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5.16通知》所想到的 （转自文革网） [复制链接]

读《5.16通知》所想到的 （转自文革网）

孤云


《5.16》通知于1966年5月16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出，《16条》与1966年8月8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这中间有将近3个月的间隔。其间，毛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贴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仔细研究这几个文件，似乎可以将《5.16》通知与《给江青的信》归为一类，而《炮打司令部》和《16条》归为另一类。理由如下：在《通知》和《信》里提到的敌人基本上是“牛鬼蛇神”和“右派”，虽然《通知》里有：“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这里虽然提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从整个《通知》来看，它的目的还是应该按《信》里说的来理解，即“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文革还没有“造反有理”地造走资派的反这样一个目标，它仅仅产生了一些效果，就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但文革即使是开始，也应该有个目标，否则就没有意义了。《通知》中有这样的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这句话似乎告诉我们，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在思想战线上向资产阶级进攻，以建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攻的方向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符合擒贼先擒王的原则。这里有两个猜测：1）从擒贼先擒王的手法看，运动的时间不会设想的很长；2）也许运动的时间就是运动掀起为止，因为擒贼先擒王能最快地掀起运动。运动的时间没有设计那么长的可能性好象很大，因为这符合“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设想。

由以上探讨，得出以下猜测：文革最初的目标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对资产阶级的进攻，手法是擒贼先擒王。基本上属于造势运动，或是掀开一场战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开战——的序幕运动。没想到这场战争不打则已，一打就天翻地覆。理由如下：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

（以上为毛泽东语，1966年10月期间）

从通知的“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文字来看，《5.16通知》的目的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发起效果明显地冲击，而从《信》的“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字推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长期“战争”的开始，这个“战争”由许多次类似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役组成。

从“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的文字看，显然在发《通知》时，并没有明确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仅仅把对象限定在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上面。

但比较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内容，可以看出运动的发展超出了预期。不是一点点超出，而是大大地超出了他的设想。这样的超出带来了什么呢？或者它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设计者毛泽东什么启示呢？请仔细读读那年8月8日发表的《16条》的第一条：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第一条的标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这是《通知》中没有的，这个判断应该是运动的发展提出来的。那么这个“新阶段”的前面一个是什么阶段呢？虽然《通知》和《16条》中都没有明确说明，但是《16条》的文字里还是可以看出前边这个阶段是什么的。

《16条》有如下文字：“...，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字看，前一阶段应该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个制度的主要物质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呢？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由《通知》到《16条》其实是个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它第一次指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继续，而它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论述。先进的经济基础必须配以崭新的上层建筑，而充斥着“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的上层建筑不仅不能适应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且对它还起着阻碍和瓦解的作用，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砸烂旧的上层建筑，建立无产阶级崭新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通过文革融合成了《16条》的第一条。

从第一条中，我们还看出运动的对象已经不再限于“批判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而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个含盖广泛的对象中，第一个对象是明确而短期的，可第二个对象仍然是复杂而长期的。但是在战略上，《16条》里似乎没有将它们明确地区分开来。

《16条》的第一条好象已经将文革的重点攻击对象指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当权派是指的谁呢？联系《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看，好象是指刘少奇，但这种理解其实不太准确。因为在毛泽东7月21日到8月5日的主要谈话和通信中，基本上没有“走资派”这样的词。虽然大字报里提到了“在50多天里，..”显然是为这50多天的事写的大字报，但大字报里没有提到走资派，所以，8月8日的《16条》把走资派放在了首位，应该不是指的刘少奇，他之所以最终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应该是《16条》发布以后的事。

《16条》与《通知》比较，明显看出《通知》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建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而《16条》则强调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明确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16条》的第五条颇令人玩味，且看第五条：

“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领导的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本条第二自然段明确说打击的对象是“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但这种打击好象不是要把“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起来，或镇压，而是“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不知道这样的“打击”怎么就造成了“改开搞”所谓的“十年浩劫”，也不明白它怎么就让伤痕文学感到那么地“迫害”和凄凄惨惨戚戚。

第三自然段很奇怪，只有一句话，有点象临时加上去的。结合第一条来看，似乎这个猜测不无道理，如果把第一条的关于走资派的部分去掉，同时将本条的第三自然段去掉，在文法上并不改变《16条》的完整。如果是临时加上去的，那么可以将《16条》分成两个版本来研究，一个版本是加了走资派的，另一个版本是没有加的。显然没有加的是早期版本，加了的是最终版本。

即使是加了走资派，其实也只是“整”，而不是“打击”，也不是“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如果放弃走资派是临时加上去的假设，那么这里用一句话构筑一个自然段，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有意将“走资派”与“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区别开来，这样假设以后，很容易产生如下猜测：《16条》的策略是通过打击“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来策应对“走资派”的“整”。如果走资派是最终打击目标，说明他经不起文革对“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打击”，他要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如果走资派只是思想上认识错误，那么文革对“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打击”将可以很好地教育他们，使他们觉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现在看来，下面的假设是非常可能的：文革初期并没有把走资派作为打击对象，只是作为教育对象来处理的。显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认识是十年文革实践得来的，是无数革命者用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换来的。

但是，在文革那样的政治环境里，看上去没有“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的走资派其实是呆不住的，“为了他们的阶级本性，非跳出来不可”，他们跳出来了，并且很快被打倒了。对走资派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来说，文革确实是“十年浩劫”，因为在那样的日子里他们坐不住，必须跳出来。在那样的环境里，跳不仅很累，而且随时会遭到打击。其实所谓的“打击”就是被孤立起来了，这个走资派一点也不怕，他们最怕的是失去权利，与老百姓一起劳动，一起生活。

当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就拥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四大自由的时候，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就很“浩劫”，他们的文学就很“伤痕”，他们篡权以后就很“强硬”，“两手都要硬”，但是对待洋人要“韬光养晦”。

中外反动派虽然矛盾重重，但在反文革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把文革涂抹成“十年浩劫”是他们的本性使然。他们经常切割出一些文革片段来，经过拉大变形处理，然后大造舆论，将“浩劫”描绘得栩栩如生，而从来不敢提设计这场“浩劫”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即《5.16通知》和《十六条》。因此，从“浩劫”的角度来考察这两个文件是很有必要的。

“浩劫”的第一个证明应该是《通知》的如下文字吧：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段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这一段真的很“浩劫”，不让资产阶级说话，不给他们平等，要对他们独裁。难道不“浩劫”吗？但是为了产生更好的效果，在向不明真相的后代忽悠的时候，要这样说：把《通知》里“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的说法，改成“他们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公开鼓吹对人实行独裁或专政，他们反对平等关系、反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关系、反对中华文化所崇尚的仁义道德关系等等”。这样改了以后就符合“浩劫”的说法了，就河蟹了。

从这个角度看，无产阶级不应该否定文革，因为文革“浩劫”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他们“浩劫”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来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按理资产阶级觉得文革“浩劫”、伤痕也没什么别扭，他们确实应该感到“浩劫”，应该创作“伤痕”文化。别扭的是他们把自己的“浩劫”和“伤痕”的感觉强扯到整个历史头上，用他们个人的私情强奸历史。

但是，如果回到原文，除了资产阶级，没有谁会感到“浩劫”。那么《通知》里提到的独裁是怎样的呢？

“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上面这段话多少可以窥得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独裁”方式，即“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不过是批判，不过是讲道理，这样的“独裁”都受不了。这种“独裁”又不是“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不过大批判而已，何来“浩劫”？

走资派说文革“浩劫”，是因为他们在文革里“跳”得很累，可能是跳得很难看吧，反正虽然跳得很投入，但是没什么人欣赏。不仅没人欣赏，而且还被人民群众赶下了台，连“跳”的机会都没有了，当然要很“浩劫”啦。修正主义者说“浩劫”，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里边没有文革，文革就是破坏，就是有罪。他们愤愤不平地说“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罪”。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恐怕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不过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卖给走资派。不仅卖了，还帮着数钱。当走资派开始挥霍卖来的钱的时候，修正主义心急如焚地跑去问走资派的干将赵紫阳先生“你这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你能不能告诉我，社会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能是个什么东西呢，当然回答不出来呀。没想到为走资派上台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中国修正主义，就象红楼梦里的焦大一样被塞了一嘴的马粪。历史既无情，也幽默。

其实，文革敌对方的破坏从两个文件里也可以窥得一斑。

“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5.16通知）

这一条很有趣味，他说明文革的攻击对象其实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在与无产阶级“周旋”、“游击”。这与伤痕文学描述的那些待在牛棚里被文革“迫害”的人完全不一样，这说明文革的敌对方并不象伤痕文学描绘的那样一点反抗都没有地乖乖地等着挨整，而是有所行为的，这些行为中未必就只限于自保而没有对文革的破坏。上面这一条里提到的手法就是蓄意破坏文革。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十六条）

上面这一条里也反映出敌对一方的反抗，这样的反抗在全国各地都是有的。所以，文革并不是一场一方“浩劫”另一方的没有对抗的运动，而是一开始就有着激烈对抗的大革命。这样的对抗其实没必要再花笔墨了，因为走资派关于“浩劫”的宣传里有很多描述，不过要反着来理解就基本上符合历史真实了。

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在党内处于“赞成的少，反对的多”的局面，这个局面之所以没能阻止文革的爆发，主要是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随着文革的逐渐深入，原来反对的也或明或暗地投入到反抗之中，就象《信》里说的那样“为了他们的阶级本性，非跳出来不可”。在刘、邓集团和林彪集团先后被摧毁以后，他们开始了一段隐而不发的蛰伏历程。

文化大革命体现了毛泽东构思历史的辉煌才华，展示了他把握历史的卓越才能和开创历史的宏伟气魄，他因此登上了历史的颠峰，体验着无尽的孤独。

鲲鹏展翅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

文革的峥嵘历程，曾经的战友纷纷陨落，剩下的有多少是真心跟随呢？那个发誓“永不翻案”被总理忽悠得很有才能者，为什么在明明知道会再次失去权利的情况下，突然显得那么世外呢？“我是桃园人，不闻园外事”，这样的话怎么会从他那样的人嘴里冒出来呢？这不符合他一贯的秉性。看来剩下的这些人里边一定有不少在编织着各自的彩旗了吧，否则“永不翻案”哪来的底气？

从发起评《水浒》，到“人老了，总想后事，...，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在离开之前，早已看到了历史将回到自在的状态，但这次历史是否能从自在再次回到自为恐怕他也拿不准了（只有天知道），毕竟他不能为中国人民包办一切事情。

文革是人类一段自为的历史，它的辉煌随着它的远去而喷涌。俗话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这是因为学好必须克服自身的坏习惯，而学坏只要顺着坏习惯去发挥就可以了。当一个人想学好的时候，他必须克服自身的坏习惯，而不能放任自流。这是一个自为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自在的过程。人类的历史演进同样如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依据历史的发展规律，率领革命人民创造未来，使历史变得自为；而反动派破坏革命，借助历史的自在埋葬人类的未来。

毛泽东走后，蛰伏的人们立刻翻天，一时彩旗飞舞，美酒飘香。中华民族象一个戒烟失败的大烟鬼一样，黄赌毒立刻泛滥成灾，到现在与晚清时的状态基本无二，一旦遇到帝国主义蚕食中国，再次沦落成东亚病夫也是非常现实的事情。

走资派因一时的得逞，而对“韬光养晦”笃信不移，其对历史的理解之低可见一斑。我们也终于明白了毛泽东的“不读书，不看报，不懂马列主义”的潜台词原来指的是“蠢货”（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蠢货”们得意忘形，又是弄“决议”，又是审判“四人帮”，却不料江青、张春桥的英勇不屈不仅捍卫了文革的尊严，也捍卫了人类拥有未来的信念，同时也为“蠢货”们铸造了一柄被历史彻底清算的宝剑。

很少有人研究过周恩来先生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的，可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阐述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吧。一般人们都认为：周恩来先生的社会主义就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这样的认识也许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公开反对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吧，也许是因为他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原因吧，也许是因为他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原因吧。不过笔者认为他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理由如下：

邓小平一出来就搞抓纲治国，经济刺激那一套，周应该是支持的。当然走资派决不是要搞社会主义，他那样做不过是要投“人民的好总理”所好罢了。这是其一。周恩来先生临终前隐瞒了邓小平打算逼毛主席“就范”的企图，显然他是默认共产党抛弃毛泽东的，当然也默认了让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倒掉的。由此，可以肯定他的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根据他生前的一些谈话和76以后，其夫人邓颖超女士及其养子李鹏先生的种种表现，多少可以猜测到他的社会主义就是民主革命派的社会主义。

那么，民主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呢？或者说周恩来先生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全部就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强调党的领导，经济上强调按五年计划建设国家，手法上用强调现代化的目标促进生产，注重生产上的短期效率，不反对物质刺激；政治制度上强调法制，不反对超阶级的“依法治国”的法，仅仅把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理解成发扬大公无私精神，替人民包办一切，本质上承认共产党就是人民的青天大老爷。这种社会主义或者忽略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是任何人都不能包办的，那就是人民的政治权利是不能被包办的。

由于这种社会主义抽去了社会主义的灵魂，使人民的政治权利被替人民包办一切的共产党青天大老爷顺手牵羊了，所以它才特别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无可争辩地成了将其发展为三个代表的理论依据，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向右扭转方向盘的左灯。

周恩来先生对社会主义的无知使他不能理解：“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十六条）

周恩来先生对社会主义的无知使他不能理解“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对“依法治国”的冲击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利用旧的国家机器”的必然反映，也是无产阶级建立压迫资产阶级的国家必不可少的一步，它其实也是无产阶级未来消灭国家的物质根基。

仔细研究文革时的历史环境，似乎有如下的客观条件：

1.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
2.已经支持工业建设几年的比较稳定的农业体系
3.工农业都不是私有体制
4.人民群众的无比信任
5.共产党的团队中有大量的民主革命派
6.走资派已经羽翼丰满
7.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正在小资化
8.美国封锁苏联挤压同时存在

前四条是比较有利的条件,后四条是不利条件。其实还有一个最困难的因素，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特性。

人民群众的信任无疑是文革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当时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其实很难领略文革的思想境界，这也是文革最终被颠覆的重要因素。另外，工农翻身做了主人以后，物质条件的改善产生小资化倾向，与文革宣扬的大公无私已经有了距离。

民主革命派是个潜在的消极因素，他们既是毛泽东的中坚，也是瓦解文革的基础，他们虽然多是工农出身，但功臣的条件与头脑中旧意识扭结成的坐江山观念顽强而坚固，他们的身份因革命成功而异化，他们最终背叛毛泽东其实是其阶级属性使然。由这一点也可以推知，文革其实已经使党处于潜在的分裂之中。

在毛泽东的团队中，走资派是个相对弱小的群体，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功绩可以支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忽左忽右，难以独立建立功勋。文革前他们在毛泽东的庇护下与民主派抗衡，文革中由于失去了毛泽东的支持而坍塌。在工业化基本成型以后，他们的消极影响相对小些，如果能在运动中改造好或可大用。

对文革最具破坏力的其实不是走资派，而是民主革命派。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毛泽东团队的中坚，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被走资派挤去了位置，一直心怀不满。文革初期摧毁刘邓司令部，他们积极踊跃，但随着文革的深入，他们迫害造反派，挑动群众武斗。林彪事件以后，他们开始蛰伏，直到毛泽东逝世，他们立刻翻天。这些人虽是工农出身，但革命成功后身份的异化，小资思想恶性膨胀，事后他们被走资派假以各种利益分化瓦解也是其阶级属性决定的宿命。文革后期虽有批判民主革命派，但不能对他们有更进一步的改造，因为中国人民不愿意委屈功臣。“四人帮”指责走后门的时候，毛泽东也不得不说“走后门，也有好的”来安抚他们，还告戒“四人帮”要注意团结大多数。

文革中的造反派未必是毛泽东理解的那样，他们造反的热情远大于认真学习马列理论的热情，他们对文革的理解其实并不正确，文革被颠覆后他们许多人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对文革的无知。从他们的大字报里也能窥得他们对文革的理解是多么的简陋。当然，这里摘录的大字报都来源于河蟹，未必是文革大字报的主流，但多少也可以看出造反派的队伍里对文革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参差不齐的。

由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客观条件对文革的支持其实是非常简陋的，文革之艰难一点也不亚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时期。但井冈山时期的团队基本上是上下合一的，即使有什么一时解决不了的矛盾，也会因为外部强大的压力而团结起来。文革时期没有那样的外部压力，而团队却是“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局面，他们各怀所私，目的都是要代表人民坐江山。民主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派的打江山还能与毛泽东的“砸烂一个旧世界”走到一起，那么文革时期，砸烂的旧世界可是他们代表人民坐江山的世界啊，他们怎么能不反抗呢？客观上说来，走资派的复辟资本主义与他们坐江山的矛盾远小于他们与文革的矛盾。

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革，让历史按照它的自然纹理演进，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封建社会。文革摧毁了走资派，削弱了民主革命派，并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历史条件。文革后期，民主革命派已处于群龙无首状态，这使他们在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不得不请出走资派来协调各方势力，中国因此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轨道，而89以后，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的法西斯本性表面化了。

相对斯大林而言，毛泽东太“柔弱”。明明知道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激烈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明明知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明明知道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但是却没有给以彻底的清洗。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是斯大林的清洗也没能阻止赫鲁晓夫的上台吧，而且他一直认为人不是韭菜，所以他可能觉得清洗是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但我觉得，清洗至少给中国人民去掉了一个最凶恶的敌人。走资派在毛泽东眼里虽然是“蠢货”，但对失去了毛泽东的中国人民来说，却是一个强大而凶恶的敌人，让这样的敌人来教育人民，代价之惨重，难以估量。如果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自在”必然发生，留下什么样的敌人教育人民确实是一个难以完成的课题。毛泽东留下了他认为的“蠢货”，但历史的回答说明中国人民要完成“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还有相当的距离。

从毛泽东的历史来看，在教育同志方面，他是宁愿被“抛弃”，也不愿意用强的。井冈山初期，朱德和陈毅曾经就把毛泽东赶下了台，是因为一连串的败战和当时中央的干预，才又把他请了回来。三次围剿以后，他再次被共产党抛弃，是蒋介石的铁血才把他又打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抗日战争时期，他被“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边缘化，是皖南事变使他回到了党的中心。没有蒋介石这个强大的外在压力，毛泽东早就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共产党抛弃而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哪里还有建国二十七年从“一穷二白”到门类齐全，初具规模的工业化国家的“自为历史”呢？文革后期发生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以及毛泽东的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其实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共产党准备再次抛弃毛泽东了。

失去了蒋介石这个外在压力，毛泽东被抛弃其实是必然的，只是他的丰功伟绩，又遇到美帝二十多年的封锁，苏联大兵压境这些新的外在压力，特别是全国人民的无限爱戴，才震慑住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共产党，才会有他的位置和他的文革。他宁愿被抛弃也不愿用铁血，不正是他的命门吗？每次被抛弃他都相信事实会让大多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可是当他离去以后，历史却留连在堕落的泥潭中，难以扭转沉沦之势。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人民终于明白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个真理，他们重新将毛泽东请上“神坛”，让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随时准备对背叛了劳动人民，背叛了劳动人民事业的反革命叛徒集团掀起一场革命的风暴！他们要重回逝去了的新中国.

战国时期的郑国国君有两个儿子，王后想让国王把王位传给二儿子，但国王把王位传给了大儿子。国王死后，王后一直闷闷不乐，老大问母亲为什么，王后说，你们兄弟二人都是我的儿子，现在你是国王，要什么有什么，而你弟弟什么都没有。儿子听了也很过意不去，就问母亲如何是好？王后先提出一个儿子不能答应的要求，儿子说，那快地是先父临走时说过，无论是谁都不能给的，请母亲另提一个吧。王后乘机提出了一个地方，就是郑国的米粮仓。儿子无法拒绝就答应了。王后在送老二去他的领地时说，你到那里先招兵买马，做好准备，我在这里盯着老大，一旦有机会我派人告诉你，你就起兵造反，夺了老大的王位。老二心领神会的去了。

郑国的大臣们心急如焚，因为国王的弟弟已经快要成型了，而国王呢，怎么劝都不愿意起兵讨伐。有一个大臣深夜暗访国王，谈及此事，才知道国王也很着急，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师出无名。大臣献上一计，让国王制造一个假象，使王后觉得时机已到，而国王却暗中布置好重兵，截击老二的叛军。国王采纳了这条计策，并最终粉碎了叛乱。

很难说毛泽东没有考虑过这样消除潜在叛乱的策略，但笔者也认为这样的处理即使成功，也很难改变历史反复的趋势。只是，在确定了历史必然反复的前提下，设计这样的策略，将反革命阵营的头子铲除，对历史重拾“自为”还是非常有宜的。笔者认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处理过于简单，应该让它的时间拖得再长一点，也搞一些人混进去，跟着起哄的同时也弄个“自由女神”像什么的，然后再将其粉碎。接下来的文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借此对反革命阵营实行一次斩首手术，一点问题也没有。没有了牵头者，新生的资产阶级政府未必能熬到89年。

周恩来先生对社会主义的无知使他不能理解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很小的一部分，不能理解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革命新的“万里长征”，不能理解只有坚持阶级斗争原则，才能进行这样的“新长征”，才能开启两个“彻底决裂”的社会实践，而只有这样的社会实践才可能最终使两个“彻底决裂”成为现实，才能保证人类顺利度越社会主义阶段迈向共产主义。他根本看不到民主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最终会成为走资派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帮凶的历史必然。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觅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是周恩来先生早期的诗，充满了爱国的民族主义色彩。他虽然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的锤炼，但他的表现昭示着他的思想并没有上升到共产主义的境界，因此他的社会主义也根本没有突破上面这首诗的意境。他成为民主革命派的保护伞，并在党内形成一个强大而广泛的“蛰伏”阵容，自觉不自觉的成了蛰伏头领，正好说明了他的社会主义与真正的马列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他在粉碎林彪“政变”中东奔西忙，积极主动，却默许走资派的颠覆阴谋，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丧失无产阶级原则，也正好说明他的社会主义决不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最多是拿来为强国“济世”用的，至于这个国家是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胸中没有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舍不得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这是他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历程中屡犯路线错误的思想根源。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先生曾称赞周恩来先生为“巨人阴影下的伟人”，而历史的注释却是：离开了“巨人”的阴影，他未必有机会跳出“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历史宿命。他走后，他的国家按他的意愿改变了航向，向他理解的强大奔去。到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面对着强大到连周围小国都开始蚕食祖国的海权时，面对着强大到祖国的经济被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肆意蚕食时，这位“人民的好总理”九泉之下有何感想呢？他是否又要开始他的面壁神功呢？不管他怎么面壁，恐怕即使是尼克松先生也不会相信他的破壁主旋律不会是“难酬蹈海亦英雄”了吧。

那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仔细研究《十六条》就能够明白。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这句话是在完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也做了几个五年计划以后提出来的。它透露出如下信息：

1）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全部，而仅仅是社会主义很小的一部分。
2）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部分隐藏在“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里”，显然这个部分更大。
3）既然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那么这个阶段之后也许还会有别的什么阶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还远远没有表达出来。

可见这句话一下子击碎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这块民主革命派的理论基石。本来他们辛辛苦苦打江山，终于熬到了革命胜利，现在好不容易大小阎王都落座了，正准备开启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坐江山的新阶段”，没料想毛泽东却来了个让群众“造反有理”的文化大革命。谁遇见这样的事不郁闷呢？群众一造反，大小阎王怎么坐得住呢。

民主革命派颠覆文革的伏笔，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而文革的敌人并不象它最初看到的那样仅仅是几个党内走资派，一个窃取了几千万烈士鲜血的功臣阵容正整装待命，随时准备构筑文革曲折而凶险的漫长未来。

对于把社会主义庸俗成“生产资料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民主革命派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浩劫”这种观点，正好满足了他们对文革的抵触，也恰倒好处地激发了他们这种“抵触”情绪，并松动了他们的阶级立场，使他们自觉退化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反革命阶级里去了。他们退化的历史轨迹，生动地证明了一个真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有这样的蜕变存在，阶级斗争怎么熄灭？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着的，事物的变化都是其内部矛盾斗争使然。社会主义这个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度阶段，是什么样的矛盾斗争在操作着它呢？这样的矛盾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加计划经济”来描述，显得既可笑又无知。为了使它看上去不那么可笑，修正主义把操作社会主义阶段的矛盾说成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可是，三十多年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事实，正好说明这个矛盾并不是操作社会主义过度到共产主义的矛盾，反而让人看到：中国真正从新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恰恰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由无产阶级主导的波浪壮阔的阶级斗争，而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同样是改革开放那样由走资派主导的坑蒙拐骗的阶级斗争。历史正好说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操作着社会主义这个过度阶段。这一矛盾的主导方不同，历史的发展方向就会反复。

生产资料公有制仅仅是开启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而社会主义的全貌还隐含在未来的云烟之中。

回顾人类的私有制历史，那一个阶段不是阶级斗争操作的呢？奴隶社会的发展历史不是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操作的吗？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不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操作的吗？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操作的吗？看来只要有私有制，阶级斗争就必然是操作历史进程的矛盾。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已经生产资料公有制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地主也没有了，应该不是私有制社会了，操作这个阶段的历史进程的矛盾怎么还会是阶级斗争呢？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第一私有制如何从原始社会生长出来？第二马克思说的两个“决裂”与私有制的消亡有什么关系？

由于原始社会离我们太久远，无法获得直接的素材供我们分析，这里只就一般意义做一种抛砖引玉的思考，为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原始社会时没有什么生产力，社会也很简单，基本上一个部落就是一个社会。社会财富就是部落所占据的自然资源，它由部落中的每个成员共享。虽然部落成员没有什么私有财产，但部落占据的自然资源却是部落的私有财产。因此部落之间经常因争夺自然资源而发生战争，也经常会有战俘产生。最初，战俘多被杀掉了，因为部落不可能给战俘提供食物。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农耕技术，一些有耕作技术的战俘被留了下来，他们被强迫从事最繁重的劳动，成了最初的奴隶。

战俘制为私有制分化原始社会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它使通过“部落占有”破土的私有制萌芽迅速膨胀，加速了原始社会的崩溃。由于部落可以无偿占有奴隶的劳动果实，部落更乐意于通过战争来生产奴隶，部落的兼并俞演俞烈，直到皇帝与蚩尤的大战，终于使私有制以它最残忍的面目，撕开人类纯真与原始的蒙昧，开启了它从精神到肉体血洗人类社会的肆掠历史。

私有制将人类社会分成不同阶级的规则是：创造社会财富者不占有社会财富，不创造社会财富者占有社会财富。这样的规则显然是不合理的，它必然引发阶级之间的对立，阶级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阶级以赤裸裸的方式实行这个规则。这种方式由于过于血腥而不断遭到奴隶的反抗，平息这样的反抗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财富，使得奴隶主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再也无法前进了。而地主阶级将表达私有制的规则改变了一下，它以土地为纽带占有社会财富。这样的方式缓和了占有社会财富阶级与创造社会财富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创造财富的过程能够再次顺利进行。最终，地主阶级超越奴隶主阶级，迫使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代替。

如果仔细研究，不难发现社会制度的更替都必然伴随表达私有制规则的形式的改变。与其说是一种社会制度代替了另一种社会制度，不如说是私有制的一种表达方式代替了另一种表达方式，这是其一。其二，新的表达方式应能满足旧的表达方式无法满足的创造社会财富阶级的新要求。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也是这样。

这里有个新问题，就是规则的明显不合理，为什么会因为方式的改变而被创造财富的阶级接受呢？解答这个问题需要仔细考察“方式”包含哪些内容。一种方式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它的操作部分，一个是它的“忽悠”部分。我们上面谈的仅仅是它的操作部分。奴隶社会的“忽悠”部分是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其最完善的表达形式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孔孟之道”。既然是“忽悠”当然就有“忽悠”者与被“忽悠”者。显然，奴隶社会的“忽悠”者是奴隶主，而被“忽悠”者就是奴隶。奴隶只有被“忽悠”了，才会心甘情愿地去创造奴隶社会的财富。封建社会也是一样。

但是，“忽悠”必须依附于它的形式，如果“忽悠”脱离了形式，就会出“大事”。封建社会那么多的改朝换代并不是因为“忽悠”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封建官吏们将“忽悠”拉大变形，并借此扭曲“形式”造成创造财富阶级造反完成的。被“忽悠”惯了的创造社会财富阶级在推翻了旧王朝以后，会按照“忽悠”完成形式，使封建社会得以继续。这样的理解能够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封建社会那么多的改朝换代都没有带来社会制度的更迭。因此，社会制度的更迭其实是有个先决条件的，这就是：先必须将新形式的“忽悠”部分编织出来，然后才有社会制度的更迭。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之前，有个编织“忽悠”的时期，即文艺复兴时期；封建社会制度建立之前，也有个编织“忽悠”的时代，即战国诸子时代。所有这些“忽悠”就是私有制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改变，革命只会使朝代更迭，不能完成社会制度的更换。而承载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度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它要完成的不是私有制规则形式的改变，而是私有制规则的取消，这就意味着它必须扫除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忽悠”，并建立起崭新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是这样理解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建立了取消私有制规则的新的制度以后，无产阶级建立崭新意识形态的大革命，它是一场向人类整个旧的意识形态宣战的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它那么坎坷，那么艰辛，那么凶险，并最终被沾满了"打江山坐江山"旧时代灰尘的民主革命派颠覆的历史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