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者按：此文虽然是旧文，然而仍是很给力。希望那些至今仍被张大教授等等之流，所忽悠和蒙蔽的不明真相和觉悟不高的左翼中的老中青朋友们细看。
赵高指鹿为马，而张宏良指鹿更是随心所欲……
——评张宏良《千古兴亡，亡于一相》
乱云飞渡
被称为“草根”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证券研究所主任张宏良教授在《中国崛起与东方文化复兴》一文中高屋建瓴地论述道，“以现代物理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则越来越证明了建立在牛顿经典物理学基础上的近代科学以及由此形成的西方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对世界的解释是错误的，或者说至少是片面的不准确的，而以往被否定被忽略的东方文化的解释才是正确的。”据此，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其精明过人之处完全在于他掌握并精通某种比“建立在牛顿经典物理学基础上的近代科学以及由此形成的西方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更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且还能运用这一更科学理论科来透析历史和现实。正如毛泽东同志精通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无可置疑的。
张宏良教授所掌握的“科学理论体系”理论究竟是什么呢？他又是怎样用这一理论来透析历史和现实的呢？只要我们看看张宏良教授的实践就再清楚不过了。在《千古兴亡，亡于一相》中，张大教授首先用简单枚举法归纳中国自秦汉至大清帝国覆灭以来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秦朝亡于宰相赵高；汉朝亡于宰相曹操；隋朝亡于宰相王世充；唐朝亡于宰相朱温；宋朝亡于宰相秦桧等；元朝亡于宰相哈麻；明朝亡于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魏忠贤；清朝亡于宰相李鸿章。”然后得出结论说，“中国封建王朝统一迄今二千多年，所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八大朝代，竟无一例外地全部亡于宰相。”根据这一规律性的结论，张大教授又对历史和目前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解析，“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便常常表现为皇权与官权之间的斗争，国家统一与分裂势力之间的斗争，以及维护国家利益与出卖国家利益之间的斗争。特别是爱国与卖国之间的斗争，往往都是表现为皇权与官权之间的斗争。”这就是张大教授运用他掌握并精通的比“建立在牛顿经典物理学基础上的近代科学以及由此形成的西方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科学理论腰系对历史和现实的总结与分析。透过张大教授对历史和现实的总结与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张大教授所精通的这一理论体系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早就被抛进历史垃圾里的唯心主义破烂货。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所加的注）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换句话来说，一个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都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至于某个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则完全是有限的。
秦王朝的暴政是每一个读过中国古代史的人所共知的。秦始皇灭六国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六国宫妃子嗣全都迁徙到都城咸阳的“集中营”里供其淫荡作乐，以玩物而丧其志，以此彻底杜绝六国后人反抗等隐患；为了防止外族入侵，不惜役使成千上万的民工修建长城和陵墓；为了自己享乐，还在都城咸阳修建能够承载上万名美女的阿房宫；为了自己长生不老，招集各地方士炼仙丹并到海外寻求仙药；为了防止和杜绝儒生们厚古薄今，煽动复仇和造反，一次就坑杀儒徒门生460余人……所有这些倒行逆施的残暴行为，早就为秦王朝的覆灭埋下种子。而赵高不过是一个侍宦之臣，如果没有秦始皇积怨在前，独夫胡亥伪造诏书弑扶苏、杀蒙恬、诛李斯而积恶于后，专横跋扈，指鹿为马的赵高即使有通天之力，恐怕也不可能撼动大秦江山一根毫毛，更何况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内部之间、地主阶级与旧奴隶主贵族之间、秦王朝与六国贵族之间的矛盾也都异常激烈尖锐呢？秦王朝在世上仅仅存在十五年就一朝覆亡怎么完全是宦官赵高之责任？
与秦王朝相同，隋炀帝也是凭借其父积累起来的民力和财富得以无限地施行暴政。所不同的是，隋炀帝除了征发民力大兴土木，建造仙宫圣殿，开渠挖河供其游山玩水外，还大肆招募军队，武力开疆拓土，攻西域（新疆等地）、战土蕃（今清海西藏等地）、征流求（今台湾），三次入侵高丽（今朝鲜），《隋书》曾有“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的评论。连年征兵招夫使每个贫困不堪的家庭又面临一层死亡的威胁，很多青壮年人为了为了躲避征役，免于战死不惜自断手足。隋炀帝劳民丧财，穷兵黩武，致使广大劳动者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由此导致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各地反抗压迫的起义接连不断，这才是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隋书》中揭露的，“内侍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闻之也。”这难道仅仅是罪恶滔天的宰相王世充所致？
除了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历代统治阶级还不断加重对广大农民的剥削，通过征收高额的贡赋和苛捐杂税，供其挥霍和享受。据史料记载，秦时期，每亩征收地租三分取其二，仅就些一项，就使广大下层劳动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许多多劳动者，尤其是主要的生产者农民只有像陈胜那样，替人“佣耕”才能有生息的一线希望。西汉立国以后，汉高祖亲历并目睹了秦王朝横征暴敛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因而在农业税税率上稍微进行调整，“什五税一”或“三十税一”，而对工商业者则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不仅“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而且其子孙还“不得仕宦为吏”。但实际上，贫民的负担丝毫没有减轻，“约法省禁，轻田赋，什五而税一”只不过是统治阶级骗人的幌子。正如汉儒董中舒所揭露的，“……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兴，循而未改。”（《汉书?食货志》）到汉武帝时期，苛捐杂税已经远远超过了广大贫民的承受能力，加上地主豪强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致使许多农民以及小手工业者破产逃亡。王莽新政时期，课征范围更加广泛，“凡在山林川泽里采取鱼鳖鸟兽等物及饲养家畜，又妇女养蚕、纺织、补缝；又工匠、医、巫、卜、祝及其它杂艺；又商贩贾人摆摊开店或在邸（客舍）营业，都得向钱府报数，除去本钱，纳税什一分之一”（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卷第127页）。
不仅如此，早在汉文帝时，西汉就开始实行“入粟拜爵，除罪”的办法。孝景帝时，“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于是“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至此始也。”（《史记?平准书》）此外，历代统治阶级还通过严酷的刑罚加强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统治，稍有反抗便施挞罚。轻则棰杖，重则罚金没帛，再重入官为奴，直至枭首弃市。如秦法在“奖励耕织”，发展农桑与畜牧业的同时，对“事末利”的工商业者与“怠而贫”的游食之民一并予以打击。“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炀帝时期，由于“外征四夷，内穷嗜欲，兵革岁动，赋敛滋繁。有司皆临时迫协，苟求济事，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于是，隋炀帝便“敕天下盗贼以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百姓转向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九年，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自是群贼大起，郡县宫人，又各转威福，生杀任情矣。”（《隋书?刑法志》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虽然繁荣，然而刑罚则更为残酷。“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资治通鉴?唐纪?二十》）“请君入瓮”这一刑法虽未记入唐人法典，但“瓮”作为一种残酷的刑具，至少说明武则天时期的酷吏周兴和来俊臣二人曾经使用过。而国民党时期对犯人采用的上老虎凳和烙铁烫比“请君入瓮”之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统治者阶级残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使广大贫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此导致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和加剧，这才是自秦至大清直至蒋家王朝覆灭的历史根源。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的，“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然而，在张宏良教授看来，不仅一个历史人物可以使一个朝代灭亡，而且甚至“女人的价值取向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张宏良《妇女的价值取向决定民族的发展方向——为〈一个女人眼里的毛泽东〉所作按语》）。这种纠集一点不及其余的唯心主义观点充斥在张宏良教授每一篇激昂澎湃的文章之中。我们且不说其罪恶目的，那么，自诩为“毛左派”的张宏良教授用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歪曲历史，否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用不负责任的态度欺骗青年学生和工友们，到底是何居心？我们不禁要问，张宏良教授，你反对洋奴买办和卖国贼所采取的策略，用得着用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歪曲历史，否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吗？
张大教授形而上学猖獗不仅在于用唯心史观歪曲历史，而且还在于公然强奸民意，为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翻案。在这篇充满唯心主义谬论的文章中，张大教授恬不知耻地论述道，“作为皇权最高代表的慈禧太后，不明白天下权力和资源已尽数落入宰相手中，所谓皇权的统一领导，只不过仅剩下一副空空皮囊，可她仍然不甘心接受洋务运动已变成洋人瓜分中国的运动这一基本事实，毅然决然对西方列强十多个国家宣战。”在张宏良教授的眼里，哪怕一个恶贯满盈的人，只要他做出一点点善举，哪怕是做做样子欺骗百姓，老百姓就得感激涕零。稍微读一点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大清帝国最大的卖国贼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太后。当年，慈禧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之前，义和团运动已经从山东发展到京畿，数万抚清灭洋的义和团战士进驻京师，导致京师一片混乱，慈禧太后惧怕义和团尾大不掉。更主要的是由于列强各国公使联合逼迫她归政光绪帝，慈禧太后盛怒之下贸然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让义各团和各地人民群众与洋人互相残杀，最后自己得渔翁得利。然而，握有现代化武器的帝国主义列强迅速击溃了手执大刀长矛的义和团，接着攻进北京城，恶贯满盈的那拉氏为保全自己的老命便仓皇逃离京城，临走还没有忘记把支持光绪帝变法的珍妃投入宫井中。正是这个被张大教授当作“爱国志士”颂扬的慈禧太后，这个曾经残酷镇压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血腥屠杀戊戌变法人士的刽子手，在中日甲午海战一触即发之际，还“依然决然”地挪用北洋海军六十万两白银的军费庆祝自己的六十寿辰。这一位专横跋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大清帝国“皇权最高代表”者为了发泄自己的私愤而贸然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的事实，为什么到了张宏良那里就成了“依然决然”的“爱国”之举呢？
张大教授指责指鹿为马的赵高是亡国灭种的罪魁祸首，而把伪造诏书弑扶苏、杀蒙恬、诛李斯的独夫胡亥从私设的暗道中放走，与他一惯为中国最大的买办——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开脱罪责完全是一脉相承的。由此看来，赵高指鹿为马的本领与张宏良教授比起来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赵高指鹿为马，是因为鹿的生活习性、食物来源、运动方式以及体形与马极其相似。而张宏良教授指鹿则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随心所欲，不要说生活习性、食物来源、运动方式，甚至连形似也根本不需要加以考虑。我们再回头看看他在《国庆盛典下的尖锐对立，党群一体化的历史选择》中的论述就更清楚了。“无论一个人、一个政府、一个朝代邪恶到什么程度，只要他还讲一点点儿天理，还有一点点儿天良，还守一点点儿天道，人民就仍然会继续接受他，承认他，甚至保护他，鼓励和推动他重新回归正途。”稍微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看出张宏良教授的司马昭之心：只要能为他的主子开脱罪责，只要能达到转移工农群众斗争方向和矛头的罪恶目的，什么捏造历史，歪曲事实，张大教授是全然不顾的，即使用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来比喻自己的主子也在所不惜，这还不够疯狂吗？正因为如此，张宏良教授才敢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之欢心”的慈禧太后当作一个“爱国志士”加以颂扬，并寡廉鲜耻地谴责，“中国后来的买办汉奸为了给自己保留后路，却把卖国罪名反手扣在了对外宣战的慈禧太后头上。”这的确是振聋发聩的高论！
不仅如此，在张宏良教授心中，甚至连昏聩之极宋高宗杀掉爱国名将岳飞也是饱函“正义”的“爱国”行为，“老百姓之所以让秦桧骂名千古而不提赵构，是因为赵构杀岳飞至少还是为了保住国家”。这是多么公道、多么富含正义的评价啊！被视为洋奴买办卖国贼的厉以宁说，“中国应该持续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因为不这样做，中国的GDP就要掉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失业。”“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按照张大教授上面的思维逻辑，这难道不是“至少”在口头上“还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崛起和富强吗？河南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面对记者的镜头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按照张大教授上面的思维逻辑，这难道不是“至少”在口头上“还是为了”“党”的利益吗？这就是张宏良教授指鹿为鱼、指鹿为鳖甚至指鹿为山石草木的无耻逻辑！按照这种逻辑，我们这些草民百姓还用什么标准去判断是非？真是无耻至极！按照这种逻辑继续推论下去，我们还会得出下面这样的结论：假如有一天张宏良教授发现绿头苍蝇趴在某个洋人屁股上吮血，那么，我们的张大教授肯定会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茅厕里的绿头苍蝇吸吮洋鬼子们的鲜血，‘至少还是’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请问张大教授，我们是不是应该给这只具有高度“爱国主义激情”的绿头苍蝇颁发一枚爱国勋章呢？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候，为了转移工农群众的斗争方向和矛头，为了维护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服务，更为了替自己的主子开脱罪责，张大教授不惜采用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等手段捏造论据，为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慈禧太后、宋高宗赵构之流翻案。这种恶劣行为与信口雌黄、满口喷粪的反毛反社会主义斗士袁腾飞之流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不禁要问，张宏良教授，你反对洋奴买办和卖国贼采用的方法和策略，用得着如此捏造事实，歪曲历史吗？
张宏良教授在文章中还论述道，“官僚买办集团豢养的汉奸文人，总是把卖国解释成是制度问题，中国的买办汉奸等极端右翼势力，可以说是无一例外百分之百地变成了马克思‘制度决定论’的拥护者。所以会出现反马克思主义者疯狂拥护马克思的‘制度决定论’这种荒谬情况，其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汉奸文化这个真正根源。”这完全是胡扯八道！是张大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别有用心的诬蔑和歪曲！马克思主义与张宏良教授说的“制度决定论”根本没有丝毫的相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任何一部著作，从来没有关于“制度决定论”的相关论述。洋奴买办卖国贼不管怎么胡说八道与马克思扯不上任何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社会制度则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东西。因而，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既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由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作为政治法律制度的总和既社会制度仅仅对经济基础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官僚买办卖国贼把中国目前乱象横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他们的发明，他们只不过重复了某党某政府的政治谎言。从某党和某政府发布的红头文件以及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都不难看出，某党至今把自己当作毛泽东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把他们复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的论述和欺骗性宣传比比皆是。而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被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通过政变建立起来的反革命政权镇压、屠杀殆尽，另外一些真正的共产党人也在“揭批查”、“清理三种人”等反革命运动中先后被清洗掉，剩余那些还戴着“共产党”桂冠的人不过是混进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而已。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大部分蜕变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也在邓氏党徒三十多年来以一惯之的改革开放中一步步地被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在三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过程中，被某党和某政府潜移默化地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也是某党和某政府为什么都一致拥护和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建国以来若干历史决议”，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目前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由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决定的，不是某党和某政府和某些文痞们用几句谎言就能否定得了的，更不是张宏良之流用几句“红色口号”就能掩盖住的。
洋奴买办和卖国贼裸裸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发自他们肺腑的，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与某党和某政府不同的地方只是，他们反对“共产党”是因为蜕变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某党依然戴着“共产党”的桂冠，做着法西斯主义的勾当；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是因为蜕变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某政府依然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干着法西斯主义的卖买。他们主张民主、人权、平等，主张摘掉“共产党”的假面具，不过是希望某党能够让他们与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享受同样的民主权力；他们主张某政府脱下“社会主义”这件骗人的“皇帝新装”，不过是希望按照美国式的民主国家改造中国。而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与某党某政府则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官僚资产阶级用中国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税收豢养的走狗和文痞张宏良，打着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旗号，不过是对工农群众的恶意欺骗，其罪恶目的就为了把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向转移到几个洋奴买办和卖国贼身上，为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继续剥削、压迫和奴役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服务；官僚资产阶级豢养的走狗和文痞张宏良打着“毛左派”的旗号捏造事实，歪曲历史，竭力鼓吹“阶级和解”论调，以此反对洋奴买办和卖国贼，实质上是为了否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掩盖现存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才是张宏良之流声嘶力竭地反对洋奴买办和卖国贼的良苦用心。我们不禁要问，张宏良教授，你反对洋奴买办和卖国贼采用什么方式和策略不行，为什么非要采用歪曲马克思主义这种卑劣手段？如果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无所知，那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毫无疑问，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一样，都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凶恶、最残忍、最危险的敌人。然而，每到一个历史关头，张宏良教授都会跳了出来披着“毛左派”的行头表演一番，打着反对洋奴买办和卖国贼的旗号欺骗工农群众，转移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向和矛头，以此表达他对自己主子的忠诚。目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已经把工人阶级逼得走投无路，在阶级剥削越来越残酷、阶级压迫越来越血腥的今天，全国各地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觉悟，工人阶级通过罢工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已经席卷中华大地，张大教授已经深切地感到自己那把奴隶的椅子已经坐不稳了。因此，在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张大教授为了做稳奴隶，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为保卫他曾经做稳了奴隶的资本主义制度忘我地奋斗，这也是由他自己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现在，张大教授又提出“千古兴亡，亡于一相”这一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谬论，并且还恬不知耻地说是“中国老百姓”总结“概括出”的“一条历史铁律”，矛头所指具体而分明，这又是为了实现他的什么目的呢？
万变不离其宗。其实，透过张大教授这篇充满唯心主义谬论的文章我们就不难看出，张大教授这次几近裸奔的精彩表演，不仅是为了否定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不仅是为了把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向和矛头转移到为数极少的汉奸、买办和卖国贼身上，为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而且也是为自己的某些主子拉选票，更是为了将来转变高呼“万岁”铺下一块垫脚石。转承启合，左右逢源，我们的张大教授实在是太高明了！多少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清楚，目前某党十八次大会召开在即，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换届选举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各种政治势力暗中角逐也早已拉开帷幕，张宏良教授再次祭起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哲学的思维方法提出“千古兴亡，亡于一相”这条所谓“中国老百姓才会概括出”的“一条历史铁律”，不过是为他曾经在某地组织“唱红打黑”的另一主子“入常”呐喊助威罢了，是为其代表的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争向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争夺更多榨取剩余价值的机会罢了。在张宏良教授哪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被压迫、被剥削和被奴役的痛苦，不过是他所代表的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争权夺利的筹码。因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被彻底消灭，即使把洋奴买办卖国贼统统杀掉，一个不留，中国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地位都不会有丝毫改变；只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没有被推翻，即使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统统赶出中国，中国工人阶级被压迫、被奴役的阶级地位都不可能有丝毫的改变。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