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就修改《中国工农红军宣言（草案）》跟“中革军委”商榷 [复制链接]

修改《中国工农红军宣言（草案）》跟“中革军委”商榷

魏　一

上文革网，偶然看到《中国工农红军宣言》，原本是我的文章集《军政府的末日》中的一篇，附在正文后面。但文章既然发表就成了社会财富，网上互相转载也属正常，我就转载过其他同志的文章。开始看到文章著名改了也没经意，欢迎每个左派战友和同志转载拙作，也未必非著我的名不可。但过了一段时间，无意之中发现与原文有所不同。——不是说，文章出来后就不能改动。发表《军政府的末日》就是让大家讨论批评的，也欢迎大家提出修改和批评的意见。
非常高兴，拙作能被同志们到处传播。最初浏览时看到著名“中革军委”，又宣称已经建立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以为已有同志和战友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好像规模不小了，已经或开始组织工农红军了，尽管著名“中革军委”冒昧了些，也使我以为他们组织的武装可能已有一定规模了。总的来说是高兴的。笔者欢迎一切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出现，欢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秘密地或在国外公开地组织起来，欢迎一切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起来，也欢迎一切年轻的马列主义者组织起来，欢迎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组织起来。尽管现在我国没有条件成立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各地各种情况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进而组织支部、党委，或更大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还是有条件的。无论哪儿出现这样的组织我们都欢迎。尽管目前武装斗争条件还不成熟，但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准备武装斗争，建立或筹备建立武装，都是好事。当然首先要加强宣传工作扩大队伍，不能轻举妄动，以免革命力量损失。对于“中革军委”我是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同志和战友的，不抱任何成见。他们能够以我起草的宣言作蓝本，也使我非常欣慰地感到这些同志和战友在许多大的地方和我是一致的。由于他们修改了《中国工农红军宣言》下面我就称为修改的同志。
但看了修改后的《宣言》，觉得许多改动和提法不能赞同，有的地方还很刺目，尤其经过对照，觉得不能不出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
在左派队伍中，一切都应该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为重，对各种问题必须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或者赞同，或者反对，或者其他主张。说话直来直去，不能转弯抹角，所以笔者就直言了。左派从不回避言论尖锐，但决不等于不把修改的同志当作同志了。尽管批评意见将是尖锐的，也不是要把同志往坏里想，宁愿认为有的问题是考虑不周，认识不足，或者他们也是和笔者一样不过是个草案，供广大的无产阶级左派同志讨论的，并不是自己有什么政治野心之类。笔者也准备随时听取不同意见，随时修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所以希望修改的同志不要见怪。尤其不要妨碍左派团结，我们进行不同意见的争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都不是为了把同志和战友打死，而是为了探索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求在同一个革命目标和正确的意见上达到团结。
修改后的宣言，许多观点确实不能苟同。据我们看如果按此方案，一定会发生严重的对革命有害的结果，这也许是修改的同志没有料想到的，或者笔者也有过虑的成分。但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对革命负责，不能不畅所欲言。
欢迎修改的同志对我的意见提出反批评，以达到大家修正错误，得出正确的为绝大多数革命者接受的共识。以指导革命取得胜利。希望大家都能来讨论。包括批评我的不足。

关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情况和生产力的决定因素

在人类的历史上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决定一切的。中国解放以来几十年的历史，也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毛泽东时代和以后三十年的区别是毛主席自觉地运用了这一规律。从修改中可以看出，这些同志对于我国经济建设情况基本上是不明了的。

原文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被删除了，这段话是：

　　恩格斯说过：“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这段话当然可以不写，不过拙见还是留着好。它正是说明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历史上历次革命不同的地方。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人们的思想意识必须适应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它的应用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人类的革命正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建立起某种新的生产力，把生产力从一个历史阶段推进到另一个历史阶段。在人类历史上每次革命都是对这个规律的应用，但都不是自觉地应用。都是社会陷入危机经济崩溃后，下层群众不得不起来造反，上层统治者照例都要镇压的。就是造反的下层除了官逼民反以外，往往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要干什么，尤其很少想到革命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生产力。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想到要发动工业革命，实行大机器生产。法国革命时蒸汽机已经出现，但也没有意识到革命的目的正是把蒸汽机推广到法国来，人们往往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口号来推进革命。而毛主席在发动第一次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革命所要建设的生产力的轮廓已经在他的头脑和指示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将来人们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个规律，对于共产主义革命也确实指出将创造一个十分宏伟的生产力，但十分抽象。而且他们虽然自觉地应用这个规律，自己也只处于社会的下层，不能说是社会本身在自觉地应用这一规律了。只有毛主席领导下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社会自觉地应用了这一规律，而不是等到社会严重危机，刘邓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把国民经济弄到崩溃，人民十分痛苦后才发生的。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军政府的末日》里已经写了。本文也不能不涉及。这个生产力就是周总理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上宣布的国民经济建设到2000年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案。其中到1980年为第一步，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而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相对独立的适合自己特色的工业体系。为此必须围绕农业办工业，办了工业促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村也要办自己的小工厂。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推进建立这一生产力。对此修改的同志好像基本上不懂。就是对这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抄了原文，也不完全明白。

先指出一些小的缺点。

原文：“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以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修改的同志把“社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删掉了。不能仅仅讲经济建设，不能遗漏社会发展。而社会发展内容就广了。

　　我国由一个大多数人不识字的国家，初步扫除了文盲，各种科学、技术、教育、卫生、文艺、体育等事业，也由此得到了迅速发展。

原文为：也由此开始。
——说：“得到了迅速发展”没错。但解放前我国几乎一片空白。许多事业正是解放初才开始的。凡事开头难，仅仅“得到了迅速发展”不能体现出这一点。或者可以改为“也由此开始并飞速发展。”

　　我们以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了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九亿人民有吃有穿。

应该是八亿人民。我们不是到1976年才解决吃饭问题，七十年代初已经为世界公认，那时才八亿左右，人们承认的也是八亿人民有吃有穿。尤其1972年世界性的大饥荒，我国却纹风不动，我国农业的成就博得了国际的公认。紧接着又是1973、1974、1975和1976年的连年丰收。其中1973年的大丰收补偿了1972年世界性的严重自然灾害的损失。

在原文中关于批邓以前邓小平集团的作为，和批邓的原因和必要性，修改的同志把下面这段话删掉了。它们是：

　　为了掩盖自己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真实面目，他们作出一付不再关心自己命运的样子，把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早在1964年第三届人大工作报告里就已宣布的四个现代化当作旗子来挥舞。一时间，“拥护邓小平就是拥护四个现代化”、“反对邓小平就是反对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是四个现代化的化身，中国的救星”甚嚣尘上。为了表示自己是四个现代化的化身，邓小平一伙不顾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我国还在进行之中，……

另外还删掉了：“以肃清流毒，保护生产建设。”
批邓不仅仅是政治斗争，也是保护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集团不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政治斗争，而是把亿万人民的前途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筹码，借口发展生产力，以另搞一套作为篡权复辟手段，这当然不会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必然带来破坏。1975年他们就不顾毛主席的大建设还在进行，污蔑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生产，要另起炉灶，另外引进一大批，下面将用鞍钢作例子。这是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大建设进行大破坏。批邓防止了他们这一破坏，保护了正在进行的建设。到1978年邓小平才得以重新搞他的大规划，所以正是批邓为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争取了两年时间，使得这一跃进的成果基本收获。除此以外邓小平及其同伙还有其他的有意识破坏，下面我们将从受到邓小平匪帮破坏最最严重的钢铁工业的起落中看到批邓对保护经济建设及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修改的同志还紧接在后面加上了如下文字：

　　给了“留党查看，以观后效”的处分。为了肃清邓小平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流毒，毛主席英明决策，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从而彻底划清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

这段文字写得急了，开始邓小平没有“留党察看，以观后效”。而是在四·五反革命暴乱发生后才处分的。应该先写四·五暴乱再写留党察看。
总的来看，修改的同志基本上不了解我国建国以来的生产力发展，也不了解政治斗争跟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但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斗争都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毛泽东主席的作用是主动地运用了这一规律，阶级斗争的胜利促进或保护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问题必须注意，不能革命和生产两张皮，不然就不能指导革命走向胜利。
下面的改动问题就比较大。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容易为邓小平匪帮贪天之功为己有钻空子。比如，人民衣着的改善就是被邓小平匪帮无耻地归功于自己的，邓匪的喽罗们群起鼓噪，也欺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

　　从1966年到1976年10月6日前，我国基本上是按毛主席这一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方向前进的。在1976年大致上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

原文为：

　　1966年到1977年我国基本上是按毛主席这一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方向设想走的，进展合乎预期要求。1977年大致上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

修改的同志把这一工业体系的大致建立时间提前了。这不是事实。
应该说，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大致建成是在1977年，或者说1978年初，不是1976年。1977年毛主席的建设路线还在继续，不是1976年10月6日就终结了。邓匪经济建设路线以1978年的大规划开始才占统治地位，那以前基本上还是毛主席的。至于地方性的中小工业，1977年有一大批投产（如小氮肥厂就投产 100家），1978年才开始正式受到邓匪非难，开始了所谓的批“小生产方式”。众所周知，反对条条专政、发挥两个积极性，建设地方工业，正是毛主席的路线，也正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刘邓路线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1976年批邓也是围绕着“条条专政”的。但尽管邓匪恨之入骨，地方工业始终没能彻底摧毁，相反还在曲折中继续，目前已经发展得非常庞大了。由此可以说，直到现在为止毛主席的经济建设路线在地方工业上还在继续。复辟以来如果说我国经济上有什么成就的话，正以此为最大，并且至今还在受邓匪路线的打压，又总是打压不下去。目前都是地方领导在组织。
1976年十月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路线并没有立即改变，1977年基本上还是按照毛主席路线走的。不是说绝对没有邓匪破坏，批邓前甚至批邓时他们也在破坏，能不能说那个时候就不是毛主席的经济建设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了呢？不能！破坏相对比较小，邓小平出来后并没有立即掌控国家的经济建设大权。
从政策上看，毛主席建设路线主要是在1978年改变的。1978年红旗杂志第一期《为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而奋斗》，还提出了一个分三步走的四个现代化设想。这与四届人大报告宣布的毛主席十年规划已有所区别，但还不是完全离谱，在字面上前三年完全相同。这一方案应该是华国锋提出的，符合地方发展自己经济的需要，对于中央工业也是正确的，说明此时在建设上华国锋仍然是毛主席路线的同路人。令人吃惊的是仅仅一个多月，他就彻底背叛，出面宣布邓小平的大规划了，那以后我国建设才脱离了毛主席的轨道。但邓匪在地方还不能做主，尽管有所偏向，毛主席路线始终还在继续。
即使《为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而奋斗》不是华国锋的主张，那么它能出来也说明了党内还有不少人赞同毛主席建设路线或是毛主席建设路线的同路人。
为此我们还得先说一下“四三方案”，并以它为例说明。
看来修改的同志完全不知道“四三方案”，把原文的“最典型的是四三工程即将完工”删去了，“使得毛主席领导的四三工程在即将完成时却久久才取得成效。”也删去了。
“四三方案”是毛主席亲自批准从国外引进的26个先进的项目以及综合采煤机等，在国民经济中份量很重。到1978年初已经建设了大部分，大局已定，一半以上已经投产，剩下的也建设了很大一部分，或者说到了收尾阶段。这就是“四三工程即将完工”，也符合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成”，但也只是到这时才实现。1978年在邓匪大规划的严重破坏下，尚待完全建成的被延迟，效益变差，投资加大，但最后还是成功了，我国经济力量大为增长。这就是“久久才取得成效”。可悲的是，生产出的大量物资和资金，竟然被邓匪拿去填补他那个无底洞和孝敬外国主子了。邓匪诬蔑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排外”，在“四三”面前彻底破产了。“四人帮”对“四三”建设也是有很大功绩的。上海金山石化总厂就是我国自古至今最最成功的引进项目，并由“上海帮”建成。辽宁的辽阳开始因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建设慢，后来辽宁省委来建设，速度三倍多。
为什么说“基本建成”是在1977年，不在1976年呢？这是事实！我们只能按照事实说话。
虽然建设速度特别快，但1976年10月以前实际建成的还不多，把1977年排除就不能说已经“基本建成”了。先说四大化纤厂，上海金山1976年完成工程95%以上，开始部分试生产，1977年全面试生产，1978年正式投产，1976年可算“基本建成”了。但另三个化纤厂1976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经过1977年，到1978年初才进入收尾阶段，或者说才“基本建成”。所以没有1977年不能说四大化纤厂已经“基本建成”，1978年初才可以这样说。因邓匪搞大规划，把另三个化纤厂拖到1983年才全部投产，投资大大超出，好晚才收回投资。所以称之为“久久才取得成效”。金山1981年已经收回投资了。再说十三个特大型氮肥厂，1976年投产四个，不能说少、不能说不是高速度，但尚有一段距离。到1977年又投产了三个才超过了半数。其余六个建设到不同程度，虽然还没有完全建成大局已定，所以经过1977年才可以说“基本建成”了。后来也被邓小平匪帮大大拖延了，也是“久久才取得成效”。祥见拙作《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
总之在1978年大规划发布以前，我国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建设方向没有变，1977年续建速度还相当快，保证了“四三方案”不致流产，不能否定1977年的建设成就，这正是毛主席的建设路线还在继续的结果。如果我们自己放弃1976年10月以后的成就，邓小平匪帮就会把按照毛主席路线建立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的成就窃为己有。——他们已经窃为己有了，我们正应该揭露这一事实，把成绩还给毛主席路线，揭露邓小平匪帮没有出过一点力，包括1977年也不是他们建设的，并且揭露邓小平复辟使得它们“久久才取得成效”的罪行。
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某个时候以后，就把这一体系的初步建成归之于那以前。既然经济建设方针是毛主席制定的，在邓小平推行1978年大规划以前我国建设基本上还按照毛主席的路线，他们没有出过什么力，成就当然不属于邓匪，属于毛主席路线。华国锋的性质属于背叛，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举手赞成十月事件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不可能都是赞成邓匪1978年大规划的，他们有错误，但不能说他们在建设路线上都是叛卖。
同样不能说1976年10月：“我国已初步踏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大门”了，这有两重错误。第一：1977年农业机械厂的建设也还是按照毛主席的建设路线，成就效果都还相当大。七十年代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是以超指数迅猛发展的，1977年虽然只有一年，其分量不能忽视，1978年才受到严重破坏。比如农业机械总动力，根据邓匪数据，1965年才1099.0万千瓦，1975年增长到7479.0万千瓦，1978年又达到了11750.0万千瓦。1975年以前的成绩当然极其巨大，但到1978年又增加了57%，还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破坏。1978年增加的就是1977年生产的。比如，1977年生产大中型拖拉机9.93 万台，1978年增加拖拉机装备量就是九万台，1977年手扶拖拉机生产32.05 万台，1978年装备增加二十八万台。第二：我们快要实现农业机械化了，但除了沿海某些地方大多数农村还没有实现，所以原文是“我国已有一只脚踏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大门”——另一只脚还在大门外，1977年尚且没有，1976年10月前更没有，因此不能说“我国已初步踏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大门”了。按预定方案这在1980年。
由于1977年以前的大规模建设，1978年农业机械产量还不低，但不少农业机械不是装备了农业而是大批地囤在仓库里腐蚀朽烂了。由于批判“小生产方式”和搞黑龙江友谊农场，提倡美国式的几百马力大拖拉机，到1979年农业机械厂才大批地被摧毁或改行。
大概正是不知道“四三”，所以修改的同志在原文中：“在这二十八年里，我国的巨大成就是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下，既不排斥外援，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的。”把“既不排斥外援，又”删除了。我们在五十年代还曾经受到苏联和东欧援助的156项目，六十年代也还跟西方国家和日本做生意包括引进设备，七十年代又有“四三”。所谓排外从来就不曾有过的。这些都不能忽视。否定这一点，就等于赞成邓小平匪帮的污蔑，说毛泽东时代排外了。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建设的惯性和冲击力是很大的，不是说1978年以后就不建设了。由于邓小平匪帮的捣乱破坏，原来毛主席的建设确有不少被摧毁了，但许多项目仅仅被拖延了，原有建设项目还一大批一大批地投产。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大局已定，是久久才取得成效，不是完全没有取得成效。不是说邓小平匪帮不想破坏，大的、中小型的都有破坏。大的如“运十”就是人所共知的。地方中小型工业一度破坏很厉害，但后来在地方、基层领导和群众的斗争下，又重新开始发展。至于邓小平匪帮的大建设，有一些项目拖到九十年代初才硬撑着建成，并没有给国家经济带来任何好处，财政赤字不是减少，反而大幅度上升。邓小平匪帮在1978年赶时间买来的洋设备在长江滩上风吹雨打六年，后来又继续搁置。为了建设它们借了大量的阎王债，又加紧了对地方经济的压榨，严重挤占了地方的建设资金，使得地方经济几乎窒息。即使让这些洋设备白白烂掉，损失还少一些。邓小平匪帮的经济政策全部是失败的。不是说近三十年来我国没有成就，破坏是大的，成就也不小，只是这些成就和他们毫无关系。倒是地方领导出了不少力，这下面要说。
原文中的“进展合乎预期要求”也不能删掉。三届人大提出，1975年初四届人大上周总理重申了毛主席的方案，并宣布了毛主席的十年规划，在前五年要把这个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成，正说明进展顺利，国内外反动派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的谎言和诅咒破产了。其实正是文化大革命才使得这一建设能够进行的。邓小平匪帮既否定伟大的成就，又根本上反对这一建设的路线和方向。关于进展顺利可以举“四三”中的两个例子。一是上海的“金山石化总厂”从1974年初正式破土动工到烘炉，不过20个月多。有一个引进的特大型氮肥厂只用27个月就竣工投产了。
修改的同志说：

　　眼看再过三年，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又将收到更巨大的成效。

原文为：“眼看再过三年，这十二年的大规模建设又将收到巨大的成效。”
十二年是指1966年到1977年。由于修改的同志将1976年10月以后的成就丢弃了，所以把“这十二年的”也去掉了。修改的同志加了个“更”。他们不明了经济建设是有阶段性的，不是细水长流，均衡增长。一个时期包括准备、突击、巩固、收效四个分阶段。1953年到1965年是我国建设第一个时期，完成一个历史任务；1966年到1980年又是一个时期，完成另一个历史任务。做个对比：
1953年到1957年是第一时期的准备阶段，包括政治思想准备。
1966年到九大前后是第二时期的准备阶段，也包括政治思想准备，那就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58年第一次大跃进是一次大突击，历史任务是建设一个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
文革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也是大突击，建立上述那个体系。时间界限没有第一次大跃进明确。大致上九大前后是第二次大跃进的开始，有的地方如北京1968年就开始了大规模建设，有的地方如山西省1971年才进入。造成这种差异是第一次主要成就是完成了一个中央工业体系，而第二次不但中央，各地方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各地在建设的时间次序上就会有先后。
大跃进的体系1963年“基本建成”。
第二次大跃进的体系1977年“基本建成”，因此1977年和1963年有某种相似性。巩固时期是最最艰苦的时期，社会已经出了大力，还在拉上破，一时还没有收到很多效果。
1964年和1965年大跃进的体系“完全建成”，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就是第四个阶段——“收效”阶段。
1977年“基本建成”后，也应该进入“收效”阶段，与1964年和1965年相似。
如果不是邓匪复辟，那么在1978年到1980年也会第二次“完全建成”，从而“又将收到巨大的成效。”
——这个“又”是相对于1964年和1965年说的。而修改的同志“又”是针对1976年10月以前说的，但如此就没有必要说“三年”还是多少年了，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总是不断地取得成就的，三年是在不了解情况下的照抄。而且不了解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不然人们就要提出，为什么要规定三年？什么建设任务大致需要三年完成？
——是原定“收效”的“收”，不是另外搞的“更”。1978年邓小平的大规划，问题正在于一个大建设尚未收效，就要“更”搞一个大规划，甚至把原来搞的快要成功的整垮，方向还不对头。
由于这一破坏，我们没能及时完全地收到应该收到的巨大成效。但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如“四三”前面说过，地方中小工业被摧毁了一批，大多数还是保存了下来。顺便说一下，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在左派队伍里也有不同意见的。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既然革命的这一最主要的任务完成了，甚至遇到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复辟，受到严重破坏，最后还是完成了，那就应该说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只要这些成就摆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就永远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反动阶级恨得要命，提出“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企图把这些成就完全摧毁，但除了运十、电子等以外，大多数还顽强地生存着，如地方工业还在重重阻力下继续发展以至十分庞大了，那么还能说这个革命失败了吗？
修改的同志丢弃了1976年10月以后的成就，按此应该只有二十七年了。但由于粗心，文章中还是宣称“中国人民又经过二十八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二十八年里，我国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在这二十八年里，我国的巨大成就是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的。”
不是说1977年邓小平匪帮没有破坏，1974年到1976年也有破坏，能不能说毛主席路线也没占统治地位呢？所以也不能随便说1977年毛主席路线没有占统治地位。1977年地方中小型工业、其它大中型工业和“四三工程”都比较顺利，农业机械化也还在进行。
钢铁工业特别曲折，但我们还是建设了一大批生产能力。详细可见拙作《邓匪对钢铁工业的破坏和对立面的斗争及现状》。全文十四万余字，这儿简单介绍一下。
邓小平匪帮造谣说1976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目前许多人提出了质疑，但另一个大问题却没人驳斥。那就是邓匪说的由于批林批孔和批邓，我国钢铁工业损失了2800万吨钢，还把1975年钢铁拉上来说成邓小平的功劳。实际情况根本相反。
众所周知由于刘邓路线的破坏，我国钢铁工业经受了十年徘徊。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邓路线我国钢铁工业拉了上来。这儿我们不能不提冶金部长陈绍昆的名字，他被打成“四人帮”在冶金部的党羽并撤职。文化大革命中冶金部正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以大批判开路，坚持“以钢为纲”，批判了刘邓的“抓中间，带两头”、“先建厂，后找矿”、“建高炉，逼矿山”、“主动创造不平衡”、“开矿不如买矿”搞“无米之炊”，大打矿山之仗。批判了“高度垄断”、“条条专政”、“一家独办”、“工业托拉斯”等等。坚持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贯彻鞍钢宪法，广泛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提倡“小土群”，反对一眛追求“大洋全”，积极支持地方发展中小钢铁厂……钢铁工业才有了第二次大跃进。1970年他被毛主席正式任命为冶金部革委会主任，后来是冶金部长。仅1970年我国铁矿石产量就比1969年猛增了48%，选矿，烧结和矿山运输能力也相应提高。短短四年间，生铁产量由1969年1280万吨猛增到2490万吨，几乎翻了一番；钢产量由1333万吨猛增到2522万吨，猛增了89.2%；钢材产量由926万吨猛增到1684万吨，猛增了81.8%。这还不是全部成就，我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在1975年据周传典计算达到了3400万吨。冶金部还提出了“找富矿，抓精料”，这是我国工业“以钢为纲”的第三阶段。大型钢铁企业的建设也非常迅速，首钢和攀钢就是典范。
邓小平一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和李先念、谷牧等人勾结，背后有叶剑英支持，追随他们的“还有×××同志”，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卡冶金部，不给煤、不给电、不给运输、不给运输需要的油。由于这个原因，1974年我国钢铁生产没有完成国家计划，据邓小平匪帮的数据钢产量仅2112万吨并归罪于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1975年前几个月生产也往下掉。为此中央组织了钢铁会议，由谷牧主持。在会上邓小平一伙及其追随者，一听说我国钢铁生产能力有三千多万吨就火冒三丈，因为这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钢铁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发展飞速。可周传典是工程技术人员，不是政治人物，不是出于政治需要捏造，复辟后也不能不让他当冶金部总工程师。邓小平们一口咬定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已经“到顶了”，“就只有这点能耐”，要继续增产就必须另砌炉灶。他们不顾文革带来的大建设还在进行（如攀钢就还没有完全建成，到1977年才完全建成），要另起炉灶重新进行一场大建设，提出学习日本，推倒鞍钢的两座大高炉搞大引进，在沿海建设以进口矿石为主的大型钢铁厂。——这不是别的，正是1978年的宝钢，甚至比宝钢还坏，因为推倒我国自己最大的高炉，不过腾出了一块地方，真正的目的是看到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建立的大批生产力就恨之入骨，巴不得全部摧毁，用来证明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生产和建设。这样的方案受到了冶金部绝大多数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激烈反对，但邓小平及其同伙不死心，还要强制推行。他们的荒谬主张不但被大会全盘否决了，中央也不批准。大会后，1975年6月4日中央发了一个〔1975〕13号文件《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批准了冶金部陈绍昆他们上报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报告里明确指出煤、电、运输等是钢铁生产拉不上来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批判了邓小平一伙对钢铁生产的破坏。这样，尽管开始几个月钢铁欠产很多，还没有完成2600万吨的计划，该年钢产量达到了2390万吨。这次会议本来以邓小平及其同伙彻底失败为结果，可他们竟然说这是邓小平把钢铁生产抓上来的大会，反而说冶金部陈绍昆他们是“四人帮”破坏钢铁生产。
1976年开始批邓，1976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右倾翻案，促工业生产》明确说：要牢牢抓好阶级斗争这个钢，抓革命、促生产，防止有人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并明确地把钢铁和煤、电、运输联系了起来。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李先念、谷牧、“还有×××同志”卡冶金部不能不有所收敛。这样1976年前五个月钢产量比1975年同期增长了120万吨。可以算得如果每月都增长24万吨的话，那么1976年钢产量就应该比1975年的2390万吨增长288万吨，就是2678万吨。也就是说1976年2600万吨的计划是可以超额完成的。但邓小平的同伙不死心。7月6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国家计委报请中央政治局，提出1978年钢产量由原计划的2600万吨调减到2400万吨。据说就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江青的破坏这个方案未能执行。
——1978年都只有2400万吨？这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相信1976年我国能够完成2600万吨的计划！如果确实是在江青的坚决反对下否决了这一计划，那么无疑江青对我国的钢铁生产立有大功。陈绍昆当然也决不同意，所以后来成了“四人帮”在冶金部的黑干将。不幸的是这月28日，我国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又发生另外两个大地震，全国四亿多人在露天过夜。煤炭工业受到了严重破坏，国家的一根经济支柱倒塌。但在九月份，冶金部就把钢铁生产拉了上来。后来发生十月事件——那以后就是陈绍昆抱怨“生产完不成计划，讲原因，首先要找国务院、计委”，钢铁生产上不去的关键“由于上边的官僚主义”，“首先是煤，煤中有运”，“电的矛盾也很突出”，原材料“也有很大缺口”。
可是华国锋不但不煞住叶剑英、李先念、谷牧等人的破坏和嚣张气焰，反而在1977年背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诺言，让邓小平无条件出来。邓匪一出来就大肆反攻倒算，原本正是他们破坏了我国的钢铁生产，可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冶金部，嫁祸于文化大革命和批邓。一方面继续在煤、电、油、运输上卡冶金工业，另一方面不满足于打倒“四人帮”，开始了所谓的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他们说：要煤、电、油、运输等是什么“外因论”，是什么“反对中央领导的毒计”。蛮横无理地说“当年王铁人不是以四十年代的钻机打出了六十年代的先进水平吗？而今矿山铁人王君绍不是以五十年代的装备打出了七十年代的水平吗？”所以不给煤、不给电、不给油、不给运输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把钢铁搞上来，不然就是“懦夫懒汉世界观的集中表现”。
煤、电、油、运输等是什么“外因”吗？众所周知，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大跃进时正是毛主席苦口婆心地跟他们说，提高钢铁产量必须落实煤、电、运输等问题。
一开始他们打击毛主席的力量还不能不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为此总需要文件为证明。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提出的文件不是别的，正是中央〔1975〕13号文件《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正是冶金部上报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据说就是这个文件，批判了“外因论”，批判了“四人帮”在冶金部门的黑干将陈绍昆。但他们没有象样地引用出一句话来，反把文件中指出煤、电、运输等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所谓“外因论”的“根据”。该文件已经被邓小平匪帮收回封杀。有这个文件的同志可以拿出来让大家鉴别一下，看看是不是邓小平匪帮说的那样。
那三年我国钢铁工业上不去主要是鞍钢等大钢铁厂上不去，地方性中小钢铁厂发展迅速。鞍钢上不去，鞍钢党委书记有没有责任？当时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第一书记叫沈越，是邓小平的走卒。文革中被批判后于1972年出任，就是这个沈越一贯和陈绍昆作对，1977年首先起来攻击陈绍昆的就是他。可在邓小平眼里追随者当然没有责任。最最出奇的是，陈绍昆看到鞍钢生产上不去，作为冶金部长怎么不着急？就要到鞍钢去。沈越用了两个词汇，第一叫做“窜”，说陈绍昆“窜到鞍钢”，另一个叫作“伸进黑手”。——自古以来从未见过对上封锁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上级到了下级部门就是“窜”、就是“伸进黑手”，这叫上级部门怎么干工作？由于有邓小平及李先念、谷牧等人的支持，背后还有叶剑英，陈绍昆只好感叹“冶金部抓企业无能为力”了。这样一来就又构成了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罪状。其实邓小平早已经被留党察看不是什么中央领导了。
邓小平匪帮又树立了假典型“矿山铁人王君绍”。这个王君绍完全是欺世盗名之徒。1972年鞍钢其他人创造了“一条龙”小分队作出了巨大成绩，但因为王君绍能说会道1973年被沈越看中，就让这个剽窃贼出名。从此以后王君绍就弄虚作假，夸大其词，谎言说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骗取了大量的名誉和地位。在批林批孔和批邓中，此人受到了鞍钢广大工人的反对和批判，都诬陷为“四人帮”的破坏。王君绍成了打人的棍子，邓小平匪帮利用他作为打击工人阶级、攻击文化大革命以及篡党夺权的工具，包括打击冶金部长。可假的终究是假的，工具终究是工具，只用于一时，目的达到了工具也可以丢掉了。不久王君绍小分队这面“鲜艳夺目的红旗”就被邓匪自己揭穿了，这次他不再是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倒成了文化大革命弄虚作假的典型，据说就是“四人帮”树立的。
对当时的大钢铁厂生产上不去，必须负责的邓匪分子还有首钢的周冠五、武钢的李振江、上海冶金局革委会主任陈大同等，七十年代中期我国钢铁工业生产徘徊本来就是鞍钢、武钢、上钢、马钢、本钢等主要钢铁基地产量下降造成的，他们作为这些单位的党委书记，钢铁企业控制在这些邓小平匪帮的爪牙手里，有邓小平、李先念、谷牧这样很硬的后台撑腰，叫冶金部长怎么工作？他们倒可以对钢铁上不去不负责任？
陈绍昆扑然到地，唐克篡夺了冶金部长。邓小平匪帮当然不会卡自己的走卒。这样1978年我国钢产量达到了3178万吨，1979年3448万吨，1980年3712万吨。到这时，邓小平匪帮才明白我国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确实超过了3000万吨，甚至超过了3400万吨。
他们毫不知耻地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又借此加强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冶金部、陈绍昆的攻击和诬蔑。
于是他们竟然指责起1974年到1976年损失了2800万吨钢！！！也就是每年损失933万吨？？？这三年我国钢产量平均每年2183万吨，依照他们这个数据可以算得，他们要求这三年平均生产钢铁3116万吨！！！
本来正是他们不相信我国有3000多万吨的钢铁生产能力！正是他们要把1978年钢产量调减到2400万吨！正是他们对我国钢铁生产能力的估计比实际水平要低1000万吨！既然他们一口咬定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已经到顶了，“就只有这点能耐”了，那么就不应该说有什么损失！！！在他们的破坏下，到了1980年我国的钢铁生产真的“到顶了”，接着垮了下来。这三年的大幅度上涨都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成就。
所谓七十年代中期我国钢产量损失2800万吨，就是这么捏造出来的。不是说这三年没有损失，但正是邓小平及其同伙造成的，他们自己进行了破坏后，又倒打一耙，嫁祸于人，竭力夸大损失。
即使如此在1977年我国钢铁工业的建设还不是脱离毛主席路线，不是没有成就。攀钢建成，1975年否定了邓小平、谷牧等的罪恶计划后，鞍钢的两座大高炉由推倒重来改为改造。1977年12月27日2580立米，年产150万吨的中国最大高炉竣工投产，可见1977年还在按毛主席的路线和冶金部门大多数干部技术人员的主张办，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挖、革、改，我国的钢铁生产能力继续增长，以至于1980年达到了3712万吨，可以让邓小平匪帮占为己有吹吹了。
1978年邓匪就上宝钢，大肆反对开矿，提倡进口矿石，大肆摧毁中小钢铁厂。其恶果大家已经看到了。宝钢花了大量外汇建设了一个无底洞。建设宝钢受到了周传典同志的坚决反对，但邓匪充耳不闻，一意孤行。李先念、谷牧、“还有×××同志”全部参与。沈越受到邓匪提拔，就宝钢去日本“考察”。华国锋居然也参与了进去。当初我就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已经是邓匪的功劳了，失败后就得由他来负责。
尽管如此，1975年冶金部广大干部和技术人员和邓小平一伙所作的斗争仍在起作用，至少他们暂时不提推到鞍钢的大高炉改为另行圈地兴建，鞍钢保住了。这次会议在我国钢铁工业史上功劳不小。
1986年我国钢产量突破5000万吨，主要通过挖潜、革新、改造实现的，不是劳民伤财的宝钢，可见我国钢铁工业具有多么大的潜力！！！也可见1975年初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报告里宣布的毛主席十年规划，提出十年内不搞新的大建设是多么地英明正确。还可见如果不搞宝钢，把宝钢挤占的资金用于挖潜、革新、改造，1985年我国生产6000万吨钢是完全现实的。这反证了建宝钢是个大破坏。可赵紫阳竟然说，由于宝钢占用了大量资金和物力，使得我国钢铁工业严重缺乏资金，带来了“压力”，正是这种“压力”变成了“动力”，所以才能达到5000万吨。这不是无耻地把自己的破坏作为取得成就的原因了吗？
现在邓小平匪帮可以说宝钢的债已经还清了。但1978年的大规划都是靠两个来源还债的。第一：毛主席的大建设包括“四三”方案，投产后生产出大量的物资和资金，拿去孝敬他们的外国主子。第二，借新债还旧债，以新债形式继续存在，只是名义变了。这成了外国资本家插在中国身上的一根吸血管，企图永久地吸取中国人民的血汗。
但邓小平匪帮扼杀地方中小钢铁厂的企图没有得逞，尽管当时是特重灾区，但经过多次曲折地方性中小钢铁厂还是壮大了。现在他的心肝宝贝宝山钢铁厂大大地排到后面去了，名义上2006年还居全国第二位，靠的是并吞上钢和9424（1969年4月24日在九大由新的中央通过，在江苏修建的一个煤铁基地）。目前中国的中央大钢铁厂已经被地方性中小钢铁厂所淹没，规模和技术等都达到了极其庞大先进的地步。2006年我国钢产量达到了4.2266亿吨，2007年4.8966亿吨。主要是以前不起眼的中小钢铁厂生产的。河北唐山钢铁厂名义上位居第三，宝钢如果不是并吞了上钢和9424早就被超过了。不出名的邯钢和邢钢都是1958年大炼钢铁的产物，也超过了宝钢，准备合并成为全国最大的钢铁厂。2007年河北省的生铁、钢、钢材产量均超过了一亿吨。目前钢产量超过一亿吨的国家还真不多。但为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邓小平匪帮的严重破坏仍在继续。如仅唐山、邯郸两个钢铁重点市，邓小平匪帮就要求他们承诺在2007年底以前分别摧毁730万吨和414万吨的生产能力。
由于我国目前主要靠进口铁矿石生产钢铁，造成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成几倍地疯涨，运输费去年已经上涨了七、八倍，现在还在猛涨。另外邓小平匪帮一反毛主席的主张“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批判什么“万事不求人”，致使我国目前钢材品种很少，以大路货为主，国际市场上大路货钢材大幅度降价，我国出口吃了大亏，而许多钢材品种我国不能生产，国际市场大涨价，我国又吃了大亏。
总之，现在我国的钢铁工业状况说明了：第一，毛主席路线的正确性，如果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是毛主席路线的胜利，尤其是发挥两个积极性的胜利，大中小结合的胜利，300立方的小高炉征服了世界，也是大打矿山之仗的胜利，河北省就是因为矿石主要靠自己生产，所以会发展到如此庞大的地步。第二，地方领导还有相当的积极性。第三：我国的钢铁工业实际是外国的殖民地，好像就是为了他们赚钱而办的。第四：邓小平匪帮的一切政策都是失败的，没有邓小平匪帮的任何功劳，邓小平匪帮罪大恶极！！！
原文中还有两段话被删去了。它们是：

　　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周恩来总理宣布，如果能够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走下去，“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二十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甚至还能“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在1976年逝世后，我国的发展走偏了方向。被邓小平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残余篡了权，中国不幸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一切既定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针都被搅乱，广大劳动群众又进入了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境地，吃二遍苦成了不争的现实。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被完全彻底地破坏。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资本主义发展必然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前景将取得的成就和复辟后造成的恶果的描写。修改的同志如果觉得有不当之处可以提出不同的方案，但单纯删掉值得商榷。

关于我国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当前革命的主要对象。

原文是：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与邓、江匪帮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坚持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官僚资本主义和反死灰复燃的封建主义的斗争。

修改的同志改为：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与邓小平及其继承者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坚持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官僚资本主义和反死灰复燃的封建主义的斗争。

其它地方也处处把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改成“党内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看来修改的同志没有读过拙作《军政府的末日》，或者虽然读过但不同意对走资派必须分析。——附带说一下，笔者自认为《军政府的末日》比《中国工农红军宣言》更重要，是《中国工农红军宣言》的理论基础，但许多人，从敌人到有的战友都特别看重《中国工农红军宣言》，而不大理会《军政府的末日》。
对于走资派必须分析，是毛主席在1967年已经朦胧地意识到的问题。
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还存不存在？阶级斗争还存不存在？谁是主要的剥削阶级？这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列宁好早就已经指出：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的苏维埃里大量地产生出来。毛主席在七届二中上就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但那个时候都没有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观念。刘少奇采用卑劣手段使得八大通过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党的八大二次全会重新肯定了阶级斗争的存在，但许多人只是理解为旧的已经打倒的剥削阶级还存在，或者仅仅是他们的思想影响。这种理解还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改头换面的一种说法。
阶级斗争还存在的主要原因不是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和其思想影响，而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还存在，还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这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其特点是由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的特点所决定的，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把生产力推进到更新阶段的需要才走向没落和灭亡的，革命阶级也是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发生壮大起来的，在生产力发展的各个时期具有相应的特点，并在相应的时间爆发革命。
这儿牵涉到二个问题。
第一生产力有没有阶段性，应该说有阶段性。大的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不同的阶段。小的如上面所说我国1953年到1965年是一个阶段，1966年（原定）到1980年是又一个阶段。这两个时期有各自的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和整风反右带来的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都不仅仅是生产力量的增加，而是质的大飞跃，是从一个阶段飞跃到另一个阶段。这两个历史时期建设的生产力前面已经说了。根本不是什么均衡生产，每个时期有不同的任务，又分为准备、突击、巩固、收效四个分阶段。
第二生产力有没有阶级性？应该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生产力具有它的阶级性，这种阶级性正是它的阶段性决定的。生产力和落后的阶级、落后的社会制度根本不相容。封建地主阶级不可能接受以蒸汽机和新的工作机为代表的生产力，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就是最好的注脚。相反如果一个地主成功地建设并经营了大工厂，他就不是地主而是资本家了。工业革命以前，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创造出一个新的自己的独特的生产力来。工场手工业和封建时代的手工业比，作为生产力没有独特的区别，只是生产关系变了。只要资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生产力，封建复辟的危险性就随时存在。工业革命以后，封建复辟根本不可能了，大工业和封建主义根本不相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以蒸汽机和新的工作机为代表的生产力是资产阶级生产力，这场工业革命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到现在为止最最发达国家的生产力仍然是资产阶级生产力。
先进的阶级可以接受落后的生产力，并且具有更大的效果。就好像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接受了封建手工业那样，资产阶级生产力也是无产阶级能够接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也仅仅把生产关系改变了。在将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也会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为资产阶级所不能容纳的生产力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了这一必然趋势，到那时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就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了，但目前远远没有实现。苏联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不是发生在工业和科学最最发达的国家，而是极其落后的国家。建国后首要的问题不是建设起无产阶级自己的生产力，而是在自己国家实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一直到斯大林和毛主席逝世，尽管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达到的极快速度，都还来不及赶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谈不上创造出自己的独特的为资本主义所不容的生产力来。或者说毛主席和斯大林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至今建立的还是资产阶级生产力。
我国解放以前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已经不可能靠资产阶级领导了；解放后我们采用社会主义方式实现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这个革命也不可能靠资产阶级领导了，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来实现。
那是因为我们的建设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遇到过的极大困难，缺乏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的优越条件。比如：资本主义方法必须靠侵略和掠夺殖民地，你不当狼或当不成狼，那你就是被人宰割的羊，就只配当殖民地。十九世纪末，世界已经被帝国主义强盗瓜分完毕，我们建国时还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能够抵御侵略已经很不错了。另外还有其他的更严重困难（略）使得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从美国的艾奇逊到资产阶级右派都说中国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工业，只能给帝国主义当殖民地。经过毛主席的大建设，我们已经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核大国和航天大国，方励之之流仍然这样说。这就说明资产阶级自己明白他们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苏联也有他的困难。俄罗斯原本是落后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崩溃，建国后又处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包围之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和科技大国。但在苏联强大起来足以和美国抗衡时就有实力推行“国际分工”把其它国家作为自己的殖民地了，这样社会主义苏联就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而中国发生修正主义的反革命复辟后，只能重新给帝国主义当殖民地，目前正是如此，发展起庞大的钢铁工业，赚钱的还是外国资本家就是例子。
人类的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是决定一切的。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们的社会存在之间，必然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使得革命成为必要；另外生产力的发展又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了条件。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阶级矛盾。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结果是，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化和对立。或者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和大工业相联系的资产阶级，以及消灭这个阶级的武器以及掘墓人无产阶级。这一分化推行到全世界，就是世界性的两极分化——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第三世界和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矛盾。
中国和苏联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来实现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由于建设的不是无产阶级独特的和资本主义根本不相容的生产力，所以同样会产生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资产者是工业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虽然工业化的领导者原本不是资产阶级，但必然会有一些人利用领导者的地位企图成为新的剥削者。这样，在社会主义国家创造出自己的生产力以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有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由于国家的工业化由共产党领导，所以新的资产阶级必然在共产党内。又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属于人民所有，为国家所垄断，所以这个资产阶级也必然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企图篡夺这一生产力，目前中国就是已经被篡夺了，在形式上还是国家的，实际上已经属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正是这个原因阶级斗争长期存在，斗争和革命都完全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
在1953年到1965年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央大工业体系，这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发生在我国中央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这一工业革命也引起了阶级分化，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由于这个阶级和中央大工业相联系，并且自称“高度垄断”、“条条专政”，所以我们称它为“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它是随着这个工业革命的发生而发生并且发展壮大起来的。应该承认这个阶级包括刘邓在内，不是什么好事都没做过，不是说这个阶级人人都做过好事，但作为一个阶级一度也是革命的动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性，是大规模建设中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他们都是在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时期里，从生产力的领导层里分化出来的。1958年的大跃进成就极其伟大，没有大跃进、不采用大跃进的方式就不会有中国的工业化。大跃进是毛主席发动的，并且始终驾驶着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具体工作者不但有周总理，而且确实还有刘邓，下面还有各部和各地方的领导，不能说他们全都光干坏事不干好事。
如何理解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瞎指挥、强迫命令等五风呢？其实很简单，大跃进是中国工业的原始积累，我们必须采用社会主义的方法进行原始积累，但谁也无法阻止有人要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原始积累，这就是“五风”的本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必然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我们不必过分理会邓小平匪帮和反共极右派所说的饿死几千万人的谎言，我们要说：即使事情真的那样糟糕，那么中国的原始积累比起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要仁慈得多，时间上更是短得多，大跃进的成就还是无法否定的。和我们在1965年实际达到的工业和科技水平比，西方国家原始积累的收获远远低得多，带来的灾难不知高多少倍。美洲和澳洲土著的种族灭绝，非洲黑人的被奴役，对亚洲的掠夺和征服，包括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给亚非美澳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仅仅以黑奴买卖来说，就使非洲损失了一亿人口，八千万死于掠夺和运输，到达美洲的二千万又是无情的劳役。甚至老牌资本主义英国也发生了“羊吃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但他们建立的生产力在中国的大跃进面前就微乎其微了。何况所谓的几千万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
只要这个高度垄断资产阶级还没有消失其对社会的积极性，他们就不会灭亡，也不可能消灭这个阶级。这就是为什么大跃进中纠正“五风”那么困难，为什么当彭德怀要打倒他们时，毛主席还要保护他们，为什么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们不可能消灭的根本原因。在大建设中要认真分清哪些是用资本主义方式原始积累，哪些是用社会主义方式原始积累也很困难。阶级立场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也不易分开，不少人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立场也是从认识问题转化来的。纠正那些问题不能采取粗暴的方式，不然就要冲击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会弄得做实事者人心惶惶。这一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正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所以必然要按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做。经过一段时间的大建设，拉上坡，社会到了最最艰难的时期，他们对于自己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原始积累造下的孽，又要推卸责任了。而且就像帝国主义不允许第三世界发展那样，又像赫鲁晓夫推行国际分工，作为和中央大工业相联系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也绝不会允许地方建立自己的工业，他们对待地方就像对待殖民地，以利于控制和剥削。所以他们先要从地方和农民那儿疯狂地掠夺，后来又要推行“下马风”和“三自一包”了。“下马风”最初就是要把地方中小工业一扫而光。在“下马风”和“三自一包”成了更大的人祸后，加上巨大的天灾，他们终于顶不住了，越败越改，越改越败，不彻底垮台心不甘，甚至连中央大工业也准备背弃，进行“伤筋动骨”的“调整”，使得大跃进和中国的工业化流产。对外他们倒愿意充当外国的殖民地，“三和一少”、接受国际分工、提出诸如“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之类的谬论，使得中国永远落后。他们由革命的动力变成了消极的力量。从这儿也可以再一次地看到资产阶级确实不能使得我国工业化了，即使像刘邓这样原来热心于我国建设的也丧失信心了。
国民经济的第一次大建设、大跃进不但创造了这个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也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也集体化了，并在文革中成了他们的掘墓人。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广大人民经过斗争终于把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建设成功了，其他成绩还有石油自给，原子弹、导弹、火箭，农业水利建设等等。大跃进中建设的工厂一批批地竣工投产，到那时他们倒也愿意回来享受建设的成就，并且打上自己的烙印。这时他们既有消极性、破坏性，也还有一定的积极性。
对于他们的消极性，破坏性，毛泽东主席进行了极为耐心细致的教育，甚至在一开始还愿意和犯错误的同志共命运，也有坚决的斗争，但认识上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大跃进以前，毛主席和列宁一样认为“资产阶级正从苏维埃里大量地产生出来”，阶级斗争不仅仅是旧的资产阶级，1960年提出“民主革命补课”前进了一步，但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1962年才意识到这完全是一个新生的剥削阶级，并由此推论出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五代、十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接下去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势不两立的两大阶级，1965年正式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至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完全丧失了积极性，变成了完全消极的破坏性的力量，于是爆发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军政府的末日》里已经说过，这是一场独立战争， “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上要闹点独立性，闹其可闹者。”经过这场大革命，发生了第二次大跃进运动。地方工业像雨后春笋那样地爆发出来了。中央工业也在支持地方和地方支持中得到了好处。备受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摧残的造船工业也建成了完整体系，钢铁、机械工业等也得到大发展，航天、航空、电子、化工等等大型工业也建立起来，使得中央工业成为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由于地方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提供了条件。
发挥地方积极性是我国在地方上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也产生了一批党内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是一伙走资派，也是贪婪的剥削阶级。群众非常痛恨，称之为土皇帝，由此我们称他们为“土皇帝阶级”。这个阶级也既有消极性、破坏性，又有积极性，由于邓小平匪帮的复辟，直到目前其积极性还存在。
如果说，复辟以来我国经济上还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那么主要就是地方领导的。目前地方性的钢铁、水泥等工业都很庞大，许多性能高档的机械和家用电器是地方生产的，有的地方还办起了规模不小的化纤厂。如果允许，不少地方连原子弹、人造卫星也造得出来。
地方领导不等于土皇帝阶级，也并不都代表地方利益，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派下来的殖民总督如1989年的江泽民就不是。但土皇帝一般都是地方领导，在目前大多数地方领导都是土皇帝。不能说我国地方经济能够如此庞大和他们的领导无关。这批土皇帝阶级也是有积极性的，并在积极性消失以前，在其成为纯然的社会寄生物以前，决不会灭亡。
七十年代许多地方群众和当地领导冲突，有的地方领导就是走资派，和人民属于阶级矛盾，但毛泽东主席并没有要打倒他们，也打不倒。地方势力在中央也会有代理人，九大后建立的中央就很突出，相当大程度上是地方势力的联合体，和文化大革命以前大不一样。现在中央为邓小平匪帮所控制，还有没有地方势力的代理人只有天知道。
对走资派要进行分析。刘邓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是我国第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是最早出现的党内资产阶级，也是最早腐朽并被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的资产阶级。
由于不了解或不接受，修改的同志把原文中说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第一个因而也是最最落后的一派，是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完全腐朽，对社会发展丧失了任何积极性的一股寄生力量。”也删掉了。
资产阶级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区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比老的“民族资产阶级”落后，“民族资产阶级”又比高度垄断资产阶级落后，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又比土皇帝阶级落后。土皇帝是目前尚有一定积极性的第二批党内资产阶级。他们在全国各地建设的宫殿和御花园，已经非常庞大和豪华，到处出现了天安门和白宫、人民大会堂等建筑。这是僭越，在封建社会里僭越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是要杀头的，但现在的邓匪中央却毫无办法。这种僭越意味着中国各地方存在着脱离邓匪中央独立的可能性，并在最终变成现实性，邓匪中央就此被架空。
这批土皇帝阶级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前已经萌发了，大多数不是站在群众一边对刘邓造反，而是不能容忍以下犯上，参与了刘邓对群众造反的镇压。但他们是欢迎打倒“高度垄断”、“条条专政”的。于是纷纷三结合参加了各地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的建设，并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团结他们，和他们又联合又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历史原因还不能提出对走资派要进行分析，实际上不加区分地要打倒。但是1967年却提出了“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好人”。这个概念是含糊的，不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只能产生不成熟的理论，但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这样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打倒一切走资派，只打倒了以刘邓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土皇帝阶级反而随着地方经济的建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无产阶级也随之壮大了，我国有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在将来他们将是土皇帝阶级的掘墓人。到了七十年代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对走资派作了越来越明晰的区分，跟土皇帝既不是没有斗争，一时也不赞成打倒他们。
这是一伙走资派，又一批新的党内资产阶级，比高度垄断资产阶级进步，不像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已经完全腐朽，但也是反人民的。随着第二次大跃进的进展，他们也日益发展，既参加了这一建设，消极性也日益突现，人民群众和他们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新的社会矛盾泛滥开了。正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说的那样，一个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开始，一条黑线挖掉了，新的黑线又产生。面对着新的矛盾许多人不知所措，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也有许多人不知道遇到了什么，转向了消极。由于这些矛盾是新的，文化大革命以前基本上没有的，于是有的人就怀疑文化大革命，甚至企图倒退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去，这就为邓小平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带来了复辟的希望，并转化为复辟的行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毛主席很明确把许多地方和基层的走资派和邓小平区分了开来，不能冲击当时的经济。
邓小平匪帮作为一个被打倒过的反动阶级残余所以能够复辟，不是他们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而是土皇帝阶级的叛卖。面临着人民的不满，在镇压人民上，他们和邓匪是一致的。他们中间不少人只要能够把群众镇压下去，宁可让邓小平匪帮上台，自己甘居下位。但像华国锋那样完全倒到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的怀抱里去的还是不多，绝大多数并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在地方经济的建设中和毛主席路线是同路人，就好像大跃进时刘邓也曾经和无产阶级同过路那样。邓匪复辟以后，他们和邓匪的矛盾立即开始了。邓匪批判“小生产方式”矛头就是对着他们的，在摧毁小钢铁、小化肥、农业机械上土皇帝不是完全没有罪责，但当摧毁小钢铁的恶果暴露后，土皇帝阶级就不干了，小钢铁重新兴旺起来。他们对农业机械化不感兴趣，但也绝不愿意让邓小平匪帮彻底摧毁地方小机械，而是使它们转向。至于小水泥，地方领导很少有反对的。现在我国经济如果说还有什么发展特别快就数地方工业了，已经非常庞大，邓小平匪帮企图彻底摧毁地方工业已经破产了。
——和大多数土皇帝比，华国锋的投降性质更严重，大多数土皇帝还只是和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互相利用，共同镇压和剥削人民。还没有背叛地方利益。华国锋不但背叛了毛主席路线，还完全地站到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一遍了。
在第二次大跃进中，中央工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门类比较完全，有一些工业如造船原是刘邓路线反对的，风庆轮的远航标志着我国造船工业体系的建成。沿海一些地方在毛主席去世时，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已有相当规模，这是农村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目前这些农村的工业也已经非常发达。——这些都要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化，但相比之下，我国地方工业的崛起是第二次大跃进的突出成就和特点，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以地方性的土皇帝阶级最为突出。
由于以上客观历史条件，在七十年代中期我国的党内不能不派系林立。土皇帝阶级就不是一个，而是一批，各地有各地的土皇帝。修改的同志大概感到“派系林立”不好听，把原文的一整段删去了并且改写。但这是事实，也不是什么羞耻的事。在当时地方和地方，地方和中央，土皇帝和人民，地方和农村等等都有矛盾。在中央也有各种矛盾。这些矛盾不是别的，除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以外，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间接造成的，直接的就是第二次大跃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分成了各派各利益集团，有多少个利益集团就有多少矛盾。下面还得专门讲。
在当前，在所有的走资派或者说“党内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中，就以邓小平匪帮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残余为最最腐朽、最最反动。必须把他们和其他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区分开来。包括土皇帝阶级在内凡有一定积极性的，因此一时不能打倒也打不倒，都不是当前革命的对象。他们和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也是新与旧，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当前我们的革命对象只能是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不是一切走资派。
现在中国存在着两大潮流，第一是工农群众和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匪帮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邓小平匪帮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矛盾。第二是地方和中央的矛盾，这也是不可调和的。在邓匪中央和地方作斗争时我们切不可站到邓匪中央一边去，而是要和地方领导，哪怕已是土皇帝阶级联合，一起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匪帮。
我们和土皇帝阶级当然是有矛盾的，也是阶级矛盾，也有对抗性，但目前还不是主要矛盾。土皇帝曾经背叛过人民，以后还可能再次三次背叛人民，我们和他们要又联合又斗争，防止他们的叛卖，斗争必须有理有利有节。
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原文提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与邓、江匪帮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按照修改的同志的提法就是要打倒一切走资派，毕其功于一役。这在当前既做不到又是不准确的。就好像解放前不能打倒民族资本一样。
目前邓匪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非常激烈，对地方工业的摧残从来没有停止过，地方上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总有一天地方会造反，他们会趁着人民群众的反抗而起，我们也趁着他们的反抗而起，邓匪中央立即架空。所以看来邓匪中央不可一世，实际上很可能一下子崩溃的。这对中国是好事。
邓匪中央垮台后对地方的压迫也将消失，我国的经济将因此飞速发展。当然，地方的独立必须有个限度，不能脱离中国，也不能让一方并吞另一方，更不能让他们任一方独霸全国。最好他们能够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一个中央来，这个中央不要求很高的权威，可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地方的联合体。
邓匪中央垮台后，我们和土皇帝的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军政府的末日》里已经说过，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独立战争，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统一战争，打倒邓小平匪帮只是这场革命的序幕，最终目的却是打倒土皇帝阶级，实现国家的统一。但必须随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开展斗争，不能一开始就强求统一，强求别人服从自己。我们应该提出和平、民主、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口号。土皇帝阶级也必然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首先就要镇压人民，尤其是解除人民的武装，他们之间也会发生军阀混战。我们和他们的斗争必须把握好时机和分寸，到土皇帝阶级失去全部社会积极性，完全成为消极力量时，消灭这一阶级的时机也就来临了。对各个土皇帝阶级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经过一定时间的斗争就可以实现国家在新的条件下的新的统一，这方面的情况不多说了，可以阅读《军政府的末日》。
修改的同志对于如何对付土皇帝阶级还是大量地保留着，但是既然他们要毕其功于一役，这些就都是照抄，并没有真正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写。
对于1989年原文是这么说的：“全国广大人们群众掀起了五月风暴，反对官倒、反对腐败、反对经济犯罪、反对特权，把斗争矛头直指邓小平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修改的同志也改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土皇帝也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但1989年人民群众并没有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土皇帝阶级，甚至有人希望地方领导参加到自己的斗争中来。这是人民群众的大觉悟。七十年代，由于土皇帝阶级的兴起，一度人民群众的愤怒主要指向他们，而对刘邓路线残余的矛盾因文化革命的胜利而下降了。由于土皇帝阶级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后随着地方工业的大发展而大大发展起来的，因此有人甚至归罪于文化大革命，反过来对邓小平匪帮有幻想，邓小平匪帮的社会基础也极力散播这种幻想。1978年大批“小生产方式”时，有不少人还这样说：“上面（邓匪）是好的，下面（群众或邓匪的社会基础）也是好的，就是中间（地方和基层领导）不好。”群众和土皇帝是阶级矛盾，也有对抗性，但双方还有共同之处，把地方经济搞上去就是一致的。邓小平匪帮和地方经济是势不两立的，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利用群众对土皇帝的矛盾，转移群众对自己的视线，骗取不明真相群众的支持，使他们认为会帮自己从土皇帝的压迫中解脱出来，并趁机摧毁地方经济。那时群众中有不少人受了骗。但邓小平匪帮作为已经被打到过的剥削阶级残余，其反人民和剥削人民的本性必然要暴露出来。到1989年群众和土皇帝的矛盾已经降了下去。土皇帝阶级虽然不会赞成群众造反，但也严重地受邓小平匪帮的压迫，那时地方工业几乎窒息。邓小平派兵入京血腥镇压，也是做给地方势力看的。所以土皇帝阶级对人民群众也不像七十年代那样急于镇压。对邓小平的血腥镇压，他们大致采取自保的态度。
当然地方官吏中有的是邓匪伪中央派下来的殖民总督，如江泽民就坚决地站在邓匪伪中央一边。
对于1989年大屠杀，修改的同志说“尤其是混在起义队伍中的反共极右派的叛卖，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反共极右派并没有混入起义队伍，他们敌视工农鼓吹非暴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大多不是反共极右派，但受反共极右派的愚弄，没有参加起义。
许多同志没有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不知道这是今天中国存在着的两大潮流之一。不了解这一点就容易发生打倒一切走资派，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方针。
对这一矛盾可以举当前很为人们称道的一个例子。这就不能不牵涉到胡锦涛了。在起草《中国工农红军宣言》时，许多人对胡锦涛还有幻想，至今还有人有幻想。中国不可能通过和平过渡长回社会主义，也不能指望上层任何人会带领我们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笔者对上层任何人从来就不抱任何幻想。但有幻想的同志和朋友大多数是好的，客观事实会使他们认识到这一些。为了不使得有幻想的同志和朋友产生距离，当时没有点胡锦涛的名，就是现在也不是非点他的名不可。江泽民必须点出来，所以一般就简称之为邓、江匪帮。只要批判他们的路线，就已经把一切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匪帮都包括在内了。修改的同志点了邓、江、胡，我无意指责，这是早晚的事。提出的另一称呼“邓小平及其继承者”也很不错。不过现在我们点不点胡还是小事，关键是要把他的政策的欺骗性和破坏性揭露出来，这比点他的名还要高效。
2003年胡锦涛开始减免农业税，给许多人带来了好感。实际情况如何呢？许多同志已经指出：物价更快地上涨了，对农民最最要命的还是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以及农业机械需要的石油制品等等价格暴涨，农民没有得到好处甚至更糟。许多城里人还以为农民得了多大好处似的，甚至挑起了工农之间的矛盾。实际物价上涨的好处许多被中间商拿走了。——这是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但许多同志还认识不到胡锦涛的这一政策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作为邓、江、胡匪帮的一贯政策，蓄谋已久了，不但没付出任何代价，反而大大捞了一票。
事情还得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说起。详细可以见拙作《从小水泥看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居住大改善奠定了基础》。这儿简单地说一下。
自从1977年华国锋让邓小平出来以后，邓小平匪帮就没有停止过对地方经济的摧残和勒索。但地方经济已经足够壮大，也亏他们想得出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采用了许多不正派的方法对付邓匪中央的“政策”，地方经济的发展虽然曲折并没有被摧垮，反而壮大了，这是我们正派的人们所不能够预见到的。在不正常的社会里，正当的事情也往往要通过不正当的方法。这中间有几起几落。每次起，邓匪中央就眼红一次，就会再一次地设法加紧勒索。1991年地方工业又一次大膨胀，地方财政也又一次大增长，于是邓小平匪帮就搞了一个分税制再一次勒索。从1994年起我国的税务就分为中央和地方两本帐。邓匪中央自然要得大头，但不仅如此他们还为以后进一步勒索留下了伏兵。
自古以来农业税都是皇粮，但分税制却划给了地方，当然是用其他税收交换的。何况收农业税也很麻烦，麻烦的事就让给地方。但谁能想到这以后他们居然还有文章可做？
他们把农业搞得严重危机。为了欺骗人民，缓和农民的反抗， 2003年宣布要减低直至最后取消农业税了。但农业税现在已是地方税种，所以邓、江、胡伪中央做好人开个口，地方买单，他们一文钱也不用出。不仅如此，由于紧随着的物价疯狂上涨，农民没有得到好处不说，邓、江、胡伪中央还通过物价上涨大大捞了一笔。石油制品完全为伪中央掌控，化肥和农药等他们也占了很大一部分，至少大型的化肥厂全都在他们手里。不是说地方没有化肥厂和农药厂，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只能使地方得到一部分补偿；最大的好处、无本的买卖正落到了邓、江、胡伪中央手里了。这无疑是对地方的又一次勒索，对农民也是一次欺骗，许多人还以为胡锦涛对农民好呢！其实他们完全是为了自己，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这也是对农民的剥削。有一个问题现在还特别要补充一下，在2003年还没有那么迫切，那就是大包干实际上是地主经济，尤其是恶霸地主经济，但也是国家地主制。在农民的租税和各种摊派沉重时是如此，现在更是如此。那时许多乡村干部就是地主，不同的是，解放前土地是地主的，不是国家的，从法律上说国家不能随便剥夺他们。而邓匪复辟以来的乡村干部是邓匪的国家委派的，今天国家让他们当乡村干部他们就是地主，明天不让他们当让别人当了，他们就不是地主而另外人是地主了。国家就是理想的总地主。邓小平匪帮分地时，说大包干还是社会主义，因为土地还是国家的——其实最最糟糕的正是土地是国家的，解放初的单干土地是农民的，农民也不必向乡村干部交租税。那是真正的个体农民经济，尽管很快就会两极分化。
那么现在农民免予缴纳租税了，是不是就不是地主经济了呢？仍然是地主经济，而且更是国家地主制。表面上看国家一无所取，甚至种地还有补贴。但是现在种地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主要是手工劳动，种子也是农民自己留的，仅有极少价值的农具磨损。现在种地需要化肥、农药、农机、石油制品、乃至优良品种，这些都控制在国家手里，国家就可以从价格差距上收到实际上的租税。另一方面农民卖出农产品也受到中间商的压价。农民和地方都是中央的剥削对象。种地补贴也是中央开口买好，由地方买单的。
可以说自从邓小平匪帮复辟以来一系列的政策使得地方恨死他们了。地方和中央的矛盾是根本不可调和的。复辟以来地方经济尚有很大的发展，现在许多人竟归功于邓小平，归功于“改革开放”。其实地方经济不但受到他们的勒索还有直接的摧残，他们从地方大量地勒索来的资金和物资对人民群众、对国家建设没有任何好处，也没能够使得中央经济得到大发展，中央经济被他们搞得一塌糊涂。邓小平匪帮的伪中央纯粹是社会的寄生物和破坏力量，必须坚决推倒中国经济才有出路。所以我们必须和地方联合，哪怕是一些土皇帝，也要当作革命力量来对待。
原文有：

　　如果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发生内讧和军阀混战，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要在空隙中争取大发展。

被修改成了：

　　如果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发生内讧和军阀混战，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要在空隙中争取大发展。

土皇帝阶级也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如果他们武装反对邓、江、胡的伪中央，那是进步的。我们不能仅仅在空隙中争取大发展。而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邓、江、胡的伪中央，必要时还可以给土皇帝阶级以支持和帮助，也尽可能取得他们的容忍、联合和帮助，当然是互相利用。凡不是土皇帝、赞成人民革命的地方势力（不知道还有没有）自然更应该联合了。
当然在和土皇帝阶级联合时要看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而决定对他们的政策，切不可麻痹大意对他们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可以料定，他们不会赞成人民武装斗争，在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复辟政权崩溃时，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人民的武装。我们的立足点始终只能放在广大工农群众身上，组织工农武装工农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万不可以忽视，一定要防止四·一二那样的大屠杀，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要防止他们乱了我们的阵线。


如何对待1976年十月事件？如何对待毛主席逝世后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如何对待那以后的中国共产党？

既然现在我们还应该和地方的土皇帝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邓小平匪帮的伪中央，那么又该如何评论毛主席逝世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国共产党呢？这直接牵涉到如何评介十月事件。在这方面修改的同志对原文作了重大的根本性的改变。
原文是这样写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非常遗憾，中国在长期复杂的革命过程中，未能像苏联的列宁一样，有个斯大林那样的接班人。客观历史条件使得当时中央不能不派系林立，毛主席逝世后，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未能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违背了毛主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采纳了反革命阴谋家叶剑英、王震的阴谋，枪指挥党，制造了十月事件。党中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以及后来的中央委员会也未能对这一违反党纪的做法作任何斗争，反而在枪杆子面前屈服了，承认了既成事实。叶剑英被当成功臣，取代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从而篡夺了军权。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残余也大肆鼓噪，这就为邓小平复辟上台提供了条件。

修改的同志看到“派系林立”大概感到刺眼，把它删去了。其实如果不是派系林立绝不至于会有后来的结果。这一段是完全重写的。

　　1976，9月9日——黑纱满神州，神州尽哭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永远忘不了这个最悲痛的日子——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了！可是，全国人民万万没有想到，华国锋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背叛了毛主席，背叛了共产党，背叛了中国人民，他和叶剑英、胡耀邦、汪东兴等反革命阴谋家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在毛主席逝世还不到一个月的10月6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军事政变！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毛主席夫人江青同志（政治局委员）和张春桥（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党中央副主席）、姚文元（政治委员）四位中央领导同志非法秘密逮捕，并投入监狱。与此同时，他们又在全国范围内，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上千万革命造反派，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和残酷的迫害。华、叶、胡、汪的这些反革命罪行，为邓小平上台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对于十月事件，原文和《军政府的末日》都仅仅称之为十月阴谋，没有定性为反革命，认为是采纳了反革命阴谋家叶剑英和王震的主张，犯了严重错误。这牵涉到如何对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个人，以及如何对待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如何对待第十届党代会以及如何对待绝大多数共产党员。
修改的同志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说成唯一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赞成的。这四个人错误并不比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少。
江青同志是在伪法庭上唯一和邓小平匪帮做坚决英勇斗争的，必须肯定，也值得尊敬。但她的缺点和错误也不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善于团结大多数。我们不能以她为标准划线，不能说阿Q被枪毙就是阿Q不好，她反对的都是坏的。也不能说反对她的人都是坏人。但在修改的同志眼里毛主席逝世后，中央除了“四人帮”以外就都是反革命了，只有他们才是“同志”，因为反对他们就是反革命，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举手赞成了十月事件。——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中就有一个：“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就凭这一条她就不能当党的主席。他是一个勇敢的闯将，但也仅仅是个闯将。她的缺点错误在其他岗位上或者可以谅解，作为党的元首就万万不行了。党的元首必须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不然党就永远不能兴旺发达，只是社会上的一个小宗派。——在我们的左派队伍中很有一些人很勇敢，是个闯将，但就不知道如何团结绝大多数，如何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和朋友，排斥和打击的人往往太多，实际上是以自己为中心，凡事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都要打击。这样的同志大多数对江青会作出过高的评介，因为江青同志也正是如此。
有的人说我国在1976年十月事件后已经资本主义复辟了，修改的同志无疑这样认为，有的同志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辟的。
这两种说法都值得商榷。十月事件是阴谋。正因为那时党内派系林立，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中央委员、大多数十届人大代表、大多数党员都没有反对。“四人帮”不能团结他们，他们也对“四人帮”不满，就承认了十月阴谋。这样，党在枪杆子面前屈服了，从而让叶剑英、邓小平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提供了机会，使得他们能够进一步扩大打击面。1977年伪十一大亡党；1978年伪五届人大亡国；1978年邓小平匪帮的大规划改变了毛主席的经济建设路线。
华国锋断章取义地引用毛主席半截话：“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说这是批评“四人帮”，那不是事实。但当时党内确实存在一种状况，党内各派别都形而上学，都有片面性，毛主席决不仅仅指那一派，因此称之为“猖獗”。“四人帮”也是片面性之一，说不包括他们也不是事实。“四人帮”企图“稳住上海，搅乱全国，乱中夺权”是事实，也是极端错误的，其错误性一点不比十月阴谋小。有的同志说他们支持各地的造反派，可是以1971年全国性的大规模“批极左、揪五·一六”来说，经过1972年、1973年、1974年，他们为什么不出来为受打击者说话？为什么一直到1976年才表示支持？他们控制着党的宣传大权，长期以来就没有一部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直到1975年才出来一部《春苗》，倒是邓小平匪帮一上台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就满天飞。他们自称文革派能咎其责吗？许多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作者都被打下去了，其中也有他们的“功劳”。1976年他们突然又支持各地的造反派了，那是因为他们要“搅乱全国，乱中夺权”，把他们当作工具。如果目的达到，他们派往各地接管权力的人第一件事仍然是把各地的造反派重新打下去。也正是如此，大多数造反派已经明白，对他们的被捕采取消极的态度。在上海他们提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也没什么人响应。
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中央所以会出现一个非常孤立的上海帮同样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
上海是沿海老工业区，经济基础好，在第二次大跃进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十一年里每年上缴国家利税一百多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内地建设。给全国各地输送了一百多万干部、技术人才和知识青年。提供了大批设备，辽宁大致相仿。
在建设大小三线时，上海内迁了一大批工厂，所谓内迁实际只去了一些工厂的领导骨干和技术力量，在内地重建一个工厂。上海不但对中央的大建设出了不少力，对地方经济建设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五小工业中技术最最复杂的小氮肥来说，上海提供了三百套氮肥设备以及大量的配件。那时各地的采购员大量奔赴上海。我们不能跟着邓小平匪帮和其他有偏见的人予以贬低否定或者仅仅归功于上海人民和中央，更不能够归功于邓小平李先念这些人。应该承认上海市革会，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是有巨大贡献的。上海还制造了运十、建设了金山、自行设计制造设备建设了特大型的上海吴泾化工厂大型氮肥装置。1976年6月上海化工机械一厂生产的国内第一套30万吨合成氨工程中一段转化炉成套设备就全面完成。总之在生产和建设上，在科学技术上上海的功劳不小，上海市革会的功劳不小，“四人帮”的功劳不小。
但给其他地方的帮助也就是其他地方对他们的依赖，大大提高了上海的地位。统治权力到处都是与一定的社会职责相联系的。上海的权力加强了，势力膨胀，在中央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具有左右其他地方的力量。客观上也为某些人的专横提供了条件，他们在本地压迫群众，其他地方也得俯伏在他们的脚下。上海也出了一帮土皇帝，张春桥正是这样的土皇帝。
七六年各地方工业体系大致建成，翅膀已硬，原先依赖沿海正是为了本地独立，现在再也不甘心受他们摆布了，他们的地位不能不受到挑战。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和其他同志，正确对待自己有过的历史功绩。如能甘心与其他地方平等相处也相安无事，他们却反而企图充当其他地方的太上皇。如果他们得势必然会迫使其他地方永远依附于上海，不会再允许发展自己的经济了。他们失去了社会职责，消极性代替了积极性，统治权力失去了基础。文化革命本来就是要让各地独立，刘邓的统治尚且要打倒，怎么能够再让上海爬到其他地方头上来呢？这样他们必然会十分孤立，群起而攻之势所必然了。
不能说唯有他们才是革命的，反对他们就是反革命。不能说正是他们革命所以才孤立，革命派应该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怎么应该孤立？以“四人帮”划线的必然结果就是感到革命力量太孤单太弱小，夸大了反革命的力量。革命者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必须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不是为了少数人，也不能仅仅为了上海。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最根本的第二条他们也没有做到。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要解放全人类，他们也不能说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第一条也没有做到。他们的问题要解决，当然不能做得太绝，先要教育，不能扩大打击面，不能从一种片面性倒向另一种片面性，尤其不能采用阴谋诡计，被反革命钻空子。
十月事件的性质是文革派内讧，是宗派斗争并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当时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十届党代会选举出来的，十大通过了党的路线，再次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因此是正确的。内讧的原因是党内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不能说那一派就绝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其它都是错误的反革命的。那时党内存在着这样的派、那样的帮，大多数人都有缺点错误，大多数人不是反革命。“四人帮”有功劳也有错误，反对他们的人有错误也大多有功劳。这些党内矛盾必须通过正当的党内斗争方式解决，不能采取阴谋手段。毛主席逝世后首要的问题应该是举行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各派力量的矛盾应该在党的会议上通过争论来解决。斗争中必然会有一些人被淘汰，不要认为应该被淘汰的就全是反对“四人帮”的人，如果坚持不改“四人帮”中也必然会有人被历史所淘汰。
华国锋在文革中很快就接受了打倒刘邓路线，发展地方工业，并在后来进入了中央。汪东兴就更不用说了，六厂二校经验就是他在毛主席指导下总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两个人都是文革派，尤其汪东兴。我们不能说评《海瑞罢官》的才是文革派，总结六厂二校经验就不是文革派。他们和“四人帮”本是文革派内部矛盾，1976年四·五反革命暴乱就是华国锋直接领导镇压的。他们用阴谋手段打击“四人帮”不对，但“四人帮”包括江青同志连总结六厂二校经验的同志也不能团结，能说她没有错误吗？毛主席一再教育她团结大多数，不要搞“四人帮”可她还是改不了，这样如果让她当党的主席就只能是“四人帮”的党了。
华国锋的错误首先是采纳了反革命阴谋家叶剑英和王震的主张，用阴谋手段解决文革派内部矛盾，枪指挥党，制造了十月事件。后来又一步步地背叛。他是叛徒，但不是十月事件时就叛变。至于汪东兴是坚持批邓的，也就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因此不是叛徒。以后他如何了，有没有变节行为，不详细了解谁也没法论，但即使后来变节也不等于当时就是反革命。从他后来的一些言论看，好像还是拥护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原文对汪东兴同志没有点名，当然他必须深刻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吸取教训。
其他如陈锡联、吴德、纪登奎、吴桂贤都是反对邓小平匪帮的。陈永贵同志当然也是好的，他还起了个绰号“胡乱邦”呢。
十月事件仅仅是党内某些人的行为，是少数犯错误的人和极少数叶剑英这样的阴谋家的行为，不是党的行为。十月事件后，不是毫无补救办法。当时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但政治局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对“四人帮”普遍不满，大家就不讲究手段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到这时也还不是没有补救办法。接下来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也同样原因没有坚决斗争，而是接受既成事实，举手表决通过。即使到这时，十大党代表也还可以提出召开十届二次会议，广大党员还可以进行质疑。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只能说是党犯了错误。
——不能怪罪于军事政变的高压政策。作为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十大代表，乃至普通的共产党员，都有权利和义务不怕任何压力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但他们的大多数根本就没有这个要求，而不是出于对高压的恐惧不敢表示异议。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党内派系林立，在经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后，新的矛盾的出现引起了思想混乱，由于与“四人帮”有矛盾，对于逮捕“四人帮”是不是党内斗争的合法手段，该不该搞阴谋诡计顾不上了，因此没有起来反对而犯了错误。另一方面“四人帮”弄到那么多的人反对自己，不能说错误都是别人的，应该检查他们自己是如何对待别人的。
反过来，如果能够召开党的十大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对“四人帮”不满，区别对待通过罢免某些人的决议，那么这个决议是有效的，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是党的行动，叶剑英就不是什么“功臣”，他要篡夺军权就不那么容易，在中央委员会中也不得人心，又早就失去了军权，再加上没有承认枪指挥党，还没开这个先例，所以他是翻不起大浪的，如他一定要兴风作浪十届三中也可以对他采取措施。这样邓小平不作检讨也就没法出来。再要翻案也可以再一次把他打下去，这次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反过来，对“四人帮”即使十届三中作过了头，全都罢了官，那么必要时还可以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做个检讨出来，这可以平衡邓小平匪帮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了。
如何对待十届三中全会？原文第九条说：

　　推倒包括1977年伪十一大以来的一切伪共产党代表大会，废除通过的伪党章和其他一切文件。包括长期被排斥在党外的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重建真正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接管被邓、江匪帮篡夺的党，厉行清党，凡不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分子必须全部清洗出去。坚持十大党章和政治报告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作为共产党的通用标准，并在适当时机召开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十一大。

修改后成了：

　　推倒1976年九月九日以后的一切伪共产党代表大会和伪中央全会通过的伪党章和其他一切文件。坚持十大党章和政治报告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中间被删去了一大段下面再说。是不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我们党的一切就都成了伪共产党代表大会和伪中央全会了呢？这是不对的！党的十大不但是合法的，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能以九月九日为标准，好像那以后中央委员会就不合法了，或者成了反革命了。不能认为十大中央委员会里只有毛主席和“四人帮”才是好人。
既然如此，中央政治局当然也合法。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康生、董必武等逝世，中央政治局人数大减，扣去用非法手段抓起四个，人数还超过半数，二十一个政治局委员剩下十二个过了半数，还有四个候补委员顶了上来。只要表决时举手的人超过了包括被捕四人在内的半数，那么尽管决议不合情不合理也还合法，十月阴谋为政治局所批准，接受了枪杆子造成的既成事实，中央政治局犯了错误。十届三中更是不合情、不合理但合法，接受了枪杆子造成的既成事实。同样犯错误的还有十大代表和绝大多数党员。总的来看是党犯了错误，在枪杆子面前屈服了。
不能说表决时举了手就是反革命了，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大多数十大中央委员是反革命的结论。不能说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大多数十大党代会代表乃至大多数党员是修正主义，是坏人。他们犯了错误，但不是反革命。不能说这时党已经修了，他们犯了错误从而党犯了错误，后来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钻了空子，到那以后党才修了。也正因为他们的大多数还是犯错误的好人，所以毛主席的经济建设路线又坚持了一年多，他们还是在为国家为人民立功劳。就是伪十一大后，中央委员大换班，原来的中央委员比较好的许多还在，也在做斗争。在邓小平匪帮的大规划出笼后，虽然毛主席的建设路线不占统治地位了，也还有不少人在坚持，不然毛主席的大建设不可能取得成效。
只有伪十一大才是非法的，因为大多数代表没有通过大多数党员的同意，是少数官吏指定的。也许还有为党员所选或征求大家意见同意的合法代表，可合法代表也没在大会上作有效的斗争。大会召开后尽管大多数党员不知道自己的代表是谁，但没有提出质疑，那就是大多数党员犯了错误，亡了党还糊里糊涂呢！
经济基础决定党内派系林立。除了邓小平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之外，各派系各有一些真理，也各有片面性。不能说这些派系除了“四人帮”都没有真理，也不是一切真理都在“四人帮”手里，他们就没有错误了。1973年十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中央，但不等于大多数中央委员是马克思主义者。绝大多数人陷入各派各系，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派系相互斗争的结果，有可能克服各方片面性，吸取各方的真理性，使得中央委员会通过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来。虽然矛盾重重但中央总的来说还是好的。毛主席逝世后，如果中央里还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像斯大林继承列宁那样继承毛主席，我们的党中央是有希望的。毛主席逝世后台湾的蒋帮说我们的中央“独缺一个头”看来被他们说准了。
也不是英雄造时势，没有一个斯大林那样的接班人既有偶然性又有客观原因。那正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复杂性以及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派系林立，锻炼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长期的斗争实践。毛主席逝世后，缺乏一个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来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其中一个派系得罪了大多数非常孤立受到了大多数的反对，而其他派系在反对他们时也不顾及手段，以致党犯了错误，被邓小平匪帮钻了空子。
马克思主义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正是发展地方积极性把人群分割了，使得各种人都在各自的范围内进行着社会实践，从事中央工作的也是片面的实践，社会实践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思想意识，所以各人的认识也就既有真理性又带上了片面性。于是“形而上学猖獗”。马克思主义是从古今以来人类的全部知识中总结出来的，必须克服片面性。所以当时中央委员会里的大多数同志，既有真理性又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陷入片面性又不见得都是坏人。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实践全面不能陷入片面性，要高瞻远瞩，全面了解中国。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大多数党员就是为了中国的整体利益和前途而奋斗的。毛主席出身湖南后来到了北京，又到过上海，再到广州，又在江西和福建开辟根据地，后来在长征中转战南北，经过十一个省在后来的战争中又到了华北，除了东北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几乎都去了，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再加上丰富的历史知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总结了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才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几十年的时间过去后，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剩下不多了。剩下的人也不是都具有统揽全局的实践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以及用马克思主义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能力，有的人甚至解放后地位变了实践也变了，并因此蜕变了。新上来的斗争历史既短，长期又处于各人的岗位上，本来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就有各自的理解，文化大革命后又陷入各自的实践中，这样锻炼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机率就更少了。这就是毛主席逝世后不太容易有一个斯大林那样的接班人的原因。但这些中央委员的总和在通过斗争相互之间克服片面性后，还是能够得出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所以尽管形而上学猖獗，毛主席在世时中央委员会还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党中央的原因。华国锋等人从一个片面性出发去克服另一种片面性，使得局势向一面倾倒，给反革命钻了空子。
类似的第十条原文是：

　　推倒包括1978年伪五届人大以来的一切伪人大，废除伪宪法和其他一切文件。坚持四届人大及其通过宪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在适当时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真正代表人民的五届人大，成立新政府，不设国家主席。

被修改为：

　　推倒1976年9月9日后一切伪人大通过的伪宪法和其他一切文件。坚持四届人大及其通过宪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在适当时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真正代表人民的全国人大，成立新政府。

1976年9月9日后，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就“伪”了吗？不设国家主席也删掉了。而且修改的同志在上一段把召开“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十一大”删了，这一段又把召开“真正代表人民的五届人大”删了，看样子要另砌炉灶了。这些下面再说。
邓小平匪帮急急忙忙地要求召开“十一大”，改变党的性质，接着又急急忙忙召开“五届人大”，改变国家的颜色。这两个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是由官吏包办的，因此是非法的伪十一大和伪人大。伪五届人大后就亡国，第一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不存在了。
当然，既然复辟王朝继承着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就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主权利益等负责。国际上凡是继续承认为人民共和国的其对华政策就是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以后不能借口邓匪复辟王朝不合法，就说他们采取过的对华政策仅仅是对待一个非法王朝的。
十月事件后华国锋对反革命修正主义一退再退，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叛卖。不过他即使不退，也难免被搞下来，因为十月事件的阴谋是叶剑英提出的，毛主席早就勒令他退休，让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现在他成了大功臣了，于是陈锡联退出，中央军委落到他的手里。十月事件已经开了恶例，并为党中央所承认，原本早就没有军权的叶剑英在掌握了军权后自然更会策划军事阴谋，以至于汪东兴要再来一次军事阴谋也不可能了。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靠军事阴谋能够保护和恢复的。所以如果华国锋和汪东兴一样不向邓小平退让，尽管结局将和汪东兴一样，但还不能称他叛徒。他丢掉了党丢掉了国家，犯了严重的错误，还如能够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作斗争，使邓小平晚一点出来，还不是毫无作用。至少1978年大规划就得晚一些推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就可以多坚持一段时间，少一点破坏，取得多一点的成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多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王牌。还是以“四三”为例，邓小平的大规划只要推迟一年四大化纤厂就大致都建成了。十三个特大型化肥厂，1976年投产4个，1977年投产3个，1978年再投产三个本不应该是难事，实际上一个都没有。如果十三个化肥厂投产了十个，另外三个也到了收尾，那么就更难说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破坏生产闭关锁国了。航天员也即将上天，“涡扇六”已经批量生产，“运十”也可能不被摧毁。又如地方性中小工业正在一大批一大批地投产，晚一年地方经济力量将大增，再批小生产方式也就更难了。再如农业机械化，将会有更多农村站稳脚跟，邓匪上台后无法摧毁的将多得多。这样即使邓小平出来后推行大规划，受到的反对也将激烈得多。可是华国锋的投降到了不知道自己姓啥的地步，居然去宣读邓匪的大规划。在一个多月以前他还不是这样说的。
邓小平出来后说：“以后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们信不信？”我信！只要他让邓小平无条件出来，背叛了批邓，就会有进一步的背叛。
修改的同志又说：“与此同时，他们又在全国范围内，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上千万革命造反派，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和残酷的迫害。”——华国锋刚开始制造十月阴谋时并没有要求镇压造反派，这是后来的事。而且必须指出，尽管大多数造反群众始终是好的，是工农群众，但造反派头头已经有许多人（不是一切人）不再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那样，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了。有一些人已经堕落，不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只是为了自己也混入官僚阶级中去了。自然不管是邓小平匪帮还是各地的土皇帝，打击造反派的头头都不是打击哪一个人，而是镇压全体劳动阶级。


外交政策

修改的同志写道：

　　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先后到中国来，朝拜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朝拜”两字万万用不得。美国原来对我们包围、封锁、威胁、侵略。日本反动派跟着反对我们。失败后他们不得不和我们拉关系。作为一般群众的议论和讥笑，说他们“朝拜”未尚不可。但决不能写在宣言和纲领上。
我们要进行一场革命，革命后要建立新政府。新政府建立后还要不要外交呢？如果把它写进宣言，人家来了就是朝拜，谁还愿意来啊？我们要求的只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平等相处，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由于邓匪的卖国政策，目前我国国际地位很低，人家爬到我们头上来了，对我们大肆掠夺、剥削、奴役、欺凌，我们的领土和主权都在别人的侵占和威胁之下。人家正做“全球化”的美梦想当世界霸主呢！而我们却偏要出第二个太阳。所以新政府要求平等相处，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决不会心甘情愿的，必然要压迫我们承认邓小平匪帮出卖给他们的利益。我们当然不能同意，这次革命的性质本来就是反帝，也反对其它反动派如南朝鲜老板对我们工人的剥削。由于这个原因，新政府建立后必然会有一段时间里，在国际上很孤立。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邓小平匪帮卖国外交造成的恶果，也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侵略野心和妄图扑灭我国革命造成的。但孤立我们是一把双刃剑，对他们也很不利，所以经过一段时间斗争，必要时像朝鲜战争那样不惜再打一仗，我们自立起来才能够实现关系正常化。我们不能允许别的国家高我们一头，也不要求高别人一等，写上了“朝拜”就成了大国沙文主义，要高人一等了。如果人家前来拉关系，说这就是“朝拜”，人家好来吗？那不是自己孤立自己吗？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们不怕孤立，但不能自己孤立自己。
1972年尼克松来中国时，江青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早点来？”
这话极为高明！这就表明，只要平等相处，我们的大门历来敞开的，正是你们对我们的包围封锁才造成了二十二年的关系不正常，全都是你们的责任。现在你们来，说明你们的封锁包围失败了。——既分清了责任和成败，又是好客欢迎之词。所以尼克松当面不好说什么，事后愤愤不满对她大加攻击，说她“没有女性的温柔”。可中国的第一夫人是请你早点来作客，又不是打你骂你，有什么不温柔的呢？为什么不说撒切尔夫人、赖斯这些铁女人不温柔呢？（对于江青如此巧妙而又大张中国人民志气的话，邓匪的卖国报刊居然也大加攻击，作为她排外的“根据”，还跟着尼克松说她“不温柔”）
不过这话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就不妥当了。既然现在来拉关系，不是来吵架的，双方都要友谊为重，历史旧帐、是非成败大家都不提为好。——决不是说可以不分是非成败，所以由江青这样的身份出来说最好。
即使如此，江青也决不能说：“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朝拜。”如果这样说，尼克松肯定转身就走。中美关系就不能正常化，也不能联合对付因美国衰落而嚣张起来的新沙皇了。

　　我们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靠自己力量打败了帝国主义，大长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志气，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

原来是“大振了国威”。
“大长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志气，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可以用。但所以用“大振了国威”，一方面这是事实，另一方面目前邓小平匪帮和反共极右派正在造谣，他们像赫鲁晓夫那样以恩人自居，光说对别人的帮助，从来不说别人对自己的帮助，他们指责毛主席牺牲自己国家去光帮助别人。帮助历来是双方的，我们固然帮了别人，对自己也是有利的，如“大振了国威”——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第一次取得了完全靠自己的胜利。全世界劳动人民也帮了我们。美国以朝鲜为跳板，既然在跳板上碰了壁，也就不能进一步地进攻我们。所以不能光说我们对朝鲜的支援。越南在前线抗敌也保卫了我们大后方。


关于毛泽东主义和不设国家主席

修改的同志在宣言里多次提出了“毛泽东主义”，比如在最后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
众所周知，1966年是林彪最先提出了“毛泽东主义”，毛主席不同意。对于林彪称天才，毛主席也不赞成。称“主义”，其实就是称“天才”。
另外在第十条里，原文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也被去掉了。这也就是说，可以设国家主席。
但是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不就是1970年庐山会议上争论的焦点吗？从这方面看，修改的同志实际上完全接受了林彪的纲领。——我无意把他们当作错误路线的代表来看，也无意认为他们要像林彪那样“克己复礼”。我相信他们也和我一样要社会主义，要革命，要推翻目前的邓匪复辟皇朝，我把他们看作自己的战友。但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不是无所谓的小问题。尤其经过了林彪事件后。看来我们许多同志还是没能明白林彪路线的问题所在。我不希望很好的战友们会像当初的文化大革命副统帅一样走错了路滑下去。有人说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揭穿了林彪的伪善，我看不是如此，在那个时候毛主席把林彪当作亲密战友完全是诚心诚意的。姚文元对“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作出完全敌对的解释，我看毛主席是指包括林彪在内的大多数革命者，为了革命，借助他的威名。不是贬义词也没有任何恶意。
有人会问，毛主席不是称陈胜、吴广为天才吗？不是称洪秀全、孙中山为天才吗？他们都是失败了的英雄，即使成功了业绩也远远不能和毛主席比，为什么毛主席就不能称天才呢？
第一个问题是，1966年我国称天才确实是一种英雄史观，不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而是毛主席那样的英雄创造历史。在一个革命开始时，尽管根本就没有神，而是人民群众自己的运动，但是人民群众也总要造个神来膜拜，这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历来的革命都是这样，反革命阶级的反动复辟更是这样。如四·五暴乱，就捧出了好几尊神，他们把邓小平捧为神，毫无根据地说只有他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把外国帝国主义捧为神，美、日都成了天堂，实在没办法，他们又把逝世的周总理捧为神，实际上是让邓小平穿上周总理的服装搞复辟。历史上许多革命都是以宗教的名义开始的，“陈胜王，大楚兴”篝火狐鸣还是有意识地欺骗阶级弟兄。黄巾的太平道教，洪秀全的拜上帝可能不是有意识的欺骗，但都是造神。就算不是宗教也要捧个外国，或者古代某个时候来顶礼膜拜。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开始就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马克思指出法国大革命就是穿上古罗马的服装，来演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新剧，“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革封建主义的命就把古罗马作为钟馗。革命以后人们就忘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摇篮，真正的统帅则是坐在营业所办公桌后面的资本家。
古罗马是非常落后的社会，是残暴的奴隶制，大多数人不但没有任何民主权利，甚至还不被当作人，封建社会比它先进得多。喊着博爱、自由、平等、民主的法国大革命竟然把奴隶社会当作神来膜拜。正是人民群众不了解眼前的革命，而“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
这个问题在《军政府的末日》里已经说过。

　　塑造天上的神仙来推进地上的革命、从事现实的斗争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为了本国的运动给外国套上一圈灵光，这是普遍现象。一旦革命成功，这一切幻影便倏然消失了，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场地地道道的群众运动。再要强调那一套变成了纯粹的欺骗了。……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六十年代的运动史无前例、外无借鉴，只好把现实的领袖尊为天上的上帝，借此开辟前进的通道。

崇拜历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1966年称天才，不但出于大多数革命群众情感上的需要，也是一种手段。是为了打倒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打倒第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它的代表就是刘邓。在以前，尤其五十年代和解放以前党历来高于一切。而现在刘邓及其代表的走资派窃取了党的名义，如果还说忠于党的话，那么必然要提出究竟忠于那个党呢？保守派们最喜欢的不就是什么“心向党”、“忠于党”实际却忠于一个窃取党的名义的党内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做个区分，不能不问你是哪一个党？以毛主席为代表还是刘邓为代表？明末农民起义不是喊出“打开大门迎闯王”吗？其实闯王带的队伍不正是造反的农民自己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史观也有一定的积极性的，诚然是歪曲地发动起来的积极性。所以一时间还不能从根本上制止。不然就打击了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在给江青同志的信中就是这样说、这样做的。
目前在我们的左派战友和同志中，英雄史观还很有市场，许多同志对于我国的历史发展，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是用英雄史观来解释的，认为出了毛主席那样的英雄，我们才能取得这些成就，认为解放以后的历史包括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一个人创造的。这在目前还不是很大的问题，具有这种观念的同志大多数是好同志好战友，1966年林彪也不是心存篡党的图谋。我们这些同志绝大多数会在革命斗争中改变自己的认识。但这种英雄史观归根结底是不科学的，到一定时候就会变成消极的破坏的观念。不是说毛主席个人没有起着很大的作用，他在1966年非常及时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避免了一次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了一次生产力的大崩溃，而且很快地就使得我国进入了一场新的大建设。但如果没有一定的历史条件，没有亿万群众，靠他个人是发动不起来的。就是对林彪英雄史观的斗争还不是在最最适当的时候开始的？在英雄史观的积极性刚刚消失，消极性刚刚开始没成气候就被毛主席及时地遏制了。——事情就是这样，越是认识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认识到时世造英雄，英雄的作用就越是突出，反过来越会被人们看作是英雄个人的作用。
1970年林彪还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次他不是为了打倒刘邓代表的第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而是“克己复礼”，在党内首先打击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最终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好像高岗、彭德怀打击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一样。即使林彪自己没有意识到如此，客观上也将朝那个方向滑，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已经一言道破了。
我不知同志和战友们是否知道，目前的“毛泽东热”究竟为了什么？首先当然出于我们情感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手段。“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目的正是为了打倒这个疯狂的复辟时代，重建社会主义，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历史前进。而革命一旦成功，我们的情感还是需要，作为手段将冷了下去，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是一场道道地地的群众运动。以后还会有“毛泽东热”，多少世多少代后，毛主席仍然将受到人们的尊敬，但决不会再那么“热”了。姚文元说林彪原来要“借助”，目的达到后就恶狠狠地丢掉这个“借助”了。其实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这个“借助”如果说当初还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以后就是应该丢掉了，正是毛主席自己坚决丢掉的。林彪不是丢掉“借助”，而是不肯丢掉“借助”，转移了“借助”矛头。由打着毛主席旗号打击刘邓的力量，变成了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代表的力量。
必须清醒地看到，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但我们却在造神。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只好把毛主席作为神来膜拜，现在我们却在造两座神。毛泽东热不单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也是为了推进现实的革命再一次地把他当成神。由于有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文化大革命也成了神。我们也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推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把被国内外反动派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也是必要的。但等到我们革命成功后就会发现不但我们创造的业绩更伟大面临的任务更艰巨，而且和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比还会有许多不同之处。就好像评《海瑞罢官》以肯定三面红旗开始，但是第二次大跃进和第一次大跃进比各方面却多么地不同。我们是在创造新的历史，和历史上的革命建设阶级性是相同的，又有其特殊性。在目前我们不必过分地反对造神运动，但革命成功就不该再造神了。我们面临的革命大多数左派称之为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些左派同志不赞成。其实这不用拘泥。——是的，今后将是“武化大革命”，不然我们也不必起草红军宣言了，但人类历史上那一场革命名称完全确切的？不管当时怎么叫，后人会另外起个名字，就好像我们把法国大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不理会他们怎么叫一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也一样不确切的，分明是政治大革命，却说是文化大革命。
当然称天才，或者说称毛泽东主义也不一定是英雄史观，毛主席称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为天才，并不是说历史就是他们创造的。这样不称天才和主义，就有了另外一个意义了。
现在邓小平匪帮和反共极右派们造谣说，毛主席发动大跃进是为了和苏联争当国际共产主义领袖，和赫鲁晓夫论战是争当国际共产主义领袖，打倒新沙皇也是争当国际共产主义领袖。——全都是无稽之谈，不必过分去理他们。恰恰相反，毛主席好久以来就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得有个领袖，更反对自封为领袖。
在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中称天才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马克思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马克思以后是恩格斯，再以后由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叛卖，就有列宁和他们作斗争，并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公认，成为继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领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以后有斯大林。为此还建立了第三国际，没有第三国际就不可能彻底铲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也需要第三国际来帮助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组织和革命。但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已经变化，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指挥，有许多是正确的，也有许多错误。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各国发展，最了解各国自己情况的是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发展马克思主义，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再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尤其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封自己为领袖。
称主义必然要把自己和马克思、列宁并列，称天才必然要把自己和马恩列斯并列，必然导致要别人服从自己的领袖地位，会去对别的国家的革命瞎指挥，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失。人家也不一定会承认你的领袖地位。如果说：“我们并不要人家承认毛主席的领袖地位，但我们自己国内称主义，称天才，称领袖不可以吗？”这好像有点自欺欺人。许多同志也许愿意这样想，但从六十年代的实践来看，实际上就是自称世界革命领袖。别的国家的情况我们知道吗？我们能够指挥吗？
别人愿不愿意来接受我们的领袖地位呢？如果不愿意不是都没有意思吗？何必要那个没有意思的“天才”和“主义”呢？
当时阿尔巴尼亚的同志都不能接受，他们甚至不称“毛泽东思想”，而称“毛泽东同志的马列主义思想”。毛主席也从来没有想到去指挥阿尔巴尼亚和霍查同志，霍查同志的思想和毛主席也不完全一样。比如三个世界理论他就不能接受。邓匪复辟时，对阿尔巴尼亚和霍查同志大肆攻击，好像他们才最最赞成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令人作呕！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思想也是从他们的处境中产生的。我们可以在两个超级大国中拉一个打一个，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受包围的小国却不能。对于这样的小国，帝修反都不敢打进去，已经很了不起。但帝修反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像对待我们那样和阿尔巴尼亚联合反对另一个。
不知如何对待朝鲜的金日成同志，不了解他们国家的情况没有发言权。他大概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至少在反帝上和我们一致，也不受修正主义的摆布，倒好像企图依靠自己的强大工业利用修正主义的国际分工。他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在朝鲜发动文化革命的人都被处理了，这也不能一概否定。他有他的难处，一个小国占了半壁江山小部分人口，耕地资源远远不如南方，和帝国主义对持不能不防止天下大乱。他也不甘落在任何国家的后面。我们有毛泽东思想，他就有主体思想，我们称毛主席为天才，他也称天才，绝不愿意落在我们的后面。我们不能指责他们，我们和他们本来就是平等的关系，谁也不是谁的老子。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不管是不是已经夺取政权也都如此。如果我们称毛泽东主义，那么朝鲜一定会出来一个主体主义，或干脆金日成主义出来。就像曹操说的“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那样全世界会出现许多主义出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称“天才”和“主义”既是大国沙文主义，自封中心，又是强加于人。国际上要和所有反对帝修反的同志和朋友联合，即使人家承认我们的领袖地位，他们国内的事情归根结底还得他们自己来决定，如果不承认我们的领袖地位不是反而排斥了革命的同志和朋友？自称领袖而又不得人们的承认不是自讨没趣？袁术自称皇帝，成了众矢之的，孙权请曹操称帝，曹操说：“我的儿要把我放到炉火上烤”。他确实用心不良，曹操一称帝，刘备就和他打得你死我活，他好得渔翁之利。
1970年我们中国不再称毛主席为天才后，“三个里程碑”、“世界革命中心在北京”、“毛主席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跟着去掉了。朝鲜也不再称天才了。
“天才地”去掉后，全面地、创造性地也去掉了。如果仅仅限于我们中国，那么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为天才，毛主席当然更加是天才，问题已经不限于中国了。至于“全面地”对于世界来说难道我们能够宣布我们自己已经全面地了解了全世界吗？六十年代以来全世界革命的规律我们都认识、都解决了吗？至于“创造性地”，同样应该说，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创造性的，但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自己的国家难道就一定没有创造性了吗？所以，如果说毛主席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世界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也许不仅是毛主席。
有的同志可能会说，当今世界上已经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自称“毛主义”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称呢？——人家要称那是人家的事，反正我们不能自尊自大。而且我们也不能说当今世界上不称毛主义的就一定不是马列主义者，我们要团结最最广泛的同志和朋友，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要团结称毛主义的，也要团结不称毛主义的。我们不能强加于人，人家自称毛主义，也有他们国家自己的情况，是感到毛主席的思想适合他们国家的革命，实际应用时也得做创造性的发展。世界革命的领袖要为世界革命者所公认，不能自封，自封领袖只能排斥其他革命者，要人家承认自己为领袖必然会在革命者中间造成矛盾，甚至敌人还没打倒，革命者之间就受人挑动发生内战，摧残和削弱了革命力量，有利于革命的敌人。
如果将来有一天，毛主席的地位为世界革命人民所公认，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称毛主席为天才，都要称毛泽东主义，那么我将非常高兴，到时候也会接受，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自封为领袖。如果世界上一百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九十八个称毛泽东主义，有一个没有称，我们也就不能称。革命的力量每一分都要团结。
修改的同志将中国革命的意义改成：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为人类创造了第二个光辉的十月！她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留下的原则，将永远成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灭的灯塔。

原文为

　　并为我国今后的进一步的大发展，以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这儿只要求“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其他国家处于平等地位。中国革命仅仅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我们对别人可能有参考价值，但并不能要求人家把我们当作灯塔，非学习不可。如果说中国革命中存在着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遵循的原则，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工农联盟等等，那么一般来说在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中都已经有了，就是其他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的经验也遵循了的，所以说如果中国成了灯塔，那么阿尔巴尼亚也是灯塔，都是灯塔。其余的各国有各国自己的情况。中国值不值得学，哪些该学，都由人家自己决定。不能强加于人。
毛主席对于中国革命当然有很多的创造，如农民问题、人民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等等。有的如人民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或许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会来学，但那也要看他们自己结合自己的国情。有的如农民问题，美国就根本不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虽然是极高的智慧，但也不是所有国家都会遇到。那些要学，那些不必学，都得由人家自己来定。

还有一个不设国家主席问题。这决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是不是还要回到文革以前去的大问题。由于林彪坚持，毛主席不惜和林彪分道扬镳。只要看现在邓小平匪帮一复辟，立即就重新设立伪“国家主席”。反共极右派也在设国家主席上大肆攻击毛主席，就可以看出决不是一个小问题。如果仅仅防止林彪当国家主席，那么只要自己当仁不让就是了。会不会忙于事务？林彪他们早已经设想了一个办法。林彪他们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一个头，邓小平匪帮、反共极右派也都这样说。可苏联从来就没有国家主席，难道就没有头了？邓小平匪帮复辟，设了国家主席，是个头吗？一切不是还得听从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主席不当了，还要垂帘听政。
我们必须重温一下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马克思说，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巴黎公社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
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号称民主，实际权力都在行政手里，无非是一套官僚机构。议会大权旁落。行政上面有个总统，据说人民选的。实际上且不管总统是怎么选举出来的，就是真正代表人民，他的一切指令也必须通过行政才能实行，官僚机构不接受总统就被架空了。所以几乎所有的总统都很识相决不会违背官僚机构的意志。以致最后，不管怎么选举实际权力都在资产阶级手里。另外决定性的还有专业的常备军和警察、宪兵。当官僚机构、总统能够正常地为资产阶级服务时，常备军完全可以身居幕后，服从一切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命令，一旦不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就会发动军事政变，世界上“民主国家”里的军事政变还少吗？议会名义上是立法机构，实际什么权力都没有，更谈不上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权力。宪兵、防暴警察或武装警察是镇压人民群众的特种政治军事警察，它有五个特点：专业性、政治性、军事性、警察性、镇压人民性。只要宪兵、防暴警察、武装警察或者其他名号的类似组织存在，人民群众更不被允许自己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力，不然他们立即就会出来镇压。再不然，人民的革命镇压不住时常备军又会发动武装政变。
就这样，西方国家的议会成了民主的摆设。骗骗人民而已。
不能让公社，人民代表大会，苏维埃，或统称为“人民的议会”大权旁落。为此就必须做到巴黎公社的原则：“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民的民主。
但从苏联开始，巴黎公社这一原则就没有做到。苏联出了个部长会议，中国出了个国务院。部长会议和国务院讲穿了就是专家治国，不是民主制度，很容易成为西方那样的官僚机构。无论苏联还是中国，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原来很低，这就不能不设部长会议或国务院。
这也就在客观上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官僚化的机会。
除了苏维埃以外，列宁还最先提出苏联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只要阶级还存在，无产阶级就要组织起来，就需要自己的党。由无产阶级的先锋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跟阶级敌人作斗争。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就是分散的，国家就可能为资产阶级所篡夺；就是有个共产党的领导，也必须时时防止党的领导人员在地位变了后蜕变成为资产阶级分子，防止剥削阶级分子钻到党内来捞取执政党的好处，改变党的性质。
这样就有了三套机构。
可是我们中国原来还有国家主席，多设一个国家主席就多一重官僚机构，我们就有了第四套机构。邓匪复辟又搞出了顾问委员会，真正的权力却在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中央军委手里，再后来又是垂帘听政。
除了巴黎公社、苏维埃，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三套早晚统统都要取消。首先要取消的正是国家主席。其次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还得取消国务院，阶级消灭和产生阶级的土壤挖掉以后，党的领导也要取消，剩下的就只有公社。这样才能保证最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力。
五十年代所以要设国家主席，那是因为建立的是多党联合专政。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后，资产阶级政党对共产党领导的挑战失败，就没有必要再有国家主席了。不过那时毛主席准备退出，培养别人的威信，弄到后来却成了多元政治。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再也不能容忍国家主席了。那完全是多余的官僚机构，只能加重国家的官僚化。既然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由代表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共产党来领导，党的领袖也就是国家的元首，哪会存在国家没有头的问题？
就在我国取消国家主席时，从来就没有国家主席的朝鲜却设立了国家主席。那是因为他们要和南方和平统一，那就得承认多党制，承认多党制后，共产党领袖就不等于国家元首，就得设立国家主席。可见设立国家主席实际上是和共产党的领导相违背的。
由于以上原因，决不能设立国家主席，这一点必须写进我们的宣言或纲领中。《军政府的末日》里虽然没有明确地写明“不设国家主席”，但是大家看到对于“国家主席”表示了多么大的蔑视态度。


关于以我为中心

在国际上不能以我为中心，同样在国内的革命斗争中，在重建共产党、重建中国工农红军和重建人民共和国中也不能以我为中心。
关于共产党的重建和名字，修改的同志有如下一段文字：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杀绝，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带领着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派，正英勇战斗在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斗争中。血的教训使他们更加懂得了，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就要有一个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工农大众和劳动人民服务的党。这个党应由无产阶级的先进份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今天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这个党已经诞生了！她的名字就叫：《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1976年10月6日前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合法的忠实继承者。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欢迎所有马列毛主义的信仰者，并具有“五不怕”的精神，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同志们参加到这个组织的行列中来，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光荣成员。（76年10月6日前加入共产党的老同志，愿意加入本党，并经批准后，可以计算其1976年10月6日前的党龄。）

原文是：

　　既要革命，就要有个革命党，真正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心全意为工农、为占人口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应该联合起来重建共产党，并积极参加筹建中国工农红军。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党造军队，但是有了枪也可以创造出一个大党来。
　　为了开创第一人民共和国，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为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重建社会主义的第二人民共和国前进吧！

这两者有着巨大的差别。后者认为新的共产党应该由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联合起来重建。而前者说这个党已经存在了，我们已经建立，我们就是正统，我们已经是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合法的忠实继承者，你们都来参加吧。自己成了中心，而且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派”带领“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不管是老的一代还是新的一代，应该一律平等。这一写法倒使人们猜测，修改的同志如果不是经验不足的话，那么很可能是一些“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自己是正统，服从自己。
“欢迎所有马列毛主义的信仰者”？毛主席就不赞成称毛泽东主义，这样说如果他还活着就不受欢迎。
而且全国的工农红军还必须全部听从于这个党的指挥。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中国工农红军永远听从中国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指挥。

还建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已经自立中央了。
下面有一段和原文完全相同，一字不差：

　　以上各项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基本政策。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和一切革命者，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工农劳苦大众都要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根据各自条件组建中国工农红军，人数少的也可建立游击小组。然后在斗争中逐渐汇合成人民革命的洪流 。

问题是这些人民武装建立后是不是都要受“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革军委”的“绝对指挥”？
不管修改的同志是否意识到，这是以我为中心，要大家承认自己为中心。或许修改的同志没有这样想，但这样的宣言到了某些野心家手里，必然会这样干，谁不服从自己就消灭谁。这是万万要不得的。依照这样的《宣言》，只怕邓小平匪帮的复辟当局还没有推倒，造反派自相残杀的悲剧便开始重演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悲剧还是在走资派倒台后才发生的。
笔者愿意相信修改的同志是经验不足、用词造句不严密造成的。很可能并不是要以自己为中心；很可能他们还没有组织起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主观上仅仅为尚未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写宣言；很可能他们宣布合法继承者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为了否定邓小平匪帮对中国共产党篡夺的合法性；很可能他们主观上并没有要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自己是正统，没有要大家服从自己，而仅仅要求建立一个正统的党代替邓匪的篡夺，欢迎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也仅仅是扩张真正的共产党的队伍，不是扩张自己个人或小团体的队伍；很可能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永远听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指挥，仅仅是想到应该由党指挥枪，不是自己必须绝对指挥全国的革命武装；或者他们自己还并不要求在这个党内担任领导人。但是既然已经写在宣言上了，必然要起到我们不愿看到，或者修改的同志也不愿看到的结果。
“军旗就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制定的军旗。”——军旗也确定了。如果作为宣言的草案，在得到大多数工农红军的赞同，“宣言”最后定稿时可以考虑。
在《军政府的末日》里对于重建共产党是这样写的：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三个共产主义者走到一起就可成立党小组，如有七个可以成立党支部，几个支部组成一个党委，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相汇合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为重建中国共产党，为振兴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这儿只要求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逐渐汇合起来。没有提到谁为核心，核心应该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为大多数共产主义者所承认、所拥护。而在《中国工农红军宣言》里也只是提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应该联合起来重建共产党，并积极参加筹建中国工农红军。”
任何人、任何不是全国公认的团体，都只能对于全国性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军队起草宣言的草案，正式的宣言必须经过全国绝大多数的共产主义者讨论修改并最后定稿。任何人只要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可以起草，起草者可以成千上万，但不是大家非采纳不可的，最后的定稿本以那个做蓝本进行修改，也得由大多数共产主义者讨论决定，所以每一个草案的起草者还必须作好尊重大多数人意见，随时准备被淘汰的准备。只有这样出来的最后定稿本才是合法的，也是为最大多数的共产主义者所接受的，才能使得建立的共产党包容了尽可能多的共产主义者。
任何个人和小团体，都不能宣布自己是核心，如果大家都要宣布自己为核心，最后便没有核心。你要称帝，他要称王，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以致革命队伍四分五裂，相互之间发生了争夺唯一合法继承人的内战，到那时，这些组织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也成了问题。
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逐渐汇合起来不会不发生不同意见，应该在正常的讨论中解决。讨论也是斗争，斗争目的是为了探索和追求真理，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到后来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在共同的纲领下团结起来。也必然会有一些不合格的或混进来的假共产主义者被淘汰。这样就有了真正的共产党组织。党的名字也必须由大家讨论解决，为大家能够接受。
按笔者的意见，这个党还是叫“共产党”好。因为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正是叫做共产党，邓小平匪帮的篡夺是不合法的，他们根本不配叫做共产党。正像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里说的那样，他们不过是一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正因为如此，应该把共产党的名称还给我们。所以一般来说不改名字为好。为了使得人民群众能够有个区别，必须加个标识。比如在后面加个括号，写上如：毛派、文革派、造反派，或者干脆就“正统”好了。括号里加什么也得由大家讨论决定。等到邓小平匪帮推翻后，后面那个括号也可以去掉了。
总之，任何个人和小团体都只能提建议，写草案，不能做决定。
在《军政府的末日》文章集里有一篇《第二人民共和国国歌（草案）》，不但明确称之为草案，而且一开始就明确地说：

　　一九七八年春，有很少一些人背着绝大多数群众，指定了一些人，到北京悄悄地开了一个会，然后就宣布自己是“五届人大”，通过了“宪法”，还修改了国歌。绝大多数群众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代表是谁？是怎样产生的。这样的“人大”当然是非法的。
　　在这个时候，我也起草了一个国歌稿子，谨请广大群众评论，如能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所同意，就可作为第二人民共和国国歌。

既谴责了伪五届人大，否定了它的合法性，又以商量的口吻提供了一个草案。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任何党、任何团体，都有权力起草国歌、宪法等等的草案，提出国徽、国旗的方案。但只能是草案，提出的主张只有交给全国大多人民群众讨论，经过大多数人民群众审查、同意、修改后才可以确定下来，不能自己说了算。个人不行，党和团体也不行。如果我起草了《国歌》不是请广大群众讨论，而是自作主张定了下来，那不是和邓匪复辟擅改国歌一样了。大家也不会接受。
新的共产党、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宣言、红军和红军宣言也一样。新的共产党必须由全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确定，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有权起草草案，但不经过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同意和修改都不能作数。每个造反派都可以起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宣言，也必须经过大多数文革派讨论同意，红军宣言也应该经过大多数武装的工农同意才能作数。不能自己写了就要别人同意。
在《军政府的末日?后记三》里笔者说：

　　这是一篇宣言书，如将来正式定为《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言》，那第一章有意保留下来的那个失败的预言就该删掉了。大屠杀以前的低调也该改写。比如必须明确宣布应该审判越战战犯，又如，七八年有一小伙人指定一些人到北京悄悄地开了一个会议，事后就宣布自己是“五届人大”广大群众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代表是谁？怎么产生的。这当然是非法的。对这个伪五届人大及其通过的一切文件包括伪宪法，乃至以后的伪六届、七届、八届人大都应该统统推倒。同样道理，七七年的伪十一大、和以后的伪十二、十三、十四大也应该坚决推倒。

笔者意识到自己写的《军政府的末日》实际就是在起草《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言》，但这只是一篇草稿，就是自己也认为并不是正式的，是需要修改的，甚至把自己的一些错误也有意识地保留在里面。将来能不能正式定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宣言》也不是自己能够作主的，给大家讨论修改后才能最后定稿，不然早就自己写了。如果大家基本上不同意，还完全可以推倒重来。从1989写作完毕到发表前夕，十几年里都没有明确地命名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宣言》，直到临发表为了醒目才加上这个名字的。《中国工农红军宣言》虽然没有明确地说，但既然是依附和跟随着《军政府的末日》写的，那么自然也一样是草稿。必须征求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意见，不能圣旨一样地颁布给大家执行。
重建中国共产党必须由全国所有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包括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包括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包括参加过共产党的同志，也包括没参加过的同志，只看是不是符合共产党员标准，除此以外一律平等。应该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就有一种倾向，许多衷心拥护马列主义，并且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战士，长期被排斥在党外。文化大革命也没有真正吐故纳新，许多共产主义者被排斥在党外，不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也没有得到清除。这也与经济基础决定的党内派系林立有关，许多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代表一派一系的利益，这使得他们在吐故纳新上按自己派系为标准，吐疏纳亲。当时中央就批评过这种倾向。这些都必须坚决纠正，必须在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中广泛吸取新鲜血液。如果老是排斥党外的共产主义者，总有一天他们将起来组织自己的党。不准革命并不能排斥人家革命而是自己被排斥于大多数外。于是有以下文字：

　　包括长期被排斥在党外的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重建真正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接管被邓、江匪帮篡夺的党，厉行清党，凡不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分子必须全部清洗出去。

这在原来的第九条中，可是被删去了。于是成了只有某些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派带领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派，共产主义者参加到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来，才能成为中国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连76年10月6日前加入共产党的老同志，也得经过批准才可以计算以前的党龄。吐故也不提了，大概是准备承认邓小平匪帮篡夺党的合法性，然后把这个党整个否定，只吸收其中某些人员。但这样一来，这个党的光荣历史和曾经有过的伟大成就也全部属于邓小平匪帮了。——邓小平匪帮对共产党的篡夺当然是不合法的，我们必须坚决夺回来，连同其光荣历史和伟大成就，并且厉行清党，这个党中有多少人不符合共产党员标准就清洗多少。对虽已沾有毛病却仍愿意回到马克思主义路线上来的可以保留，但是凡留在党内的都一律要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提出要“在适当时机召开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十一大”，可是也被删除了。修改的同志看来完全要另砌炉灶了，大概从“一大”开始吧，不知他们的“一大”开过了没有？有哪些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
修改的同志写道：“除了广泛地建立工农民兵以外，我们还得建立起一支专业性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名字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原文最后是：“这支军队的名字叫做中国工农红军为好。”是有商量性的，尽管从各种方面来说这支军队应该叫做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毛主席曾多次说过要去找红军。一般来说这个名称反对者不大会有，但毕竟是我们自己的看法，究竟叫做什么军，还是要通过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者商量确定。说：“这支军队的名字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这口气太绝对，太肯定，没有商量的余地。而原来的说法在得到大多数参加武装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讨论采纳，“宣言”最后定稿时仍可使用。
现在我们还处于舆论准备阶段，不能急于建立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也不能急于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指挥的工农武装。如果现在建立这样的组织，很可能今天建立，明天就被摧残。现在我们能够有的就是作好宣传，搞好舆论准备。使得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看到希望，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得全国有尽可能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长起来。大家有个大致上相同的思想和斗争目标，让尽可能多的人明白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武装斗争中国才有出路。——这儿说的是大致上一致，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统一思想，革命者应该求同存异，一方面跟邓小平匪帮的复辟作斗争，另一方面在斗争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讨论，逐渐统一思想。
这样可以看到，第四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特点有一些像伊拉克抗美救国战争，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各自在自己所在的范围内组织起各自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起革命的武装战斗小组。互相配合进行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并且相互之间联合起来，先战斗小组联合成战斗队，小股和小股联合为大股，再大股和大股联合为成师、成军的队伍，最后全国建立起统一的共产党和统一的人民军队来。
按照自己的理解，各自暂时可以有自己的纲领和宣言，在联合时各抒己见提出自己的主张，也要有思想准备，自己的纲领和宣言可能有错误和不足，随时准备在斗争中加强认识进行修改，抛弃自己的错误观点，接受别人的正确观点。不同意见可以争论，这种争论是为了探求真理，最后确定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正确的纲领和宣言，并且在这样的纲领和宣言上达到团结。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确实已经有了一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一个“中革军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这样的党、这样的军委目前确实建立了，那么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只会把他们当作无数个共产主义小组中的一个，当作无数支工农武装分队中的一支。决不会把他们当作凝聚的中心。也不可能把他们的《宣言》当作必须遵守的绝对真理，而是当作各种不同意见中的一种。
还有要不要改国号？如果改国号如何改？修改的同志称：

　　建立了伟大的第一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开场锣鼓正是为了改国号。于是有：

　　社会主义的第二人民共和国——中华工农兵社会主义共和国

如果真要改国号，也必须经过全国公民讨论，个人和团体只能提出建议。
笔者的意见是，国号不能改。无论第一人民共和国还是第二人民共和国都只宜于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毛主席缔造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的篡权是不能算数的。邓小平匪帮的复辟王朝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我们正是要夺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另砌炉灶。因为我们是毛主席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继承人。如果改了国号，外国承不承认？在外交上必然会带来许多问题。第二人民共和国不过是重建、恢复人民共和国。法国历史上有五个共和国，并没有要求每一次重建共和就改一次国号，所以中国也以不改国号为好。也正是如此提出“在适当时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真正代表人民的五届人大，成立新政府”。修改的同志真的准备另砌炉灶，大概是从一届人大开始吧，所以删去了。
当然最后是由大多数公民决定的，如果大家一定要改，任何个人和团体只能服从于大多数。


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如何对待自己

原文快结尾时有一段：

　　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弄得不好，资本主义随时可能复辟。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丧失警惕，少则几个月，一两年，多则几年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不是经过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决不可丧失警惕。一条黑线挖掉了，新的黑线又会产生；一伙党内资产阶级打倒了，新的党内资产阶级又会发生。他们必然会从事各种反人民的活动，首先要解除人民的武装，并企图篡夺专业性的工农红军。凡是企图解除人民武装和企图使工农红军脱离人民的都是我们的死敌。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的群众专政工具万不能削弱，只应当加强。工农红军要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努力加强广大工农的武装，防止出现反人民的常备军，如果出现这样的常备军就随时准备预以歼灭。自己也要努力向人民群众学习，反对资产阶级的腐蚀收买，既不受吹捧也不受拉拢，永不脱离工农群众。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被修改的同志删去了。但这段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革命成功以后，就是说，邓匪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首先被进一步消灭，复辟皇朝被推翻，继之经过一定时间，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功地实现了统一战争，土皇帝阶级的统治也推倒了，但是阶级斗争还存在。不但将存在土皇帝阶级的残余，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的残余，老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残余的残余的残余也还存在，最最主要的是，必然还会有新的剥削阶级，新的走资派，第三代党内资产阶级产生。我们和他们的斗争将刚刚开始，必然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新的矛盾必将泛滥成灾。他们必然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这将首先表现在对待人民的武装上。这在《军政府的末日》里也讨论了。
历来剥削阶级最最反对的便是人民的组织和武装。即使新的革命的剥削阶级，也决不会喜欢，甚至在人民革命时就不惜和反动阶级联合镇压人民革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但是人民造反了，绝大多数地方并不造反而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邓路线一起镇压人民革命。这些地方领导很复杂，有的就是土皇帝阶级或准备当土皇帝。刘邓路线推翻后，他们倒很喜欢，但矛头指向人民还没有改变。有时新的有革命性的剥削阶级不能不容忍或利用甚至参加人民的武装，革命成功后第一件事便是解除人民的武装，摧残民兵，对专业性的人民武装或者消灭、或者解散、或者改变其性质，使其脱离人民群众予以篡夺。在我们面前严峻的事实是，工农红军既然是专业性的武装，也就是说是常备军，那么革命成功后会不会被人改变性质，会不会脱离人民成为剥削阶级的常备军，会不会走苏联红军的道路，也走1989年许多解放军走的道路。所以这一段后半部分就是为了工农红军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
巴黎公社的原则第一条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它。”邓匪复辟时，攻击民兵是什么第二武装。民兵不是第二武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是第一武装。叶剑英等说，是要用无产阶级的常备军代替资产阶级常备军，完全是胡说八道，歪曲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人类历史上原本没有常备军，只有全民的武装。剥削阶级占了统治地位后，和人民对立，成了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的敌人，就需要一支和人民群众脱离的常备军来加强对人民的压制。常备军的组织本身就是高度的官僚集权制，一切都服从上级的命令，不管上面下达什么样的命令都必须服从，让他镇压人民也就会执行镇压人民的使命。正由于如此，所以巴黎公社提出了重新用武装起来的人民来代替常备军的原则。只有人民武装起来，才能实现人民的意志，保证完全代表人民的利益。列宁就说过，实现这一条就是要由工人赤卫队来代替旧沙皇的军队。马克思在说农村建立公社时，常备军在农村地区应该由服役期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所以要“服役期极短”，就是怕时间长了脱离人民。
但是苏联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没有实现这一条。十月革命是由武装起来的工农和厌战的沙皇旧军队占领了冬宫。然后列宁就解散了旧军队，旧军队的广大士兵也不想再干了。可这个时候，十七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十月革命，旧的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叛乱。他们是专业性的军队，武装到了牙齿，有严密的组织，经过了良好的训练。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工人赤卫队就不够了，苏联就不能不建立起自己的专业性武装——工农红军。工农红军也是常备军，和巴黎公社原则是不符合的，但不能不如此，弄得不好就可能脱离人民。同样道理中国共产党革命不能不组织起自己的常备军，秋收起义时叫工农革命军，后来统一为红军，抗战开始又称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蒋介石挑起内战，1947年毛主席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这样，巴黎公社的原则又大打了一个折扣。这既是必须的又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文革前解放军成了值得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但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军中有那么多人不理解。到处都有军队和革命人民的冲突。可见常备军和人民的民主是多么地不相容啊！但这决不等于说解放军已经根本上变了质。邓小平说：“雷锋叔叔不在了。”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人民的子弟兵，个个都是活雷锋。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无论是台湾的蒋匪残余反攻大陆，还是帝修反入侵，在保卫祖国上解放军打仗一定会非常勇敢的，可是许多解放军的军官和革命人民还是如此地不相容！这两方面都不能去掉，毛主席总是尽量地把两方面往拢里拉，但总很难拉拢，冲突还是不断，矛盾始终存在，后来随着军代表掌握了许多地方和基层的权力，还出现了一些腐朽变质现象。这不是哪一些人的问题，而是常备军本身的问题。
从革命战争时候起，毛主席对于常备军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补救它的缺陷。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它的缺陷，至少也作了很大的修补。详细可以见《军政府的末日》，这儿提一下要点，如：
强调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做群众工作，与人民的鱼水关系，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强调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尤其一再强调武装工农群众实行全民皆兵。民兵要把组织放在第一位，先看有没有，不能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工农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就是最大的政治。
为什么要全民皆兵呢？这不仅仅遇到战斗专业军队可以有个帮手，也是对专业军队的监督和牵制。防止常备军脱离人民，重新成为少数人剥削和压迫大多数人的工具。人民的军队显然不会拒绝来自人民的监督和管束。
民兵也绝不是有兵之名无兵之实的生产队，决不是打仗流血有份，独立意志无缘的工具。民兵也决不允许被少数人所垄断，与大多数人相脱离成为变相的常备军。
常备军只限于对付外来威胁，防止台湾的常备军反攻大陆，并随时准备为祖国统一服务。防止常备军中的其他部分发动反人民的叛乱，防止国内出现新的反人民的常备军。
看一个军人是不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不是革命的军人，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与广大工农群众站在一起、是否愿意并且努力协助全体工农武装起来。凡站在工农一边，努力帮助工农武装的就是革命的军人，就是人民的子弟兵。如果站在工农的对立面镇压人民，那就是反革命的匪帮，难以逃脱人民的惩罚。
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以工人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民兵是第一武装，工农红军不过是专业化的工农民兵，也永远只能是工农的民兵。
专政必须是群众的专政，警察只限于捕捉零星的犯罪分子、犯罪团伙。象武装警察这样的专门镇压人民的法西斯武装绝对不容许存在，


如何对待现有的各种武装，尤其是如何对待解放军

专业性、政治性、军事性、警察性、镇压人民性的武装警察，以及一切特务组织当然是工农武装包括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打击对象。
这必须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他们的存在目的就是镇压人民，也是镇压人民的最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人民群众最最有效的打击对象。
人民革命的武装斗争将这样开始的。革命危机发生后，开始出现秘密的游击小组、游击队，先打得武装警察不敢单独上街，必须注意消灭穿上便衣混在人民群众中的武警，发现他们不会容易，一旦发现要特别严厉。这样人民群众就有了一些自由度。然后游击战争扩大，开始能够消灭几个十几个武装警察，就可以迫使他们龟缩在老窝内，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就是人民的天地。以后就是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宣言中许多话是针对着人民的武装斗争规模还不大时说的，一旦人民武装取得胜利现有的各种武装，包括解放军等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被消灭了，其余都接受新政府的收编。
在原文中有：

　　与红军相应，反革命的军警一概称之为白匪军。各个派系，以其头目之姓称之为某匪军，如邓匪军、江匪军等。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第四次国内革命战争，目的是剿灭邓、江匪帮，可以简称为剿匪战争。

这被修改的同志删了。我不知道修改的同志准备如何对待现在的解放军？现在的解放军也许有不少要站在人民的敌对面，但不能一概而论，能够争取的应该尽量争取，能中立的也应该尽量中立。在人民的武装斗争规模不大时没法争取的敬而远之。还有不少解放军将被土皇帝阶级拉过去，在打倒邓小平匪帮的中央时，我们有可能也应该尽量争取和土皇帝阶级结成联盟，而不是让他们站在邓匪中央的一边残杀我们。也有一些解放军或者会参加人民的起义，另一些在国难当头时可以争取他们不参加国内战争，而是保卫祖国的边疆，或防止台湾反攻大陆。正是这个原因，所以要确定白匪军、邓匪军、江匪军等名称。对解放军不是一概打倒。
原文在第十二条里说：“我们呼吁解放军坚决和法西斯武警划清界限，不接受邓、江匪帮所发的武警服装，不参加任何武警式的镇压活动，……”被改为：“不接受邓小平及其继承者所发的军装”。——现在解放军的军装都是邓匪发的，如果要他们不接受邓匪所发的军装，而革命力量还小的时候，有没有能力给他们发军装？难道要他们光着身子？军装本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文为什么要提到服装？那是因为邓小平匪帮为了加紧镇压人民，除了建立法西斯的武装警察以外，还给许多解放军发了武警制服，必要时就让他们穿上武警制服，承担起武警的镇压人民的职能。我们呼吁的目的是在人民革命力量还小时，要解放军不要参加到武警对人民的镇压中来。同时，由于武警是革命首先打击的对象，无条件打击的对象，也希望不愿和人民为敌的解放军，不要打扮成武警以免受到人民的误伤。
如何对待邓小平匪帮在基层的保卫部门。原文为：

　　各单位的公安科是邓、江匪帮镇压、监视人民的直接对头，必须坚决打掉。保卫科凡是继续参与监视与镇压人民的也必须严加惩办，但如能自动失去监视和镇压人民功能的，要和公安科区别对待。

被改为：

　　各单位的保卫部门是邓小平及其继承者镇压、监视人民的直接对头，必须坚决打掉。保卫部门凡是继续参与监视与镇压人民的也必须严加惩办，但如能自动失去监视和镇压人民功能的，要区别对待。

同样是保卫部门前面说“必须坚决打掉”后面说“要区别对待”，这是自相矛盾。邓小平匪帮复辟以后，就要把各单位的保卫部门都变成他的直接镇压和监督人民的机关。但是我们还得区别对待。毛主席在的时候都叫保卫科，复辟以后出了“公安科”，许多保卫科纷纷争着改为“公安科”。好啊！既然你们自己把这两者分得如此清楚，那么我们当然也得分清。各单位的“公安科”和武装警察没什么区别，所以要坚决打掉。——不一定是把人都打死，而是组织必须坚决解散。至于保卫科，一般来说作恶也要少一点，所以要和“公安科”区别，当然对于坚持和人民为敌的不能客气。这主要指革命还处于小规模的游击战时将如何对待。——只要保安科不和我们为敌，或者有所收敛，就不必打掉，让它作为聋子的耳朵摆着，或者渗透进去，暗中为我们服务。在革命已经发展到大规模起义后，不单“公安科”必须打掉，就是保卫科也得由人民的武装取代，人员必须解散，愿意革命的吸收到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去。
党、政、工、团、警、“民兵”和企业主只有对人民革命同情或眼开眼闭才容许存在。也是革命还处于小规模的游击战时的措施，大规模起义后就一切受我们摆布了。
公安也是一样，现在公安中有一部分实际和武警没有什么区别，这部分也要和武警同样对待。在现在完全有条件搞机械化的游击队，交通警察对交通的控制大大地妨碍了机械化游击队的活动，所以提出如：砸汽车牌照、摧毁监视交通的摄像机、打掉设卡收取买路钱或以交通违规罚款等名义进行抢劫的匪伪交警等任务。这是军事方针不是政治目标，对政治来说，这本是小问题。


对于台湾

原文有：

　　我们也争取和平统一，但必须努力协助台湾爱国民主进步势力夺取政权。这儿说的民主，即包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工人罢工的、廉价的、劳动阶级享受得起的大民主。

修改的同志把它删去了，单纯强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伟大祖国的统一大业！”——这段牵涉到能否争取和平统一台湾的问题。
和平统一寄希望于谁？台湾的上层统治者不管哪一派，都是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毛主席在世时，一直在做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这是必要的。即使蒋介石不过来，对于外国势力插手也是一种阻扰。但毕竟各自代表敌对的阶级。1971年我们恢复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尼克松和田中到中国来，大批国家宁可和台湾断“交”，也要和我们建交。即使如此1975年到蒋介石死也没有实现。（据说正和蒋介石谈判，蒋死，毛主席并不高兴。）现在我们的国际威望那么低，台湾的资本家贪婪地吸取着大陆人民的血汗。我们革命成功后也刚刚复国，和平统一应该呼吁，但对上层不能抱不太现实的幻想。台湾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也存在着阶级矛盾，人民也要革命。目前正是对大陆的剥削大大养肥了台湾，使台湾的资产阶级力量强大，抑制了台湾人民革命。大陆革命成功后，一段时间里两岸很可能相当对立。但不能剥削大陆了，归根结底就既削弱了台湾资本家，大陆的榜样又鼓舞了台湾人民，因此有可能使得台湾人民革命，我们应该尽量鼓动。而这不是别的，就是在台湾推行民主制度。不是说大陆不民主，台湾要民主吗？无产阶级大民主他们敢不敢要？我们相信台湾的劳动阶级是欢迎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现在台湾所谓的民主和台湾劳动人民无缘。台湾的工农通过游行示威结社集会等等，加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工人罢工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台湾当局不用武力镇压，那再好也没有了，大陆应该声援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如果他们镇压——这恐怕难以避免，那么大陆的中央政府就应该以武力遏制台湾当局对台湾人民的暴行，和台湾人民的斗争里应外合。这两者都必然把台湾人民的革命引向胜利。革命成功后就可以和大陆谈判和平统一。如果台湾人民一时间没有革命要求，大陆也不强制推行。当然，第一：绝对不允许台湾独立，第二：绝对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台湾，第三：绝对不允许反攻大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大陆的中央政府就可以派兵打过去。
廉价的民主，就是指劳动者享受得起的民主。美国的民主，竞选要很多的钱。“民主斗士”们不是说新闻自由吗？办新闻也是要钱的。所以有钱就有民主，没钱就没有民主。对工农劳动大众完全是虚假的。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字报的纸和笔墨浆糊都是公家提供的。没人享受不起，所以对工农劳动大众是现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与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实际是同一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巴黎公社都是廉价的，大多数工农享受得起的最广泛的民主。
和平统一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台湾下层的劳动者。

其他：

原文有：

邓、江匪帮要记住，在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没有第二个台湾，就是有第二个台湾，毛主席的经济大建设使得中国实力远不是解放前了，虽遭邓、江匪帮严重破坏也一定可以很快恢复，他们的命运只能是被彻底消灭。我国的国际威望也一定可以迅速地重新提高。西方国家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他们该记住巴列维、马可斯等的教训，因此即使逃到外国，也可以很快把他们引渡回来。

这是断他们的后路，指出他们不要指望在人民革命后还有立足的地方可以幸存。巴列维、马可斯都是美国的走狗，但失败后，走狗不走，就被美国抛弃了，连一个避难地也不给。让他们死了心，唯一的出路是向人民投降。所以以不删去为好。
原文中有：“最近几年老汉奸江匪泽民甚至偷偷地和俄罗斯签订条约，……”修改的同志改为：“十年前，老汉奸的儿子——江匪泽民甚至偷偷地和俄罗斯签订条约，……”这中间有误解。修改的同志说的“老汉奸”大概指邓小平，江泽民是他的儿子。但原文的：“老汉奸”是指江泽民。1998年江泽民在电视上吹嘘自己抗日时期参加过一个以汉奸面目出现，吸引抗日爱国青年的南京地下党组织。屎壳郎进炭篓，不扭不知是个啥东西。如果地下党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搜集情报、购买物资、策反伪军和伪政府，那么以汉奸面目出现是可能的。他没有这方面业绩，就硬说是为了吸引抗日爱国青年。——人家看到你这付汉奸模样早就鄙夷不屑地跑了，哪么可能吸引拢来？所以江泽民弄巧成拙，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汉奸面目。抗战时他是小汉奸，邓匪复辟他已经是老汉奸了。至于邓小平，抗战时还是八路，不能说他老汉奸。最近几年改为十年，那是因为原文落笔是2004年4月4日，修改的同志在2007年12月26日。
我原文中有：“这伙匪帮一上台就大肆攻击、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毛被他们打得粉碎了。”修改的同志大概感到刺眼删除了。毛主席在世时自己就多次提到准备被打得粉碎。1956年称赫鲁晓夫“丢刀子”，意思大致相同。马列毛当然不是那么容易被否定的。但这说明了他们已经完全背叛了马列。由于历史原因，一时间反共反毛思潮还会甚嚣尘上，马列主义者和信仰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者会受到严重压制。国际共产主义会进入低潮，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更尖锐了，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起高潮是不可避免的。道路不能不曲折，前途也决不会不光明。正像《共产党宣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有一句话我是这么说的：“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劳动者连延续自己的后代都不再可能，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疯狂、最科学的超经济剥削。”修改的同志把“最科学”改称“最无耻”。独生子女政策当然是无耻的，但是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也是“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出，剥削必须维持劳动者的生命和延续后代，才能稳定地维持下去。如果劳动力不能简单再生产，不能维持自己，或不能延续后代，那就叫做超经济的剥削，这将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最后引起社会的崩溃。历史上不乏超经济剥削的例子，并把社会拖向绝境。但是没有一次象邓小平的一胎化那样科学。比如中国古代有的时候“俗多无妻”，人民受到严重的剥削只有不结婚，或者结婚后生下孩子养不起不得不弄死，其残暴性为后人切齿。但邓小平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依靠科学的方法……避孕、绝育、人流等实行的。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其残暴性，由于既不是饿死，也不是溺婴，许多人还蒙在鼓里。这一科学的方法，目的是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使他们不能维持后代，充其量只能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样毛泽东时代由于人民生活大提高和医疗的大改善，积累起来的人口，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地主以及其他剥削者，外国的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廉价的劳动力。目前大多数劳动者连一个孩子也养不起了。
邓贼复辟以后，尤其大包干以后，我国农业长期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但由于毛主席留下的老底成为增产的因素已抵消了部分破坏并且能够大量进口粮食，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人口增长缓慢，虽然目前许多工农吃不起饭了，还没有成为大饥荒。如果人口还是像1966年到1976年那样增长，现在肯定早已饿殍遍野了。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少生的人口实际上等于饿死了。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我国劳动力萎缩，人口老龄化和性比失调，遗祸至少三代人。但正因为它是“科学的”所以一时间还没有引起严重的反抗，中国人民只能承受几代人的灾祸了。
原文：“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我们对他们也只能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那是从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套过来的，是为了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反对资产阶级博爱、平等、自由的鬼话。修改的同志改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他们的反动统制彻底打倒和推翻，然后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话，也可以。不过应该说我们实在太善良了。造反派都这么说又都没有这样做，反而扶他们起来让他们残酷无情地镇压自己。——大概就是太善良了，所以面对杀人暴徒被迫正当防卫时，要说些杀气腾腾的话给自己壮胆。
“从四·一二到智利的阿连德留下的血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被改成：“从四·一二到10月6日的反革命政变乃至八九年的北京大屠杀，留下的血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智利的阿连德是主张和平过渡的，但反动派并没有对他采取非暴力主义，而是反革命的武装政变，最后阿连德也拿起枪来了。这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一个教训，绝对不要相信和平过渡、非暴力那一套。至于“八九年的北京大屠杀”刚才说过，这儿就重复了。
原文中还有一段说邓小平是受留党察看处分始终没有悔改表现的人，早该从共产党中驱逐出去了。这一段也是以不删去为好，因为这更加说明他们只是冒用共产党的名义把持着政权而已。“私产党”是不少左派同志对他们假共产党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