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矛：究竟谁是“极端势力”？谁在走“歧路”？
——与吴敬琏清算30年的改革帐
(2009年5月27日)旧文
作者：高居矛 编辑红石头 时间：2011.09.02
目 录
一、吴敬琏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二、形成三大利益群众博弈格局的必然性
三、“资改派”制造了自己的对立面！
四、三大利益群体搏弈的新特点
五、吴敬琏的伪批判
六、暗藏玄机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七、心怀叵测的“法治市场经济”
八、令人蹊跷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分析”
九、厚颜无耻的“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
一、吴敬琏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09年5月5日许多网站转载了《北京日报》上吴敬琏的一篇短文，引起了广泛的注目。他说：“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列举了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改革、农地制度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四个问题后。他认为这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和技术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这个过程中还“必须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最后，他警告：“总之,整个改革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互动的过程。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我国和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极‘左’和极‘右’都会带来民族的灾难。因此,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任务伟大而艰巨。让我们继续为‘建设一个新世界,为中华腾飞而努力探索!’”
短短一席话，高度概括了当前中国的严峻状况、三大社会势力的搏弈格局和三种前途的可能。他所说的“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其实就是西方国家那种完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不这样，就是在走“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否则，“极左”的“另一极端的势力”，可能会“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他所说的“极左”“另一极端势力”，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势力，他说的“歧路”，其实就是他常说的所谓“计划经济回头路”，而计划经济恰恰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道路。吴敬琏的这段话表白了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仇恨什么？这就令人清楚地看到，吴敬琏完全是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究竟谁是“极端势力”？谁在把中国引向“歧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早就反反复复地说得明明白白了：“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现在的事实恰恰就是总设计师最忌讳的状况：改革早已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却偏偏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新生资产阶级，而且还实行了资产阶级执政。公有制彻底被私有化或权贵资本化了，两极分化更是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大大超过国际标准的警戒线，“共同富裕”已成笑柄！……这难道还不是走“歧路”？而引导中国走邪路的，不正是那股“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的极右的“极端势力”吗？改革改成这个样子，难道还不算是失败？还不是一场“民族的灾难”？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正是吴敬琏也在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吗？他为复辟资本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而成为“杰出人物”，这个事实否认得了吗？
值得深思的是，吴敬琏为什么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不顾本人就是极右的“极端势力”的事实，胆敢挑战总设计师，肆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也许只有一个理由可解释，那就是：当前中国社会所形成的三大利益群体及其互相之间的搏弈，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吴敬琏凭着职业的敏感，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变数，他内心充满焦虑，急了！他不希望中国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更害怕左派力量唤起民众要求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轨道。对此，吴敬琏撕破脸皮，用妖魔化的语言，攻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是“极端势力”、污蔑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主张是“极左路线”、恐吓民众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引向另一条歧路”！这充分表明，吴敬琏在与民众为敌，自己把自己放到了广大民众的对立面上了！
吴敬琏在30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抛出这样一篇短文，其实也是他对30年改革路径的判断和总结。既然如此，30年的改革究竟改出了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确实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这笔改革帐，也该清算了！
二、形成三大利益群体博弈格局的必然性
吴敬琏一直在追求“好的市场经济”，即所谓政治民主、法制治理、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全盘西化”的市场经济。但是，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并没有按吴敬琏的设想去发展。当局以反对“全盘西化”的名义、拒绝政治改革的方式，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采用“经济上搞资本主义、政治上维持一党专政极权统治”的摸式，走了一条官僚 (权贵) 垄断资本主义道路。这个结果不是吴敬琏所追求的目标，恰恰是他认为的“坏的市场经济”。但是，官僚 (权贵) 垄断资本主义毕竟也是一种市场经济。现代社会要搞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管如何自欺欺人地标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它就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这种谎言，连直接“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的吴敬琏也不想再隐瞒了，还能骗谁呢？
既然改革改出了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那么，中国社会也就势必要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抗的阵营。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路径，又必然使资产阶级内部产生官僚垄断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狗咬狗的矛盾，从而分化出官僚垄断资本利益集团和私人资本利益群体二股社会势力。所以，目前中国呈现的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私人资本、官僚(权贵)资本三大社会势力的格局，是30年的改革“利益结构的大调整”的必然结果,准确的说，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利益的“调整”，而是利益的掠夺和被掠夺的结果，由此引起三大利益群体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产生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对抗！
回顾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文革结束后的全国人民，没有一个人是不拥护改革的。但是，究竟怎么改？很快就分化出二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主张坚持公有制、在不搞剥削的前提下，改革计划经济的各种弊端，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种是强调效率优先，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全面推进市场经济。在争论中，前者一再警告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必然会瓦解公有制、必然恢复剥削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而后者却谎称市场经济只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它是中性的，没有社会属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后一种主张的代表人物，正是吴敬琏！为此他获得了“吴市场”的美名。前者却被指责为“保守派”(现在吴敬琏把它升级为“极左”、“极端势力”)。最后，最高权力武断地决定“不争论”，用“解放思想”的名义，封杀前者的言论，让后者独霸话语权，成为主流派。主流派自称是“改革派”，准确的表达应该称为“资改派”。他们利用假马克思主义的“初级阶段”谎言，用“开左灯往右拐”的方式，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竭尽全力贩卖那套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终于把改革一步步引向邪路。
这条邪路，还不完全是吴敬琏所理想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一条官僚(权贵)垄断资本主义道路。它以流失20多万亿国有资产的代价，快速培植了一个庞大的新生资产阶级，其中一部分人还暴富成世界级的大富豪。所以，这场改革，在民众的眼里，根本就是一场荒唐的历史闹剧！“先富起来”的人当中，有几个是靠炒瓜子、做小买卖发家致富的？大部分是靠攀附权势、官商勾结，炮制一些假资料、伪造几份假帐、在财务上搞点小动作，然后骗取银行贷款、偷税漏税、盗取国有资产、霸占土地矿产等资源、股市上圈钱……，“合法”地把偷来抢来盗来骗来的一块块肥肉占为己有，现在又在啃最后的一块肥肉——农民的土地。……有的先正当经营后不法营生、有的先不法经营通过“洗钱”后再“改邪归正”，不同程度以不法手段“致富”。然而，这种“资本原罪”竟然不能追究，还受“法治”的保护，统统被赦免，真可谓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天下奇闻！这样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怎么能让草根们不仇富？
三、“资改派”制造了自己的对立面！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怎么搞改革？存在二种意见分歧，还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那么，30年后的今天，这种分歧早已跳出书生们的圈子，现实的利益已经把中国社会分裂成三大群体势力，主宰中国的“资改派”制造了自己的对立面，自己在为自己树敌！
事实上，真正拥护改革开放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即新生的资产阶级及其附庸(中产阶级)。广大民众虽然随着“水涨船高”也分得了一点残羹剩饭，但总体上是改革的牺牲品。没有民众的牺牲，又哪来的既得利益？“利益结构的大调整”本来就是一场“零和游戏”！改革给民众带来的是，经济上失业、下岗、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政治上丧失话语权、受尽官霸商霸学霸恶霸的欺凌而无处申冤……。所以，民众对改革的态度，从最初的双手赞成，逐步变为看不惯、怀疑、不满、质疑，最后愤忿、否定、反对。根源就在改革从一开始就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而且越深化越邪呼。它的性质是一场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资本利益群体来说，这场不流血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它得到了所有国际资本的赞赏，尤其是从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第四代进行“和平演变”的美国，更是为梦想果然成真的“如愿以偿”倍感欢欣鼓舞。对此，美国人特意写了本《他改变了中国》的书，高八度地表扬那个“三个代表”总书记把中国从社会主义改变成资本主义，后来又让“和谐社会”总书记当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他们竭力捧高中国的地位，由衷地欢迎中国回到资本主义大家庭的怀抱，非常乐意与中国结成“战略伙伴”。
但是，对于任何有良知的人来说，这30年的改革完全是一次失败的改革！民众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之所以出现从双手赞成到质疑、否定、反对的逆向转变，归根到底，是现实逼的！是无情的事实，一一戳穿了政商学界精英组成的“主流派”的所有谎言：
——原先都轻信了市场经济不姓“社”、也不姓“资”的谎言。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市场经济从来只姓“资”，根本不存在姓“社”一说！事实是，市场经济使资本剥削死灰复燃了，国企职工下岗了，“主人翁”地位丧失了，沦为雇佣劳动者了。
——原先以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大家“共同富裕”。结果却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基尼系数还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共同富裕”连个影子也见不着！更令人悲哀的是，靠诚实的劳动致富，根本没门！充其量只是改善一下生活。要致富，就得走歪门邪道、投机钻营、强取豪夺，就得攀附权势、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就得铤而走险、敢打擦边球、会诈会骗会造假……。总之，只有抹着良心才能致富，越无耻就越致富！
——原先以为“发展是硬道理”，可以国富民强。结果发现GDP才是硬道理，官员的乌纱帽才是硬道理，国家是富了，而民却不强、甚至穷了。吊诡的是，GDP本身并不是老百姓生活好不好的标志，而是官僚权贵争夺与巩固乌纱帽的工具！为此，官僚权贵追求GDP的高速度，动力十足、经久不衰、锐不可当。这种对GDP的追求，不仅绑架了穷人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而且绑架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遗祸后代。
——原先轻信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先效率后公平的谎言。结果发现市场经济不仅不可能“后公平”，而且连“先效率”都不存在。统计数据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只有速度，并没有效率，投入产出的效率还不如以前的计划经济！
——原先轻信“市场万能”的谎言，满以为市场能够解决“计划”不能解决的所有问题。结果发现“看不见的手”反而制造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的“三座大山”，搞出“泡沫”、“通胀”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弄得人人不得安宁，压得穷人喘不过气来。
——原先轻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坚持公有制，结果发现市场经济必须要以私有制为前提，公有制不得不一步步走向私有化。要么以“抓大放小”、IBO、贱卖国有资产等形式，明着私有化。要么用隐蔽的形式，通过“轮流坐庄”的私人拥有方式，把公有制的国有企业蜕变为官僚(权贵)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所谓“轮流坐庄”的私人拥有方式，是指官僚(权贵)们利用手中拥有国企及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的使用权、支配权、分配权、处置权，使企业在任职期间变成“自己拥有”的企业。国有企业名义上的所有权，究竟是“公有”？还是官僚(权贵)拥有？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实质内容，一看劳动者处于什么地位？二看剩余价值如何分配？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其生产关系丧失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元素：(1)国企职工由“主人翁”变成雇佣劳动力，6千万职工下岗、被赶出企业大门。(2)官僚(权贵)管理层直接参与瓜分剩余价值，除了用公款进行各种高消费的方式侵占剩余价值，即使不算灰色黑色收入，仅是合法的薪水收入，也大大高于普通职工，这种高薪收入早已超出高管自身的劳动力价值，用“劳动报酬”的形式直接瓜分剩余价值。(3)按劳分配被按资分配取代，国企的出资人是国家，但这个出资人舍不得把利润拿出来给民众分享，只给自己(公务员系列人员，包括军人、挂靠政府部门的事业单位人员)大幅加新、提高各种福利待遇，以及用于公款吃喝嫖赌、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等消费，剩下的都继续进行投资，形成新一轮的官僚(权贵)资本的剥削。这种“轮流坐庄”的官僚(权贵)垄断资本主义，它以动态私人拥有的方式运行，本质上是一种动态资本主义！（即官僚经营者，先是张三当经理，干几年捞一把走人，又换个李四来干几年，捞上一把又走了，再来王五、赵六……换一个地方，捞上一把走人，直到退休，所以无论从企业，还是经营者本人，两个方面都是处在流动状态，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官僚权贵资本剥削方式。）
——原先轻信引进外资的开放政策，是为了引进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结果发现引进的设备大部分是过时的落后设备，先进技术想用市场换也换不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倒不多，更多的是野蛮残酷的“血汗工厂”经验。而引进外资所付出的代价，除了长期减免税收、少收甚至不收土地使用费，更惨的是资源被破坏、环境被污染。中国除了赚取一点可怜的加工费，根本就是得不偿失的买卖。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产品依赖出口，外贸顺差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又去购买低利率的美国债券，等于低利借钱给美国人，美国人再用这些低成本的资金投资中国，进行新一轮的污染、破坏、剥削。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引进外资，其实就是消耗中国的资源、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满足国际资本剥削的殖民经济！这种开放政策，本质上就是卖国政策！更严重的是，国际资本通过企业重组、兼并，在中国28个行业中已经获得22个行业的实际控制权；并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浸透到金融领域，试图控制中国的金融命脉，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在整个30年经济殖民化的过程中，国际资本培植了一大批汉奸、走狗、买办、间谍、卖国贼！这些吃里爬外的东西，用“双蠃”、“多嬴”的汉奸语言忽悠民众，绞尽脑汁为国际资本输送利益，尔后去主子那里领赏中饱私囊。让国际资本在60年前曾用枪炮一直想得的利益，如今不费一枪一弹都一一实现，终于使中国到处受到国际资本的捧场，大大提高了“国际地位”。这种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自我陶醉，犹如被人强奸了还在帮人家数钱，完全成了自甘堕落的傻B！
——原先轻信了“依法办事”“以法治国”的许诺，结果发现法律是专门维护权贵、资本利益的，是为权贵、资本遮丑的，为民维权的律师是很难生存的，民告官是无法胜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说说而已的。所谓“以法治国”，原来是“恶法治国”！所谓“依法办事”原来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杨佳案、王帅案、吴保全案、邓永固案……最近的邓玉娇案，一个个撕下了法律“公正”、“正义”的伪装，暴露了恶法对付草根的狰狞面目！
——原先都轻信每年“两会”上发出的豪言壮语和锦绣蓝图。结果发现尽是些海市蜃楼的幻影，得实惠的都是权贵和资本所有者，没老百姓什么份。耗资数亿、动用万人警力的“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住五星级宾馆、吃200元一天的伙食，不过是空写几个议案、侃了十几天空话而已。真正的核心议题，其实是官位如何协调？官职如何升迁？权力如何平衡？说到底，不过是精英们的“情为己所系，权为己所用”罢了！
……
30年的改革，怎么有利于权贵怎么改、怎么有利于资本怎么改，方案一个接一个、措施一项接一项，一路绿灯。唯独有关民众的事，总是步履艰难、困难重重。这样的改革，怎能让民众拥护？想要民众不反对，也难呵！一件件、一桩桩走邪路的事实，使民众逐渐从“资改派”的忽悠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受了精英们的骗、上了“主流派”的当。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如果没有这场改革，虽然GDP增长不会这么快，但国民经济绝不会停滞不前，照样会慢慢发展起来的，即使按改革开放前的发展速度，老百姓的生活也许比现在更好(河北晋州市周家庄乡、河南临颖县南街村、广东中山市某乡等几个仅存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的现状已证明)。至少不会有现在那么多的贪污腐败、贫富悬殊、三座大山、环境污染……问题。现实使民众深切感受到：没有、也不可能有公平的高速度，对老百姓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死路一条！这种民心、民意、民情，越来越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势力的社会基础，并演变为“主流派”的对立面。尽管前几年民众反思改革遭到扼杀，但质疑改革的呼声却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可见，这个对立面是“主流派”自己制造的，“资改派”自己在培植自己的掘墓人！
四、三大利益群体搏弈的新特点
走上邪路的改革，使中国社会发生严重的分裂，三大社会势力的矛盾与斗争，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趋势，“和谐社会”越来越在远去。
三大社会势力的斗争，交织进行，基本上按照二个层面在展开：一是无产阶级(广大民众)与整个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二是资产阶级内部官僚（权贵）资本集团和私人资本群体之间的斗争。作为资产阶级附庸的中产阶级，一直游走在三股势力之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四面讨好、八面玲珑。
第一层面的斗争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两大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斗争势不两立。改革一方面造就了一批富翁，其中拥有亿万以上财产的富翁，官家子弟就占了80％。另一方面又制造了庞大的弱势群体。新生的资产阶级靠流失的20多万亿国有资产垫底，在这些充斥原罪的原始积累基础上，再残酷剥削剩余价值，终于把中国打造成了一个外表光鲜、内部腐臭的“驴粪蛋”！
当今中国老百姓所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之深，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陈胜、吴广当年被逼起义、梁山好汉举义造反时的处境，哪能与现在的矿工相比？恩格斯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怎么也比中国现在的低层社会要好！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中国要多少有多少！蒋家王朝时期的“四大家族”与现在的权贵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这类小人，与今天的私人资本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讨点小债竟然还要亲自去要，今天的私人资本却是倒过来，欠了别人的巨债还要人家跪着来要！过去的白毛女、骆驼祥子、高玉宝、包身工等人的悲惨遭遇，与今天的弱势群体相比，实在是算幸运得很呢！如果说清朝的和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那么，现在的官员比他有过之无不及的实在太多太多了！光是权贵们每年合法支配的公款消费、公款旅游、公车私用这些人民的血汗钱，都足够养活全国的农民，这是西方国家的政客想都不敢想的事……。这种残酷剥削、压榨百姓血汗的事情，罄竹难书，说也说不完，干脆不说也罢。政治上，对任何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行为，用“黑社会、少数坏人煽动”的名义，进行坚决的武力镇压。弱势群体受了官霸商霸学霸恶霸的欺凌却无处申冤，上访人员被当作“精神病”患者遭驱赶、毒打。对报道负面消息的记者进行追捕，对敢于揭露官员腐败的人士进行陷害、追杀。任何触犯权贵和资本利益的行为，必定遭到灭顶之灾……。吊诡的是，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铲除私有制、消灭剥削等观念，竟然被视为“极左”而遭围攻、打压！
按照历史的惯例，阶级矛盾激化到了这个份上，早就该揭竿而起“造反”了。仅凭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也该动乱了。当年只因一个《21条》就兴起了“五四”运动，现在卖国集团向国际资本输送的利益比《21条》还少吗？当年孔祥熙的女儿打了一个人力车车夫的耳光，就可掀起全国范围“反饥饿、反迫害”的大规模游行，今天比这更甚的仗势欺人的案例岂不是更多？……但是，中国至今没有出现动乱，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大规模的动乱。原因是对立双方的力量对比太悬殊了！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执政水平在不断“与时俱进”，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想改变地位、求得解放的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热。
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除了自己的“保镖”日益现代化，还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及准公务员的待遇，豢养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用“公务员热”引诱大批人才去充当冷血衙门的帮凶、爪牙、走狗、打手。同时投入巨资以最先进的设备武装公安、武警力量，用以对付“刁民”的群体事件。……但在必要时，还得为草根说几句同情话，办点实在事，以安抚人心。软硬兼施，目的就是一个：维持社会稳定，隐定压倒一切！道理很简单：资本逐利需要稳定，而资本的利润只能来自草根创造的剩余价值。土地、机器设备、原材料都不会创造利润，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才是利润的唯一源泉。因此，必须在维持稳定的“大局”下，让草根们活下去，不能把他们逼死，逼得他们造反了，社会不稳定了，利润就没有来源了！但是，也不能让草根们活得太好，太好了，都不需要出卖劳动力了，又没有利润来源了！所以，只能让草根处于“活不好、死不了”的状态，永远保持一支庞大的失业队伍，永久维持一支劳动力的后备军，让饥饿的链条永远拴住草根们的脖子！这种市场经济固有的客观规律已使“共同富裕”“和谐社会”成为欺人之谈！在思想领域，一方面严格控制草根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用“胡罗卜加大棒”摧垮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令其变成“为五斗米竞折腰”的奴才；用“一切向钱看”的精神毒品腐蚀整个民族的灵魂，令全国人民除了挣钱、不知人生还有其他什么追求，刺激人人“毒隐”发作，挣了还要挣，直至“人为财死”！以“千年盛世”的谎言来操纵廉价的“爱国主义”；煽动愚蠢的暴徒式的“民族主义”来提高“国际威望”；用既得利益者的“莺歌燕舞”来伪造“歌舞升平”的现实、麻痹草民的阶级意识；用“驴粪蛋”的光鲜外表来提高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增强全国、全球华人的“凝聚力”。……现代资产阶级执政，毕竟是由高学历、高智商的精英来操刀，水平大大超于前辈，确实“青出于篮而胜于篮”！即使卖国也卖得令人叫绝，不仅卖得隐蔽、卖得巧妙，而且卖出了“大国崛起”的光环，卖得让所有的华人都“自豪”！卖国贼自己却在“双赢”“多赢”的宴会上偷着乐！……
正在“吃二遍苦、二茬罪”的无产阶级，目前的弱势处境，只能忍受痛苦的煎熬。
一是缺少国际力量的支持。当年毛泽东之所以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正反二股国际势力的支持起了很大作用。正的力量是以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的支持。反的是指日本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给革命力量提供了起死回生、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瓦解的今天，不仅无产阶级没有当年的国际势力的支持，反而是国内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国际资本的全面支持，变得越来越有恃无恐。原本西方国家以人权、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理念，
一直对共产党极权国家抱着敌视态度。苏东国家解体后，虽然他们为共产主义的失败高兴了一阵，但很快发现共产党的垮台对西方世界未必是件好事。反倒认为经济上搞资本主义、政治上依然实行共产党极权统治的“中国模式”，更加符合西方世界的利益！尤其俄罗斯出了个普京总统，处处与西方作对，使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认识到，经过蜕化变质的共产党极权统治，比“颜色革命”后的多党制模式更为符合西方的利益！他们看清了此共产党已非彼共产党，已蜕变成与共和党、民主党没有本质区别的政党了。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迫切需要西方国际资本的支持，与之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不惜付出利益输送的代价，暗暗出卖国家利益，用“引进外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名义，满足西方国家占据中国的自然资源市场、原材料市场、劳动力市场、销售市场、资本市场……的要求，彻底圆了西方国际资本原本需要动枪动炮才能实现的梦想！维持这样的一党专政极权统治，对于西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极权统治搞起利益输送来效率高，卖国卖得爽，正是求之不得，何乐而不为？对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重新调整了对华政策，从敌对关系变为“战略伙伴”关系，全力支持中国维持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虽然西方国家表面上还会继续打“人权”牌、“民主”牌，那也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未必是真的推行普世价值观。而权贵资本则以讨价还价的方式，用经济诱惑换取政治上对极权统治的更多支持。
二是缺少自己的领袖。近些年国内越演越烈的“拥毛派”与“倒毛派”的对抗，是阶级矛盾白热化的一个标志。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下层社会民众一直苦于没有领头人为他们说话、撑腰、带领他们改变现状，只好用怀念毛泽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民众怀念毛泽东，是因为民众需要毛泽东那样的领头人。他们识破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的谎言，越来越感受到毛泽东才是真正的穷人的大救星，期望再出一个毛泽东，能够带领他们重新剥夺剥夺者。他们痛恨私有制、痛恨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越来越体会到毛泽东当年为了防修反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埋怨他没有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没有把党内所有走资派斗垮斗彻底，老人家还是“心太软”，给出路、放虎归山，以致酿成今日的后患，令无产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倒毛派”也十分清楚毛泽东是资产阶级的死对头，千方百计以所谓的“揭密”、“真相”，大肆诋毁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污蔑他的人格，将他的一生进行妖魔化。但随着对“揭密”的再揭密、还原了真正的真相后，才知所谓的“揭密”、“真相”大部分是无法对证的诬陷、夸大其词的宣染、张冠李戴的栽赃、甚至是个人泄私愤的造谣。如今这种“揭密”、“真相”只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及其附庸的圈子内以讹传讹，广大民众已经不再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揭密”、“真相”了。对于穷人来说，只需要知道毛泽东是真正为穷人说话、解放穷人的大救星这个真相就够了！他领导人民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第一次让穷人翻身做了主人，第一次实行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这些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远不是秦始皇那种暴君可相比的！也不是历代农民起义领袖所能相提并论的！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无论怎么污蔑、攻击都不能改变的真相！毛泽东打击的就是权贵、官僚、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死后遭到这些人的攻击、污蔑，毫不奇怪！
三是民众的觉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觉悟者，觉醒、感悟也！如果身受剥削压迫而不觉得不好、甘认命中注定，那就是没觉悟！因此，无产阶级要求得自身的解放，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要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历史使命。否则，光凭对现实的不满，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彻底解放是不可能成功的。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崇高而艰巨！必定会遭到剥削阶级的殊死抵抗和软硬兼施的破坏。如果没有真正的觉悟，资产阶级略施小计、给点小恩小惠、就会被引诱、被收买。乞得一点蝇头小利就满足了、改变立场了，甚至去当工贼、叛徒了，那是无法取得革命成功的，即使成功了，也会转胜为败的。千千万万烈士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瞬间改变了颜色，就是因为都想当“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被一些蝇头小利引诱了，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当！这个历史教训，无产阶级应该好好地总结！文革刚结束时，穷怕了的中国人，都在“管它什么主义不主义，谁能让百姓过好日子就拥护谁”的心态下，盲目拥护改革，赞美“猫论”。结果的事实证明，没有原则的实用主义，没有正确目标的“摸着石头过河”，就会在物质利诱面前迷失方向，最终成为别人的牺牲品。血的教训告诫民众：穷人一旦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就丧失了自己的立足之本！目前许多人在长期愚民政策下，觉悟还不高。最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人对改变不公平的现实不抱希望，认为现实积重难返无法改变，就是这样的了，唯一的出路是寻找同流合污的机会，一起参与肮脏的游戏，希望自己能够玩过别人，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市侩哲学、犬儒主义十分流行，千方百计攀附权贵、富豪，一旦“成功”，反过又来压榨自己的同胞。……这种恶性社会循环，正说明提高民众的阶级觉悟，任务还很重。
中国社会第二个层面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内部官僚(权贵)垄断资本集团与私人资本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这是剥削阶级内部为争夺政治权力、生产要素、资源分配、利益瓜分所发生的狗咬狗的争斗。它们之间的冲突，原来还不突出，现在也越来越激烈了。
当公有制的国有企业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企业后，也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这种蜕变的过程，其实只有一纸之隔的距离，即下个红头文件便使其性质发生了质变。权贵资本的最大优势就是资本与权力互为一体，对生产要素、资源、利益的分配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借助权力垄断市场。
改革中产生的私人资本利益群体，本来就是在权贵资本的卵翼下孵化出来的，依附权贵资本发展起来的，更是与权贵资本互相勾结而壮大的，所以，这些被“资改派”称作“民营企业”的私人资本群体，在发家的初期与权贵资本的矛盾并不大，他们巴结权贵资本还来不及呢！那敢跟权贵斗？个个象只哈巴狗，对权贵摇尾乞怜，以求权贵给点“机会”、施舍点“生意”做做。为此而不惜巨资行贿，或与权贵资本“合作”、互相参股，千方百计把权贵拉在一起到混水里趟。对此，私人资本的代言人就公开鼓吹“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和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主张“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张曙光)，宣称腐败“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有利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张维迎）、应该“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张五常)……。现在这些东西倒过来反咬一口，把腐败的原因归咎于官僚的权力过大。请问：权力再大，没人去贿赂，能腐败吗？其实，改革开放后发生的腐败，最初的肇事者正是私人资本群体！
随着私人资本的发展壮大，现在翼毛丰满了，翅膀长硬了，胃口也变大了。他们不再满足权贵资本零敲碎打的施舍了，他们要与权贵资本平起平坐分享权力，瓜分生产要素、资源和利益，摆出一付打雷台的架势，公开叫扳：有本事，到“市场”上来比试比试！私人资本不甘心处于从属的“补充”地位，他们企图主导中国的经济，因此，与权贵资本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他们利用民众对权贵腐败和垄断带来不公平的不满，抓住权贵资本的这一软肋，发起一次次进攻。而权贵资本也在利用民众对医疗、教育、住房等切身问题过度市场化的不满，把责任推到私人资本及其代言人搞的那套新自由主义改革主张。两股势力都在利用民众的力量！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三种力量之间的搏弈格局！如果民众不能清醒认识这种搏弈的特点，就可能会被某一势力利用，或糊里糊涂地被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所忽悠。
五、吴敬琏的伪批判
吴敬琏就是一次次忽悠民众，影响最大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多次批判权贵资本主义、抨击官僚腐败和政府垄断的言论，一直在迷惑人，很多人把他当作有“良知”的学者，佩服他“为民请命”的胆识。其实，那是他的伪装！他对权贵资本、腐败、垄断的批判，与民众的批判是有本质区别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出发点不同。民众批判权贵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是从根子上批判资本剥削，不管权贵资本，还是私人资本，都是批判的对象。而吴敬琏则是在赞同资本剥削的前提下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他一边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一边赞赏自由资本主义。所以，他批判权贵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是为了替私人资本利益集团说话，站在私人资本的立场上，为他们能够“公平”地从权贵资本手中争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以壮大私人资本的力量。如果把他这种对权贵资本的批判，当作“良知”、“为民请命”，那就完全误读了这位“吴市场”。
二是批判的实质内容不同。吴敬琏批判权贵资本主义，其实并没有击中要害，而是在玩弄避重就轻的把戏。他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主要是批判权力的腐败和垄断的不公平的现象，这种批判虽然没错，但他不深挖腐败和垄断的经济根源。腐败和垄断只是“病症”，如果只谈“病症”而不找“病根”，那是治表不治本，避重就轻！腐败与垄断，固然有着深刻的政治体制的原因，但作为经济学家，完全有责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找原因。而吴敬琏只谈“寻租”、腐败、垄断的表面现象，回避“寻租”的经济根源。他之所以回避挖掘经济上的“病根”，是因为一旦挖经济“病根”，就挖到他自己头上了。吴敬琏反复批判腐败和垄断的“根源”是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但事实上，权贵资本之所以搞垄断、能腐败、能“寻租”，并不是权力过大，而是权力被资本化、资源被资本化！计划经济年代的官员权力比现在还大，政府对资源的垄断更厉害，可那时的“旧体制”并没有这些问题。关键就在权力、资源垄断有没有被资本化！当权力、资源都变成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时，也就表明权力与资源被资本化了，因此，握有权力与资源的权贵们，必然要搞腐败、搞垄断、搞“寻租”！而权力与资源之所以能够被资本化，根子恰恰就是市场化改革的本身！因为市场化改革使权力与资源，这些本来并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都变成了资本，它们随行就市，明码标价，受供求变动。权力、垄断所发生的权钱交易、“寻租”现象，本身就成了一种市场行为，而且还是市场化改革的伟大成果！吴敬琏的同党们就大肆赞美腐败是“推进改革的润滑剂”。可见，不从市场化改革本身找经济根源，所谓的反腐败、反垄断，其实就是假反、假批判！目的就是反了行政垄断，再搞市场垄断，用市场垄断取代行政垄断！所以，吴敬琏批判腐败、垄断，只做表面文章，根本不敢触及问题的本质。这种忽悠的伎俩，不仅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而且是在利用民众对腐败和垄断的不满，与权贵资本讨价还价！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为私人资本集团排除发展的障碍，哪有什么“为民请命”？借用大众对权贵资本的不满，为私人资本献媚的“请命”，这是哪门子的“良知”？
三是批判的目的不同。民众批判权贵资本主义是为了反对改革走邪路，但吴敬琏正相反，他批判权贵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继续走邪路，而且想走得更快。他反反复复强调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因为“改革不彻底”、“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是权贵资本主义身上的“旧体制”带来的。事实上，公有制蜕变成权贵资本主义以后，本身已经是一种新体制了。但吴敬琏认为这种权贵资本的新体制还是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潜台词就是还没有完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他所说“旧体制”的问题，除了权力过大、垄断以外，就是指政府的行政手段和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在他心目中“好的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竞争，不需要行政手段和国家干预的，一切都交给市场，由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因此，他贬斥权贵资本还在使用“旧体制”的行政干预，有一石二乌的目的，一是通过贬斥“旧体制”来丑化计划经济，“旧体制”是他表述计划经济的代名词，丑化计划经济就是否定社会主义。二是通过贬斥“旧体制”来丑化行政手段、丑化国家干预，以强调经济手段(即市场手段)之名，行排斥宏观调控之实！(“主流派”的名将张维迎、许小年则以打倒、埋葬凯恩斯主义的名义，赤裸裸反对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所以，说来说去，万变不离其宗，吴敬琏批判权贵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兜售新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毫无一点“为民请命”的“良知”！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外汇管理体制还保留着“旧体制”的框架、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中国能躲过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吗？如果没有这道“防火墙”，中国在当前这场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仅仅只受这点损失吗？如果改革真的按吴敬琏贩卖的那套新自由主义垃圾“彻底”“到位”，今天中国恐怕还不知道会惨到什么程度呢！中国有今天，很大程度上还是托了毛泽东的福！正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还“不到位”、“不彻底”的“旧体制”的功劳！阿谀奉承的媒体竟然吹嘘吴敬琏有“良知”，他有吗？他的良心早就让狗吃掉了！
六、暗藏玄机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为了实现“全盘西化”的市场经济，吴敬琏主张继续深化改革，“彻底”把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改革落实“到位”。对此，多年来他集中火力针对权力过大、垄断和“旧体制”的行政干预三个问题，一直是作为深化经济改革的主攻方向。
但是，这三个问题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顽症，久攻不下。他意识到光靠经济改革，还解决不了这三大难题。为此，他这次使用“政治文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提法，试图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双管齐下的手段来解决这三大难题。他明白，权力过大、垄断、行政干预这三大顽症，结症在政治体制。如果不从政治改革入手，不釜底抽薪，仅仅靠经济改革是无法“扼制”权贵资本主义的。
过去“主流派”一直为中国的改革成功是因为没有走苏东国家那种“先政治、后经济”的路子而引以自豪，今天却意识到这恰恰为改革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埋下了祸根。因此，吴敬琏这批私人资本代言人急于要补上政治改革这一课，试图“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权贵资本主义)的势头”，而且认为现在提出政治改革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一是私人资本群体势力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在GDP的贡献总量中已占大头，具备了与权贵资本叫扳的实力，不想再象哈巴狗那样在权贵资本面前摇尾乞怜了。
二是权贵资本的腐败、垄断早已不得人心，不仅成了阻碍私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而且已经激怒了广大民众，利用这种民愤，正好作为叫扳权贵资本的最好“人质”。
三是一批又一批的私人资本家及其代言人以“中国人民的优秀分子”的姿态，纷纷钻进了执政党的队伍，有的还骗取了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直接参政议政。这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组织基础和核心力量。这些“中国人民的优秀分子”不满足于当个举举手的花瓶角色，他们现在要向权贵资本分享决策权了！
四是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越来越广泛流行，利用“普世价值观”，扯起“民主改革”的旗号，成了私人资本利益群体试图结束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扼制权贵资本主义最先进的新式武器。
可见，吴敬琏所说的“政治文明”，是针对一党专政极权统治的“政治野蛮”而言的，他提出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暗藏了推翻一党专政极权统治的玄机。这表明私人资本与权贵资本之间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与之相呼应的，“主流派”阵营里的茅于轼、任志强近期也呼吁民众在追究高价房的责任时，不要只抓住开发商不放，也应追究政府的责任。这显然是极右的“极端势力”从政治上“扼制”权贵资本主义的默契行动。可见，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右”路线的，恰恰就是造成“民族灾难”的“极端势力”！
因此，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虽然也有实现政治民主、改变一党专政极权统治的要求，但出发点和目的，与吴敬琏所代表的私人资本利益群体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要求的“民主政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在推翻现在的执政党基础上，自己来取而代之，并不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他们有资金、有财力把自己的代言人通过“竞选”上台，继续维护资本剥削的利益，继续搞他们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继续在邪路上走下去。所以，无产阶级(广大民众)必须识破吴敬琏的玄机，提高警惕，不要随便附和“民主改革”、“政治民主”和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声音，要分清是谁的“民主政治”、是谁的“普世价值观”以后再表态。
民主、自由从来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从来就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普世价值观”！现在各种人物都在谈论“民主”、“政治改革”，包括掌权的执政党自己、各式既得利益者。其实，各自对“民主”、“政治改革”赋予的内容是不同的。无产阶级必须搞清楚各种“民主”、“政治改革”的真实含义和社会背景，要明白什么才是无产阶级自己需要的民主，千万不要被心怀鬼胎的人所忽悠，小心被人利用、当枪使、作炮灰、成为牺牲品！包括近期流传的《零八宪章》，要想想：如果《零八宪章》付之实施，到底是谁会上台？无产阶级能上台吗？如果不能的话，有必要跟着起哄吗？许多说得美丽动人的宣言，不过是骗取民众手里选票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要相信一条真理：资产阶级是不会傻到让无产阶级去统治他们的，如果他们能让无产阶级用“和平议会”方式上台，除非你背叛自己的阶级、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否则，很快就会让你下台！别以为欧美式的民主制度就能给无产阶级带来福音，尽管那种民主制度可以提供让普通老百姓当上总统的机会，但当了总统后如果不为资产阶级谋利、不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只想为无产阶级广大民众谋福利，试图大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那么，对不起，恐怕侍候他的就是被暗杀！所以，无产阶级必须丢掉任何幻想，只有准备战斗，彻底推翻旧世界，才能真正解放自己！这不是谁好斗，而是血的事实逼的！
七、心怀叵测的“法治市场经济”
“法治市场经济”是吴敬琏梦想的“全盘西化”的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法治”与“人治”相比，当然要好，太有吸引力了！所以，“法治市场经济”也就特别能迷惑人！
问题就在，“法治”与“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一样，都不是超阶级的，都有具体的阶级内容。老百姓在接受普法教育的刚开始，还真的轻信了“法治”是可以超阶级的，但这么多年“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实践，终于使民众恍然大悟，原来“法治”不仅有阶级性，而且阶级性太鲜明、太强烈了！
光从制定法律的先后顺序就可以看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妨碍公务”、“公安条例”、“保护私有财产”一类法律就一个接一个迅速出台，对权贵与资本利益集团的保护，“法治”完美得滴水不漏！但是，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劳动法”，一直拖到2006年才颁布，而且还有许多该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内容都还没有写上去，即便如此，竟然还遭到资方及其代言人的顽强抵制，公然在“两会”上提议暂缓执行。“法治”的阶级性还不鲜明、还不强烈吗？
当你怀疑或举报官员在贪污，或不法商人在诈骗、偷税漏税、盗取国有资产、股市上搞黑幕交易……，好！那请你举证！你拿不出证据，那你就是在诬陷！最后，有罪的不是别人，而是举报人你自己！如果你的举报对象，正好是“上面”想搞的人，那么，恭喜你举报对了，揭发有功！如果搞反了，举报撞到了枪口上，那么，侍候你的将是祸从天降，从给你穿小鞋、找你麻烦，到失业、被追杀……，直至家破人亡！
“法治”是超阶级的吗？能超阶级吗？改革开放后的新生资产阶级是怎么一个个冒出来的？不就是在冠冕堂皇的“法治”呵护下茁壮成长的吗？大批经济罪犯是怎么形成的？不就是在令人生畏的“法制”怂恿下培养出来的吗？这些铁的事实否认得了吗？
“法治”是公正、正义的吗？事实告诉人们，“法治”本身并不存在公正、正义！“法治”以事实为依据，一切靠事实说话。问题就在，事实是可以狡辩、可以掩盖、可以伪造的。所以，“依法办事”、“以法治国”，本质上是控辩双方玩弄法律条文的游戏！胜败取决于谁玩得过谁？并不是事实本身！那怕是陪审团制度，如果陪审团相信“事实”，即使证据是伪造的，案子也胜了。如果陪审团不相信“事实”，即使证据千真万确，案子也会输！
退一步说，如果“法治”真的是公正、正义的象征，那么，实行“法治”以后，理应犯罪行为越来越少，社会风气越来越好。但是，实践证明，事实恰恰完全相反！“依法办事”、“以法治国”以后，反而是罪犯越来越多、社会风气越来越坏！
这就令人要问：建国后的前一个30年里，为什么犯罪率没有现在高？原因就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性的“群众运动”，一次次清扫了牛鬼蛇神！虽然群众运动确有一些负面东西，尤其那种“戴高帽”、“坐飞机”等“暴民专政”的体罚行为，十分野蛮，必须摒弃！但它内涵的法理原则，却是一种“被告举证”，这对打击犯罪活动起了致命的作用。群众运动在揭发坏人坏事的过程中，如果当事人不能举证表明自己清白，那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政治的或法律的或道德的处罚)，从而大大遏制了各种罪恶活动。因此，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来说，只要正确运用群众运动，事先防范它的破坏性因素的出现，群众运动确实是有效打击罪犯、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风气的有力武器。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早就看透了“法治”的局限性，深知唯有群众运动才是监督权力腐败的最有效的工具，因此，他在延安时期就胸有成竹地答复黄炎培对革命成功后是否会重蹈“历史周期”覆辙的担心，他的法宝就是用群众运动的“人民监督权”来防止权力的腐败。在他主政期间，他发动一次次的群众运动，保障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防止了权力失察的腐败现象。遗憾的是，毛泽东的伟大创举被人篡权后轻易地否定了，片面抓住群众运动的负面枝节，看不到群众运动的主流本质，不仅全盘否定群众运动的历史功绩，而且用“法治”的名义，彻底禁止群众运动。从此，在貌似文明的“以法治国”下，腐败丛生、罪恶泛滥、社会溃败！
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犯罪分子或潜在的罪犯，最害怕群众运动。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罪恶行为都可能逃脱司法机关的视线，却逃不过群众的眼睛。相反，犯罪分子或潜在的罪犯，最欢迎的是“以法治国”、“依法办事”，因为“法治”恰恰能给罪犯提供犯罪的巨大空间和逃遁法律制裁的大量机会！在某种意义上，“法治”本身就是一种姑息养奸！“以法治国”与“恶法治国”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近在咫尺！仅以反腐为例，“以法治国”下的反腐败，究竟反了多少？占实际腐败的多大比例？“法治”究竟是真的在惩治腐败？还是在怂恿腐败？不然，怎么会越反越腐败？反腐越反越多呢？如果是搞群众运动，也许不用一年半载，保证可以全面、彻底、干净扫清腐败！信不信？“以法治国”下的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是对已经归案的罪犯而言的，至于没有被抓、逃脱法律制裁的，至少是一比一百倍以上！当官方在庆贺破了多少多少案子的时候，那些未被法办庆幸逃脱制裁的罪犯其实也在庆贺自己作案成功，不仅在偷着乐，而且还在嘲笑司法部门的无能！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现象是法制不健全、执法不规范的问题，不能以此来否定“法治”的本身。其实不然。因为“法治”的最大软肋是滞后性，它的功能是事后惩罚，而且犯罪活动一旦既成事实，“法治”本身无法弥补，个案的预警作用远不如群众运动。这是“法治”本身的局限性，不是健全不健全、执法规不规范的问题！对于那些准备犯法的高手来说，尤其经济罪犯，事先都把法律研究得透透的，摸清了法律空子，采取了周密的反侦探措施，作案屡屡得手，“法治”根本不成其障碍，反而成了逃脱惩处的屏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本身是靠刺激人的贪婪之恶为原始动力的罪恶经济形式，它无限膨胀贪婪的人性之恶，激励资本无节制地剥削剩余价值。资本剥削以市场经济为载体，永远是市场经济的主宰！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只能成为维护资本利益的工具，成为保护资本利益的护身符！这种上层建筑的“法治”的阶级性，完全是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法治”不具备保护资本利益的阶级性，市场经济的游戏就无法继续玩下去！“法治”的滞后性本身，等于公开宣告：任何新的犯罪形式，只要在新的法律颁布之前干的，就是合法的！因此，“法治”等于在怂恿、鼓励罪恶活动要不断地“创新”！所以，越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犯罪的手段越高明，花样越新奇。不管“法治”如何健全，执法如何规范，也永远赶不上不断“创新”的罪恶活动！这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状！
因此，只要弄清楚了“法治”的本质、功能、作用，就可以明白吴敬琏所说的“法治市场经济”是个什么玩意儿了，他不遗余力地推销“法治市场经济”，居心何在，也就不言自明了！
八、令人蹊跷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分析”
面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吴敬琏一改以往专注政策研究的惯例，开始“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了。也许是退休了，不再参政议政，只好回书斋了。
但人们没有忘记2004年央视直播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所宣读的颁奖词，是这样表彰吴敬琏的：“他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些关键时刻，对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确定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的战略方针，…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组中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以及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等重要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遗憾的是，他的政策建议很偏心，只给资本利益集团带来了福音，对民众却是祸害。现在他要对这种“利益结构的大调整”现状，“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了，这好呵！几十年来整天不辞辛劳地为资本利益集团出谋划策，劳苦功高，也该歇歇了，退下来能静心做点学问，总比在外面东去忽悠一下，西去出一下风头好啊！
既然吴敬琏要“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了，那么，怎么分析呢？他还没有来得及具体回答，但他承诺了“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
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现代政治经济学”是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呢？
哦，原来就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这是学术界约定俗成的说法。
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回答中国的现实问题，那就令人担心了：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吗？一个身为共产党员的中国著名学者，号称经济学界的“泰斗”，竟然要借助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回答中国的现实问题，岂不是有点蹊跷了吗？
老实说，对于利益的分配、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至今还没有谁能超得过马克思！他为了给无产阶级和一切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指明一条彻底解放的道路，为全人类从历史的黑暗中寻找出光明的前进方向，不顾穷困潦倒，不怕资产阶级的种种迫害和疯狂围攻，尽其毕生的精力所揭示的无产阶级受剥削的剩余价值秘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岂是那些华而不实、沽名钓誉、自以为高明的伪学者所能超得过的？
事实上，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所发生的一切现象！舍此，必然会被伪学者、伪专家所忽悠。马克思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从未过时！连西方国家的学者和民众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至今仍然是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好武器。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都只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做点文章，目的是为了拖延资本主义苟延残喘的过程。150多年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发展过程，其实都在马克思的预料之中。资本主义的丧钟虽然还没有敲响，那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挽救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新理论”，表面上解决了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其实恰恰是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次比一次更深、更广。每一次危机的终点，就是酝酿下一次危机的开始。对于这次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无论G20峰会的联手救市，还是中国政府的4万亿规划，或美国政府上万亿美元对花旗、通用等等的拯救措施，都是今后更新、更烈的危机的重新启动、新的折腾的开端，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所以，如果要对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也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必然谬误连连，甚至会把谬论当真理！吴敬琏不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回答改革开放所出现的问题，而是强调“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即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回答，这其实已经露出了老狐狸的尾巴，那就是：吴敬琏退了休还不甘寂寞，又要准备来忽悠大众了，他特别擅长以关心民众的名义来推销新自由主义的那套伎俩，可能又想出新招了。大家要小心，别又被忽悠了呵！
九、厚颜无耻的“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
其实，大家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吴敬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进修了一年，从此，就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信徒，整个学术思想完全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一套垃圾，尤其对新自由主义的头面人物弗里德曼崇拜得五体投地。所以，从他嘴里说出“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即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回答中国的现实问题，倒确实一点也不奇怪！只是从他的身份来说，共产党员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二个东西放在一起，实在太不协调，太蹊跷了点。
既然吴敬琏要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回答中国的现实问题，那就用吧！毕竟嘴巴长在吴敬琏身上，谁也拦不住，何况他的观点，绝对不会遭到封杀，肯定各类媒体会争抢转载、广为流传，退了休的吴敬琏还能再红火一把，多好哇！
可是，吴敬琏偏偏前言不搭后语的，突然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必须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这就不是蹊跷的问题了，而是太厚颜无耻了！
一个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忠实信徒，竟然说出“必须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的话来，莫非是吴敬琏的神经发生了错乱？开如此天大的笑话，真是活见鬼了！吴敬琏还有资格再说“马克思主义”这几个字吗？他的嘴都发臭了，“马克思主义”这几个字配他说的吗？从他嘴里说出来，实在是玷污了马克思主义！
吴敬琏可以去信奉新自由主义，这是他的公民权利，谁也管不着。但是，既然信奉了新自由主义，却又戴个“马克思主义”的面具，教训别人“必须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这种口是心非，岂不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吗？
假马克思主义还需要再警惕吗？假马克思主义早已鱼目混珠、大行其道了，要警惕也太晚了！还用得着吴敬琏来警惕吗？再说，用假马克思主义来鱼目混珠的不就是吴敬琏自己吗？这不是在贼喊捉贼吗？吴敬琏不就是一直靠那张假马克思主义的虎皮飞黄腾达、欺世盗名、迷惑公众的吗？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说得明明白白：“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是发展生产力！不是实事求是！更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剩余价值理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由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吴敬琏读了几十年马克思的书，一点都没有读到心里去，全读到屁眼儿里去了！崇拜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言必称哈耶克、弗雷德曼、伦敦学派、芝加歌学派……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吗？还有脸再说“马克思主义”几个字吗？其实，吴敬琏也没必要再标榜什么“警惕假马克思主义”了，因为不管吴敬琏嘴上唱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调，但吐出来的词却是新自由主义的词。无论脸上如何涂抹“马克思主义”色彩，只要一转身，人们马上就看到了他的屁股上清楚地打着凢个令人发笑的“马克思主义叛徒”的烙印！
令人鄙夷的是，共产党员热衷于私有化、推崇资本剥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既然改变了信仰，却又不退出共产党，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迷惑大众。干的是新自由主义，却用“共产党员”的牌子招摇撞骗、到处混吃混喝，这样的“共产党员”，其实连婊子都不如！结果把共产党变成假共产党、全民党、骗子党！
说来也很可悲，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信徒连当学生都当得不合格，水平实在太差太差，不是狗屁不通，便是一知半解，浅薄而无知！比如，那位老眼昏花的茅于轼，信奉新自由主义信到连自己的祖宗都搞不清了。09年3月他在广东电视台公开宣称：要推翻“劳动价值论”，不批倒“劳动价值论”，资本剥削的罪名就去不掉。他以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的发明，殊不知，那是古典自由主义创始人亚当·斯密的专利！那可是新自由主义的老祖宗呵！茅于轼一心要维护私有制、充当资本剥削的辩护士，无知得离谱，傻B傻到利令智昏！又比如，那位正宗受过新自由主义熏陶的“海龟”教授许小年，在分析这次全球金融海啸、经济大危机时，不仅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归咎于央行的低利率政策，更可笑的说是民众都去炒楼、买股票造成的，是民众制造了经济泡沫、引发了危机！呵呵！这种“著名经济学家”的高论，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把金融海啸、经济大危机的真正元凶，新自由主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文过饰非、欲盖弥彰，可恶、可悲！(见《财经》杂志2009年3月18日《陆克文和凯恩斯错在哪里？》) 还有一位“改革开放研究会”会长、号称“改革专家”的高尚全，在2006年3月的一次“资改派”的内部座谈会上竟问：“新自由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多可爱！干的全是新自由主义，却没读过新自由主义的书，也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啥玩意儿？太厉害了，与新自由主义不谋而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呵！再有一位满嘴喷粪的张五常，他就主张“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还恶狠狠地说：“马克思就是盖棺论定了，也还要踏一脚！”……这些经济学界的“精英”，毫无学术上的见解，只有十足的政治偏见！其实就是学术骗子！学术政客！
吴敬琏与这些人略有不同，虽然他的言论也从来没有多少学术含量，但他不会赤裸裸地赤膊上阵，而是很善于巧妙地利用民众的情绪，用“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贩卖新自由主义。因此，吴敬琏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