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赏：乌有之乡一天之内的两篇置顶文章
摩罗：科学意识形态与中国近代的文化危机（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8/201109/265217.html）
要点：
五四时贤在发动并领导新文化运动之前，大多数只是当时历史舞台上的边缘人物。他们对于中国几十年来变法不成，理解为中国文化的腐朽、没落、封闭、保守导致的结果，而不认为是政治权贵拒绝利益调整导致的结果。这个判断错误是五四时贤进行启蒙运动的起点。他们一面对知识精英所承载的孔孟儒学进行激烈的攻击，一面对底层群体所代表的更加古老、更加原始的民间文化展开讨伐。当五四时贤成为中国舞台上的主流力量的时候，意味着那个代表孔孟儒学的知识精英群体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新文化运动至此成功了一半。此后的工作重点，就在于对承载中国原始的民间文化的底层群体进行文化改造和政治改造。 毛泽东作为继承了五四传统的新一代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一直眼光向下，从广大底层群体中发掘社会变革的动力。他至少从三个层面对底层群体进行改造和利用。第一，继承鲁迅、胡适的遗志，对底层群体所承载的“落后的、愚昧的封建文化”，包括传统社会中一切风俗习惯，进行毁灭性的清洗，并进而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第二，继承陈独秀、李大钊的遗志，顺应国际上普罗文化的风气，喊着劳工神圣的口号，对底层群体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利用他们的力量从社会控制集团手中夺取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第三，用准军事化的方式将底层群体主要是农民群体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过度征收农产品进行财富积累，以谋求工业的腾飞、核武器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为了国家强大这一崇高目标，农民不但失去了支配自己产品的权利，甚至失去了留下口粮吃饱肚子的权利，沦为会说话的劳动工具。 底层群体文化权利的丧失跟政治权利的丧失紧密相关。他们在文化上遭遇激烈的批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是他们日后悲惨命运的最切近的源头，后来他们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双重危机，都是从这个源头顺理成章发展出来的。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诞生了一大批像鲁迅和魏连殳这样的“吃洋教”的“新党”[10]，他们以刚刚从西方学来的人文知识为依托，对本土文化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底层群体用自己被迫缴纳的贡赋，养大了自己文化的掘墓人。几十年后，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破四旧”的政治运动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底层群体的任何文化都无法躲过精英群体的法眼，他们的思想被命名为旧思想，他们的文化被命名为旧文化，他们的风俗被命名为旧风俗，他们的习惯被命名为旧习惯，统统都在扫荡革除之列。 按照这种政治限制，他们失去了祭祀祖先的权利，他们失去了扭秧歌、跳傩舞等等驱鬼祈福的权利，他们失去了按照祖制举行婚礼、葬礼的权利，他们失去了敬拜土地庙和寺庙的权利。总之，他们所有的精神寄托、文化滋养都全部失去了，因为那一切被命名为封建迷信，不符合新时代的科学要求。当年鲁迅和魏连殳反对这些封建迷信、消灭愚民文化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他们的后代精英群体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司马平邦：当精英不再装逼时道德自然立正（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9/264973.html）
要点：
2011年9月25日，准备了近半年的陈光标“个唱”在贵州毕节开幕，让人耳目一新的是，陈光标在演唱会现场搞起了捐赠，委托当地政府向当地的困难百姓发放了3000头猪羊和113台拖拉机。陈光标表示，1个月以后将回来检查发放的情况，希望这些猪羊和拖拉机能真正发到农户的手中。但不公不做美，陈先生开完演唱会，离开贵州毕节没几天，就又传来他捐出的猪羊生病死掉十几二十只的消息，陈光标毫不含糊，声言，那些他捐给毕节困难户的猪羊，死一赔二，一定要慈善到底。
想做当代的活雷锋，还必须这样有血性。
南京有个年轻人叫彭宇的年轻人，因为伸手搀扶一个老人家被人家倒打一耙讹上，若不是法院做主，可能这个善良的年轻人会有牢狱之灾，但为什么这个终于还是守得云开见月明的真实故事却让那么多人对当好人失去信心？
旧中国有个好人叫武训，新中国有个好人叫雷锋，他们生前把当好人做好事玩到了极致，但无论是武训还是雷锋，身后亦都一直不乏一批妖魔化之的宵小在做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