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清官思想
抗 古
在当前的“繁华盛世”，腐败问题层出不穷，而且性质与规模令人不禁咋舌，社会矛盾多方面的积累，各地的群体性事件也日益增多，政府公信力也严重缺失。主流媒体在宣传中一方面极力解释这一切问题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中必然出现的问题，都是需要在深化改革中能够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在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树立许多优秀干部即“清官”的形象。与此同时，许多群众也将与自身利益攸关的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某个来自更上一级的领导干部来体察民情，伸张正义。
在电视、电影越来越脱离现实老百姓生活的时候，以历史上狄仁杰、包拯、海瑞、纪晓岚等为主角的清官戏，也深受大家的喜欢与赞扬。当前新创作的文艺宣传作品中，也出现了一批“现代清官”的形象，把执行党的路线的领导干部誉为清官。
在已经是21世纪的今天，怎么看待清官这类人？如何评价群众对清官的期待思想呢？
顾名思义，清官即是清廉不贪的官。历来的统治者也是扬清贬贪的，但他们认为还有比清和贪更重要的东西。康熙皇帝说过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话：“为官之人，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无论谕旨批驳与部驳之事，积年累月，概不完结，似此清官，亦何裨于国事乎？”可见，作为官员能不能为统治阶级办事，是第一位的。我们不是说清廉不值得肯定，但在阶级社会中，清不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单独抽离出贪与不贪这一方面是说明不了本质的。
有人说：清官们执法公平！但是，认识问题不能停留在这样一个表面看来很简单的结论上。在阶级社会，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无公平可言的。封建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保护封建的等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就是要保护资本的特权。既然在法律面前，人人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又如何用“执法公平”来赞扬执法者呢？
“清官们为民请命，为民作主！”
在古代，如包拯、海瑞等人，的确有为民请命的事实。但这种为民请命是以防止饥民造反为出发点的，最终目的还是维持封建统治的稳固。然而，我们更不应该无视这些清官为民请杀的事实。包拯对京东、河北、淮南等地的所谓“盗贼”，上书要求“不以多少远近，并须捕捉净尽，免成后害”。海瑞同包拯一样，既替老百姓请过命，也请过杀。倍受推崇的英雄岳飞，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也是毫不手软，因为他们都是忠于封建皇帝的。
肯定清官的另一个理由是清官能打击贪官污吏。
但这同样只是讲了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清官也是保护豪强的。海瑞就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这就是说，清官打击豪强是有限度的，绝非是要打掉整个豪强集团。马克思说过：“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这样就转移了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在连虚伪的自由主义都没有、公众更愚昧更软弱的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清官们惩治一两个豪强和贪官污吏，更容易起到保全事物本质的作用。
从社会历史上看，清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清官产生的根源，我们需要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和国家及官员的职能中去寻找。
剥削阶级要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必须使被统治者有起码的生存条件。这个条件，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表述，就是要使劳动者能得到必要劳动产品。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如果统治阶级能使劳动者获得必要的生存条件，那么水就不至于覆舟；反之，就有可能发生水浪翻舟的现象。而要保持水载舟而不覆舟这种平衡关系，从根本上说，不是政治手段、思想麻痹等所能奏效的。保持这种状况的基础是劳动者能获得必要劳动产品，而统治阶级的剥削也大体以剩余劳动产品为限，或超越不多。此种状态的舟水关系，于舟，即于剥削者而言，可称之为维护统治的安全线；于水，即于被剥削者而论，可称之为生存线。然而由于剥削阶级贪得无厌的本质，他们常常不以攫取剩余劳动产品为满足，还要盘剥劳动者的必要劳动产品，乃至实行竭泽而渔的政策。这样一来，便把劳动者的生活降到生存线以下，“水”于是激荡起来，“舟”也不再安全了，甚至倾覆。
可是，统治阶级并不都是竭泽而渔的蛮干家。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整体和长久的利益，在他们当中总有一批有全局眼光的人物出来探讨如何保持舟水平衡，力求把握住这条安全线。用他们常说的话，就是要做到“君安其位，民安其政”。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虽然不懂得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但农民受压迫到无法生存便会造反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迫使他们不得不探索这个与其统治安危存亡攸关的大问题，力求找到这条平衡线。墨子提出：上要节用慎刑，使民饥而有食，寒而得衣，劳而得息。《管子•权修篇》把这个问题说得更集中：“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些论述决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一种社会历史规律作用在人头脑中的反映。这个规律就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度量线。这条线就是清官产生的基础。但是“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这一古代民本政治的真实内涵决定了清官的实质与民主法治相去甚远。
所以，清官的存在又是阶级国家的需要。阶级国家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最主要的是依靠暴力。但是经验一再证明，暴力过头，剥削无限，“官逼民反”，他们又会自取灭亡。失民心者失天下，便是由剥削阶级的政治人物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远见的人物早就提出，为了巩固政权，要宽猛并济。“宽”就是实行必要的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和措施。清官大多是为了执行国家这种缓和职能而出现的一部分官吏。
其实，清官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机关为了维持统治阶级极力宣传的结果。一般说来，清官都是名不副实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统治者宣传这些实际并不清的“清官”是极为有用的，是出于本阶级的自觉的行动。他们把这种人说成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从而给受苦的老百姓一种幻想：制度无弊，问题在人，只要有了“好官”、“清官”，老百姓就不会再受屈、受压。这种超阶级的宣传，到宋代以后尤为突出，而且多半是在美化和神化清官。
在封建专制主义奴役下的个体农民，很容易把伸冤平愤直至求得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某个清官身上。农民迷信清官，是封建生产关系束缚和地主阶级宣传毒化的结果，是一种软弱无能的表现。在我国历史上虽然发生过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有过联合的行动，但总起来讲，广大农民主要是生活在封建生产关系之下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这种简单再生产是极其脆弱的，很容易遭到统治阶级的蹂躏和破坏。清官的政治和措施，虽然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安全，但也使农民从死亡线回到了生存线，从而使农民做稳了奴隶。于是，从表面上看，清官便受到了来自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方面的歌颂。地主阶级歌颂他们为解除政治危机做出了贡献。而农民所赞扬的只不过是从清官那里得到了奴隶般生存的条件，甚至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农民寄希望于清官，是农民在封建的经济压榨和政治压迫之下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反映，是农民屈从封建秩序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因此，清官思想本质上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在戏剧作品中表现得很突出。无论是包公戏还是海瑞戏，都有一个共同的鲜明主题，那就是描写贪官的霸道或清官的威严，都是以小民的无能来衬托的。受冤的百姓在遇到青天大老爷之前都是痛哭流涕，告苦连连，只有靠着青天大老爷的智慧与胆识才能重见天日。
清官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紧密相连的另一表现，就是清官的为民请命，是为寄希望于这个制度的顺民请命。不管清官们的业绩是怎样的千差万别，总是以小民顺从、驯服和对清官的感恩戴德为补充的。对清官来讲，不管他们的事业是多么轰轰烈烈，其行动从来没有越过统治秩序所许可的范围一步。包公为民请命的目的很明确：“且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所以民命不得不请。海瑞为民请命只是反对“竭泽而渔”。和海瑞同时代的何良俊说得很清楚：“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宣传清官为民请命的目的，无非是在于通过为一民请命，使万民顺从。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人们可曾看到过一个为造反的“刁民”请命的清官？
“为民请命”还说明，小民的命运是掌握在别人手中的，自己无能为力。百姓所请求于清官的，像奴隶对于主人那样，只是乞求恩赐与怜悯，清官的“伟大”则在于满足这种乞求。这样的为民请命所宣扬的道理是：万民仰仗于一人，一人能救万民，普通人的命运只能靠救世主改变。
因此，清官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荒谬的。清官思想不是宣传人民的解放和力量，不是宣传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不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宣传一种盲目的英雄崇拜和“救世主”思想。
在中国，官为民主的封建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为什么到了今天还有人对清官一步三叹，那样地赞美清官思想呢？我想，这应该与现实的中国国情有关。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产生不发达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脱胎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对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做了某种意义上的否定，另一方面在自由竞争和弘扬传统的口号中，既引入和产生了许多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又使得一些封建糟粕死灰复燃。封建专制主义的许多东西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或多或少地残存着。干部终身制，官本位，一言堂，特权思想，裙带关系，官僚主义等等，都是它的表现。在当前的社会中，我们常常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有时甚至把属于封建主义的某些思想当作正确的东西来宣传，把糟粕当成精华。在这一点上，我们目前还不如那些民主革命比较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人民并不会对官员有多大的敬畏心理，更不会指望有青天老爷来拯救他们（虽然美国大片经常演绎超人、蜘蛛侠拯救人类的英雄故事，但大家也都是奔电影特技去看的，并不会真信这个），同时资产阶级的官员也表现得很“大众化”。
史学家李新曾振聋发聩的指出：“清官乃不祥之物。”又有人说：跪着的人民，才期待清官。凡百姓大呼“清官青天”之日，也必是受尽侮辱欺凌之时。只有当黎民百姓手中没有一丝权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才会在绝望的悬崖边缘期盼救星，呼唤青天爱民如子。但即便是最好的清官，也依然是老爷；最好的顺民，也不过是儿子。
在无产阶级已经能够为自己的命运而团结奋斗的现代社会中，我觉得还是《国际歌》唱得好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自己救自己！
（本文为旧话新说，原文为《清官问题评议》，作者刘泽华、王连升，载于《红旗》杂志1980年第20期）
