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值得每一个投身革命的同志细读精读的经典。不理解文革就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因为文革正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也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这本书有助于读者更加宏观地理解和把握文革，并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极有益处的启迪。如果初读时你觉得难懂，请不要放弃，暂时忽略它，耐心继续往下读，也许到了某一章节，你会感到有些懂了。并且，一遍读完，隔段日子最好再读一遍甚至几遍。作者可以说是文革后全世界最伟大的马克思理论家之一，希望同志们重视，要知道，没有在理论上达到必要的高度，想引领革命，是狂妄的和盲目的。
内 部 发 行
论向社会主义过渡
【美】 保罗·斯威齐
【法】 夏尔·贝特兰
尚 政 译
郑文华 马清槐 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务印书馆
1975年·北京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17·188
定价：0.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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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之一保罗·斯威齐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每月评论》杂志主编；另一作者夏尔·贝特兰是法国经济学家、法中友好协会执行主席。
本书写于1968—1971年间，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六篇论文组成。两位作者从苏修入侵捷克事件谈起，展开了有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些理论问题的讨论。第二部分是斯威齐写的四篇文章，主要谈如何从苏联和波兰变修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最后提出了一个探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研究提纲。
两位作者指出，苏联现在已由一个代表特权阶层利益、高踞于工人阶级之上的“国家资产阶级”在进行统治了。他们认为，苏联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虽然正确地搞了工业化，增强了国防力量，因而能够对付纳粹的突然袭击，但是也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措施（如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过分地依靠了物质刺激，没有让政治统帅一切，不尊重党内民主，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等等），结果使党变了质，无产阶级专政也就随之变成了“国家资产阶级”的专政了。这对于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在书中高度评价了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为它是防止倒退到资本主义的伟大创举。他们指出，要是苏联在关键时刻能够断然采取类似中国文化革命那样的措施，本来是有可能不走上倒退的道路的。此外，他们都对我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优良的领导作风（特别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作风）做了高度的评价。
作者在进行理论探讨时有的话不一定准确，希读者注意。
1975年7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捷克斯洛伐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
答贝特兰
再谈过渡社会
再答贝特兰
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
第二部分
从苏联的经验吸取教训
波兰的教训
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
探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研究提纲
第 一 部 分
捷克斯洛伐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保罗·M. 斯威齐
俄国人为他们入侵捷克辩解说：捷克出现了反革命局面，要是他们不进行干预的话，捷克就会倒退到资本主义并加入帝国主义阵营。国际上某些左翼人士也曾赞同过这种立场，包括支持这次入侵在内，其中最有名的要算代表古巴革命讲话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了。另一方面，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多数左翼人士则提出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针锋相对的论点。他们争辩说，捷克当时是朝着一种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形式前进，苏联的干涉根本与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问题无关，其目的是为了阻止捷克民主化的进程，而这种进程被认为是对整个东欧集团各共产党的独裁统治的威胁。
俄国人的论点中说[捷克出现了反革命局面，这句话是最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过去八个月颇得人心的改革，大大地巩固并加强了现行的制度。这些改革大部分局限于现行制度的上层建筑的政治方面，根本没有改变制度的基本性质。构成威胁的不是什么反革命，而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本来要批准这些改革，并且牢固地确立把这些改革付诸实践的新领导的权力。这些情况肯定给了下述观点以强有力的支持：苏联入侵的目标的确是针对改革的，自从8月21日以来所发生的事实没有提供任何与此相反的论点。
不过，在议事日程上要加强而不是要改变现行制度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捷克没有朝资本主义方向走去。资本主义倾向已成了现行制度的一部分：企业归企业自己管理。通过市场进行协调，依靠物质刺激——把这三个因素合在一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强大的趋势走向一种经济秩序，不管人们愿意怎么称呼它，反正这种经济秩序是越来越像搞资本主义。
当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除非或直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被公开合法化为止，不能说哪个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例如，某个第四国际的声明就断然拒绝了卡斯特罗在捷克问题上的立场，认为“只有当各种社会力量强大到能够组织起来，足以用暴力来重新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时候……才会发生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洲际评论》，9月16日，第766页）这就把真正的生产关系和法律上的分类混为一谈了。如果企业是由一小撮着眼于通过为市场生产商品来获得最大限度利润的人们所管理，那么基本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了。到了一定时候就会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形式，不过考虑到历史背景，他们可能不会公开地把“私有财产”的字眼写在法律上。而且也不能说这完全是个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欺骗的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是怎样描述公司的：
“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资本论》，克尔版，第三卷，第516页。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3页】
如果旧的个人私有财产的明确概念，由于公司的兴起已经变得这样复杂了，那么在今天这个多国公司和大规模国家所有制的时代里，这个问题就不知道要更加复杂多少倍了。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国家直接拥有或通过国营公司拥有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这当然不算私有制，可是肯定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因此，必须预料将来还会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其他新形式出现，这种设想是完全合理的。
诚然，上述的三个因素在捷克还远远没有充分发展：它的制度还是通常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一词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机构，而社会主义则是一种以有意识的管理来代替无意识的、盲目性的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名词就不合适了：它所指的现象也是自相矛盾的。恰恰是这一内在的矛盾在迫使市场社会主义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必须指出，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极端重要的现象的分析水平是低得可怜，不仅在美国是如此，在整个国际左派中也是如此。凡是学习过的人们都知道，为了了解资本主义，必须深挖表面现象以便揭示出那些带根本性的关系和进程，可是当他们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时却满足于只分析表面现象。当然，那些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必须对此种现象负大部分责任，因为所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毫无例外地都回避对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进行任何严肃的科学研究】”与那种中央集权计划的混合物，后者起源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输出到其他苏联集团国家去的。不过，重要的不是这个混合物到底由哪些成分组成，而是这个制度究竟向哪个方向前进。可以毫无疑问地说：（1）至少在过去的五年中，市场成分的比重一直在增长；（2）过去八个月自由化的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为捷克经济进一步沿着市场路线搞现代化扫除障碍【《商业周刊》的简明摘要指出，杜布切克政权“提出要搞新闻出版自由，给个人以更多的自由，并运用资本主义的而技术来刺激停滞的捷克经济。”】。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最有名望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奥塔·西克教授被提拔为杜布切克政府的副总理，这绝不是偶然的。仅次于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西克大概是鼓吹市场社会主义的最著名的理论家了。他是1964年通过并开始缓步执行的经济改革计划的主要设计者。
由于南斯拉夫沿着市场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远，因此，如果人们想要知道捷克所采取的路线将引向何处，就必须先看看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转向市场可以追溯到与共产党情报局决裂的1948年，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它二十年来的经验，而不只是五年的经验。到现在为止，我们必须承认，那些被证明是能够把南斯拉夫的发展情况精确地报道出来并作出必要结论的，正是资本主义的观察家和分析家，而不是他们的社会主义同行。1968年8月19日《纽约时报》财政金融版刊载了一篇发自贝尔格莱德的报道：
“西方的资本在南斯拉夫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据点，正在帮助把一度主要是农业国的国家变成一个新的工业国。
各种各样的企业，从意大利的大汽车公司菲亚特到纽约市的印刷发展公司（时代公司的一个子公司），都在那里投资。这既说明资本贪婪地需要有新的出路，也说明一个共产党国家有意识地接受市场经济及其大部分附加物的意向。
同贝尔格莱德专门负责经济活动的官员谈话表明，他们坚信东欧其它国家也将会采取这一路线。
对他们来说，南斯拉夫既是东方的带头羊，又是西方资本的橱窗。一旦东欧其它地方的市场打开了，在这里经营的西方公司就会在竞争方面大大地占上风。
随着实行改革，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权交给企业自己并采用市场自由和利润刺激等原则之后，南斯拉夫又于一年前公布了一项同样革命性的法律以招揽外国资本。
这项法律曾受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害怕西方资本将会控制经济的关键部门。
为了防止这一点，规定在任何南斯拉夫企业里外国资本不得拥有百分之四十九以上的股权。
南斯拉夫的公司是由公司的工人通过工人委员会来管理的，而工人委员会则提名诸如会计、负责生产的工程师等专业人员，组成专业委员会负责工厂的经营。
起初，外国公司很不愿意卷进去，因为他们感到，少数股权使他们不能对投资拥有直接的控制权。
在为西方厂商负责人开的座谈会上，南斯拉夫的官员们煞费苦心地指出，可以围绕这个问题找出个办法嘛，例如，可以让外国投资者对生产成本拥有控制权。
准许外国投资者把利润汇出国外，但他们必须将利润中的百分之二十存放在南斯拉夫的银行里。外国投资者可以把他们的股权卖给其它外国公司，但必须首先征询南斯拉夫公司是否愿买回。
这项法律产生了显着的效果。
供应苏联一个大汽车制造厂技术和大部分设备的菲亚特公司，对南斯拉夫的红旗公司投资一千万美元，让该公司根据特许证生产菲亚特牌汽车。
根据这里发表的消息，纽约市的印刷发展公司已同贝尔格莱德图表印刷公司合作，使用美国最快速的新设备共同搞彩色印刷。”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所有这些有关南斯拉夫的事态并不能证明捷克走了同一个方向。的确，对一个持有另一种观点的人来说，要证明得使他满意无疑是桩不可能的事。有些新的在发展成为支配一切的现象之前往往起于微小的开端，谁都可以无视这些开端或嗤之以鼻，要是他愿意这样做的话。这一事实总是使如何分析社会现实的问题变得很复杂。人们只能这样说，捷克在沿着南斯拉夫开拓的道路上已经不止走了几步，在入侵前的几个月里，已有一切迹象表明正在更快地朝着同一方向前进。已经同外国公司谈判在捷克建厂的合同问题（例如，８月３１日的《商业周刊》报道，意大利的石油托拉斯国家碳化氢公司正在捷克建设一个化工厂）。许多外国厂商人士群集布拉格，至少有一个旅馆几乎是专门用来招待他们的。布拉格和西方金融中心都不断盛传，显然也是很有根据的，为了使捷克能够从西方进口最新技术和设备，正在商谈一宗五亿美元的贷款。也许这一切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也许在依赖市场和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日益亲密的关系方面，捷克的后果可能与南斯拉夫的后果会有所不同。也许是这样，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严肃的论点能支持这种结论。
在这里，应该强调指出，没有迹象表明捷克的改革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包括南斯拉夫人在内——是有意识地要走向资本主义；也没有迹象表明，当他们说他们是在争取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时他们是虚伪和不老实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根据人们的动机去评价他们，而是要根据他们的行动，根据他们行动可能产生的效果去评价他们。我们的论点是：那些在行动上是加强市场，而不是与市场进行斗争的人，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都是在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在发展社会主义 。【关于这些问题的总的方面，最重要的（也是最被忽视的）马克思著作要算E·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的《新经济学》了。这本书最早于二十年代中期在苏联出版，最近发行了英译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左翼反对派的成员，在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被处死。也可参看《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吗？》一文对南斯拉夫制度的分析，载《每月评论》，第15卷，第11期，（1964年3月），第569—590页。】
那么是不是因为捷克走向了资本主义，所以苏联要对它进行干涉呢？绝对不是。事实是，包括苏联自己在内的整个东欧集团一直是，而且现在还是沿着与捷克和南斯拉夫同一方向在前进。这就是经济改革运动的真正含义所在，这个运动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速度影响着这个集团的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国家里，旧的官僚集中制都遇到了日益增长的困难。群众的漠不关心、生产率徘徊不前、经济停滞——所有这些以及危机来临的其它迹象可以在整个地区看到。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种反应是进行一次中国人已经赋予其特定意义并把它叫做文化革命的运动：一次全面发动群众的运动，提高总的政治觉悟水平，使社会主义的理想重新获得活力，让生产者自己在各级决策方面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另一种反应是日益依赖市场规律和利润刺激。由于可以一直远远追溯到苏联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的原因，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党、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够作出第一种反应。因此就采取了第二种反应，并不是因为那些官僚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方法有任何偏爱，而是由于他们找不到任何其它可以保住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办法。他们必须付的代价是，不管他们是否知道，也不管他们是否乐意使他们的国家返回到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去的道路。
关于入侵捷克的问题，菲德尔•卡斯特罗８月２３日发表演说，在提到《真理报》的一篇文章时，他说道：
“文章这样写道：‘苏联共产党在不断地使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建设的作风、形式和方法日趋完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正通过以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平稳过程，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
“但是下述他的说法是很有意思的。文章说，‘不幸的是，关于在捷克进行经济改革的讨论却是在另外一种基础上进行的。一方面，那种讨论集中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发展进行全面的批评；另一方面则集中于建议以自发的商品关系来代替计划经济的原则，让私人资本在广泛的领域里进行活动。’
“难道这意味着苏联也打算制止在经济领域出现的某些潮流？这些潮流赞成日益更加强调商品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自发性的影响；有些潮流则甚至一直主张市场制度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制度是可取的。这是不是意味着苏联已经意识到有必要制止这些潮流了？不止一家帝国主义的报刊在欢呼苏联国内也存在的这些潮流。”
我敢说菲德尔和其它任何人一样，也知道《真理报》的文章只想就事论事，赢得一分就拉倒，而并不想发出根本改变苏联政策的信号。事实是，苏联集团的腐化官僚们已经试行了他们所能够想到的唯一的一种中央集权计划制，而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和期望。他们除了再一次向资本主义的办法求救之外别无他途。他们这样做事实上是进人了一条单行车道，不管路途多么长，目的地只有一个。
苏联入侵捷克并不是打算制止捷克倒向资本主义，决不是的。苏捷两国都在倒向资本主义，而且还在继续这样做，除非或者直至发生某种比捷克过去八个月已经进行的那种自由改革更加激烈的事情。苏联领导人害怕两个威胁（他们之所以怕是完全有理由的）：一个是他们自身的利益所受到的威胁，另一个是他们所代表的全国统治阶层的利益所受到的威胁。
对他们自身利益的威胁是一清二楚的。捷克进行的自由改革在其国内是非常得人心的，其原因也是很明显的。假如一个人在监狱里被关了很久，他的头一个目标是要从监狱里跑出来，而不是去改变某个制度。这基本上就是捷克人民的情况：他们首先是要从监狱里跑出来，那就是说首先搞掉诺沃提尼的政权，摘掉它所有的一切镇压措施与可厌的特征。他们不费什么力气就取得了成就。捷克共产党出人意料地同情人民群众的心情，守旧路线的领导人对此毫无准备，甚至来不及挣扎一下就被夺了权。苏联和苏联集团其它国家的人民也是被关在监狱里的（而苏联的人民被关的时间则要久得多），对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捷克事件只能是一个可怕的先例。如果诺沃提尼和他的一伙会很不体面地被一脚踢开，那么他们也可能会有同样的下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不仅要在他们本国加紧控制，而且还要让大家知道，捷克终于不能逃脱惩罚，而侥幸成功的。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光凭这一点大抵就有足够的理由去进行入侵了。
但是，苏联领导人在整个集团中事实上占有支配地位，因此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对他们有影响的原因。随着在整个东欧地区市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强大得多的西方市场经济的吸引力也在增长。一旦工厂企业这一级的利润与效率提高到了最高价值的地位，经理班子就不可避免地要力图与这样一些人发展更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把这些最高价值付诸实行方面是最先进的而且效率也是最高的。会要求更多的贸易、更多的技术、更多的财力，到了最后，希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前来投资的要求也肯定会增加。南斯拉夫的例子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这个进程，并且也证实了这个进程是怎样使较弱小的国家日益受较强大的国家支配的。就整个东欧集团来说，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十分强大的离心力，如果不予制止的话，其结果将会加速解体的进程。当然，这对苏联的领导阶层来说是个严重的危险。这个集团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按照为苏联统治集团与国家利益服务这一目的组建起来的。例如，工业相对先进的捷克和东德在经济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按照苏联经济的需要来指派的。（这种关系中剥削究竟有多大固然是个重要的问题，但对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关键性的。）苏联的领导显然认为华沙条约继续有效对它的军事安全是十分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随时准备采取把这个集团捏在一起所需要的任何措施。同时由于他们总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正在不断受到侵蚀，已经不再足以完成上述任务，他们就感到非赤裸裸地诉诸武力不可了。
归根到底，入侵捷克是苏联面临整个集团危机日益增长时软弱无力的象征。那么，它能成功吗？就眼前来看，成功是无疑的。捷克的自由化已经放慢，也许在一个时期内还会被完全制止；使整个集团趋于解体的离心力受到了遏止。但从较长远看来，军事力量是完全无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正是政治和经济问题带来了危机，肯定这些问题在将来还会带来新的、更大的危机。
目前，正统的莫斯科路线的共产主义遭到了也许是永远不能从中得到恢复的灾难。就欧洲而言，一个奥地利老朋友前几天来的一封信把形势作了很简要、很出色的叙述：
“正如你肯定知道的那样，我一向是极少数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中的一员，我们这些人无法切断同‘光荣的’俄国党的最后联系（意识形态的以及政治的联系）。不管怎么说，人们总不断希望有朝一日会发生一场激烈的改组，老的列宁主义传统会再次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可是今天还抱这种希望就太愚蠢了。昨天，埃恩斯特•菲歇（奥地利共产党内最主要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号召左翼人士和克里姆林的人们脱离关系，采取自己的路线。我不知道西欧各共产党是否能听从菲歇的劝告。假如它们不听的话，在我看来，它们肯定就会慢慢地面临灭绝之灾。”
如果上成估计是精确的话，捷克危机就标志着莫斯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面临末日。各个共产党要么承认这一情况，并且设法适应它，要么就灭亡。考虑到它们的历史情况，究竟它们能否适应得了是有疑问的。不管他们走哪条路，由莫斯科定方向的时代总是接近于结束了。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以外，影响不会那样显著，不过那也只是由于那些地区的正统的共产党早就在消失，而向中国或（在拉丁美洲）向古巴寻找启示的新的革命力量则已经崭然露头角了。
就古巴而言，菲德尔宽恕入侵（捷克）事件的演说决不会增强古巴革命的声望。不过，必须指出，如果单凭那一段话来评判这篇演说也是不公平的。《格拉玛》报于８月２５日用了差不多三版半的篇幅，对东欧实行的那种社会主义进行了尖锐而辛辣的批判，还谴责了苏联的世界政策。至于其它方面，世界革命运动将会更多地根据古巴在国内外所实行的政策来评价古巴，而不是只根据它的领袖们的讲话。在这一方面，对古巴这样一个处境比较孤立，又受到凶恶的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的小国来说，它的表现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相当不错的。
最后，捷克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很可能是中国。中国谴责了这次应予谴责的入侵，而没有陷入那种认为捷克在向某种民主社会主义乌托邦前进的天真理论的泥坑里。在中国对当前国际问题的分析中，有很多观点是《每月评论》从来不能接受的，例如，把苏联在世界事务中所走的道路说成是完全要由一个“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来负责，而不是苏联五十年历史的产物；把苏联集团所有国家都贴上了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签，而不是正在朝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式的错误观点，往往导致错误的估计和结论。不过，在捷克问题上，中国方面的分析，例如（196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员（一般估计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所阐述的，却很清楚，而且是讲到点子上的：
“苏修叛徒集团这次悍然出兵，是整个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矛盾极度尖锐化的结果。是美帝国主义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争夺东欧的矛盾极度尖锐化的结果。是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引起的结果。长期以来，苏修叛徒集团同东欧国家的修正主义集团之间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激烈的倾轧。自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上台以来，他们就毫不羞耻地同美帝国主义作一系列肮脏的买卖。捷修叛徒集团起而效颦，也想步苏修的后尘，投靠美帝国主义。但苏修却把东欧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许捷修直接同美帝勾结。”
对于这一段话，世界革命运动，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运动，恐怕会对其真实性获得深刻的印象而不怎么注意它的夸大其词的部分。有时为了传播真理，来点夸大毕竟总是在所不免吧。
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
夏尔•贝特兰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你写的论“捷克斯洛伐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这篇文章里面有许多重要而准确的论断——特别是指出捷克的改革是在强化现存制度的那些论断，并强调指出它所牵涉到的是，在资本主义道路上（你说“朝着资本主义”）迈出了新的一步这一事实。你对于把“法律上的分类”与“现实的生产关系”混为一谈的指责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修正。这个评价也适用于你所说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并不一定就是“私人”所有制（我个人认为，在这种场合下如果提“个人”所有制也许会更恰当一些，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始终就是“私人”所有制——一个阶级的所有制——那怕它采取一种“社会所有的”法律形式；我想，当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范畴内消灭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时，他的靶标就正是法律意义上的“私人”所有制）。你的一些结论我也觉得很正确，特别是你说的这一点：“归根到底，入侵是苏联面临整个集团危机日益增长时软弱无力的象征……。”
但是，我觉得你的文章里面也有一些阐述是不正确的，因此想同你讨论讨论。我只想同你讨论两个基本问题：（一）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和（二）资本主义复辟倾向的根子何在的问题（从而，在复辟显然已经发生的地方，如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起源问题）。
我先谈第二个问题。
你的论点似乎主要如下：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起源”于市场所起的作用，起源于依赖物质刺激，也起源于组织形式（你在本书第４页把这说成是企业归企业自己管理）。
但是我认为这里所列举的只是“次要的事实”——标志或结果，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我看来，决定性的因素——亦即主导因素——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
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政治因素（遗憾的是，看来你在文章的最后几页是否定其重要性的）产生于这个事实：无产阶级（苏联的或捷克的）让自己的政权被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夺去了，以致今天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领导成了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的工具。
如果不承认无产阶级已不再当权，就不可能解释对捷克的入侵，就不可能解释苏联的国际政治路线（苏联对美国和对中国关系的性质），也不可能解释各种各样的“改革”以及这些改革所导致的结果（“市场”的充分发展以及市场形式所造成的对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控制）。
你之所以没有把阶级关系（一个“集体”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的存在）而把市场关系列为首要因素，我认为这是一个原则上的错误，并且导致了一系列其他错误。
这个原则错误正是你在本书第６页的注中最后所指责的；你在那儿说，为了理解一种生产方式（或一种社会形态）的性质，“必须深挖表面现象以便揭示出那些带根本性的关系和进程”。但是，在阐明一种社会形态的性质时强调‘市场”的存在（从而也就强调货币和价格的存在），正好意味着强调表面现象，强调一看就很“明显”的东西——从而也就没有抓住根本的关系。这种根本关系是存在于生产亦即基本的社会关系那一级的。正是体现这些关系的制度对于从事生产的人们产生着明确的影响（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影响）。这些重要影响之一可能就是把人们划分成社会的阶级，并把各阶级的地位用明确的客观关系（控制、剥削等等）表达出来。
人们的实践，尤其是政治领袖人物的实践（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实践），只能根据他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占的地位才能加以理解。
这个原则上的错误——强调表面现象【我认为在分析一种社会形态的时候容易犯两种“错误”（即采取两种意识形态途径）。一种是把“分析”“限”于法律形式（这就是你指责的那种错误），另一种是把“分析”“限”于经济形式（这就是你自己所犯的错误，这个错误也出现于只注意形式——交换、货币、价格、市场等——的一切政治经济学论著中。）这两种分析都没有进行真正的分析，因为两者恰恰都强调形式，也就是强调“明显”的东西，而分析则必须触及“根本”要素，而这些要素正是那种表面内容所掩盖（而同时又“揭示”）的。】
，强调市场、货币和价格的存在（这些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之前也存在，也还存在于今天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强调领导在“市场”方面的实践（这种实践恰恰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其它的错误。
这些错误中最严重的是有关社会主义性质问题的提法；因此我将以相当多的篇幅来谈谈你的一些论述。
你很正确地对“市场社会主义”一词的使用进行了谴责，但是我认为你据以进行谴责的理由在理论上是欠充分的。
对于使用“市场社会主义”一词进行谴责之所以是正确的，主要是因为这个词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形式的存在。正是在这方面这个词暴露了它本身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性；它标志着一种主张大力发展市场关系的意识形态，而事实上这种发展（只有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是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完全复辟的。
但是，你的批判却与此不同。
一方面，你所谴责的不是市场关系的发展超过某一程度，而是市场关系的存在本身；不仅如此，你把这种存在孤立化，从而忽视了使市场关系得以发展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这样你就赋予了这些形式以“特殊”地位，你在提出这些形式的时候就没提那些条件，而不提那些条件是不可能对这些形式的意义进行恰如其分的“描述”的。这样做你就给予——这儿我得重提一下我前面说过的话——一个次要的、表面的事实以特殊地位，而忽略了本质的、首要的东西：基本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
另一方面——这点是从上一点引伸出来的——我认为你的论点是建立在一个颇为重要但又十分混乱的观点上的。你说‘市场社会主义”这个词是矛盾的，从形式上看，这显然算不得是一个论点，因为一切现实都是矛盾的。所以唯一的问题就是要知道，对于某种现实以及赋予这个现实以特征的诸种矛盾，语言的表达是否充分——即对于这些矛盾是用科学词句来进行分析，还是只用意识形态上的词句表达出来。
关于构成本讨论的主题的矛盾（你说是以“计划”和“市场”之间的矛盾为其形式的这个矛盾），它之所以会在实践上成为矛盾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它既不是一个“语言”上的矛盾，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矛盾（这指社会主义的某种意识形态“概念”所固有的矛盾而言），但也说明，它仍以意识形态的词句来表达一种现实的并且起作用的矛盾。
不仅如此——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之间分歧的根源所在——“计划”和‘市场”这一矛盾，表明它是被视为过渡或暂时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矛盾；它是由一个更深刻的矛盾，即过渡形式的基本矛盾所引起的表面结果，而过渡形式的基本矛盾显然是存在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一级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个表面矛盾变成了主要矛盾，但如果不联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结构来看，是无法正确加以处理的。
以上所述意味着“市场”和“计划”之间的矛盾将继续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
使社会主义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征的，不是（如你的文章所提示的）市场关系、货币和价格等的存在与否，而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与否。正是通过在一切领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进行全面专政，市场关系才能通过采取与具体情况和场合相适应的具体措施来逐步加以消灭，不能通过“法令”或“公告”来实现市场关系的消灭。它要求我们有政治战略和政治策略。如果缺乏这两者，哪怕写得最好的公告也可能导致与所宣布（和所希望）的目标相反的结果。
“直接”和“立即”取消市场关系的想法，是与“直接取消”国家同样的乌托邦式而又危险的想法，并且它们在性质上也是相似的：它完全无视构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过渡时期的具体特点（即具体矛盾）。
形式演变的趋势（市场形式的发展和衰退），是社会关系演变的标志，但只不过是标志之一而已。因此把自己“局限”于这一标志——不去剖析对这个演变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的运动——就可能令人完全误解，在某些情况下，已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也可能不得不在经济战线上作某些战略上或策略上的退却。
无须说，为了使这种退却不致演变成为溃败，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清楚地理解这是退却，而不是把它理解为（并且“说成”是）“胜利”，因为最终的目标是完全消灭市场关系；毫无疑义，这只有随着国家的消亡才是可能的，而且只有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产主义才能实现。
如果说今天资产阶级在苏联恢复统治是由于市场作用的扩大相伴随的话，这显然是由于除非通过完全恢复市场关系，这种统治是不可能完成（“实现”）的；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只能把这种恢复理解为一种结果，一种第二位的现象，而不能理解为第一位的现象的理由。
另一个错误（它是上一错误的“转化”），我认为就是断言“市场与计划的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推进力量（这是你在上面提到文章中的脚注中说的）。
其实，就形式这一级的东西而言，这个矛盾并不是导致任何现象的推动力量。一切都取决于进行处理的方式，而处理方式本身则取决于阶级关系，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关系。
我想补充一句，我认为提出这些批评是有用处的，因为你提出的那些说法——不止你一个人提出过（特别在菲德尔的演说中和在格瓦拉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客观上导致了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蒙昧主义的后果。
这些说法实际上掩盖了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即政权问题；正象我在前面前说过的那样，为了保卫政权，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需要在经济战线上作某些退却（如“新经济政策”）。如果按字面来理解你的论点的话，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即在“加强市场”时——岂不是就可以被认为是在“助长资本主义”了呜？
从我批判的这个说法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上的蒙昧主义影响，在你对“经济改革”的分析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阅读了这个分析后，我们得出这样的印象：苏联领导人在决定进行这些改革时似乎是在两种“反应”之间作出了“选择”：“一种反应是进行一次中国人已经赋予其特定意义并把它叫做文化革命的运动……另一种反应是日益依顿市场规律和利润刺激”（本书第１１页）。
但是这里所牵涉到的，不是在两种能使经济“发展”的方法之中有所“选择”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两条政治路线、两个阶级之间划分界线的问题。
确实，使得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能在苏联再次产生并取得政权的具体过程的问题，是历史科学方面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关系不是早已存在的话，〔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本来是不可能有它所特有的内容和后果的。这也很好地表明，这些社会关系的发展不是由市场的发展来“决定”的，相反地却是先于市场的发展而发展的。
另一方面，在理论问题上（这里我觉得也不能赞同你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革命及其目的与方法的申述，清楚地阐明了在有可能成功地对付资产阶级复辟威胁之前所必须实现的意识形态条件和政治条件。确实，这些文件不仅是理论性的，里面也包含许多有关中国具体条件的具体讨论，因此不能机械地加以“应用”，但其理论核心是有普遍适用的价值的。
我要补充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前面谈到过的意识形态蒙昧主义影响会由于被改头换面而变得更为严重。当产生这种蒙昧主义影响的意识形态立场“指导”着某种政治实践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我认为，古巴领导人的政治实践就是实例（我认为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个实例〕。
如果古巴领导把市场关系问题看得如此“重要”——甚至把这些关系看作是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政治实践的“中心”——这就不可能仅仅是主观“错误”的产物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政治路线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个统治集团手里，从而也就不为民主地施行无产阶级的权力创造必要的条件——意识形态的、组织的和政治的条件。
一方面，这种政治实践具有某种阶级含义，这个含义我们在这里不能加以分析；我只想提一下，它是和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的政治统治相关联的。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一些必然的后果——那就是说，产生必然会使他们硬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一个“向往”社会主义的政府的后果。
后果之一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改头换面：不是把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统一起来（从而同劳动群众的权力，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治，同执行群众路线的革命领导的实践等等统一起来），而是和市场关系的“消失”搞到一起去了。
这种“消失”显然纯粹是神话，因为它不可能在必然包括货币与价格的存在在内的特定具体条件下实现，而要是把货币等的存在加以“否定”，其结果就会适得其反——尤其会走向黑市的发展。不管发表多少演说和如何进行压制，现实关系的后果最终总是要强行表现自己的。
以市场、货币等的消失的神话来取代必要的无产阶级专政，显然牵涉到一条政治路线——一条适应某些明确的社会力量和某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的路线。
古巴领导人的演说 【进行政治分析当然决不能按字面来解释意识形态方面的演说。在这方面，也只有透过演说的表面，从而透过它的明显的“意义”，去发掘它潜存的意义，才能进行恰当的分析，而这种潜存的意义则往往既被演说词句所掩盖但同时又可由这些词句揭示出来的。作这样的剖析，首先需要找出出现“假象”的那些段落，往往这些段落就是“关键点”之所在。这些关键点自然是各种各样的，这取决于涉及到哪种意识形态。但他们往往是以“神话”般的形式出现，而这些神话就是那种非真实思想，令人听了神魂颠倒、情绪激动的主题的反映。对这样的主题必须加以分析，以发现比表面现象更为深刻的意义——这种表面现象的意义在演说词作者的脑子里不见得就比在对字面意义天真地做出反应的听众或读者的脑子里“存在得”更具体。
在古巴领导人的演说中，特别是自从1964年以来的演说中，这类令人听了神魂颠倒的神话主题是由“市场”、“货币”、“价格”、经济学家的“计算”等等构成的。经过分析之后，看来这些主题是一种“示意”，而与这类示意很不相同的“示意内容”则被“压制”下去（同时也被“表现”出来）：对任何一件威胁着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上的高度集中的政权的事物都是这样处理的。这类“威胁”（被认定是“对社会主义的威胁”）采取“市场”、“货币”等等明显的形式，但透过这些形式这些威胁则“代表”着群众，“代表”着他们的劳动（为了使劳动不被任意浪费掉，必须很好地进行考核），“代表”着他们的愿望以及他们随时可能才去的自发行为（1968年8月23日那篇特别谴责市场关系的“自发性”的演说，是非常“有意思”的）。
正是这类非真实思想的“示意”有时出现有时又不出现，才为攻击货币与市场关系的演说添了油加了醋，使之热烈激昂。
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显然有可能区分无产阶级的实践和资产阶级的实践。
前者总是关心“严格的财务制度”，物价的稳定和日趋下降，总是关心通过降低广泛使用的消费品的价格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是苏共二十大以前苏联政策所关心的一个方面，也是中国政策所经常关心的一个方面。这样的关怀可不是“拜物教”；它是从尊重群众的劳动和权利出发的。
第二种实践则对于通货膨胀和消费品短缺漠不关心，并通过污蔑“经济、货币和财务”等问题的手法来掩盖这种不关心的态度。但是，这种污蔑实际上是对群众劳动和群众权利的污蔑。因此它和污蔑无产阶级民主，污蔑群众自由表达意见，是有着同样的性质的。如果说后一种污蔑不能明白表示出来而必须加以压抑的话，前一种污蔑却能够采取某种意识形态形式公开表示出来。这种形式因此反映双重意思表示—— 一是通过意识形态词句以真实思想（实际上并不是真实思想）的形式出现，另一个则是纯属“非真实思想”。】，特别是菲德尔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３日的演说，证实了如下一点：对于在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古巴领导人批评的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恢复，也不是那儿不存在无产阶级民主和群众路线，而只是阶级统治的某些后果，而恰好又没有指出这些后果是什么。
这些后果之所以未经指出，是因为古巴领导人自己没有看到它们。他们之所以没有看到，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使得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使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也是视而不见的。在他们的眼里，“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某些“形式”（所有制的某种法律形式，党的某种组织形式，某种表达形式等）的存在来“保证”的，而不是由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来“保证”的。
你把中心作用归诸于“市场与计划”的矛盾，如果说我总是坚持强调这个中心作用的意识形态后果的话，那是因为：把这样的作用交给这个矛盾（它最多是形式方面的矛盾）这件事本身，从意识形态表现来说，就使得这个矛盾有可能占据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基本矛盾所占据的地位。
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这种改头换面又有可能把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种种实际问题掩盖起来，因为这些问题首先涉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发展。结果，这种“改头换面”的做法既产生了意识形态的后果，同时又产生了政治后果。
（弗雷德·埃伦菲尔德译成英文）
答 贝 特 兰
保罗•斯威齐
首先我要对贝特兰教授经过慎重思考的评论表示感谢。这篇评论是他的重要著作《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巴黎，马斯琅罗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的继续，并在一些方面超过了它。那部著作，正如他在书的序言中所说的，是致力于阐明“一系列一年比一年更重要但却很少有人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我执笔写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那篇文章时，我还未读到这本书。如果我读到了的话，我或许能够把我的想法表达得不致引起下文谈到的一些误解。】
的。
在一个重要方面，我觉得评论似乎超过了书。让我再次引述该书的序言：
给予下面各章以统一性的，是它们开始给于目前被称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些问题以一种新的批判思考。我们将会看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说法远不足以表达它所试图表达的现实。实际上它是要掀起一个或多或少有把握地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前进运动”。然而事实上，它所描述的是一个可更为确切地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并不笔直地通往社会主义；它有可能通往那里，但也可能通往再生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一点在下面各章中将越来越显现出来；但是在第六章（本书最后一章）之前它并没有成为明确论述的目标；此外，所用的术语也只是部分地反映出这个结论。
书中称为章的都是前已发表过的论文，大致按时间顺序编排，所包括的时期是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６７年，而最后一章（第六章）则是在其它各章写成一年多之后脱稿的（第六章和序言的日期都是１９６７年８月）。从这些事实我们似乎可以推想，直到几年之前，贝特兰仍然持有我认为可以称之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看成是单行道的观点。到１９６７年，他已修改了这个看法，承认有倒退回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到１９６８年底时（上述评论的日期是１２月１５日），他就无条件地说，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在苏联——也在捷克斯洛伐克，并暗示也在其它华沙条约国家——当了权，“苏联共产党就是这个新资产阶级的工具。”这样，在１９６７年被看作是可能的东西，到１９６８年就被断定为既成事实了。
让我赶紧补充说，在追溯贝特兰关于过渡时期性质的立场的演变时我毫无批评他的意思。正相反，在中苏论战的刺激之下，加上本人在南斯拉夫的观察所得，《每月评论》的编辑们早在１９６４年就已得出过渡时期是一条双行道的结论
。但是，如当时那篇社论所表明，我们是不满足于中国方面对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态的论断的，我们觉得，对于一个显然十分重要的问题迫切地需要进行更广更深的分析。幸运的是，很少有（如果有的话）比贝特兰更适合于帮助满足这个需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那本书的问世以及他的思想沿着上述评论的路线的进一步发展，就为一次生动而富有成果的讨论提供了基础。
那末，首先让我试图清除某些误解。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贝特兰认为我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市场关系、货币和价格”的存在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并使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不可能的事，他的评论的大部分是致力于抨击这个观点的。他所依靠的证据显然就是本书第６页的那个脚注。读一读这个注，我能够理解它为什么会引起这种解释，虽然我在当时执笔的时候并未想到这点。无论如何，我现在想说明，我丝毫不想维护贝特兰加到我头上的那个观点。我真正持有的观点是，市场关系（这当然也意味着货币和价格）在社会主义之下是长时期内不可避免的，这就对于社会主义构成经常性的威胁，并且，要是不严加限制和控制，就会导致堕落和倒退。那篇关于南斯拉夫的社论的原话是：
我们并不是说为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可以立即取消，更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在不久的将来可望把市场关系取消。我们说的是，必须系统地限制为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并把它迅速局限于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市场关系必须受到严格监督和控制，以便使这种关系不会象会扩散的癌那样发展得不可收拾，致命地破坏社会主义政治机体的健康。（第５８８页）
保罗•巴伦和我以不同的词句论证了基本上相同的观点：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指出，等价交换的原则必然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有效分配和利用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指南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下去。可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演变又要求对这个原则不断进行斗争，以便最后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来替代它。……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不要合理的核算；这只表明，经济核算中的合理性的性质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只不过是人的需要和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彻底改变的一个反映。（《垄断资本》，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第３３７页注）
我在贝特兰所批评的那篇文章中特别说明，重要的不是捷克经济中存在着市场关系，甚至也不是这种关系与中央计划相比现在所具的规模；我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究竟向哪个方向前进。可以毫无疑问地说：（１）至少在过去的五年中，市场成份的比重一直是在增长；（２）过去八个月自由化的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为捷克经济进一步沿着市场路线搞现代化扫除障碍【这当然是颇为概括的说法，没有考虑到朝这一方向或那一方向发生暂时性逆转运动的可能性。据列宁的看法，“新经济政策”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运动。但是，今天苏联和东欧对于市场的日益依赖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不是被看成暂时的退却，而是被看成得到意识形态批准的合法的社会主义进展。】。（本书第６—７页）我还说，“我们的论点是：那些在行动上是加强市场，而不是与市场进行斗争的人，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都是在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本书第１０页）
从这个立场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按这两种力量并非不能同时并存的意义来说，不是一个绝对的矛盾；它所以是矛盾，是根据这两种力量相互对立并必然纠缠于不断争夺控制地位这个意义来说的。这里的问题不是市场被使用的范围如何，而是它作为独立的调节者被使用的程度。这当然决不是什么经济“法则”的问题，或者某种经济形式的后果的问题。倒不如说它是国家政权和经济政策的问题。因此我不得不全然拒绝贝特兰所如此强调的批评，说我只注意表面现象、经济形式、次要的事实等等。相反，我注意的是对过渡时期社会有决定意义的终极问题：权力属谁的问题以及权力是用来决定社会向社会主义前进还是向资本主义倒退的问题。
这就合乎逻辑地引导我们来考虑贝特兰的理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在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取得政权，而且正因为如此，市场关系才在近年得到了鼓励和扩大。他明确地相信，〔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标志着这个过程的转折点，但他又断言：“如果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关系不是早已存在的话，〔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本来是不可能有它所特有的内容和后果的”。他还接着说：这“很好地表明，这些社会关系的发展不是由市场的发展来决定的，相反地却是先于市场的发展而发展的”。
我对这个过程的看法有点不同。新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互相影响的辩证关系。首先出现的是一个牢牢地掌了权的官僚统治阶层（还不是一个统治阶级），与此相伴随的是群众的非政治化。在没有革命热情和没有群众参与的情况下，中央计划日益变成高压式的和僵硬的，以致经济困难和失败层出不穷。为了解决这些日趋严重的问题，统治者们转而采取资本主义的手法，把经济企业内部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经理人员，越来越少地依靠中央计划对他们进行指导和控制，而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的超越个人意志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产的法律形式日益变得空洞而无意义，而作为所有制精髓的生产资料真正控制权则集中到经理人员这一上层集团的手中。正是“拥有”生产资料的这个集团倾向于发展成为一个新型的资产阶级，而这个阶级自然赞成进一步更迅速地扩大市场关系。这个过程意味着“老”官僚统治阶层的权力和特权受到侵蚀，其结果就是发生了资产阶级报刊所说的“自由化分子”（新资产阶级）和“守旧派”（老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但是后者没有对付社会上日益增多的经济问题的纲领，因此对以市场和利润为方针而前进的新资产阶级只能且战且走，别无其它办法。这个过程的合乎逻辑的目的，是建立新型的社团私有财产制并使之合法化，不过这个目的还没有在任何地方达到过（当然或许永远也达不到）。只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才能名符其实地谈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在实践上，南斯拉夫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远，无疑比苏联远得多。在苏联，旧的官僚统治阶层在斯大林统治三十年之下已变得极为强大并十分巩固。在我看来，苏联目前的发展阶段可以最恰当地说是这样一个阶段：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领导之下，官僚主义分子正企图不让新的经理人员上层集团进一步得势。由于上面已经指出的理由，我怀疑他们能否取得成功——当然，他们可能在好几年内减慢这个过程的发展速度或甚至使之暂停。
我在那篇论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章中说，对于官僚主义计划的失败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种是日益依赖市场，另一种是进行一次“中国人已经赋予其特定意义并把它叫做文化革命的运动：一次全面发动群众的运动，提高总的政治觉悟水平，使社会主义的理想重新获得活力，让生产者自己在各级决策方面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贝特兰把这解释成我相信“苏联领导人……是在两种‘办法’之间有所‘选择’。实际上，我没有使用过他加上引导的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我象上文那样说过，“有两种可能的反应，”我并且补充说，由于历史的理由，苏联领导是没有能力选择文化革命那种反应的。因此，当贝特兰写道，“这里所牵涉到的，不是在两种能使经济‘发展’的办法中间有所‘选择’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两条政治路线……之间划清界限的问题，“我认为我和他并无分歧之处。但当他加上“两个阶级之间”时，我就不能肯定我跟上他的思路了。〔见本书第２７页）
如果他的意思是说，一条政治路线（依赖市场）是符合新资产阶级利益的，而另一条路线（一场文化革命）则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我是能够理解并同意的。但如果——根据其它几段文字来看这是更为可能的——他的意思是说，执行哪条路线取决于哪个阶级当权的话，那末我得承认我不知道他所指的具体现象是什么。拿中国为例。没有什么疑问，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一个官僚统治阶层正在中国成长并巩固其权力。到１９６６年，很显然这个阶层已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占有多数，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占据了大部分起决定作用的职位。十分可能，这个阶层很快就会朝着东欧各国已开创的资本主义方向走去。但毛泽东和他的一小部分忠实同志没有容许这种倒退。他们利用至少是部分的自发的红卫兵运动作为初期的武器，发动了文化革命，唤起群众，罢了官僚主义领导人的官，从而保证中国至少能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
贝特兰为了“解释”这个过程是否会说，１９６６年以前无产阶级把政权丢失给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但是在最后时刻转过身来重新取得主导地位呢？如果我假定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包括在宣传部门和军队方面的起决定作用的领导）是“无产阶级的工具”的话，那末，这句话就只不过把真理再说它一遍而已。但是作出这样的假定的根据是什么呢？对于无产阶级的作用或毛泽东和无产阶级的关系的作用我们到底了解些什么呢？这样的“解释”对我们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什么补益呢？这样的解释难道不是反而对于过渡时期社会中社会阶级和政治领导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大为简单化因而是令人误解的印象吗？我自己的看法（无疑将随着进一步的证据和研究而发生变化）是：恰恰就是在过渡性的社会或至少在其某一特定的发展阶段中，历史因果中的“决定论”因素是最为薄弱无力的，而“唯意志论”因素却是最有重大意义的【关于马克思理论中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讨论，见本书第102—121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就意味着，在分析过渡时期社会时我们必须防止根据教条和公式进行思维。
贝特兰关于古巴情况的饶有趣味的评论很容易成为一次很长的讨论的起点。这里我只打算表明两点：
（一）我认为他大大夸大了菲德尔受他所说的市场关系、货币，价格等的“消失”这一神话的影响的程度。菲德尔知道，并且在无数场合说过，不可能一夜之间取消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这些经济范畴。同时，我相信，当贝特兰暗示古巴人在制订和执行他们的经济政策时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是正确的。（二）我不相信——这点已基本上论证过了——说这些政策和错误是由于受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政治统治”会有助于解释这些政策和错误的性质。这是一个公式，不是一种说明。至于其它方面，我自己对古巴形势的观点已在利奥•休伯曼和我合写的《社会主义在古巴》那本书（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１９６９年）里颇为详细地介绍过了。
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虽然这样的讨论也许不可避免地要强调意见上的分歧，然而我发现我自己和贝特兰在《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一书中所表达的对过渡经济的观点有极为一致之处。我尤其完全同意他对过渡社会中所有制关系的深刻分析。正如他的朋友吉勒斯•马蒂内特所概括的那样，贝特兰的理论
强调……所有制概念的相对性。每一个经济单位都同时既对国家又对本身的管理机构负责。当计划高出一切并且是硬性规定的时候，国家作为所有者把自己的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但当计划变成象征性的，而管理部门的自治允许企业自己进行投资，谈判合同，决定生产过程时，这个企业就倾向于把一种新型的集体所有制来代替国家所有制这个虚构的东西了。
【吉勒斯•马蒂内特：《夺取政权》，巴黎，色伊出版社1968年版，第95页。】
这里我宁可用“社团”这个词来代替“集体”，因为至少在英语中后者常被用来指整个社会。但在本质上这段话以很优美的形式表达了我所说的计划与市场的矛盾的一个关键的方面。
对于无疑同帝国主义一道构成二十世纪后半期世界舞台上的两个决定性现象之一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我希望我们可能是终于朝着建立一个能站得住的理论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我们同时应该承认，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对过渡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贝特兰也许比任何其它人都作了更多的工作来开辟这样一个巨大而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
再谈过渡社会
夏尔•贝特兰
你的回信提出了若干十分重要的问题。我相信这封信大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我们的立场，从而深入到一些问题的本质里去。
我不打算讨论你所提出的所有论点（事实上，我正计划在即将问世的一本书里处理其中的若干问题）【该书现已出版：夏尔贝特兰，《经济计算和所有制的形式》，巴黎，马斯珀罗出版社，1968年版。】。因此，我愿仅限于对你所表达的某些观点提出一些想法。
计划和市场
特别是读了你在本书第３７页上的脚注后，我的印象是，我们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已经部分地达到了意见一致，因为在我看来，你承认在特定时期中市场关系的衰退或发展并不表明向社会主义前进或从社会主义后退，同时，从阶级观点看，政治上重要的是处理市场关系进展的方式。因此，在某个特定时候市场关系扩张的程度并不足以表明向社会主义进展的程度（此外，根据这种看法，苏联从未象它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样接近社会主义）。
向社会主义的进展，根本上不外是直接生产者愈来愈能支配他们的生存条件，因此首先也是愈来愈能支配他们的生产手段和产品。这种支配只能是集体的，而所谓“经济计划”则是这种支配的一种手段，但仅仅是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条件，“计划”就只是统治阶级（不同于依靠自己劳动产品为生的直接生产者）所使用的一种特殊方法，以便保证它自己对生产手段和当前产品的支配。
然而，你在第37页上的提法给予了“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一种照我看来它不能具有的意义。我愿意简单地说明一下我的理由。
在我看来，很难认为“市场”和“计划”这两个名词符合于经验的和叙述性的观念而不符合于理论上精确的科学概念。所以这些名词涉及到的是它们用观念名词表达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真实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只能用马克思所说的“形式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仍然是一种“表面效果”，不能就这个矛盾本身去了解它的意义，而只有靠揭露基本矛盾（这涉及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才能了解，因为“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只是那些基本矛盾的一种表现。
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由此可见，“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不是——也不能是——根本的矛盾，它既不指示出阶级矛盾（政治矛盾），又不指示出经济矛盾（社会关系之间有关经济水平的矛盾），不过指示出这些矛盾的某些可变的后果和这些后果显示出来的“场所”。
更明确点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是用比喻方式表明两个“表现领域”，两个“舞台”之间的矛盾。【很明显，修正主义恰恰决定以“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为“基础”来发展共支持“经济改革”的“论点”，这并不是偶然的。参阅奥塔•锡克所着《社会主义下的计划和市场》，布拉格，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第３８２页。】
“演员们”——买主、卖主、中央计划人员、企业管理人员、行政人员等等——介入（用叙事标准说）这两个“舞台”。这些演员的出现，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和履行职能（由现存社会关系和从根本上说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职能）的代表，而是作为具备“自主”和某种“心理”等等的“主体”。
这些“演员”的出场，他们介人的“背景”（计划职务、企业管理等等），以及似乎“把他们连在一起”的那种关系的形式，掩盖着本质的东西，即根本的社会关系。他们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并且这些关系又“在别处”——经济领域（生产场所）、政治领域（权力机关）、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意识形态机构：学校、大学、报纸、广播等等）——自行产生出来。
如果人们把这两个“舞台”（“市场”和“计划”）的重要性夸大到其中“存在”根本矛盾的程度，人们就会用对这两个舞台前台人物的“行动”的叙述和对真实社会关系在这两个“舞台”上表现出来的形式的叙述，来代替对通常在“意识形态形式”下系统化的真实关系的具体分析。
关于过渡问题的大部分讨论，以及这些讨论所“描述”的大部分政策，由于事实上“市场”和“计划”被误解为它们本来意义以外的某种东西，即同时是想象的又是真实的“场所”的比喻说法，而被歪曲了。在这些场所真实关系所“表现”的方式会使这种关系受到忽视。
用“计划”和“市场”来说明过渡问题，的确可以先看一看这两个“舞台”上“发生的事情”，但这要借助于恰恰是演员们用来“思考”自己行动（而无视他们所承担的社会关系）的那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回溯到真实关系在其中既显现又隐蔽着的多种形式（正如价值形式既表现着一种社会关系同时及掩盖着它那样）。在现实中发展着的关系和矛盾（如不对它们作如实的分析就只能看到它们的间接的、被歪曲了的效果）位于社会结构的三个基本领域的水准上。这一事实使一系列的位置转换成为不可避免，而这种转换增加了上述隐蔽假象。这种隐蔽假象的起源把如此“表现”出来的真实关系复杂化了；它由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讨论所采用的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的“性质”表明出来：价值形式、价格、合同、行政命令、国家财产、物质“刺激”、精神“刺激”等等。
当人们希望使“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实际上“起作用”时，人们就退回到概念的复杂多样性，概念的这种复杂多样性真正向我们揭示出，“计划与市场的矛盾”远远不是根本矛盾，不过是既“表现”又“掩盖”真实社会关系的各种形式会合在一起的“舞台”在意识形态上的形式化罢了。这些真实社会关系的联合才构成基本的结构，在这结构内发展着真正的矛盾，这个矛盾必须加以揭露但又只有靠分析过渡时期社会的基本结构才能予以揭露。
当人们未摆脱直接表达形式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俘虏地位时（我们所有的人许多年来都是那样），人们是陷在部分真实部分想象的世界里。
“部分真实”，自然是因为“市场”、“计划”、“行政命令”等等符合于某种现实。“部分想象”，因为描述这些现实的概念也暗示它们直接提到的现实以外的现实，而后者，在未将暗示解释清楚以前，依然是隐蔽着的。举例说，“计划”是颇为现实的政治和行政行为，但发生在工作场所、生产单位，消费单位中应该由计划决定的工作、生产、分配、消费的实际过程，和计划所预期的情况只能有极不密切的联系，这种情形可以使计划变为“神秘的现实”。这样一种神秘化过程本身只能用阶级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加以分析。
正是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当人们仍然局限在表述“计划”和“市场”的范围内时，他就连一个科学概念也无法阐明，而只能说明经验上的近似物。
这种经验上的近似物可以在某种限度内“起有用的作用”，也就是说，可以达到所寻求的目标；但这些近似物也能导致非所预期的结果，而且只要决定社会确定结构的真实运动的关系和矛盾仍然未加分忻的话，这种情形就仍然是不能理解的。
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失败，部分地就是仅仅用意识形态的字眼表达直接外观的涵义的那些概念所招致的结果。
我强调说，这些失败仅仅是部分地可以这样来说明。如果这些概念占上风，那简单说来就是由于本国阶级斗争以及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相联系的原因。
想到过渡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历史，它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进展或是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倒退，并想到这一历史被描述和设想的情况（包括我自己所想的在内），我相信绝对有必要改变立足点，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必须离开过去四十年的意识形态斗争发生的“地区”。这个“地区”正是“市场”和“计划”舞台建立起来的地方。
因此有必要到另外的地方去（这不是容易的）；有必要超越当前的、既标志着真实关系又掩盖着真实关系的形式。必须力求掌握的是这些真实关系．因为只有在它们之间真正的矛盾才能发展（包括过渡中社会结构的真实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所特有的主要矛盾）。
为了能够了解这些关系和这些矛盾，为了不致被谴责为比喻地描述它们（尽管自以为是在真实地描述它们），为了能够精通这些关系和矛盾，就有必要着手进行形式的分析，就是说，为找出过渡时期社会结构所特有的形式，进行类似马克思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进行过的工作：有必要揭示被表达形式和建立在它们之上的精心作成的意识形态概念所既显现而又隐蔽的真实的社会关系。
缺乏这样的分析——这种分析人们今天应当开始来作了（我说“今天”，因为真实的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从这些表达形式着手可以造成的幻觉）——人们将继续按照近似的方式行动，而甚至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将停留在对阶级敌人有利的地带，即观念上的幻觉的地带，它是一切形式的剥削、统治和奴役的温床。
为了回到我原来的出发点，我要说，认为“市场与计划的矛盾”可以是过渡时期的根本矛盾（我自己过去是这样认为的）就意味着：
（１）他仍然停留在形式的地带，因而他就经常被引导到把真正矛盾的一系列结果解释成不是和这种矛盾有关而是和“市场”同“计划”的对抗有关；
（２）他是列宁称之为“经济主义”的俘虏，因为形式上表现为经济矛盾的矛盾被赋予一种特别的地位，并且，这样一来，本质的东西——阶级斗争就被忘掉了；
（３）他无法寻求每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分析主要矛盾的发展，以及分析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转化情况。
人们就是这样被引导到赋予“市场”或“计划”以某种“价值”或内在的“特性”。换句话说，人们被引导到将市场关系或中央的计划关系（应加分析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所产生的结果同这些关系在其中展开的政治情况隔离开来。因为只有这些政治情况，即阶级关系，才给予这种或那种经济形式在一定时期的发展以真正具体的意义，不用说我们知道向社会主义的进展要求商品关系逐渐消失并让位给社会主义关系〔其中“计划关系”只构成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能符合非社会主义关系的形式。关于这点我回头还要讲到）。
简单地说，我们需要对问题作另外的提法，即“计划”和“市场”以外的提法。更确切地说，我们要认识到，如果“计划”一般说来不是主要矛盾的一“极”而“市场”是另一“极”的话，那是因为真正的矛盾（“计划与市场的矛盾”的说法在意识形态水平上指出这个矛盾，既显示及掩盖它的存在）关系到生产者是否支配生产条件和成果。
基本正确的是，商品关系的存在对生产者支配其产品来说是一种障碍，并且这种关系的充分发展会导致资产阶级对直接生产者的控制，从而导致生产者不能支配他们自己的生存条件。因此，消灭商品关系是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之一，这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这种消灭不能是“废除”，它只能是在政治、思想和经济战线上进行斗争的结果，因为要消灭商品交换和资产阶级法权（两者的特性，你将会记得，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曾加以叙述），不独存在着和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现有的发展状态相联系的经济上的限制（这说明，比方说，为什么中国今天还没有消灭商品交换关系、货币和价格），而且还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消灭商品交换关系是一项历史任务的原因。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论点在我看来是绝对重要的：这一任务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历史意义不应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计划”和计划关系能妨碍生产者支配生产条件和产品。
这最后一个命题的涵义——我们很久以来没有看到——就是：资产阶级的“计划”和“计划工作”是可能的，正如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计划和计划工作是可能的一样。
资产阶级的“计划工作”具有部分的神秘的性质，但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工具。
把“计划”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从倾向上看的确如此），有助于资产阶级（特别是苏联资产阶级）在“计划”的掩盖下进行统治，假“计划”之名取消被剥削阶级的一切发言权，借助于“计划”就能够进一步增多其对群众的剥削。
而且——这点在我看来是根本的——我们必须明白承认，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条件下，计划才是生产者支配其生产条件和产品的工具。为了使计划起这种作用，必须在群众倡议的基础上详细制订计划并付诸实施，这样，计划才能集中和调整群众的经验和设想。要实现这种调整，很明显，必须保证技术要求和一般的经济要求以及全部客观可能性都被考虑到。
这是“中央集权制”的一种作用，但是只有计划首先建立在群众倡议的基础上，其制订和实施都由群众控制，这种“考虑”才能更为有效。这样一来，计划就变成群众意志和热望的“集中”，他们的正确意见的“集中”。
如果计划不是这种“集中”，它就是资产阶级的“计划”，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它就不是市场的“对立物”；它就是市场的补充，或暂时的“代替物”了。
以上所述长期以来在实践上遭到人们（包括我自己）的忽视【必须有两种相反的历史经验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所不可或缺的这一真理为人们所认识（这真理由于一再重复所谓国家所有制和计划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命题被掩盖着）。这两项经验就是苏联的进入资本主义道路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就我自己关于这些问题的著作而论，你正确地指出了我在《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一书中发表的不同文本的写作日期以及发生在１９６７年的立场的变化。这些变化显然并不是偶然的：在１９６７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发展为我们大家所共见；而对我个人来说，这年我去中国作了另一次旅行，在那里我有可能逐渐领会了文化革命的复杂性、范围和深远意义。】现在来说，忽视这一点，人们就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有在生产者控制劳动条件和产品的程度内才能存在。
有一个必须不断提到的困难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生产者对生存条件的控制要求发展崭新的社会关系，而在这种新关系尚未发展的情形下，允许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旧关系就会继续再产生出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得以强行规定某些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对主要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指国有财产意义上的国有化，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财产】的一个结果，因为它粉碎了资产阶级据以进行控制的法律体制。
然而，旧的资产阶级关系和各种政治和思想机构的再产生，意味着再产生这些关系的因素——它们构成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依然存在，尽管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国有化。
这就使得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必不可少，因为阶级斗争在继续。这种斗争的可能结果之一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力量在不容易看出的形式下的复辟。当这些力量的代表者们接管国家和执政党的领导权时，这种复辟就发生了。从那时起，国家、国有化财产以及计划工作的阶级性质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对自己生存条件的支配就完全停止而由剥削阶级的支配代替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生产者对生存条件的支配从一开始就必须通过国家机器予以保证，这时新的形式的发展只有作为经济、思想和政治关系的深刻改造的结果才能实现。）在旧的经济、思想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剥削阶级只能是现时作为国家资产阶级而出现的资产阶级。而且，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引起了须要加以分析的特殊矛盾的发展。
因此，如果我们承认生产者对自己生存条件——从而对生产手段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支配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说，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要求改造这种支配的形式，以便这种支配变得越来越完全。这在我看来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意义。这一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各种经济、思想和政治机构的革命化，因为正是通过这一革命化过程，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那些机构倾向于将这种关系再生产出来——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以上所述意味着，决定性的东西——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不是“调节”经济的方式，而是执掌政权的阶级的性质。再换句话说，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市场”还是“计划”（从而也就是“国家”）控制着经济，而在于掌握权力的阶级的性质。如果国家在指导经济方面的作用被给予优先地位，那么阶级政权的性质就被贬到次要地位，那就等于把本质的东西撇开不管了【关于这点人们可以注意勃列日涅夫的手法，他为了试图掩盖经苏共二十二大正式宣布的在苏联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说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国家指导经济建设”，这恰好进而不谈阶级政权的性质问题。】。
由“计划与市场”或“市场与国家”所描述的一对矛盾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这一点从下述事实看来很明显：这样一对名词仅仅暗示着真正的矛盾，而实际上表明着一种补充性质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市场（实际上也就是商品关系）的存在是资产阶级支配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在政治方面，国家作为政权存在的形式也是资产阶级支配的成为可能的条件。在这一点上，“市场”和“国家”并不是根本冲突的，而是互为补充的；按照每个时候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的性质，有时这个起主要作用，有时那个起主要作用。
列宁强调说，政治统治关系的国家统治形式总是含有资产阶级关系的意思，所以苏维埃政权形式或巴黎公社经验就显得重要了，因为这些政权形式产生“新型国家”，其中资产阶级关系被贬到次等地位，其结果它们不再是完全的“国家”了。资产阶级国家（指最卓越的国家）实际上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有组织地行使暴力，而无产阶级国家的存在则意味着多数人对少数人行使暴力。这包括国家机器的结构和作用以及它对群众的关系的剧烈改造。正是这种剧烈改造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再是完全的国家，虽则它仍然包含着使资产阶级有可能重新夺取权力的那些关系【同样地，作为国家机器主要构成部分的军队，当它是无产阶级军队时，已不再完全是军队：作为其特点的内部关系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军队的内部关系，而其对劳动群众的关系也有深刻的不同；它是具体地为人民服务的，它和群众一同劳动，它不再过寄生生活，等等。在苏联军队中无产阶级关系从未发展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那种程度，这一事实显然不是没有意义和份量的。】
资产阶级国家的重要面貌是国家机器和群众分离；国家机器居于群众“之上”，控制和压迫他们。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国家已不再是完全的国家，因为它是劳动群众自己行使权力的工具（巴黎公社、苏维埃政权、革命委员会等等的本质就在于此）。
劳动者的权力显然能按照具体的历史条件，主要是按照阶级力量关系，采取不同的形式。这种权力特别是可以通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来行使；这样一个政党行使无产阶级的权力到什么程度，就看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上的先锋队，它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代表着整个工人阶级的，以及它在多大的程度上同工人阶级一致行动而又不期望取代工人阶级；只要它取代了工人阶级，或者不再纯粹为了强行实施工人阶级自己的想法而领导这个阶级，它就不再是先锋队了。
工人阶级的政权所能采取的具体形式的多样性并不影响它的阶级性质，只要权力工具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和压迫的关系，而是先锋队同群众的关系，只要群众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领导可以集中来自群众的正确意见。相反地，当权力工具同群众分离，当它统治和压迫群众时，它就不再是工人阶级国家的权力工具而成为纯粹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工具了。不可能存在中间名词或“第三条道路”，尤其不可能存在“官僚的国家权力”，因为官僚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即使当它滥用它的行政特权时也是如此。
上述意见引导我们来考察你在信中正确地提出的某些其它问题，特别是我为什么把今天在苏联当权的阶级叫做“资产阶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必须提出的。在我上封信中我未处理这个问题，在这封信中我也仅仅作了部分的回答。事实是，这个问题需要作详细的分析。这种分析必须在两个方面进行：理论的方面——它容许确立、提出和发展用来进行工作的概念；还有具体分析方面——它揭示这种理论概念怎样和为什么能够（或不能）有助于理解真实的历史关系，并且在有需要时表明怎样通过领导一项坚决的政治行动来对这些关系起作用——这归根到底是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内理论分析的目标【如我已在信中说过的，我将在我的下一本书中，在专门处理“国家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时，试着执行这个任务，以便分析和这个资产阶级统治形式有联系的特殊矛盾。】。
（弗雷德·埃伦菲尔德译成英文）
再答贝特兰
保罗•Ｍ．斯威齐
贝特兰使我相信，我在以前这种交换意见的信中使用“计划／市场”这对词的办法容易引起混乱，因而应该予以放弃。我以前想到的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性计划，而是那种足以体现一个已经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但这的确是容易引起争论的，同时在世界各地有各种各样的实际计划，正如贝特兰所正确地指出的，它们既可以取代市场也可以补充市场。
我认为，我那时力图集中注意的实际问题不能以抽象的理论性的措辞去理解，而只能按照一种十分明确的历史背景去理解。迄今发生的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即确实从原来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的革命——都遇到过一个如何管理经济的迫切问题。为了一些或许是很明显的原因，这一任务不能交给市场的自发力量（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马克思所阐述的价值法则）去管，而必须由国家政权担当起来。一个能存在下去的市场体系以一整套经济和社会关系为前提，其中包括一种财产所有权形式、收入的分配、生产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以及其它等等。只有在这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比较坚实的价格制度，市场的力量才能发挥作用，逐渐适应变化着的情况，同时加强和巩固现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办法。一场真正的革命通常发生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处于崩溃状态的时候，而革命所采取的巩固革命削弱敌人的措施则会完成其粉碎旧秩序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不可能依靠市场制度，即使新政府想要这样做并掌握各种技术和管理专家（它当然并不掌握）也不行。旧秩序的破坏，新的阶级和阶层的当权，需要规定社会上应当优先考虑的项目并对整个经济体系实行彻底的检查。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的消灭或消失，更不必说取消货币关系了。工资必须用货币支付，商品必须通过现有的渠道并以人们所习惯的方式分配给消费者。在简单商品生产部门——在象俄国这样的小农国家，它比其它部门要大得多——市场不得不按传统方式继续进行活动，尽管也受到一些干预和挫折。但这些部门不管多大，本质上是消极的和反动的。强有力的部门——制造业、运输业、通讯系统、对外贸易、银行业、公用事业等等——一定要受新政府的控制，新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推卸经营它们的责任。为此目的而采取的政策可能是临时性的并经常有所变动；然而，只要这些政策完全由中央统治集团加以调整，它们至少构成一个计划的萌茅。从苏联在二十年代开始的一个又一个事例的经验可以看出，这些萌芽的计划事实上已经成长为旨在指导和控制整个经济体系活动的经过认真研究的成熟计划。价格、货币甚至私人市场依然存在，但这些商品货币关系越来越适应和从属于为达到新的当权者们的主要目的而发展起来的计划。
在我看来，需要仔细研究的关键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个过程（详细制订那些计划是其重要部分）导向社会主义抑或退回去重建一个再次由阶级国家统治的阶级社会呢？（在这里我准备接受——至少作为一个有用的最初近似物——贝特兰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即认为社会主义是由实际生产者支配生产活动的条件及其成果的社会。尽管我认识到这个定义会引起许多困难问题，正象我想他一定也会这样认为一样。）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贝特兰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它以无产阶级是否当权为转移。如果是无产阶级当权，那么运动就会朝向社会主义发展。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当权——在这里，贝特兰关于在紧接革命之后可供选择的办法是什么，似乎并不很明确——旧的剥削关系将残存下来，新的国家资产阶级掌权的道路将是畅通的。在这一切论点中，他似乎并不认为经济整体的市场因素的发展具有一种特殊的或重要的作用。
这一剖析在我看来与其说是错误的，还不如说是用处不很大的。就我所知，除了政府和政党所采取的政策以外，贝特兰并未提出任何标准来判断无产阶级是否当权。要使这个理论具有解释性价值，是不是应当有个辨明当权阶级的独立的方法呢？再说，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发展方式和阶段是什么呢？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无产阶级会得到胜利，在什么条件下新的国家资产阶级会得到胜利呢？结果也许证明我的意见不对，但至少在讨论问题的现阶段，我认为贝特兰的提法并没有对这些以及其它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多少很有启发性的回答。
当我们试图弄清楚，在发生二十世纪大多数反资本主义革命的那种不发达国家里“无产阶级”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有必要搞清上述这一点的理由就变得明显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里（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革命前他们的多数信徒），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当然是很清楚明确的：它指就业于大规模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工人阶级的多数，也占总人口的相当大的比例。作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本身的结果，这些劳动者被认为取得了某些显然属于无产阶级的（和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和社会准则：团结、合作、平等主义等等。从历史的观点说，无产者被看作是资本主义所形成的“新人”，具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领导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望、决心和能力【有关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是马克思的《哥选纲领批判》】。革命的政党由这个阶级的真正最先进和最忠诚的、即最无产阶级化的分子构成：由于具有共同的态度和社会准则，这个政党按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以领导和指引革命进程为其职责的先锋队。在政治上，当权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包括一方面镇压反革命（旧的统治阶级成员加上其他阶级中跟着他们跑的人）和另一方面把人口中其他被压迫部分（农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提高到（通过教育和其他手段）无产阶级的水平。在经济上，它的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消灭浪费和紊乱，并尽可能快地从商品生产转到充分计划的经济体系。当这些政治和经济任务完成时，将会有一个脱离资本主义经过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相应的全面的社会运动。共产主义的特征就是按需分配，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以及城乡之间令人厌恶的差别，完全取消商品关系，实现国家的消亡。
也许有人会争论说，从来不曾有过如上述剖析所假定的无产阶级，以及（或者）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在实际发生反资本主义革命的那些国家里从未有过发展的机会。我不能接受这两个论点。我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发展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完全适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固然，同全国人口相比，它的人数不多，但在主要城市中它的人数还是很多的；如１９１７年革命所证明的那样，它能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夺取国家政权。即使随后的时期曾经有过不彻底的和平，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个俄国无产阶级有确立自己为统治阶级的能力，通过其先锋队的党（或可能几个党）进行统治，并或多或少按照马克思学说所描述的方式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既然处于少数地位，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并且必须承认它本来也有可能会失败。但至少它总有成功的机会。
毁了这个机会的是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年代和外国的入侵。在这些可怕的流血斗争结束时，在１９２１年，俄国的无产阶级大部分被消灭了和打散了。艾萨克•多伊彻写道，“老的、信赖自己的和有阶级觉悟的劳工运动，连同它的许多设施和组织，即工会、合作社和教育俱乐部，在那里惯常回响着高声而热烈的辩论和沸腾着政治活动——那个运动现在只剩下个空壳了。”【《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１９２１—１９２９年，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６页。多伊彻的最大长处之一就是他清楚地看到俄国无产阶级在１９１７和１９２１年之间这一变化的性质和意义。】布尔什维克党，一度曾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现在发现它自身缺乏任何真正的阶级基础，但却负有治理和领导一个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国家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难怪就不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先决条件了。党建立了专政，完成了工业化和防备帝国主义国家不可避免的袭击等史诗股的功绩，但代价是产生了政治和经济官僚集团，他们压迫而不是代表新的苏联工人阶级，并逐渐作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用政权来保护他们自己。
由于一些不必在这里详加说明的历史原因，从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任何地方的革命都没有接近过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剖析。多数的情形是，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弱小的，它由于镇压和战争而遭到破坏；所有新的执政党都深受苏联形式和方法的影响，即使其原因并不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说无产阶级曾经掌握政权或可能掌握政权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或许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是这样一个专政，它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但实则来自几个阶级，并且为了管理经济和维持自身的政权等生死攸关的任务而努力奋斗。
据我看来，关键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种专政究竟走向社会主义还是倒退到恢复阶级统治。一个明显的因素是领导的力量、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但这显然是不够的。领导工作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各国的居民也不是都同样地听从领导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其或多或少可能与社会主义目标相一致的从历史上形成的性格（关于这一点，比方说，美国人民由于其纯粹资产阶级根源、种族主义思想和实践，以及飞扬跋扈的帝国主义，就有真正难以克服的困难）。但在我看来，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人口中存在或不存在能扮演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指定给无产阶级的那种角色的相当大的成分——一种具有基本上无产阶级的态度和社会准则的成分，即使它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的具体经验的产物。最近几十年的历史使我们认识到，产生这样一种“无产阶级替身”的最可能的方式是通过人民群众都参加进去了的长期革命斗争。这时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男男女女被集合到与他们的正常生活方式显著不同的条件之下。他们懂得纪律、组织、团结、合作和奋斗的价值，事实上也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甚至在技术上，他们被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总之，他们被训练成一支革命的力量，它不仅对推翻旧制度而且对建立新制度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不发达国家掌握政权、得到强大的“无产阶级替身”支持的革命专政，不能避免布尔什维克在二十年代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并且它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同样地和不可避免地产生大批的政治和经济官僚，他们会按照在此以前苏联官僚发展的同一方式发展起来。但现在有一种可能有效的平衡力量，它能为反对官僚政治腐败的真正群众斗争提供基础。如果领导方面对问题看得很清楚并决心避免重复苏联的教训，它就能动员它的久经考验的追随者，号召尚未被特权引诱和腐蚀的青年，给予官僚结构以毁灭性的打击。这样就能排除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采取和实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策。我认为，这多半就是最近、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按照我的看法，只有从官僚政治的腐败和社会主义的进步之间的斗争这个角度，才可以分析过渡社会的市场的问题。如我写给贝特兰的前一封回信中所说明的那样（上文第３３——４４页），我决不认为过早地消灭市场关系是可行的或可取的，并且根据他上面这封信，我以为现今我们在这问题上是互相了解的。我要强调的是，当官僚集团所管理的经济遭到困难时（因为它肯定会遭到困难），存在着两个在政治上截然相反的解决办法。其一是削弱官僚政治，让群众过问政治，并将越来越大的创议权和责任交给工人自己。这是导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道路。另一个办法就是更多地依靠市场，不是把它作为暂时的退却（如在列宁领导下实行“新经济政策”那样），而是把它作为表面上导向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步骤。这实际上就是把谋取利润提高到经济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并告诉工人莫管闲事，即只管拚命劳动以获得更多的消费品。这种办法就是重新创立商品拜物教以及与之相联的尔虞我诈的思想意识得以泛滥的条件。我认为这就是回到阶级统治和最后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想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强调说明一下我完全同意贝特兰所发表的如下意见：
基本正确的是，商品关系的存在对生产者支配其产品来说是一种障碍，并且这种关系的充分发展会导致资产阶级对直接生产者的控制，从而导致生产者不能支配他们自己的生存条件。因此，消灭商品关系是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之一，这从根本上说也是正确的。（上文第５３页）
我要补充的只是，不能说因为一项任务是“历史的”，就可以放心地对它有一时一刻的忽视。
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
夏尔•贝特兰
保罗•斯威齐在“再答”一文中的意见表明，我们对于以前通信中提出的主要问题的基本答案，已经顺利地达到了一致。因此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只要讨论的参加者都对历史、经济和政治抱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问题又讨论得充分广泛，那就有可能克服最初的分歧，甚至克服在复杂问题上的分歧。
固然，保罗•斯威齐和我之间的讨论——这项讨论开始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提出了“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事实上是包含在最初的意见分歧之中的。
关于若干问题
从我们一个共同的假定——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以无产阶级执掌政权为前提——出发，保罗•斯威齐问道；
（a）按照我的意见，国家政权的阶级性是否完全以政府和政党所奉行的政策为转移？
（b）为使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学说有说明的价值，是否从根本上必须有一个确定当权阶级是什么样的阶级的“独立方法”？
在这些问题之外他还增加另外两个问题：
（c）新的国家资产阶级发展的方式和阶段是什么？
（d）在什么条件下无产阶级会得到胜利，在什么条件下新的国家资产阶级会得到胜利？
在保罗•斯威齐看来，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困难又同确定“在发生二十世纪大多数反资本主义革命的那种不发达国家里无产阶级”（上文第６５页）的含义时所遇到的困难有关联。事实上，保罗•斯威齐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学说是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假定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必须起的历史作用来说明的。但是，他补充说，除苏联外这样的无产阶级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不存在。而且，甚至在俄国，无产阶级也未能完成其提供经济和政治领导的任务——它由于内战和外国入侵而大部分被消灭和打散了。
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各样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真正比重或苏联的国内战争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影响；另一方面，我认为给上面提出的其它问题提供初步答案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由于这些问题所包含的重要意义和所涉及的巨大范围，不可能以应有的详尽方式提出答案，至少在一篇文章里是如此；这样做将要求写一整本书。然而，提供一些简单的回答是可能的和有益的。而且，保罗•斯威齐在其意见的第二部分中提出的命题有助于作出这种初步答案。
关于革命政权的阶级性
据我看来，能决定经群众斗争而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没收旧的有产阶级的财产并宣称效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权——的真正阶级性的，是这一政权所服务的阶级利益的性质。这要求考察国家政权和劳动群众之间的具体关系，从而考察无产阶级政权的存在方式。
（a）这个政权所服务的阶级利益的性质。我们的分析必须用阶级语言回答下述问题：“国家政权为谁服务？”它是为直接生产者、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吗？它有助于劳动者实现社会关系中的革命变革，从而使他们能够取得对其生存条件的越来越大的支配权吗？或者它是为少数非生产者——即使这个少数宣称它“效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情况也可能是这样——的利益服务呢？
（b）国家政权机关和劳动群众之间的具体关系。今天，按照历史的经验和对这种经验的理论分析，显然可以看出只有当国家政权的真实的实践反映出明确的特点，其执政的党奉行一条无产阶级的路线，我们才能说那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特点
鉴于在这方面存在着长期和持久的混乱，不应忘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性效果就是使其有可能确立某些政治条件，直接生产者在取得了这些政治条件之后才能对其生产手段和生存条件实现集体的社会控制。也不应忘记，这种控制决不是由国家控制生产手段或由“经济计划”来保证的。这种控制——它只能通过长期的阶级斗争予以实现——主要地（但不是唯一地）取决于生产者是否当权这一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列宁在１９１７年说过的一段话：“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政权问题是不能回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 【《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7页。】
劳动者对其生存条件的控制，首先要求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代之以根本不同的国家机器。和旧的国家机器本质上相似的新的国家机器必然会再产生同样的社会关系。
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间的根本区别就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器不脱离群众，它从属于群众，即列宁称之为“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参阅列宁在1917年1—2月所作的关于《哥达纲领批判》的注释】的消失及其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页】所代替。
直接生产者对其生存条件的控制．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为前提。这种旧的国家机器垄断着一切重要的政治决定以及执行政治决定的手段，它还拥有它会毫不犹豫地用来反对劳动群众的独立存在的镇压力量。
如果不去形式主义地使用不问时间和地点而规定下来的“抽象标准”，那末我们可以说，非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或大致上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特点就是，国家机器被置于群众之上并以独裁方式对待群众。
当群众从属于国家机器而群众与执政党之间又存在着类似关系时，非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这一特点就变得更加重要。（我后面还要再谈这个问题。）
当国家机器脱离群众并高踞于群众之上，执政的党助长这种局面而不是竭力加以反对时，也就有了再产生出政治上的压迫关系（从中也会再产生出剥削关系）的客观条件。当非生产者从直接生产者榨取剩余劳动时，当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的使用办法不决定于生产者自己时，就出现这种剥削关系；即使起决定作用的是一项“经济计划”，这也同样适用。我们也知道，即使剩余劳动的产品不是由决定使用方式的人们用作个人消费，也会有剥削。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剥削主要是以积累而不是以消费为目的的剥削。
总之，如果占有生产手段（作为国家控制的结果）的国家机器脱离群众而存在，又如果这一机器不受一个与群众有联系并帮助群众努力争取控制生产手段的使用的党的支配，我们就面对着构成再产生直接生产者和生产手段分离的那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关系。如果在这些情况下劳动力和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是用工资关系表示的，这就意味着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关系，而在中央国家机构和有关机构中占据领导岗位的人们就是从集体而言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资产阶级。
正如我们已经顺便指出的那样，如果试图提出一个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性质的抽象标准而不考虑到具体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国家和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性质、这个党的特点以及这个党的活动所遵循的方向，那就会是教条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因此，的确不存在什么不脱离（即国家机器和群众融洽一致）的“单一模型”，而只有一些符合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的具体形式。
巴黎公社、１９１７年俄国的苏维埃和中国人民政权的各种表现形式提供了这样一类融洽一致的历史范例。（在中国，既有“民间的”形式，也有“军事的”形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疑地是不脱离人民而恰恰和人民团结一致并为人民服务的第一支军队。）
历史的经验表明，由几百年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关系常常会在不能一朝一夕实行革命化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基础上重新自行滋长起来，于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关系的影响下，那些旨在使直接生产者能够自行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形式就会——如果不对这种倾向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话——自发地朝向权力机关“独立化”、即朝向群众和国家机器之间新的分离的方向转化，其结果就是重新形成政治上的压迫关系和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因此，在整个过渡时期，都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两条道路的斗争。
说一个过渡的社会结构顺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等于说这个社会正经历着一项革命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使劳动群众能够对其生存条件取得越来越大的控制权，也就是加强他们解放自己的能力。说这样的社会结构顺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就等于说它经历着这样一种过程，这种过程使劳动群众越来越从属于他们所不能控制的、因此最终只能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再生产过程的各项必要条件。这些少数人运用国家机器来确立和巩固那些使他们能够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
一个社会结构所遵循的道路总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阶级斗争使争取社会主义道路胜利的人们同争取资本主义道路胜利的人们相敌对。前者由无产阶级和与之联盟的所有的平民阶级构成；后者由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集合体所构成，不管这些势力是否属于老的资产阶级，也不管它们是否“意识到”它们政治路线的成功将导致无产阶级的失败。在国家控制生产手段的地方，资产阶级社会势力得以产生或再产生的主要场所是国家机器本身、执政党的上层以及意识形态的机构和经济的机构。无产阶级要想能够保持它的领导作用，就必须经常保持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主动权。这要求无产阶级继续保持团结并同所有那些对社会主义有同样利害关系的平民阶级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只有当无产阶级具有它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机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时，它才能具备这些条件。这又产生另外一系列的问题。
执政党的特点
这些问题的困难之处就是：为了帮助无产阶级和与之联盟的平民阶级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曾经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如果只是表面上保持“原样”，那是不够的；它的阶级性必须实际上保持不变：它必须仍然是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是因为，如果执政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那就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显然，党的无产阶级性并不取决于“自己的声明”，并不取决于它自己发誓有“建立社会主义”的意愿，也不取决于它[/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