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仁同志承包了多少耕地？ [复制链接]

欣慰地看到，政治犯的后代，又成为了新地主


问题是他家在农场也只代表很少的一部分人，而且他的儿子当副队长，所以他们属于特权阶层，土地是被他们几个官垄断的，一个连队的土地不是平均分配的，能多承包地的首先是队长、书记、完了农业副队长，机务副队长，会计，出纳、统计、粮食保管员，地号员，然后是队长书记的亲属朋友，当然还有很多队长上面的官也在下边的队里包地，他们的顺序要排在那些一般的小管事的之前。你普通职工想多包地，现在连一点门都没有，普通的只有他们规定的口粮田，多的一人30亩少的也就20亩。这个在农场有世袭的势头，就是，你多种地的好比500亩或1500亩，这个地你以后就年年种了，就是名副其实的地主了，所以你有地的就每年有钱赚，但只有20货0亩地的也就永远只能总那些了。这就是特权，这就是农场的政策，一切都是那些官说了算啊。但听说也有的农场的所有土地是所有的职工平均分配的，但不知这样的又多少。这个中央台的记者肯定只是看了个表面，就宣传，但漏了吧。糊弄不了人民的。




自曝“一年收入二三十万”，黑龙江农民刘贵夫最近被广泛关注和质疑。事实上刘贵夫不是普通农民，他是国营农场的职工；他体现的不是普通农业状态，而是农垦经济。

在黑龙江农垦区，实行特别的土地政策，土地并不按人头分配，而是承租制，并且相对地多人少，职工可大面积租地机械化耕种。在粮价上涨背景下，耕种大户实现“高收入”。

经过粮价从贱到贵的历史，农场土地从分散到相对集中，职工耕种土地多少不等。如何分配土地面积，成为农垦区基层官员正面临的一个问题。

一侧是晨风卷起芦苇黄色的波浪，一侧是望不到边的翻过的黑土地，几公里远处，黑龙江汤原县境内，梧桐河静静流淌。

梧桐河农场，黑龙江农垦系统114个农牧场之一，属于国家战略储备粮基地。10月18日，穿行在农场的田埂上，刘贵夫兴致勃勃。

这名49岁的梧桐河农场职工，因为“上了新闻联播”，最近成为当地“焦点人物”。

此前，10月7日，刘贵夫对着央视的电视镜头说，他承包约500亩地，靠种地一年轻轻松松挣二三十万元，另外国家还“白给”好几万的农业补贴。

刘贵夫的这段话引来很多网民质疑，不少人认为他是“托儿”，还给他取名“白给哥”。

刘贵夫则称自己说的数据是算过账的，“30万是保守估计”。

18日这天，走在田埂上，出租车司机、24岁的何峰，神情有些恍惚地看着侃侃而谈的刘贵夫。

稻田里，刘贵夫的儿子刘岩龙在收割机驾驶室向何峰打招呼。何峰跟刘岩龙是小学、初中同学。何峰初中时辍学打工，如今买了辆小车在场部跑出租。

何峰家只有4公顷地，这在梧桐河农场中几乎算最少的。早些年种地不赚钱，何峰家放弃了一部分承包权，“那时哪能想到种地也会发财”。

“刘四轮子”务农

农垦区的“大锅饭”体制结束后，全面推行家庭农场，刘贵夫从那时开始种地

刘贵夫习惯自称是“1连”的人，还会说自己“在18连队还有地”。“连”、“连队”，这些称呼还沿袭着黑龙江农垦人的习惯。

1947年，第一批复转军人，在“北大荒”建立了第一批机械化农场。“北大荒”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则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王震率领10万复转军人进行的。

当年，除粮食生产外，农垦大军还担负屯军备战的职能。农垦分局被称作“师”，农场被叫做“团”，各个队就叫“连”。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介绍，梧桐河农场的历史是从1950年开始的，开荒者主要是“劳改犯”。

今年66岁的张桂森是3队职工。3队当年叫3连，主要是“政治犯”，张桂森的父亲曾被押解于此。1965年，农场向国营农场方向改造，张桂森从河北搬来与父亲团聚。当时有许多“刑满释放者”自愿留下。

张桂森记得，那时从天南海北赶来的年轻人汇聚于此，和他家一样，在梧桐河落户扎根。

昔日的军人与“犯人”如今在村头碰在一起，偶尔还互相打趣，“当年还是我押你过来的”。

根据公开的数据，至1985年，先后有14万复转军人、5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青和大批地方干部，以及无数黑龙江农民开赴“北大荒”。

1978年，16岁的刘贵夫，随母亲从佳木斯迁入梧桐河农场定居。记忆里，那时“穷，穷得叮当响”。

后来刘贵夫借钱买了辆小型农用车，在场部跑运输。那是1982年，农用车是稀罕物。刘贵夫在家排行老四，人们给他取个绰号，叫刘四轮子。

当时普通职工一天收入几块钱，刘贵夫一天赚10几块，农忙时甚至日进100多。

1985年，是黑龙江农垦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大锅饭”体制结束，垦区全面推行家庭农场制度。

这一年，梧桐河劳改农场的建制被取消，成立国营农场，隶属黑龙江农垦总局宝泉岭管理局。

刘贵夫也在这一年开始种地。在他的记忆里，之后的十来年，种地不怎么赚钱也不赔钱。农闲时，刘贵夫就开着“四轮子”到场里拉活儿，贴补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