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心在左边跳
对前面部分的总结
关于“官工”的问题，已经谈了很多。
第二部分谈的是“官工”甚至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都无法剥削别的工人。有同志说有些“官工”拿了“高薪”去买股票这算不算拥有“资本”。难道“民工”买股票的人还少么？那买彩票的无产者就更多了。对我们来说，股票和彩票其实是同一回事。我们买这些玩意其实跟求神拜佛没啥区别，不过只是为了有个寄托而已。这社会信息本来就很透明----有钱即可。于是有钱的人拿着透明的信息赚更多的钱。而穷人买股票彩票无非在剩余价值之外再扣除一部分捐献给资本家而已。
第三部分谈的是完备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体制”根本不存在。对此有些同志并不认同我国正是“完备的资本主义”，从而他们认为“体制”还是存在的。他们认为一定要采取西方发达国家那种制度才算得上建立起“真正”的资本主义。这种认识本来就是苏拉密理论的一个错误根源。依据这种逻辑，如今中国“民资”对国资的竞争就跟几百年前资本家跟地主贵族的斗争那样获得了某种“革命性”和“进步性”。可事实显然不是如此。
第四部分结合自身实际表明“体制”内外的工人阶级的地位是一致的。而所谓的“体制”在竞争中也是平等的----大鱼吃小鱼本来就是一种资本的平等，同时也揭示了“党”对企业的“领导”根本不会阻碍市场经济的运行，这本身也说明了是资本在领导“党”，而不是相反，也不可能相反。有同志却认为“党”至少“领导”着“政治”。可究竟什么才叫“政治”呢？小资们要求的“政经分离”完全是继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之外又一个乌托邦。连俞正声都承认“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既然如此，干嘛还需要拘泥于“议会”的形式呢？“多党议会”和“党内民主”这不都是能捉老鼠的好猫么？我在《只是下台不是滚蛋》一文就讲过，中国的资产阶级中上层是有民主的，而且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中国的人大政协正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资产阶级专政机器。
第五部分谈的是“官工”和“民工”的历史积怨，即当民工们沦为雇佣工人时，官工们却保持冷漠。而“体制小资”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积怨的歪曲反映。苏拉密经常讽刺某些“老造”（老造反派）一直停留在过去的恩怨，可他自己也纠缠于双轨制年代的恩怨。实际上，官工们早已遭到了规律的报复，他们的非资本的领地早已被占领。到此，再区分什么体制毫无意义。苏拉密笔下的“体制”不过是资本的代名词，是这个资本或那个资本的代名词。
第六部分谈的是“斗官工”只是在继续煽动工人阶级内部的历史积怨，而根本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理论“创新”。站在工人的角度，显然不是；站在老板角度，他们早就这么干了，而且干的更加出色，不但民工斗官工，而且民工斗民工，官工斗官工。因此这种理论只能给老板们“帮闲”（帮忙都谈不上）。第六部分其实是回应了第二部分---决不能把工人阶级的内部斗争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因为被奴役者的地位，本身就包含了自相残杀----否则天下劳动者相亲相爱，又怎么可能被奴役呢？所以凡是鼓励劳动者窝里斗的理论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理论。
到此，我认为，关于“官工”的问题没什么能多讲的了。
但是，“体制小资”论归根到底认为“官工”是小资，尽管这很荒谬，可毕竟是前提。由此出发，就出现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民工要去反“体制”内的资本，也即民工反官资。这或者是他的本意----既然认定官工是小资，既然他也是企图依据马克思主义来定义“剥削”，那么官工只不过是“体制”内资本的人格体现而已；又或许是苏拉密理论的一个变种----我最近就听说有人呼吁官工民工团结起来反官资，而苏拉密本人对垄断资本的态度反而是暧昧的，或者如他所说的“合作”。
因此，探讨民工是否要斗官资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得先厘清一堆很混乱的问题。有位同志在邮件中是这样表达他的困惑的：这一切太乱了，理不清头绪。。。。。。西方工人反对私有化，委内瑞拉对石油工业进行国有化，通钢工人反对私有化我们都表示支持；可轮到张宏良等人要求国进民退时，我们又反对；但是更奇怪的是，换上吴敬琏等人要求废掉国资时，我们依然反对。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真正有觉悟的工人就应该这样提问----这表明他已经注意到形形色色的人群都已对“国有”表明了态度。既然各种材料已经积累到一定的量，那么材料之间质的区别也就更加清晰。下面我就依据自身的理解完整的探讨这问题，目的是要澄清什么样的“国有”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什么样的“国有”是反动的。
西方的“国有化”
西方当前的基本制度是从自由竞争阶段演化过来。这就表明，如今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处于势力均衡中。这样，他们讨价还价的殿堂那就是“政府”。是垄断寡头给了西方“政府”存在的理由，而不是相反。所以，西方的“政府”并非市场经济的利益主体，不但“政府”不是，连同“议会”，“政党”都不是。于是，西方的“国企”---“国家”控制的企业----也就和中国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
由于惨烈的世界大战摧毁了大量的中小资本。这正是垄断寡头大显身手的时候。作为经济复苏的引领者，垄断企业必定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相当高的技术构成，从而决定了相当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占据相当庞大的份额，换句话说一个工人能结合相当大的生产资料（也就是生产效率提高的另一个说法而已）。
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份额庞大，导致大量资本被束缚在这类企业中而无法参加资本利润的平均化运动（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资产阶级内部的平均主义-----却以资本自由流动为前提，可偏偏寡头们的资本中固定资本占了大头）。
还有一个原因，由于这类产业的先进性，代表了产业的未来方向，这反过来表明其提供的商品是不成熟的，正在陷入剧烈的动荡中（快速的增长和突然的崩溃），也就意味着这些商品无法和需求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联系，尽管它们极力融入到既有的商品网络中，但是它们作为社会劳动的表现（这是价值的源泉）是不稳定的，它们和别的商品的比价也就是不稳定的了。马克思指出，对新产业，第二个接手的厂主才能赚钱，第一个一般会失败的。所有的垄断寡头都希望当这“第二个厂主”，那么“国家”就自然肩负起“第一个”的重任来。
于是，西方的国企只是垄断寡头甩出的包袱，但这包袱却对未来的福祉有重大意义。不过当下，它们只能会拉低平均利润水平。那么转给“国家”，一面让国家保本经营，实在不行用财政手段补贴（全民，包括工人阶级的税负）实在划算的很。
这样我们就能观察到西方社会存在两个“蓄水池”。首先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剩余人口。劳动者失业后就流到池子里等待资本家的挑选----大家可以注意一些大企业的网站上有个叫“人才库”的链接，那就是本企业的蓄水池，而维持这蓄水池的成本那只不过是失业保险金。
第二个就是产业的蓄水池，垄断寡头把一些利润率太低的企业甩进池子里---“国有化”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退出市场的机制----表现太糟了那就退出，以免继续束缚资本，改成用全民的税负来补贴或者仅仅进行保本经营----这也就是该池子的维持成本。
既然有退出，那就有进入市场的机制。一般产业发展中固定资本份额会呈现一条U型曲线。
比如计算机产业，刚开始很笨重，投资周期长，然后小型化个人化，单个电脑用户甚至可以做出过去一个劳动集体也完成不了的事情，这样自由竞争加剧，社会需求也不断提高，于是再次出现垄断以便完成更庞大的任务。我们不妨把这概括成：
刚开始，技术不成熟，需要投入的固定资本很多，产生对大规模集约劳动的需求----在《生产力怎样决定生产关系》我们就探讨过，此时对新生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那就是一种令人鼓舞的公有制的需求；而对西方国家，那也是“国有化”。
然后技术改良，固定资本份额下降，其实此时更多的只是固定资本的“价值”上的下降---即由于技术进步使得再生产等量的固定资本的成本降低了，但在“使用价值”上还是在绝对量上有提高，不过这已经表明单个劳动者结合劳动资料的能力的提高----我们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也探讨过，此时对已经走上轨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那就面临了一种来自生产力的挑战，即如果它们无法利用现有生产力建立更广泛的联合劳动集体，那么就不得不对小生产势力让步----因为小生产者（现实的和潜在的）觉得现在可以靠自己干更多的事了；而对西方国家，那就是对国企的私有化，让这些具备获利能力的产业从蓄水池中解套出来参与资本利润平均化----一般成熟起来的新产业总是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于是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平均利润水平得到提高。
最后产业高度成熟，竞争加剧，固定资本重新集中，为下一次技术变革积累物质条件。很遗憾，第一轮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没能熬过第二个阶段，因为它们对小生产势力让步了，它们打着改革的旗号，一方面把厂长经理纳入到经济管理体制中，另一方面把大量的劳动力个体化，迎合了由于劳动效率提高而给这些小生产势力带来的解放的幻觉。而在本阶段，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遗体上发展而来的垄断寡头再次把这些小生产势力以市场的力量反复蹂躏着----中国农村从分田单干的短暂愉悦到如今农民被资本改造成农民工的变迁过程是鲜明的例子，对西方国家来说，那意味着垄断寡头得到进一步强化，“国家”，“政府”，“政党”被控制的趋势日益加强----请注意英国政界对传媒寡头默多克窃听事件的激烈反应，有中国媒体认为默多克会垮台。怎么会呢？英国政界的激烈批判只能表明它们在资本寡头的监视下的压抑已经到了竭斯底里的程度，它们不过在发泄而已。
总的来说，资本的利润率是不断下降的。但是U型曲线中的第二阶段-----固定资本的价值上的份额降低----又在缓解利润率的下降。于是使得资本平均利润里下降是以一种趋势而不是以一种绝对的规律呈现出来。
但从上可见，西方的所谓“国有化”和“私有化”只是在资本的控制下交替进行。而工人，只能处于被动的位置。但工人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面对资本的剥削，他们不愿意进入劳动力的蓄水池，但却向往产业的蓄水池。因为在那里相对而言成了资本世界的世外桃源，尽管是暂时的。当私有化来临时，工人表示反对，从这个意义讲，他们的诉求是进步的。因为我们观察到，资本干预减弱后，工人和“国有”企业是可以存在的，这本身就隐含着未来社会主义的依据，尽管这种依据是以备受挤压的严重变形的方式表现出来。
中国当代庸俗经济学者完全接受了西方垄断寡头对国企效率低下的指责。其实这种缺陷不过只是被资本压制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三根支柱（公有制，计划经济，人民民主）在这类国企中充其量只有“公有制”在发挥些许作用----不管是西方国企还是双轨制时代的我国国企----因此它们的缺陷只能是这种不完备的变形的模式的反映，而根本构成不了对社会主义指责的理由。
但西方工人反对私有化的斗争完全是出于工人逃避剥削的本能，对这种本能我们当然要支持，尽管其斗争的成果确实有限。而且西方的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并非一个独立的完备的利益主体，反过来如果它是完备的，那也就表明已经从蓄水池中被拖出来了。工人留恋这类企业本来就表明其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向往，我们没理由不支持。但是要强调的是，单纯的经济斗争，那么工会势力再大也无法影响垄断寡头的意志。于是国企该私有化时还是要被私有化的。
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国有化
我认为“民族解放”运动至今已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了。于是在国际范围基本不存在“民族解放”背景下的国有化运动。如果实在说有的话，那是存在于张宏良之流的臆想中-----他们一直都按“殖民地”来解释当代中国，以唤起对“汉奸”的愤恨和对时局的悲情。于是他们认为自己鼓吹“国进民退”就是一种民族解放背景下的国有化运动，为此需要组建“民族统一战线”-----而我们是以“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之对立的。
张宏良之流认定当今否认民族斗争是“极左”，无非是企图把本民族中的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者们裹挟到国际资本的激战之中。
那么什么样的运动才称得上“民族解放”运动呢？它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运动中民族的资产阶级会成为无产者的同盟军呢？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任何部分在没有外力干涉下都照样可以演进到资本主义阶段。当人类的劳动超出了个人的生存需要，那么剩余劳动就出现了，从而阶级社会也就出现了。剩余产品大部分用于剥削阶级的享乐，但也有一部分用于交换，这样就产生了商业。于是，和商业共生的货币关系就开始不断侵蚀着古代社会，以致最后让古代社会中一度神圣的各种社会关系全部瓦解。商业的革命意义在于以下3点：
一，它带来了货币的积聚，这些货币形成了未来资本循环的原始本金。
二，起初商人通过牟取价差来获利，即他们通过自身狡诈的手段谋求不等价交换。但是随着商品交易的日益庞大和常态化，通过商人之手编织成日益扩大的商品网络，最后形成了商品之间的等价交换，这正是资本主义法权关系的基础。
三，商人不再满足单纯交易，开始控制生产。起初他们只是控制个体劳动者，后来他们部分索性亲自去组织生产。这样，商业反过来被生产控制，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交换而生产----出现了。
简要的回顾这些，我们能看到，不管哪个民族，只要劳动者的产出超出了个人的生存需要，那么整个社会演进就进入了自然的轨道。资本主义终究会出现。
但是进度却有很大差异。当资本主义关系在某些地方还没能彻底撕下农业社会某些表面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时，在另外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高度尖锐的阶级对立和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于是，这些发达资本侵入了那些进度慢的地区，发达资本不但把落后地区的劳动者变成了自己的奴隶，还摧毁了落后地区已经出现的“原生态”的资本。
更重要的是，资本循环总公式G—W--P--W’---G’（即拿本金G购买劳动资料和劳动力W）经过生产形成新的商品W’，然后换回扩大的资本金G’）表明：资本并不要求W一定是资本主义的，即资本家并不关心他购回的劳动资料一定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再说明白点，资本家对他买来的原料到底是另外的资本家的工厂里生产的还是在奴隶主庄园里生产压根就不关心。
尽管资本不断扩大的周转终究要把一切都卷进漩涡中，但是对资本家个体来说他不关心这个（当今某些250们却在幻想西方“支持”什么“民主”）。因此，发达资本对在落后地区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摧毁了原生态的当地资本主义（即“老师”揍“学生”），反过来用比本国更加野蛮的方式来掠夺落后地区的资源。
于是，落后地区的新生的无产阶级和落魄的原生态资本家们就形成了共同的利益----落后地区的现代民族主义诞生了。如果说落后地区的民族主义在农业社会时期还只不过是原始社会氏族的扩展，那么其现代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以外来强势资本的对立面出现的。从这意义讲，落后地区的现代民族主义本质上也是对资本的反抗，只不过出现了一个跨阶级的统一战线：本民族的劳动者和同样被外资压迫的原生态资本家（民族资本）。
民族解放运动是一场跨阶级的反抗外来强势资本的斗争。但是它又不能笼统的说成是“反抗资本”的斗争。准确的说，它是争取资本主义的革命----殖民地渴望成为全球市场的资本利益主体，但外来资本却否定和压制这种诉求，代之以在殖民地发展片面的生产力。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某些精英们鼓吹什么西方侵略让中国发展了资本主义，这是何等无知庸俗可笑无比----正是因为西方侵略打乱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对这种行径的反抗，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才有了出现的可能。否则按他们的逻辑，那么反抗侵略就应该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即工人和资本家对立的形式）出现----大家都知道这是极左的口号，大家也就在此领略到极左极右是相通的。
其实从另一方面也能看出这点---如果宗主国能多多少少让殖民地拥有市场经济的某种利益主体（哪怕是严重变形的）的权利，那么殖民地的反抗也就会或多或少的缓和下来---大家看看英治的香港和日治的台湾就知道了。
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成果正是对西方资本和其在本民族的走狗资本的国有化。通过这种国有化，落后地区的民族建立起国有资本的代理人----民族“国家”，同时还给不少人以“社会主义高潮”的幻觉（当时除了标准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国家也以社会主义自我标榜）。从此，民族国家就“独立”了，民族就“解放”了。
“自由”的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如果把这称为“微观”的话，那么作为“宏观”的对照物，“自由”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部意义也在此：它诞生了“自由”的国家，并以对西方资本“国有化”成为利益主体，正如工人也通过获取工资成为另一个利益主体。
这些“自由独立”的国家，跟资本主义社会下“自由独立”的工人没什么两样。很快，强大的西方资本就发现，让殖民地取得“自由独立”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经济兼并比政治兼并的效率更高。
民族解放运动虽然是进步的，但意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它不过是让这些国家从对宗主国的政治依附中解放出来，换以享受剥削的自由，而作为微观的对照物，工人同样从对地主的依附解放出来，换以劳动的“自由”。
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只是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但反过来强化了帝国主义的资本奴役体系，正如工人成为自由劳动力瓦解了地主封建体系，但反过来强化了资本优势一样。
民族解放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每一个人起来争取新生活的进步运动，在这个时期，“祖国”具有“神圣”的意义，多少人“为了祖国”慷慨就义杀身成仁。但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随着资本关系在全球的扩展，大部分“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跟工人一样，都成了空谈。
此时，正如列宁所说：“祖国”已经唱完了属于她的歌（但我们得注意到在列宁时代依然有大量的“祖国”仍没唱完属于自己的历史之歌）。因此再也不存在那种能动员本民族所有人积极参与的进步运动（不妨思考台湾问题），取而代之的正是劳动对资本的抗争。
当代中国跟其余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早就取得了“自由独立”，从而也就不存在沦为什么“殖民地”的危险。这些国家所有的困境都是资本周转自然形成的。
有人强迫中国出售稀土么？没有的。
有人强迫中国买美国国债么？没有的。
有人强迫中国超常规发展高铁么？没有的。
可是在张宏良之流那里，一切却颠倒成：有汉奸在故意的干这些事情，他们鼓动大家斗汉奸，最后却只能把自己成为巫师----巫师总是企图从大自然中找出作祟的魔鬼。
张宏良停留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于是他认为当代“国企”具有同等的进步意义。
苏拉密停留在“双轨制”时期，于是他认为打倒“体制”小资也具有同等的进步意义。
他们的所有言论只是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庸俗。。。。。。的特征恰恰在于，当那种在一定的已经过去的发展阶段上是新颖的创造性的深刻的和正确的见解已变得平凡陈旧和错误的东西的时候，又把它们重新捡起来。这样，它也就供认，它对于。。。。。。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毫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