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郭松民：韩德强老师的悖论 [复制链接]

按语 韩老师的错误只有小郭这文章找到了根源“韩老师一向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汤因比的文化视角研究历史博得一个“世纪伟人”可以，真正用来说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显然不及格。比如，野蛮民族入侵如何解释？我说，常见的阶级斗争实际是在两条线索上发生的，一条是民间线索，一条是宫廷线索。正常情况下这两条线索互不干扰。当这两条线索发生激烈碰撞的时候，要么宫廷线索被民间线索强力反弹回到了宫廷，民间说“我们不理睬它”！比如北宋时期；要么彻底被民间线索所俘获，大部分的阶级斗争结果都是如此。
由此延伸开来，就自然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那些所谓的文化死亡，文化中断恰恰发生在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发生严重撕裂的时代。所谓的野蛮民族入侵，恰恰是野蛮民族的两种文化有机关联，而所谓文明民族文化则是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极端撕裂。而任何文化的基础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来奠定的。汤因比只考察精英文化，不但忽视了考察世俗文化，而且还混淆这两种文化的区别，更谈不上分析各自的走向了。当然，不从最基础的阶级斗争出发，必然是瞎子在枝叶上摸索，怎么也不会感觉到其他枝叶上的东西的。
韩老师也许被某种势力绑架了，但愿是言不由衷。乌有之乡敢于对自己开刀，绝对是值得欣喜的。

韩德强老师是我尊敬的学者，我永远也忘不了，2010年，我们一起参加大学生社会实践，和同学们观看一部反映毛泽东时代英雄故事的纪录片时，他那张被感动得满是泪水的脸。所以如果要让我归类，韩老师应该被归为“仁人志士”之列。
但仁人志士，并不等于就不会犯错误。在我看来，韩老师在“首富进中央”的问题上，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仅是政治错误、理论错误，甚至还是简单的逻辑错误。
比如韩老师在“就《我支持梁稳根进中央》答复网友”一文中，做了两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个是“党的性质已经改变”，第二个是“中国面临四分五裂的严重危险”，由这样两个基本判断出发，韩老师得出结论：“我目前的心态，是当一段理直气壮的改良派”。
先说第一个判断。首先这个判断并不符合事实，否则的话如何解释“重庆模式”？当然，重庆模式还在发展变化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它的横空出世，至少证明党内还是有健康力量的，党内出现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7千万党员的大党，难道这些人都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如果真是这样，那又如何解释南街村现象？如何解释魏巍、马宾、李成瑞等革命老人的行为？如何解释乌有之乡以及各红色网站以及他们身后成千上万红色网友的存在？如何解释方兴未艾的“毛泽东热”…..
从逻辑上说，假如韩老师真的认为“党的性质已经改变”，那就应该选择做一个“革命派”而不应该做“改良派”——在“改良”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做“改良派”，那和做“投降派”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有认为党的性质仍然在变化当中，仍然存在两种可能性的情况下，选择做改良派才是合乎逻辑的。
举一个例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也可以说是一个革命党，但到了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之后，“国民党的性质已经改变”，这个时候如果革命者选择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当“改良派”，那和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想问韩老师，如果现在就是1927年10月，您将如何选择呢？请直截了当地回答我。
再说第二个判断“中国面临四分五裂的严重危险”。从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教训看，这种危险是严重存在的，我也认同这种判断。
但问题在于，认同这种判断，我们就被这种前景吓得浑身发抖，放弃争取社会主义复兴的努力，把党中央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吗？如果认定坚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就会导致国家四分五裂，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又有什么错误呢？
事实上，苏联、南斯拉夫之所以陷入分裂和内战，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内部存在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反对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力量，恰恰是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力量，或者这样的中政治力量过于弱小。是“党的性质已经改变”导致了国家分裂，而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政治力量导致了国家分裂，为了避免国家分裂，天下大乱，我们应该更加努力进行维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斗争——韩老师在这个问题，表现出了令人痛心的糊涂和混乱。
韩老师在“答复网友”一文中说我是“关门主义”和“取消主义”，这我不能接受。首先，我一向主张泛左翼的大团结，一切爱国者的大团结，谈何“关门主义”？但我同时认为，在这种大团结中，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立场的人，应该掌握联合阵线当中的领导权，应该坚持原则和底线，否则“团结”就会变成“投降”的同义词；至于“取消主义”就更谈不上了，我主张团结党内外一切健康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复兴，谈何取消？如果说改良，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改良，而韩老师的错误在于，他把“投降”误认为是“改良”了。
韩老师犯的虽然是逻辑错误，但如果深究起来，其实也还是有理论根源的。概括起来说，恐怕是“两个过了头”——一是唯心主义走过了头。韩老师一向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这次更认为既然毛泽东式的纯粹的革命者找不到，那就干脆让资产阶级搞算了，说不定还能混成个“宗主国式的资本主义”；二是国家主义走过了头。国家主义在今天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支持国家主义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国家必须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国家必须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对“国家”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行为，我们应该支持，对“国家”侵害工农大众的行为，我们就应该反对。
目前美国爆发的“华尔街革命”正方兴未艾，美国神话已经破产，这本来是一切左翼爱国者反击西化卖国势力，争取社会主义复兴有利时机，但韩老师发起的这场争论，却迫使大家不得不转向内部的争论，分散了反击的火力，这是令人痛心的。
最后我想说，韩老师一向是我所尊敬的，我一直认为他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具有独创性的经济学家，但在政治问题上，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水平。韩老师犯的错误，不影响我对他的尊敬。我推荐韩老师有空读一读《丘迟致陈伯之书》，其中“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悠高”几句，细细品味，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