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项观奇
这是一段捱整的往事。讲了三个小时,被整了三年不止。要不是毛主席那段著名的批示保护了我,可能情形更糟。但是,谈不上痛苦,回忆起来,那时真是斗志昂扬。也许是这些磨难,使我眼见一个个『战友』累了,停了下来,或者,看破红尘,去信佛,但我却更多感到的是紧迫感、责任感。革命二字,对我依然神圣,令人鼓舞。
这次捱整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当时所作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辅导报告』以及当时写下的一份<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保留了下来。最近重读了一下这份材料,觉得还有价值,于是,花了十几天时间,输入了计算机。本来不用这样费事,我手边有一个汉王识别机器,但是不会用,本来几分钟的事情,用了几天。人老了,就是有不足,不服老不行。
那是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事情。当时刚发表了毛主席的理论指示。中央发了文件,号召全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展开学习。二月十九日,济南尼龙研究所的同志,到山东大学政治系找辅导老师,没有人承担。系主任王蝉同志就带着这位同志,直接找到我宿舍,问我能不能去讲讲。我是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些研究,但对主席的指示,也是刚学。可是,人家找到了门上,而王蝉同志又很信任我,劝我去一趟。我就勉强答应了。当然,也说了实话,恐怕讲不好。
只有两天时间,写稿是不可能的。就是理了一下思路,找了几张列宁的语录卡片,并以<论纲>为基点,想了想大体说什么。定了三个题目。就真去了。
祸也就这样惹下了。批邓的时候,我写了『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说明这件事,看似偶然,实际是必然,是一场理论上的阶级斗争。现在还是这样看。只要读一下我那个报告,你就不会怀疑这一点。
决意要整我的是省委书记白如冰同志。而他的对立面,不仅是我,还有广大工农兵学员,还有广大教职工,还有校领导,大家都不通,都顶在那里。最后惹得由中央委员张延成同志带队的省委工作组进驻山大,实行全面围剿。受我株连的领导和同志们太多了,至今想起来,还是深感歉意。
因为围剿的规模太大,影响也就太大。于是,新闻机构纷纷写报告到北京。后来,姚文元汇总全国各地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很关心,写下了那个著名的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
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当时并没有传达。所以,一时也没有落实到我身上。白如冰同志也不知道。后来,大概在秋天,他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主席的这个指示,他打电话给济南,叫停止再继续整我。毛主席保护了我。
山大这时的领导,是重新回来工作的原副书记孙汉卿同志(原书记是成仿吾同志),他运动初在山大捱整,回来自然要算帐。但他捱整时我还在复旦,不欠他帐。我68年到山大后,他还没走,对他还是尊重的。他回来,却抓着我不放,大概因为我是造反派观点。(前两年去看望他,很亲切。)大批资本主义复辟。在他手下,等到主席去世后,我又属于清查对象了。又是好几年。我才恢复工作。
我参加文革,没有什么罪状,既不算『三种人』,也没搞打砸抢,就是『言论罪』,老捱整。89年销毁整我的材料,拉倒。我既不感谢,也没意见。整我不对,我怎能还感谢。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嘛,有个屁意见。一场锻炼而已。
唯一令我感到光荣的是毛主席保护了我。姚文元的报告没有公开,我的遭遇是怎样写的,我也不知道,主席看到我的『辅导报告』了没有,我也不清楚。这有待今后档案解密。但主席保护了我是事实,那几句话是很清楚的。看了我的『辅导报告』和我捱整的事实,不会有第二解。
1976年9月8日夜,从不失眠的我,就是睡不着。只好起来,在月光下的操场上散步,而此时,主席离我们而去。那个夜,至今历历在目。巧合?还是心连心?
作为一名受过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战士,作为一名受过毛主席保护的红卫兵战士,有幸能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路线,反对修正主义,战斗到今天,这是一份光荣,而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靠我所宣传的思想——伟大的毛泽东主义支撑的。
我现在的唯一心愿就是继续这分光荣,为保卫毛泽东主义,继续革命,永远革命。
2011.1.8于德国马克思的家乡红思屡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