　般性的，有其特殊之点。他善于伪装，不易暴露他的这种本质，饶多年来　　以守法克己的伪装，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　　即在伸手时亦常以伪善面目出现，而且以各种方法利用别人为其火中取栗。　　
    饶漱石确是党内少见的伪君子。　　　　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新奇的理论，但他的基本思　　想是不承认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统一的革命政党，而是把党看成是派系林　　立的集团，认为投机取巧，运用手段，就可以凌驾一切。他在一个地区工　　作时，从来不愿中央各部门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从来没有自我批评，总　　是把自己的缺点掩盖起来。他对中央各部门，甚至对中央领导同志，经常　　采取抵抗和攻击的态度。他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他　　到中央工作后，就根据自己投机取巧的思想，同阴谋夺取党与国家最高权　　力的高岗一道，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这就是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投机　　家的政治本质。　　　　三、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在党内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中采用了与　　党的作风完全相反的一套办法，即采用了一套用于取得权位的“权术”，　　饶漱石同志的作风是很恶劣的，概括起来有如下各条：一、造谣挑拨，对　　上欺骗，对下蒙蔽；二、对待干部或者许以职位进行个人的笼络，或者加　　以打击以后又加以笼络；三、专抓同志间的“小辫子”，善钻同志间的小　　空子；四、处心积虑，随处安放“钉子”，以便在他认为必要时拿出整人，　　使人莫知所措；五、担任新职位时，即预先准备一套压服人的下马威，以　　便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六、对于他所不满意的人，常常制造借口加以打击，　　
    自称为这是“接题发挥”；七、当面扯谎抵赖，说话反复无常；八、伪装　　谦恭的容貌，实际上经常吹嘘自己。　　　　从前述饶在一九五三年与高岗共同进行反党活动，以及一九四三年在　　黄花塘斗争陈毅的事件，一九四九年热衷于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　　的事件，一九五二年到京休养的事件，这些关节问题来看，饶所采取的办　　法，都是他一整套恶劣作风的例证。饶之种种恶劣行为不经对证，便不宜　　发现，而且有时使人误认其为正人君子，在经过材料对证以后就完全暴露　　了出来。座谈会一部分同志在其发言中说，他们对饶是由尊敬转到怀疑，　　最后不得不引起义愤。这正是伪君子被揭露前后的自然反映。　　　　总之，饶漱石同志确实学会了中国旧社会剥削阶级那些最坏的争夺权　　力的本领，而且把这些丑恶的所谓权术的东西搬到党内施展起来，这是座　　谈会所得出的共同认识。　　　　四、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　　的态度。饶在自己的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从来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　　己骄傲自满和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　　争中的某些手段运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本质是资　　产阶级个人主义，承认在具体事件上已发展到个人野心家的地步等等。从　　上述自承看来，饶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　　不愿最后挖掘自己的错误的本质。对黄花塘事件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两问题　　虽承认较多，但有保留。对调京休养问题除了承认一部外，仍多方辩解，　　不愿彻底挖根。尤其对于从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会议有关直接反对中央领　　导同志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最主要的关节问题上，则企图避重就　　轻，实行抵赖。这说明饶对自己错误所采取的态度，仍然是很不老实的。　　　　座谈会中有同志提出高岗和饶漱石为何在同时进行这样重大的反党活　　动、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饶自己承认是“不　　谋而合”，座谈会限于时间未作追究，对此，饶以后应向中央老实交代。　　饶漱石同志犯如此重大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座谈会亦要求他作深　　刻的反省并向中央交代。饶是否能彻底承认并改正错误，决定于饶自己。　　　　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在过去的长期工作中，一般是采用正常的方　　式来进行的，他的争取权位的活动，是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的。饶个人过　　去工作虽有其成绩，但他十年多来每到重要关节，就犯严重错误，就暴露　　出他的最本质最丑恶的一面，这样就在事实上把他的好的一面否定了。饶　　如果真想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痛切反省，彻底交代，就要在实际　　考验中，彻底丢掉他的长期发展起来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五、座谈会最后指出，党在揭露了饶漱石同志的错误时应当吸取教训，　　
    这就是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必须提倡和发　　扬；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高级干部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　　展；党的无产阶级嗅觉必须提高；党的团结必须加强，不让敌人有隙可乘；　　
    每个干部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必须确立；全党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只有如此，才使党能够不断进步，保证党能够领导人民实现过渡时期的伟　　大历史任务。　　　　　　　　　　　　　　　　　　　　　　　　邓小平　陈毅　谭震林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过的《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　　（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与会同志听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党的　　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传达报告，大大提高了觉悟，坚　　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同志　　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个决议和报　　告是我党生活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对于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尤其　　是给了特别沉重的教训。与会同志对于高岗阴谋分裂党以图夺取党与国家　　领导权力的罪恶及饶漱石参与高岗阴谋活动的反党罪行，表示深恶痛绝，　　极为愤慨；并认为党中央及时地揭发和坚决地制止了高岗、饶漱石的罪恶　　活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此次会议在中央的密切指导和关怀下，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　　和自我批评，进一步揭发了高岗的罪恶。会议表现了在对高岗及其同盟者　　饶漱石的反党罪行的斗争上的一致性和团结性，并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表现了高度的信任与拥护。会议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的　　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认为高岗的罪恶活动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　　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高岗业已　　完全变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会议并严肃地、尖锐地揭发　　和批判了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提高了　　大家的政治警惕。与会同志表示：决心彻底肃清高岗在东北地区所造成的　　一切恶劣影响，并将以实际工作来补偿由于这种恶劣影响所给予党和人民　　事业的重大损失，建立和健全党的正常生活，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巩　　固和提高中央威信，当作我们经常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会议认为东北地区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由于　　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全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努力，基本上执　　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同时由于地区解放较早、原来的工农业基础较好、　　
    中央派来的干部较多、中央对于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给了许多的便利，并　　动员了全国力量首先在东北进行巨大的建设工作、以及苏联的大量援助—　　—这一系列的优越的条件，因而在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东北地区　　党的组织在许多工作和具体贯彻中央政策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和错误，特别是东北局在高岗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东北局对　　于高岗的罪恶活动的发展是有重大的责任的。　　　　根据与会同志揭露的事实，证明高岗的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力的野心　　和阴谋，蓄意已久。他认为中央领导同志. 是他夺取中央权力的障碍，便　　千方百计地对中央领导同志实行卑鄙的造谣诬蔑，企图由此达到他推翻中　　央的领导，实现篡党、篡军、篡政，按照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　　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的目的。他在担任东北局书记期间，即有计划　　地散布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采取两面派的手法，　　
    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造谣挑拨，破坏　　党的团结，利用东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党中央领导下所创造的成绩当　　成他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的政治资本。他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把　　东北地区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把东北局摆在和党中央相对立的地位。他　　在实际上否认党中央的领导对于东北工作的决定作用，用所谓“东北特殊　　论”与“东北先进论”来和中央竞争领导的地位，有意地不着重宣传东北　　工作的成绩是由于执行中央路线的结果，同时还利用某些“左”的词句迷　　惑一些党的干部，以求掩饰他的反党、反人民、反国家的实质。高岗制造　　我们党是军队创造的所谓“军党论”的荒谬言论，企图藉此来分裂全党干　　部的团结从而实现他分裂党的阴谋。高岗并在中苏及中朝的关系上，播弄　　是非，进行不利于中苏及中朝团结的阴谋活动。至于高岗私生活的极端堕　　落腐化，则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人的道德。会议认为高岗这一切阴谋分裂　　党、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力和腐蚀党的罪恶活动，实际上是对于我国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是为反革命的复辟开阔道路。高岗　　这种罪恶活动是党和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会议完全拥护中央对于高岗　　问题加以严肃的处置。　　　　会议认为东北对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非法活动，对于他反对中央领导　　同志的言论，对于他的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及其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失掉了　　原则立场，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报告。在高岗的影响下，　　
    东北局的不少同志往往错误地强调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往往夸大东北地区　　在支援抗美援朝和进行经济建设中的功绩，往往在工作中缺乏实事求是的　　态度，对中央报喜不报忧，甚至以各种藉口抵制中央的检查和批评，对中　　央的某些政策采取不忠实的态度。更为严重的是在干部与群众中，不注意　　宣传党中央的领导对于东北工作的决定作用，不注意巩固和提高中央的威　　信，不注意宣传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提倡个人崇拜，替高岗个人捧场吹　　嘘，捏造高岗个人的功劳，包庇高岗的错误，对于高岗那种腐化生活的大　　量事实熟视无睹。东北局有些同志或者对于高岗有不同意和不满意的情绪，　　
    但也没有在实际上正式提出反对的意见或报告中央。会议认为东北局没有　　负起中央代表机关的责任，有负中央的委托。　　　　根据与会同志揭露的事实，证明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为了达到他们的　　卑鄙的个人目的，不顾党的纪律，在不同程度与不同范围内追随高岗诬蔑　　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破坏中央威信，挑拨党内是非，制造党内不和，实　　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因而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　　
    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中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接受　　高岗的策动，接受高岗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这些反党的　　观念，在实际上把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立起来。同时，这些同志一方面替高　　岗吹嘘装潢，包庇他的错误和罪恶；另一方面，又在高岗的指使和支持下，　　
    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　　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这是一种严重的违反　　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破坏党的团结的不可容许的错误。会议指出，　　这些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和在高岗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　　
    必须继续进行深刻检讨，停止一切宗派性的活动，脱离原来宗派的立场，　　把宗派活动的情况向党彻底交代，以便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否则他们就会　　犯更大的错误。　　　　会议同时指出：东北局及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中还有一些在高岗问题上　　犯有个别错误或部分错误的同志也必须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在这次会议　　上，有的同志已开始认识并表示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值得欢迎的。　　　　（三）会议认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及广大的　　干部、党员中，有着崇高的威信，因此，能够保证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基本　　上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但是，高岗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作　　风，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干部中特别是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有着相当广泛的　　影响。当然，他们所受影响的深浅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受影响是部分的，　　
    有的受影响则有较多的方面。受高岗的直接影响与一般的个人主义和自由　　主义也是有区别的。应该指出：东北地区有不少干部对于高岗的恶劣的思　　想作风和腐化行为，内心是有抵抗和厌恶的，但是没有积极采取严肃的态　　度去加以揭发和进行必要的斗争，这却是错误的。　　　　高岗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干部中，特别是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所造成的影　　响，主要的表现，例如：滋长着一种极其危险的骄傲情绪，忽视东北地区　　工作的成绩是因为中央领导的正确和有了如前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优越的条　　件，受了高岗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的蒙蔽，自以为先进，　　
    自以为正确，自以为一切工作都比其他地区好，忽视中央的领导，既不虚　　心学习其他地区的经验，也不认真去研究、总结和不断提高本地区、本部　　门各种工作的经验，不愿意正视和检查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喜欢人家奉　　承赞扬，不愿接受批评监督；错误地夸大个人作用，忽视党的工作和党的　　集体领导，不强调党在各种工作部门中的领导和监督的作用；无组织无纪　　律的现象颇为严重；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很不开展；个人主义、自　　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相当普遍的存在；有的地区和部门党内生活　　很不正常，有浓厚的不问政治的倾向，原则空气稀薄，以及铺张浪费现象，　　
    均没有受到党组织严格的批评和斗争；更严重的是有的高级干部竟然抄袭　　高岗在东北局所使用的那一套而用在他自己所领导的地区或部门，实行按　　照高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去从事改造那里的党的组织。这一切的　　倾向和现象都是很危险的。会议对于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进行了初步　　的检讨和批判，认为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证明了高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　　义在东北是有它的市场的，必须引起东北地区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充　　分的警惕，并必须认真地及时地克服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　　　　（四）会议认为全区党的组织，必须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本着　　此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揭发高岗的罪恶，粉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　　彻底肃清高岗的影响。全区党员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从高岗的事件中吸　　取教训：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军党论”的荒谬论点必须肃清。派　　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纠正。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一切骄傲情绪、自由　　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以及崇拜个人的思想和宣传都应受到严格的批　　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及其腐化生活对党的侵蚀必须坚决反对和防止。　　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中央的方针政策必须贯彻，党　　纪国法必须绝对遵守和执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必须发展，　　
    压制批评及对批评人实行打击报复者必须严厉制裁。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　　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党性的　　锻炼必须加强。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　　　　会议坚信东北地区各级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的领导下，一定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彻底肃清高岗的影响，坚决贯彻七　　届四中全会决议，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党组织的战斗性，　　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逐步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勇前进。　　　　
    会议同时鉴于东北局多年来受高岗的把持，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曾经　  积极地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因此请求中央考虑改组东北地区　　党的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东北局，以整顿和严肃党的纪律，维护　　党的统一和团结，并从而改进党的工作。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情况的报告》。
    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并主席：　　　　四中全会结束后，谭震林同志即将会议内容及高岗、饶漱石问题分头　　向各省市委委员、华东一级机关及华东军区的高级干部作了简要传达。稍　　后，陈毅、谭震林二同志又分头向各省市地委书记以上、华东军区及所属　　部队的师党委书记以上、华东一级机关处长（科长）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报　　告（现已传达到一般县级及部分区级党员干部）。在陈毅同志主持下，于　　南京召开了江苏、安徽和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初步展开了批评与自我　　批评，对两个省委及军区党委的领导工作进行了初步检查。军区会议上并　　批判了王建安同志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拒绝自我批评与对抗军区党委领　　导的严重错误，帮助了王集成、张震东、聂凤智等同志进一步认识自己的　　错误。为了更好地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华东局于四月一日至十五日召开　　了扩大会议（出席华东局委员、华东局各部委、华东军区及各省市高级干　　部六十人），除了认真讨论四中全会的决议，进一步揭发高岗、饶漱石的　　反党阴谋外，会议以绝大部分时间着重检查了华东局的领导。会议开始时，　　
    陈毅、谭震林、舒同三同志均作了自我检讨，并要求大会给以严格批评。　　后因多数委员建议，改为先开委员会进行批评（出席委员十七人，另吸收　　九个非委员同志参加，共开了五天，到会同志全部发了言）。接着又开大　　会，继续开展批评。会议是成功的，对于肃清高、饶的影响，增进华东党　　内团结和改进华东局的领导有极大的建设意义。兹将此次会议情况报告如　　下：　　　　一、对四中全会精神及高岗、饶漱石问题的认识及教训　　　　（一）到会同志对四中全会的决议一致拥护，对高、饶反党联盟，企　　图夺取党与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的阴谋活动，表示无限愤慨；认为党能及时　　地、果决地对高、饶罪恶阴谋予以揭露和打击，再次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　　席领导的英明和党的坚强有力；对高、饶反党阴谋的揭露，不但不是党的　　削弱，而且是党进一步加强的表现。会议认为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　　的决议，是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提高党　　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是党赖以团结全国人民胜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　　靠保证。　　　　（二）会议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对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党的本身情　　况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高、饶反党活动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也决没　　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完全符合于阶　　级斗争的发展规律的。高、饶反党活动不发生在过去革命尚未取得胜利的　　年代里，而发生在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的时期，表　　明今天的阶级斗争正日趋尖锐、复杂和深刻，阶级敌人所用以进行斗争的　　手段也日趋阴险和毒辣。有人怀疑高、饶是否已和敌人有了组织联系，从　　饶的历史材料的若干疑点看来，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有彻底查清的必要。　　但会议认为：不论实际上有无联系，就接受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来说，这　　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一切反党分子，不论他们采取何种形式，但在其作为　　资产阶级代理人从内部来破坏党，执行其反动任务这一基本点上，均殊途　　同归，毫无二致。抓住这一政治本质来组织对反党集团的反击，才能予以　　致命打击，保卫党的利益。如果把高、饶问题仅仅看成是党外问题，反会　　把问题简单化，妨碍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实质，使我们不　　能从这一事件中得到足够的教训。　　　　（三）饶漱石长期在华东担负领导工作，他又善于伪装欺骗，因而在　　华东党内和干部中是有很大的影响和“威信”的。很多干部开始听到饶漱　　石搞反党阴谋，权为震惊，难以理解；但当传达了中央批转邓小平、陈毅、　　
    谭震林同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和摆出许多具体事实后，认识即　　迅速转变；再回忆过去许多事实，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后，就进一步认清了　　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本质，表示极端愤慨和鄙视。这　　完全说明任何欺骗与伪装在真理和事实面前都是站不住脚的，也表明党中　　央和毛主席具有极高的威信，得到广大干部无限的热爱和信任。会议认为：　　
    不估计到饶漱石在华东影响，不去认真地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教育工作，是　　不对的；但过分夸大这种影响，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对高、饶反党活动揭　　露后，少数同志怀疑为什么过去那样提拔他们、信任他们？现在又这样揭　　露，是否斗争过火，不教而诛？其所以产生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揭露事实　　未加详叙，就是因为听报告未完全领会，或由于思想固定化，不经酝酿转　　不过来。因此会议指出必须继续进行这一方面的批判工作，才能使全党真　　正达到认识上的一致。　　　　会议认为：必须肯定资产阶级代理人饶漱石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　　中，不可能不贩卖一些资产阶级的“私货”，因此除了应着重揭发饶漱石　　的反党阴谋外，还必须同时揭发他在执行政策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做　　不仅有利于肃清饶漱石在华东的影响，而且可以更加提高干部的政治嗅觉　　和政治观察力。会议在这两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到会同志对饶漱石的阴　　谋活动，除在中央揭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补充了一些具体材料外，并揭发　　了他在华东局日常领导工作中间，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玩　　弄了许多阴谋手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待华东局几个常委及某些高　　级干部，也经常采取政客手段和比较隐蔽的形式，企图拉拢一批，征服一　　批，打击一批；处处从抬高个人威信、扩大一人影响出发，明明无经验，　　硬装有经验，为了藏拙，不惜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使人莫测高深；在很　　多工作中常常安排了“替死鬼”，功则归己，过则归人，完全没有自我批　　评精神；在领导方法上是极端不民主，长期个人包办，包而不办或不准人　　办，许多重大问题不经常委讨论擅自决定，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　　则，使干部的积极性长期不能发挥；对中央和主席在表面上是尊重的，但　　在实质上他不仅不认真地研究与贯彻中央的指示，而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　　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歪曲与抗拒中央的方针、政策，对中央各部门极不　　尊重甚至公开诋毁；常在干部面前贬低其他大区的经验，反过来又剽窃其　　他大区的经验来标榜自己。所有这些都表明饶漱石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和　　阴谋家，不仅在重大关节问题上“伸手”，即便在日常工作中也暴露了他　　不少的“马脚”。对饶漱石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面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观点，　　会议做了很多的揭发。 初步揭发的主要问题有：（1）饶的根本思想是害　　怕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彻底摧毁旧秩序，表面上以“稳重”出现，而实质　　上是拖延整个社会改造，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曾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华　　东和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是教育、团结　　与提高。……共产党员要自觉地团结民族资本家，作为对付封建势力的动　　力之一”。在上海第一次与四百多个资本家会面时，他预言将来必有许多　　资本家进步到可以加入共产党。这证明饶是竭力为资产阶级在党内扩大其　　影响的， 这与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没有丝毫共同之点。（2）从上述错误　　思想出发，他在城市工作方面，违背了党的二中全会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　　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方针。这一点以上海表现得最明显。在上海接管初期，　　强调稳重，采取暂时维持原状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但饶片面地夸大了上　　海的特殊性，认为上海应该比其他地区落后一步，把中央“稳步前进”的　　方针歪曲为“稳步不进”。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方针，把上海市委控制到失　　去了一级党委的作用，一切有关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公安、外交、　　工业生产、职工运动、统战工作、思想改造等问题，不经他的允许，市委　　均无权处理。因而上海接管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没有作出任何较有成效　　的改革工作，一直到中央提出工厂民主改革的方针后，他仍表现动摇犹豫，　　
    最后被迫进行，却极奸滑地以“民主团结”的口号去代替“民主改革”的　　口号，企图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这样就使得上海的工业改造较其它　　地区推迟了一年至二年，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执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　　
    他片面地强调团结，取消了应有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　　不敢提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在他个人的掌握下并曾一　　度布置上海资产阶级进行“自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极不重视，迟　　迟不敢动手，不调配干部，不讨论研究。在中央提出后仍举棋不定，多方　　约束， 致时间拖长，搞得不彻底。（3）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亦充分暴　　露了他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早在一九四二年苏北锄奸会议上，他即认　　为“强调阶级成分的原则是不对的”，主张“各抗日阶层、抗日党派在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否定了法律是为阶级服务的原理。解放后对上海镇压　　反革命运动，他表现了没有决心和勇气，不是采取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动员一切力量来肃清反革命的方针，而是采取了“以特反特”的神秘主义　　的错误做法， 不敢长期放手发动群众。 一九五二年取缔圣母军，他估计　　“斗得愈狠，敌人将愈团结”，再压下去会发生“惨案”，因而临阵退却，　　使这一斗争遭受失败。对清理“中层”和“内层”工作也没有抓紧贯彻，　　展开不久， 就草率收兵。（4）饶漱石对农村工作的指导也是如此。解放　　以后很久不敢提“反霸”口号，在土地改革中一再强调反“左”、防“左”，　　
    而不谈或很少谈放手发动群众。他主张土地改革中一律不退押，甚至主张　　一般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纠纷” 应采取调解仲裁的方式解决。（5）关于　　建党工作。他在土改后仍过分强调“慎重”的一面，而没有同时强调“积　　极”的一面，在他的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约束下，华东各地建党计划普遍　　没有完成， 这对以后工作曾造成了很大困难。（6）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　　时，饶通过情报关系把日寇参谋部代表带来，举行了一次滑稽的所谓“受　　降”仪式，这说明饶在重大事变面前也在玩弄投机手法。上述这些事实，　　充分暴露了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与党的正确思想是带着纲领性的　　对抗，只是由于中央领导正确，华东各地党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因而他　　的右倾错误除在某些问题上（如初期土改退押和城市工作等）发生过一定　　的影响外，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贯彻，这是尚未造成更大损失的基本原　　因。　　　　（四）会议认为：饶漱石是一个十分奸猾、善于伪装的阴谋家，其平　　时的一些活动和错误思想常常都是隐蔽在马列主义、中央路线和所谓“稳　　重”、“严肃”、“朴素”等外衣之内，有时虽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一　　般同志往往从正常的方面去设想或作为一般负责同志难免的缺点而加以谅　　解，故不易察觉其搞阴谋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华东党内还存在着适　　宜于个人野心家发展的“土壤”和“气候”，如党的集体领导不健全，党　　内民主空气淡薄，缺乏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　　还存在着顾虑得失、个人打算、自由主义、骄傲自满、个人崇拜与“迷信”　　
    个人、政治嗅觉不高、分散现象与地方主义倾向等弱点，这些都是为什么　　饶漱石的阴谋诡计虽曾有若干暴露，但终未能及早地、系统地予以揭发的　　重要原因。会议中不少同志都沉痛地检讨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会议认为每一个高级干部都应该从饶漱石问题中检查自己，吸取应得的教　　训；但同时也指出：不应该不按事实而按印象去“按图索骥”，去追查什　　么“支持者”、“宣传员”、“抬轿人”，找什么“小饶漱石”等，因为　　那样不但会夸大饶的影响作用，而且会斗错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至于　　华东党内是否有积极支持饶漱石反党活动的人物，是否有人虽然与饶漱石　　无直接联系却有一套错误的东西，会议对这一问题暂不肯定，留待各省、　　市的会议上进一步加以检查。　　　　（五）华东干部与高岗接触不多，他去年来上海、南京、杭州时，也　　曾有过若干活动，但方式较隐蔽。会议批判了“高岗在华东没有影响，我　　们只揭露饶漱石就够了”的说法。因为高岗是此次反党联盟的主帅，事后　　又“向党开枪”，罪行尤为严重，所以对他的揭发丝毫不能放松。高、饶　　二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罪行的程度和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我们只　　有完整地反对资产阶级代理人高岗、饶漱石，才能完整地领会四中全会决　　议的精神，才能更好地提高我们的警惕，提高我们揭露伪君子、阴谋家的　　本领。　　　　二、对华东局领导及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检查和批评　　　　在四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加上华东局主要负责同志高价征求批评的　　诚恳态度，高度发挥了到会同志的责任心，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真正做到了有问题就“和盘托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加事先　　规定了大家只对华东局领导及三个主要负责同志进行批评，因而力量集中，　　
    收效很大。不论是小会或大会，大家的发言都是坦白、中肯的，批评内容　　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批评虽有误解或不尽符合实际情况之处，　　但态度也是诚恳的、善意的。三个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些批评表示诚恳接受。　　
    到会同志一致对华东局各领导同志虚心检讨和接受批评的精神表示满意，　　认为华东局像这样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给各　　级党委作了一次极好的示范。经过这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消除了某些由于　　历史原因所造成的隔阂和误解，打破和减少了顾虑，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　　解和信任，为今后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相互帮助，增强团结，打下了很　　好的基础。这是会议最大、最宝贵的收获。　　　　会议认为：自饶漱石离开华东后，华东局的领导有了显著的改进，主　　要表现在四方面： （1）改正了饶在时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偏向，重　　视了放手发动群众； （2） 改变了饶漱石空谈原则， 不解决实际问题和　　“马后炮”的投机性的领导作风，能将中央指示和华东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给下面以比较适时的、 具体的指导；（3）对各省市和华东各部门的工作　　是放手的、支持的，出了毛病华东局能够首先挑担子，因此，各地区和各　　部门的工作积极性较前有了提高； （4）华东局本身开始纠正了个人包办　　倾向，处理问题有讨论有互相批评。但这一段的领导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和　　个别错误：　　　　（一）华东局对中央规定的方针路线是坚决贯彻的，没有任何抗拒现　　象，对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是维护的，但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还不　　够高，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在个别问题上曾经在背后有过不恰当的批评。　　对中央各部门一般也是尊重的，但有要求过高、帮助不够的缺点，有时还　　表现不够虚心；去年反分散主义时中央强调各级党委要起“闸门”作用，　　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在执行中有片面和过分之处，这是我们要负责的。　　
    对各大区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但还存在着过分强调本地区特点，忽视学习　　其它大区经验的自满情绪。　　　　（二）华东局本身基本上是团结的，华东局的集体领导也比过去有明　　显的改进，如增加了委员，扩大了委员会的机构，一般重大问题能够经过　　会议决定等。但各同志之间还有若干顾虑；领导同志高价征求批评不够；　　集体领导制度还不健全，一揽子会开得多而委员会开得少；在这些会议上　　有意识地、有准备地对主要问题展开讨论不够，领导同志常常过早地发表　　肯定性的意见，使其他同志不能畅所欲言；少数人或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　　现象仍然存在；在某些重大问题和干部问题的处理上，听取各方意见和慎　　重研究不够，以至颁发的某些指示和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中还有粗而不精之　　处。　　　　（三）华东局与分局及各省市委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但存在　　着情况不够了解与上下通气不够的缺点。对这些缺点，华东局和各省市委　　虽都采取了一些办法去解决，但还做得不够。这就使得相互之间不能更好　　地展开批评和帮助，并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上下之间的团结。　　　　会议认为陈毅、谭震林、舒同三个同志的优点是主要的、基本的，他　　们是能够胜任地领导华东全部工作的，他们的某些缺点也在改进当中，除　　了同意三个同志的自我检讨外， 并着重指出了他们的下列缺点：（1）陈　　毅同志：在对饶漱石的斗争中顾虑太多，没有更早向中央揭发；能抓大问　　题，但对有关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钻研；主动接近干部　　和倾听干部的意见不够。 （2）谭震林同志：一定程度上的自满情绪和思　　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尚未完全克服；决定问题急躁粗糙；讲话不注意场合、　　
    分寸， 冲口而出，引起不少同志对他的误解。（3）舒同同志：斗争性不　　够强；工作上稳重有余，创造不够；作风上有些事务主义。　　　　会议讨论了改进华东局领导，纠正缺点和错误的办法，认为除了切实　　贯彻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精神，严格遵守六条规定外，必　　须健全常委会、委员会等会议制度，改进会议的组织工作；初步确定委员　　会每年系统地开展一次到两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常委及各部门负责人一月　　或两月检查一次，以便经常取得同志间的相互帮助和群众的监督；此次会　　议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记录人手一册，作为“座右铭”；并注意健全各　　部委工作机构，建立日常工作中的负责制度，以求从组织上保证具体领导　　的实现。　　　　三、关于各省市如何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问题　　　　我们认为除应认真学习四中全会的有关文件，揭露高、饶阴谋，肃清　　其影响外，基本上应采用华东局此次会议的办法，强调联系实际，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批评各省市委的领导，以求解决各省市委有关团结　　和集体领导中的突出问题。但鉴于各地情况不一，干部水平又参差不齐，　　故在贯彻中应特别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高、饶问题的传达将会更加提高广大干部、党员的积极性，但　　也可能有一部分人会产生悲观情绪。因此，在传达时，一方面要说明这是　　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要反复强调党的光荣、伟大、　　
    正确，说明党中央及时揭露了高、饶的阴谋，乃是我党的又一次伟大的胜　　利，只要认真贯彻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充分接受高、饶事件的教训，就　　一定会大大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与革命警惕性，减少类似事件　　再次发生的可能，即使再有发生，也一定能更迅速地予以揭发和制止。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要开展，民主一定要发扬，特别是领导干　　部一定要高价征求批评，任何害怕批评、害怕民主的偏向必须坚决反对。　　但另一方面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又必须根据各地历史情况和现存问　　题，按照不同对象，灵活地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务求通过批评与自我批　　评能够达到加深了解、加深信任、加强团结的目的。华东局及各省市党委　　均应有意识地选择若干重点单位，加强对开展自我批评的领导和给以具体　　帮助，防止可能发生的偏差。　　　　（三）对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要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地进行批评，不要过早解释；但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必须加　　强思想领导，善于启发引导，使思想斗争保持正常的发展，尤其是在做结　　论时，必须实事求是，严格划清一般性的错误与特殊性的错误的界限；划　　清一般性的个人主义与高、饶类型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界限；划清按照正　　常组织原则进行批评建议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划清一般的自由主义与流言　　蜚语、挑拨离间的界限；划清正确的“关闸门”和“过滤”作用与无组织　　无纪律、不尊重上级的界限；划清一般的分散倾向和“独立王国”的界限；　　
    划清发扬地方积极性和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的界限等等，并注意区别各项　　表现的程度，掌握批评的分寸，这是十分必要的。特别要注意防止因为反　　对“迷信”而走到不信任领导；因为强调集体领导而闹成“群龙无首”；　　因为发扬民主而使负责人不敢大胆负责地处理问题等倾向。　　　　（四）华东局离开各部门是不可能进行工作的。各部门的职责在于反　　映下面情况，作出具体建议。关于任务分配、工作总结、经费开支、干部　　升降或调遣等，一般都是经过各助理部门的第一步考虑，华东局根据这些　　考虑再作决定，因此华东局领导的成绩是与各部门的努力分不开的。会议　　指出：华东各部门的工作基本上是好的，是有很多成绩的，但存在着片面　　性、急躁性，不深入了解实情，政策性不够强，计划与文件的制定不够精　　等项缺点。华东局在今后应加强对各部门的领导与掌握，不要仓促间决定　　问题，在决定问题前应多与有关部门、有关地方交换意见，这样才不致贸　　然决定问题，造成错误或被动。会议认为“条条”与“块块”的关系，领　　导与各部门的关系，各部门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关系是新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阶段中极大的政治问题，正确地安排与掌握这些关系，把这些关系处　　理得很好，是一项极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艺术，高、饶的阴谋特点之一就　　是利用这些关系中的某些空隙来破坏党内团结，进行反党活动。党的回答　　应该是实事求是、不放任、不偏听、互相尊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　　达到增强团结，做好工作为目的。　　　　（五）高岗、饶漱石长期担负领导工作，曾给许多工作、许多干部作　　过结论，其中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完全对的，也有些是完全错误的。现　　在揭露了他们的错误，一定会有一些人要求翻案。会议认为对这些问题必　　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如有人提出来即必须受理，并切实弄清情况，实事求　　是地加以处理，但不应一般去发动大家翻案，以免造成混乱，妨碍当前工　　作。饶漱石走后华东局对许多问题所作的结论，特别是对干部的处分，也　　应按此精神处理。　　　　会议全部记录已另行整理上报。　　　　以上妥否，请中央指示。　　　　　　　　　　　　　　　　　　　　　　　　　中共中央华东局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日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就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报：　　“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对于高岗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的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摘录）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为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全文如下：　　　　同志们！我现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做关于高岗、饶　　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一）　　　　我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已经彻底粉碎了高　　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这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　　个新的胜利。　　　　我们的党在历史上曾多次战胜叛徒和反党分子。在一九二七年，党进　　行了反对叛徒陈独秀分子的斗争，并在以后清除了这些分子，从而能够在　　革命失败后的严重形势下胜利地展开了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的斗　　争。在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中，党粉碎了叛徒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从而　　能够胜利地完成伟大的长征，迎接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的到来。历史上这两　　次事件都发生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发生在革　　命发展的紧要关头。陈独秀分子和张国焘在党内进行的破坏活动反映了当　　时在党外的阶级敌人对党的凶恶的进攻。历史经验证明，党如果不能同这　　些叛徒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把他们清除出去，党和革命就会一败涂地。　　我们的党能够从自己队伍内部清除叛徒和投降分子，所以我们的党就能够　　通过那样险恶的环境而胜利前进。　　　　我们的党现在的处境当然同在上面所说的两个时候有根本的区别。革　　命已经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现在同样是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　　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同样是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大家知道，随　　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不但不会和缓，　　而只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我们的党正在率领广大的劳动人民为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斗争。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　　
    但是一切国内外仇视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敌人当然不会因此而停止对我们　　的党的进攻，恰恰相反，他们必然更加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地进攻我们的　　党。　　　　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正在竭力地包围着我们，时刻企　　图颠覆我们的国家。美帝国主义不但占领着日本和南朝鲜，不但纠合了所　　谓东南亚集团，不但破坏着印度支那的和平，而且还同他的走狗蒋介石卖　　国集团盘踞着我国的领土台湾，积极准备向我国大陆直接发动侵略战争。　　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所指挥的反革命特务活动随着我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而一天天加紧。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在我国的过渡时期，我　　们虽然还可能并需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如果认为各种工　　商业资本家和富农在他们的经济地位日益被剥夺和排挤的过程中不会进行　　反抗，那就是一种极危险的幻想了。事实上，城乡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　　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行着斗争，这种斗争有的是政治性质　　的，有的是经济性质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他们不但有经济　　实力，有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联系，他们还拥有一种不能忽视的武器，那　　就是在历史悠久的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思想、剥削阶级作风、　　
    阶级狡诈的斗争手腕、腐朽堕落的生活习惯等等，这些东西是经常地包围　　着和腐蚀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　　　　无论是外国帝国主义者或是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都知道要进攻中　　国人民，最厉害的办法莫如首先进攻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因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处　　心积虑要利用共产党内最不坚定最不可靠的分子，要经过他们来分裂我们　　党、腐蚀和瓦解我们党，以便最顺利地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所以，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看作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说：“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　　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　　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　　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　　民的事业，企图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　　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　　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发生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中，当然决不是偶　　然的。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目的是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用　　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进行阴谋活动。这就是这个反党联盟的最主要的　　标志和纲领。究竟他们为什么要推翻中央的领导呢？他们没有任何公开的　　一定的理由。他们不但没有公开提出过什么同中央不同的政纲和原则，而　　且相反，他们在正式的场所还是口口声声拥护中央的。正因为他们不敢公　　开提出任何反对中央的政纲和原则，可是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又非要　　推翻中央的领导不可，他们就只能采取阴谋的方法来活动，就只能采取结　　成秘密宗派、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在这里这样说，在那里那样说、在党　　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什么真话也不说的方法来活动。他们是在目前阶级　　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毫无原则　　的阴谋集团。很明显，我们党决不能容许任何人进行这种阴谋活动，因为　　只要容许这种阴谋活动，就等于取消了党的一切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就　　等于党的灭亡。　　　　试问，企图用阴谋的方法来夺取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这和党的　　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爱国人民的利益有什么丝毫相同之处呢？这不是　　适应着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需要又是适应着什么人的需要　　呢？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表明，他们已经远不是一时地和在个别问题　　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既然适应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需要　　而企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资产阶　　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战斗司　　令部。如果党的领导权掌握在阴谋家和叛徒的手里，如果这个战斗司令部　　从内部瓦解和腐烂，其结果当然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只能是资　　本主义的胜利，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复辟。　　　　毫无疑问，我们的党要领导广大人民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　　必须同党外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就必须而且首先必须同混在　　党内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上旬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这以　　前，即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到十二月期间，党中央书记处即已逐渐发现了高　　岗和饶漱石所进行的反党活动。中央书记处认定这种活动不简单是个别共　　产党员堕落的表现，而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新时期中阶级斗争尖锐化在我　　们党内的反映。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的建议起　　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四　　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号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统一领导　　下，为增强党的团结、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分裂我们党的阴谋、粉碎在我　　们党内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向党的进攻而斗争。在四中　　全会上和四中全会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受到了党的揭露、孤立和彻　　底的击破。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党是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而建设起来的坚强的不可战胜　　的党，证明了我们的党善于从自己队伍内部清除阴谋家和叛徒，用统一和　　团结的力量来争取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　　我们的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　　围，我们的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健全和统一，战斗力更强，而这正是我　　国人民能够战胜内外敌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最根本　　的保证。　　　　当然不能认为，在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后　　就万事大吉了。必须知道，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还只是在开始，今后　　我们还要经历比以往几年更加复杂、更加尖锐的斗争。因此，总结这一个　　斗争经验并从中吸取教训，是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　　　　　　　　　　　　　　　　 （二）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是怎样暴露的呢？党中央对他们的　　阴谋活动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　　　　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的全国财　　经工作会议中间和同年九月至十月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中间以及这两个会　　议的前后期间暴露出来的。这时，他们调来中央工作不久。当他们在地方　　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企图是完全隐蔽的；当高岗调到　　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后，　　
    他们的阴谋活动就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互相结合起来，而在上述这两个会　　议期间及其前后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按照中央　　的方针是要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纠正脱离党的统一领导的分　　散主义和财经工作中表现着的某些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次会议实现了这些　　任务。但高岗却利用这个会议大大施展他的阴谋活动。他和他的追随者不　　但在会议上为了有意制造党内纠纷而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并且在会外　　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同　　志和周恩来同志，同时鼓吹他自己。他是想经过这些阴谋活动把这次会议　　转变为对党中央的攻击。投机分子饶漱石也就在这时同高岗站在一起反对　　中央。当然，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的最终目的，中央当时还不完全了　　解，但是中央已经注意到高岗、饶漱石等人的态度不正常的地方，及时地　　纠正了在他们的影响下发生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从而使这次会议得到　　了良好的结果。　　　　但是高岗、饶漱石竟以为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阴谋已经初步成功，从　　而进一步展开了他们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活动。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有计划的　　有系统的造谣和挑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动对中央不满的情绪，他　　在这次“周游”中大量地散布他为了分裂党和篡夺党而捏造的所谓“党是　　军队创造出来的”、“党的历史应当重新估计”等等反党谬论，并且用他　　所捏造出来的各种材料攻击党中央和党中央领导同志，鼓吹他的“改组”　　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的计划，也就是推翻党中央的领导而由他来代替的　　计划。　　　　在同一个时期，高岗的合作者饶漱石在北京以中央组织部和全国组织　　工作会议为中心进行新的阴谋活动。饶漱石首先在中央组织部内向中央组　　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发动蛮横无理的所谓“斗争”，然后又在九十月间　　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展开了直接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反对党　　中央的斗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原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同志在发　　言中向中央组织部一九五三年以前的工作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后来查明，　　张秀山的这个发言，是高岗反党宗派久已准备好了的。他在这个煽惑性的　　发言中夸大过去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错误，诬蔑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敌我　　不分”、“右倾思想”，并且用了极其恶劣的指桑骂槐的手段把攻击的锋　　芒指向刘少奇同志。原山东分局组织部长赖可可同志在山东分局代理书记　　向明授意下的发言，也在整党问题上向中央攻击。饶漱石因为这些发言起　　了反对中央的作用，表示极为满意和兴奋。原来他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刘少　　奇同志和反对党中央。　　　　中央为了制止饶漱石、张秀山等人的分裂活动，同时为了尽可能使他　　们认识到党的团结的重要而改正自己的错误，向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全体　　代表特别强调了全党团结的意义，并要求他们负责在全党各个组织中认真　　传达中央的这一指示。当时中央虽然还没有了解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　　全部阴谋，但是中央的措施却打破了这些反党分子利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反对中央的计划。事后，高岗的追随者张秀山向人表示：“组织会议没有　　解决问题，时机尚不成熟，需要等待。”　　　　这些可耻的阴谋家在这个时候仍旧丝毫不知悔悟，仍旧以为他们在从　　财经工作会议到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所进行的卑鄙活动能使他们不久以后得　　到他们所想得到的果实。高岗在南方活动回到北京以后，自以为他的反中　　央宣传能够收效，更积极地更狂妄地展开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　　活动，以至当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　　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面反对，并且私自活动，　　
    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　　即是说要他来担任政务院总理。这样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　　高领导权的野心。但是他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这时许多听过他反党宣传　　的同志已经向中央揭发了他的罪恶阴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书记处　　在高岗、饶漱石以外的全体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一致支持之下坚决地制止了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给了这个反党联盟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七届四中全会中，高岗、饶漱石完全没有悔过的表示。在一九五四　　年二月中旬，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　　委员三十七人、重要工作人员四十人参加的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　　两个座谈会。在这两个座谈会上，对证了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各项事　　实。周恩来同志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了总结性的发言，邓小平、陈毅、　　谭震林三同志根据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所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做了报告，　　
    这个发言和这个报告都已经为中央政治局所审查和批准。在无可抵赖的事　　实面前，高岗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对党表示仇恨。他在座谈会还在开始　　进行的时候已经用自杀来表示他背叛党的决心。这次自杀虽未得遂，但是　　他仍末改变他仇视党、仇视人民的态度，终于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以再一　　次自杀结束了他的叛徒的生命。饶漱石在座谈会上做了初步的检讨，但对　　自己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仍不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而企图避重就轻，实现　　抵赖，在座谈会后，在一九五四年三月间，饶漱石虽然作出了书面检讨，　　承认了一些别人已经揭露的事实，但还有许多重要的关键避而未提，并且　　还不断地企图抵赖，向党反攻。　　　　在四中全会以后，全党讨论了四中全会的文件。中央政治局并把高岗、　　
    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首先向全党地委书记一级以上的干部，然后又向全体　　党员、团员和党外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并通知了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　　各个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团员在研究了四中全会决议，听了中央政治局关　　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传达以后，都热烈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恨，并且大大提高了对国内外敌　　人阴谋破坏的警惕性，大大加深了对增强党的团结的认识。在中央政治局　　领导下，一九五四年四月由中央东北局召集的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进一步揭露了高岗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反党活动，同月召集的中央华东局扩　　大会议、五月召集的中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六月召集的上海市党代表会　　议和八月召集的山东省党代表会议进一步揭露了饶漱石和他的追随者前山　　东分局代书记向明的反党活动。在向全党公布高岗、饶漱石的罪行以后继　　续揭发出来的材料，特别是在上述几个会议中揭发的材料，充分地暴露了　　高岗、饶漱石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丑恶本质。　　　　根据揭发出来的事实，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从一九四九年就已有系　　统地开始。从那时以来，他为了达到推翻中央领导的目的，就不断制造和　　散布各种荒谬的谣言以破坏中央的威信，挑拨全党的团结，吹嘘自己的本　　领，力图用秘密手段拉拢一部分人支持他夺取领导权力，并且组成了自己　　的反党宗派作为他的阴谋活动的工具。　　　　高岗的全部活动是为着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可是他是　　一个阴谋家，而阴谋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他故意装成好像他并没有反对　　毛泽东同志，而只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　　等人。他懂得过早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对他的阴谋不利的。他认定刘少　　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他为了夺取权力必须首先冲破的主要障碍。按照他　　的打算，如果从党中央和政府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亲密战友而由他　　自己代替他们的地位，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公开地　　反对毛泽东同志了。大家知道，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最优　　秀的，久经考验的领导者，他们多年来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担任着党　　中央的重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同志不在中央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　　同志一直是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的，这就是为什么高岗在　　攻击中央书记处和整个中央的工作时特别集中地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缘故。　　　　对于像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这样的全党公认的领导者，高岗有什　　么理由可以反对呢？除了造谣诬蔑以外，当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高岗捏　　造材料，歪曲事实，硬说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犯　　过这样那样的所谓错误，在暗中向许多同志传播。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损害　　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威信。但是只要把这些流言蜚语拿　　到太阳光底下一看，恰恰证实了高岗本人的反党、分裂党的罪恶和企图篡　　党的阴谋。　　　　高岗蓄意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并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　　要夺取领导权力，他要铲除在他夺取权力的道路上的障碍。为达到这种卑　　鄙目的，他是不择手段的。任何人，不管姓张姓李，只要足以妨害他实现　　他的野心，就会成为他造谣诬蔑和攻击的对象。　　　　高岗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明知道自己是完全无理的，所以他从来不在　　中央的会议上公开地正式地提出他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　　负责同志有什么意见。他不敢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谈，而只是偷偷摸摸地在　　党内挑拨离间，迷惑缺少判断力的人，并且在他的追随者中鼓舞士气，使　　他们大胆地帮助他到处散布种种反党谣言。所有这一套正是阴谋家的惯技　　和特征。　　　　特别显著地表明高岗反党活动的反党性质的，就是高岗所散布的“军　　党论”的荒谬思想。他幻想从我们光荣的军事人员中寻求支持，因而把我　　们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党组织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　　党”，又说什么整个党都是军队创造的，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是党　　的主体，而他就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说党中央和　　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是掌握在他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因此应当彻　　底改组，由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很明显地，这　　完全是为了分裂党和篡夺党的领导地位而捏造出来的海外奇谈。谁都知道，　　
    我们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所创造和组织的；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我们的完全新型的军队。在这　　一点上，在我们党内和军队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疑问的。我们的党是统一　　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当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根据地和军队的　　党”和“白区的党”的区分，而整个人民解放军和军队中的党组织，从来　　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之下的。高岗的这一套反党的荒谬理论表明，他的　　活动已经不限于对中央若干负责同志的诬蔑，而是公然地诬蔑我们的党，　　诬蔑我们党的历史，诬蔑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而是妄想在军队中散播反对　　中央的影响，妄想按照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　　党。　　　　为了实现他的篡党阴谋，高岗重用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以自己为中　　心，组成一个反党的宗派。他用越级提拔的办法向他们封官许愿，说将来　　他要把某某提成中央委员等类的办法来笼络他们，用反中央的阴谋来武装　　他们。在高岗指挥下积极参加高岗的反党活动的有原中央东北局干部张秀　　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积　　极支持高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高岗和他的宗派竭力把持东北局的工　　作，排斥和打击一切同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一九五二年高岗被调到中央　　工作以后，中央已任命林枫同志代理中央东北局书记，主持东北局的工作，　　
    但高岗仍指示张秀山、张明远等在东北局内把持实权，排挤林枫同志，使　　他不能实际主持东北局工作。高岗和他的宗派把东北地区看作不受中央领　　导的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竞争领导威信。他们宣传所谓“东北特　　殊”、“东北中央先进”的荒谬思想，用种种或“左”或右的错误政策来　　抵制中央的正确政策，甚至拒绝执行一贯的指示和决议。他们又常把中央　　所决定的政策说成是由他们在东北首先发起的，好像不是中央领导东北地　　区，倒是他们在东北领导中央。高岗多次在知道中央有什么新的工作布置　　以后立即抢先在东北发号施令，然后宣传自己比中央“先进”。高岗对于　　中央各机关对东北地区工作的检查和批评，一贯采取仇视和对抗的态度，　　并且禁止东北的党员向中央揭露东北工作中的缺点。高岗在中央决定他到　　北京来工作的时候，竟向人说这是“调虎离山”。这种反党的话正是表明，　　在高岗及其一伙人的心目中，东北早已成为“高岗王国”。　　　　高岗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以后，自称是组织了“经济内阁”。　　他的阴谋就是要同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相对抗，以分裂在党中央统一领　　导下的统一的国家机关。　　　　高岗的这种反党的反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为是有历史根源的。根据揭　　发出来的事实，高岗在陕甘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是被夸大了的，他在那个时　　期的活动已经开始表现出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高岗在遇到困难、　　危险和个人欲望不能满足的时候曾多次表现对革命消极怠工和动摇。很长　　时期以来高岗的私生活就是腐化的，而在进入城市以后，他更采用各种卑　　鄙方法污辱妇女，并且同不少政治面目不清的妇女发生关系。高岗在道德　　上的极端堕落正是他在政治上完全蜕化的表现。　　　　饶漱石在一九五三年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也不是偶然的。根据揭发出　　来的各种事实可以看到，饶漱石多年来就是一个阴谋家和骗子手。可以说，　　
    虚伪是饶漱石的特长。他满脑子都是卑鄙解放的个人主义打算，但他竭力　　伪装成“很有原则性”。他经常装着是小心谨慎地实行中央指示，实际上　　却是在工作中不断地歪曲中央的方针政策而贩运资产阶级私货；他经常装　　出道貌岸然的外形，实际上完全是靠说谎吹牛，投机取巧过日子。　　　　饶漱石在党内经常用剥削阶级的权术进行打击和拉拢以达到他的个人　　主义目的。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四三年，饶漱石就为了争夺新四军中　　的领导权力而用欺骗手段发动反对陈毅同志的完全错误的斗争。他常说他　　对待和他意见不同的同志的手段是所谓“先小人，后君子”。他所谓“先　　小人”就是找个机会给对方以狠狠的打击，从而“制服”对方；所谓“后　　君子”就是把已经“制服”了的人拉拢过来为己所用。一九五三年，他在　　中央组织部内毫无理由地打击安子文同志也正是想推行这种手段。这是一　　种什么手段？如果不是阴谋家而是诚诚恳恳地为党工作，当然绝对不会使　　用这种通行在剥削阶级政治活动中的卑鄙手段。　　　　饶漱石在华东工作期间，对中央的监督采取抵抗态度。他常常用上海　　情况“特殊”、华东情况“特殊”、“中央的某一些工作部门不就是中央”　　等等理由来对抗中央各工作部门对华东工作的领导与批评。他在华东党组　　织内破坏集体领导，竭力树立他个人的威信。为了便于独揽华东地区的大　　权，他在一九四九年用欺上蒙下的手段为自己博得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的职位。他直接指挥着若干在上海市工作的已经为他“制服”了的人，以　　控制上海市的许多重要工作，这样就使上海市委实际上几乎失去了一级党　　委的作用。饶漱石就是这样地来造成在华东和上海市由他个人独断专行的　　状况。　　　　正因为饶漱石是从个人主义观点出发而把持了华东和上海的工作，并　　在工作中贩运资产阶级私货，所以在一九五二年初中央因他有病决定他到　　北京养病的时候，他就表现了严重的患得患失的心理，并且害怕他的错误　　会被发现，他曾故意装疯而向毛泽东同志吵闹，试探中央是否还对他信任。　　
    同高岗一样，他把中央调他到北京工作看作“调虎离山”，因而怨恨中央。　　由于他同高岗一样都是野心家，所以当他按照资产阶级投机分子的观点估　　计高岗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阴谋将要成功的时候，他就赶快挺身而出，担　　负起为高岗打先锋的任务，以免在他们的反党联盟瓜分“斗争果实”的时　　候陷于落后和不利的地位。这样，他就把他伪君子的面具完全揭破，暴露　　出他的阴谋家和投机家的本来面目了。　　　　饶漱石对上实行割据、抗拒批评监督，对下实行家长统治、破坏集体　　领导的作法，在饶漱石的追随者前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身上也有同样的　　表现。向明曾用种种方法公开打击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到　　山东的工作组，并且在山东分局建立了家长式的个人统治，借口反分散主　　义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同他意见不同的同志。在饶漱石和高岗结成了反党联　　盟并向中央发动进攻以后，向明积极支持了饶漱石在中央组织部内和在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动的旨在反对中央的斗争，甚至在四中全会上和四中　　全会以后，向明仍旧掩护和支持饶漱石的错误。物以类聚，为了反对党，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就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站在一起。　　　　　　　　　　　　　　　　 （三）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在　　党内使用了阴谋方法来夺取权力，而这是同党的生命不能并存的。这只能　　符合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需要。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谋推翻中央的领导。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　　制组织起来的，任何党员对于中央的领导同志有什么意见，尽可以经过党　　的组织提出来。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他们并不公开提出自己的路线政策　　来反对中央，而只是背着党的组织来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谋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但是他　　们表面上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而背后却进行着反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　　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秘密活动。他们在这个人面前主张拥护这个反　　对那个，而在那个人面前又主张拥护那个反对这个。说到末了，他们所追　　求的就是自己取得权力，只要有利于取得权力，他们的面貌是可以任意变　　化的。　　　　党和人民决不能够信任阴谋家，因为阴谋家是毫无原则的。他们的行　　为只决定于他们夺取权力的利害打算。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　　把自己装成为共产主义者，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　　有朝一日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必要了，认为反对共产主义是对他们有利的了，　　
    他们就可以站在共产主义的敌人、人民的敌人那一边去。高岗和饶漱石的　　行为就是这样的。　　　　当然，阴谋家总会替自己吹嘘，说他们怎样正确，怎样有本领，怎样　　有功劳。但是首先，即令真的是这样，这对党和人民又有什么意义呢？一　　个暂时在表面上说得正确做得正确的阴谋家，不过是更善于掩护自己，因　　而对党和人民更加危险罢了。　　　　其次，阴谋家这样的吹嘘照例都是说谎的。如果不说谎，不装出一副　　易于骗人的面孔，这算什么阴谋家呢？　　　　让我们看看高岗和饶漱石在工作中的真相吧。他们在工作中，虽然力　　求掩饰自己的面貌，还不敢公开地有系统地提出资产阶级的路线和纲领来　　代替党的路线和纲领，但是他们的反党的资产阶级尾巴毕竟是隐藏不住的。　　　　
    高岗在工作中常常用“左”的面目来破坏党的路线。例如他在一九四　　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参加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就曾提出了许多　　极“左”的主张，因此在当时高岗指导土地改革的冀热辽地区，“左”的　　错误十分严重突出。　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春东北局检查和纠正土改中的　　“左”倾偏向的时候，他却反咬一口，说“左”的错误出现于一九四七年　　十二月下旬全国土地会议决议下达后的一个时期。这样既根本否认了自己　　在工作中的错误，又借此诬蔑了中央召集的全国土地会议。　　　　高岗在东北解放后的工作中用了许多“左”的词句来哗众取宠。例如　　他曾经企图实行一下子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他又曾不顾实际　　条件地规定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对于中央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　　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和在政权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高岗都用“左”的　　借口来加以抵抗。　　　　但高岗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左”的，在有些时候他也直接显出了他　　的资产阶级右的立场。例如对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问题，高岗在一个相当　　长的时期中借口多生产粮食，强调富农的作用，认为不要发展农业生产合　　作社，而且主张在农业互助组内可以采取工资制。不论形式上是“左”是　　右，他的这些错误主张之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样的。　　　　在抗美援朝问题上，高岗最初本是反对出兵援朝的，而且当敌人在一　　九五○年十月初越过三八线北犯的时候，他简直仓皇失措起来，立即不顾　　一切地动员疏散。朝鲜战争发展中他的多次发言记录表明，他对战争实际　　上毫无定见。在朝中方面取得胜利战果的时候，他冲昏头脑，吹嘘“立即　　解放全朝鲜”；而在战局僵持时，他又强调困难，作出悲观估计。这种情　　形正是他的机会主义思想突出表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党的建设一贯地采取降低党员标准，降低党的　　领导作用的做法。对于东北地区曾实行过的“自报公议、党组织批准”的　　接收党员的错误办法，中央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即提出纠正，但是高岗仍　　然支持这种办法。高岗造了许多谣言反对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关于　　整党建党问题的决定，就因为他本来不赞成向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高岗　　在党内不提倡集体领导制度，而夸大个人的作用。这对党的制度起了很大　　的破坏作用。由于受了这种影响，在东北的许多农村中甚至几乎看不见党　　组织的活动，而只有党员负责干部的个人活动。高岗对工矿企业片面强调　　一长制的行政领导的结果，也大大降低了企业中的党组织以及工会组织的　　作用，大大降低了有关的地方党组织的作用。高岗的这一切做法，表示他　　实质上是要取消党。　　　　如果说高岗的错误表现为忽“左”忽右，那么饶漱石在执行党的政策　　上的错误的基本形态就是右倾投降主义。他的这种错误，在城市工作、农　　村工作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饶漱石在华东长期拖延不认真进行城市中的各种社会改革；直到一九　　五二年初他快要离开华东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真正进行。　　饶漱石始终不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城市斗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他经　　常强调上海工人复杂，借口“怕乱”，不敢从斗争中发动和组织工人，不　　敢放手让群众起来检举和控诉反革命分子，使解放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受到　　很大的损失。 而在另一方面， 饶漱石对于资产阶级却极力让步，甚至在　　“五反” 运动初期， 他仍然召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会，亲自布置他们　　“自反”，并把解放日报社论中几处“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口号全　　部删去，惟恐得罪了资产阶级。　　　　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饶漱石片面地强调宽大，并且不认真执行党的　　依靠和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的正确方针，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公安机关的搜　　捕和所谓“以特制特”。他曾经主张所谓“变大批反革命干部为我们的干　　部”。在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后，饶漱石虽经中央一再批评督促，在　　上海主持了一次对反革命的大逮捕，但又借口“人心恐慌”、“妨碍生产”，　　很快停止了群众控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饶漱石在农村工作中也是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彻底摧毁封建秩序，多　　方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上，饶漱　　石强调鼓励富农经济的发展，对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却很　　冷淡。他认为土改后党在农村中，不应再依靠贫雇农，以免影响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使大家不敢向富农方向发展。　　　　饶漱石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对山东省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这是因为前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是饶漱石反党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饶漱　　石右倾错误的忠实合作者。向明也制造“山东特殊”的谬论，在许多方面　　抗拒中央，抗拒在饶漱石离开以后的中央华东局的领导，故意标新立异，　　把山东造成独立王国。向明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同饶漱石一样奉行　　投降主义路线。向明对于城市的改革工作一贯采取消极态度，并主张对私　　营企业不要加以限制，他在农村工作上一贯地违反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　　反对互助合作的方针，而认为应当依靠富农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积　　极性来发展农业生产，应当“坚决允许富农经济发展”。向明的投降主义　　路线在整党和统购粮食的工作中表现得尤其严重，并招致了显著的恶果。　　他用“反对孤立整党”的名义抵抗中央的整党方针，拒绝向党员进行系统　　的共产主义教育，听任农村党组织中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发展，这在实际　　上就是让资本主义思想侵蚀我们的党。他在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中所采取的　　方针，是对富农强调教育协商，而用强制办法来迫使农村基本群众卖粮。　　这很明显地保护富农利益而打击基本群众的政策，结果就严重地破坏了农　　村秩序，损坏了党同群众的联系。　　　　当然，应当指出，在东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　　高度的威信，由于中央的指示直接下达到省市，由于广大干部基本上执行　　了中央的方针和政策，一切工作总的说来还是沿着正确的方针前进的，还　　是有很大成绩的。高岗、饶漱石等人在工作中的错误或迟或早地都受到了　　中央的纠正。他们用走私方式进行的反党活动，虽然在不少工作中造成了　　恶劣影响，但终究不能抵消掉绝大多数对党忠诚的同志的努力。但是高岗、　　
    饶漱石等人不但把自己的工作中的错误说成是正确，而且贪天之功，企图　　把这些地区的全部工作成绩都归于自己，要别人相信他们是“一贯正确的”，　　
    “能力很强”的。这就是漫天大谎了。　　　　必须认识，任何共产党员都不应当把在自己主持下的某一地区或某一　　部门的工作成绩看作他们个人的劳动，因为无论他多么聪明能干，如果不　　依靠党中央和党的上级的领导，不依靠党组织的集体智慧，不依靠其他地　　区和其他部门的工作的配合，不依靠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他　　就必然会一事无成。因此，把个人作用摆在集体之上的这种错误观点，是　　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不能相容的。但是高岗、　　饶漱石还不仅是对于个人的作用表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是用阴　　谋家的惯技故意制造他们本领高强的神话，尽力掩盖他们在工作中所犯的　　错误。　　　　拿东北的工作来说。东北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对全国的经　　济恢复和经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东北地区所以能处于这样的地位，　　当然不是因为高岗“能力强”、“领导得好”的缘故。在一九四五年到一　　九四八年，中央派了十几个中央委员管理东北的工作，而且那时候领导东　　北地区工作的主要是林彪同志，并不是高岗。在东北全境解放，林彪同志　　入关以后，中央确定了首先稳定和恢复东北经济的方针，采取了必要的步　　骤以保证东北经济不受关内战争的影响，并动员全国力量来支援东北的经　　济恢复。由于中央的领导和全党的援助，由于苏联的援助，又由于东北在　　经济上的优越条件，东北的经济建设工作比全国其他地区更早地取得一些　　成绩和经验，这是完全自然的。事实上，如果不是高岗的宗派活动对于东　　北地区的工作起了许多破坏作用，并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东北贯彻施行，　　
    那么东北地区的成绩还应当比现在更大些。但是高岗却把东北地区的工作　　成绩一概看作自己的功劳和资本。同样，饶漱石也善于自我吹嘘，冒充本　　领高强。例如一九四七年在山东的反对黎玉同志的错误是当时在山东的许　　多负责同志一起领导进行的斗争，但在问题解决以后，饶漱石向中央作报　　告的时候，却把功劳全部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　　　　不懂装懂，不能装能，冒充有学问，有本领，冒别人的功劳为自己的　　功劳——这就是阴谋家高岗、饶漱石所吹嘘的“能力强”的真相！　　　　　　　　　　　　　　　　 （四）　　　　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为什么会在我们党内出现呢？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我们党所需要的党员和干部是“懂得马克思列宁　　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　　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　　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　　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　　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　　
    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应当说，　　我们党内的一切优秀的党员和干部就是这样的。党正是依靠他们取得了我　　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正在为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　　国而奋斗。　　　　但是正当我们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在进入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　　的第一年即一九五三年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却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　　盟企图推翻党中央的阴谋活动。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企图夺取我国社会　　主义事业的司令部，这是包含着怎样严重危险的阴谋！难道高岗、饶漱石　　之流能够不了解他们的行为的意义吗？难道他们长期间进行处心积虑的活　　动，不惜一方面用自己的命运来作赌博，另一方面用党和国家的命运来作　　赌博，能够是无意识的儿戏吗？当然不是如此。这种阴谋家的出现，如我　　们所已经指出的，只能是当前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全党在知道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各种事实，并结合着党的　　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而进行讨论以后，绝大多数的同志都已深刻地认识到这　　种反党活动的性质和它的极端危险性。但是有些比较缺乏政治经验或比较　　不善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问题的同志，会感到不可理解。他们想，为　　什么像这样的“大干部”还会犯错误呢？难道这是可能的吗？他们的不能　　理解就因为他们还不是从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来看这个问题。要知道，我　　们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内部资　　本主义因素同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和斗争也就越来越紧张，在这种形势下，　　
    任何党员，如果离开党的领导和原则，如果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如果把追逐个人权力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就一定会滚到社会主义的敌人　　那一边去，甚至发展为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高岗、饶漱石反党联　　盟的出现并不是什么超乎阶级斗争的规律以外的不可理解的怪事。也只有　　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来正确地认识这种反党活动，我们才能够正确地有效　　地同这种反党分子进行斗争。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　　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　　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这　　是不了解党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的缘故。　　　　也有一些党员曾经这样想，我们党已经是久经考验的党，所以在我们　　的党内不应当发生反党的野心家。这种想法也会妨害他们对高岗、饶漱石　　反党联盟的正确认识。要知道，就一方面说来，我们的党既然还处于复杂　　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同党外的各种社会力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认　　为党内不会产生任何叛徒或蜕化分子，那是不合乎实际的。就另一方面说　　来，正因为我们的党是久经考验的，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　　领导之下，在人民中间享有极高的威信，所以反党分子才不敢公开提出自　　己的反党的纲领，而只能进行无原则的非法的阴谋活动。也由于同样的原　　因，任何反党分子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而且也不能从根　　本上伤害我们的党，相反的，我们的党能够顺利地彻底地揭发和战胜他们　　的阴谋。这正表明我们的党是能够在任何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面前取得胜　　利的，这正是我们的党的伟大和光荣的证明。　　　　还有极少数同志认为高岗、饶漱石所犯的错误只是一般性质的党内错　　误，还不能看做是反党的活动。当然，在我们同错误作斗争的时候，必须　　分别清楚两种不同的情况，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那就是如同四中全会决　　议所说的，一种是“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　　质上比较不重要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　　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　　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　　的方针”；另一种是“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　　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　　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高岗、饶漱石的　　活动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前一种情况，还是属于后一种情况呢？　　既然这个反党联盟已经有系统地进行分裂党、颠覆党中央的活动，已经暴　　露出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的观点来改造党和国家，而且他们的阴谋如果得逞，前途就是亡　　党亡国，既然如此，他们的错误的性质还能算是党内的一般性质的错误吗？　　
    尤其像高岗那样，在党已经揭露了他的全部阴谋的时候，还公然采取与党　　对抗的自杀手段，当然就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最可耻的叛徒！　　　　　　　　　　　　　　　　 （五）　　　　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　　不悔改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　　
    并撤消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对于向明和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　　中央政治局已分别根据山东省党代表会议和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　　撤消了他们的原有职务。　　　　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党应当从这一次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　　争中取得深刻的教训。　　　　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就是我们从粉碎高、饶反党联盟中　　所应该取得的基本教训。全党必须充分认识，无论就国际条件还是就国内　　条件看，我们现在正处于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四中全会决议　　中说：“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　　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全党特别是党的　　高级干部必须严格地遵守四中全会决议中所作的各项规定，为不断增强党　　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而斗争。　　　　从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我们特别应该警觉到的一点，　　就是党内的争论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公开合法地进行，必须严格禁止宗派的、　　
    分裂的、阴谋的活动。我们的党要求任何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和　　指示，同时容许在党的会议上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以便分清是非，达到正　　确的结论。党绝对禁止像高岗、饶漱石那样，用阴谋家的手段背着党的组　　织，暗中进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直接违反党的纪律、　　危害党的统一的，因此必然是反党的。曾经有些同志在听到高岗、饶漱石　　等人的反党言论之后，既不向党组织报告，也不要求他们把意见正式地提　　到党的组织中来，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必然有害于　　党的团结，而有利于反党分子的活动。　　　　四中全会决议中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　　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　　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　　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野心家在党的组织生活上总　　是一方面对上级闹独立性，另一方面总是在他们所领导的工作中建立家长　　式的统治，否认集体领导，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同时他们也不敢按照党　　内合法的民主制度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生活中民主不够的现象　　就会为这些野心家所利用。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发展党内民主，坚决地　　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这些野心家不可能　　进行隐藏的反党活动。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使我们看到骄傲和自满情绪和个人崇　　拜思想的危害性。高岗、饶漱石之流所以走上反党的道路，同他们长期间　　在工作中骄傲自满、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缺点错误、不愿意受人批评监督的　　恶劣倾向是分不开的。他们又努力把自己装成神圣的偶像，制造对他们的　　盲目崇拜。凡是骄傲自满和提倡个人崇拜的人都必然否认群众的力量和智　　慧，否认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就必然把个人放在群众. 之上和组织之上，　　而这样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到损失和失败。在出现了骄傲自满情绪和个人崇　　拜习气的地方，党的原则性就会薄弱起来，以至完全消失。全党同志，特　　别是全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牢记这个教训。　　　　毫无疑问，我们的党鼓励每一个党员充分发挥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才智，　　
    但同时我们的党必须经过一定的组织对任何一个党员（哪怕是最负责的党　　员）的工作实行严格的有系统的监督。没有自上而下的和由下而上的监督，　　
    一个好的党员也可能犯严重的错误以至变坏。诚诚恳恳地把自己的工作摆　　在党组织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相反地把自己摆在党组织之上，这是我们共产　　党人必须遵守的原则。在我们党内，各级党委还不都是认真地执行着集体　　领导的制度，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党的各个组织特别是高级组　　织的监督还不是经常和严格的，这些就成为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可　　以利用的空隙，以至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央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能明了真　　相。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严重的教训，切实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首先是建　　立和加强中央对全国各地方和上级对下级的巡视检查制度，一定的党的工　　作部门监督一定的国家工作部门的制度，管理干部的部门同时负责检查干　　部的实际工作情形的制度，以保证任何党员都在党的监督下面做工作。同　　时，必须迅速建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以便经常检查和处理　　党员中的各种违法乱纪案件，同一切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　　分子进行经常的坚决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这一类严重危害　　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再一次向我们指明了提高马克思列宁　　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严重意义。加强党的思想工作，不断地同腐蚀　　我们党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在这方面工　　作的任何减弱都是对党有害的。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提高共产主义者的“嗅觉”，使我们能够敏锐而正确　　地鉴别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东西，以便发扬共产主　　义的东西，而反对和肃清资产阶级的东西。党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有系统地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有系统地批判和战胜资产阶级　　思想的影响。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　　思列宁主义有没有学好是我们能否做好领导工作，能否经受得住尖锐的阶　　级斗争的考验的重要关键。党要求每一个高级干部经常地认真学习，并将　　实行按期分批把党的各级干部调到党校学习的制度。　　　　我们的党已经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　　党联盟，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历史性的胜利。由于排除了自己身体内　　部的腐朽的因素而进一步健全和巩固了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　　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将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团结，并且更有力地团结全　　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把我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事业进行到彻底的胜利。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摘录）
    三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第二点，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们扫了一翅膀；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们传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不管怎么样，这几种人总之已经有所表示了，我们应当一律表示欢迎，总算有所表示嘛!还有个别同志要求发言，没有来得及，他们可以用书面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还没有讲的人，问题不严重，就是被扫了一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没有讲。至于已经发了言的人，是不是也还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那末现在我们决定，不论是关于五年计划还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所有的发言、报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五天之内，把那些没有讲完全的，或讲得不妥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为在这一次会议上没有讲妥，我们就抓住他的小辫子，将来使他下不去。你还可以修改，以你最后修改的稿子为准。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这一点极为重要。前面讲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当，有些是陷进去比较深，因为犯了错误，他们可能有所警觉，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种了一次牛痘，起预防作用。但是也不能保险，还可能害天花。所以，最好是三年五年再种一次牛痘，就是开我们这种会。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骄傲，谨防犯错误。高岗、饶漱石为什么对这些人没有惹呢?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人，当然不去传播；第二种是他们看不起的人，认为无足轻重，现在不必去传播，将来“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跟着过来的；第三种是他们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较强，他们一看就不对头，虽然这些同志并不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无足轻重，但是他们不敢去惹；第四种，就是时间来不及。这个瘟疫散播也要时间，再有一年的工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难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你们不是惹了一点骚吗，而我可干净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人是要受他们影响的。
    我认为，以上就是受高、饶影响的和没有受影响的两部分同志应当注意的地方。
    第三点，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他们那些话，他们那些行动，不符合党的原则，我们又看不惯，在这一部分问题、这一部分情况上，就不要打成一片。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五年计划，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报告，以及各种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一片。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以及在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
    第四点，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情，但是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我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听到高岗、饶漱石讲了许多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话，甚至高岗、饶漱石还同他们商量过一些反党活动问题，那就应当看出来。一种是普通知道他们一些坏事情，而没有看出阴谋，这是难怪的，那是很难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所以，以后他们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井冈山时期有几个叛变分子，我们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叛变。恐怕你们各位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第五点，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至于好人呢，没有你也可以。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
    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在座的不少，资格很老；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恩来同志今天也讲了这个问题，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比较起来，如果说允许骄傲的话，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年纪越大，经验越多，就应当更谦虚。让青年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有经验的:“这些前辈，确是有点经验，不要看轻他们，你看他们那么谦虚。”四五十岁的人了，因为得了许多经验，反倒骄傲起来，那岂不是不像样子?青年人就要发议论:“你们那些经验就等于没有，还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点骄傲情绪，那是比较合理的。上了年纪的人，有了这么多经验，还骄傲，把尾巴翘得那样高，可以不必。俗语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第六点，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我就讲这么几点意见。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决议》指出，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决议》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活动的向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　　
    为了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反对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并选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书记董必武，副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瑛、刘锡五。　　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并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二、研究资料
    
    林蘊暉：《高崗事件與中共高層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上的分歧 》
    一　《楊尚昆日記》披露的信息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省遵義縣城舉行擴大的政治局會議，毛澤東由此進入中共中央核心決策圈以後，從1938年9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到毛逝世前1975年1月召開的十屆二中全會，除1954年2月舉行的七屆四中全會和十屆二中全會外，毛澤東從未缺席。十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長沙因病缺席，全會由周恩來主持；而毛澤東在七屆四中全會缺席的理由，當年發表的全會公報稱：「毛澤東同志因在休假期間沒有出席全會」。
　　眾所周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是以解決高崗、饒漱石篡奪黨內最高權力的事件為主題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事關黨內高層的這一重大事件，毛澤東以休假的理由缺席，使對中共黨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感到難以理解。2001年9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日記》披露的信息，對解開這一歷史謎團似有所幫助，現抄錄於後（引文中下加橫線的字體為筆者按原註所加）1：
　　1月28日（以下是楊尚昆在另外幾頁紙上所記的1月28日毛澤東同他談話的內容）
　　（1）文件政治局基本通過，各中央局一人，軍委副主席，來電和信印發全會各同志。
　　組一委員會審查意見，作若干修改，交政治局，不要沖淡了中心。
　　凱（豐）、楊（尚昆）、小平。
　　不一定所有意見都加上，要加了有益。
　　可成為另外決議。
　　修改經過，由楊給以說明。
　　（2）文件應交Юдин（俄文人名，即尤金）、報告、決議（登黨刊）。
　　自我批評，交？登？
　　請考慮。準備登、交，在必要時。
　　對尤金是否說內容？說就要泄密。
　　會後考慮，書記處或說，或不說，或另一次說，同我們黨是息息相關的。看情況急否，即三種可能情況。
　　「衝」：
　　1. 幾位主要同志不衝，可保證。
　　2. 到會人不衝，事先招呼好，這可以。
　　3. 他（指高崗）攻彭真，不要緊，可解決。
　　4. 他攻劉，自己拉開，牽涉多人（可能不大，但準備著），則會期拉長，開小會，報告主席，甚至需主回處理。
　　極力避免此種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談話的方針：
　　聽他說，避免「對質」。
　　按決議精神「自我檢討」。
　　對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別人，暫不深問。
　　應作檢討，一次不好，二次可說；這次不好，以後還可說。
　　全會方針：
　　照主指示，只作正面說明，說話人不要太多，開兩天。
　　不對任何同志展開具體批評，高（崗）之目的在於「過關」。先打招呼是可以達到「和平會議」的。
　　「無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陳毅）。
　　19日，信送來，交劉（少奇），劉約周（恩來）、陳（雲）、小（鄧小平）、彭（真）、李（富春）談話。
　　四個方案：
　　1. 去杭──不好處理。
　　2. 主回──也不好處理。
　　3. 由主指定書記處談話，組織，目前太重，也不好處理。
　　4. 主指定劉、周與談，小平可參加，陳（雲）不參加為好。
　　具體提議：如主同意第一方法，則請回高，並告劉周：來信已轉，不必來，委託甚麼人談。
　　招呼──可以不發生問題。
　　準備有人衝，可以避免。
　　攻勢──也不要緊，力求避免主回。
　　全會完後，請鄧（小平）、羅（瑞卿）立即動身，需要10天。20號前二讀黨章（應為憲法──引者註）。立即看材料，法國、美國。
　　2月底以前政治局定（陳〔伯達〕、喬〔胡喬木〕同志）。
　　3月1號　討論，由劉、周、鄧（小平）負責，3月份內開會，把人找齊，3月內完，4月1日交（政治顧問身份），劉、鄧、鄧（子恢）、伯達（伯達可解釋）交蘇共中央徵求意見，5月1日公布。
　　新民主國家是否交？總路線文件應交。
　　由恩來召集談話。
　　（3）會議3天為好，必要4天，看情況。
　　方針：堅持、正面批評，「懲、救」。
　　爭取：逐步改變，改變環境，決議後就會改變，造成不利其陰謀活動的環境，增強教育、說服力量；給一條路讓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絕路了，當作一種可能性來爭取。
　　（4）薄（一波）亦要作批評（財經錯誤）。
　　林楓應講。
　　彭（真）、薄（一波）、林（楓）重點應放在自我批評上，分配人幫助。對林，由陳（雲）、李（富春）；薄，小平幫助。
　　他力免不衝，自己是不願擴大的，如向彭真攻，讓其攻下去，也可以過去。自己避開，說不清楚。擴大，開小會；請主回，極力避免。
　　其目的在過關。
　　小平可以參加。
　　上述談話的背景是，1954年1月21日楊尚昆由北京到杭州，捎來了1月19日高崗寫給毛澤東的信，高要求來杭州，當面與毛商討在四中全會上檢討一事。從毛與楊的談話內容看，主要涉及以下幾層意思：
　　一是對高崗要來杭州與毛面商一事如何回應，談話提出了四個應對方案，即：1、讓高崗來杭州，不好處理；2、毛澤東回北京，也不好處理；3、由毛澤東指定書記處與高崗談話；4、具體指定劉少奇、周恩來與高崗談，鄧小平可參加，陳雲不參加為好。如毛澤東同意，則請楊尚昆回覆高崗，來信已轉，不必來，毛澤東已委託甚麼人與之談話。並告訴劉少奇、周恩來。
　　二是與高崗談話的方針：聽高崗自己說，避免「對質」；按決議精神，只作「自我檢討」；對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別人，暫不深問；檢討一次不好，可作二次，這次不好，以後還可說。
　　三是對高崗或與會人員是否會在四中全會上「衝」（發動攻擊）作了預測：1、幾位主要同志（指劉少奇、周恩來、陳雲）不衝，可保證；2、到會人，事先招呼好，可以不衝；3、高崗攻擊彭真，不要緊，可解決；4、高崗攻擊劉少奇，他自己把問題扯開，牽涉很多人（這種可能性不大，但準備著），這樣會期就得拉長，或開小會，甚至需要毛澤東親自回京處理。應極力避免此種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四是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只作正面說明，會上說話的人不要太多，會議開三天為好，必要四天，看情況而定。會上不對任何同志展開具體批評，高崗的目的在於「過關」。先給大家打招呼，是可以達到「和平會議」的目的。方針是：堅持正面批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爭取高崗逐步改變，決議通過後環境就會改變，造成不利其陰謀活動的環境；給一條路讓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絕路了，當作一種可能性來爭取。
　　彭真、薄一波、林楓重點應放在自我批評上。林楓，由陳雲、李富春給予幫助，薄一波，由鄧小平幫助。
　　所有這些都是圍繞一個中心──達到「和平會議」，極力避免毛澤東回京處理。
二　高崗發難與毛、劉分歧
　　中共黨內發生像高崗如此明目張膽地要拱倒中央核心中第二、三把手的事，此前是絕無僅有的。對這樣的重大事件，毛澤東作為第一把手為何極力採取迴避姿態？顯然事出有因。首先是與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在建設新民主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的嚴重不滿，並公開進行批評和組織處置有關。
　　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奪取全國勝利以後，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將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當時估計是二三十年，然後再採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嚴重步驟。這是從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到1949年制訂《共同綱領》期間，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共識。但對於劉少奇1949年在天津與資本家談話說，在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剝削對社會的發展是有功勞的；1950年，當東北局提出黨員發展成富農怎麼辦時，劉少奇指出：「認為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2東北即使有一萬黨員發展成富農也不可怕，這個問題提得早了；1951年，劉少奇又明確指出，黨在現階段的任務，是為「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而鬥爭」；同年，劉少奇批評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組織合作社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農民的個體私有制的主張，「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1952年底，薄一波主持的政務院財政部制訂的新稅制，取消了對合作社經濟的優待，薄在《人民日報》社論中又寫上了「公私納稅一律平等」的話，新稅制經政務院批准頒布執行後又引起物價風波等，毛澤東都是極不滿意的。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高崗在收到劉少奇1950年1月關於東北富農黨員的談話紀錄後，「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給陳伯達看，對少奇同志談話的不滿形於顏色」3。1951年7月，劉少奇在黨內公開批評山西省委的意見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後，毛澤東隨即明確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
　　對新稅制問題，毛澤東不但尖銳批評，而且上綱為「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指責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錯誤」。進而採取了一系列組織措施：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頒布《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決定撤銷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5月15日，以政務院名義發出《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財經部門的工作領導的通知》，決定將政務院所屬的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部，劃歸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高崗領導。
　　5月19日，毛澤東要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檢查1952年8月1日至1953年5月5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他看過的，把結果向他報告。毛強調指出：「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4這無疑是對實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的嚴厲指責。
　　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同時，把「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作為黨內的右傾思想進行批判。
　　這一切，不能不被高崗認為是毛對劉、周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1951年，高崗得知毛澤東表態支持山西省委關於互助合作的意見後，隨即讓秘書編造了一個關於東北農村生產互助運動的報告給毛澤東，於10月14日上送中央。毛澤東看了高崗的報告後十分讚賞，於17日批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陳伯達、胡喬木、楊尚昆，並批示說5：
此件請閱，閱後請尚昆印成一個小冊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區黨委。同時發給中央各部門、中央政府各黨組、此次到中央會議各同志及到全國委員會的各共產黨員。
毛還代中央起草了一個批語：「中央認為高崗同志在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要求各地仿效執行6。1953年，在批判新稅制的「錯誤」，撤銷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的同時，調整了政務院領導的分工，周恩來除應負總責外，只具體分管外事口，然後又把政務院八個工業部的財經大權劃給了國家計委主席高崗管轄。這種政治的貶褒、降升，對高崗來說，不能不認為含有弦外之音。
三　財經會議的「火」是毛點燃的
　　現在沒有證據說明高崗拱倒劉、周的活動有毛澤東的授意，但高崗從1953年夏季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期間，到秋天南下游說，散布劉少奇已不為毛澤東所重視。毛主席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等，也很難說完全是空穴來風。財經會議上這把「火」就是毛澤東點起來的。
　　1953年夏季，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批判薄一波在新稅制問題上的「錯誤」，實際上成了會議的主題。指定薄一波在大會上作檢討的是毛澤東。據《周恩來年譜》記載，7月11日，「向毛澤東彙報全國財經會議進行情況。鑒於一個月來一些與會者對新稅制意見比較多等原因，毛澤東指示舉行領導小組擴大會議，讓薄一波在會上作公開檢討」。7月13-25日，根據毛澤東11日指示精神，周恩來「主持九次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擴大會議。13日，薄一波作關於財政、金融、貿易政策和工作的檢查。14日起，與會代表對薄一波進行批評與幫助。高崗、饒漱石借機鼓動別人猛烈攻擊薄一波，使其成為『桌面鬥爭』的集中目標，會議氣氛從此緊張起來」7。高崗在發言中，借批評薄一波的錯誤，直接引用劉少奇關於資本主義剝削、富農黨員、批評山西省委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等一些觀點進行批判，搞「批薄射劉」一套，並暗指劉少奇、周恩來都有自己的「圈圈」和「攤攤」。對所有這些，毛澤東除說過「不能把華北的幾個同志說成宗派」8外，其他並未表態。只是會議溫度居高不下，周恩來難以為會議做結論，毛澤東才讓周把在外地的陳雲和鄧小平請回來轉圜。8月12日，毛澤東到會講話，嚴厲批評9：
新稅制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
毛澤東再次尖銳批評了所謂的「分散主義」。全國財經會議後，劉少奇於11月約陳雲一起到高崗處，向高崗做自我批評，而高竟未有任何表示10。若無一定的政治壓力，劉少奇沒有必要去登門檢討；高崗若不摸底數，豈敢對劉少奇如此無禮。這表明，高崗在全國財經會議以後多方進行活動，顯然與毛當時的政治態度是有關的。
　　可以用來證明的是，事隔十幾年以後，在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當年高崗攻擊劉少奇的這些「炮彈」又被重新搬了出來。1967年3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戚本禹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批判文章中，大肆攻擊1949年劉少奇在天津與資本家的談話，誣衊劉少奇是「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奔走呼號」；1969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竟然把劉少奇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講話和天津講話作為「修正主義」的罪行，寫進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與之同時，彭真、薄一波等曾被高崗說成是劉少奇圈圈的人──同時在白區工作過的人也統統被打倒。這顯然不是巧合，而是有其潛在的必然聯繫。
四　出於無奈把高崗端了出來
　　高崗自恃腰板硬，對劉少奇登門檢討不予理睬，但終究還是缺少黨內鬥爭的經驗而走了「火」。這就是高崗除向職位比他低的人做了封官許願外，為了爭取陳雲、鄧小平的支持，竟然公開與陳雲說甚麼：「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11高崗這種非組織活動一旦被拿到桌面上來，顯然就站不住腳。因此，當陳雲、鄧小平將高崗這種非組織活動向毛澤東報告以後，毛澤東就不得不考慮利弊得失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把高崗端了出來。這就是1953年12月19日，毛澤東召陳雲、鄧小平談話，並指派陳雲到上海、杭州、廣州、武漢，向當地大區、中央局、中央分局負責同志通報高崗反對劉少奇、分裂黨的問題12。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13，並提議起草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這時，高崗才走了神，覺得事情嚴重了。為了安全過「關」，只得要求面見毛澤東。
　　本來，毛澤東提出搞一個增強黨的團結的文件時，並未建議召開中央全會的事。1954年1月7日，毛澤東在對劉少奇送來的決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後，給劉和書記處寫了一封信14。信中建議：「此決議似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時間以在一月下旬為宜。關於四中全會的方針，毛澤東明確交代，討論加強黨內團結問題的決議時，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應盡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這說明，毛對高崗問題的基本意圖是「保」高過關。與之同時，毛又敲打劉少奇一棒，在同一天單獨給劉的信中，要他也在全會上作檢討15。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
　　在接到高崗19日的來信後，毛澤東於1月22日給劉少奇電報，再次重申16：
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這後一點我在1月7日致你和書記處各同志的信中已說到了。如你們同意這個方針，就請你們據此和到會同志事先商談。
對高崗要求來杭州面商一事，毛把球踢給了劉少奇。毛並在電報中說：「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志不宜來此，他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既然決定「保」高過關，又極力迴避與高見面，看似矛盾，實際又是統一的。因為，高攻劉、周的問題，在政治上毛與高是一致的，毛是否要「倒」劉、周，不便妄加猜測，但進行「敲打」完全是事實。高的行動雖難說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點瓜葛也沒有？毛在與楊尚昆談話前曾對高崗一事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對某同志若干個別錯誤的談論曾發生錯覺？在中共黨內的最高層，由誰與高崗「談論」過「某同志若干個別錯誤」，能使高崗「發生錯覺」，因而引發出一場拱倒劉、周的非常行動呢？想必這就是避免「主回」的謎底。
　　可見，《楊尚昆日記》記載的：「避免對質，對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別人，暫不深問。力求避免主回。」其中確有難言之隱。
1954年2月6日至10日，由劉少奇主持的七屆四中全會的進程，總體上是按毛澤東事先的指示進行的。稍有不同的是：會議開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二天，後改為三四天）；發言者有四十四人（毛原意「說話人不要太多」）；對高崗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毛原意不開展批評）。與毛原來指示相反的是，在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央書記處決定立即分別召開高崗、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對證有關反對劉、周的活動事實，改變了毛澤東原來不讓搞對質、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變，若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劉少奇和周恩來是絕不會擅自作主的。那麼，是甚麼緣故促使毛澤東改變初衷了呢？這是須要進一步考證的歷史之謎。

    范曉春：《也談「高饒事件」發生的某些因素》
    發生在1950年代中期的「高饒事件」，長期以來被定性為由於高崗、饒漱石個人權欲、野心惡性膨脹而導致的分裂黨的陰謀事件。近些年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也有學者提出了發生「高饒事件」的制度背景問題1。其實，「高饒事件」的發生有著非常複雜的歷史原因，本文試圖從當時中共高層權力架構開始調整入手對此進行一些歷史的回顧與探討。 　　
    一　1953年中共內部高層權力調整局面的出現
　　眾所周知，中共自誕生至全面執政前，其高層的權力架構和更替問題，由於複雜而特殊的革命環境以及蘇共的影響，一直未能得以制度化地有效進行。全面執政後，中共仍基本延續了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後所形成的領導集體2，但進入1953年，中共內部卻開始出現了高層調整的跡象。
　　首先，根據中共七大黨章的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並召集之。在通常情況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況下，由中央委員會決定延期或提前召集」3。由於從戰爭到和平環境的轉換，七大後中共並未及時地召開黨的代表大會4。而進入1953年，中共所面臨的國內外局勢則發生了根本變化。抗美援朝戰爭全面停戰大局已定後，中國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局面。在階級鬥爭方面，工人、農民等對中共擁護力量的增長，基本上改變了同民族資本家、地主、富農和知識份子等階級階層間的力量對比。工業化建設方面，蘇聯援建的156個大型專案主要部分也最後確定，而在大規模有計劃經濟建設迫在眉睫之際又找到了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將私營經濟納入國家計劃軌道這一現實的途徑。因此，在取得軍事和政治上的徹底勝利之後，中共在蘇共的影響下開始提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根據蘇共和中共過往的經驗，在歷史的重大轉折關頭，一般都要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形式確定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同時基於路線確定之後幹部是決定因素的考慮，也要對人事做出相應的調整。
　　其次，據薄一波回憶，1953年3月初，高崗向時任中組部副部長的安子文轉達了毛澤東同他的談話內容，說中央政治局成員要改組，要加強中央各部機構。安子文未經中央授權5，草擬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名單。在這份名單上，政治局委員分兩組寫出，一組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以上是書記處成員──引者注）以外，寫有高崗、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書記，也都是在中共全面執政初期分鎮四方的「諸侯大員」──引者注）；另一組上寫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張聞天、康生、李富春、習仲勳、劉瀾濤。對中央各部，列了組織部、宣傳部、政法統戰部、農村工作部、財經工作部負責人和中央正副秘書長人選。這個名單安子文曾給高崗看過，也向時任中組部部長的饒漱石談過。6
　　再次，1953年底，毛澤東提出要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希望自己退居二線，由其他人主持一線工作。當時他擔任黨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軍委主席等職務，掌握黨政軍大權，威望如日中天。此外，中共中央還提出過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是否採取部長會議形式、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等問題。這一切似乎意味著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將要進行大幅度調整，人事安排方面自然也應作相應的變動。
　　此外，1953年3月史達林的去世引發了蘇共高層權力格局的調整。7月上旬，蘇共中央舉行全會，決定把貝利亞從蘇共中央清除出去，並開除其黨籍（同年12月23日被處決──引者注）。9月份，赫魯雪夫當選為新設置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對世界各國共產黨影響甚巨的史達林時代得以真正結束。
　　那麼，如果進行中共高層的人事調整，會出現一種怎樣的權力架構，也就是在人員安排上會出現怎樣的變動呢？
　　1952年6月20日，毛澤東曾致信史達林提出，「由於經濟建設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我們擬參考聯共（布）中央的經驗加強我們黨的中央機構」7。7月，中共中央又發出指示稱，「由於經濟建設即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黨和政府的中央機構必須加強」，「並擬逐步縮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區政府的機構與職權」8。此後，中共採取的主要措施主要有：（1）上調各大行政區實際負責人進京。這一方面為撤銷大行政區做準備9，另一方面重新佈置高層的權力架構。各大行政區實際負責人的具體安排是：最先調來的鄧小平，1952年7月份來京後即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後又兼任財政部部長。隨後進京的習仲勳於9月被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鄧子恢於1953年1月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此後，饒漱石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高崗調任計劃委員會主任。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1949年10月即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且華北局駐在北京，不存在「進京」的問題。（2）加強中共中央主席對國家政權和政務的直接領導。1953年上半年，毛澤東通過發動反「分散主義」和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對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機構和人事安排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周恩來任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被撤銷，中共中央主席開始直接對各黨組小組和分黨組幹事會進行領導。中央人民政府對下屬各經濟部門的領導，也不再通過政務院的中財委，而分別通過政府新增設的五個方面領導人進行，時稱「五口通商」10。這樣，政務院原來事權專一、無可替代的地位和職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並且由於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只有外交等少數部門，其職權範圍已大大縮小。而當時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在如何對待新民主主義等問題上與毛澤東有所分歧，受到毛澤東多次批評，其權力亦受到了一定的約束和影響，並隨後不得不在中共內部作公開的自我批評和檢討11。
　　不難看出，中共利用發動反對「分散主義」運動和調整、重用各大行政區領導人（華北局的薄一波除外，並且由於薄一波一直在中央工作還成了調整和批判的物件）在中共高層初步實現了毛澤東個人的相對集權和中共高層權力的制衡分佈。但是，這樣一種權力安排顯然並不是一種令毛澤東滿意的最終結果，最直接的表徵就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設立和政務院職權的削弱導致一種體制龐雜、部門重疊、關係不清的體制困境的出現。並且，當時中共也已著手準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改革國家體制。此外，更有人事方面重要的原因。
    二　高崗、饒漱石的活動及中共中央的反應
　　對於這樣一種調整後出現的人事安排格局，趙曉光認為，「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毛澤東既看重高崗的突擊隊作用，更不能捨棄劉少奇、周恩來這兩支主力軍。在某種意義上，毛澤東對高崗的提拔重用，雖然含有對劉少奇、周恩來在某些工作中的不滿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對劉少奇、周恩來的一種刺激和觸動」12。自然這是一家之言。當然，調整的結果也並不意味著毛澤東有抑劉少奇、周恩來，而揚高崗、饒漱石的最終權力架構設想。
　　高崗，「這個人有能力、有魄力、精明能幹」。在創建陝北蘇區和陝北紅軍中，「他有過重要貢獻」；「抗日戰爭中在西北工作也有成績」；東北解放後，他主持東北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經濟建設工作「走在全國前面」；抗美援朝中，「做後勤工作很得力，曾受到毛主席表揚」13。因此，他屢受毛澤東的重用。中共七大時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隨後任中共東北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並集東北大行政區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此外，在農業合作化和工會工作方針等毛澤東與劉少奇有分歧的問題上，高崗的主張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和支持。1952年11月高崗進京後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兼任新設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1953年中央又決定把8個國家主要工業部門劃歸給高崗任主席的計委領導，國家計委遂有「經濟內閣」之稱。因此，高崗的權勢一時甚為顯赫，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與此同時，高崗也有其性格和作風上的缺陷，當然，在中共處於主要依靠暴力奪取與穩定政權的過程中，這並不成其為左右政治生命的決定性因素14。此外，高崗在東北的一些舉動也讓毛澤東心存疑慮15，儘管這方面的壓力在史達林逝世後得以明顯減輕。
　　從中共此前高層人事變更情況看，政治路線對於高層的權力架構起著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且有著豐富經歷和成功經驗的地方幹部更容易進入中共權力的高層。因此，高崗進京並「一馬當先」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其能否更進一步，實現所謂的「打算安排劉搞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讓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16的權力架構，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充滿歷史機緣的「天問」了。
　　眾所周知，集權體制內權力調整往往會出現矯枉過正的現象，而從高崗進京後的表現來看，他也確實為鞏固和提升自己的權力積極進行了活動。當然，由於當時中共高層的政治生活方式已然形成一種個人集權的格局，也就是無論意見分歧，還是組織調整、人事安排都由毛澤東個人裁決和決斷，也由於當時中共還沒有馬上召開權力更替的代表大會的明確計劃，因此，高崗在權力之路上更進一步的作為只能表現為一些「非制度性」管道的行為選擇。也就是在聽命於毛澤東，與毛澤東本人保持密切關係的同時，一邊進行私底下的串連，積極尋找支持者或同盟者，一邊在表面上利用對手工作上的失誤，以反對宗派為名搞公開的黨內鬥爭。當然，在中共黨內，試圖搞「攤攤」和「圈圈」，或以「攤攤」和「圈圈」為名搞活動，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一種地震」，在名義上是最終為中共的主義和體制所不允的。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由於毛澤東不點名的指出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右的錯誤和要求中財委把問題擺到了大會上，以及提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17，高崗、饒漱石等人便抓住薄一波的問題大做劉少奇的文章。
　　薄一波認為，從全國財經會議後期開始，毛澤東已逐步察覺高、饒的活動不正常。他在談話中指出：說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線錯誤，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錯誤的說法18。范守信則認為，此間毛澤東是將其作為一種有礙黨的團結的錯誤言行對待的19。而此後的事實是，財經會議後，劉少奇曾兩次主動找高崗談話，徵求意見，並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而高崗表現得更為活躍，並四出活動；饒漱石則引發了9月中央組織工作會議的風波。據鄧小平事後回憶，高崗「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他還找到陳雲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20。
　　在6-8月的財經會議期間，毛澤東曾電令在北戴河休養的陳雲、鄧小平回京講「公道話」，以結束財經會議。而此時，陳雲、鄧小平則都選擇了上報毛澤東的處理方式。林彪在完成其軍事任務後就處於長期養病狀態，表現得波瀾不驚。饒漱石則在這一時期表現得較為活躍。
　　眾所周知，「饒漱石在戰爭年代曾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作過，受到劉少奇的器重」。中共全面執政後，其擔任華東局和華東行政區的黨政一把手職務，是一方諸侯，上調中央後任中組部部長也是所謂的「吏部尚書」。然而，1953年初饒漱石任中央組織部長後便發動了對常務副部長安子文的鬥爭。由於中組部是劉少奇分管的，自然就涉及到了劉少奇。財經會議期間，分管中共之組織工作的饒漱石是否已與分管國家計劃工作之高崗「串通一氣」21，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在此之前高崗與饒漱石素無淵源，目前關於這一時間節點上的「鐵證」也未問世。但同年9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安子文又受到了批判，饒漱石認為自己對組織部「插不進來」，並與劉少奇「頂了牛」22。會議期間，一些中央局組織部長也發言批評了安子文，如東北局組織部長張秀山。但據他事隔半個世紀後回憶，「我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所講的這些意見，都是和毛主席交換過看法的，得到他的同意。少奇同志也是要我來講的，並且是安子文請我到組織工作會議上，給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提意見的，在大會發言時，少奇、子文同志也在場。」23
　　針對這樣一種高、饒進而劉、周退的態勢出現，據楊尚昆回憶，毛澤東採取了「測試」高崗的作法24，並於同年12月24日，經過緊張的醞釀和準備，25主持召開了包括高崗、饒漱石在內有29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26。他提議要起草一個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議決定，毛澤東休息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的當天，毛澤東即離開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憲法草案。
　　12月28日，在陪同蘇聯客人去東北期間，高崗在瀋陽主持召開東北局會議，傳達毛澤東關於加強黨內團結的指示，並要求擁護劉少奇在毛澤東外出休養期間主持中央的工作。從瀋陽回京後，他就不再上班，開始準備反省檢查27。
　　1954年1月7日，毛澤東在杭州就高崗問題致信劉少奇並中央書記，建議召開七屆四中全會，以通過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並指出：會議應盡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22日又就高崗來信要求到杭州和他商量擬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一事致信劉少奇，說高崗不宜來此，請劉、周、鄧和高崗商量即可；並再次指出：全會上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28。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與會的劉、周在會上都作了自我批評，高、饒也作了檢討性發言。全會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沒有點任何人的名字。12日，中共中央即發出〈關於傳達和學習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向幹部和黨員認真傳達並組織學習〈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屆第四次中央全會的報告〉、〈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會議的決議〉三個文件。其中，會議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認為：「黨的中央委員會和省（市）委員會以上的負責幹部和武裝部隊的高級負責幹部的團結，尤其是決定革命勝利的最主要的關鍵。」因為，「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壞我們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壞我們黨的團結，並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我們黨內產生過張國燾，蘇聯黨內產生過貝利亞，這樣重大的歷史教訓表明，敵人不但一定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而且曾經找到過，在今後也還可能找到某些不穩定的、不忠實的、以至別有企圖的分子作為他們的代理人，這是我們必須嚴重警惕的。鑒於我們現在還採取著和資產階級聯合的政策，而小資產階級還像汪洋大海似的包圍著我們；鑒於我們的黨很大，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還很不夠，一部分幹部的思想政治情況還相當複雜；鑒於一部分幹部甚至某些高級幹部對於黨的團結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集體領導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鞏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特別是鑒於在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黨內一部分幹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干成績就沖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鑒於這一切情況，中央認為，當此我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緊要歷史關頭，有極大的必要來喚起全黨同志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強黨的團結。」同時，在決議中對全黨，特別是中央委員會和省（市）委員會以上的負責同志和武裝部隊的高級負責人提出六項規定，如「黨的團結的唯一中心是黨的中央，因此，必須把任何地區、任何部門的黨的組織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整個黨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對任何派別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和本位主義，反對任何妨礙中央統一領導、損害中央的團結和威信的言論和行動。」「必須堅決反對分散主義和個人主義，反對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當作獨立王國，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全黨高級幹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動和政治意見應經常向所屬的黨的組織報告和反映，其關係特別重大者則應直接向黨中央的政治局、書記處或中央主席報告和反映；如果避開黨的組織和避開中央來進行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活動，避開黨的組織和避稱中央來散佈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意見，這在黨內就是一種非法活動」，「必須加以反對和禁止」29等等。
　　應該說，會議和檔案儘管是不指名批評，但既然已指出為「進行個人的或小集團」的「非法活動」，其意已明，並且依照中共黨內鬥爭之傳統就必然還會有「下文」，也就是高饒問題「被移到會後另行處理」30，以起到從政治、思想和組織等方面徹底解決之功效。因此，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決定，1954年2月15日始，分別召開了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7人，重要工作人員40人參加的關於高崗和饒漱石問題的兩個座談會，對二者進行揭發和批判，也聽取他們的申辯和檢討。
　　然而，2月17日，高崗卻在寫完給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信後自殺未遂，並於當日被實行管教31。於此，2月25日，周恩來在總結發言中指出，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以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個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圖失敗之後，他就走上自絕於黨和人民的絕望的自殺道路。而「高崗的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主要事實之一就是：「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看作個人資本和獨立王國。高崗在任東北局書記時，對工作報喜不報憂，不願意檢討，受不得批評。他來中央工作認為是調虎離山，後來仍兼東北局書記才放了心。高崗歷來不願讓中央及中央各部門對東北工作進行檢查，一遇檢查即利用檢查人員的某些弱點大肆攻擊，企圖使人望而卻步。」並認為，從高崗事件中應該吸取的教訓是，「一切驕傲情緒、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宗派情緒、小團體習氣、分散主義、地方主義、本位主義都應受到批判」，「獨立王國的思想必須消滅」32，等等。3月3日，這個總結發言的提綱在經毛澤東修改33和中央政治局批准後，轉發給了全國各省軍級的黨組織。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則開了7次，到會26人，結束會議時到會有各大行政區及中央各部66人。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在1954年3月1日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的報告中對饒漱石問題的結論有：「他的基本思想是不承認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統一的革命政黨，而是把黨看成是派系林立的集團，認為投機取巧，運用手段，就可以駕淩一切。他在一個地區工作時，從來不願中央各部門對他的工作進行檢查，從來沒有自我批評，總是把自己的缺點掩蓋起來。」「他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看成是一個獨立王國」34。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也批准了這一報告。不難看出，座談會期間高的自殺是整個事件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隨後，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紛紛召開會議，傳達和學習七屆四中全會和關於「高饒問題」的指示精神，一些單位還進行了揭發和批判高、饒的活動。如3月9日，中南局發出關於傳達和學習四中全會檔的通知。3月17日至4月8日，華南分局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四中全會的決議。由於華南分局1952年出現了所謂方方「地方主義」，「到會同志進行了認真的檢查，一致認為華南黨的組織自從反對了土地改革中的右傾思想和反對地方主義、分散主義以後，全體同志團結在黨中央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正確的組織路線下，黨內的團結是大大增進了。但是，黨的團結並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利於黨的團結的個人主義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還是比較普遍地存在著；特別是黨內同志對於必須增強黨的團結以擊敗敵人在我們黨內製造分裂、製造派別活動、尋找代理人的陰謀毒計的認識是很不夠的，而這正是地處國防前線的華南黨組織所必須充分注意和高度警惕的。」35 3月13日至24日，西南局舉行第12次擴大會議，討論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文件。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書記、副書記及西南一級機關和重慶市委相當於地委書記以上幹部，軍隊師以上幹部共300多人。3月16日至21日，華北局舉行全體委員會擴大會議，傳達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3月10日至27日，內蒙古分局舉行擴大會議，傳達並討論了七屆四中全會決議。3月25日至4月1日，西北局舉行擴大會議，傳達七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和「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出席和列席會議的有西北局委員，新疆分局和各省（市）委正副書記及各省（市）與西北區機關高級黨員幹部共計48人，接著又召開了3000多人參加的各級領導幹部大會。由於高崗是從西北局調到東北去的，西北區層層幹部對其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和陝甘寧邊區時期的個人主義、思想作風和生活作風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揭發批判，並結合個人的思想工作實際進行了自我對照檢查。新疆分局也在4月8日至17日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七屆四中全會和西北局擴大會議的精神。由於新疆分局在牧區工作上未能堅持貫徹中央和西北局的慎重穩進的正確方針，而採取了冒險急進的錯誤方針和政策，也深入檢查了新疆地區黨的團結問題。36
　　當時，高崗和饒漱石仍分別擔任東北和華東兩個大行政區的黨政軍職務，也由於中央已把他們的問題初步定性為搞「獨立王國」和派性，這就不能不對東北和華東兩區進行清理和整頓，以消除高、饒問題在地方上的影響。
　　1954年3月25日，東北局召開全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省、市、地以上領導幹部參加），出席會議的有517人，指定列席的190人，會議由代行東北局書記職務的林楓主持。3月26日、27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和高崗、饒漱石問題以及初步結論的傳達報告，指出：高崗的錯誤已經「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組織錯誤，也不是黨內嚴重的路線錯誤」，他已走上分裂黨、反對黨的道路，變成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野心家37。3月28日，周恩來返回北京，羅瑞卿38作為中央的觀察員留下指導會議。
　　由於中共中央認為「對高崗的錯誤要有集中的、歷史的認識」，「東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犯有原則性錯誤」，「在這次會上先作原則交代」，因此，儘管也強調「高崗的錯誤與東北局每個人的錯誤要區別開」39，但會議很快由東北局幾個書記做檢查轉變為對所謂「五虎上將」的批判40，並且羅瑞卿在會議總結性發言中還指出：「高崗在東北地區已經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東北局組織內的若干成員和它的主要領導成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張秀山、張明遠同志等參加了以高崗為核心的反黨小集團」；並且說高崗的「活動綱領」就是所謂的「東北特殊」，「東北先進」，「東北一貫正確」，「軍黨論」41等。4月24日，高幹會通過關於擁護七屆四中全會和討論高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認為，「根據與會同志揭露的事實，證明東北局若干負責同志為了達到他們的卑鄙的個人目的，不顧黨的紀律，在不同程度與不同範圍內追隨高崗污蔑和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破壞中央威信，挑撥黨內是非，創造黨內不和，實行派別性的幹部政策，因而在實際上參加了高崗的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形成了一個高崗為核心的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東北局若干負責同志接受高崗的策動，接受高崗所謂「東北特殊論」和「東北先進論」這些反黨的觀念，在實際上把東北局和黨中央對立起來。同時，這些同志一方面替高崗吹噓裝潢，包庇他的錯誤和罪惡；另一方面，在高崗的指使和支持下、故意地孤立林楓同志，即在高崗離開東北地區後，他們實際上仍然幫助高崗把持東北局的領導，致使林楓同志難以行使職權。這是一種嚴重的違反黨的組織原則和政治原則、破壞黨的團結的不可容許的錯誤。會議指出，這些參加高崗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和在高崗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的同志，必須繼續進行深刻檢討，停止一切宗派性的活動，脫離原來宗派的立場，把宗派活動的情況向黨徹底交代，以便回到黨的立場上來；否則他們就會犯更大的錯誤。」會議還認為全區黨的組織，必須根據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本著此次會議的精神，進一步揭發高崗的罪惡，粉碎高崗反黨反中央的宗派，徹底肅清高崗的影響，全區黨員首先是高級幹部，應該從高崗的事件中吸取教訓：獨立王國的思想必須消滅。派別性的幹部政策必須糾正。黨內非法活動必須禁止。「會議同時鑒於東北局多年來受高崗的把持，東北局若干負責同志曾經積極地參加高崗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因此請求中央考慮改組東北地區黨的組織的領導機構──中共中央東北局」42。 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批准東北地區高幹會議關於擁護七屆四中全會和討論高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以及關於撤銷張秀山、張明遠、郭峰、馬洪、趙德尊時任東北局副書記和東北局委員及其他的黨內職務。對此，張明遠始終認為，東北局的高幹會以把與高崗因工作關係而和高崗接觸較多的人打入「高崗反黨集團」而結束；並且，林楓和羅瑞卿都很欣賞所謂的「五虎上將」這個比喻。他們把還不實的會議情況，連同這個錯誤比喻都當作「事實」向中央彙報，得到毛主席的認可。43
　　在華東局方面，4月1日至15日，華東局召開由華東局委員、華東局各部委、華東軍區及各省市高級幹部60人參加的擴大會議，除討論四中全會的決議，進一步揭發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外，會議以絕大部分時間著重檢查了華東局的領導。會上，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和常委舒同對華東局和自己的工作也作了檢查和自我批評。到會人員都根據四中全會的決議，也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但是，會議認為，「饒漱石是一個十分奸滑、巧於偽裝的陰謀家」，「華東黨內還存著適宜於個人野心家發展的「土壤」和「氣候」」，但「不應該不按事實而按印象去「按圖索驥」，去追查甚麼「支持者」、「宣傳員」、「抬轎人」，找甚麼「小饒漱石」等，因為那樣不但會誇大饒的影響作用，而且會鬥錯人，造成不應有的損失。至於華東黨內是否有積極支持饒漱石反黨活動的人物，是否有人雖然與饒無直接聯繫卻有一套錯誤的東西，會議對這一問題暫不肯定，留待各省、市的會議上進一步加以檢查」44。4月29日至6月7日，華東局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召集了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擴大會議，6月份又召集了上海市黨代表會議，8月份召集了山東省第一次黨代表會議，這些會議對所謂饒漱石及其追隨者山東分局代理書記向明等人的「反黨活動」進行了揭露、批判和嚴厲的組織處理45。
    三　大行政區的撤銷和中共高層權力架構的最終完成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曾在省級以上正式設置過大行政區一級行政建制。當時的大行政區政府擁有廣泛的職權，「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是各該區所轄省（市）高一級的地方政權機關，並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領導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機關」46。並且，各大行政區領導群體突出個人的領導權威，形成以中央局書記或第一書記為核心的集權體制，實行黨政軍一體化的領導模式。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決定對大行政區調整後，高崗、饒漱石等人儘管名義上仍擔任大行政區的職務，但已不具體負責實際工作，並且大行政區性質和任務改變後，大行政區的權力和許可權也受到很大限制。
　　有鑒於此，金安平認為，從客觀條件上看，高、饒的活動是充分利用了中共旨在集中中央領導權力而進行調整機會；從主觀條件上看，高、饒的野心是在他們被委以重任，上調中央後而急速膨脹的；從內容上看，他們陰謀活動的最終目的是獲取中共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而不是在地方搞「獨立王國」47。應該說這有一定的道理。但二者的最終目的還不能說是獲取中共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儘管他們有「拱」劉、周的用意和表現，但仍是徹底服膺於毛澤東的，這一史實的材料隨處可見。同時他們的「野心」也不是甚麼「急速膨脹」，因為高、饒都是久經黨內鬥爭考驗的「封疆大吏」、「一方諸侯」，利用「中共旨在集中中央領導權力而進行調整機會」就「急速膨脹」「野心」，顯然是對複雜歷史過程的一種簡單化處理。
　　眾所周知，歷史人物的「野心」，包括「急速膨脹」，不會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通過上述對歷史的回顧和分析，不難發現高崗、饒漱石對形勢判斷的依據、進行活動的實力資本，與當時中共中央高層調整後的權力配置格局，及其執掌大行政區最高權力的經歷，以及當時名義上仍負責各大行政區和中央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中央高層權力調整使高、饒事實上已走到了歷史前台，而不是還在利用和繼續尋找時機。此外，「過渡形態的大區行政建制與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權力結構，易於助長「獨立王國」的傾向」48；「大區一級如果要在政治上搞串聯來影響中央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比省一級搞串聯要容易得多」49。儘管從事後看，高、饒並未在其所轄的大行政區形成所謂的「獨立王國」，但其大行政區的經歷和任職無疑增加了其在權力之路上更進一步的可能，以及增強了他們對此的信心。此外，從另一個角度講，出於執政初期加速中央集權的考慮，他們的大行政區背景和做法也影響了中央，特別是毛澤東本人對黨內權力鬥爭形勢的判斷和處理方式的選擇。
　　既然中共在對「高饒問題」處理過程中突出了對「獨立王國」和「宗派活動」的批判，也由於高、饒都有大行政區的背景和東北局還提出改組東北局領導機構的請求，這就不能不對1952年就已明確的將要取消大行政區的決策起到加速的作用。此外，對「高饒問題」的批判和處理的過程也有效地消除了撤銷大行政區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種種疑問和阻力，並最終使這一重大政策的最後定奪和落實變得異常順暢起來。因為，當時對分散主義、地方主義、「獨立王國」和個人主義等問題的批判，毫無疑問，一方面起到了清除原有「分散主義」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各大行政區在中央對「高饒問題」嚴肅處理的情勢下不得不紛紛向中央表達無條件服從中央權威的誠意，並在實際行動中竭力表現其決心。所以，儘管「高饒事件」不是導致大行政區撤銷的直接原因，但卻是「壓跨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中央撤銷大行政區的有利時機之一。
　　大行政區於1954年底全部撤銷後，其領導群體的安排是：（1）除陳毅仍兼任上海市市長職務外，幾乎全部集中於中央任職；（2）1955年調整大軍區時，其原任大軍區職務一概被取消50，有的在軍委總部工作，有的儘管也任中央軍委委員職務，但主要從事黨政工作，有的則完全脫離軍隊；（3）除高崗（1954年8月17日自殺身亡）、饒漱石（1954年3月，停止一切職務，隔離審查）外，絕大部分繼續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而其中的「翹楚」則是西南局的鄧小平。
　　1954年4月，鄧小平即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並接替饒漱石兼任中央組織部長，負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和黨的組織工作。同年9月15日至28日，一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全國普選的基礎上得以召開。大會通過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劉少奇當選為第一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而由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在工作制度方面，由國務院總理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和常務會議，負責政府方面的日常領導工作。鄧小平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1955年3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七屆五中全會，討論到高、饒問題時，他說這個檔也搞了一年，幾經反覆才搞成這個樣子，他們的聯盟是─個陰謀集團，不是甚麼堂堂正正的拿出自己的主張來爭取領導，而是燒野火，煽陰風，見不得太陽，這樣來看，肯定是比較恰當的，也是合乎實際的，是一種政變式陰謀51。因此，在3月21-31日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將他們兩人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緊接著，4月4日，鄧小平、林彪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被同時選入中央政治局。
    1956年中共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際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確定其新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高層權力架構方面，有大行政區領導職務背景進入八屆中央政治局的有8人，加之曾任山東分局書記的康生和內蒙古分局書記的烏蘭夫，共計10人，佔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總數23人的43%左右，其中羅榮桓、陳毅、劉伯承、賀龍、烏蘭夫和薄一波為首次進入政治局。會後，又選出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鄧小平組成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鄧小平還出任新設立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自此，中共全面執政後第一次形成了其比較穩定的高層權力架構。
    
    2006年6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马畏安著）。
    
    2007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张聿温著）
    
    2008年7月，香港出版了高岗当年秘书赵家梁和高岗当年部下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
    
    2011年3月2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