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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从“主人”变为“奴隶”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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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从“主人”变为“奴隶”
发布: 2011-11-02 08:05 | 作者: 不老翁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186 | 回复: 0

工人阶级从“主人”变为“奴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取消“阶级斗争”理论,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鼓厉发展私有制,允许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经济建设的确大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确也提高了,但是党风和社会风气也大大地败坏了,工人阶级却从国家的主人变为奴隶。




张莉同志在宁夏《党风廉政》上撰文指出:当前反腐倡廉中有八大怪。第一怪是腐败分子的出生率远远高于死亡率;第二怪是笑贫不笑腐;第三怪是竟不愿腐败分子下台;第四怪是反腐拒贿的好干部竟当不了先进;第五怪是领导本来必须做到的事情,竟变成了“郑重承诺”;第六怪是能干的贪官竟吃得开;第七怪是主持正义的人工作越出色危险性就越大,好干部受到生命的威胁(抚顺的县委书记李显英被杀害了,阜新市纪检干部陈明也被歹徒刺成重伤);第八怪是“黑手”理直气壮地攀比“黑心”,腐败分子竟互相攀比,你贪污百万我只有几万,是小儿科,犯了罪还理直气壮。




大批的国有企业倒闭,(当然有的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必然要被淘汰)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度日艰难。投机钻营者、走私偷税者、利用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们富得流油,下岗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弱势群体穷得可怜。从此中国贫富差距悬殊。在社会主义中国这块土地上新滋生的官僚、大款、资本家理直气壮地剥削工人阶级的血汗有功,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他们有的为富不仁,贪官和奸商勾结,重新又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忠厚老实的遵纪守法的劳苦大众又吃苦受罪。这不是从国家的主人又变为奴隶吗?




从今天的社会现象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当年毛泽东时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同志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好像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人从诞生、成长、到老直至死亡有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政党也一样,在她诞生发展阶段,她所代表的是当时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所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推翻了失去民意的统治阶级,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当他们从被剥削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以后,如果这个政党的领袖不从严治党的话,这个政党就会逐渐滋生腐败,最终走向灭亡。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腐败就没有改朝换代。这就是历史的大循环,如果说一个政党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的话,那么,中国两千多年来就没有改朝换代的历史了。所以,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代或第三代身上。




毛主席为了使帝国主义预言家们的预言破产,为了保证我们共产党不改变颜色,使党中央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里,防止修正主义篡党夺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蜕化变质,所以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惜的是他老人家年纪已大,来不及解决党内腐败问题就去世了。更可悲的是毛主席的本意被有些人篡改了,打击面扩大化了,结果酿成了后人评说的所谓的“十年内乱的灾难”。正因为毛主席代表了广大劳苦大众的最根本利益,得罪的是国家干部中既得利益的想享乐腐化的特权阶层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老人家百年以后,难免会受到这些人的诽谤和唾骂,所以才造成当今青年一代对毛泽东不好的印象。




如今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三讲教育”、“文化市场的整顿”,以及“打黑、扫黄斗争”,其目的也不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干部蜕化变质吗?今天的反腐败斗争就是我们党内思想领域斗争的继续。当年要打倒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蜕化变质分子”,而今天要打倒的是党内一小撮“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当年的做法是放手发动群众,结果造成了无政府主义。今天依靠纪检部门单枪匹马反腐败,再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反腐败又反不下去。腐败分子往往掌管了地方党政大权,公检法又在他们的操纵之下,是反不彻底的。这里举几个例子进一步说明走群众路线是反腐败的必要条件。




河南省舞钢市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镇长吕净一同志举报舞钢市委书记李长河的腐败问题,吕被李诬陷坐牢一年之久。在这期间李非但不受处理,反被提升为平顶山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冤案出狱后吕净一继续越级上告,举报信又落到李的手里,李凶相毕露,派杀手闯入吕家,其妻钟松琴被刺身亡,吕被刺伤14刀,因命大获救,记起歹徒的车号才将此案告破。要是吕被刺死,腐败分子照样还逍遥法外,继续还会节节高升,多少正义之士,还要继续受他的迫害。你说老百姓谁还敢举报?




临海原市委书记苏××也是如此,越腐败提升越快,因为他们手中有钱可以向上级贿赂买官。




黄岩供电局长潘某也一样,王桂生师傅七封举报信都落到潘某的手里,要是没有《焦点访谈》曝光,王师傅的冤案等到何时何日才能平反昭雪?




温岭市的张、王大案也是如此,市长周建国、公安局长杨卫中都是黑社会势力的保护伞,怂恿张、王在温岭横行霸道达五年之久。也是温岭一批正义的老党员自发地暗访腐败分子的罪证,举报到中纪委,在中纪委督促下,由省纪委立案才查清这起大案。要是我们上级纪检部门能主动出击,依靠发动群众,打一场反腐败的人民战争,那么不管腐败分子权力有多大,职位有多高,腐败分子再狡猾也逃不脱已经觉悟起来的人民群众之手。




长在共产党自己身上的毒瘤,单靠自己给自己动手术恐怕不行,好像医生自己身上长了毒瘤,总要别的医生给他动手术。这是妇幼皆知的道理。




党的统一领导,人大民主监督,这就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现在很多地方,党、政部门错误的决策,遭到人大的反对,但由于“要和党委保持一致”为理由,使人大监督的意见显得软弱无力。现在不少省、市、县都是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我认为还是分设为好,更有利于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表面看来是为了加强党的绝对领导,事实上却削弱了人大的监督作用,致使党委主要领导处于无人监察督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腐败。



群众说,贪官也有[三个代表],他们是官僚的代表,老板的代表,农村恶势力的代表。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如今不少地方的官员的确是这三个方面的代表。要是这样,那么我们离帝国主义预言家所说的和平演变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第三代身上的现实就不远了。从这一点意义上讲,当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只不过是第一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方法也欠妥。从今天新生的资产阶和官僚统治中国的现实已经让全国人民看清了在党中央领导人中,谁是代表广大民利益的,谁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谁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谁是要搞资本主义复壁。今天的现实不是给人民一个明确的回答了吗。因此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真确的,是必要的。根本不是后人所说的,毛主席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错误的时候,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要是毛主席还年轻,把文化革命搞得更完善一些,搞得更彻底一些,再选好接班人,官员也不会今天这样腐败。劳动人民也不会重新吃二遍苦,又重新受新的官僚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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