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10）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10）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十节  广州军区解散省革联
    本节资料

    一、省革联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全家学语录》
    在收割晚造期间，广东省恩平县横陂公社横平大队严村第一生产队的社员，订了一条公约：禾地塘晒的谷没有收起来以前，社员饲养的三鸟一律不得放出来。一天，不知是那家的鸡闯出了笼子，走到禾地塘里去了。社员罗仙，以为是别人放的鸡，便把自己的鸡也放了出来。社员们看见了，意见很大。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仙的丈夫郑栋。
    当天吃晚饭的时候，郑栋对家里人说，咱们先学一段毛主席语录，再吃饭。然后叫他的一个儿子领读。儿子读一句，大家跟一句：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读了语录后，郑栋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可是，今天我们家却违反队里的公约，把鸡放出去，吃了集体的谷。这是什么思想？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吗？”罗仙不好意思地说：“鸡是我放的。今天早上，我看到禾地塘里有几只鸡，以为是别人放的，便也把鸡放了出来。这说明，我还有私心，没有学到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她的儿子郑盛准接着说：“妈！你这样做可不对呀！就是别人放了鸡，我们也不能放呀！这就是自私自利。”罗仙虚心地接受了儿子的批评。
    郑栋见妻子认识了错误，高兴地说：“今晚我们结合实际学习毛主席语录，学得好，用得好。现在咱们开始吃饭吧！”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对冲击广州军区各造反派的命令
    命令（一）
    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
    我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捍卫和执行最高指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昨晚部分同志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和无命令自由抓人打人，是直接违犯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的，是一种错误行为。广州军区坚决维护军委命令，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你们分清是非，立即离开军区机关营区。
    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昨晚所发生的事情，纯属于军队内部的事情，请你们不要介入。请你们自觉捍卫毛XX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立即离开军队营区。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十七时三十分
    
    命令（二）
    一、军队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今天下午十七时三十分军委已经下了命令，要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你们没有执行，现再命令你们立即撤退。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即向北京打电话或派代表来北京解决。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二、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广州面临港澳，情况非常复杂，希望你们提高警惕，不要介入这场冲击，应该坚决拥护最高统帅的八条命令。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二十时三十分
    （来源：根据台湾《中共研究》编辑部编《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台北：1973年4月出版）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关于了解广东省委领导干部情况等问题的批语
    　　一总理：
    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黄永胜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二　　总理：　　同意这样做。　　毛　泽　东　　二月廿八日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本篇一是毛泽东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报告后写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广东方面同志有黄永胜、陈郁、赵紫阳、陈德（当时任广东省军区政委）、区梦觉等七人。　　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阅后，又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２〕　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委。区梦觉，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　　〔３〕　陈郁，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省长。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宣布对广州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军管布告宣称：
    一、军事管制之后，必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保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二、军事管制小组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支持公安厅、公安局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实行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建立以毛泽东思想统帅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公安机关。
    三、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的全体革命干、警和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在军事管制小组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坚守各自战斗岗位，认真履行职责。对于抗拒军事管制，消极怠工、擅离职守、自由行动、违抗命令以及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者，则一律依法惩处。
    四、从军事管制开始之日起，外部群众组织派驻公安厅、公安局及其所属机构的代表应立即撤离。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冲击和扰乱军事管制的公安机关。外部群众，一律不要到公安部门进行串联。
    五、全市革命人民，各革命群众组织，应积极协助军管小组和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革命群众对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有意见，可向军管小组反映处理。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擅自抓走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
    市公安局宣布军管一小时后，省革联驻公安局监督小组，即交出了小组的印章。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
    当天下午3时，广州市隆重召开有部队、群众组织、干部代表五千多人参加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大会。
    黄永胜在大会上讲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议，是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正式宣布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从今天起，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全省，对全市实行军事管制和统一领导。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我们表示最热烈地拥护！最坚决地贯彻执行！"
    黄永胜公开批评了省革联："省、市人委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广东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得较晚，革命左派还需要在斗争中成长和联合起来；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就把一个省的大权轻率地让给了'省革联'的一小撮人，而'省革联'在接权以后，又唯我独'左'排斥革命左派和人民解放军，抵制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这不仅妨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而且也对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黄永胜宣布军管的任务是：
    "一、坚决贯彻执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的作用，积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早日实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起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胜利地实现夺权斗争，彻底地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掀起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生产的班子，狠抓工农业生产的关键性措施，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工农业生产计划，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反革命经济主义。
    "三、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坚决反对右派，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彻底粉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逆流，保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正常进行，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黄永胜、刘兴元、詹才芳、温玉成、陈发洪、邱国光、江燮元、阎仲川、任思忠、吴富善、吴瑞林、陈德、黄荣海、王道全、邓秀芳。主任黄永胜，副主任刘兴元、陈德。
    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组织小组、宣传小组、无产阶级专政小组、文化革命小组、文教小组、统战小组。生产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计划小组、农林水小组、工交小组、财贸小组、卫生小组。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黄荣海、江贤玉、阳震、罗兴洲、张鸣夫、鱼鉴、高宋卿、汤林、徐良、江田。主任黄荣海，副主任江贤玉、阳震、罗兴洲。
    省军管会部队干部总人数为1519人，军职以上八人，师职44人，团职253人，营职315人，连职以下899人。市军管会部队干部总人数132人，师职以上14人，团职27人，营职52人，连以下39人（不包括在省军管会内）。
    全广州一片沸腾，"毛主席万岁！""向解放军学习、致敬！""热烈祝贺省、市军管会成立！"的口号声，响彻全城。拥护和支持省、市军管会成立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贴满街头。各群众组织举行五花八门的庆祝活动，到军事机关、省、市军管会报喜的队伍，络绎不绝，仅当天晚上，就有21万人到省军管会报喜。
    刚好在广州访问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也兴致勃勃地跑出来接见报喜的群众。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广州市军管会发布第1号布告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广州市自1967年3月15日起，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广东省军事管破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全市实行统一领导。为了贯彻执行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第1号布告的要求，必须：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把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踞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二、坚决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生产的班子，组织和领导好生产。当前首先动员一切力量，大力支援春耕生产，多、快、好、省地完成工业生产计划，积极搞好财经管理、交通运输和市场供应工作，保障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需要。
    三、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做好治安保卫工作，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对过去清理回乡而又窜回城市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应坚决清理回农村，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之下，进行生产劳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治安，破坏生产、交通和扰乱市场者，依法惩办。
    四、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翻案，违者，必予制裁。
    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把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
    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以及回乡生产的干部，都应当遵照中央指示，迅速离开广州市，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春耕生产。
    七、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希望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提高警惕，坚决支持和维护军事管制。对那些抗拒与破坏军事管制者，依法惩办。
    八、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把广州市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努力奋斗！
    此布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军管小组陆续进驻各重要地区和单位。
    单位名称          军管时间    军管小组人数
    省委办公厅机要局   3月15日   5
    花县               3月15日   30
    从化县             3月15日   16
    文冲造船厂         3月25日   15
    省航运厅           3月29日   34
    中科院中南分院     3月23日   10
    广州海关           3月26日   13
    南方日报社         3月30日   7
    省水产厅           3月30日   17
    第二轻工业厅       4月2日    7
    
    （三）中央处理广东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主要内容是：
    一、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
    二、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了派往交易会的工作人员以外，不要另外组织人员去交易会参观。
    三、所有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和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
    四、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来商人的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
    五、交易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不要再作变动。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的讲话
    同志们、革命战友们：
    首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战斗敬礼！
    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问候你们！（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今天偶然的机会，把我带到广州来了。现在，我把来的原因给大家讲一讲：
    明天就要开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了，今天我就来讲一讲这个问题。中央很关心这件事情，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了个通知。我与外贸部的造反派商量，因为情况比较紧张，他们要我来，我就下定决心飞来了。来了以后，已跟参加广州交易会的造反派战友们谈过一下，但是，小范围谈的，广大的造反派战友们没有听到，这是个抱歉的事情，所以又下了个决心，把你们请来了，现在向你们解释这个通知，借这个机会将有关问题加在里边也一起讲一讲。
    这个通知是发给广东省军管会的，并发中南财委、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
    现将这个通知的第一段念一下：“今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四月十五日开幕。这届交易会是在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抓革命促生产获得巨大成绩的大好形势下举行的。因此，一定要把这届交易会开得更好，一定要通过交易会把我国政治上、经济上的崭新面貌体现出来，以扩大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谣污蔑。为此，中央要求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师生和红卫兵、革命群众以及参加大会的工作人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做好工作，共同努力开好这届交易会。”
    前言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讲这届交易会是在什么情况下举行的。去年秋季交易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时举行的。今年的春季交易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举行的。
    第二点是在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伟大成就的大好形势下举行的，这就要联系目前的形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十个多月了，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推动了运动开展，特别是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转了聂元梓等七个同志的大字报，一声炮响轰动了全国。这张大字报轰动全国后，各地纷纷跟着起来，首先在大专院校进行“四大”，接着机关、企业、事业、工矿也起来了，形成第一个高潮。由于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个时候占据了五十多天的领导地位，派出了工作组，全国各地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内都派出了工作组，正象八月五日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说的那样，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这时，毛主席在外地审查了一些大字报，看了一些中央文件，马上回到北京，撤销工作组，召开十一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和通过了十六条，宣布了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从那以后，北京几个中学组织了红卫兵，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形成了红卫兵发展高潮，从北京到全国各地，从学校到社会，后来发展了，又有个大串连，林彪同志称为“五大”。以后展开了两条路线斗争，十月一日林彪同志在国庆节报告以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不断的宣传报导，形成了第一个阶段两条路线的斗争高潮，持续了三个月，揭露和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认识错误，已经作了检讨，但是有的还不甘心，负隅顽抗，这又形成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斗争，后来，又采取了经济主义的新反扑，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要给予回击，
    后三个月比前四个月展开了更深入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说这三个月的斗争是全国阶级斗争全面展开。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是从上海以工人为代表的十一个组织（后来又发展到三十多个组织），发表了二个通告，一个是反击经济主义，十条措施，一个是夺权宣言，上海工人不愧为工人阶级最大的队伍。又被毛主席发现，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宣布了，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到现在所说的全面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个新阶段，斗争浪潮席卷全国，不断发展，拿这两个阶段作比较，第一阶段是发动的阶段，把红卫兵青年突击队的精神带到全国，带到社会、机关、企业、工矿、农村、部队军事院校和文艺单位，都卷起来，大串连，形成了“五大”高潮，进行了两条路线斗争，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了三四个月之久，这个是组织力量的形成，是夺权的准备阶段。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不改。群众觉悟提高了，工人力量就在这时候显示出来了，对经济主义新反扑进行反击，因此，提出了夺权，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改的顽固分子（实际上已经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一伙）的权夺过来，这个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全国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了，就应回到原地区、原单位进行斗争。从毛主席号召大串连到徒步串连，到过北京1200万人，有个时期在京停留人数300余万，那时，一方面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检阅，另一方面参观、取经，学习交流经验，回到本地区把运动搞起来，北京的同学和一部分干部也到各地串连，把各地的运动串连起来，相互促进，相互帮帮，相互作用，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力量，这就不需要大串连了，而应回到本单位去进行斗批改，集中力量批判斗争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问题上各地还有些争论，但总的趋势是肯定了，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了，但不平衡，有些地方力量大，有些现在还小，有的组织比较早，有的组织比较晚，但革命总要靠自己，所以，毛主席下决心，宣布停止大串连，包括徒步串连，和取消今年四月春暖后恢复串连的决定。如果继续大串连，势必影响斗批改。运动起来反而不相信自己，过低估计自己，过高估计别人，好象非要别人不可，这是不符合各地发展情况的。某些地方发生些问题，北京红代会派一些人去是可以的，但不需要大串连。今年我们是要通过大批判进行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临时委员会，这一阶段斗争比前一阶段还要艰巨复杂些。以造反派为核心，是基本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最后达到团结95%以上的广大群众。要帮助与考察革命干部，也要逐步做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
    需要人民解放军支持。去年有个错误通知，军队不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个运动来说是不可能不波及和影响军队的。我们部队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与劳动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怎能不介入呢？所以，毛主席提出，军队要介入，坚定的支持革命左派，依靠左派实行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军队的支持是新阶段的新因素。
    夺权斗争既然是尖锐、复杂的，靠什么呢？毛主席说要依靠三种力量。
    第一要相信和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这是基本力量，是一切革命智慧的源泉。通过直接号召──报纸社论，中央文件、大字报抄传把全国几亿的革命人民发动起来。这是史无前例的，浩浩荡荡、空前伟大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解放全国的武装力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如果说去年第一阶段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年以后就是参加与支持夺权斗争，参加与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对解放军来说，这个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现在任务很多要支左、支农、支工。广东春季插秧要在清明后谷雨前全部插下去，没有解放军的支援和动员学校、机关、居民参加这个任务是不可能迅速完成的。部队下工厂宣传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了潜在力量，使工业生产节节上升，甚至有些工人前一阶段耽误了生产，觉悟提高后带着家属去加班；有些工厂生产成绩是很大的，听说十天完成一个月的任务，这是群众创造的奇迹，这样的力量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抓革命来的。去年十二月中央下达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宣传这个十条即是思想挂了帅，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工人潜在力量发挥出来了。
    军管是一种过渡的形式。一些地方造反派起来，还未采取一致行动，几种意见未达成协议，或者几派意见还未分清楚，特别是干部亮相不够，与以前错误没有严格划清界限和彻底决裂，干部不易结合起来，夺权、三结合有待于做准备。为了恢复革命新秩序，所以实行军管，现在的军管与解放初期的军管是不一样的。解放初期我们接管了国民党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保留旧人员，那时还有反动分子进行活动捣乱，对他们还要管起来。现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十七年了，十七年来……也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有些敌人钻进来，拉出去，党内也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也要夺权，以前斗争是自上而下的发动，农村清匪反霸是夺权，五反有些人被腐蚀了，成了代理人了要夺权，三大改造是所有制的改变，执行社会主义所有制，五七年反右，六二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刘，邓思想。十中全会上主席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63年搞了社教、四清这一切都是夺权，有些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夺权。现在我们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所以，去年从下而上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次搞得最彻底，是全面的夺权斗争，同时也是艰巨的。依靠群众的威力，把党内一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炮轰，轰不一定准，不准也没什么，不对也不要紧，可以帮助他改正缺点错误，不准改了就是了，但轰准了就很有效，就是很大的功劳。群众的威力是无穷的，逃不了的。在此期间，革命胜利进行，生产增长，要恢复执行，建立革命新秩序。军管是过渡的，军管后地方上还要继续进行四大，发动群众，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革命的三结合。
    尤其是边防地区，四面受敌人围攻，除越南是兄弟邻邦外，从海上说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印度反动派、苏修、蒙修也在窥伺我们，处于这种情况，必须要有巩固的国防。广东是边防地区，还有两个口，香港、澳门可以自由出入，它们随时可以钻进来，要依靠群众和军管建立革命秩序，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军管是促进大联合三结合，不是推迟，更不是代替。
    第三要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革命干部。干部中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是因为刘，邓炮制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了毒以后，干部受了影响和蒙蔽，一下子扭不过来。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与这条错误路线决裂，划清界限，从历史上揭发检查刘、邓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实，这样来锻炼我们的干部。这一条是根据革命历史总结出来的。
    第二阶段要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斗争水平，要好好的思考，不能停留在第一个阶段了。我们的主要矛头应首先对准党内头号和二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主要火力集中对准头号和二号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我们就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文章里提到的是七大开始到现在二十二年来提了个纲，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还要靠全国广大群众，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同学，因为你们是放假闹革命，你们有时间调查，领导干部从亲身的经历中揭发。这样夺权才能彻底，使我们党的领导权真正的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必须做好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才能更好进行夺权。那么，仅仅集中一、二个人，其他是不是就放过去了？不会的，揭发批判一两个人，必然联系到地方上一小撮，联系到本单位，看看那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造反派是遭到迫害的，是处于反抗批判的地位，保守派受蒙蔽也是受迫害，受了蒙蔽后“保”了，两方面必须讲清楚，沟通了，也就明白了，造反派应该欢迎保守派的同志起来革命，对犯了错误的干部，我们还允许他改正，我们应允许群众犯错误，也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同时要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承认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使他们增加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仇恨，就能团结起来，这个团结是有基础的，是有原则的团结，不是和稀泥，不是合二而一。批判应有核心，批判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联系本地的，广大群众才能串连起来，目标明确了，共同进行斗争，才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这样才能团结95%以上的群众，否则，革命大联合只是少数。联合是政治行动，争取多数，在思想一致基础上团结，但并不是联合了就没有保守思想了。联合的形式，一个学校只保留一个组织，如清华井冈山有一万多人，我对他们的负责人蒯大富同志说，你们要注意，你们组织这样大，组织内就有左、中、右了，过去是外部，现在是在内部展开斗争。有的，也可以几个不同观点组织同时存在，树立对立面也好。政治上团结了，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统一是暂时的，矛盾会不断的发生。统一后又会出现新生力量，又是少数教育多数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断循环，不断发展，人民内部矛盾是对立的统一，这是主席的精辟辩证法。这是个法则，敌人愈打愈少，我们愈打愈强。（注：这一段意思记录不很清楚）
    刘少奇、邓小平所以错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他们却要保持新民主主义的秩序，所以，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矛头应当向上而不应向群众，群众是团结的对象，不是打击的对象，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对干部态度问题，已经有多篇社论了，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有两种偏向，打倒否定排斥一切，这不是群众的创造，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者创造出来的，工作组进校后把原来的党委干部都靠边站，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干部及领导瘫痪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责任不在群众，群众是公道的。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干部听说要三结合了，就急于要结合，忘记了清算自己的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从领导上来的，但是，你执行了也有错误，要和错误决裂，彻底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大的当权派，也要和自己的错误告别，在实际中经受群众考验，批准。否则，变成都返回原岗位，恢复旧秩序，那还不是资本主义复辟。革命就是要前进，不前进怎么行，要建立新秩序，领导干部有的要撤换，有的留下来监督使用，有的要调动，有的提升，这样干部才能有新的血液，加上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再有解放军参加才能有新气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掌握的牢靠。这是百年大事。两种偏向中当前主要防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逆流。解放军参加了三结合是建立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三结合才能牢靠。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因此，从集体的意义上说，解放军是最可信赖的力量。当然，并不是说解放军部队的领导者是不犯错误的，任何战线的负责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我们应该相信，他们错误是会克服的，人民解放军是集中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只要中央一抓就可以解决了，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即使发生了青海事件那样的问题，一到北京事情就很快解决了。赵永夫逮捕起来，把受压抑和委曲的人平反了，军民关系还是非常好，说明人民是热爱军队的。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失败，挑拨是非，把斗争矛头引向群众，指向解放军，指向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许多地方有这样的征候。本来这些领导干部是很好的，但也有矛头对准他们，如山西的刘格平同志，山东、黑龙江、贵州，更不用说上海和北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夺权斗争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大家都没有经验。这三方面都可能犯些错误的，新的领导是可能有缺点的，解放军领导干部也会有缺点的，但不能照抄，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各地要揪赵永夫之流，不根据客观情况出发，而是照抄，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北京接见了许多省分的同志情况都是不同的，安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拨，军队上了当。
    夺权，毛主席曾说过：今年二三四月分可以看出个眉目。全国29个省、市（天津划为中央直辖市）都实现夺权这不可能，全国明年才能看出结果。这个问题很复杂的，不是所有地区都要夺权，有个连锁反映，都要试一试，要很好考虑，区别对待，并不是每一个省市第一书记都需要撤换。机关情况就更不同了，国务院各部的权，比如外交部的外交大权是属于中央的权，不能夺，监督，这要说清楚的。夺权的时间要长一些，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这是运动的总的形势，形势是大好的。
    抓革命促生产，搞了七个月，结果工农业生产超过任何一年，粮、棉、油、糖等都超额完成任务，工业、交通除一、二项外也是超额完成任务的，特别是交通，去年负担繁重任务。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各方面的任务都完成的很好。今年第一季度进行了夺权斗争，主要是经济主义搞新反扑，造成了一些暂时的损失，但由于中央的号召和工农群众的觉悟，事情很快的扭转过来了，三月份情况转变了，我们相信今后三个季度一定可以补足。广东一季度生产是增长的趋势，广东有更好的条件，更会夺得更大的胜利。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形势很好，一定要将这一届交易会开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抓革命促生产获得巨大成绩的大好形势体现出来。广州接近港澳很多人要到广州来看看，他们到我国南方的最大城市来看看，广州要反映出全国的形势。这个月的交易会，我们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战役要把这仗打好、开好。参加交易会工作的造反派，已经保证要打好这一仗，我们相信，广大革命派的战友、革命小将们、工友、农友、革命干部、同学也一定会保证打好这一仗。
    我们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把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保证国家不变颜色，不变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主要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团结几亿人民象一个人一样，进行备战，一旦美帝国主义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来我们便坚决粉碎，彻底消灭它！
    你们不是问毛主席身体怎么样吗？我告诉你们毛主席身体好得很！（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又问我们副帅的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你们，我们副帅身体也很健康。（欢呼：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在毛主席健在，林副主席辅助得力的时候，敌人进犯便更可以消灭得干干净净。
    正因为这样我现在要联系的谈一谈国际形势问题。出口商品交易会要体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上经济上的新面貌，扩大影响。
    支援越南反美战争，只有我们是全力支持的。今天真正能抓住美帝国主义痛打的就是南越，南越只有1400万人口，面积只有一个浙江加上半个江苏那样大，却拖住了一百万反动军队，美国侵略军除了海空军外有四十三万人，今后还有增加的趋势，南朝鲜伪军五万人，共五十万，南越伪军号称七十万，实际只有五十万人，南越坚持战斗，越南人民在胡主席的领导下，他们的豪言壮语，不管打十年或者廿年都要打下去，一定要消灭美帝侵略军，统一越南南北方。他们的英勇壮志我们是钦佩的。越南南方解放区的人民战争比我们的抗日战争发展了，一个人打十个人，自力更生都是很好的。但也需要我们支援，除了中国支持外，其他国家是不过问的，现在侵越美军超过了朝鲜战争时的人数，而且还要增加，在朝鲜战场上南朝鲜伪军是主要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军队，土耳其也可以打一打。南越主要靠美国侵略军，他们是少爷兵，装备很多也很重，可是不经打，占据一个据点，什么也都得靠直升飞机运去，连吃水和洗澡水也得要运去，他们怕血吸虫。越南的天时地利对他们也很不利，天气潮湿，地利呢？水网地带，蚂蝗、蚊子，疟疾横行，马蜂和蝎子也很多，美国兵到越南都受不了，一百多人中有廿多人生病，住院的占美军人数25%，里边有真病和怕死装病的，但是，南越人民有个嗜好，专门爱打美国兵。时间对越南人民有利。战争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打不下去退出越南，一种继续打下去，扩大到东南亚，整个印度支那，进攻中国，两个前途。妥协，可能性不大，但不排斥。南越要打，人民要解放，别人不能作主。支援越南人民是最大的国际主义任务，除了物资援助外，外汇援助最有力。
    总之，这次交易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的成绩表现出来，对应尽的国际主义任务搞得更好，中央提出的要求，交易会的几项通知已有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共同努力，把交易会开好。
    现在我把这个通知解释一下：
    “（一）为了集中精力搞好交易会，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可在交易会结束后，有计划地组织几天参观），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这只是一个月的时间，去年在大串连时期，外地参观安排到晚上，现在大串连停止了，也不能这样了，如果再搞晚上参观，又会引起很多人到广州来，这个事情不应重复了。现在有这个征候，冲火车的，抢上火车又有了，这是不好的。影响运输，过去有个时期黄浦、湛江、上海、天津等几个港口，货物堆积，运不出去，现在情况改变了，堆积货物现象没有了。这样做不利于革命运动，比如派几千到北京去，一个观点，派一个人去就行了，去年是组织运动初期，接见后讲一讲，满意的回去了，现在不一样了。要谈夺权问题，坐下来谈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如我们谈内蒙古问题就谈了二个半月，昨天才解决。如果还是那样就影响国际信誉。现在北京要求出来串连又有个苗头，红代会跟我讲，我当时说个别事情可以，一松口又纷纷出来了，这就不符合我们协商的意见了，我与造反派也谈过，你们掌权了，对维持正常秩序也有责任，工作很忙，安排不好，抓了业务，忘了政治，只管政治，不管业务也不行了，政治，业务要结合的很好。现在是新阶段，新水平来要求大家。
    本地的要参观，可以在闭幕后组织几天，不招待外地的了。
    “（二）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了派往交易会的工作人员以外，由于广州接待任务繁重，不要另外组织人员去交易会参观。”交易会外的人不去参观了。
    “（三）所有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和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可在交易会结束后进行补课。”
    一个月非常紧张，面对着各种客人，客人也要一分为二。按照外贸政策办事，资本主义国家平等相待，欺负我们，搞鬼都不行，如果他腐蚀干部，我们就要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有些国家是不行往来的，美国、南非、以色列、葡萄牙等，除美国外，其他几个都是根据国际协定办事的，我们是遵守应尽的义务。对外商也要一分为二，有些是完全为了做买卖，互通有无，平等互利。也有友好商人，如日本和东南亚商人中有些是与我们友好的，对华侨商人也要一分为二，有一些是唯利是图的，把我们的出口商品换个商标转卖赚钱的，也有爱国商人。要区别对待。一般的互通有无，平等相待；对友好爱国商人，要给以优惠。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爱国商人要多做工作，中日友好的做工作可以起作用，甚至西方有些商人受了影响也可以多做些工作；有些成见很深，思想反动的，做工作也不起作用，不要勉强，我们就不做，要把这些工作做到友好商人身上就能够起作用。我们还应该学会毛主席的基本功，用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方法宣传好毛泽东思想。工作业务很忙，工作以外还要学习，还要讨论问题，这就没有时间再搞“四大”了，要搞四大就要影响工作，如北京有个例子，服务人员在开饭时候辩论起不同观点来了，争论不休，放下客人也不管了。这一个月要打大仗，暂停一下，以后再补课，没有什么损失。今年水平要比去年水平提高。一般也不实行内外串连，工作忙，个别访问搞些调查是可以的，但大串连是不行的，妨碍工作，听说这里有个静坐运动，你们如果去参加，不知道要坐几个小时，那就影响工作，如果要表示支持，可写张大字报派人送去表示同情就可以了。外面去串连，也会影响他们的工作。
    “（四）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来商人的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
    下午就提出要求了。再次提出要求不要贴，对外商也不要送大字报，对象是外商，个别谈话效果更好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搞自己，所以，这个方式对外国人不适用。我们提出要搞革命新秩序整市容，要求大字报大标语贴得好一些，看来这就不大容易啦！再有个连锁反映，北京有什么这里很快也有了，北京揪什么人，这里也要揪什么人，这就没谱了。
    “（五）交易会安排演出文艺节目，是经过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审查批准的，不要再作变动。”
    我们批了二个革命现代戏：一个是智取威虎山，一个是奇袭白虎团，二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地方要搞小节目，各派意见不同，你不准我演，我不准你演，为了避免争论小节目都不演了，如果节目不够，就把交响乐团沙家浜调来。
    “以上通知，可由负责同志向交易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并向有关革命群众组织做必要的说明（不要张贴）。”
    现在我来作说明。因为中央很重视这个事，所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个名义发。
    本文讲完了，现在再讲讲另外的问题。
    第一讲讲群众运动。夺权斗争，斗、批、改，主要矛头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针对他们的反动言行，批深、批透、批臭，要全部力量进行。去年六、七月份刘、邓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偶然，对他们的东西不系统研究，就不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清楚。今年三、四月开始了实质性的批判，从“清宫秘史”到“修养”，批判系统了，但这还不够，大革命以来刘少奇的言论那是很多的，资产阶级系统思想散布到各个报告，系统揭发，批判，对于我国进行深入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很有必要了。刘少奇在四九年发表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三月毛主席在西北坡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决定，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全国解放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而不久刘少奇就讲，中国资本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剥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就是高小毕业生看了也会感到愤慨！民主革命时期因为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左派的政党，只有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是代表买办阶级的，蒋介石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一点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就连他党内也有人讽刺蒋介石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所以，在马列主义发展的影响下，要革命的、反对蒋介石的都跑到共产党内来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进来不少。一大批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有民主主义思想，而无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参加到我们党内来，刘少奇是个老党员，他就是这样的党员，资产阶级思想根本没有转变过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出来不久后，他就违犯了，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即是社会主义的开始，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刘少奇却要搞另一个过渡，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剥削，不是限制它。有那样一伙，不认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如果相反，就要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毛主席早就指出：在廿世纪，不可能搞起资本主义国家，土耳其“基马尔”只有一个。可是党内有许多党员很不清楚，现在就是要在群众中进行斗争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高认识。现在的问题是要在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革命靠自己，群众未发动时，我们有发动的责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起来后，由他们自己做主了，否则：就是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一个城市内，交流经验是必要的，正确的，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思想言论，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带有共同性的，我们都是受毒害的，应在一个战线上，共同批判，达到新的团结。
    组织问题也应按口，按行业，不应该跨行业。跨行业只能是革命委员会、红代会，不错，现在临时权力机构以革命造反派为基础，保守派改变的也要有一定的人参加，但不要占优势，造反派不但在政治上要占优势，还应取得领导地位，今天会场上两派都有，我们不是合稀泥，中央要我多留一天，帮助广东解决一些问题。
    大批判中矛头对着谁？应该共同对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受蒙蔽，现在彼此说穿，造反派有功，保守派有错误，造反派应该站稳立场，人家改正错误就应该欢迎，保守派承认错误站回来，就很好吗！因此，组织上不应该再跨行业组织，成立政党式的跨行业组织，就成了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了，如荣、复、转、退军人组织，要在全国发展，去北京请愿，当时，南京已经有一个报告，林副主席已做了三点批示，其中一点就是不同意成立全国性组织，因为各单位都有人，都可以回到基层单位去参加革命组织，如果需要统一登记的，可以由民政部去做。有些听了的，取消了，有些不听的，改名换姓，搞红卫军、红旗军，犯了错误，有的做了好事的，也都取消了，安徽合肥的红卫军是支持造反派的，做过好事，夺权后受了压制，解散了，现在为他们平反了，但跟他们说清楚，做了好事情的也不恢复了。还是要解散。我不了解广东的组织，比方说，一个单位有几个组织，有的叫“八三一”，有的叫“东方红”（随便举例这样说的），都到工厂各地去发展组织，这是不对的，应该取消这样的组织。初期，我们提倡学生去工厂，去点火，但今年情况不一样了。如夺权时，铁路局夺权，学生是不应该参加的，已经参加的，我们不要责备，任何人也没有经验。林副主席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要看很多文件，工作比出面的更忙、更累）。你们经验不足，就帮你们认识错误。
    夺权十全十美的，不可能没有缺点。夺权也是有反复的，不要因为一次夺权不大完全，就把夺权否定了。不要绝对化，毛主席是最反对绝对化的。
    革命群众组织集中归口是必要的，基层单位是不是马上都回到各班、各车间？战斗小组可以回班，回车间，科室里面，上面有个领导机关，这样有好处。目前的状态是这样的为多，为好。归口是毛主席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革命前进有利，但如何归口，同志们还要回去研究。
    第二，对待解放军的问题。对待解放军应该尊重、信任。对个别的错误，可以用善意的态度，提醒，进行批评。如广州日报登了错误的文章，中央文革小组四点意见，四月十一日发下来的。根据这四点指示，改进工作组织版面小组共同负责，用商量合作的办法。军管后，各项工作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但是可以商量改进，不但对报纸，对其他事情，都应该这样子，不要轻易上纲，一上纲就变成斗争对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把对解放军领导批评的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马上传到港、澳，和世界其他地方上去了。不利于人民解放军的荣誉，造成不良影响。有意见可以采取同志式的，友爱的态度写信，派少数代表个别谈，这是革命的态度，负责的态度，这也是最光荣的任务。
    第三是对干部。需要利用原有的干部做工作，只要他们和反动路线决裂，划清界线，深刻检讨，我们就应该欢迎。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斗争经验，好的就发扬，错的就改正，不然工作就难以继续。我们应帮助他们认识错误，站出来，更好的工作，领导经验就发展起来了。领导经验是必须的。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将所有干部都恢复到原来的岗位，这是不容许的，那就是复辟了，就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付诸流水了。但总需要有群众的推动，军队的启发，帮助他们亮相，使他们站出来工作是必要的。属于那一类的问题，现在不要先定调子。
    广东的革命三结合、大联合条件怎样？现在是逐步成熟，我接触了全国廿九个省、市的一半以上省、市，条件都是逐步成熟的，就是象上海这个首创的地方，据张春桥同志介绍经验时，也曾说还有很多问题。如上海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领导的，后来学校一参加，就发了宣言。革命造反派占了优势，开代表会，成立全市的临时机构。北京、天津，（中央属市）正在搞试验，以后北京，天津就发展到先经过由下而上的发动，有领导的经过红代会，这样时间需要长些，但是酝酿就更民主。不论需不需要夺权，都要搞“三结合”。
    看问题不能绝对化，不能简单化，不要夺权对了就是革命的，夺权错了，就是反革命，看待一切事物，绝对化是不对的。
    革命派的战友们。广东的运动并不落后，发展是晚了些，但也可以迎头赶上的。我们国家在世界上，都可以迎头赶上嘛！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上呢？要有这个信心。坚持原则，你们是能够经过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然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不用太长的时间了。我号召你们，要迎头赶上去。
    军管会是要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最后齐唱《大海航行舵手》。
    附注：此件仅根据两位同志所做的原始记录整理而成，未经和录音校对，因此错漏之处可能不少。仅供同志们参考，不要张贴大字报，不要引用并请听过报告和听过录音的同志予以校正。
    （来源：1967年5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4）》）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很久没有到广州来了。我首先向在座的、在场子里的广州军区直属队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群众热烈鼓掌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你们问好！（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昨天向广州市的大中学校代表、红卫兵小将们和机关的革命造反派，还有工友农友们谈了一次话，今天下午已经向你们放了录音了，你们都听了，不要再重复这些话了。刚才看到军区政治部收集了你们的意见，那么多意见我怎么回答呀！我想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大家问，现在国内外形势大好，应当怎样看？特别是国际形势，应当怎样看？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五大工作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一个问题，主要谈谈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国际阶级斗争，当然很复杂很尖锐。但是，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应该从复杂尖锐的斗争中抓到要害，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抓住中心环节，就会了解国际形势的概况。目前，国际阶级斗争的中心环节，即主要焦点是在越南，因为那个地方进行着武装斗争。现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看着越南，在越南战场上打着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除了越南以外，虽然在非洲，在拉丁美洲，也进行着一些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但都是比较小规模的。美帝国主义正是在越南这个战场上被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撤退，还是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扩大到东南亚，一直扩大到中国？这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越南的战争，对敌人来说是一场侵略的战争，对人民来说是一场反殖民地的战争，人民战争，民族革命战争。这样一场战争，不仅关系到越南人民的命运，印度支那人民的命运，亚洲人民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命运。这话是不是夸大了一些呢？不是！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看一看越南南方这块土地，面积仅仅是十五万平方公里，不晓得广东省是不是十五万平方公里？（黄永胜司令员插话：广东二十万平方公里）。就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地区，上边住着南越人民一千四百万，可是，他们抗击了一百万的敌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四十三万美军，这个数目还要继续增加；还有以南朝鲜为主的仆从国家的军队五万多人。这两项加在一起接近五十万。另外，就是美帝利用的南越傀儡军队，号称七十万，实际上五十万左右。总共加在一起一百万。这就是说，越南南方人民十四个人要抗击一个敌人，进行人民战争。
    这个战争，大规模发展起来是在最近两年多，武装斗争开始是在一九六零年。头两年，越南南方人民几乎没有几条枪，人民拿起锄头来，拿起刀斧来，跟伪军，跟美国的顾问进行武装斗争，这样发展到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就渐渐地形成了人民的武装部队。美军直接参战是在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柯西金经过北京到河内去会谈的时候。正在这个时候，美军大举轰炸越南北方，跟着派正规部队在越南南方登陆。苏修新领导集团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在美帝国主义狂轰滥炸之下，吓破了胆，没有进行抗议、示威，所以就使美帝国主义敢于公开地大举出兵南越，轰炸北越。就在这两年内，美国侵略军从几万人增加到二十万、四十三万人，今年到年底有可能增加到七、八十万。越南人民对付这个世界上第一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毫无畏惧，越打越强，各界了经验，摸到了战争的规律，摸到了怎样在强大敌人压境的时候，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式的人民战争。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战役上，在一个地区，以多胜少，不断地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最近在美国关岛会议将开幕的时候，威斯特摩兰这个侵略南越的总司令，动员了一个师几万人去进攻西贡西北部（他认为是南越人民解放军的指挥部）。战争的结果，人民军队的指挥部没找到，美军被消灭了一千多人，而人民武装只牺牲七十多人。这一仗打得好。南越人民武装就是高度地集中兵力，分割敌人，然后歼灭大量的敌人，而保存了自己。
    南越人民在劳动党和胡主席的领导下抗战，处在一个最困难的环境。海路是没有办法支援的，陆路要通过所谓胡志明小道，辗转地才能送到需要的弹药、补给，因此送到南越的东西数量总是很少的。但是敌人的困难就更大了。拿美军来说，一个人每个月要消耗三吨东西，一年要三十六吨东西，拿五十万人来计算，一年就要运输一千八百万吨东西到南越。你们想一想，这个运输量多大！如果按一万吨一条船计算，每天就要五条万吨船进港。尽管美帝国主义在南越千方百计地开辟港口，也是没法子满足这个需要的。而美军打仗，又离不开后方供应。它在一个地方空降一支部队，紧跟着就要送一切补给，从弹药一直到喝的水，洗澡的水都要送。因为怕喝了脏水生病，怕洗澡水有血吸虫传染。那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都对它不利。天气如是雨季，常常几个月阴雨连天，蚊虫疟疾、水、马蜂，都和它作战。你们想一想，五十万美军，在供应上就有这么大的困难，那么，准备它扩大到一百万吧，也不过是一百五十万敌人。它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南越的战争有一条规律，美军来得越多，越不想打仗，伪军更不想打仗。而美军如果没有伪军帮助带路，就成了瞎子、哑巴。因此，美军越多越分散，就越容易打，它的士气就越低。据越南同志们说，美军比日本军队、法国军队都不如。所以现在南越人民有这样一句口号：“专找美国鬼子打”。这样，美国即使出兵一百万，也不能解决南越问题，更不要说扩大战争了。一百万的美军需要多少的供应呢？如果五十万人需要一千八百万吨，那么加一倍就要三千六百万吨，就是每天要送十万吨东西到南越港口。除此没有别的办法。把轰炸机改为运输机，也戴不了多少东西，而且路途又那么远。即使用日本作它的后方补给地，也供应不了这么多。你们想一想，这样一个地区的战争就把美国抓住了，而美国后方呢，单单直接作侵略南越美军后勤工作的，现在需要一百万人，就是说五十万人在前方，后方直接作供应运输的要一百万人，间接的还不算。如果将来增加到一百万，后方就需要二百万，合起来等于三百万人直接参加了战争。所花的经费呢，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度的预算，单单用在越南战争的是一百三十多亿，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预算用了二百四十亿。可以想一下，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直接用在越南战场的经费，决不会少过四百亿。这就加重了美国劳动人民直接间接的负担，国内的内债也就渐渐上升，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现在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宣传，总是说战争快结束了，不敢说扩大了。因为南越一个小地方，就把号称强大的美帝拖住了，要花这么多的经费。如果战争再扩大，就要增加兵源，扩大供应，增加预算，其他方面都要受到影响。在南越前方一百万，后方就要二百万人搞运输供应，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东南亚，扩大到中国，怎堪设想呢？前方五百万，后方直接服务的就要一千万。如果把后方间接地为军事生产服务的人员都加在内，就更多了。美国怎么能作这样一个动员呢？现在在美国人民中间，在劳动人民中间，在革命的青年中间，反战的情绪日益增长，反对侵略战争的口号，到处宣传着，动员着。美国政府面临着明年度的总统选举，一九六八年究竟如何过这个关，现在是没有把握的。美国关岛会议的结论说：在南越打着一场“令人烦恼的、漫无边际的战争”。大家还记得，一九五二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盛行着这样的说法，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个口号是美国人叫出来的，结果一九五三年他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了。如果说朝鲜战争只能打三年结束，那么美国在南越已经打了两年半，将来扩大侵略的话，能够继续多久呢？如果继续打下去，那他更加陷入泥坑里，没有出路。最近，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泰勒将军，后来在南越当大使又失败了，回国退休写了一本书，他说根据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经验，美国人最好不要在亚洲登陆。这是他的结论。大概在亚洲打败了的美国将军，从麦克阿瑟起到泰勒，都是同一个腔调。但是，我们听到他们这样讲，有点不大高兴了。不高兴什么呢？不是说他认输了不高兴，而是说这样一搞，他不来了，我们不高兴。我们不是在准备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备战，你们不是已经手痒了吗？越南人民打得那么欢，他们反帝的革命精神的确值得我们敬佩。现在越南农村劳动的力量，百分之八十是妇女，男人多半投入各种战争准备工作。他们每个村子都组成战斗村。一旦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到北越，北越将采取南越一样的做法，每一个村子都能自己独立作战，能够对空射击，能够进行丛林战、地道战，也能够生产自给。这种战争准备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要说全国了，就拿我们沿海地区、接近越南的地区来说，我们的战备工作，从人民战争的要求来看，准备得还不够。当然我们沿海的民兵是比较好的，在消灭美蒋特务方面取得了成绩。但是广泛的动员还没有做到，还需要加紧战备，特别是广州军区担负着更重大的任务。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五大任务，还要加上备战的任务，还有战斗的任务。因为敌人从空中侵入，从海上侵入，我们都要打嘛！这是直接的战斗任务，需要有广泛的备战。所以说，我们广州军区，从领导到指战员，到一切工作人员，都负有相当重大的责任。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表示敬意！（热烈鼓掌）
    我们还可以说到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是国际阶级斗争。今天代表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已经不是苏联，因为那里修正主义当了道。中国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着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应当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正因为这样，美帝国主义把我们看成它的主要敌人。而我们也把它作为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敌人。从武器装备简单的数字对比，我们可能是不及它，但是我们最根本的条件是人多过它，团结的力量大过它，大过它不知多少万倍！美国两亿人口，真正愿意为帝国主义效命的有几个呢？美国兵在南越打仗，完全是少爷兵的打法，离开火力就不知所措。美国动员入伍的都是新兵，规定一年一换。如果一年不换，下一年就动员不起来了。没有办法，只好用速成的办法来训练新兵。美国训练士兵，完全是机械性的。新兵从检查身体完了以后，穿上军衣，先是接受枪枝，练拆卸，然后练瞄准，然后练冲锋，然后练发射，然后配合其他火力作战。从班的动作，到排、连最多到营的动作吧，就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教室里，就象工厂的车间似的连起来，一道一道工序出去，就算毕业了。最长的三个月，速成的更短。他们把一个人当成一副机器，就象当年卓别林演机械化吃饭似的，流水式的。这样把人当成机器训练，如何能够消化呢？如何能熟练呢？如何能养成勇气呢？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政治上，本来它就是被动的。美国的士兵是不自觉的，不是象我们为人民的利益。为民族独立的利益而战斗的。他们是为帝国主义卖命的。到了前方，到了越南，士兵想方设法消极怠工。害病的，或者装病的，比例就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住在医院里，疗养院里，卫生所里。再加上美军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很多守卫部队，所以真正拿出机动作战的兵力不到一半。在这一半里边又有分别，把黑人摆在前头，把白人摆在后头，这个战斗力就更差了。黑人为什么要为帝国主义效命呢？黑人当然不肯干。黑人在前面一溃退，后面的就要垮下来。离开火力，离开供应，就缩成一团，被动挨打。就如同在训练时就训练好了一样，两手举起，乖乖投降！所以这样的战斗力，的确是兵越多就越散，士气就越低，死伤就越大。
    美国不仅把国内的兵员，按照七个适合的名额动员起来了，而且把现有的国外的兵力也调动了。主要是从欧洲调到亚洲，从西德把军队一个师一个师地抽调到南越。现在的南越战场上，连仆从军队算在一起，已经有三十五个旅。这么多的兵力，在南越战场上是不是布满了呢？没有。现在的兵力布署，在西贡地区集中了十三个旅。从西贡往东北海岸走，一个海港叫金兰湾，那边到归仁，就这两头，集中了十三个旅，再往北走到岘港，直到十七度，摆八个旅。共三十四个旅，还剩下一个旅在湄公河三角洲，而金瓯半岛还没有美军。所以，他的兵力只能够在一个小堆的据点，不能离开海岸线和运输线。这样就没有法子取胜，只能吃败仗，就是再加五十万，情况也不会改观。而现在越南人民打出经验来了，懂得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这个战争的特点是人民战争，敌人是反人民战争。战争的形式，采取游击战为主，必要的时候，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运动战、阵地战，消灭更多的敌人。一般的都是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地消灭敌人。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有人问：刘少奇这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批判？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同志看问题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串起来看。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除非是现行犯，那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现行杀人犯，一刀下去就定了性了。凡是犯政治错误的，都是逐渐发展的。如果改了他就好了，把错误变成反面教员了。毛主席指示我们：不仅要总结正面的经验，还要总结反面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才完全。犯错误是允许的，有时甚至于总结错误的经验也是需要的，能够总结起来也是好的嘛，其实大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也要多次观察才能定论。不能一下犯了大错误，就下棍子打死？我们无产阶级是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要把一切阶级都消灭了的最先进的阶级，所以最有政治度量。它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要改造全人类，解放全人类，自己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这是无产阶级的心胸嘛。推翻了资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彻底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话。毛主席常常讲，最近还讲这个问题，最近在一个介绍军训的批语上，又引了这段话。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无产阶级的心胸是应该宽广的，应该从各个角度来考验每个领导人。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团结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一方面要和他作斗争，一方面团结他，为了推行革命运动。巴黎公社主要成员并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党，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等等。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后，马克思马上表示支持，并不因他是别一派而不支持，总希望他能搞成功。失败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列宁当着党内争论的时候，他团结了一切赞成和支持他的人，所以变成了一个时候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在一次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上变成多数，以后又变为少数。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夜，决定十月革命起义的时候，党的政治局加米涅夫、季若维也夫，这两个政治委员出卖了革命，他们在党外的报纸上泄露了起义日期这个机密，等于是叛徒。他们承认错误后，列宁还也把他们留在政治局里头。托洛茨基参加了十月革命，他并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也他吸收他在俄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里头，差不多整个列宁在世的时候，政治局里头是几派的，不是都跟列宁思想一致的。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差不多十年以内，都是按照列宁的路线，团结这些不同意见的人。经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人承认错误以后，都容纳下来了。这说明判断一个人，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考察，斯大林也曾经在民族问题上犯过一次错误，他自己承认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一书中所批判的孟什维克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后来也承认了错误，他说列宁的指示是对的，列宁那时说的是真理，而他自己当时等于一个鬼，说了完全是反动的话，现在承认错误。斯大林还是把他容纳在共产国际里做工作。这都是允许的。对犯错误的人，你还得经过多次考察，这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斯大林在苏联宪法公布以后，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熄灭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一切党内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而且都是来自国外，通通说成是人民公敌，这个当然不妥当，所以肃反就扩大化了。在中国毛主席的组织路线、干部政策一向是马列主义的，而且有发展。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团结——批评——团结，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规律。对于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毛主席用这个政策，对于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也用这个政策。即使是解放以后受高饶集团影响的和彭黄集团影响的，都是采用这个政策，这样就孤立了反党头子和犯有严重错误而又不改的头子，而多数人争取过来了，这使我们党能把民主革命斗争领导到胜利，现在又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是经过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的。譬如拿刘少奇来说，他的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遵义会议以后到「七大」以前，十年之间，就用了三年功夫整风。当时整风是在战争的年月中进行的，只能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而且当时在高级干部中，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算多，真正学习毛主席著作，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也不多。所以就要通过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这样做，就是好同志了。当时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犯错误较少，甚至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是一般的说，现在应该再深一步地看这个问题了）。相反地，当时把刘少奇看是白区工作的代表，他也以白区工作「模范」自居。邓小平当时又成为江西执行「左」倾路线中受打击的人物，当时「左」倾路线所反对的，在名称上叫做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古×。后三位都牺牲了。唯有邓小平还在，又居首位，结果他就变成了好象是个正确的了。因此在「七大」以后，对这两个人不得不给予信任，很自然地要给予信任。并且在「七大」的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要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这就说明，对刘少奇、邓小平需要进行二十多年的考察，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能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有报告。我只是提醒一下，刘少奇的错误是逐步发展的。戚本禹同志从《清宫秘史》这个电影说起，追溯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讲具体内容。如果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就是「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时间，原子弹出现，有许多人被原子弹吓倒了，当时连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动，生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写了那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说一个时期不会有反苏战争的，反苏战争是一种借口，真正受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是中间地带。这个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那篇文章实际上是毛主席通篇改过了的，只是发表时还是用陆定一名字。编《毛选》四卷的时候，我们对陆定一说，最好你写个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他根本不吭声。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面貌不早就暴露了吗？毛主席一向不愿意强加别人，既然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了，现在又把它收回不好。毛主席不赞成我们的意见。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情况。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昨天讲了这个事，毛主席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中国共产党要争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会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
    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
    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忘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年的事实我就不说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的林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一人。最近几年，不管罗瑞卿怎么干扰，由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成绩是不能抹煞的。许多英雄伟绩的创造可以证明，从雷锋、王杰、欧阳海一直到蔡永祥都可以证明，这些均出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以后的英雄伟绩，说明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一样可以出英雄人物。精神可以变物质，如果人人学雷锋、王杰，人人学欧阳海、蔡永祥，我们人民解放军更举世无双、世界无敌了。一旦帝国主义敢来侵犯我们，解放军完全可以配合广大人民，依靠广大人民干净的消灭来犯的敌人。这是完全肯定的。像林副主席这样经过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在法律上肯定下来呢？所以去年召开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犯错误的经过多次挽救已经不行了，另一方面，经过考验的全党全国全军所信任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当然就应该推选出来。毛主席的这个组织路线，干部政策，完全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按道理讲，这样一个党内的斗争大问题，应该专门来讲讲，我今天把它作为三个问题之一来讲，没有法子讲得太多。我想这个问题你们有这么多司令员、政治委员，要他们讲讲嘛。我仅开了头就是了，我看可以结束了。
    （来源：《刘少奇问题资料专辑》（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原载1967一九六七年11月29日《红战报》第15号（广东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大联合总部主办）；《华夏文摘增刊》（www.cnd.org）第三九九期（二○○四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市各组织代表座谈纪要
    总理：今天来开个座谈会。先认识一下；华工“红旗”来了没有？你们是造反派。
    （了解华南工学院各组织情况。华工红旗介绍情况略。）
    总理：本来解决完交易会的事就走，既然来了，不接见你们心里也不安，留下就过问一下你们的事情。……（问到华工共有多少班，华工代表答不上来）进入斗批改了，还不知道全校有多少班？看来你们是毫无斗批改的诚意，学校的情况也不关心，斗批改也是大方向之一。……（谈到各派之间、一派内部之间都有对立），这是自然的，尤其是青年。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对立统一规律嘛。不能把所有的思潮对立都看成两条路线斗争，两个阶级斗争，太严重了。（问华工红旗）你们的方针如何？今天来向你们学习，请教。（华工红旗，继续介绍，略）
    总理：在赵紫阳假让权的时候，你们怎么样？
    华工红旗：我们与“东方红”是共同战斗的，但后来出现一些流言蜚语。
    总理：赵紫阳让权实际是逃避责任。你们（指华工红旗）没参加，很好。我们当时在北京听说你们“夺印”，都很可笑，没有权，先夺印。听说后来只好把印送军区去了，谁也不要。
    华工红旗：我们对赵紫阳的阴谋是揭发斗争的。
    总理：很好。三月份中央处理了这件事，纠正了，实行了军管，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华工红旗：在冲军区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你们没有冲军区？（华工红旗：我们当时请罪……）军区没有让你们请罪。（黄永胜、陈德：没有。）
    华工红旗：可是社会上压力很大，我们开门整风了一个多月，请罪几次都通不过……
    总理：黄永胜同志在北京时，那时还有赵紫阳、陈郁、林李明、陈德、冠庆延……我们谈到夺权的问题，冲军区的问题，都没有提到你们，他们（指黄永胜、陈德等）认为你们是左派，这是肯定的，这个我要替他们说话。
    华工红旗：（继续发言，略）
    总理：群众之间的斗争，不要一下子就上纲，这样就庸俗化，要分清主次，要把表面现象和本质区分开来。大方向不能受干扰。（又问了关于班级大联合的情况，对红旗代表说）你是不是一直处在领导地位？是否经常下去？可不要脱离群众，有些领导同志从思想上就和群众运动对立，他们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些是不自觉地对立，对他们要帮助，我们做领导工作很久了，你们才十个月，年纪轻轻，就这样了，回到群众中去是不容易的，象毛主席那样，是不容易的。我们脱离群众久了，回去就很难，所以犯了错误，要允许他改，对军队的同志也是如此，领导工作做久了，要给他一个摸索的时期，取得经验。不要斗争矛头一动就上纲，这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希望你们培养好的工作作风，传至后世。（问红旗代表）你们对另两派的看法怎样？
    华工红旗：我们认为与“八·一八”之矛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斗争到底。
    总理：是不是每个问题都能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华工“八·一八”：我要发言。
    总理：好啊！我今天就是请两方面都来，不能只听一面的，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要听不同意见。……各种思想都允许发表，这是大民主。
    华工“八·一八”：我们认为“红旗”不是造反派。
    总理：哦！他们“三面红旗”是攻守同盟，你们要攻破？
    华工“八·一八”阐明自己观点（略）。
    总理：我们年青时比你们幼稚得多，你们现在好多了，在毛泽东时代。年青人犯错误是不奇怪的。我不象你们，上纲。可能这是你们的优点，原则性强。
    华工“八·一八”谈到有人说，党、团员多，干部多，保守性就强。
    总理：对这种理论，我部分地同意，不是全部同意。党团员嘛，保了，以为是热爱党。（介绍了廿多年来对刘少奇从信任到揭发的过程……（继续听）看来你们要承认初期保。……（讲到“北京来信”中第一个观点，“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以外都可以轰”）这是陶铸的观点，他当时到处讲，很得意，流毒全国。……（讲到对“地总”“红总”的看法）工人阶级的组织，要让工人阶级自己说话。十个月来有个真理：在运动初期，学生起先锋作用，但后来就越来越看出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决定作用。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相结合，还是要犯错误。（热烈鼓掌）……有时大方向对了，也会犯严重错误（举了“南昌起义”后来失败的历史教训）你们要谦虚、谨慎。（指着华工“红旗”）他们是造反派，比较起来也是左派（鼓掌）你们不要骄傲，不要那么满足于“造反派”“左派”的名称，否则要摔大跟头。（又举了“广州起义”的例子）
    华工“八·一八”（坚持说“红旗”是保省市委的，并举了一些事实）
    总理：就这一、二件事嘛，好了，你们不要再谈了，我还要接着问，三司包括多少学校，多少人？
    三司：介绍，略。
    总理：看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你们三司不可能包括全部的大学，也不可能只有三司才是左派，必须搞大联合。
    三司：对，我们正是在向大联合方向努力。
    总理：好，这就是我们要从华工“红旗”这个问题上所得到的结论。下一个，广医“红旗”谈一谈，两派都上来。
    广医“红旗”：举出与其对立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群众组织及驻军代表的讲话
    广州一司的同志有个提议，在我离开广州以前，再召开一个人数更多的会议。这一点，很遗憾，做不到了。十四日晚上已经开了一个相当多的人的会议了，那个会上主要谈了交易会的问题，也联系到别的问题。
    我们这几天的座谈是很好的，使我受益很多。据广州军区的同志们说，这个方式在广州用得还少，当然以后可以参考采用罗，但也不一定要各个方面都来。我为了节约时间，请来了工人代表同志们，贫下中农代表同志们，学生革命组织的代表们，还有中南局和省、市机关群众组织的代表们，还有解放军的各级负责同志，最后还邀了中南局、省委的几个负责同志来听，是范围相当广的座谈会。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能听到各方面的意见；也确实听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见。第一天谈学生革命运动，第二天谈工人革命运动；第三天谈农民革命运动，还谈了广州铁路分局的问题，珠影的问题，和中南局的以及省级机关革命运动问题。除开面对面的谈以外，北京来的四位记者同志也找了一些同志个别谈了。他们还向我反映了一些材料，也看了你们一小部分信件和材料。也只能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的材料还来不及也不可能都看，这应该说老实话。你们当然希望我每一份材料都过过目，如果这样的话，我别的工作就得停下来。回去以后，还得把材料给主管部门，主要是中央文革，找几个工作人员分头去看，看完了搞摘要，我们再过目。主要的我们要向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报告。这三次座谈和所有的反映，我都要如实地集中地向他们两位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的有关同志以及军委有关的同志反映。这是我在讲话前要说明的。
    我十四号到广州来，本来是处理交易会的问题，准备处理完了就走的。以后主席觉得我既然来了，还是帮助军区，帮助黄永胜同志把一些问题推动解决一下。解决问题主要依靠你们，你们是群众中奋斗出来的代表；同时也依靠军区的领导同志。我只是作些建议，供你们参考。当然，我所要说的话有许多是引了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文件上的话，那是要提醒你们坚决贯彻执行的。下面我讲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国际国内的形势。
    我在中山纪念堂那天的会上，已经大体上讲了。今天我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要把越南战争看成是国际阶级斗争的焦点。我们几年来都是这么看的，特别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即从一九六五年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一群人上台以后，越南战争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加剧了。首先是敌人把轰炸使用到北方，把大批的军队调入南方。也就是说，美帝国主义看准了，现在苏联修正主义插手越南事件，十分有利于美帝在越南的侵略和“和谈”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极大地考验了英雄的兄弟的越南人民。越南人民是经得起考验的。战争越打越胜，越战越强。今天报纸就证明了，在广治地区一下子消灭了美军一千五百人，在另外一个地方二百人，共消灭了一千七百多人。以游击战争为主的南越人民战争，能够这样集中地歼灭敌人，这是伟大的胜利，是在这个旱季所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我上次估计，如果说前个旱季消灭美军四万多人的话，那么，这个旱季肯定会超过五万人。集中消灭，一口一口吃掉它。用毛主席的话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就是成建制地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地消灭它，比打溃它、打散它好。每次消灭它一个指头或者半个指头，十次二十次，两个手就都没有了。我们期待着下一个旱季，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五月，就是美国选举年的前夜，能取得更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即使增兵到八十万、九十万、一百万也不能解决越南的问题，而且要输得更惨，败得更大，是个死胡同，越走越窄。要么扩大战争，进攻中国；要么认输，退出南越；再不就是拖延时间。当然，他还有另一手罗，就是压迫越南人民进行“和谈”，中途妥协，半途而废。这个可能不排除。但是对英雄的越南人民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撤出或者是扩大，都是打乱和破坏了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所以我们需要用极大的注意力，要给予最大的援助。中国的援助，中国的支持，对越南的民族抗战，是起很大的作用的。越南的同志很谦虚，说没有中国就没有越南这样的抗战。毛主席回答说：不能这样说。小小的古巴还不是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吗？虽然，那是带偶然性的，那是美帝国主义没有预料到的。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帝国主义侵入南越以后，出现这样大的武装抗战，也是美帝所未料到的。当然，没有中国的援助，这个抗战的规模会小，时间会长，取得胜利的道路上会有更多的曲折。恐怕这样子来说，比较客观。越南人民依靠我们作大后方，我们则是支援这个抗美战争的前方。今天的越南抗美战争，很象我们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内，军内，人民中，都有民族主义的伙伴，他只是具有民主革命阶段的思想，在那时候他还是出生入死的，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军队内我们也吸收了一些起义的军队，他们不愿受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压迫，而愿意接受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就过来了。人民中更不要说了，我们联合了爱国的师生，还联合着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统一战线，应该说从人民中一直到我们党内都存在。我在插话中说过，中国只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一个是买办资产阶级法西斯党，一个是共产党，其他的中间党派是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才出来的。所谓需要是两党团结了，团结抗战，他们就会出来。当着两党代表两个阶级斗争的时候，武斗的时候，就没有他们的余地了，他们只好或者在旁边站，或者就不出头了。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工党，也没有资产阶级左派政党，也没有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政党。所以，当我们民族抗战的阶段，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党内就有这样的民主主义分子。陈独秀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一开始就参加了党嘛。刘、邓也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参加了党。刘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罗，譬如他主张让一批在监狱的人用集体自首的办法出狱，窃取党的重要职位。这是另外一个性质了。我不谈他这一部分了。从思想上看，当你们更进一步彻底批判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在民主革命阶段中，不少这样的领导人，没有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或争取从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思想。这样的人还是有一些，还不少。同样的，来看今天的越南，特别是南越的民族抗战，这样的思想也一定会有的，这样是不是我们就不支持呢？历史的发展需要经过这个阶段。如果出现这个阶段，首先应该是支持，然后要注意它的发展。不要等同起来；以为它进行民族抗美战争了，就跟我们社会主义阶段动员全国人民来准备战争一样。有共同性，就是抗美，这是统一的。但是从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来说有不同。历史的发展不能超阶段，我们既是主张不断革命论，又是反对超阶段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把越南的抗战看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红卫兵、年轻的小将们，坚决要求赴越抗美，这种革命性，我认为第一应该是称赞，第二我们是不支持的，如果支持，都纷纷过去了，那我们的国界线都没有了。你们回去宣传，说我称赞了，纷纷跑过去，说是周某人讲的，那我不负这个责任。所以，我第一是称赞他们是英勇的，第二要教育他们，我们不能支持。这件事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这些年轻的闯将，如果把他们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像“主义兵”的问题，你们的弟弟妹妹，绝大多数是很可以教育过来的。如果我们不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只是责备他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批评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开导他们，使他们知道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才能使人的思想一分为二，以积极的因素反对消极的因素。
    越南战争是在我们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我们应该做他们的巩固的后方。主席最近说的，中国是他们可靠的后方。我们伟大领袖说的可靠这两个字，可是一语千斤啊!越南同志听了，他们说不是千斤，是万斤。主席这句话，我们要负起责任来。为什么我放着北京那么多复杂问题没解决，却跑到广州来解决交易会的问题，而这又是个别的问题。就是因为交易会是与越南战争密切联系着的。我来是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的。他们叫我多留几天，顺便把广东的问题谈一谈。支持越南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全球战略中心是在欧洲，不是亚洲，因为欧洲是它投资最多的地方，也是市场最大的地方，它要跟英法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那个地方的投资利润和市场。它不能把那些市场让给英法甚至苏联。它退出，美帝国主义政策的制订者垄断资本家是不许可的。但是，由于我们支持了越南战争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它把世界能够动用的兵力都集中到印度支那来，这是它被迫的。这个战争取得了胜利，我们不是打断它的脊梁骨，也打断它一个臂膀，或者两只手。如果他不认输退出，要扩大，那我们就要准备作战。因此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既是思想革命，是最彻底的、从下而上发动群众革命的运动，也是最彻底地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斗争，这是对国内。对国际来说，这是最广泛的战争动员、备战行动。这样，思想一致了，在我们伟大领袖的领导和号召下，对任何敌人我们都能无坚不摧，都可以消灭。我们对国际问题就要这么看，要有这样的决心。有人说现在只有阿尔巴尼亚宣传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不能这么看。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越南战争，这世界两大事件，暴露了一切现代修正主义。他们无法藏身了，他们怕战争，不支持世界革命运动，进行修正主义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暴露在世界人民当中。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在越南战场上。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争取世界上更多的革命朋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党成立了，或者从原来的党分裂出来了，世界革命人民对毛主席更向往了，对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无限热爱，这都是伟大的胜利。对越南人民的战争的支持，也和前两年不同。责备美帝的人数多起来了，应该把这个看成是最好的形势。过去是蕴藏在人们的心中的，现在逐步地迸发出来了。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我们可以团结的，现在这种人一天天增加，而那百分之十不到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那些人，他们的反革命的面目一天天暴露，这又推动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革命的决心一天天高起来。这也包含民族的觉醒，民族革命运动也包含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觉醒，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这是国际形势的有利的方面。
    第二个问题，
    我们国内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是宣传、动员、组织亿万革命群众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说的，是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真正可以依靠的，可以把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旧风俗去掉，可以建立起我们无产阶级的新的思想作风，风俗习惯。从头脑里开始，也就是林彪同志所说的，我们要成为革命的力量，革命的一个螺丝钉，同时要把我们头脑里的旧的东西作为革命的对象。这样就最有力量在今天来进行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斗争；明天敌人一旦来进攻，我们就能够全部地、彻底地、干净地消灭它。宣传、动员、组织这个力量，是用什么来进行的呢？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地支持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打击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斗争第一阶段深入以后，就进入了今年一月革命风暴，掀起全面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夺权斗争。这个斗争已经进行三个半月了。照毛主席的看法，今年二、三、四、五月，也许能看出一个眉目来；明年同期可能看出个结果来，也许更长一点时间。什么叫眉目？什么叫结果？就是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个阶段，由于敌人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负隅顽抗，坚持反动路线，进行经济主义的反扑，有机会它就要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进行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全面的内战，不流血的内战，也是我们红卫兵小将们说的，是不流血的人民战争。这个阶段的任务，既是思想革命，关系到每一个人；又是夺权斗争，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年二、三、四、五月，我们还只能在各地把省一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建立起来。就是说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建立起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而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开始看得比较容易了些。现在真正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只有五个省市；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我们期待已久的北京、天津两个直属市的革命委员会，还迟迟没有成立。当然这两个市的工作我们又有新的尝试。上海进行的是直接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两千多有组织的革命工人，去年十一月安亭事件起，到今年一月，不过是两个月的功夫，就发展到能够动员百万的工人开起会来，支持夺权的斗争，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济主义新反扑，这是上海工人阶级重大的贡献。但是它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成立比较仓促，是直接选出的，没有经过各方面代表会议。等到北京筹备成立临时权力机构的时候，毛主席就考虑到有可能通过召开各方面都参加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会议来实现，首先尝试在北京，然后尝试在天津，开工人代表会议，贫下中农的代表会议，大学的革命造反组织代表会议，中学的革命造反组织代表会议，天津还加了个机关革命组织代表会议。由于毛主席的提示和启发，这些会议三月前后都已经开了。不过，尽管代表会议开了，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宣告成立。为什么呢？这里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初次的试点不一定会完全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五个省市的夺权斗争，也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大体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一种是已经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第二是即将成立的，象北京、天津，或者还有个别省；第三是曾经夺权的，但没有夺好，发生了严重错误，造成领导机构瘫痪，只好实行军管，通过军管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三结合”，还有一些边疆省、区，也实行了军管；第四种是准备实行军管的；第五种是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的。大概分这五类。过去我们也曾做过部署，我记得二月初的时候，在第一次军区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就说过。那时分类是：七个已经成立或将要成立“三结合”权力机构的(把北京、天津算在一起)，加上有十个准备要成立的，这就十七个了；还有两类，一是实行军管的，一是准备实行军管的。那是二月的方案。实践的结果把我们原来的方案推翻了，要修正，这很自然的。毛主席的思想一贯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绝不拘泥于方案，拘泥于计划。计划是主观与客观结合订出来的，但常常是主观的想象多，行不通。行不通，改就是了。这是毛主席的精神。根据目前的形势，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到五月底是不是能全部解决？现在看来是慢得很。广东已实行军管了，要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可我这次到广东来了五天，看出这个形势还会有反复，不是那么容易。这只是一个省呀，才二十九分之一。我们在北京，一个内蒙古问题谈了两个多月才解决。所以，五月底是不是能在各省、市、区看出眉目来，有可能还要推一推。至于地、县，那就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下推罗。所以要到明年，一直到公社那就要到明年才能全部实现。还有中央各部，我们本来企图最好能做到以革命组织的代表为基础，结合中级革命领导干部，上层革命领导干部，通过批判，自我批评亮相，得到群众同意的站出来，实行这样上中下三结合。不行的话，就派军事代表进去，实行横的三结合，以革命组织代表和军事代表加上各级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群众同意。这种三结合或者叫文化革命委员会。既然叫做部门的，那它就不能全面夺权罗，就是领导文化革命，监督业务，某些单位也许可能领导业务，组织个业务班子。这要看具体情况。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三个多月了，还没有摸出一个典型来，有的还要经过反复。所以到现在机关文化革命的决定还不成熟。同样的，今天上午听机关代表说的，广东机关文化革命先进行了一步，可能在时间上革命组织成立得早一些，但是做起来还是很复杂，在会上反映的他们争执的意见不下于学生的革命组织。但是这种反复，我们应该认为这是摸索一次新的经验，创造一次新的经验，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上海的工人和其他的革命组织首创进行了夺权斗争，以后也有反复嘛！各届代表会议，革命组织的代表会议，张春桥同志两次到北京说，不是那么容易，也是争执不休的。毛主席把问题看到了，说是明年二、三、四、五月，或明年上半年才能看出结果，或许还要更长一点。主席在这方面是留有余地的，这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但是又必须说明，必须定出计划，你总不能老拖下去。大概我们同学们觉得，这个倒好，最好再长一点，再放一年假。你们可以放一年假，工人同志、农民同志就不赞成呀，军队同志也不赞成，我们机关的同志也不赞成。我们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促业务，促战备，促工作，我们不能放下来，而且你们也不能长期这样子，不搞本单位的斗批改呀!世界上最长的罢工就是省港罢工了，就是英勇的光荣的香港、广州工人的罢工。省港罢工从一九二五年五、六月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七年才基本结束。我们学生闹革命，放假一个时候，中学原来说放到暑假，后来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改成复课闹革命了。这是根据经验的总结，需要修改嘛，不能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或者同国务院，或者同中央军委，或者是中央文革小组，或者是中央几个单位联合签署的东西，就是一成不变的。有变的，有的原则不改，要加以补充，加以丰富。这是根据实践的斗争前进。我们必须要有个程序来推动。但是，这一点无论如何，一句话，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到底这句话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个是现阶段的，我们把全面的阶级斗争和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进行到底。进行到底要有个期限。到时要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按照革命的新秩序来进行生产、工作(当然没有完成以前也要进行生产业务)，抓革命，促生产。比如学校实现斗批改，实行新的学制，新的教育方针，新的教学方法，这都要告一段落。可是人们思想上的革命，决不能说两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能搞干净，那是长期的，长期就不能天天这样子闹。现在是狂风暴雨，急风骤雨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告一个段落以后，那就转入和风细雨的办法。但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大民主的生活，四大的权利，四大的民主可以经常地进行。有时就会象波浪式的起伏，由比较不是那么猛烈的进行，到了一定的时候又会起采。这是不断革命的思想。决不要相信这一次的彻底的革命就那么彻底了。永远不会的。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一直推广到全世界，都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共同地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那个时候还有新的革命，新的思想革命，肃清剥削阶级的思想残余，肃清旧的习惯势力。那个时候所谓旧的，大概包括我们现在所谓新的在内。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新的与旧的斗争，还有其他的斗争，人民内部的，还对自然作斗争，还有科学实验。我们这样一想，眼界就开阔了，心胸就开阔了，敌情观念就明确了。我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支持什么，打倒什么，什么是敌我的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就会清楚了。
    不同时期敌情的内容也有变化的。在民主革命阶段许多是我们的同志，他可以在进行民族民主斗争的时候和我们站在一起，到时候也可以付出生命。可是留下来的，象我们这些人，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思想跟不上，立场站错了，如果说在民主革命阶段即使犯路线错误坚持不改，他还可以在集中统一领导之下打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没有触及他的私有制，可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不可能丁。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得很清楚了，一旦我们取得全国胜利，民主革命阶段胜利了，就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个时候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你如果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还是想发展资本主义，那就是敌对的思想了，从我们无产阶级观点来看，这种思想就是反动的了。所以路线的斗争也就成为革命路线与反动路线的斗争。这就跟民主革命阶段不同了，这就需要以彻底的思想革命才能把他转过来。
    毛主席历来主张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这个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在对待干部问题上，说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界限本来就清楚了，如果是，就不能够争取他了，不然，主席还加了一条，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叫教不改的，还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允许他们将功赎罪，这个界限就很宽了嘛。就是批判从严，处理还是从宽。合乎主席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我们看，主席说我们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要允许人家改过自新，将功赎罪，如果他愿意改的话。顽抗不改，累教不改，那当然最后是在打倒之例，但总是把敌人缩小到最少数。我们集中力量打垮最主要的敌人，然后再有新的敌人起来又继续打。争取多数，孤立少数，打击主要敌人，各个击破。我们要这样的认识。现在这个问题是发展不平衡的。
    我刚才把这个全面阶级斗争和夺权斗争的情况说了一下。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主席提出我们依靠什么的问题，朋友敌人都弄清楚。到底我们依靠什么？主席讲三个信任和依靠，就是相信和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最后团结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是基础，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支柱，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革命干部，我们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最后争取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当然要经过教育斗争的过程。这是我们所相信和依靠的。毫无问题，要在最高的领导毛主席为代表的执行无产同志硬是被打了。那样对待我们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这两个同志，我都保了的呀！说了话的呀！的确，群众就是这样子。我们没有过分责备群众，但错误确实严重，你不能不承认错误，那有那样的斗法，打的几乎休克嘛，邱会作有心脏病嘛，(黄永胜同志：我们肖副政委也休克了，连氧气都不给输)这也是一个大的经验教训罗。 (大笑)
    第三个问题，
    三月初，我们实行军管，执行日子是三月十五日，到我来时候不过一个月，这个时间也出了几件事。这几件事是不是都把它扭在一起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逆流呢？在我看不能下这个断语。(热烈鼓掌)
    当然这个事情要有解释。我有什么根据呢？我有个比较嘛，你办事总有个标准嘛，你不能那个地方说是，这个地方说不是，那就变成不公了，或者说一切都说不是，那不是变成和稀泥呀？那我不能做这个事。
    第一，你们说的四大事件，在军区还找不到这样的文件，把四大事件罗织在一起说谁要参加这四大事件的就是反革命。如果这样说当然不妥罗。至于军区底下的干部和执行军管的个别人说过这样的话，那他自己负责，应该批评他，他应该检讨错误。所谓四大事件，就是“1·22夺权”，1·25在公安局反夺权，还有个冲广播电台，最后一个，就是二月七号八号冲军区。就是这四件大事。所谓四大事件我开始弄不清什么叫四大事件，后来搞清楚了，从你们学到东西了。(笑声)四大事件每个事件都有它的特点，不能把这四大事件等量齐观。有的事件是有联系的罗，有的没有联系，当然当时整个空气是有联系的罗。如果军区的正式文件中拿出四大事件作为革命、反革命的标准当然不妥罗。因为“1·22夺权”大方向还是对的，这夺权的方法当时的作法是极严重的错误，逐步地脱离群众，又上了旧省委的当，我看还是上了当，没有经验，急于夺权。这是全国的影响，恐怕我们在北京的讲话也算一条吧。当时我们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宣布，我站在舞台上说嘛，对你们也起了催促作用，我们要负点责任。二月七、八号是另外一个问题，冲军区，地方同志也没进去嘛，除了个别的刚才说的以外。所以这个情况也不同。公安局夺权是另外一个情况，先夺权的是外来的进去的，而且还有北京政法公社参加的，军管后证明他们在那里的工作，做得是不大好的。这个不责备他，我们还是把他送走了，安全送走了嘛。因为对地方来说，他们的个别措施是会引起公安局群众不满意的，但是对他来说他不知道轻重嘛，不能怪他嘛。因为北京政法公社夺了北京公安局的权嘛，你们北京来的几位同学晓得嘛，他们是证明。这里有没有政法学院的同学呀？ (答：没有)哎，来了就好了，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夺了权，我们的谢富治副总理当时让他们看一看，我们报了中央也是等一等看，结果他掌不下来这个权。因为他夺了权要掌权，结果他掌权了，周围就包围他罗。过去我们想把内部的造反派搞起来，到了他掌权以后，全部的内部一致对外，来一个消息说，那个地方欺负派出所了，他们就去支援，结果跟群众造成对立，上了当了。后来搞了一个月吧，我们看也是不能继续了，还是军管，结果政法公社也支持，这问题很好地解决了，因为我们做了工作。现在没有那个去责备政法公社，他自己取得了经验，政法公社在外地也是取得这个经验。因此，广州的结果也必然要军管的。我们的确有这个意思，如果当时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和外部的造反派去试一试，把那个坏人揭发出来也好嘛。不过不容易。譬如天津被坏人夺取了权，反而好人受压迫，最后也是走到军管，把坏人抓出来。另外公安局过去长期受彭真、罗瑞卿的控制，虽然我们有很好的部长谢富治同志，但是他因为去得晚，同时他这个人的工作守纪律，对原有的人没有根据不好换他的，所以彭、罗的影响还是很大，所以有一部分坏人就暗藏下去。这次逐步地揭发出来，这是一大收获。但这还要靠本机关内部的揭发，也不能急，要逐步地揭。夺权以后反夺权，这是另外一个性质，必须要长期才能够揭发出来。所以这次我没有要公安系统几部分来讲话，将来你们做报告好了，这部分是复杂的事情，我知道一些，但是不完全清楚，我是拿北京、天津做例子来说的。广播电台刚才说了一点了。广播电台的问题，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广播学院的几个同学揭露出来的，本来是支持造反派的，摸了以后证明这两个少数人的造反派不仅成份不纯，主要是作风，他的做法、方向都错了。北京来的广播学院同学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站在它对立的方面，发动了群众，群众把他们揭开来了，是这么一个情形。至于二月七、八日的事情，刚才说过了。所以这四种情形不能够等量齐观，虽然是一时期互相影响。这么一个情形，军区并没有因为这个情形把它作为标准。尤其是二·八以后，虽然有请罪的事情，这个倒也不完全是军区要求，我在中南海就晓得，我叫他不要请罪，他们来的时候，还要送个请罪书，说我冲了中南海了。冲中南海的事情原来是一直没有提的，这回中央发的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决定，上面才说了叫大家不必看成太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冲中南海，每一次我们劝他们走了以后，我再见他们都是送上请罪书的，你叫他不送他还要送，你退还给他，他还是要留下来的。实际上也不完全是提倡，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提倡请罪书嘛。你们不信，我那里收的请罪书，有一大篓子，你总不能说我要他请罪的，我从来没有宣布这个事情。冲中南海六次，这一次才把它计算下来，天津两次，郑州一次，北京几次，也包括荣复转退军人。最凶的是荣复转退军人，拿汽车一冲，就冲进去了。他们冲中南海的目的，就是要求你见他。第一晓得你不会怎么样他，所以他就试一下子。我们中南海的警卫部队，的确是照我们规定的几条，就是：第一不动气，他怎么骂也不动气，第二不动手。骂不回口，打不回手，打伤不开枪，最后说，同志们哪，你们打错人了，我们是毛主席的解放军，你最后会承认错误，会懂得是错误的。凡是用这个方法说服，多数是被感动的，再打不出去了，手也放下了，他也不搞了。但是也有那些人他不管，他还是要试一试，最后总是把我们迫出来见一见。但是这个不能说中南海如此，别的地方就一定出来就不受整，不挨揍，不敢说。你看嘛，冲军区时肖副政委出来，他就不行呀！他出来受了整了。的确情况也不完全相同，我觉得应该客观一点。因为我在的中南海，中南海有毛主席，我一句话就把他说服了：难道你还要冲毛主席所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吗？这句话一说，他就闹不下去了。你这个广州军区排老几啊？他才不管你。(笑声)你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说你是自封的，(笑声)他还闹起来。所以这个情况不能完全等同，不然我们就不公了，是不是？这一点要说明。我觉得广州的情形比别处还是好一些的。四大事件没有把它作为革命反革命的标准，但是底下确实有人这样讲，是不好的。这一点我希望偏于保守的，好心肠的，好象维护党的利益和军队利益的同志，拿这四条作分界线还是不对的。如果军队干部里头有说这个话的，应该承认这是错误，我们应该承认嘛。应该向群众交代，这事我们坦率得很，承认错误就算了嘛，你不承认错误就揪在那个地方嘛。我现在正式宣告，这个不能作为分界线，是错误的。这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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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来了个《颠倒》的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个东西也是到广州学到的。那是“新北大”搞的。在座有“新北大”的同学吗？啊，来了。这是你们的贵同学惹起的这场祸，把他的观点出在《新北大》广州版。这文章其实发表很早，它是在二月二十八日就发表了，那个时候大家也不闹，因为它是个小报，大家并不闹。错误就在于先是《南方日报》，后是《广州日报》，一个三月十二日登了，一个十四日加了编者按。我看了半天，以为文章本身也是《广州日报》写的，看到最后才知道是转载的。那个标题不清楚，好象就是你《广州日报》的意见。我看那个意见是不大对啊！那里头观点比较杂。它是要得出一个它所要定的结论，意思就是整个都错了，没有加分析。我们说“省革联”也好，一·二二也好，“省革联”本身总还是个群众联合的组织嘛，不过他范围小了，夺权他这个方向是对的，不过他做的错了。你不能不分析，不能不一分为二。他那个就笼统了，都说不对了，错了，这当然是广东的造反派不能接受的了。再加上《广州日报》的按语一摆，虽然晚了半个月，但是按语一出就跳起来了。但当时也没有闹，又争论了很久，晚了差不多一个月才闹起来了，闹起来就围攻了。先是《广州日报》吧？对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来了四点建议，虽然中央文革很谦虚，说是建议，我看这四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认真地执行。他这个四点建议的好处就是军管小组对报纸的军管应该继续，否则就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不利于对敌斗争。因为广东是华南的门户，所以肯定了这个军管应该继续，否则不利于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因为他是要在报纸上批判的。第二条是维护和支持了军管。但是军管的成员里可以作必要的调整，并且建议要组织版面小组，协助军管办好报纸。希望各学校的革命造反派积极支持。我底下建议的时候还要说这一点。第三是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向军管会提出，商量解决，不要反过来又要报社的军管小组向你们请罪。请罪来请罪去，不是半斤八两吗？！我们不赞成这个请罪的办法。第四条说文章是错误的。文革小组他下断语也是很谨慎，就说是错误，不象你们，一出口就说是大毒草。这样就没有余地了。但是他底下说了，可以在报上进行讨论和批判。讨论也好，批判也好，各讲各的见解，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大辩论的风气。我们提倡四大，四大里有个大辩论，而且在报纸上开辟一个园地。不过现在忙，这几天还没有写出文章来批判，希望你们写。有好的可以先登嘛。
    还有一件事，就是一声“春雷”。这也是我到这个地方看报纸才看到的，你们宣扬太多罗！我们今天早上用了很长的时间听，我也看了几个材料。不过是一声春雷而已。春雷嘛，大概就是一声，我刚才听到一声，(笑声)不是夏雷那样轰轰隆隆不断的，只是一声而已，可是这一声不那么响亮。这没有什么嘛！不响就是了。每一声雷都得响，不见得。在军区方面，有部分同志急于想搞一个“三结合”。因为我们给军管的任务，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任务，要通过批判——当时还没有强调批判，当时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也就是批判了。因为林彪同志在工交会议上就说了嘛，我们要进行一个大批判运动，通过批判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然后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这是给军事管制的一个任务，在华南能够早一点很好。当然，我们也设想，如果不能早，也不能急。有些管这事情的军管的同志也急一点罗。他们也是试一个点，觉得广州铁路局别的地方已经实行军管了，好象长沙分局已经军管了，他想这个地方(广州铁路分局)是不是可以不必经过军管，提早一点，所以比较急了一点，条件就不够成熟，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都不太那么够。从材料看出来，他想“三结合”，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你们不是讲大方向吗？为什么这个就不讲大方向了呢？！所以一切的问题都得有个前提。军管的同志是一个好意，他想试验一下，搞一个“三结合”，方向还是向着“三结合”，他并没有要复辟嘛！但是急了一点，不够成熟。第一就是一部分革命派没有吸收进来，你不能说另外全部是老保嘛。我在底下还要讲这个问题，一动就给大老保三个字，偶然吵架吵急了给这个名字，固然我也不好反对，变成口头语了嘛。但是把这个加给人家，打击一大堆，这个不是办法。你首先打击群众了嘛。比如广州分局，南站的造反派，是叫火车头吧，是多数。那么整个广州分局连外地的算起来他还占不少嘛，也是过半数了嘛。就是这个情形，也是一个广大的群众组织，你给他一个名叫大老保，就把群众统统对立起来了。你说他思想某一点有些保守，那改正嘛。从革命力量不够，一部分革命造反派没有吸收进来，因而代表性不全面，无产阶级权威嘛，军事代表确实是够的，亮相的干部也可能多了一点，或者是杂了一点，这些都可以议论。有议论，改进就是了。就是说这个事情，方向还是想搞好，但是做起来有些错误，所以不好拿来提倡。那么你们问现在已经登了报怎么办呢？登了报的这些事情地方报纸可多罗，这些事情办起来都要给他一个罪名，那就不胜其办了。我告诉你一月风暴的首创者上海，它就搞了一个人民公社。因为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我们一直把上海的消息推迟到二月底才登。休看上海夺权斗争群众大会开得那么好，可是没登报。不但是外地不懂什么道理，国际上也怀疑这个事情。但是国际上西方记者，他很快就说恐怕是人民公社这个词有问题。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讨论，等到二月中，主席约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位同志去讨论的时候，连他们两位同志都觉得上海工人恐怕不容易接受，已经拿出来了嘛，登了报了嘛，怎么能取消呢？毕竟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威信高，道理足，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回去一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把道理一讲，当场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声音，一下子就通过改成革命委员会。这样子我们把上海宣布了，上海夺权几乎晚了两个月才宣布。上海的报纸，后来不是就改了吗，也没有什么嘛。将来总有一天我们全国都要叫公社的，如果现在就叫人民公社，上海报纸一登管保各省都叫人民公社。你们广州更是人民公社，因为广州暴动就叫广州公社嘛，那你们还抢先了，把广州暴动的光荣传统还拿出来了，一定要首先拿出去了。那还不是都要跟着改。各省都是，各部委也学了，什么铁道部他叫人民铁道公社，那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笑声)这样出现以后外交关系统统要改变。我们现在国家的性质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进入到更进一步，这样改变也不那么需要，反而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象这样的事情，已经夺权的省分，有许多事情，我们都改变了，劝他们不登。只是一个铁路分局的夺权，登报登错了一些，这声春雷不那么响，就让他不那么响过去吧，不要这样认真，把这个问题搞的这样子。当然你们说了，这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征候，这个征候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这一闹，就没有再搞了嘛，而且他本身还在提问题嘛1我一来就听说，南站就不同意嘛。南站不同意那个地方只好继续军管罗。还是劝大家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批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能够团结起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是一个错误，搞了就搞了嘛！再逐步加强嘛。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呢？有的。有的地方已经都夺了权了，并且已经成立了夺权委员会了，有的地方已经成立了革命的组织了，是联合的，江苏就成立了联合组织，安徽成立了夺权委员会，我们都没有劝他取消。我们说你们这个革命委员会，将来把它扩大，现在还不能起真正的作用，将来到了成熟的时候，我们再开各界代表会议，再来把它充实起来，才算正式的权力机构，现在还不成立权力机关，因为只是一派，另一派不赞成，都是左派。安徽它叫夺权委员会，当然现在不能承认它那个夺权，它那个夺权不像你们这个夺权，你们这个夺权夺了以后还没有掌权，你们自己就放弃了，所以你们等于改正了一部分错误。他那个地方还行使，行不通，我们现在军管以后，对那个夺权委员会让它慢慢地自生自灭的改变，不要去下命令取消。因此说铁路局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也不要急于马上登报取消，这个也不好，在群众面前失掉信用。因为初生的事物一定要犯些错误的，犯了错误就马上登报把它取消，将来谁都不敢进行创造性的尝试了，每一件什么事情都得极其成熟以后才敢做，那么我们的敢闯的革命精神就要打折扣了，这个不利。所以凡是方向是对头的，虽然做错了，组织形式也弄错了，慢慢的改变，不要在报纸上把它一棍子打死，这对新生事物不利。做错了就把它改变嘛。比如铁路分局的三结合如果扩大不下去，一部分革命造反派无论如何不同意，那我们只好把它军管起来。革命委员会能扩大最好，如果不能扩大，它只管一部分文化大革命，另一部分可以不管，业务还是军管来管，也可以这样来做。因为目的是利于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利于抓革命，促生产。铁道的运输在伞南，比任何地方任务都重，因为还要支援越南，还要海上出口，铁路公路和航运，还要准备作战，这个地方一切的弹药粮秣都要准备充足。所以不能因为这样子影响铁路的工作。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华南的铁路，军管以后二月到三月到四月的情况是上升的。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军管以后的事情，就是工人大联合。这个工人大联合，我们看起来也是还没有成熟的。我十七日天亮以前认真的听了工人中的辩论，现在看起来，工人的组织是分成六个组织，“工联”、(现在你们也用这个名称了，我也是很高兴呀，是我建议的，经过群众嘛，不然又是我由上而下了)、(笑声)“地总”、“红总”、“红旗”、“广东红旗工人”、“广州工人”，这六个工人组织。当然里头还包含其他的，先说这六个组织。铁路是不属于那一派的，铁路是独立的。这六种组织，现在只有“地总’、“红总”赞成大联合，“红旗工人”大概只有一派，比较少数的，其他都不赞成。所以现在大联合过早地作为筹备会就不成熟。不成熟他就要停顿。当然下命令取消也不必，现在还需要做准备工作。照现在看起来，在工人中，我觉得我所发现的，首先要承认“工联”。它经过一个发展然后又缩小，由四、五万人，曾经在三月中旬缩小到三千人，现在又发展到一万人，现在看来它是坚持革命造反精神的，它受了压迫以后，有这么一个发展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承认它是一个革命造反派。红旗工人现在分成两派，他们争论比较多。本来军管会对他们倒是一向支持的，但是现在它分裂了，一派压一派，发生了争论，现在也是得到一个锻炼，照他们现在说，一派比较发展，一派缩小了。总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内部的争论，能够解决自己的团结和统一问题，如果不可能只好分成两个。分成两个你们总是要在革命上见高低嘛，一个多数派，一个少数派。当然这还是不稳定的，也许改名字或者怎么样罗。这一派在军区指导思想还认为它是造反派的，希望你们再努力。据我所接触的，那天是我个人的谈话的印象，一个“广东红旗工人”，一个“广州工人”，这两部分，他们很能谈出一些问题，并且承认现在发展还不必急，甚至缩小一点也不要紧，要坚持。“广州工人”原来是一万多的，现在六千人，“广东红旗工人”现在是一万人左右，他们还是坚持，并且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受另一方面的压制的。比如“广州工人”那天林XX讲了，还有一个女同志叫林丽彩，很有说服力，这两个组织我们看起来现在它这个情形也应该看成造反派。
    “地总”、“红总”问题。“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这两个组织和其他工人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能通过各自的整风，通过企业、事业单位中对党内、省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求得解决，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不能以一派压倒另一派。压是压不垮的。如果他坚持革命，一定要革命，现在还是坚持要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发陶（铸）呀、赵（紫阳）呀等等，结合本单位斗批改，那就站得住，反对打砸抢，那就站得住。所以今天还不能下定义说那一个是彻头彻尾的大老保，这样子就是把广大革命群众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这个是不合适的。现在厂内两派斗争比较严重，两派斗争严重，这不仅工人同志要注意，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学们在帮助串连的时候，交流经验时也要在这方面给以推动，不要支持一派打一派，打“老保”。这样会使人家灰溜溜的。另一方面，原来那一个造反派被另一方面反对。我看那个标语不能说是什么错。标语说：“打倒灰溜溜，紧跟毛主席，昂首挺胸闹革命。”这个气概有什么不好的？不过因为在造船厂，就联系到海军的衣裳灰溜溜的。这就有点过了。我看你们许多联系太敏感了。你们对这个非常敏感，为什么对于我们国内外面临着帝国主义、蒋介石这些敌人，就没有几个人提呢？你们不是不敏感，就是不想提，眼睛太注意内争了。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今天要帮助美帝、台蒋的，在国内能起作用的，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的一伙子，这是主要的敌人。不能够针对群众嘛！群众提什么口号，就算是有一点点毛病，也不算什么，你把人家都牵连起来，那还得了！这样就是红彤彤的也会成问题了。比如说，你把红彤彤的放在不恰当的地方，你也可以说他是侮辱了什么。比如你们这个地方，电梯上放主席像，我就不赞成，但我只能说这个地方放得不恰当。因为这是一个电梯，来往上下，主席的像怎么能放在这个地方呢？这是不尊重。但我绝不能推论到其他的问题上。那个展览馆很好，我一提议他们就拿掉了。就是不恰当，不能给他戴什么帽子嘛！说他故意污辱主席，那不就变成反革命了？是不能这么说的，他的意思还是好意，他没有想到。象这类的事不是主流。最近林彪同志在军事会议上有一个演说。讲了三个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主流和支流、军队支左。报告将来都要发给红卫兵看的，要好好地学一学。这是支流的一些问题。即使有一点错误，也是支流而不是主流。所以我觉得象工人代表会这样的问题，工人大联合筹委会，即使现在条件还不够成熟，也不必取消。当然四月下旬开会也只是一种设想，现在不可能开。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如果要开代表会就一定是学生在先，我看这个也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学生在先？你可以在先，因为运动是他们首先搞起来的，应该成熟一些。如果他们闹别扭开不成了，工人总等着他还成？我看农民就比较成熟一点，因为在支部以下并不夺权，他如果确实是贫下中农的代表，来开一次会为什么不可以？你说一定要按次序，北京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北京首先是大学生，然后是农民、工人、中学生这样一个次序。次序可以不同。因为北京、天津都是大学生先开，因此你们都要先开。我想这个不能援例。但是如果学生成熟了，当然可以先开。工人现在看起来还不大成熟，那你们学生就要努力了。现在学生争吵又多起来了，还要看大家工作做得成熟不成熟。
    军管会就那么几件事；第一个是“四大事件”。军区并不负责的。但过去没有注意解释这个问题，现在可以起来解释了嘛。第二是《颠倒》一文问题。是主持报纸的同志犯了一个错误，这是个别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提出办法来了。第三是“一声春雷”。本是一番好意，心急，搞得不成熟。那么这可以等待一下了嘛，搞一个更好的革命“三结合”嘛！工人大联合比较还不成熟，但也不能取消这个组织，先放在那里，先搞好六个工人革命组织，使他革命化，各个组织自己开门整风，等等。所以，军管前的几件事，军管后的几件事，都是个别事件。就是工人这个问题稍为大一点，但他也没有被别的组织完全拒绝。所以是很容易改的。这都是个别问题的错误，有些个别问题错误严重一点。总之，在这方面支左的工作，过去还没有完全做好。但是，你们一定要了解，军管这个问题，仅仅是军队所担负的五大任务之一，而且就广州军区来说，还有两方面的任务，加在一起是七大任务之一。那么他不可能象我们专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同志们那样，你们放假闹革命，你可以从早到晚精神旺胜，比如我这个人三天不睡觉我就不行了，你们大概三天不睡觉还可以。这就说明了精力不够嘛！军区做工作的同志都是四，五、六十岁以上的人。还要照顾到这里是前线的军区。前线的军区中央的看法也不同嘛！他们现在不仅有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五大任务，还有备战的任务、作战的任务。有些地方只有备战任务没有作战任务。这个地方既有备战又有作战的任务。比如刚才我们听到了，越南的海岸上美国打了常规导弹，不是核武器导弹，是常规导弹，那我们就要注意啦!海军就要去侦察，空军也要帮助侦察，这个地方的作战动员是一刻也不能松懈的。你看在座的，他们的司令员，除了刘政委身体不太好没有到以外，其他都到了，一边听报告，一边还要想他们的问题！你们的脑筋里敌情观念暂时不存在不要紧，我们可不能不存在呀！所以要从全局想一想。你们读毛主席著作，上面不是经常讲到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这个问题吗？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海陆空军，广州军区摆的多。同时任务也重。就学生工作说，广州也是一个大学相当多的地方，一共十七所，四万多人。中、小学生有三十多万。所以，在支左当中，应该说是有成绩的，但也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样看才公道。为什么会有缺点错误，因为没有经验。
    到今天止，军管仅仅一个月，首先把广东的支农，支工先做了。军管一个月，秩序就比较很清楚了。铁道和航运就是军管以后搞得蒸蒸日上嘛。昨日林昌文同志讲的出事故问题，一查还是军管以前的事。事情就是要弄清楚，实事求是。成绩还是肯定的，主要的。但是不是犯了一些个别的错误；有些甚至是相当严重的呢'有。改就是了。比如对有的左派摸得不是那么准，支错了一点，错了可以改嘛。主席就说过几次。军队十几年没有做群众工作了，情况不熟悉，任务又这么重，全部的责任都堆在军队身上了。我们过去就是个工、农业生产，现在还加一个支左，这是党的工作。还有军训，过去是部分军训，现在是全面军训，不仅是对大学、中学，将来还要对小学的高年级、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都要进行军训，一年无论如何完成不了。军管是政府的任务。这样就是把党、政、军的任务，军队都负起来了，由中央直接领导。除此以外，在广东来说，还有备战、作战的任务。这样巨大的任务，能够在一个月内见诸成绩，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是难免的，因为没有经验，要摸索。个别问题严重一点，也是难免的。但是错误不是不可以改的。
    既然“1·22夺权”方向是对的，但是“省革联”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可以改，就不要去责备“省革联”。认为支持“省革联”就是错的、就是反革命，反对“省革联”就是革命，这都不行。这还不在“四大”事件里的，还在以外。这种标准都是错的，不应该成立，应该取消。
    有的同志急得很，问“红总”、“地总”保守表现在那里。我只是说有些事情偏于保守，我并没有说你是“大老保”。我对人家加给你们“大老保”的帽子，我不赞成，我替你们辩护的。你们过去有些事情偏于保守，以后可以改。偏于保守为什么不可以改！
    至于说“复课闹革命就要压制了革命”，我看这个话逻辑不通。因为在第一个阶段是全国串连闹革命，特别是中学生，从八、九月以后就满天飞，就没有在本校斗、批、改了。过去执行了反动路线，打了一大伙人，打了一大批，保了一小撮，以后就走了。有的破“四旧”立“四新”建立了功勋。然后到全国串连了，就是大学也是全国串连。为此，现在中学要复课闹革命，要安下心来。在学校里，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有时参加本地方的活动，有什么不好！只有这样才可以整理思想、整理组织、整理作风。中学生不集中到一个学校里来复课，你没有办法教育他。比如说“主义兵”吧！你们不去教育他们，他们就会滑到犯严重的反动思想，行动就会发展，这就不利了。你们也承认“主义兵”至少有五六千人，多则上万，是个群众组织。对群众组织就不能以那个笼统的名称待遇，就象刚才说的工人组织，叫他“大老保”就不对了。我听说“主义兵”有六千人以上，甚至一万两万，还办了报。这样的群众组织我们就应该谨慎。我们可以批判“联动”的反动思想、反动行动，如果他接受了这个思想行为，就是错的，就是反动的，就要批判。但是，不能因为一个人或一小撮人，把一大堆人都算在一起。所以，复课闹革命，才是认真的对中学的同学，好好进行革命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一点，我希望大学的同学要帮助他们。如果你们对工厂运动很感兴趣，对农村运动很感兴趣，为什么你们对比自己小几岁的同时代的人，就不注意呢？我看如果“主义兵”多数(现在还是少数)发展到一个坏的方向去的话，不仅我们要负责任，你们也要负责任。我们要共同负责，特别是革命的同学要负责。为什么？这件事我是得到蒯大富同志的响应的。他很坦率，他说对清华附中的“联动”，他们也要负责。就在家门口的一些弟弟、妹妹都不管嘛！而这些将来都是反对自己的，为什么让他们这样嚣张呢？北京市的几个附中都是这样，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到现在还没有改过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个头子，师大附中，还有其他附中。我觉得大学的同学很可以对这个问题想一想。我们是时常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的。对这一辈青年，看到他们这样，自己心里就觉得不安，没有教育好他们。所以陈伯达同志和我说过多次，要把他们找来教育一次，我支持他这个意见。如果能把“联动”的头子找到一百人上下，除了应该关的关起来以外，我们把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找来一道开个会，和他们辩论一番，最后教育他们，我就不相信多数不可以教育过来。当然，少数顽固不化的总会有。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是去把他们推到反动方面去，而是应该援之以手，应该帮助他们。“帮助”两个字，有个“手”有个“力”字，要用力帮助，用力推动他们，教育他们。所以，不能说复课闹革命就是压了革命，这是小将们不懂得这个话。
    还说军训是阴谋。军训的文件都是主席批准了的，主席、林彪同志特别强调军训。因为他在天安门检阅时，看到军训以后，非常有秩序，他就觉得军训是灵的，搞了一个星期，出来游行的速度就加快。有一次十个钟头只走了二、三十万人，军训了以后，有很大的不同，不到十个钟头就走了七十多万人，缩短了时间。正如林彪同志在批示中所说的，第一是革命性，没有革命性不能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是科学性，讲政策；第三是组织纪律性。有了革命干劲，又有了政策水平，这样就是依靠了群众，依靠了政策，正确的路线，依靠自觉。所以组织纪律性就会搞得好。同样，抓革命、促生产，也不会压了革命，今天报纸上还讲了这个问题。
    为了进一步搞好军管、军训工作，广州军区已经决定调回一批军管、军训的干部，有几百人，重新进行训练。他们就在这个楼上，今天同样听我这个讲话。他们过去没有来得及进行训练。主席和林彪同志常说，我们进行任何一件新的事情，如果政策不讲透，就盲目地去执行，终究是会犯错误的。又加上没有经验，对这方面没有知识。我们不能够过分的责备他们。不仅允许年轻人犯错误，也允许没有经验，没有正确理解的人犯错误。有些工作组犯错误，除了那些头头以外，一般工作组员，我们也不主张过分地责备他们。他也是跟着做的嘛。所以，现在广州军区决定分期训练，把政策跟这些干部讲清楚。军训的干部，他有时候注重一点形式，慢慢的引导到政策教育方面，政治教育方面。有个时候，把归口的办法机械化了一些。主席三月七日所说的归口的办法，是讲的“延安中学”的那个经验，这个经验应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学生归班，工人归车间，作为学习单位、生产单位是应该的。不然无法训练，无法生产。可是对革命的组织不宜急，要有个过程。比如战斗小组，在一个班或一个车间里，他的人数多，他可以成立一个战斗组。不要跨车间，跨班。他的总的战斗组织、革命组织的名义还不能把它取消，它还要领导。班上可以讲联合，车间也可以讲联合，但总的联合也需要。有些地方执行机械了一点。一军训，就学生归班，战斗小组在班上去联合，上边不要了。因此，上边的领导组织没有了，涣散了，等于那个组织取消了，这两天不是有同志说到这个问题吗？这种情形大学少一点，在中学很多。他的组织等于没有了。而“主义兵”是跨学校的，不是一个学校的。因此，在广州就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就突出了。在组织上我们没有注意够，从这里得出一个教训，革命组织还得允许它存在。第一，允许它在学校里存在，也允许它有联合，中学联合中学的，不跟工人、大学混在一起。或者由大学组织个中学部来管这件事。革命运动时期允许它这个组织来领导，不然它就等于瓦解了。特别中学，到了班上它的作用就不大了，没有领导。这些支左的工作上发生错误，组织上，军训问题发生错误，军管发生错误，按照毛主席的话，一个字，错了就“改”。允许改。因为都没有经验，任务这么重嘛。
    最后，军管问题我还要解释一下两个命令，一个是一月二十八号的八条命令，一个是四月六号的十条命令。这两项命令不是矛盾的，不是一个代替一个的，是发展的，各有针对性的，互相连贯的。只有个别的地方，后者把前者即后十条把前八条有些话冲淡了。比如说，前八条重点是不要再冲军区了，以前冲的，反革命的要追究，左派冲的不要管了，以后不要再冲了，重点放在那个上面。到了十条，就另外一个说法了。就是说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这就宽了，连右的也不追究了。当然右不一定是地富反坏右了，“右”和“反”也还有一点区别。重点是放在比较宽大的处理，但是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还要追究，不过要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认为后十条上没有今后一律不准冲击这句话，好象是可以冲击了，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昨天中南局的造反派说得很好，今后也不能冲击。但有些年轻人就不是这样子，他又冲击了。是否是这个例子又要开了呢？大概是正反合吧!使用这样一个规律吧。那不能这样。辩证法的正反合，合就是前进了，不是正反合在一起，合二而一。所以，前进了就不要看得过分，看得太严重了。已有两次经验，一次冲，我们禁止了；一次宽大，又得了经验。就是说两种经验都有了。今后我们就是说理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到军区去讲理，去当面谈。这个问题一定要说清楚。就是请军区也下决心，军管会也下决心，你们有什么事情要找黄永胜同志，刘兴元同志，温玉成同志，还有军管会陈德同志。找他们，他们会商量办理。你们可以多接头嘛！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全国的斗争矛头大方向清楚了，广州怎么结合实际？就是斗争大方向、矛头指向谁？
    1、矛头要直接指向刘、邓、陶。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到中南、广东，当然就联系到陶铸，陶铸底下还有赵紫阳他们几个人。结合到本地，陶铸也算本地、半本地了。所以要指向刘，邓，因为刘是最大的，要系统地批判。过去没有系统地批判，过去逐步地认识，现在把它联合起来认识就清楚了。把他批透，就把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头头暴露出来了，就可以作为全国的典型，大家以此为戒，以他作为靶子，也就挖到每个人头脑里或多或少的，那怕是很少的这种修正主义苗子了。那么在广东来说，当然必须结合到陶、赵这些人，也要结合本单位，本机关，本学校的斗、批、改。学校的斗批改时间也不长了，现在已经四月中旬快完了，还有五、六，七、八四个月了。到八月底是十五个月，我们总要告一段落。
    2、回答谁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不能够那么样说法；好象解放军那样做，或者解放军某几个负责人这么做。我现在不这么看。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已呼之欲出啦。那天座谈会上不是有的同志问到底是谁？也没有那位说出来。说明这个问题似乎象似乎不象的样子，没有人能说出来。因此，说明这是大家并没有把握的事情。全国二、三月分是有那么一股逆流，就是因为干部亮相，有些干部想借这个机会混水摸鱼，不经过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彻底揭露，然后揭发自己的错误，亮相，取得群众信任，得到群众同意。在这里有些人就想混水摸鱼，或者想混过关，这种情形是有的。至于拿广州军区来说，特别是广州来说，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嘛。每一个人能不能过关，都要通过群众。现在广州地区站出来工作的没有几个人，省委常委中也就是他们四个人，也还没有完全过关，还要检讨嘛，就要跟机关说，跟群众说。因此，广东这个地方，首先应该指向省委中以赵紫阳、区梦觉为代表的这些人。他们现在处在旁观地位了，有时候还要嚣张几下子。现在工作这么繁忙的军区、军管会反倒受到责备，而他们却从旁说冷话。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要翻老帐，要复辟过去地方主义的错误，这倒象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股逆流。逆流是存在的，但是也不要把它说得过分严重，好象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记得去年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我同一些大学的同学比较熟，他们从上海，从别的地方打电话回来问我说：“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到底还有几个人支持呀？怎么样呀？你告诉我呀！”简直惶惶不可终日了。那有这样的事情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深入群众的，它是从群众中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屡试不爽的嘛。只要主席一个号召出来了，其他的错误的东西就如同太阳一出，冰消瓦解了。多少次历史的关键时刻，从主席进入中央的领导，从遵义会议以来三十二年都是如此，加上以前十四年，在每次关键时刻的斗争中，主席都站在正确的方面。毛泽东思想是这样发展起来发扬光大的，毛主席成为世界所仰望的领袖。怎么能这样担心呢，最后他们问我，要不要他们回来。当然他们青年人热情可嘉，我也不能给他们泼冷水。我告诉他们：你们放心，你还在那个地方好好工作吧!所以，说得过分了没有好处的。特别在广州，你们把北京、全国的口号拿翻版。昨天天亮前后，广东工学院的易作才同志，他讲的那几句话是对的。把广东的解放军，特别是把解放军的负责人，象黄永胜同志，陈德同志(问军区同志；温玉成同志上榜没有？刘政委呢？答：没有。)这样子没有好处，这里是面临着敌人的呀。你说军队没有信用，说解放军怎么样。的确，如果说北京可以这么贴，而广州这样贴就没有道理。比如福建前线，我们就不允许这么做。中央军委有个公告你们都看了，那是支持韩先楚同志的。因为面临台湾前线。所以要实事求是，要区别对待。同志！面对强大的敌人呀！今天不提这个，我是感到最大的、最遗憾的一件事。我是最反对说这个话的。所以我觉得，说什么“式”的，揪出广州的什么的，那些口号也不见得准确。北京的口号换来换去，经常要变换的，你们跟着他团团转吗？十天前是一个人，十天后又是另外几个人，反正你们跟着转，我看把你的独立思考也就削弱了。经过十个多月的运动，广州革命的同志都锻炼出来了嘛，都有自己的见解了，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嘛，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看广东的阶级斗争盖子，像陶、赵这样的，在广东是头号的，问题确实还没有认真的揭发出来，还停留在口号上，认真地揭发还有更多的可以揭发的，还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警惕阴谋不是拿这个东西去攻击另一方面，而是要拿这个东西去揭发他们在广东做了些什么隐蔽的活动。要防止地方主义复辟。当然，十几年前我们在批判广东的地方主义时，工作中确实也有些缺点，我不隐蔽这些缺点，不掩盖这些缺点，但是，总的方面是对的。那是主席亲自过问的，在中央讨论过的，不能翻案，要防止这两种复辟的逆流。
    3、个别的事件，个别人的错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能就下结论。要用主席思想，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要学习和实践。调查研究是深入实际，学习主席著作，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林彪同志说的吃透“两头”，然后在实践中再考验，这样结论就会正确了，就不会总是打空了，甚至引起一番虚惊。
    4、要求你们要维护和支持解放军的地位，光荣和重要的地位。今天，华南的解放军担负很重大的责任。如果过去我们的战略的方向认为东北重要，现在看来最重的是西南、华南，特别是华南。因为海上、空中、陆上都是跟越南接壤的。西边跟越南接壤，东边是福建同台湾隔海相望，这两方面都是敌人，而本身又是支援越南的门户，陆上运输要经过广州军区，海上也完全要从广东几个海口出口，责任非常重大。所以不仅它在五大任务中是重要地位，对敌斗争也是重要的方面。一向来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都给以极大的注意力，不然我不会在这里停留五天。因为不能忽视。我相信你们是会认识这个重要性的，你们每一个步骤都要想一想。我们对你们的革命行动出了偏差，出了严重的错误，都不责备你们，只是要你们总结经验，自我批评，并不多责备，并不改变你们过去在斗争中有贡献的革命左派的地位。但是你们自己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因为你们还不全面。特别你们晓得解放军是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高的，军队的行动是这样光荣、模范的，我们应该把这个放在主流方面，放在大前提方面。发现了个别的错误，应该放到次要的地位，这才能分别主流、支流。逆流是有的，在广东是有一股暗流的，但不是这个，不是解放军，不是广州铁路分局的“三结合”，或者工人大联合。这是个别的错误。错误你们也同样犯了嘛！至于暗流倒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我刚才指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两个暗流。一个是并没有被彻底批判的领导广东十五、六年的陶、赵这个暗流，另外一个就是地方主义复辟的暗流。这两股暗流倒值得重视。在这方面你们提得并不太多，这点我希望你们特别要注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方每个行动，香港反应最快、最敏感。而每个反应都影响我们国际的信誉，特别是敌人拿这个来估计我们情况。如果我来这个地方五天，除了头一天你们公布以外，以后不再公布了，敌人就会猜想，大概我在这个地方跟军区商量作战的事情了。好，天天都报导我跟你们座谈，这就很清楚不是讨论作战问题了。其实也不见。得，你们不会知道，他更不会知道，我们总还有别的时间可以谈嘛！怎么知道我不谈作战的事情呢？我们刚才休息的时间还谈了嘛。但是把你们那个时间一算，十几个钟头一次，七、八个钟头一次，人家说周某人在这里这么用功夫，大概这个地方问题紧张了。他就作另外一个估计了。所以我们年轻的小将们，在这个方面你们经验不够了，不能责备你们，但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来，告诉你们，我们如果见到不说，那我们就错了。
    第五个问题：如何实现现在中央提出来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这样一个公式。就是说我们要实现夺权的斗争，一定要通过革命的大批判，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然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个我们已经摸出经验来了。那么，广东怎么做呢？我想，第一、也是和全国一样，但是你们这个地方更要着重；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为纲。要上这个纲。照这个来定我们的基调，就是我们这个革命大批判到底是不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对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联结到广东的陶、赵这些人，联结到本单位的“三结合”。是不是合乎这一个标准，就看你是不是合乎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
    第二、左派的标准。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是左派。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一般的革命造反派，要有更进一步的要求。革命造反派他可以是在这个时间造反，或者造得不那么准。要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要经过长期的考验。这一点，我想大家的标准都不那么准。有的说，支持“省革联”一?二二夺权就是革命的，反对“1·22夺权”是反革命的。或者反过来说，支持“省革联”的是不革命的，反对“省革联”的是革命的。都不对。同样的，还有“四大事件”和其他一些标准。比如去年的“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那是在六月，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压迫，也是受陶铸的压迫。至于封《红卫报》，封的当然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工人觉悟慢了一点，宣传工作慢了一点，行动也慢了一点，同时，他们的运动搞得晚一点，组织也建立得晚一点，因此有些工人不完全懂得这个道理，而且他们看惯了《红卫报》，因而反对封《红卫报》。所以笼统地把主张封《红卫报》的群众组织说是革命派，反对封的都是保守派，这样的划分，是不恰当的。同样，今年一月的夺权、“省革联”问题、《颠倒》这篇文章和“一声春雷”，现在叫“颠倒派”、“春雷派”、“省革联派”，都是拿一件事情来划分左、中、右。还有关于大联合问题。因此，我觉得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革命左派，要经过长期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多个月了，要看十多个月的经历。我也不赞成只看是否受过压迫，因为情况是变化的，一开始受压迫的，以后也有态度变了的。如果开始受压迫的都是左派，那以后变了怎么算呢？我曾跟许多省的左派谈过话，其中有些后来就起了变化。因此，就不能说得那么固定。要在十多个月一系列的斗争中来观察，是不是坚定的，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需要有个整体的看法，系统的看法。这样子革命造反派里头，也会有一些保守分子，反过来你们所谓偏于保守的，或者那些确实是保守派的，里面也会有一些革命左派的分子跳出来。那就得允许人家跳，允许人家站出来。甚至在一个组织里，它的领导的多数承认过去保守的错误，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起来批判它，检讨自己的错误。那为什么不允许人家站过来呢？整个组织站过来，多几个左派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只有瓦解一途，就没有允许人家改进的一途？两种都可以，一种是瓦解的，一种是转化的。就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根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来看。因此，左派的标准，要整个地系统地来看，对一个组织、一个人来说，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会起变化，左派如果犯的错误太多了，又不敢，坚持、辩护，那就会走到反面去了。中央文革小组，我也参加过，就曾对北京某些左派组织的同志，提出过警告：你们如果再不改，那就回走到相反的方面去。主席常说这个，凡是一件事情做过了头。就会走到反面了。这是我们有经验了的嘛！
    第三：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现在对立情绪很深，我们希望引导保守派转向革命，达到团结。这就要通过批判、斗争，而这个批判、斗争，要首先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到广东的陶、赵，然后结合本省的“三结合”。矛头向上，向全国的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矛头向本省的，及与全国有关的陶，联系到赵和其他一伙。还有本单位、本学校的斗、批、改，也是对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许有的地方本身没有，上面有，就向上。拿这个来作观察的标准。如果保守派或者偏于保守的，他就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应该欢迎他，革命派应该欢迎他。甚至他本身就产生了改正错误的革命分子，虽然他革命晚了一点，但他变成革命了，我们应当欢迎他。或者合在一起，或者仍然保持两个组织，都是许可的。定一条：总之不能用群众斗群众。只能用说服教育的办法，用批判错误路线的方式，批判反动路线的方式。自觉地通过整风的办法，自我批判的办法来实现。我们对于许多地方都这样强调：各派组织通过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当然，这里头有的都是左派，通过整风了，有的保守派，有的革命派，两个路线不同了。只有这样，才能把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共同地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这样把错误就转移过来了，转移到革命路线方面来，就可以进行共同的斗争了。也就是改造他自己嘛！
    第四，革命造反派之间的问题，在这地方也是同样存在的。总是互相不服。我们这几天提出来了。三个“红旗”是革命左派，这就是“中大红旗”和“八·三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但不仅仅是这三个“红旗”是革命左派，其他都不是，如果这样传出去，那我就提倡宗派主义了，要犯极大的错误。我是提出三个例子。三个“红旗”的确是广东一向来承认的，军区一向支持的，尽管犯了严重错误。象中大的“八·三一”，在夺权斗争中就是犯了极严重错误，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责备它。初期也许是支持慢了一点，但是一旦军区认识了，马上就出来支持嘛！虽然引起了中大另一方面，就是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不满，但是还是支持嘛！并不因为你们的数目比他们的数目少，他们共有三千多人，你们才两千多人，并不因为这个就不支持你们嘛！这说明军区的立场是对的。他们也支持了华工红旗嘛！同样对广医红旗一向也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因为你们这三个“红旗”是广东有斗争历史的革命造反派，左派，另外别的就不是了，或者自己就可以骄傲了，我说这两个都不对。第一，自己不能骄傲，更要谦虚谨慎，所以我对你们左派特别说了两句反话。就是在今天天亮以前，你们当时给了我很好的回答。工人同志，也有学生同志给我的信，都承认我的意思是诚恳的，是希望你们好的，说明你们多数还是赞成和同意这样意见的。不要骄傲，要谦虚，要有自我批评。不骄傲，自我批评，是左派很重要的一个标志。这是讲无产阶级左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说，看你是不是有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自我批评那就是骄傲，没有不犯错误的。在青年时代，要没有自我批评，阻塞了你的进步，那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必然是与左派的本质不相称。左派不能永远是左派，要不断地进步，不进则退。另外一条，也不能排斥其他的左派，本校也可能产生另一个左派组织，产生了也不要紧嘛！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攻击，要互相取长补短，这样来推动前进！至于别的学校，都有造反派嘛！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进行说理的斗争，但是不能排斥，比如一司的问题，最近就出现一派排斥一派，甚至不让人家到会，这个就不好。今天没有发生了。我不是一来的时候就跟你们讲了，北京也出现了，不能认为北京出现了，你们就照抄一下，这些事情何必照抄呢？我看北京来的同学也不会赞成你们内战的。如果他们把这个坏习气带来，我请他们就不要在这里串连了。我想他们不会。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到你们这里来串连，但不支持他们这样的态度。他们不会这样的。因此，在左派之间提出反对“右倾”，反对“托派”，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对左派可以允许他在某些见解上慎重一些。这是许可的。到了社会斗争以后，他们看问题就比较慎重了嘛！实事求是了嘛！这怎么叫右倾呢？凡是左派有长期斗争的历史，忽然被说成是右倾，常常是估计错了的。我们在西安的问题上，发现“交大”的李世英被“西工大”、“西电”多数说成是右倾的。后来经我们全面审查的结果证明，这个攻击是错的。因为“西工大”、“西电”的多数是支持打、砸，抢的。说打、砸、抢是革命的打砸抢。我们批判了。打砸抢还有革命的？是敌人就消灭他嘛！也无所谓砸，无所谓抢了，就是要消灭他嘛！如果是人民内部的，为什么要打砸抢呢？拿这个造声势就不对。另一个是南京的“南大”革命造反派甄邦元，就是南大“八·二七”，那一派夺权占多数，这一派南大本身和南京的“八·二七”他们不赞成夺权。那一派就说南大的“八·二七”甄邦元是右倾了，后来我们约他到北京，谈的结果，证明了甄邦元并不是右倾，而是他们批评得不对了，批评也带着打砸抢来了。当然，也不一定这里照抄了。总之，现在革命派中，稍微慎重的，也许他的观点不都是正确的，甄邦元的观点也不都是正确的。李世英那一派的也有些意见，但总的趋势是对的，总的看法是对的，但也有个别错误，有些措词有些错误。所以我们一般地不宜批评谁右倾，我们不赞成。说左的是“托派”，也不对，这两种说法我们都批判了。我想在这个地方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第五、长期保反动路线，这是保守派。这要在实际行动中看是不是有这种组织，如果确实有这样的组织，应该说是保守派了；如果他已经改过来了，已经支持革命路线，站在革命路线这一边，批判了当权派中坚持反动路线的错误，应该说他已经向革命路线靠拢了嘛！他已经改变了保守立场了嘛！你不能说他开始是保守，就是命定的，永远不能改变了嘛！要一分为二，有的是坚持到底、坚持下去的，有的是改了的，要分别对待。保守倾向，即使是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左派里边也会有的。保守倾向是对于造反倾向这个对立面说的。有的时候造反倾向是对的，有的时候造反倾向过火了，那么，另外一方保守一点，就会有针对性地来纠偏，即使是革命左派组织也不能免的。我们的革命左派就不允许有任何保守倾向，这个说法是主观主义的。我们这个大联合里边一个保守组织也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比如工人组织，拿这个地方说，现在大概有一千多个企业单位，北京是一千八百个，天津是一千七百个，估计这个地方会少一点。现在“地总”据说包括九百多个单位，“红总”是包括二百多个单位。我看可能广州就是一千多个单位了。一千多个单位都参加工代会的话(不是现在筹备，现在不可能做，也不应该做了，要推迟了)，将来各方面都参加了，肯定每个厂子都有代表，如果那个厂子就有保守组织，没有别的组织，为什么不能吸收他参加，慢慢影响他呢？这个事情天津也好，北京也好，我们可以肯定那里头有保守组织，有保守倾向的组织，北京是一千八百多个厂，百分之八十参加了市工代会，天津一千七百多个厂，百分之六十多参加了工代会。有几个左派组织它挑剔这个，说有保守派。我们报告主席，主席说一个都没有才怪咧，有了倒是合理的。不过我们也说明了，总要使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占优势，取得领导地位，这个是要保证的。这才是在革命造反派的基础上进行大联合。另外，你这个大联合只能是初步的嘛，你在这个大联合中还要进行斗争、批判嘛、批判反动路线嘛，联合工人阶级本身的斗批改嘛！它就可以推进很多人走向革命路线方面，批判自己过去的错误了嘛。
    第六、群众斗群众，要坚决反对。我看我们这个地方有些行动是象群众斗群众的形势，一吵起来就非常激昂慷慨。对立得厉害，这就没法避免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头子都是这样，那一到了群众场合，还不是打呀！因为没有听到你们对打砸抢进行批评，我就很担心。这个打砸抢，在中央文件里已被否定了的。我们多少地方是反对打砸抢的。军委八条命令上批评了，十条里面又是批评了体罚的。中央二月二十一日的通知，还支持了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嘛！另外在其他的文件里也提了。在转发安徽的文件里又说到这个问题，要反对。安徽问题的第六点决定就说，有原则上不同的意见，要正常地进行讨论、辩论，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我们不仅对打砸抢不赞成，抄家也不赞成，抓人也不赞成，不准武斗。中央在许多文件里都肯定了这一点。有些地方还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这是不许可的嘛！这是错误的口号。我希望你们这个地方不再发生这个问题。打砸抢，抄哇！抓哇！这肯定是错误的。
    第七、“联动”的反动思想、“联动”的反动行动和“联动”的反动组织，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不能列入青年人犯错误所允许的范畴里，因为这是有一种反动的血统论作理论基础，通过大人影响着青年，使青年受了骗，受了蒙蔽。拿感性代替理性，凭一些传说的话，凭一些他们听不惯的话，看不惯的事，就激动起来。就对于“联动”的反动思想、言论、行动寄予同情。这很危险，这是不能容许的。我们在文件里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批判了这个问题。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里就谈了这个问题。特别是管军训的同志要特别注意：我们特别强调把它写上。这个文件的第三条就讲，在学校中不准成立反动组织，象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对于受蒙蔽而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学生，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允许和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军委八条命令的第八条也讲了这个问题，这一条是主席特别加上去的。它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司法机关处理。”你看群众性教育，如果他犯法了应该交给公安司法机关，而干部子女，家属应该负责教育他。整个是教育，对组织应该取缔。这是讲“联动”这类的组织。在这个同题上，希望我们几方面的人，在座的，军队负责军训的，特别是中学军训的，干部对子女，包括工农干部，还有大学的同学，对于自己所接触的中学生，都应该注意。
    至于更进一步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问题，四月十五号《人民日报》的社论已经讲清楚了。要通过大批判运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第六个问题；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我希望革命学生中的左派，即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尊重自己已经取得的地位。要保持革命造反派的地位，要靠自己的奋斗，自强不息。要照毛主席说的，不断地总结经验，经常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要停滞不前，吃老本。我们老干部不能吃老本，年青人老本不多，更不能吃老本，更要不断前进。这样才能够真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这点上，我们对你们寄以希望的。就是要戒骄戒躁。戒骄是对自己说的，也是对别人说的。因为对人家骄就看人不起，戒躁，是对事情说的，也是对人喽！容易发脾气，容易急躁，骄傲急躁。毛主席在我们党七次代表大会特别讲了这样两个警戒，要我们谦虚，谨慎，他感觉到党要快胜利了，就容易发生骄傲急躁的毛病。果然，我们这个党在七大以后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胜利以后，许多人就骄傲起来了。象高、饶反党集团，很快就伸手，很快就跌跤，就跌垮。刘、邓这些人，又骄傲得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认真学毛主席著作，结果就成了现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这不是偶然的。一切事情起于微末，慢慢地积少成多发展的。因此，希望我们的学生运动中，工人运动中，各方面运动中的左派，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被人家批评偏于保守的，或者是被人家随便说成是“大老保”等等，也不要气馁。革命不分先后，只要肯革命，会赶上去。因为今天各方面的同志都在，我不能不从几方面来说。有些人对于过去旧的领导确实有些留恋，对于旧的秩序有些留恋，这不单是对中央的刘、邓，也不单是对广东的陶、赵或者其他，就是你本单位的领导中有保守的，你跟他站在一起，也就是偏于保守了嘛！有点留恋了嘛！对旧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有点留恋，不敢打破成规，不敢大破大立，闯出一条革命的规律来，这就是保守嘛！但不要紧，这比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就要小一些嘛！就是维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改嘛！你肯改了，就回头了嘛！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你就站在正确路线上说话了嘛！对你自己过去就批判了嘛！跟过去的反动路线决裂了嘛！对新鲜事物就接受了嘛！就这么个精神嘛！甚至你带动一个组织都转变过来就更好。要有这个勇气，不要气馁。所以，如果说革命左派不要骄傲急躁，偏于保守的就不要气馁，不要只是对立。气馁、对立就不能改了嘛！气馁就没志气了嘛！对立就不能转化了，不能改变了。还有其他，那天头一次座谈不是还有第三势力吗？也的确还有些派别还站在中间，或者偏左，或者偏右，他看不惯两种做法，一种骄傲、自满，排斥别人，一方面气馁，或者一方面对立的很厉害。他看不惯人家的一些弱点，没看到人家的长处。敢于造反的总还是革命性强了，就是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差一点。那么这样子，你就该帮助造反派，这是前提嘛！革命性是第一位嘛！你帮助他研究政策，帮助他讲组织纪律，这就可以弄在一起，不会站在中间了嘛！保守派和偏于保守的，也可能组织纪律性很强，但是，我们不提倡这样的党员，我们不提倡这样的群众，主席最不赞成黑“修养”那样的思想。确实如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所说的越养越修。唯心主义的修养，还不是脱离实际，脱离斗争，没有前途。所以列宁讲纪律的三条，《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讲的嘛！毛主席也用过，毛主席提倡自觉地执行纪律，毛主席不赞成把军队说是“驯服的工具”。最近有篇文章驳了的，不是什么无条件服从，而是有条件服从的，自觉地遵守纪律。所以，保守派有它的短处，它以遵守组织纪律当先，这就主次颠倒了。你得先有革命精神，你才能有创造性；你有科学性，才能掌握政策；然后才是组织纪律性。所以，常常保守的，所以犯错误，站错了立场，就是因为它偏重于组织纪律。我生产搞得很好，听话，纪律很服从，为什么还说我不好？我们的军队同志下去支左，有时支错了，就是犯这个毛病，就觉得这不是很好吗？他就忘掉了，如果革命精神旺盛还会搞得更好，我们拿这个还可以考验革命派嘛！如果说靠保守派生产搞得好，革命派参加进来反而搞不好，那么，这个革命派也不能算是革命派了。革命派它参加进来一定会搞得更好，而且，这样子就使造反派带头，保守派就服了嘛，他就可以改变它的保守思想了嘛。这个就需要我们军管同志带头了，把这两种结合起来。大概所谓“第三势力”，总是最容易在政策上斤斤计较、讲求细节。这样子呢，两种都看不惯。其实你没有革命性，你那个政策无法实施，无法独立思考，无法创造奇迹出来，结果是跟随大流，不能有所作为。各方面都要看到自己的弱点来改进。左派不急躁，不骄傲，就应该研究政策了，科学性了，自觉地遵守纪律了，也就不赞成打砸抢了，也不赞成随便骂人家大老保了。当然一下子叫广州都改变恐怕也不容易。譬如挖苦人家“八一八”叫“老八”(有人回答：是“八一八”他们自己叫的)，自己叫的，对方叫的，两种都有，不去争论了，反正是不那么郑重。政治斗争不要采取这种不严肃的态度，叫人家反感，这是第一点。这是不是和稀泥呢？我还没有看出来。我还是以革命性为第一嘛，按照林彪同志的定义嘛。保守的就是革命性不强嘛！他只讲组织纪律性不行嘛！
    第二，革命学生中的三司和一司的问题。革命学生中几个组织联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组织，或者两种组织，或者三种组织，这在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不一定急于取消。它各有各的特点。这是不是提倡分散主义呢？不是，因为它还是联合性质。也不是分裂主义。反正大学的革命派最后总要形成一个联合组织，总要有一个代表性的组织。这个代表性的组织要在革命派的基础上，吸收一些革命性差一些的参加；但一定要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来团结。保守思想总会有一些的。因此，三司、一司就是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在北京，我们是劝他们三个司合起来了。虽然合起来，但实际上那个三司还是有它自己的关系存在。并不可能完全打消。这个事情，主席是早有预见的。有一次，他问二个同志：你们说是北京的大学大联合了，成立个红代会，很好呀，那三个司令部呢！这个同志说：没有了，都取消了。主席说；啊，为什么要取消呀？我才不相信呢，已经取消了？我看，主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今天拿主席的思想告诉你们，你们不必急于要一司和三司合并。倒是要努力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以革命路线为纲，这样子跟各派的革命组织来谈论，在这上面来较量各方面的革命性到底多强，在这方面讲联合，重点放在刚才说的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本地的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这上面来考验。不必过分强调马上联合。
    第三，学生串连。大串连现在不提倡了。一般的不进行，个别的北京学生可以到各地方看看，时间也不能长。比如说，最近北京来了二十多位。几个学校？(有人答；五个)五个？不止吧？(有人又答：九个，“哈军工”也来了)。这是一时的现象，不能象去年的大串连，也不能象去年那样煽风点火，因为现在本地的革命学生组织已经成熟了，你们只能来交流经验。这一次来交流经验，把你们好的经验提出来，错的也告诉他嘛，是革命同志嘛，同时要学人家的长处，互相学习，学一段时间就回去。这种串连，只能是少数的。现在北京出来的人太多了，超过原来的设想了。我回到北京还要跟你们商量，不宜出来太多。有些地方还不宜去的，因为那里已经很复杂了，你们去了，如果确实根据党中央的政策掌握得很好，去帮助解决当然很好，有些地方还不如晚一点去或不去为好。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还要跟中央文革商量。学生串连要和工农结合，以本地串连为主，基本上是本地串连。本地串连，也是学校相互之间串连，到工农中去，那就要去劳动。比如农忙的时候，军管会或革命委员会动员下去劳动，与农民结合，与农民三同、五同，不这样就不能取得贫下中农的信任。到工人中去也是一样，你到车间去，不能象过去那个办法，去一大堆，特别是中学生，到一个车间，人都挤满了，弄得熟练工人操作非常困难，甚至出了事故，这就不好嘛。现在要人家赞成，商量好了才能进去。工人、农民欢迎学生去交流经验。但是有一条，不论外地象北京来串连的，本地学生串连的，相互串连的，结合工农串连的，都不要包办代替，这是中央文件几次规定的。那个学校的革命，要靠那个学校本身的革命派为主。机关如此，工厂如此，农村公社也是如此。这一点，今天早晨农民同志讲的对，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学生只能去交流经验，支持一下，不能包办代替。因此，组织问题，顺便说一说。我们现在组织是分产业的，工人就是工人的组织，工人可以有几个工联，就跟学校的几个司令部一样。比如刚才说的工人有六个组织(其中有一个分成两个)：“工联”、“地总”、“红总”、“广东红旗工人”、“广州工人”、“红旗工人赤卫队”，这是大的；还有小的联合组织。现在有的小的合在里头，有的没有合，这个不去管了。总之，工人只限于工人的联合。组织太多了，将来总要合几个，不能分得太细了，太细就没办法做工作了。学生就归学生，大学归大学，中学归中学。当然，大学可以设中学部做工作。农民，还是贫下中农的代表会议，这个是主要的，或者红卫兵。农村的十条，是这样规定的。至于石井那个地方，还存在“红农友”的战斗组织，是不是可以作为红卫兵，我不大清楚。如果作为红卫兵，那也可以的；可以让它存在一下子看一看。我提议，农民同志，学生同志，记者都去看一看，看那个组织是不是确是战斗组织，群众又需要，那它就可以转为红卫兵的组织了，不叫红卫兵名字也未尝不可。总之，它是那种性质的组织。农民代表会，还是以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为主，因为十条上规定了的。要真正以贫下中农为主，干部是参加，干部也要贫下中农出身的参加，参加一部分做工作。还有机关，也不一定只有一种组织，也可以有两种组织，多种组织。这样存在一个时期，可以有个比赛、竞赛嘛。这些组织，一定要时机成熟了联合起来才可靠。所以，“省革联”暂时不存在，有它的发展规律，因为它是不能存在了，它没有办法把各种人联合起来。因此，同样的设想，省里不是有个“省联总”吗？看来时机也还不成熟，真正的大联合还没到成熟的条件。所以，广东这地方，恐怕军管时间太短了还不行，太短了不能把各种工作做得好。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促战备，促工作，恐怕还需要一个时期，太急了还不行。现在的“省联总”，还不成熟，将来才能形成。所以现在也不能搞另外一种不经过同军管会商量的组织，就是单独的工农联合组织，或工农学联合组织，这还不成熟。所以，老红军也好，还有什么荣复转退的革命委员会，这些我们都不赞成；有些这样跨行业的组织，尽管它做对了，支持左派对了，我们还是把它取消了。
    第四，“主义兵”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形成这么大的群众性组织了，它又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因此，在目前还要进行一段工作，就是集合一些能够找到的头头，比如说军训这方面已经召集成千人开过会，还出了一个报嘛。当然，在这个报上，我们军训的代表同志讲的话是有错误的，把它肯定起来，说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已经觉醒了，并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这个估计不正确，不合实际的。现在我们的革命学生(指大学生)、革命的工人，都没有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只能是长期的，最后的结果，那能现在就说；现在就这样说，那么，这三天，连今天是第四天，我们的这个会就不会这样对立了嘛。鼓掌是这一派鼓，那一派不鼓，那一派鼓，这一派不鼓。如果能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那能这样子鼓掌呢？我的话有的也是这一方面拿去用了，有的那一方面拿去用了。当然，有些话全体都鼓掌了，祝主席万寿无疆，大家都鼓掌了！这不管你说他大老保他也还是得鼓掌，{笑声}当然，这是在这个地方，如果出去了也很难说。对立情绪在鼓掌这方面太阵线分明了，就说明不那么全面了。我有一些话是按中央的话说的，为什么分成两种鼓掌呢？就说明对立情绪太强了，政策性就不那么强了。所以，对“主义兵”我觉得现在还要做一段工作。我是没有可能在这里做工作了，北京还没有做好嘛。如果能够找一、二百人和他们座谈，我看是可以谈的。我刚才碰到三个干部的女儿，一位黄永胜同志的(黄永胜同志：是陈发洪同志的，我没有女儿)，一位是杨梅生同志的，一位是詹才芳同志的，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我跟他们说“联动”怎么反动，怎么要不得。我把事实告诉她们，并且鼓励她们应该站在毛主席的红旗底下，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要靠感情办事，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研究政策，不要特殊化。还是说得通的嘛！我问她们三个是不是“主义兵”，她们承认是“主义兵”，可见我随时可以碰到嘛，我住在这里一定要做这个工作。我看这比北京还容易些嘛。在北京，“联动”找也找不到，因为它是反动的。这里“主义兵”到处都是，怎么能叫做反动组织呢？所以我劝你们左派，你们这样子把他们赶到一边，这是很不利的，而且不可能赶到一边。你们压他，他就抵抗，有压迫就有抵抗，造成了对立，这样很不利嘛！是不是？我们见到“主义兵”就拦头一棒，骂他们一顿，那我还怎么能算是他们的长一代的人呢？所以，必须要把它揭穿，说穿，他们是能够接受的，会认识“联动”那样的思想是反动的，是错误的。我说你们自己要建立出一个纲来，一个斗争的纲。因为他们刚回来不久，他们对许多问题认识还很笼统的，所以，这样的教育就不够了。我看了《小兵》的这篇演说，就是没有事前做好调查研究，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才说自己的意见。我想你们即使晚上看到了“主义兵”的活动——不过那天说了以后，到今天还没有捉到人，东西、武器是给我带来一大堆罗！那北京比这里凶得多了。这里是棒棒居多，只有两三根铁棍，我只看到一根，后来又看到一根，那北京“联动”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了。但是我相信会有一部分是这样子的。那你们要教育，要采取教育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这样的方针。你们自己也有弟弟妹妹嘛！或者亲戚嘛，还要做工作，不应该造成这样的长期的对立，这是不利的。对“联动”的思想、“联动”的组织、“联动”的行动都要反对；但是对广大的青年组织里受影响的部分，要区别对待。刚才碰到三个女孩子问我；“是不是你要取缔‘主义兵’”？我说我没有笼统说要取消，不过“联动”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我是反对的。如果你们接受它，我就要站出来反对。但是普遍的取缔群众组织的方法不能采用。即使是有一小撮是“联动”，也要对他们教育批判。这点我希望你们冷静地做调查工作，做到有分析，学习主席一分为二的方法。我们军委的十条命令就是用的一分为二的办法。
    第五，工人造反的组织，刚才我已经说了，各个组织需要开门整风，学生也要这么做。特别是工人的组织，十几个组织，你们各自开门整风。首先自己批评自己，特别在工厂，两个对立的组织，自己开门整风，这样比较好。批评自己，人家来批评也欢迎，但是对方不要忙于批评别人，还是先批评自己，双方自我批评。然后站稳了立场，站到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这方面来，把矛头向上，共同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国的，广东的，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样子，就慢慢找到共同点，慢慢就能大同小异，最后就能达到联合，现在还不成熟，现在要经过这么一个步骤。但是有一条标准，总之你不能够再支持反动路线，要站到革命路线方面来。总之，你要矛头向上，不能群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是反动路线的一个特点，打击一大批，维护一小撮也是反动路线。
    第六，农村的组织，贫下中农代表组织，即使是由军管会或者是军管会派干部下去组织的，如果它确是贫下中农代表，还是要承认，这个不能叫由上而下。因为现在农村大队和支部是不夺权，并且承认，过去四清如果深入的地方不需要再夺权，四清下台的干部不许再上台：地富反坏右不许乱说乱动，农忙的时候“四大”应该暂停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召集代表会当然是上级召集，只要代表是贫下中农代表，那就得承认它。所以，在这里头串连，由贫下中农本身发展，“红农友”也好，红卫兵也好，总之学生不能参加，只能帮助，只能串连，交流经验。由他们自己组织是许可的，去石井试验也是许可的。
    第七，机关的革命组织的前途。总之机关长期闹革命不找出一个发展的前途来，那不行。你闹革命到一定程度，总得指出个前途来嘛！你到底批评什么，彼此批评一两个人，甚至出那样大的海报，我觉得这个矛头不对。就拿省人委机关里的造反派说，叫机关联络站，他加“省革联”了，支持夺权了，后来作了自我批评了，我觉得他的态度是好的，还要出那么大的报，题目是很醒人的，结果抓一些小节，是不是事实我不去管它，这样子把事件扩大，用那样一种批评方式，我觉得不那么妥当，这样的斗争就没完了。对立面是需要，但要在大的问题上对立，主流方面对立、斗争才行；在支流上对立就是抓细节了，见了树木不见森林。机关的斗争，我看水平应该提高，因为他总还得转上业务呀！抓革命促业务呀！你不能长期不搞业务，你总得订出一个计划来嘛。现在机关里面，就是响应全国的号召，把大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刘、邓，然后再结合本地的陶、赵，还有跟他一伙的人，这样来结合斗批改。机关总得有前途，学生放假到暑假，机关不能等到第三季度，第二季度有个结果就好了。比如中南局八百多人，总得有个出路呀，就是这样闹革命？只是少数人做工作，多数人跟你们同学差不多，也是放假闹革命，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多久了，今天已经四月十八日，我要求这个月底至少五月要得出个结论，到底抽出多少人来做工作，造反派要给我回答。抽出一部分人来，包括处、科级，司、局级的干部，能够站出来的部分。不能站出来的那当然要继续作检讨，叫群众考察。中南局不起作用了，但中南局还有计划、财贸、三线、交通运输，可做的事情多咧。还可以抽出一部分人来支援各省嘛。省市机关也要有这个打算。你们造反派也要有个打算，总还要有个斗争计划，有个前途。
    第八，干部参加工作和检讨、亮相的问题。这好象有点矛盾。是有点矛盾。就是领导干部还没有完全检讨完，他又在做工作。军管会里有个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可能不会找他们工作了，但是生产委员会总要找他们工作。这样还没有完全亮相又要他做工作，就会影响一批干部，大家比了。这个问题，恐怕请各级军管会订出个计划，帮助省、市各级领导干部，跟省、市机关造反派商量，指定几个人商量。象这样的座谈会不能常开，偶然开一次可以。还是分头开，跟学生开，工人开，农民开，机关开。机关还有中南局的，可以另外作一个口子，省、市委两个口子，这么来解决，这点请军管会抓住。总要有一批干部能够通过群众同意的，亮相，首先是要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揭露领导人，省的、市的，自己深刻地检讨，在工作中表现，同时也要揭发现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暗流，知道的就要揭露。这样不会影响揭盖子，因为这个盖子共同都要揭的嘛。要揭中央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省、市为数有限的几个人，这就是共同性，大家来跟他决裂，揭露嘛。
    第九，外地来串连的同学不宜太多。已经来的八、九个单位，希望你们采取我刚才说的意见工作，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把北京好的作风传来，我们非常高兴，但不要把不好的作风也传来，变成北京的翻版。现在斗争水平提高了，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这些问题，都是不完全成熟的意见。听了你们三天汇报，我不能不讲一点。我讲的都是重复的，虽然整理了一下，还是有些重复。本来最好用一种决定的形式，提到中央去，再发给你们，那是很简单的几条啦，那不适宜。因为中央只我一个人听到，黄永胜同志听到。这个不能作为根据。而且现在只是改进工作，因为军管这个过渡的办法，还要实行嘛，不变嘛，希望你们给予信任嘛，这点是很重要的。我全部的精神，一个是敌情，其他你们都有经验了。我要增加的就是两条。说到最后，总结起来说六个问题，一个是增强敌情观念，你们不是没有的，你们是没有作为重点，现在你们要把它唤醒，每件事情要跟敌情摆在一起想一想，国外的敌人虎视眈眈面对着我们，想趁机蠢动。另外就是面对着敌人斗争的时候，广州军区它不仅要执行军管的任务，而要执行七项艰巨的任务，军管仅仅是一种，因此，在初期不免要发生一些缺点、错误，甚至个别严重的错误。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衡量他的错误性质。何况我们左派也犯过这样严重错误嘛，夺了权又掌不起来嘛，并且形成了组织，而这个组织又不能起作用，在群众中也失掉一点信用，但是我们还是支持你们嘛，就说明要照顾大局，以大局为重嘛。这个大局不是强加于你们的，是全体劳动人民、全民族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的。这一点我觉得还值得说一说的，我上面没说，你们也没有说，我觉得还应该提出来。应该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空气，提高这个空气，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特别是《红旗》杂志社论。这样几个要求，这是一头。这样才能毛主席思想挂帅，政治挂帅。政治挂帅依靠什么？就是学习主席著作，带着问题来学。解放军是按照这个要求办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广东面临这么多的问题，都是主席著作上解决了的，你们如果能活学活用，就会得到解答的。现实的一些问题，从去年十六条起，有一大堆的文件，有这么多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很值得我们学习。还有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林彪同志已经发表两篇报告，还有第三篇。大家要好好读，今天我只是帮助大家整理一下子问题，这些都是文件上有了的。我们都是跟别方面谈过了的。就是吃透两头，上头请教于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下头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求教于群众，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要有一种深入群众的精神，向群众请教。我向你们请教，学到了一点东西；还通过你们向群众请教。凡是你们的语言从群众来的，一听就可以感觉到，仅仅是凭一时感想说出来的你们的语言，也可以辨别出来。这就说明还要深入群众。两头吃透了，你们就解决问题了。第三也是林彪同志所说的，自己立场态度如何，上请教于主席，下求教于群众，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要站在革命路线这一边，对待革命群众就是朋友，就是你的老师，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就以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能当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些问题分析清楚了，就很好解决了。几天来，我和同志们的四次谈话和一次讲话，总是希望在你们，信心也在你们。我觉得广东问题是能够解决得好的，能够迎头赶上的。所以我跟军区同志谈话，都是鼓他们的气，他们能够领导好的，他们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边的。当然，个别的人犯错误，或犯严重的错误，那是个别的问题。从整体上说，从领导上说，他们是努力想搞好的。要搞好也不能光靠一方，领导必须和群众相结合，他们首先要向群众靠近。常开这样分片的会，个别谈话，指定专人经常接触，经常交往，就能把群众的脉搏，经常计算在领导的讨论当中，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中学生，机关革命干部等等，就可以经常计算了。我想这样做，一定可以把毛主席、林彪同志、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国务院的指导、指示贯彻下去，相信我们是会搞得好的。我现在号召在座的同志，通过你们号召我们革命的工人、农民同志、革命的学生同志、红卫兵战友、革命的机关干部同志，解放军的领导同志和广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彻底批判、坚决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样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在这样的革命大批判的运动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通过这些斗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广东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这样伟大的光荣任务，我相信通过你们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和协助下，一定能够在今年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现在我们大家来高呼：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彻底粉碎和打倒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锁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说 明
    一，总理讲话中，有几处涉及机密的地方，付印时从略。
    二，总理对“地总”、“红总”的评价部分，根据总理指示，改用了四月十九日二十时四十分由总理办公室周家鼎秘书从北京传来的电话稿。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以上，请酌定。　　毛　泽　东　　五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２〕　指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说，最近，我们对派出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一千七百多名干部，分两批进行了集训（第一期十天，第二期八天），并通过集训调整了一些干部。这次集训的主要经验是：一、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突出解决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三、针对干部的活思想，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中央军委转发到团级以上党委。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最近，黄永胜，刘兴元，温玉成等军管会主要领导同志，分别邀请广州市大专院校，工人等革命造反组织的代表和部队支左人员，部分武装部的同志举行了一系列座谈会，诚恳地听取了他们对部队支左工作的批评和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现简报如下：
    常委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也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贯彻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够，没能正确地识别和坚定地依靠真正的革命左派。军区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较晚，情况不了解；介入时，正值一些革命左派在省革联夺权，市公安局反夺权，冲击军区和军管广播电台中犯了错误的时候，正值粉碎社会上一度出现的指向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逆流的时候，当时我们对造反派的错误看得过重，许多同志带着对某些革命造反派极不好的印象，以感情代替政策，以对待省革联夺权和冲击军区等"四大事件"的态度去鉴别左中右，而没有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以致模糊了识别左中右的界限。例如对于一时犯了严重错误的革命左派，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甚至不适当地取缔，解散了一些群众组织，错误地抓了一些人。反之，对于某些偏于保守的组织，则认为听话，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没有参与"四大事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这就在实际上，起了压抑革命左派的作用。正如一些小将批评的："你们对一些革命左派的支持，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对一些有保守倾向的组织，态度暧昧，脚踏两只船"。这是一针见血的批评。其次，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正慢。三月底四月初，中央关于青海，安徽，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命令颁布后，我们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但是决心不是很大，措施不很有力，很多思想，组织工作不落实，因此，弯子转的很慢。集中地表现是：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勇于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一些支左人员对上级决定不理解，埋怨对造反派"五原则让步"。因此，对偏保或保守组织感情"难舍难分"，对左派组织将信将疑。而一些偏保或保守组织，对我们突然改变态度，反映强烈，甚至围攻质问，更使一些支左人员和领导干部犹豫不决，感到无所适从。
    产生以上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军管会领导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认真吃透两头，对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还很不理解，领导工作很不得力。例如，没有把革命组织在斗争中所体现的大方向与某些缺点错误严格区分，混淆了主流和支流的关系；在调查研究工作中，没有认真贯彻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全面地历史地考察每个群众组织，特别是对大专院校武装部和区武装部的工作没做好，往往凭着他们提供的一些未经核实，倾向性很大（他们中很多人参加了一些偏保或保守组织）的片断材料作结论，下判断，轻易表示支持和反对；纠正错误时政治思想工作没有紧紧跟上，工作一度比较被动。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常委认为，以上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能不能迅速彻底扭转，这是关系到整个支左工作成败的关键。为了吸取教训，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任务，我们决心遵照林副主席关于吃透两头的教导，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大力突出政治，通过集训支左干部和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邀请造反派开座谈会，邀请革命左派代表作报告等办法，认真总结前段的支左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全体人员的思想，首先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克服保守情绪和私心杂念，彻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紧紧跟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带头，政治挂帅，到群众里边去，广泛同广大群众和支左人员接触，加强调查研究，虚心向他们学习，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坚定地站到左派组织一边，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对一些犯了缺点错误的左派组织，从爱护出发，满腔热情地给予帮助；对过去取缔，解散的群众组织和抓错了的人，经过全面复查，凡是做错了的，立即坚决给以平反；对偏保的组织，积极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加强革命性，引导他们掌握斗争大方向，努力争取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以上如有不当，请指正。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区分，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二    恩来、林彪〔２〕、中央碰头会阅发。    三    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毛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广东省军管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五月十二日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广东省军管会的报告说，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进慢，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为此，常委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湖南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五月十一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三），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    〔２〕　恩来，即周恩来。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1967.05.14； 中发［67］151号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分区，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需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 （第三集）》， 北京：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康生对广州军区黄永胜等人的讲话
    〖地点：广州。康生同志于五月十九日接见了广州军区黄永胜、刘兴元、孔石泉、温玉成等同志，作了重要指示。〗
    康生同志说，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军政训练，主席非常重视。
    军政训练有四大成绩，第一是把学生集合起来了；第二是组织学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第三是左派发展了；第四是在有的学校促成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在军训工作中也有缺点，主要是四个字：“急”、“硬”、“死”、”多”。
    你们知道不知道主席给了解放军什么任务？主席要解放军“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主席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联动”的错误，就是违背了主席的这个指示，搞血统论，说自己是红五类，别人是黑七类、狗崽子。主席在一个批示中说：“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年老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这是主席交给解放军的任务，怎么能说解放军右倾、和稀泥呢？
    在当前，结合文化大革命斗争形势，学好主席著作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五月八日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主席看过了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我直接参加了。主席是五月二日讲“引言”，五月二十三日讲“结论”。当中二十一天找了很多人谈话，进行了调查研究。
    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文艺方面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学习这篇文章，是从哲学方面去理解的。《讲话》涉及许多哲学命题，如存在与意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专家与群众的关系，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动机与效果的关系等，主席有意地用哲学来说明一系列问题。从政治方面来讲，讲了阶级斗争，策略思想，讲了革命文艺的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立场。态度，讲对三种人有三种态度，对敌人，要彻底揭露、打倒。对朋友，要有批评，有团结。对自己，对人民解放军，要赞扬。
    在当前，我们发表这些重要文件，目的是引导革命群众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掌握斗争大方向，有力地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工人的工作，除上海外，都作得不好。现在是学生领导工人，不是工人领导学生，这个问题很大，如果不解决，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不仅不能克服而且会影响工人。
    主席要我们首先注意政权问题。五四运动好就好在提出了打倒卖国政府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首先起来了，他们是先锋，但必须向工农兵学习。北京革命群众组织的四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都是学生。为什么没有工人的领袖呢？肯定会有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现在有一些问题发了指示，但研究贯彻这些指示不够，具体措施没有跟上。常常不能解决问题。结果发一个指示不行，又发一个，越发越疲。大字报越写越大，浆糊越用越多，农民很有意见说我们吃都吃不上，你们成桶成桶往墙上糊。
    （来源：1967年6月2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65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黄永胜与“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摘要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
    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如同意，请酌处。　　毛　泽　东　　五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一三一期上。这期快报登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温玉成等五月十日与“广州工联”八位造反派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摘要。黄永胜在讲话中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２〕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华工东方红、红旗516纵队：《〈北京来信〉事件始末》
    
    
    去年六月二十四日，高翔等同志贴出了《北京来信》和《告全院学生党员书》，顿时，平静的华工校园沸腾起来了，同学们奔走相告，争相传抄。很快7059班同学贴出一张呼吁在广州地区建立一个由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联合指挥部的倡仪书，同学们的革命激情被唤起来了，到处可以看到一堆堆的人群在谈论，华工校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的气氛，预示着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就要到来。
    可是，小将们没有想到，在革命烈火就要燃烧起来的时候，有人就策划于密室，要对他们下毒手，要扑灭这场革命烈火了。　　在省委的一个密室里，赵紫阳在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只见赵紫阳咬牙切齿地说：“《北京来信》是反动的，是大毒草，要进行批判。”随后，张云、王兰西就奉命来华工对工作队长叶向荣面授机宜，说“今晚学生要暴动，立即做好准备。”院保卫处副处长邱盛花马上到广州警备司令部调兵遣将。准备随时镇压。叶向荣还命令全院所有武装警卫人员全副武装，一等战备，通宵守候。三个工作队长也身带手枪，杀气腾腾。只等一声令下，就要对小将们开刀！　　当晚，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现已查明，区是个大叛徒）彻夜未眠，守候在电话机旁，紧张地听取华工的情况，如临大敌。　　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左右，在省委工作队和张进（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我院头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策划和布置下，只把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子弟从床上叫起，开紧急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给《北京来信》定调子，危言耸听地煽动说：“敌人已冒出来了，我们要进行反击，必要时要付出鲜血和生命。”在工作队布置下，不少同学连夜写大字搬，写批判文章，什么“《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斐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等等，铺天盖地而来，连牛鬼蛇神也出来写“批判文章”，对革命小将进行大规模的围攻。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同学进行跟踪，盯梢，偷听电话……一时阴风四起，妖雾迷漫。白色恐怖笼罩华工校园。　　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那黑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六月二十六日，五位革命小将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冲破黑省委的重重阻挠上北京告那些混蛋老爷们的状了。小将们的无畏精神吓坏了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赵紫阳一伙。他们使出种种卑劣手段，打电话给沿途单位，布置对五位革命小将的拦截和监视，赵紫阳还指令白云起（省公安厅副厅长）给公安部打电话，说“广州有五个反动分子要去北京闹事，要求派人跟踪，并监视他们的行动”。　　六月底，经赵紫阳同意，王兰西，焦林义，白云起等签名向广州公安局交办：要控制华南工学院高翔的《北京来信》，七月初，赵紫阳还亲自给王宁（公安厅厅长）一个批示，要他布置有关部门对高翔等几位同学之间互寄的信件进行邮检，并确定由白云起和十处长挂帅，把《北京来信》当作大案抓。六月二十九日，公安厅侦察处向厅党委写了个报告，题目是：“广州市大专院校开展技术侦察工作的意见”内容说“为了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拟在石牌成立一个临时侦察组，对六间大专院校进行侦察。”七月七日省委批示说“同意这个报告，可增加中山医学院。”工作时间为三个月。七月三日，公安厅又向省委写了一个《关于对华南工学院七种人进行侦察工作的报告》，提出对200名对象进行技术侦察，有学生，教师，干部等。上述工作直至八月份中央公安部通报某省利用技术侦察进行违法乱纪事件之后才被迫停止。　　他们还把贴《北京来信》的1016班和呼吁建立联合指挥的7059班档案逐一审查，认为里面有“反革命”，工作队特别对1016、1026、1038和7059班进行严密控制。当时，工作队关于情况的报告有如下纪实：“工作队发现后（即对《北京来信》）立即采取措施，了解各系情况，封锁消息，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当晚召开工作队员会议，进行布置，串联骨干活动，同时将原信抄送王兰西（副省长，三反分子，已停职）和文教政治部”。为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黑省委竟以对付敌人的专政手段来对付革命同学，真是恶毒至极！　　高翔同志更是受到非人的迫害，《北京来信》事件发生后，他们派人对高翔进行跟踪，监视，剥夺高翔和其它许多同学应有的政治权利，不准他们参加援越抗美游行，阻挠他们在学代会上发言。他们还通过了解高翔父母的政治情况，以找到借口把高翔的材料送到公安厅，列举了高翔六大罪状：（1）召集党员写《告全院学生党员书》（2）张贴反动信件，到处煽风点火；（3）成立统一行动指挥部；（4）举行接待会，反对工作组；（5）组织退却，伺机反扑；（6）坚持错误，坚决反对工作队。　　必须指出，陶记黑店中南局一小搬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镇压《北京来信》事件的主谋者，在七月一日中南文化革命筒讯（增刊）第七期中，报导“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中南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这份情报发到各级党委，声称“北京医学院寄来的煽动学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信件，就是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标本”。布置各级党委准备抓“右派”，准备随时镇压，海南岛红岛大学几个学生由于赞同了《北京来信》的观点，遭到残酷的镇压。　　铁的事实证明，陶、赵及其死党就是镇压《北京来信》事件的罪魁祸首，他“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改，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清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今天，陶、赵已经被广大革命派揪出来了，我们要彻底清算陶、赵疯狂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镇压革命派的滔天罪行，把陶、赵死党统统揪出来，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能翻身。　　周总理在四月十八日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压迫，也是受陶铸的压迫”。陶、赵及其死党对革命群众种种迫害，只能促进革命群众更加剧烈的反抗，加速他们的灭亡。在《北京来信》事件斗争中，锻炼了革命小将，华南工学院革命派在与陶、赵及其死党的斗争中，已经成长和壮大起来了，现在他们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高举革命批判大旗，发扬“六·二四”革命造反精神，以千军万马的雄威，向党内一小搬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直捣陶、赵黑窝。　　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华工东方红、红旗516纵队　　华工机关红旗兵团农奴戟　　（广州三司华南工学院《红旗报》1967年6月24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戚本禹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判陶铸的指示
    〖按：7月11日下午，《南方日报》接管派（新闻尖兵）在编辑部会议上由罗妙传达了中央文革关于批陶的指示和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陶的计划和意见。此件是根据记录整理而成，仅供参考。〗
    最近，广东省军管会派人去北京请示批陶的一些问题。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且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内容如下：
    （一）批陶的问题全国怎样部署？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地区发起，中南各省跟上。将来看批判的情况，听听反映再说。中央目前还没有打算在全国范围批判。
    （二）什么时候开始批判？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军区、江青同志请示毛主席，在报上批判是毛主席批准的。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批。七月中旬看行不行？
    （三）批陶的要害是什么？重点应放在哪里？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先从三本书开始，《随行记谈》、《思想、感情、文采》、《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本书都是大毒草。流毒甚广。可以从这开始。然后，逐步加深，逐步提高。
    （四）批判的角度怎么样？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作为中南第一书记来批判。但在广东搞了十几年，就可以从广东开始。
    （五）给陶戴什么帽子？
    戚本禹同志说：由广州军区定。想提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最后决定。
    （六）批陶的文章由哪里调查？
    戚本禹同志说：作为地区的批判，可以由军区决定。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只有两篇是中央审查的。一篇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篇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资产阶级专政》。文章要掌握斗争大方向。
    （七）批判计划由谁定？
    戚本禹同志说：计划也由军区决定。批陶要发动群众，要打人民战争。陶铸在广东流毒很深，要发动广大群众批。批判对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意义很大。
    金敬迈同志在场补充说，最好七月中旬开始，越早越好，但先要有个计划。军区写了一批文章送中央文革审查。军区的文章是指路子的，不一定太多。批判要由大报领路，这点很重要，同时也等发动小报一齐配合。
    
    （来源：1967年8月25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32期）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州赴京代表团时讲话
    〖参加人员：戚本禹同志，广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52人，地总派58人，陈郁、王首道、赵卓云、黄永胜及广州军区其他代表。〗
    今天多来了几位，是我主张的，上次占劣势的一派多来了几位（指地总派），人多并不是占优势，多来几个好说服他们吗！
    今天旗派开了一个大会（指广州工人联合大会），听说开得不错，首先我们祝贺你们，但你们要注意，不要骄傲。不然会走向反面。今天让不是旗派的多来几个是我主张的。不能说你们就是造反派，他们就是不革命的，造反不分先后么，听说你们连工交红旗都不愿意联合，你们要做工作，连地总红总今后还是要走到一块，我不能老奉承你们，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运动一定要以工人为基础，我们要问旗派，你们是不是毛泽东思想，运动一定要以工人为基础呀。
    应该以工人为基础，过去国民党挑动工人打架闹分裂，我们就是去做工作，让工人联合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现在社会主义时代，特别是广州面临敌人，工人为什么不能联合呢？就是因为观点不同，过去就有隔阂，四月初到你们那里去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是这个问题，你们要加强联合，在什么基础上联合呢？就是要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工业十条）为基础，以大批判，批判刘、邓、陶、王、赵为基础，只要搞大批判，是完全可以联合的，上次和你们说了，达成了四项协议，结果有一方面，封存了枪支，另一方不封，而封的一方面又要起封，结果双方又打起来，打得没有道理，在黄埔打起来，子弹飞到外国轮船上，有个越南船，也挨了子弹，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工人阶级不痛心，你们就是要打，只顾派别利益，不顾国家利益，连起码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都没有。今天你们开了一个大会，十万人，但是我还是不放心，听说你们发了一个宣言，你们把矛头指向谁呀？！
    有没有指向解放军？有没有指向不同观点的群众？如果矛头不对，我们就不提出，人民日报也不会发表，尽管你们大方向是对的，但也不能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群众，工人阶级应该联合起来，运动搞了一年多了，应该这样么！上海就是这样，所以运动比较健康，虽然有坏人挑动，但毕竟是少数。工人的工作还比较好做，学生不同，学生思潮起伏，容易产生派别观点，工人阶级是最懂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爱护国家财产，你们对立情绪那么深，这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提倡工人大联合，在十六条的基础上，在工业十条的基础上，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只有工人联合起来，才能推动运动。
    请你们来后，人不少，但武斗没有停止，那个冷藏库，我跟你们讲了，不要去占领，可是你们还是要去占领。
    （地总：现在旗派进攻水厂，一定要打倒现在。）
    （三司：这是地总挑起来的，他们打死了我们五十多名战士。）
    那黄埔是谁挑起的？
    （三司：是地总）
    （红海员：不对，我是红海员的，刚才接到广州来电，旗派占领冷藏库大楼，用机枪扫射海面，使我们不能工作。）
    （珠江红司：他完全是造谣，自地总占领黄埔岛后，用两艘炮艇封锁海面，我们的船只无法出海。）
    （红海员：我们说一点。）
    你们再说，我不听了，刚才还说工人要大联合么！你们就是这样子。我要大声呼吁，反对打内战，这样才不愧为广州公社的后代，不愧为省港大罢工工人的后代。那时工人多团结，四十年后今天，这样斗不团结，我们要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奋斗么！英美就在对面，看着敌人不管，而对阶级弟兄这样对立，就是只看见眼前利益，没有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利益。（对红海员）你们为什么要把占少数的旗派包围呢？
    （红海员：我们根本没有包围旗派。）
    （珠江红司：我们一直坚持了抓革命促生产，但地总两部炮艇封锁了海面，我们出不去。）
    （地总：我们根本没有炮艇）
    （珠江红司：我们南海107船出港，结果是遇到地总炮艇的机枪扫射。）
    （地总：我们根本没有炮艇也没有机枪。）
    你们扫射了没有？
    （地总：我们根本没有）
    不要说得那么肯定吧！对海港我们要采取军管，军管后就不同了，再违反就要抓人。（坚决支持对海港实行军管）你们这样赞成军管，那你们对野战军的枪还抢不抢。我们要严正指出，广州再也不能发生抢枪这样的问题，我们要用这一条来考验你们。（我们保证不抢枪）好！那马上签，解放军的枪你们都夺，你们能保卫祖国吗？我们多少老同志，身负敌人枪弹，你们这样做过得去吗？我现在不要责备学生，首先要求工人带头，陈郁是老工人，现在要站出来，首先讲工人大联合，不能站在派别观点上，要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农民也要联合起来。（八一兵团：我们八一兵团决定带头把枪交给解放军。）好哇。
    不管那一些，都要如此，我上次对你们要求不高么，先封存起来，不要再打么，那是敌我斗争，工人阶级为什么要打呢？即使是反动路线可以批判反动路线么，我们呼吁是：各派的同志保证不再打了。
    （红旗农民：郊贫联现在发枪。
    郊贫联：我们已经封存起来了，根本没动枪。两派争吵起来）
    （敲桌子）你们还吵，你们吵吧！我说了嘛，从现在×点开始不再打了，赞成不赞成。
    （赞成）（工联：我们保证把枪交给解放军）
    第一步是要求你们先封存，不启用，这样才能保证制止武斗。
    （地总：工人联合组织排除了大多数工人，我们不承认。）
    他作为一个组织，不要什么人承认，就是一个客观存在。
    （地总：我们大多数工人被排挤在外面。）
    你们有你们的组织嘛，我要求你们：1、把所有枪支弹药全部封存起来，包括车辆，不要开着到处跑；2、就是不要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3、支持解放军在市区到车站码头进行巡逻。如何人不许干涉，以后不得违反。否则，以破坏“六六”通令来处理。我一定要把广州这几条定下来，双方签字。我现在马上派人出去调查，今天会上的表示我还不能完全相信，因为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定要求你们做到这一点，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
    好，现在谈谈学生的问题，你们怎么办呢？
    （红司：我们保证走工人的道路）
    （三司：总理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造反派教育很大，我们说口头表态是容易的，但行动上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一定按总理的指示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省直红旗：地总扣了我们的三个人已从二十七日开始绝食，他们至今不放。）
    （地总：我们准备放）
    当然要放，在这里重申，不管那一派扣的人都要放。
    （文艺总部：请总理批准我们打电话立即回去，立即宣传。）
    对嘛，人的思想转变都有个过程，我们说话都要客观一些，不要说得那么×，中南局好办，王首道不会带你们去抢枪，但青年人就很难说，要做艰苦的工作，首先是要下定决心，你们首先要达成协议，制止武斗，你们留下一部分代表，我们还要谈，关于筹备三结合问题，广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北京的红卫兵劝回来，现在有很多人替冒红代会的名誉去的，他们给你们增加不少负担，去年他们去煽风点火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就不同了。主席说：现在到各地串联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帮了倒忙。我们要求你们去把他们劝回来，现在绝不能包办代替，要把他们劝回来，同时还要在你们那里造成舆论，一致对外的空气，你们回去要立即制止武斗，我们派人下去调查，首先工人大联合，农民大联合，知识分子大联合，解放军作后盾，铁路一定要联合起来，要严明一条纪律，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如果再抢，就会被坏人利用。特务、流氓、烂仔也会来抢枪，那就会不清楚了，坏人打死我们的人，使我们更加对立，实际上是被坏人利用。今天大家同意，我们达成了协议，大家签字，然后每一个单位派一个人回去，通过你们宣传，把枪封起来，不要再用了，大家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这样，才能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有些组织是要费点功夫，象主义兵，年轻人嘛，思想起伏。（主义兵：我们坚决按总理指示办事）那就由你们回去说服下面的群众。
    （红总：现在医院成了派别医院）
    （机关红司：他们造谣）
    我看你们派别观点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你们这样已经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很远了，不管那一派都要立即回头，医院怎么能因观点不同不开刀呢？
    （总理念协议书）
    如果大家同意，签字后马上打印出来，下午就派飞机把你们送回广州，回去后，住在一起，开会调查，你们要容许解放军派兵保护，不要互相抓人，这样做，无论如何，是不好的。我相信广州一定要做出个榜样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周恩来就广州各派执行“制止武斗四项协议”发的贺电
    广州军区转中央调查组魏国印同志、调查组全体同志并广州地区各群众组织由京返穗代表同志：
    广州地区各群众组织代表九月四日关于贯彻执行“拥军爱民和制止武斗的四项协议”的决定收悉，并且听说正在付诸实施。你们所取得的这一成就使我们感到很高兴。你们的决定不仅直接有助于制止广州地区的武斗，而且对于促进广州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通过大批判走向大联合，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热忱地希望你们能够真正按照这一决定，以实际行动保证五项措施的全部实现，并预祝你们不断取得胜利。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广州“贫联”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说：
    你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应独立思考，凡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应该支持。前天你们去参加了大会（指“地总”举行的工革会）介入了武斗，这不好，对方就有理由批评你们。他们说你们是偏保组织，我们没有这样说嘛，事后你们又怪军区，你们去军区是借口，我不相信你们前天晚上不能回去，那么多人去军区，这又违犯了“九·五命令”。
    你们要有独立性，要有独立位置，成立独立组织。打电话回去通知广州，1．不要开大会，“九·五命令”发表后，发生武斗是不对的，刚刚发生武斗，你们又开大会，这样容易引起更大规模的武斗。2．把留在军区警卫营大院内的贫下中农劝回去，前天武斗打伤打死180多人，都是阶级兄弟。这些事中央调查组和广州军区是会弄清楚的，也是会正确处理的，目前不仅你们要撤出来，也要“地总”的人撤，在回去的路上，要再发生武斗，由军区做工作，“郊贫联”的同志可以从东山绕回去。
    你们要和中央调查组合作，你们执行了四条协议，执行了“九·五命令”，队就站对啦，就是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了。我们就是拿这些来考验你们，希望在这两方面做出成绩来。
    “郊贫联”的人数很多，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让广大农民进城，只要你们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执行四条协议，执行“九·五命令"，你们的组织就站住了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黄永胜在接见广东各地代表时的讲话
    〖地点：京西宾馆。摘要〗
    在当前的关键时刻，对每个组织、每个人都是个很好的考验。是否能紧跟毛主席的部署，搞好大批判，如有一个组织没有搞好大批判，而是在那里搞武斗，不沿着毛主席所开辟的航道前进，就不是一个好组织。
    造反派要做出榜样，要立新功，尽管分成两派，但两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这里还有坏人，在国内还存在走资派，坏人，在外部还有敌人。总理每次接见都很强调敌情，特别是海丰那里有个莲花山，经常有敌情已很出名了。现在我们两派打起来，打死的几乎都是好人，真正的坏人倒没有打死。这两派有些造反精神好些，有些造反精神差些，有些觉悟快些，有些觉悟慢些，有些跟中央精神紧些，有的跟得没那么紧，造反精神好的要帮助造反精神差些的组织，觉悟快的组织要帮助觉悟慢的组织，紧跟中央精神的组织要帮助跟得不那么紧的组织，使他们改正错误。两派都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
    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有些部队支左犯了错误，屁股没有坐正。我们要相信他们会检查错误，屁股会转过来的，经过检查后，你们要相信他们解放军犯错误与走资派是不同的。
    最后还是具体解决几个问题：
    1．要为韶关“八一工农兵总部”平反。谁出面的就由谁出面平反。如果军区出面的，那就由军区出面为你们平反。
    2．要派部队（带枪）到四会，保护你们（造反派）回广宁。要把被关的人都放出来。
    3．海南那个冒充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要调查。你们把他抓起来，送交军分区，我们责令他们处理。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广州“旗派”五名代表时的讲话
    极左思潮不光你们那里有，全国普遍都有，你们也受了一些影响。主席视察后，集中地提出了四个字“斗私批修”，你们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吗？是主席回来时在列车上找三派谈话，什么道理都讲了，最后送给他们四个字。斗私批修你们是第一次实践，才能体会到这四个字的伟大意义。但联合也可能有反复，但也不要怕。
    要大胆地解放一批干部。革筹小组、造反派作基础，加一些军事干部和领导干部。现在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团结教育东风派问题，你们要高姿态。
    搞学习班这个办法很好。河南、湖北正在北京集训，老将们检查很深刻，小将们感动得哭了。小将说：我们过去都把老干部看得太坏了。
    联合并不等于旗帜倒下，第一步没有这个要求，没有绝对的大统一。组织可以存在，只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要搞复课，具体办法你们想，你们对解决干部问题不放心，是可以理解的。有些问题革筹小组成立以后解决，干部子弟学校要解散，学生要分批到各学校去，中小学派军训团，大学派军代表，帮助三结合。
    大学要帮助中小学。
    总理指出：广州的户口保留证和下乡落户四年是骗人的。
    （农村大联合问题）干部下乡参加劳动是重要的，但农村还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干部下去把权就拿过来，贫下中农是不会同意的，知识青年只要和贫下中农结合得好，也是可以掌权的。
    文化大革命使每个组织、每个人，包括军队在内，都受着严峻的考验。你们是青年，缺乏经验，我们随时提醒你们，你们犯了错误与我们老年人不同，我们可以原谅你们。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工交红旗”和“地总”代表的讲话
    〖时间：晚，陪同接见者：戚本禹、吴法宪、黄永胜。摘要〗
    周总理问：“工人联合的情况怎样？”
    （“地总”汇报了26号签订六点协议）
    不坏嘛！
    （“工交红旗”汇报了广州冶金行业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和地总分裂大联合的情况）
    总理说：在大联合中还挖墙脚，这样搞是不对的。你们（指“地总”）过去是有派性的，军区在四月份要是急转直下，就可以把你们的保守倾向扭转过来。但是军区工作做慢了一些。军区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两件事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改了就行了，比如八一战斗兵团平反问题。
    （代表汇报了情况）
    总理说：他们究竟还有多少人？
    军代表说：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
    黄永胜：他们说有几万。
    军代表汇报说：他们分三个口：工交、财贸、文艺。
    总理说：跨行业不行嘛！不是开平反大会嘛！
    黄永胜：还搞了平反联络站，要层层平反，
    “地总”代表：还要群众组织给他平反。
    总理说：群众组织要给他平反？那不是群众斗群众嘛？层层平反等于要帮他们发展组织，珠影东方红我四月份就帮他们平反了，要他们回去搞革命比赛吗？你们工人先把局面稳定下来，现在最难的是铁路等一下解决，现在是第二个年度了，无论如何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做个模范。
    总理说：老保翻天是指党内走资派，把老保加在群众头上我不同意。
    （汇报到斗私批修进行联合情况时）
    总理说：要破旧立新，把不合理的制度要打碎，要革命化。中南局除了那几个走资派和叛徒清楚了，省委除赵紫阳外还有哪些要批判，要打倒的，揭发出来没有？
    代表汇报了区梦觉是叛徒时，
    总理说：有证据吧？他自己承认吗？
    （代表一一回答）
    总理说：如果确实那就定性了。
    当汇报到戈枫是文化大革命黑手时，
    总理问戈枫，
    戚本禹同志说：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戈枫
    （并摆手向总理示意不行。）
    代表还谈到赵卓云前天来对我们说他是穷富农时，
    总理惊讶地问：赵卓云来了吗？
    （答：来了）
    是他们（旗派）把他们拉来的。干部问题你们回去审查。
    总理问：上山下乡的青年怎么样？
    （代表们汇报了情况）
    总理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红线，不是刘少奇的黑线。
    当谈到支农青年要造反时，
    总理说：“支农青年”四个字很好嘛！不支农回来造反，造谁的反，中央有个通知，你们要做他们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广铁分局两派关于维护广铁分局军管的协议
    军管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对周总理指示广铁分局实行军管的决定，我们热烈欢呼、坚决拥护，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了保证军管后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坚决相信、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冲击广铁分局军管会。对广铁分局军管会的指示、决定，坚决执行、坚决照办。
    二、坚决执行广州地区两派在北京签订的十二条协议。
    三、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学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彻底革命精神。
    四、 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积极支持和协助军管会搞好各项工作，在任何情况下双方组织坚决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无阻。
    本协议自军管之日起生效。
             广州铁路分局群众组织代表签字：广州铁路分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唐国良广州铁路分局春雷红色总部 李德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于北京
    附件 （四）
    最高指示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关于实现广州铁路分局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实现革命大联合，中央又发出了“十·一七通知”。我们坚决照办。
    在革命大批判的新形势下，必须集中全力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及其在铁路上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促进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和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双方代表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各级军管会的正确领导下，立即着手建立“广铁分局革命大联合筹备小组”。由双方各派三至五名代表组成。筹备小组下设办事机构，亦由双方派出同等代表组成。分局所属基层单位两派组织经过协商相应成立上述革命大联合的机构。
    二、革命大联合筹备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以斗私批修为纲，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通过大批判首先实现双方组织的革命大联合，并逐步实现全分局的按行政部门的革命大联合。
    三、正确对待干部。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教育干部大多数，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投敌叛变自首分子，只要他们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对干部要实行轮训学习，并让他们在工作中得到改造，经受考验。
    对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由双方协商批斗，如意见有分歧时，对方不得阻拦和干扰另一方批斗。
    四、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拥护各级军管会的正确领导，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和护路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五、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以及双方代表签订的“四项协议”，尚未上交的枪支、弹药和一切武器，必须在大联合筹备小组成立后五天内，交回中国人民解放军，逾期不交者，革命群众有权扭送军管会，严肃处理。
    六、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保证“九·二一”九条协议的贯彻执行。坚持节约闹革命，业余闹革命，更好地完成广州铁路运输任务，完成进出口物资、支港物资和战备物资的运输任务，确保秋季交易会的顺利召开。凡离开工作岗位的干部和职工，应由双方动员他们返回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双方应热情欢迎。
    七、坚决执行中央二四一号命令，铁路不介入地方，地方不介入铁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双方不参加地方的群众组织，目前尚留在双方组织中的学生，应 动员他们回校复课闹革命。
    八、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时刻不忘广州地处边防、面临港澳，严防敌特和地富反坏右及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持革命秩序，对本组织内的坏人要依靠和发动本组织内的群众去揭发处理。
    九、为了迅速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双立应增强团结，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不说。
    十、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广州铁路分局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签字：广州铁路分局春雷红色总部 李德权广铁分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唐国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二十三点于北京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双方代表的谈话
    〖陪同接见的首长有：戚本禹、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陈郁、王首道。总理满面笑容，步入接见厅和双方代表一一握手。〗
    总理高兴地说，广州三个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了，十万人的大会不要延期了吧？
    （工革联答：定下来了，明天上午九点）
    总理说：好？中央发个贺电去！
    总理：海员联合了，铁路联合了，现在就是革筹小组问题了。你们赞成搞个革筹小组回去推动呢，还是回去搞军管呢？
    总理首先问工革联代表，然后又问工革会代表。
    工人代表们回答：赞成搞革筹小组回去推动。
    总理又问旗派机关干部代表，
    代表回答：我们代表团昨晚讨论过了，紧跟中央，拥护中央决定成立革筹小组。
    总理：革筹小组还是五个人，陈郁同志不是主要的嘛，孔石泉同志在下面搞得还不错。你们提了赵卓云，他们提了马甫，一方推了一个，双方都不能接受，都还要考察一下嘛！
    “红旗”派代表汇报了广州现在又出现了抓领导干部现象，“总派”冲了军管会办的干部训练班，抓了戈枫、王维、田明等干部。总理记下了他们的名字。
    总理在记下田明时说：听说田明还不错嘛，为什么把他也抓了，抓人不对嘛！抓戈枫也是错误的，谁抓的？
    “地总”：是我们下面一个分部抓的。
    总理：立即打电话回去放人！戈枫我们是不同意马上结合，但也不要抓嘛！戈枫有些问题难道比陈再道还严重吗？陈再道还在训练班里嘛！立即打电话回去放人！
    （联络员带“地总”代表去打电话，回来后，“地总”代表告诉说，已打了电话，叫把戈枫送去警司。）
    总理：为什么送警司呢？马上送回学习班嘛！
    （联络员又带“地总”代表去打电话。）
    总理：军管会要保护参加学习班的人，任何人不准动。
    代表们汇报说，刚刚签订了协议，在北京的总派代表却把革命领导干部赵卓云同志抓去斗争、侮辱。你们在北京代表斗争赵卓云同志，在家里也抓人，这就不对嘛！
    （“总派”代表：抓戈枫是“地总”一个分部，在这里斗赵卓云是一部分代表，我们是不同意的。）
    总理：不管怎样，不能抓人，要讲道理嘛，你们的协议里面有的嘛，你们刚刚签订了协议还要这样搞。
    （总派代表汇报了旗派也有抓人的事情）
    总理说，两派都不能抓人。
    总理说：革筹小组就这样定了，你们要是相信中央的话，就是那五个人，我们发扬民主够多的了，先成立起来，他们是五个头头，他们提赵卓云有他们的道理。你们提马甫通不过，既然双方不能通过，只好都不能参加。你们回去之后要加强党性，反对派性，要解放干部，现在是你们支持，他们打倒，他们支持，你们打倒，这叫干部怎么活呢？干部怎么能过关呢？解放干部只能搞党性，不能搞派性。现在湖北的陈再道、钟汉华、蔡炳臣等都在训练班，都没有打嘛！应该文明一些嘛！对立情绪不要都集中在干部身上。广东总要比湖北文明一些。
    现在两广要赶快赶上来，两广都在前线，你们广东我本来已向主席报告，月底可以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又拖了十天。
    主席最近指示，“包括你们要打倒的陈再道在内，只要他承认错误，认真改正，得到群众谅解之后，可以站出来，重新站到革命队伍的行列里。”
    （旗派代表说，亮相干部不管亮在哪一边，都不要以派性来看待，要对革命负责。）
    总理：对！现在推动你们签了字，达成了协议，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今天民主就少了一点。工人阶级总是要革命的，群众总是要革命的。解放十八年了，但组成几派之后，就有了先进和落后的区别，领导层就要分析了，少数组织被利用了，现在已不能和过去走资派完全当道时相比了。现在军队支左形势就完全不同了，军队主观上总是支左的，军队支错了改得很快嘛。
    今年夺权斗争中发生了新的问题，一月份激进的一部分组织先夺了权，但很多没有夺好，没有联合另一派来夺权，一派夺了权，把另派排除在外，这是搞不成的，从一月份到现在，取得了经验，就是推动联合。现在存在的问题，两派中有一派是偏于保守的，当然，这个联合中有的可能激进些，有的可能保守些，都是群众组织嘛！不和群众组织联合和谁去联合呢？以左派为核心是肯定的，但不能以哪一派为核心，自封左派是可笑的，是愚蠢的，一定要通过斗争实践来考验，考验是不是百分之百地执行自己签定的协议。以前保守现在不保守了，前进了就好了。左派不能吃老本，老同志几十年的老本，几下子就吃光了，你们才一年半的功劳，不是一下子就吃光了吗？
    群众联合起来之后，里面是有先进保守之分的，按照科学的术语来说，组织内总有左、中、右之分，但为了不造成错觉，我们用保守两个字，与资产阶级右派差别很大。去年有些人保了一下走资派，就叫人家铁杆保皇，我不喜欢说铁杆两个字，你们总是要我们来定各个组织的性质，定性要靠自己长期实践来定性，不要中央给你们定性，好象保险箱，伯达同志说，超过份量就走向反面了。有些造反派，一旦定了性，就觉得我是造反派了，就无往而不造反了，以为什么事都任意干了，可以胡来。
    （红旗派代表请示，民主人士搞不搞四大的问题。）
    总理：不搞了吧，现在主要是搞党内走资派。
    （代表汇报了公安系统组织劳动人员最近情况）
    总理：要军管会去做工作。（黄永胜：可以。）你们回去之后，减少派性，联合起来发表声明，事情就好办了。
    主席最近批示：什么叫牛鬼蛇神呢？就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组织劳动人员本来是应该改造的，陶铸却把他们作为工人看待，陶铸对他这一点非常得意。对支农青年你们应该发表声明，上山下乡是大方向，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们要联合发表声明，要他们回农村去。
    （工革联代表汇报市内交通问题）
    总理：要撤出一切制高点，保证交通安全，市内交通部门要多派解放军去军管，（黄永胜连连点头，说可以）码头也要管起来，（关于拨款修车问题，陈郁同志说回去再解决）
    （代表汇报交易会文艺演出问题。）
    总理：上海、北京要去演出，你们就不要搞了。
    旗派说：“东风”派排了一个“白毛女”，硬说是总理批准的。
    总理说：我那里知道东风派排了个“白毛女”呢？！
    “广铁总司”代表请示总理：铁路军管问题是否可以公布？
    总理：签了字就可以公布嘛！
    总理又问黄永胜同志：可以马上军管了吗？（黄永胜答：可以！）
    红旗贫下中农代表汇报了郊贫联以民兵的名义还有一些枪支没有上交，红旗贫下中农有很多是民兵都把枪支上交了。协议上有嘛，都要上交嘛！
    总理最后说：后天开个大会，你们双方都找几个人讲讲话，不要又吵起来，要创造革命大联合的气氛，后天派飞机送你们回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国务院，中央文革给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贺电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广州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广州地区工人革命委员会，广州工交红旗，你们三大工人组织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广州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点胜利，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国务院、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1967.11.12；中发 ［67］ 341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一、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某些地方的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有改正，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希望广州军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二、广州地处边防前沿，美蒋英日苏修特务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革命警惕性，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九·五”命令，加强军民团结，大力支持军区做好支左工作。
    三、中央认为，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的《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很好，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书。当地驻军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广为散发和宣传这一协议书，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中央高兴地看到，广州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特别是广大工人，海员和铁路员工已经分别以不同形式，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了。
    四、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要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和林彪同志的十月一日国庆节讲话，警惕阶级敌人从极左方面或右的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斗私，批修”，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广东地区两派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晚八点十五分至十时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参加接见的全体代表，刚刚在大会堂渡过自己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之后，来到安徽厅参加中央首长对广东地区同志在京最后一次接见。代表们笑容满面，兴致勃勃，大家的喜悦心情使整个接见大厅呈现革命大联合的欢乐气氛。当总理、伯达、康老、江青、春桥等中央首长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地健步走进大厅时，代表们起立，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心情，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今天是你们最高兴的日子，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和我们的副统帅。（全场沸腾，全体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总理转向右边，一一介绍。）
    总理：这是伯达同志。（众高呼：向伯达同志致敬，向伯达同志学习！）
    总理：这是江青同志。（众高呼：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江青：向革命同志致敬，向革命同志学习！
    总理：这是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谢富治同志、杨成武同志、吴法宪同志、叶群同志。
    （总理又转向左边，一一介绍，全体代表热烈鼓掌）
    总理：这是康老同志。
    康生：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
    这是张春桥同志，黄永胜同志，李作鹏同志，刘兴元同志。
    总理：昨天我说过了，庆贺你们达成了十二条协议，今天凌晨又达成了告广州市人民书。根据“十二条”精神，这是个好的文件。现在，今天这个结束的会议，首先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宣读一下。这是经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批准的。（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宣读《决定》第一条，（记录从略，详见《决定》本文）
    总理：这一段是讲总的，是讲对军区的评价。八月二十日的检查，经过一段修正，认识错误要有个过程。我们给你们开了几次会，黄永胜同志也参加了，刘兴元同志也参加了。大家都很晓得广州军区管三个省军区，野战军也是比较多的地区，有援越抗美斗争的任务，不仅本身有自己的工作，还有援外任务。自从今年一月，接受了党交给的“三支、两军”的伟大任务。当然因为任务是新的，过去部队也作过群众工作，但过去是协助工作，而今天是领导工作。由于经验少，需要重新摸索经验。但成绩还是很大的，特别是从支工、支农方面来看。广东今年虽有灾情，但仍然获得了丰收；工业因为本身有限制，稍差一点。由于经验少，犯了一些错误，在军区的检查中也说了：（总理念军区的《检查》）“但是，在支左工作中，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有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四月份以后，我们仍然觉悟得迟，没有痛痛快快地彻底改正错误，致使广州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应该肯定人民解放军的成绩，指出缺点。军队，当然所有的解放军都是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队伍。广东尤其是这样，过去解放华南，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部队，这点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也是一样。我们还要求他们立新功，这就是江青同志在一次对军队领导同志讲话中所讲的。这是一次很深刻的讲话。所以，我们号召广州军区、各级军队领导机关、各野战部队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在广东，不仅在“三支”、“两军”方面要立新功，更重要的是援外战备任务，支援越南前线。譬如湛江，军分区不仅有“三支”、“两军”的任务，而且还有备战任务。所以，要求军区本身要更广泛地联系群众，深入开展阶级教育、战备教育，这样可以增加力量，这是关键问题。希望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注意。
    因为人民发动起来了，又有敌情，需要提高警惕，这就要我们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提到形势问题，最近有这么个估计，总会有人这样想，认为形势不那么好；但多数人认为形势还是大好的。因为敌情教育了我们，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我们讲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全胜。怎么能说广东不是好形势呢？说这种话的人，是急躁的、有派性的。这些人想那一派还在，对立派还在，这是从派性出发。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们全国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之下，这怎么还能说形势不大好呢？不会的嘛！广州的工人阶级响应了号召，实现了大联合。在大联合初期，旗帜还可以不倒。一定要这一派把那一派吃下去，消灭掉，这是小资产阶级派性，不是无产阶级党性，一派独霸，这样就变成小资产阶级。观点是会有不同的，在革命路线下也是会有不同的，这是允许的。一派独霸，这是不允许的。就是一派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激进的，缓进的。在政治上有分歧，若没有分歧，那才怪呢！一个问题达成一致了，又有新的问题产生了。这怎么能叫形势不好呢？正是大好的，悲观论是站不住脚的。希望你们回去批判悲观论。虽然有走资派，特务，美、蒋间谍，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存在，但是大局已定。所以，对形势不能说不好。不能听走资派，特务分子，坏人的挑拨。
    协议首先提拥军爱民，这个问题，江青同志四月二十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你们好好读一下。把军委的“八条” 、“十条”联系起来读，它们是相互的。在新形势下，在文化大革命下，更要依靠群众，搞好运动。广大群众也要依靠解放军。在“人民解放军万岁！”这个口号下，把军区错误的性质弄清，要军爱民、民拥军，表示我们强大的力量，表示我们一致对外。我们面临强大的敌人──美、蒋，要把交易会开好，这样表示我们是一致的，表示我们强大，这一点在你们文件上写了，这次要作的更好。把你们过去的什么“广老谭” 、“一小撮”等错误口号全部肃清，你们说能不能？（众雄壮有力地回答：能！）好嘛！
    总理宣读《决定》第二条（记录从略，详见《决定》本文）。
    总理：刚才讲的那段实际上把这段联系上了，要提高警惕，贯穿敌情观念。但是我们的战友们、小将们常抓住一点，把其他就忽略了。若他们从广州来，不仅是进入广州的问题了。广州与海外联系多，很容易进来，敌人进来是不难的。所以，你们敌情观念要加强，因为他在这里一动，港九反应最快。昨天你们讲的，你们的小报就不应出那么多，应把矛头对准敌人。尤其要防止破坏捣乱。因为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我们不能让交易会被破坏。交易会是要开一个月，但还有支援港九的长期斗争，要防止敌人破坏。防止谣言，使我们互相争吵，而他们却在旁边看笑话。我们需要的是革命的新秩序，旧的不好的应该打破。一年半了，应摸到一些规律。要严防敌人捣乱，这点广州比别的地方更为重要。你们的文件上也说了，要严禁武斗。
    广州过去曾有些学校搞无线电广播、无线电台，这相当于把打内战的消息让敌人听。还有无线电电台、电报、密码，这更不允许，是非法的。今后凡是遇这类事件，要立即报公安机关，采取专政措施。这是不允许的，是反革命行动。放毒药、暗杀，这都让群众注意，光靠专政机关是不够的。最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专政最重要的要靠群众，若发现了，让群众揭发出来，可以保持群众组织的健康。若在社会上搞破坏活动，不管是那一派，要把他揭发出来，扭送他到专政机关。所以，专政机关一定要依靠群众，与群众相结合，才能作得好。这一点，遇到群众相互争吵时，常常把它忘记了，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总理：宣读《决定》第三条（记录从略，详见《决定》本文）
    总理：这一条是讲，最近你们全面协议虽然晚了些，但有好处，把它搞的更丰富、更完全了。协议今天军区都散发了，问题就在于实践；要实践这个协议，这很重要。应该说在这协议还未达成前，海员首先大联合了，组成了一个组织。其次是铁路工人，先是铁路局的大联合，然后是分局的大联合，这都是很成功的。这些都说明有大联合的基础。当然，大联合最重要的是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下，以“斗私，批修”为纲，在十二条协议基础上嘛！在实践十二条协议中，考验你们是否是真正的革命组织。不要因为过去是造反组织，曾反过走资派──陶（铸）、赵（紫阳）。有这么一点本钱就够了？事物是向前发展的，我们能不能向前推动呢？
    若少数领导人不执行，群众就可以改换、撤掉他，这样还仍旧是革命派。另一种情况，过去批判走资派弱一点的，但一旦了解了，赶上来了，就好嘛！偏于保守一点，我们说是指在大方向上。真正保走资派的，是极少数，真正的“百万雄师”，也是其中极少数人，多数还是受蒙蔽的。尤其在军队“三支”、“两军”中，革命群众组织都参加大批判了，所以，这种保守倾向容易改变。过去落后的，现在赶上来了，甚至超过去了，这就要看谁站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以“斗私，批修”为纲，贯彻“十二条”。不能老是只争论过去。过去的大是大非，应该是看他是不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这是最大的原则，这才是真正的大是大非。现在就看谁走的好，否则有了协议，但没行动，不就变成了空谈家了吗？所以拿这“十二条”考验你们。你们成立监督小组，可以有总的，分的，这很有必要。不可能想象一天功夫就可以实现的，还要有一个宣传过程。双方要互相信任，相互监督，不然的话，光抓对方小辫子，这就不好办了。当然，整个运动的重点，应该引导到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上去。实践中考验你们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如果都称的起的话，联合的基础也就有了。现在广州的工人阶级已经带头了。所以，实践非常重要，希望你们回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实行“十二条”协议。
    总理：宣读《决定》第四条（记录从略，详见《决定》本文）
    总理：这一条是各组织经过协商，决定有五位同志领导工作。作军事工作的三位，黄永胜同志多年来为党工作，跟林副主席多年了，是个好同志，是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当然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党中央是信任他的，信任他能够领导工作的。本来由省军区来领导工作就可以了，但因为广东省有特殊重要的原因，就应该有更高一级的领导同志。孔石泉同志是第三政委，现在也要由他负责工作。陈德同志，你们都熟悉，广东人，有一些错误，与你们不是那么融洽，他来京开过会，中央是信任他的，作第一线的工作是需要大家支持的。地方的工作同志、中南局的同志支持的有陈郁、王首道同志。陈郁是个老同志，这次他认识了自己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站在了造反派一边。王首道同志，认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站出来了，你们同意他。过去，他在交通部工作中犯了错误，以前历史上也犯过错误，中央还是信任他的，他自己也表示要更好地工作，来弥补过去所犯的错误。
    你们尤其要相信解放军。领导同志五位，还必须把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吸收进来，现在来不及在这搞好，你们回去协商一下。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四位，工革会四位，工交红旗两位，由你们回去协商。铁路、海员都要有人，相应的农民两派也要有人，要照顾双方。学校的五个方面，红司、三司、新一司、中山医三○一，二，二，二，一；另外，红一司二个不满足，可以三个，共计十位。这样，可以组成广州大专院校红代会。另外，剩下的机关也好解决嘛！这样，就不难解决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问题。
    另外，昨天提议的，康生同志在山西省，用联席会议的办法，让各派都有人。一个星期可以召开定期会议。大家组织联合行动。都是你们本身的事情，就更易取得一致的意见。这里还有几件事，要学习，整风，可以派一些人到北京来学习，大军区，省军区，地方县、地委干部，红卫兵、军队里的干部，商量好就来。今天主席、林副主席接见学习班有八个省的，还有在京协商问题的八个省的代表，坐满了大会堂。学习，不管是开门还是关门，首先要作自我批评。象湛江两派谈的就不那么愉快，你们要帮他们。所以，一定要多谈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把对方的长处看到了。当然，原则是毛泽东思想，以“斗私，批修”为纲，通过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必须解放一大批干部，象广东省陈郁，是什么原因解放不了一大批干部呢？最重要的是有走资派象赵紫阳等挑拨，和其他因素。赵紫阳是叛徒喽！第二种原因是地方主义，这次认识多一些，以×××为首的一小撮，把中央批的人，排在外边，南下的干部起带头作用这是好的。不能拿缺点来否定主流。地方主义不应该翻案。批判地方主义，就是批陶铸的，不然陶铸怎么能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呢！怎么能叫他两面派呢！受地方主义影响就容易造成小资产阶级派性。
    第三个原因是坏分子，例如郭风、黄士民挑拨你们。他们不把你们向好的方向引导，而故意挑拨，这不能怪群众，怪他们。黄与香港有关系。“五·一六”中也有这样的人，对“五·一六”我们只是把一小撮坏头头揪出来，不要扩大化。不能说那个组织就不好了，不要人人去揪，最好由他本单位本组织的人把他揪出来。另外，我们反对象“揪军内一小撮”这类极“左”口号，但不能让右的思潮复活，即不能让老保翻天。再有不能让坏人复活，兴风作浪。这样才能使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向前进，走向前，赶上去。我们表示希望，你们能不能达到这个希望？（全体代表雄壮有力地回答：能！）好！
    底下是署名喽！经文革批准，最后由我们最伟大的统帅批准。（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代表们起立，高呼：向总理致敬！向总理学习！）
    总理笑着向同志们说：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此时，各组织代表纷纷起来，高声宣读保证书。）
    总理：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讲话！（代表们起立，呼口号：向江青同志致敬，学习！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江青同志笑着说：这我可不敢当啊！
    总理笑着小声对江青同志说：祝你身体健康，这有什么不敢当的！
    江青同志：同志们！欢迎你们！你们回去以后，要好好地以“斗私，批修”为纲，进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不这样作，就不能搞斗批改，就不能搞大批判。要说的话刚才总理都讲了。我就祝同志们良好的开端。如果再来北京，我们欢迎！（一旗派代表说：江青同志，下次我们再来，就不这样来了，革命大联合在一起来了。代表们纷纷站起，高呼：请康老讲话！）
    康生同志：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刚才有同志讲，再来北京就是大联合来，我看今天的大会就是大联合的会议，是革命大联合的会议。有一点，我要说一句，文件上讲，我五月份到广州，去是去了，那是接受中央专门任务秘密去的，没有什么重要指示，因为当时不能公开，只是最后在夜间，临上飞机前才与黄永胜同志谈了谈，因为是专门任务去的。文件这样写，我实在是惭愧得很，向同志们抱歉。但是，如果要是说错了，我还是负责的。（代表高呼，总理笑着说：欢迎康老再去广州。康老是很想去广州的，下次让他公开去。代表热烈鼓掌、欢迎。）
    康老高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打倒刘、邓、陶！（代表们又起立，高呼让伯达同志讲话）
    伯达：先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普通话讲的比我好，听的懂吗？（众答：听的懂！）拥护总理的讲话，庆祝你们在毛泽东思想下联合起来了，庆祝你们的会议成功。希望同志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把刘、邓、陶特别是陶的流毒肃清。
    毛主席万岁！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张春桥：刚才总理、江青、康老、伯达同志的讲话都很好。大家让我讲话，祝贺你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希望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基础上，再向前进一步。
    戚本禹：我建议休会，你们不是照顾首长休息吗！以后有机会再讲。
    总理：广州交易会，把酒会推到明天晚上进行，你们准备好，胜利地回去，搞交易会，要把协议实行好。我们高呼，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以“斗私，批修”为纲，希望你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代表们热烈鼓掌，欢迎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总理欣然同意，随即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
    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广州军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空前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掀起更大规模的拥军爱民的号召，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九·五”命令，紧跟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及其在广州地区的代理人赵紫阳之流，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坚决执行伟大导师的最新指示，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达成如下协议：
    一、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迅速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新高潮。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以“斗私，批修”为纲，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在革命大批判高潮中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各群众组织立即进行开门整风，破私立公，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为革命大联合扫清障碍。
    二、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九·五”命令，迅速掀起拥军爱民新高潮，迅速与广州地区驻军订立拥军爱民公约。坚决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群众组织要正确对待广州军区，拥护广州军区、省、市军管会的正确领导，今后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把矛头指向广州军区和省、市军管会。
    三、彻底制止武斗。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各群众组织要严格遵守双方签订的有关制止武斗的各项协议，还必须做到：
    1．彻底收交流散在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手中的一切武器、弹药、车辆、装备、器材和其它武斗工具，从本协议签定之日起，七日以内必须彻底清交。如逾期仍然藏匿不交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依其情节轻重论罪。今后，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不许制造任何武器，如匕首、长矛、土制炸弹等等。
    2．严禁打、砸、抢、抄、抓。不准调动人员、车辆参与武斗，不准煽动农民进城武斗。双方抓捕的人员要无条件立即释放，并绝对保证其人身安全，不准殴打、侮辱、迫害。严禁抢劫、破坏国家财产，抢劫、占用的一切公私财物，应如数退还。
    3．一旦发生武斗，广州军区、广州警备司令部、省、市军管会在得到任何一方的报告后，应火速赶赴现场，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制止武斗，进行现场调查，依法惩办武斗挑动者和杀人凶手。各群众组织应大力支持、协助，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阻挠、破坏。
    4．彻底拆除一切武斗工事、路障，撤除所占有的制高点、据点，取消居民联防。
    5．任何群众组织都不得私设电台。
    6．任何群众组织不得侵犯通讯自由。
    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加强敌情观念，时刻不忘广州地处前线、面临港澳，要坚决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敌特等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严防他们挑拨离间、制造混乱、煽起武斗、混水摸鱼。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和其它刑事犯罪分子。各群众组织要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专政机关，维护社会治安。外单位不得介入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公安人员要坚守工作岗位。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准干扰人民解放军武装巡逻。
    各群众组织要发动群众，根据公安六条的规定，立即清除混入组织内部的坏人。
    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九·一三”通知，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离开本单位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十天内返回原单位，学生十五天内返回本校。否则，工人、机关干部不发工资，农民不记工分，学生开除学籍，大中专毕业生不予分配工作。
    各群众组织要热情欢迎不同观点的同志返回原单位，并且不准歧视、围攻、殴打他们，不准寻找任何借口克扣工资、助学金，不准剥夺其开展“四大”的权利。
    六、保障城乡交通运输畅通。任何组织不得设置路障、关卡、擅自戒严，立即把一切生产或业务运输工具归还原单位，并保证今后不得拦截、抢劫、袭击、占用生产或业务运输工具。
    保证铁路、水上运输，不准袭击、占领、抢劫车站、港口，拦阻列车、船舶。不准干扰铁路、水上运输，要保证铁路员工、海员、旅客的人身安全，抢劫车站、港口的物资要一律送回。外单位不行介入铁路、水运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违者依法处理。
    七、坚决贯彻中央“七·一三”通知，不准煽动农民进城，不准到农村去挑动派别斗争，要在军管会的统一安排下，大力协助农民搞好“三秋”，农民组织应该独立自主，不要参与其它组织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区、县以上机关干部、工人、学生不能参加贫下中农组织，不要干预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社、场干部经贫下中农同意，也可以参加贫下中农组织，领导核心以贫下中农为主。
    八、进驻工厂、企业、农村、机关、报社、电台、医院、学校、公共场所的外单位人员应立即撤出，今后不准以任何理由袭击、进驻。各群众组织应立即撤出在外单位设立的联络站。
    九、各群众组织的广播站、小报、大批判专栏等，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准作为攻击另一组织的工具。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通过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加以解决。
    十、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各群众组织取消一切宣传车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单位和街头设立的高音喇叭。
    十一、国防军工企业，应严格执行中央“二·四”通知，不得与地方企业、工厂、机关、学校串连，不得参加地方群众组织，已经参加者，劝其退出。
    十二、双方各派出五名代表（工人二人、农民一人、学生一人、干部一人）与省、市军管会共同组成监督小组，在广大群众的监督和支持下，监督本协议的贯彻实施。双方要绝对保证监督小组工作方便和人身安全。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
    群众组织代表签字：（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各派代表的讲十二条协议主席说：大联合旗子不能倒。工人实现了大联合，开了个会，开得好，明天人民日报给你们报导，但会场出了个小风波，你们事先没商量好，不知那个组织打了旗，你们想不通还吵架。因为打了组织的旗，就出了个小风波，旗子打上很好么，主席说大联合旗子不能倒……12条协议要执行，按照毛泽东思想联合起来，可以打旗帜，红旗招展有什么不好，要在共同纲领上，革命原则下联合起来，就不一定是等于把组织都解散，就是联合起来一个组织还是有激进、缓进，保守的，公开打旗帜，没有什么坏处么，现在联合起来要共同斗私批修，要求联合消灭势不两立的敌对情绪，广州出现了工人带头推动农民各派联合。各派是以12条为基础促进大联合，联合比较慢的是学校机关，一步步来么！
    上山下乡是毛泽东思想。你们群众内遗留下一些问题未解决，首先是支农青年问题，不尽你们地区有武汉、上海、南京、长沙也有。有人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这一点首先不成立。上山下乡是主席思想，本来我国城乡是畸形发展的，现在要消灭城乡差别，要工农结合，面向农村。我国农村地区辽阔，搞结合在农村的容量比工厂大得多，不能城市的青年都在工厂，农村的青年在农村，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应该更多的青年走到农村。有一部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有一部分干部子弟不安心在农村，有些尽管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也不安心在农村，因此想利用这个机会返回城市，特别是广州下乡青年还有一个户口保留这是陶铸搞的。现在毕业生还没有完全安排工作，要工作农村是广阔天地，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的人，本身就是还留恋城市，是受陶铸毒害的。下乡就应安心于农村。当然有的地方生活安排不够好，应该由各机关安排解决。第二个原因我替你们解释一下，是武斗要帮手时，给这些人一点钱粮，就容易出来，夺枪用了他们，当然我不是指责哪个组织，谁有就自己批评了，你们不要指责某些组织，现在搞复课闹革命，按系统、行业大联合，曾经帮助过你们的朋友成了你们的包袱，你们也不好处理，但是都不要指责对方。
    现在有人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对中央文件挑三挑四，对中央文件怎么能怀疑呢？对中央文件，指示攻击诽谤的人都是错误的。说黑指示的人是有坏人在煽动，也有立场问题。说这种话的人就是错误的，现在广州支农青年有三万人左右，这个统计可能高了一些“10．8”文件下达后，回去一些，少了一点，大概还有一万多。
    关于交易会问题，现在还有第二种人，有消息说这些人准备明天或后天晚上到交易会门口静坐，这不是有意破坏国家威信，有意破坏交易会吗？到军区已没必要，还要到交易会门口静坐，出这种主意的人，不管主观愿望怎样，客观效果很坏，为什么要到交易会静坐？出主意的人是走资派牛鬼蛇神、香港特务、苏修特务。
    另外还有一种人是陶铸搞的。在郊区……工厂这里有劳改期满的人，港澳同胞回来的，本来这些工厂不开展四大，但这些人拿了工资就不生产，进城闹事，这里坏人更多。他们一定要在明天或后天去静坐闹事，这些人有些亡命之徒，这里一定有坏人插手。这是香港特务、美蒋特务、苏修、日本特务收买香港烂仔混进来，混个工作证很容易，这里肯定后头是有人的。这种人比第一种人还要坏，他们说学上海，但上海完全不一样，他们有许多活可以分到家庭帮做尼龙等活，有的人可以到工厂，有的在家，有活就干，没活就不干。而广州没那么多活干，却临时设置这几个工厂，没有管理，没有严格的纪律，又不象劳改的地方。这些地方要军管，一军管他们就闹事。这种人是和他们划清界限。
    第三种是侨民，有三百人从越南跑回来，他们借口说那边不能很好学语录，经过我们调查，里边有小商贩，因中越边境经常有轰炸，他们怕死就跑回家，因为边界线长，边防军拦阻不住，劝他们回去他们不走，跑了几百人来广州。但他要表示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要开会批判越修。越南是有修正主义的，但是要靠他们的人民起来。中国也有修正主义，所以现在要批修，越南现在打仗，在流血，为什么不在越南打美帝，这些人找借口跑回来，……从这点上看就不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这些人多数找借口在中国批越修，这不是革命行动，这部分人要看出他们找借口，劝他们回去，他们不回，应向他们说清楚，应该回去援越抗美。……
    今天的人数特别多，有两个原因，有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因为毛主席说七、八、九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到底中国文化大革命形势怎样，有人要看个究竟，还有一种是找机会破坏，比如从欧洲来的，他们不直接破坏，他们可以通过港澳特务进行破坏，他们表面还可以做点生意。第二有经济任务，由于战争，他们生产不好，特别是农产品生产下降，而我们农业不仅去年丰产，今年也有更大的丰产，今年我们也准备在农产品上做一点交易，今年农产品增加5％－6％，这还是保守一点，不单粮食增产，经济作物也大增产，棉花、糖、烟等，今年粮价特别高，不仅战争的地方，反动统治的地方，原来产米国现在都要进口，而且大米也要进口。这场文化大革命推动了农业增产。
    这次交易会我们要很好地做工作，要区别对待，比如日本来说，大资本家签定协议，今年订了，明年也要订，因为他们接了蒋经国到日本。我们给他点压力，他推回去了，所以这次要给他们点压力。另外一些多数的是跟我们做交易的，要分开。我们要一致对外，就需要广州的工农兵学商干部等团结一致，党政机关要全力搞好这个工作，不应在这个时候打内战，刚才对黄永胜说要打电话回去给广州军管会马上将十二条印出来，中央发表文件支持你们，宣传慢一点，要发动群众一致拥护协议，但是走资派不甘心死亡还要破坏。所以提议你们搞一个全市人民书，不允许他们破坏。但以上三种人如果没有外因，第一种人是好处理的，但是走资派不甘心失败，美蒋、苏修、日本特务还要破坏，这就需要你们各群众组织一致起来，搞个告全市人民书发下去，由群众搞好交易会，要组织宣传队，到处宣传要互相支持，如果有人挑衅，就要讲理不打架，象那些跑出来的劳改犯，军管会要抓起来，群众要支持，在交易会场所和住地行凶破坏的，军管会、警司要抓，有破坏的人押送，扣留。
    代表问：这次交易会的宣传要点是什么？
    总理：应加强宣传反帝反修，小报也要注意宣传反帝反修。特别是广州更应该反帝反修，不要搞一些内部的问题搞在小报上，因为这样容易传出去。广州有个纸厂，现在的小报，纸张特别好，你们真是神通广大，以后纸张一定要控制起来，要成立专门小组，要节约闹革命，我们已电话给外办，明晚宴会要节约，当然他们到小食店花钱我们欢迎罗！关于九大问题你们讨论过没有，（代表答：没有）应组织讨论，听听你们的意见。（红一司对支农青年表示态度）大学的同学要多做一些工作，有困难军管会帮助。现在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要说。刚才宣传方针已经讲了，接待外宾的旅店，还有三百多外地人员不走，各地都有些学生，几十个地方加起来就有几百，有湘江风雷，武汉钢派，河南二七公社等，这就需要你们去劝说，最好的是接近的一些人去做工作。我不知道这样大的旅馆外地学生有办法开支。（黄永胜：他们向我要。）要黄永胜开支，还有湖南的要张平化开支，广东的要赵紫阳开支。现在我们宣布赵紫阳开支无效，这是公家的资财，你们同他们那样有感情呀！你们要他们开支，不是承认张平化、赵紫阳是自己的同志吗？这纯粹是个流氓的行径。
    总理念十二条中的八条。这些组织办公地方，第一要节约闹革命，不要搞排场，陈伯达同志说不要太多的工作人员，你们工革会有多少人办公，我看不少。列宁说：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毛主席加上一个对官僚主义的惩罚。毛主席说，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学校中无政府主义这样重，是由于过去官僚主义造成的，还有资产阶级的教育造成。
    你们一动就搞大机关、占地方，不过只要下决心就能改的，现在这小头目，将来当了大头目就容易脱离群众，就会被群众抛弃。人少，要几间房子办公室可以同军管会协商，（代表反映市一宫的情况。）根据协议，按协议办事。
    我们要替广东成立革筹小组，是主席、林付主席同意时，军管会、机关干部、群众组织选出代表组成。比如工人已经有个大联合机构，可以选出人员、机关、农民是两派，组织较容易，也是这样。
    我们要军管会一星期开二次会，讨论革筹小组人选，这样机构多了就好解决。群众组织，只要有群众就要承认，有坏人由他们自己抓，坏头头可以撤换，当然有群众组织就要有一个办事机构，比如建筑工人有二、三个办事就行了。建筑工人有多少？就算你有十几万人，面临着敌情，我看两派都有派性，得有一点敌情，（并指示由军管会及广卅调查组派一小组协助处理湛江问题。）
    （最后总理指示铁道系统要单独处理，还要发文件）
    
    2011年9月2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