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托派克服社会主义危机的理论和战略 [复制链接]

当代托派克服社会主义危机的理论和战略
                                          罗云力

    面对世界的巨大变化和苏东社会主义的瓦解，当代托派认为社会主义的危机不是马列主义的危机，而是社会主义者——斯大林主义和社会党——错误实践的危机；与此相对应，资本主义虽然表现出相当活力，但它固有的矛盾在新形势下趋于激化，生态破坏等问题更宣告了它丧失适应能力的临界线已到来，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必将替代它；变化了的工人阶级仍是反资本主义的主体，通过全球工人的团结和与新社会运动的联合，通过“积极罢工”和建立“社会主义世界联邦”，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自治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会到来。

    当代托派社会主义是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为旗帜，推行所谓“世界革命”战略的一种极左的、带有浓厚宗派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第四国际”是它的国际性组织。虽然当代托派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人数不多、派别林立，但由于它的主张往往能赢得部分激进小资产者和工人的共鸣，至今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仍保有一席之地。另外，作为一种思潮，它虽然从总体上讲缺乏严整、周密的理论，但其已逝理论家曼德尔提出的许多观点却有着广泛的影响。
    （一）
    一般来说，托派是很少承认存在社会主义危机的，他们历史上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布革命高潮来临就是例证。然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他们注意到几代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信念今天前所未有地受到普遍怀疑，并承认“社会主义的危机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这种危机的实质是什么？它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当代托派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者实践的危机”，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托洛茨基理论的危机，因此，让正确理论为错误实践的罪过负责是荒谬的。所谓“社会主义者的实践危机”，当代托派认为有两类，一是“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二是以社会党为主，包括欧洲共产主义和第三世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内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当代托派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这两类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信誉危机应负的责任：
    第一，这两大群众性社会主义“流派”犯有规模惊人的“罪行”。当代托派列举了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许多“罪行”，比如20年代强迫农民集体化和对富农的非人道流放；30和40年代的大清洗；50和60年代对匈牙利和捷克的军事镇压；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血腥（托派中的极左派波萨达斯派曾盛赞中国文革，称之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和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暴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托派坚持认为正是这些“罪行”给社会主义信誉带来灾难性影响，而不是帝国主义无中生有的宣传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强调人们对社会主义气馁的原因不在于对“罪行”的揭露，而在于“罪行”本身。
    当代托派也历数了社会党的“罪行”，从一战时投票赞成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杀害工人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到没及时组织反纳粹起义，致使希特勒上台；从参与冷战支持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北约，以反共为由长期分裂工人运动，到70年代后半期限制工人运动和支持大资本的紧缩政策。
    第二，这两大“流派”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尝试均以历史性失败告终。当代托派一方面指责包括前苏联东欧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没有解决人民物质生活贫困问题，又没有消除包括政治迫害在内的人权压制；另一方面指责社会党人尽管在不少国家一度拥有议会多数并长期执政，但他们并没有实现他们在野时关于消除资本主义弊端的许诺，资本主义仍在继续，金牛犊依然存在。正因为如此，当代托派断言，在成体系和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奋斗150年并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至今世界上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责问，对一个前赴后继追求了150年都不能实现的目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怎能不怀疑和感到迷惘呢？
    第三，这两大“流派”都是置社会主义最终目标于不顾的既得利益者。当代托派在指责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时，也承认由于他们的努力给世界带来某些积极的根本性变化。比如工人的劳动条件有很大改善，人民的社会保障、教育和生活消费水平有不小提高，广大群众以往那种崇拜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安于他们统治的传统价值观已经被摒弃，精神面貌发生变化等等。但是，当代托派又认为，与上述改良成就同步出现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后果是，极端保守的“工人”官僚和“社会主义”官僚机构膨胀起来，这些官僚因害怕失去既得利益而拒绝把工人运动推向深入，拒绝为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最终目标进行斗争。其中社会党官僚以承认资产阶级国家和青睐合法主义，与资产阶级上层和资本主义国家融合，与新的“计算机化了的”私营成分融合的三部曲完成了与资产阶级的一体化；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官僚则以“党国家”的神话由社会公仆变成对群众专横的主人。
    第四，阻碍经济发展。除了以上原因外，当代托派认为社会主义丧失信誉还有一个主要因素——经济效率问题：社会主义官僚阶层阻碍了经济发展。例如，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本以为“计划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适合”使用电脑，但由于害怕地下出版物涌现，官僚特权阶层阻止信息自由流动，致使苏联在西方已经普及了第4代电脑的80年代中期才开始制造电脑。即使戈尔巴乔夫初期的改革也没使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它不过是“以典型的官僚方法来抑制官僚的过分行动”。①与此相对应，资本主义则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一度实现了经济的长期持续扩张并取得令人瞩目的社会成就。
    那么，社会主义还是必要的吗？资本主义将绿树常青吗？
    （二）
    当代托派社会主义者虽然认为资本主义呈现出某种灵活性，但坚决要求抛弃所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我调节机制”无所不能的幻想，认为资本主义摆脱了30年代周期性大危机并表现出一些适应性是以二战8000万人的尸体为代价的，但是人类社会容不得再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代价来刺激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外，当代托派还从多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丧失适应能力的临界线已迫近，论证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第一，资本主义原有的内在矛盾依然存在，并且日趋激烈。比如劳动异化依然存在。当代托派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可以设法使男女雇佣劳动者作为力图挣更多钱改善自己物质境遇的消费者，作为享有某些政治、社会权利的公民与它一体化，但它不能使他们作为生产者与它一体化。资本主义本性决定了在这个制度下的雇佣劳动者不可能进行自我控制和支配的自由劳动。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无力调动起工人的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又比如仍存在单个资本家为降低成本力图减少“自己的”工人消费，而资本家整体必须扩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再如生产力和市场的国际化同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著等等。
    第二，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变为毁灭力已由暂时现象趋向于永久现象，自杀性灾难威胁着人类文明甚至人类本身的延续。当代托派认为人类今天面临的空前威胁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核武器、生化武器和激光武器等可能带来的毁灭性战争；二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使生态灾难频频爆发；三是第三世界的饥荒、疾病、穷困和非人道迫害；四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以外籍工人、有色人种、妇女和青年首当其冲的大规模失业、困苦、堕落和民主权利的被剥夺，这种部分居民物质、精神和道德贫困状况的蔓延使“两极”社会重新出现，自30年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还没有见过如此规模的边缘化。
    在分析资本主义危机时，当代托派批判了一些与它有别的看法。比如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严重，而且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更可怕的是他们断定这种危机将不可避免地把全人类带入毁灭中去，任何人都无回天之力。当代托派则认为，这种悲观主义把恐惧、失望和忧虑合理化、扩大化，是放弃理性的表现，它不是动员人们起来勇敢地面对现实，而是使人们在现实面前失去信心。对此，托派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所有生物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人类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势必战胜这种对人类未来持有的失败主义和宿命论观点。因此它强调，劳动人民没有丧失拯救世界的能力，只是需要通过唤醒他们的意识，坚强他们的意志，使这种能力充分焕发出来。又比如，社会党等老牌改良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危机远没有那么严重，依靠政府的有力调控和专家的积极治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以致最终消除它；而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新改良主义者认为危机尽管严重，但由于占有者阶级肯定不愿自杀，因而人类将会在阶级和解和合作中找到出路。当代托派坚决反对一切调和主义和改良主义，认为资产阶级虽不愿自杀，但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其不会放弃能带来巨大利益的军事工业，至于把阻止核灾难的希望寄托于个别领导人的理智则是更靠不住的事情。
    总之，当代托派认为，正在临近的灾难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结构上的因果联系，而不像有的人断定的那样是科学技术发展无可挽回带来的。他们指出，科学技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远见，至今仍然有效。因而核军备竞赛不是量子物理学的必然结果，合成化学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海洋的污染，土地沙漠化也绝不能归罪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努力。使我们面临威胁和可怕灾难的力量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逻辑，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逻辑，追求私人财富的逻辑，而且首先的是由于它们在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每一领域中激发起来的普遍竞争的机制”。②所以若要阻止这些灾难的发生，就必须自觉地以人为本检验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放弃中短期的、局部的、分散的利益，放弃各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竞争，使现代技术被置于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等集体组织公开、民主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这些做法自然都与追求个人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不相容，因为这一制度内部存在着不断追求局部合理性与不断产生全球性的、往往具有毁灭性的不合理性之间的对立。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使人类面临的灾难只有随资本主义制度的消失才会消失。用曼德尔的话说：“人类在昨天所面临的抉择是：‘社会主义或者野蛮主义’。今天，这个抉择已经改为：‘社会主义或者死亡’。这是要实行共产主义的最意味深远的、可以想象得到的动机。”③
    （三）
    当代托派认为，当代社会主义危机虽然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它不像资本主义危机那样是不可克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穷途末路证明“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在今天仍是必要的；资本主义创造出战胜自身的经济和文化前提——工人阶级和物质生产力则表明这种社会主义是可能的。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当代托派提出了克服社会主义危机的一般战略。
    第一，确定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当代托派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危机的本质是社会主义者实践的危机，由于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和社会党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均以失败告终，因此只有提出一种令人信服的社会主义方案，才能使工人阶级从上述两大社会主义“流派”影响的阴影中走出来。
    当代托派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要使生产者在所有领域获得解放，其具体要点是：政治上，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政权不意味着一党制或官僚暴君统治，不得压制民主自由。它注重从质量上扩充民主，采取多元主义结构和多党制，权力掌握在普选产生的工人议会和人民议会手中，一切尊重社会主义合法性的党派均可参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通过动员群众等政治手段而不是行政或镇压行动实现领导作用。思想上，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所有党派都有权自由使用具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经济上，废除造成社会不平等和劳动异化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按计划分配资源、投资和组织生产，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逐步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消除为积累私人财富竞争的社会和经济动机，使社会摆脱“市场规律”（价值规律）的暴虐统治和奴役，并以缩短工作时间、男女同权和保护生态为前提，实行工人自治和对经济的管理。国际上，实行国际主义和激进和平主义，彻底反对军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强权和不公正的社会，一个生产者自由联合的社会制度。④
    第二，确认工人阶级在现时代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力军。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生产和服务领域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结构性失业大量出现，关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正在消失和传统工人阶级正在消亡、新中间阶级正在崛起的说法不胫而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质上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失去工人阶级，当代托派深知这一点对克服社会主义危机的重要性，因此在承认时代变化的同时，大力论证工人阶级仍是“反资本主义的主体”，是卓越的“社会主义主体”。
    他们认为，马克思对革命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一个中心观念：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实现。按马克思主义定义，作为一个历史主体，工人阶级指在经济的强制下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就世界范围和长期发展而言，工人阶级不是趋于削弱和瓦解，而是趋于壮大和联合。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是在发生变化，并断定他们的结论恰恰来自于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他们归纳的变化有：贫“富”分化，即“白领工人”和工人中的边缘阶层相伴扩大；性别变化，即工人中妇女比例增加；地域变化，即“老”国家“老”工业区工人数量下降，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在上升，并超过前者的下降数；还有产业结构变化，即工人在传统工业中减少，在新兴部门和公营部门中增加（但他们不认为目前是“后工业社会”的开端，不认为计算机化和小规模个体公司的出现将导致劳动的极大分散）。按他们的估计，雇佣劳动者在美国、英国和瑞典等最发达国家中已占职业人口90%以上，在数十个国家占80%左右。如果把农业雇佣劳动者也包括在内的话，总数要超过10亿。
    虽然当代托派坚持工人阶级是代表社会主义未来的社会力量，但是他们认为有三点情况不能忽视：
    一是工人阶级的力量还仅仅只表现为一种潜力，有待开发和凝聚。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区别于以往历史上所有社会革命的特点在于，主观因素或者“意识”因素、政治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而必须关注工人阶级意识问题。他们断言，造成工人阶级革命意识不强的主要责任在于社会党和斯大林主义持有的“政党工会分工论”或“代替论”，即工会只应负责雇员直接的物质要求，政党才有权从事政治的主张。当代托派强调，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身的事业，而不是上帝、政府或政党一类救世主的事业。因此，摆脱社会主义危机必须摆脱“代替论”，摆脱“代替论”才能把藏在工人群众“政治冷漠态度”背后的革命主动性调动出来。但同时他们又认为由于工人阶级不同层份的意识之间有很大分歧，思想觉悟有待提高，所以需要一个自觉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其主要任务是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并使他们在行动上团结一致，只要实现了这一点，99%需要做的事就已经完成了。当然，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焕发还有赖于他们依靠生活本身，依靠新的历史经验，克服由于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模式出现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与它能否积极克服自身的一些缺点紧密相关。当代托派认为，目前工人阶级虽然已经看到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破产，但还找不到替代它们的力量，找不到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方法。然而与当今工人阶级断断续续的、分裂孤立的反资本主义抵抗运动相比，新社会运动的抵抗有时却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强大——当美国最高法院作出限制堕胎权的裁决时，就有上百万妇女走上街头抗议。由此当代托派不仅看到了新社会运动的力量，而且在对比中看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存在一些落后观念：鄙视女权运动，固守源于“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结构的大男子主义；敌视生态和反核运动，认为这些运动的发展直接威胁到自己的就业。这些缺点使群众性新社会运动游离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之外独立发展。当代托派在向新社会运动指出他们提出的生态等诸问题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解决的同时，号召工人阶级进行积极的自我批评，以赢得新社会运动这一强大的同盟者。
    三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力争实现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联合。当代托派寄希望于这一联盟，认为随着这些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无产阶级无论从数量学是质量上看都将更加强大，在这一运动中的影响也会与日俱增。他们号召各国佣劳动者一方面要克服表现为工资差别的利益差别，另一方面要克服“领导国”、“领导党”等观念，从而使无产阶级日益壮大和日益团结的世界性趋势得以真正发展。另外，这一联盟还意味着与第三世界遭受极度剥削的农民联合，因为这些农民经常受到强大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促动和激发，工农联盟是那里革命胜利的动力。
    第三，当代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道路。“暴力革命”、“输出革命”是老牌托派的根本主张，当代托派原则上依然坚持，但亦有些结合现时代特点的认识。
    首先是大力主张“积极罢工”。老牌托派曾提出在工厂建立工人自治的工人委员会，以形成同工厂管理当局相抗衡的“双重权力结构”。当代托派更进一步，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所以通过一场总罢工导致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是高度工业化国家任何一场革命危机都将遵循的模式。具体而言他们提出了两点理由，一是罢工的威力今天比以前更大了。科技革命的发展不仅壮大了工人阶级的队伍，而且大大加强了工人阶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这在公营部门的雇佣劳动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过去，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是矿业、钢铁业、建筑业和汽车业。工人阶级在这些部门罢工虽能使这些部门瘫痪，一般却无力动摇整个资本主义大厦。今天，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是电信业、金融业和公共交通业，工人阶级一旦在这些要害部门罢工，瘫痪的就不再仅仅是个别的部门，而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二是找到了能获得“公众”支持的积极罢工方法。过去公营部门的罢工，往往由于得不到仍想上班、上学的低收入者支持而失败。为此当代托派提出采用新方法，即工交、电力、医院和学校等部门可照样运营和开放，但一切免费使用，这样的罢工既能有效打击资本势力，又能赢得广大雇佣劳动者公众的保护和赞许。
    此外是重新论证“社会主义世界联邦”。老牌托派的世界革命战略把社会主义世界联邦看作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由之路，当代托派亦坚持这一主张。曼德尔在一篇题为《社会主义的现实性》论文中明确指出：“在国际范围内国与国之间力量的社会一政治均势不平衡发展条件下，可以在一国范围内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只有在世纪范围内，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也就是说，它必须在世界主要国家内实现。”⑤与此同时，当代托派也作出了一些新的论证：一是强调这是阶级斗争国际化的要求。他们断定，生产力和资本的国际化是下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这将并且已经导致阶级斗争国际化。今天，跨国公司对世界市场的控制，使任何一种国家政策都显得软弱无力，任何一个或几个民族国家的抵抗都很难奏效。这就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了恢复的必要和复兴的客观基础。针对国际资本的攻势，目前工人阶级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即或者搞保护主义，即在每一个国家内与雇主和政府进行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外国人，这将不可避免地使工资、社会福利保障及劳动条件每况愈下；或者全球工人团结起来反对本国和国际的剥削者，这最低限度可以缩短工作时间和生活水平差距。二是生态等灾难和女权等问题国际化的要求。他们指出，放射性烟雾是不会在任何一条边界前停住的，无论是主权国家还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边界，无论是伊斯兰边界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
    （四）
    当代托派社会主义是当代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流派，突出特点是派别林立、极端左倾，然而在其时常相互矛盾的五花八门的具体观点中，也不乏某些有启发性的见解。
    就其极左方面而言，主要表现在：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推行不断革命论，使暴力革命教条化，输出革命绝对化，推进世界革命简单化；否定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否认世界上已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唯我独革的面目根本否定世界上几乎全部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对农民的革命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往往采取怀疑和排斥态度；原则上敌视和诋毁市场经济、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把它们看作资产阶级的东西。
    就其某些观点的一定参考价值而言，主要表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临界点的分析有利于加深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认识，有利于恢复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心；对前苏东“工人国家”官僚特权集团的批判和关于社会主义多党制的主张，有利我们警惕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和进行反对官僚集权弊端的政治体制改革；关于工人阶级与新社会运动和第三世界进行革命联盟的思想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同盟军问题；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张，有利于我们对当代国际主义问题的思考等等。
    综上所述，当代托派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怀有强烈义愤，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无比向往的一个左倾革命派别，把它定性为帝国主义的“走狗”、“间谍”、“特务”或“列宁主义的死敌”是不妥当的。就当代托派社会主义发展前景来说，如果它仍然始终以整个左翼为敌，坚持极左教条主主和宗派主义，坚持“输出革命”和一度张扬的“先发制人的核打击”，逆和平和发展的时代潮流而动，那么它确实有成为人类敌人的危险并最终被历史淘汰；如果它能够结合时代的发展校正自己的极左倾向，致力于整个左翼的团结，也不排除它能为人类的社会主义解放事业作出一些贡献。

【参考文献】
    ①③参见曼德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载《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意义》一书，香港十月书屋1997年版，第118-136、191页。
    ②⑤米洛斯·尼科利奇：《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192页。
    ④参见高放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85-586页。
【原文出处】《科学社会主义》
【原刊期号】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